金融监管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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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趋势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功能型监管

金融监管体系的严重失范是导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乃至全球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以美国、英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以巴塞尔委员会等为主的国际金融组织及机构高度重视全球金融监管问题，先后进行了金融监管体系的调整与改进，并由此形成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新潮流。

一、国际金融监管变革的主要举措

1.美国监管改革措施

危机爆发前，美国采取的是“双重多头”金融监管模式，“双重”是指联邦和州政府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多头”是指有多个履行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联邦一级，联邦储备体系（FRS）主要负责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对控股公司的子公司也有一定的监管权。证券业、保险业、银行业则分别由证券交易委员（SEC）、全国保险监管者协会（NACI），货币监理署（FDIC）等机构，同时各州监管当局在法定权限内对所在州的金融机构有一定的监管权。次贷危机暴露出了“双重多头”的监管模式存在诸多弊病，亟需改革。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总统正式签署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即《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这被认为是美国1930年代以来幅度最大的金融监管改革，标志着美国的金融监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多德一弗兰克法案》法意旨主要有两个：即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保护。围绕这两方面，规定了以下具体措施：其一，监管重心从监管局部的风险转向系统性风险。为此而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来处理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的系统性风险，提高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加强金融系统稳定性，改变此前超级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局面。其二，在原有的美联储框架内，再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保护金融消费者免受金融欺骗与掠夺。其三，规范金融产品的交易，对证券化及场外衍生品金融市场进行规范和约束，加强对场外衍生品的金融监管，填补对对冲基金等金融行业的监管空白、限制大型金融机构的投机易和风险较高的衍生品交易。其四，优化监管组织体系，严格银行资本金监管和业务监管，设立破产清算机制。另外，赋予美联储更多权力，将其打造成可以监管大、中、小型银行的超级监管者。

2.英国的监管措施

英国实行统一的监管模式，1998年在合并了原来九个金融行业监管机构的基础上，成立金融监管服务局，对银行、证券、保险进行统一监管。英国受次贷危机的影响也比较大，是积极推进金融监管改革的国家之一。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主要体现在2009年2月的《2009年银行法案》和2009年7月的《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之中。《2009年银行法案》明确规定了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法定职责和所处的核心地位。并强化了相关的金融稳定政策工具和权限。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英国加强欧盟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合作，加强跨境监管，建立风险预警系统。

3.新的巴塞尔改革方案

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瑞士召开管理层会议，27个成员国形成了加强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协议III》，其最新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第一，注重资本安全，提高资本要求。从金融危机汲取了教训，巴塞尔协议Ⅲ将资本安全放在了首位，并采取以下措施：修订资本定义，提升普通股在银行资本中的地位；将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的最低要求从2%提高到了7%；在某些证券化处理方法中，对再证券化风险暴露赋予了更高的风险权重。第二，加强系统性分析防范，保持银行稳定性。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商业银行建立逆周期超额资本，对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监管指标和监管方式，引入杠杆率将银行表外风险包括在银行监管范围中。第三，引入新监管指标，建立统一协调的流动性标准。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流动性监管指标即“流动性覆盖比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流动性覆盖比率主要用来提高银行短期流动性来应对突发的流动性中断情况；净稳定融资比率主要用来鼓励银行使用稳定资本来源支持其业务，提高银行中长期的流动性。

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新动向

综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金融监管方面所采取的新举措，虽然各有侧重，但从中还是可以发现其具有共性之处，可以看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出以下新动向和趋势。

1.监管模式趋向综合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向综合金融监管模式方向进行改革，加强了美联储权力，将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统统纳入美联储监管视野，从而使其成为超级监管机构；英国则在原有的综合监管模式基础上，又设金融稳定机构，建立以金融稳定委员会为核心的国际金融监管架构；欧盟则将原欧盟层面的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委员会联合升级为欧盟监管当局，由此形成统一的欧盟金融业监管。

2.实行“无缝监管”。各种监管改革方案都扩大了监管范围，以达到全面监管金融业的目的。例如，巴塞尔协议Ⅲ通过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将银行表外业务包括在风险资产的范围内；美国、英国和欧盟等都把对冲基金等影子银行列入监管范围内；英国提出新的产品监管方法，以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3.突出系统性风险监管。传统的机构型监管以金融机构为监管对象并不能实现监管面的全覆盖，只有以金融业务或金融产品为监管对象的功能型监管才是与混业经营相适应的监管方式，是未来金融监管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所以，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家都更加关注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系统性风险，显示出功能型监管导向。美国新成立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监督系统性风险，强化美联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作用，英国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复杂识别威胁金融稳定的风险，显示出更加关注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系统性风险。

4.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一国的金融风险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传染给其他国家。当前的金融监管仍然是以国家为主体，缺乏在统一框架下的国家金融协作。在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中，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推进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信息共享和全球危机预警机制。2009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建立一个新的政府间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2011年4月，G20成员达成一致，准备把七大主要国家的各项政策放在显微镜下检视，支持建立全球预警机制。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新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演变主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3-1992），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承担货币政策制定和金融监管职责。第二阶段（1992年至今），开始实行分业监管模式。随着中国金融业与国际接轨，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建立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原有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越来越不利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从1992年开始证券监管职能、保险监管职能和银行业监管职能相继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出来，到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证监会）、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保监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银监会）“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制定与监督，其他三会分别负责对证券业、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监管。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和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新变化，以光大集团、中信集团为主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金融业混业经营方兴未艾，原有监管体制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不足和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容易出现监管疏漏。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金融机构间的业务交叉和渗透特征明显，业务界线逐渐变得模糊，如果严格按照现有的监管体制分业监管，缺乏沟通和协调机制。尽管成立了三方联席会议制度，以加强各方信息资源分享和监管行动协调，但是实际上执行困难，从而导致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出现真空地带，产生监管漏洞，并且同时出现监管过程脱节、多头和分散。

2.信息支持系统薄弱。我国金融监管质量不高，监管有效性不足的主要问题是金融数据信息不真实，情况反映不明晰，甚至相互矛盾。具体表现，一是金融机构内部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因信息反映的目的、利益的差异，致使反映结果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二是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信息反映标准不统一，宽严尺度掌握不一，致使信息反映差异较大；三是金融机构与其它部门因政策理解程度、执行力度不一，导致信息反映严重失实。这将导致决策依据不准确，政策指导出现严重偏差。

3.潜在的金融风险压力大。面对世界更为纷繁复杂的环境和形势，我们一方面要防止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的金融风险引发为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被国际性的金融危机所传染。长期以来在我国金融业中己聚集了大量的风险，主要是系统风险长期潜伏，局部风险集中释放。具体表现为金融资产质量每况愈下，金融机构经济效益不高等。如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差，不良贷款居高不下，资产流动性差，盗窃、诈骗银行资金等案件时有发生等。过去我们之所以能避免发生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之所以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侵袭，是因为资本市场的不开放和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但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正在减弱，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不断冲击着我国的金融发展之门。在这种情况下，防范金融风险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

4.国际金融监管协作欠缺。大型跨国金融机构需要众多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联合监管，而目前全球金融监管呈现区域分割的状态，各国之间缺少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和信息分享，随着全球金融化的不断推进，两者之间的矛盾必将明显。

四、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建议

1.循序渐进推进功能型监管。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动向显示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同时也实施功能型监管的必要。鉴于功能型监管对复合型监管人才、金融监管水平以及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要求较高，现阶段我国在这些方面尚未完善，只能循序渐进地推进。起初可以由人民银行作为牵头监管机构，实现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建立统一框架内人民银行领导下的三大专业监管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以解决分业监管交叉环节的监管真空。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过渡，将三大专业性机构合并为统一的监管委员会，按照金融产品或金融业务对金融业进行全面的监管，最终实现功能型监管。

2.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对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建立包括金融机构、监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等机构在内的信息披露制度，使信息的简单化、简便化、透明化。明确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形式、内容和责任，严格惩治金融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弄虚作假行为，确保信息纰漏的真实、有效、准确、及时。建立监管机构信息公开的内容、形成及信息披露的考核问责制度，强化监管机构在信息披露中的责任，建立网络化的监管信息数据库实现信息的共享，降低监管信息的搜寻成本。

3.扩大监管范围。金融创新工具既会带来金融市场的繁荣，同时又会对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很强的破坏性，尽管我国对冲基金等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开放程度还比较低，但最终全面开放的预期是肯定的。因此，监管机构必须保持“超前”监管的理念。我国应完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监管方法，将对冲基金等金融创新工具纳入到国内金融监管体制中，既重视金融创新，又不放松创新产品的监管，形成有效监管前提下的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

4.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的金融体系中独善其身。因此，国内监管部门要积极参与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并发挥我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加强与IMF、G20等组织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合作，建设应对金融危机的联合应急机制，协同制定与实施周期性经济政策以及完善共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制度体系。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本着“立足自身，着眼未来”的原则，根据现阶段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的实情，结合国家金融发展战略和国际金融形势，制定时完善相应的金融监管政策，维护和推进金融稳定，充分发挥金融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正能量。

总之，当前的金融监管需要全面协调，必须通过调整金融监管模式、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等多种手段和渠道，进一步打开我国金融监管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陈柳钦.金融危机视角下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剖析[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4.

[2]王光宇.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实践与启示——以欧美金融监管改革为例[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3）.

[3]齐兰，郑少华.全球金融体系变革与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J].学术月刊，2011（9）.

[4]镇六平.我国金融监管问题及对策探讨，商业经济，2012（3）.

金融监管趋势范文第2篇

监管体制基本特征

次贷危机前，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双层多元监管体制，也是“机构型监管”和“功能型监管”相互结合的体制。

机构性监管方面，在最基本的管辖权属上，美国联邦分业监管结构如下：美联储(FRS)、货币监理署(OCC)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三家机构共同负责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证监会(SE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美国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三家机构共同负责对证券期货机构及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信用合作社监管局(NCUA)负责对信用合作社的监管，储蓄信贷会监管局(OTS)负责对储贷会的监管。表1列示了美国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情况。

在三家银行监管机构的分权上，除银行进入的审批权由货币监理署独享外，在信息报送、兼并收购、破产银行的接管和行政救济等方面，三家机构行使大体一致的监管权。但在资本充足率标准、现场检查权方面，则有较大的差别。

美国证监会与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分权相对明晰，前者对证券机构和全国性证券市场拥有排他性的监管权，后者对商品期货的交易机构和产品拥有排他性监管权。但是，在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是金融期货和金融期权方面，两者存在交叉和冲突。

功能性监管方面，主要体现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上。美国所有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均由相应的行业监管机构监管。例如，银行控股公司的证券子公司由证监会监管。另外，行业内的控股公司也由各自的行业监管机构监管。因此，银行控股公司(BHC)、储贷会控股公司(THC)与证券控股公司(SIBHC)分别由联储、储贷会监管局和证监会进行监管。

对于拥有跨行业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按照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其母公司的监管实行伞形监管与联合监管共存的制度。美联储对所有金融控股公司拥有监管权，即所谓伞形监管，如图1所示。但是，在伞形监管条件下，对拥有其他行业大型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相关的行业监管者也可以作为联合监管者实施监管。例如，传统银行控股公司在收购证券子公司后，或者传统证券控股公司在收购银行后，证监会有权作为其“联合监管”机构实施监管。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储贷会监管局。

此外，美国的州政府拥有多方面的金融监管权力，其中最完整的体现在保险行业。美国联邦层面没有保险监管机构，州政府包办了对保险机构的全部监管权。州政府在商业银行、储贷会与信用合作社三个行业也享有较大的权力，其权属划分以“谁审批、谁监管”为原则，即由联邦机构颁发牌照的由联邦进行监管，由州政府颁发牌照的由州政府进行监管。

不可否认，美国的这套金融监管体制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结构性变化，复杂的、创新型金融工具作用越来越大，表外交易模式占比日益增大，而且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渠道公司（ABCP Conduits）、结构性投资工具公司（SIVs）、对冲基金等新的市场参与者几乎不受监管或仅受较少监管，这造成金融体系透明度降低，并潜藏流动性风险。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美国并没有顺应全球协调、统一监管标准的潮流和行动而采取根本性变革。次贷危机所暴露的是美国监管方面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面对市场新的变化和发展又没有法规明确授权，监管者的手脚被进一步束缚，使得原本具有优势的分散监管体制反而演变成一种劣势。

未来改革趋势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未来改革趋势尚存争议，本文认为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思考。

第一，金融监管将从宽松的监管周期向从严监管周期转变。考察全球金融监管发展历史，金融监管的严格与宽松程度呈周期性变动，当市场的竞争压力加大，各国将会推动金融自由化进程，放松监管；当金融风险加大，甚至金融危机来临时，各国将会以此为契机展开金融监管改革，从而推动宽松的监管周期向从严的监管周期转变。

上一个全球金融监管放松周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英国、日本以及美国为代表。全球金融监管的放松潮流在促进全球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聚了金融风险，并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而金融危机往往会推动金融监管改革的步伐，严格金融监管周期随之来临。危机促使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提速，美国颁布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虽然没有结束美国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但涉及广泛的改革条例，将推动美国回归从严的金融监管周期。但仍然可以预计，当下一个繁荣周期来临，市场竞争压力加剧，美国金融监管仍无法回避从加强监管到放松管制的回归。

第二，金融监管框架仍存在不确定性。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仍将面临种种挑战，未来3～5年，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落地依然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出台只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改革方案到具体实施的进程不仅是观念的交锋，也将展开新一轮利益的博弈。

在美国，谁来监管权力过大的美联储、央行的独立性问题、消费者金融保护与金融机构盈利空间之间的权衡、新成立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与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等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使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落地充满变数。美国金融监管法案后续大量建制立章的工作或将绵延数年，尤其是在未来，美国各个监管部门将集中进入法规制订阶段，各相关部门将制订各类法规243项、专项研究67项。实际上，这些细则的制订过程才会真正决定新法律将如何影响金融机构的行为，相关集团的游说也将影响监管细则的制订。金融监管改革的不确定性也可能最终使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成为不同国家利益、不同政党之间利益调和的牺牲品，从而使美国金融监管最终丧失一次结构性调整的最佳时机。

第三，金融监管套利的机会依然存在。由于各国金融体制和监管措施的不同，目前全球还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金融监管体系、法规和准则，不同国家之间仍将存在监管差异，金融监管套利仍将存在。美国通过了“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的监管门槛仍然较低，客观上为“监管套利”创造了可能。

美国的金融监管一向比欧洲严格，对银行业限制更多，这次改革则对银行业又施加了更多限制。尽管美国政府期望其他国家监管机构采取和美国相似的行动改革监管，但可以预计，其他市场不太可能追随美国制订相似法规，例如禁止银行业自营交易、限制衍生交易等。相反，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金融机构可能非常具体地针对美国的新法规制订相应法规和战略对策，从事新的监管套利，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扩展市场份额。

美国对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以及衍生品投资的新限制，将迫使美国银行在未来几年内逐步减少有关投资，并且有可能使银行的相关投资向监管相对宽松的地区迁移。未来，香港地区、新加坡有可能成为监管套利的“洼地”。由于香港地区实行低税率，成立基金的成本较低且不限制卖空，而且拥有紧邻我国大陆市场的优势，对对冲基金形成了独特的吸引力。根据另类投资管理协会（AIMA）的数据，2009年底，在香港地区注册的对冲基金共有542只，是2004年的五倍。此外，对冲基金研究机构（HFR）的报告显示，2010年一季度，全球对冲基金共有约677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资产总规模达1.67万亿美元，而同期亚洲对冲基金的资产规模达770亿美元。预计未来两年，亚洲（除日本外）的基金资产规模将增长70%，超过全球50%的增速。当前，在人民币汇改及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强化背景下，随着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范围的扩大和人民币在境外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因素可能加剧国际资本利用中国大陆、香港地区与全球金融监管的差异进行套利，热钱流动更加频繁，从而对金融市场及资产价格产生不利影响。

第四，美欧金融监管合作取得进展，但仍存在困难。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成立以来公布了金融监管改进报告、薪酬管理原则、30家金融巨头跨境监管等一系列方案，这表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已经跨出了历史性第一步。国际监管合作不仅是防范外源性、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有助于统一各国在金融监管改革上的尺度，避免其他国家或地区较为宽松的金融市场环境对已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造成威胁。为加强跨境和跨职能监管，减少不必要的差异，克服对具有全球和地区重要性公司的监管障碍，采取更协调的早期补救行动，母国将努力加强与东道国的合作，以确保沟通渠道的畅通。

欧美尽管都认同制定统一规则的重要性，但在具体措施的考虑上又都表现出“单边主义”倾向。欧美之间的利益分歧将注定全球金融监管合作的进程仍将存在摩擦，这主要体现为：（1）薪酬方面。法英德三国将从2011年开始征收银行税，美国并未最终要求银行将其高管的薪酬与银行业绩挂钩，此外，其他国家的大银行高管薪酬仍未与银行业绩挂钩。（2）对冲基金方面。美国不同意欧盟对美国对冲基金的限制措施，公开对欧盟拟议中的对大型投资基金的新管理措施表示反对，认为欧盟对私营证券和对冲基金的限制措施，将构成对美国企业的歧视，实际上是将其赶出欧洲市场。（3）资本金方面。美欧在补充银行资本金方面的执行力度差异较大。（4）伦敦与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竞争方面。虽然美欧竞相推出看似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但在如何维护本国或地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方面存在诸多分歧。

金融监管趋势范文第3篇

一、我国金融监管中存在的缺陷

（一）当前我国的非市场金融地位出现了反倾销泛滥现象。通过一般的情况来看，对于判断非市场金融是否出现反倾销现象，其中最主要的是需要把出口价与正常价格俩者进行比较，然而，在确定正常价格的时候可以按照出口国国内销售的价格、还有向第三国家的出口价格以及结构价格这几种方法来进行确定，以上这几种方法是进行保证正常价格以及进行判定是否反倾销的最科学最合理的办法。利用这几种方法就能够有效的科学的去规范政府的反倾销行为，从而可以制约防止滥用反倾销。然而，事实上，有不少国家在对中国进行反倾销的时候却不去给予我国市场金融的相应待遇，还有当确定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的时候，通常上习惯采用第三国来代替我们国内的价格，这样就使得代替国在一定程度加强了国外对我们中国的反倾销的随意性。所以说，这种做法是非常不科学，当然也是相当不公平的。

（二）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转变。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政府历经了两年多来的改革，使得我国政府与以前相比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可是依旧不能够适应市场金融的种种要求，这样就非常容易使我国引发国际的金融摩擦，其中，具体体现在下面几点：首先，当前我国政府的金融政策制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缺乏透明度。其次，我国外政府金融管理方式上还是一直采用以前传统的直接干预法，这样造成政府与企业俩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完全理顺。最后，我国政府在应对国际金融摩擦体制这方面没有得到完善，举个例子来说，我国政府没有去积极有效的进行解决出口秩序混乱的问题，还有对于我国目前国内出口的增长速度与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国外进口的限制措施仍然缺乏预警机制，以及我国国内企业在应对国际金融的过程当中，我国的政府部门往往缺乏充分与有效的参与等等，以上这些情况就大大加剧了中外的金融摩擦。

（三）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我国现在出现了不少大量效率的地下国有企业，这样就会给我国国内金融造成很大的负担，同时还使得我国加剧了在国际金融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我国的国有企业与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的性质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这种性质仅仅是属于国有的性质，因而被认为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摆脱国家的行政干预，从而造成了非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的现象出现。实际上，我国政府为了促进我国国内的企业发展，往往都会给予企业一定的经济补贴，但是，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的接轨的特殊时期，而且市场发育与实践的时间也是比较短的，并且我国市场观念还存在着缺失现象，这样就使得当前的市场秩序出现非常的混乱的情况，地方保护非常猖獗。所以，当国外对我国国内产品进行反倾销时，我国国有企业一般被拒绝给予市场金融地位，这样就使得反倾销的武断性大大的增强。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改革趋势的措施

（一）应当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在当前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当前这种金融体系当中独善其身。所以说，我国目前的国内监管部门必须要积极的参与到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当中，而且还需要把我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发挥出来，积极努力的去建设应对金融危机的联合应急机制，并且要共同协商进行制定与实施周期性经济相关的政策，除此之外，我国还需要进行完善共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制度体系。监管部门应该始终坚持“立足自身，着眼未来”的原则，按照当前这一阶段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然后再把我国金融发展战略与国际金融形势结合起来，最后制定出相应的金融监管政策，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够推进与维护我国的金融稳定的发展下去。

（二）需要完善市场的金融监管体制。我们应该按照规范的金融监管改革体制的要求彻底的转变政府的职能，尽快的造成我们国有企业的有效改革。深化价格改革，以消除可能诱发国际金融摩擦的制度潜在因素，具体措施包括：首先，我们要严格的按照透明度原则等规定，彻底的转变政府职能。然后，要遵守贸易自由化原则，建立开放型呢经济体制，其次，慎用贸易救济措施。最后，树立国际化观念，尽可能采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

（三）要扩大我国金融监管范围。金融创新工具对于金融市场来说，是有利又有弊的，它最主要的是能够推进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又会给金融市场的稳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破坏性，虽然我国现在对冲基金等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开放程度还是比较低的，但是，最终全面开放的预期是肯定的。所以说，监管机构应当始终保持“超前”金融监管的理念。我国应该完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以及投资银行的监管方法，把对冲基金等金融创新工具纳入到国内金融监管体制当中，这样既重视金融的创新，同时又不放松创新产品的监管，这样才能够有利于形成有效监管前提下的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

金融监管趋势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金融监管模式；伞型监管；协调

[中图分类号] F832.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0-0086-04

一、美国的伞型监管

1999年11月，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正式废除了长达60年之久的分业经营模式，抛弃了旧监管体系的个别立法，转向能灵活适应金融创新和未来形势发展需要的综合立法该法案允许银行控股公司升格为金融控股公司，允许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以控股公司的方式相互渗透，但不允许以子公司的方式进行业务渗透。该法还规定，金融控股公司达到一定的自有资本比率及取得相应的有关资格后便可进入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领域，当无法满足这些条件时必须退出相应业务领域。对于己达到条件的金融控股公司来说，则允许其在事先没有向美联储申请的情况下，进入新的业务领域。这就使得金融控股公司拥有无限的业务发展空间，很快成为美国混业经营的主要载体。

同时，《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对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技术、金融监管体系结构安排做了较全面的规定。尽管1960年以来的金融自由化给美国金融业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但是给银行业带来的危机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982-1992年，美国共有1442家银行倒闭(Cole.et.al.，1995)。人们开始认识到，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应该实现金融体系的效率与潜在风险性之间的均衡。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从以往对金融体系的直接管制走向以市场为基础的间接监管(Norton，1991)。反思金融监管理念之后，《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确立了伞型监管模式。对于拥有银行、证券和保险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由银行监管机构――联邦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州保险监管机构(美国没有联邦层面的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其相应的业务或功能进行监管，包括制定各自的监管规章、进行现场和非现场检查、行使各自的裁决权等。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FRB)作为伞式监管人，是综合管理的上级机构，通常负责控股公司层面的监管，只在必要时才能对其银行、证券或保险子公司进行有限制的监管，但若各功能监管机构认为联邦储备理事会的限制监管不适当，可在功能范围内优先行使自己的裁决权。

该伞型监管模式还有着良好的协调机制，表现在信息共享、事前协商、相互遵守监管规章和建立冲突解决机制四个方面：

(一)监管机构有义务相互提供信息和尽可能利用对方的既有信息。例如，银行监管机构有义务应SEC的要求，提供从事证券业务的银行的有关信息；SEC在对投资银行控股公司或其联营机构进行监管时，应最大可能地接受另一监管机构要求该机构提供的报告或另一监管机构的检查结果。FRB必须与各分业监管机构信息共享，例如FRB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如有理由相信子公司从事的活动将给控股公司或其存款类子公司带来重大风险)有权检查金融控股公司的任何子公司，以获取有关控股公司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及其相应监控系统的有关信息①。

(二)监管机构在对自己管辖范围内事务实施监管时，如涉及另一监管机构职责范围，应事先进行协商。例如，SEC在制定针对新混合型产品的监管规则之前，必须与FRB就买卖该种产品的证券经纪商或自营商的注册要求进行协商并取得一致。

(三)各监管机构应遵守其他监管机构所属金融领域的法律，以减少潜在的冲突。例如，在对投资银行控股公司进行监管时，SEC必须服从其他相关的银行业法律及州保险法律。

(四)为解决可能出现的监管冲突，各监管机构之间还建立起冲突解决机制。例如，若FRB对SEC有关新混合型产品注册要求的条例存有异议，可以在该条例公布后60日内向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出审查请求，要求法院该条例；在法院最终审结之前该条例中止实施。

这四个方面的制度设计，为各功能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搭建了良好的平台。由此，美国形成了混业经营基础上的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相结合的“伞型”金融监管模式(如图1)。

采取这样的监管模式是与美国当时的经营模式密切相关的。美国不急于彻底废除旧有的机构监管框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新的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机构内部仍然保留了分业经营的原则。与之相适应，美国的金融监管也保留了原有的专业化监管机构，只是改变了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一一对应的关系，由总监管人(FRB)和按业务划分的功能监管人对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实行共同监管。这种中间监管模式既可对单一金融机构依据其风险特性进行针对性监管，又可以在整体上对金融体系的风险传递加以把握。在美国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家里，国民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崇尚权力的分散和制约，反对权力的过度集中，也是美国形成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深层次原因。

二、新形势下美国伞型监管的不足

美国的伞型监管机制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和风险的快速传递，该监管体制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现有分散监管架构与各类金融市场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不适应。由于对于市场新的变化和发展的监管没有明确授权，没有一个联邦机构能够有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看管金融市场和体系的整体风险监管状况，监管者的手脚被进一步束缚，监管重叠和监管缺位的问题同时存在，原本具有优势的分散监管反而变成一种劣势[1]。

其次，美国规则导向监管下的过细规则“造成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推广变得越来越困难，降低了监管者和金融机构的灵活性”②，同时也增加了美国的监管成本。2006年，美国金融服务的监管成本高达52.5亿美元，大约是英国的9倍。据估算，美国监管成本占被监管的银行非利息成本的10%-12%。《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报告认为，改革美国的监管架构“不是要减少监管机构，而是要创造一种按照风险分配资源，以风险为本的原则导向监管”。从1975年成立之日起就采用了灵活的原则导向监管模式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其执行主席沃尔特・卢肯(Walt Lukken)表示，“采用这样的监管方法使得委员会可以总是领先于监管问题出现之前来解决问题 ”③。

三、美国伞型监管模式的改革趋势

2007年6月11日，国会下属的独立的政府问责办公室④总审计长戴维・沃尔克(David M. Walker)专门召集总审计长会议，研究如何改进美国金融监管。该办公室早在2004年10月就发表了题为《行业发展促使再思美国监管结构》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尽管单靠完善监管架构本身并不能确保监管者能够实现监管目标，但架构本身的合理性确实有助于帮助或者阻碍实现持续、一致和全面的监管”。该报告主要的建议是“考虑在维持现有监管架构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监管整合，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专门负责监管复杂的、国际活跃的金融机构”。

《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和《行业发展促使再思美国监管结构》都是来自市场和监督部门对于美国金融监管架构的最新看法。实际上，在2007年8月次贷危机发生前后，美国一些财政和金融领域的主要领导者们也在逐步地重视这个问题。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于2007年5月发表演讲指出：“监管最好的选择就是用持续的、原则导向和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来应对金融创新。”他特别强调，“无论何时，只要可能，市场纪律的培育是防御的第一战线；为确保投资者和管理人员对其金融决策负责，监管者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对于市场纪律的加强；依靠市场纪律不应该同自由放任政策相混淆，市场纪律通常需要政府监督的支持”。这些表述确实与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观点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政府监管和市场纪律的发挥有了更加客观和平衡的态度，这对于美国未来监管模式的改革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2008年3月29日，美国财政部终于公布了改革蓝图，其主要的改革建议包括短期和中期的改革建议，并提出了长期的概念化的最优监管框架，而短期的改革措施是向中期和长期最优监管框架的一种过渡。

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针对目前的信贷和房屋抵押市场，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当局的合作，强化市场的监管等；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消除美国监管制度中的重叠，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长期的建议是向以目标为导向的监管方式(objectives-based regulatory approach)转变，具体措施是设立三个不同的监管当局：一是负责市场稳定的监管当局(Market Stability Regulator)，由美联储担任该职，并有责任和权利获得适当信息，披露信息；二是负责与政府担保有关的安全稳健的审慎金融监管当局(Prudential Financial Regulator)，承担目前联邦审慎监管当局，如OCC和储蓄机构监管局OTS的责任，并负责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职责；三是负责商业行为的监管当局(Business Conduct Regulator)，将SEC和CFTC合二为一，负责监管金融机构的商业运营以及保障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这样的监管方法可以在增强监管的同时，更好地应对市场的发展步伐，鼓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三大监管机构可以通过紧密联系，对相同的金融产品和风险采取统一的监管标准，大大提高监管的有效性⑤。

四、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趋势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趋势揭示了两个事实：一是无论采取哪种金融监管模式，都应建立信息共享和监管协调的制度安排，确保监管各方一旦出现冲突或者漏洞，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解决问题。提高金融监管协调效率，可以对金融机构进行总体监督和控制，惟其如此，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在统一监管模式下成为金融监管当局内部)的协调才具有坚实的平台[2]。二是金融监管应当随着市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优化。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监管者要能够审慎 地评估金融产品，洞悉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针对这些变化，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 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现实环境中，制度变迁的具体进程是复杂多样的，可能是一种自然演变过程，可能是突发式转型，也可能是制度移植。当前的金融全球一体化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步兴起的，其中出现了金融制度结构、金融规则、金融组织形式的趋同化，这种趋同化可能迫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自身长期以来的金融制度规则，加速金融制度的移植或突发性转型。而在金融发展的早期和中期，不同国家和地区金融制度差异很大，制度的转轨和过渡往往充满不确定性，可能会带来很高的风险或付出很大的代价。无疑，这个过程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因此，在选择本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时，不仅要对本国的金融经营模式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而且要充分考虑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特殊性。

目前，考虑到我国混业经营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如银行、证券、保险各自保留原有的组织形式，法律还没有为混业经营提供畅通的途径，尤其还没有正式的法律来促进和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我国金融机构持续的业务创新还有所欠缺，我国金融开放的程度还比较有限等等因素，以及我国仍然缺乏完全实行混业经营的微观基础，如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严格的财务纪律、健全的金融市场机制，这些都决定了金融监管改革必须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监管体系的监管能力，进一步发挥监管专业化的优势，实现对金融经营的动态连续监管，达到提高监管效率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以在尊重现有的分业监管模式的同时，通过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来解决金融机构之间业务交叉和金融控股公司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为混业经营的演进服务[3]。国际上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的制度安排一般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通过立法手段直接规定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框架，对它们的职能做出明确的规定，使监管的协调合作有法可依；第二层面是通过签署监管各方的谅解备忘录，规定监管协调的实施细则和相应的制度安排；第三层面是依法成立协调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进行多边合作及负责具体的协调运作。具体地，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改善金融监管协调，如：

(一)通过法律或谅解备忘录将联席会议制度化

第一，通过法律规定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框架，明确监管协调的实施细则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修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明确分工，权责明晰化，以保证监管协调合作能依法有序进行。

第二，对于明显边界模糊和职能交叉的重大事宜，可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部门联合发文等形式进行明确和细化，并将联席会议中达成的共识或协议予以公布、下达到各监管机构的分支机构，便于基层监管部门更好地进行合作与协调。

(二)对于金融创新业务进行联合审批，并在制度上加以保证

根据国外经验，金融业及金融机构的新的增长点一般都是由金融深化或金融创新带动的。我国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必须建立高效的、细化的联合审批制度，以此创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此外，还应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如在三大监管部门建立统一的金融创新业务资料档案数据库，并对金融创新产品实行追踪式监督，建立跟踪观察制度，及时发现创新产品可能产生问题的异常现象，分析其发生问题的原因，及时指导金融机构采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明确各监管机构的监管重点、增加审批的透明度，进而有效鼓励和推进金融创新。

(三)完善信息共享机制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根本在于信息共享。无论是法律制度的安排还是临时的联席会议，不同层次的监管协调机制都离不开监管信息的收集、交流、共享。而加强信息交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是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根本途径[4]。具体操作上，应该将金融机构的数据信息要及时向监管各方同时通报，保证监管机构能够及时、全面地了解各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同时还可避免几家监管机构重复向金融机构收集相同的信息资料的现象，减少金融机构的负担。同时，还应建立紧急磋商机制和紧急问题的快速处理通道，将危机处理程序化。这样可以在遇到紧急突发性事件时，能够尽快确认责任范围进而确认牵头机构，保证各部门的全面配合，化解金融风险，防止因个别突发事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在实际操作上，人民银行和各监管机构内部还应考虑共同开发一套信息交流平台，以确保信息资料准确、及时和安全的交流，提高合作的效率。总之，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应该坚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统一监管标准的改革取向，进行阶段性的过渡，而不宜“推倒重来”。

[注 释]

①参见《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黄毅、杜要忠译，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0年版)第111条――“改进对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

②《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The Blueprint for the US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由美国金融服务圆桌组织(Financial Services Roundtable)于2007年11月7日发表。美国金融服务圆桌组织的前身是储备城市银行家联合会，成立于1912年，代表了100家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的利益。1956年的《银行控股公司法案》规定成立银行控股公司需要获得美联储的批准，这推动了“注册银行控股公司联合会”在1958年成立。1993年7月，这两家机构合并，并于同年9月组成了“银行家圆桌组织”。该组织的董事会面对行业的变化趋势以及预期国会将会通过金融现代化法案，在1999年4月决定扩大范围，将混业金融服务的供应商包括进来。董事会同时强化了该组织作为“主要市场参与者”对政府和监管当局的影响。2000年上半年，第一个来自于证券业、投资银行和保险业的成员加入了这个银行家组织，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金融服务圆桌组织。

③廖 岷：《银监会官员反思美国金融监管》，http：//省略/home/mrsp/2008-04-02/54940.shtml

④政府问责办公室的前身是总会计办公室(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它是向国会和美国国民负责的机构。国会要求该办公室研究联邦政府的工作计划费用情况。该办公室是独立和无党派的，通常被称为国会的检查部门(investigative arm)或者国会的看门狗(the Congressional Watchdog)。该办公室研究联邦政府如何花费纳税人的税款，负责评估联邦计划，审计联邦费用和法律意见。该办公室向国会汇报发现问题时，也建议改进措施。它的核心原则和宗旨是维护尽责、操守和可靠性(accountability， integrity and reliability)。

⑤廖 岷：《银监会官员反思美国金融监管》，http：//省略/home/mrsp/2008-04-02/54940.shtml

[参考文献]

[1]叶辅靖.全能银行比较研究――兼论混业与分业经营 [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138-139.

[2]廖 凡.我国金融混业监管的模式选择与协调机制 [J]. 证券市场导报 ，2006，(11)：22-27.

[3]张 强，王忠生.我国分业监管协调合作的制度安排思考 [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4，(11)：22-26.

[4]巴曙松.金融监管机构是分是合，这并不关键――谈当前监管框架下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J]. 西部论丛 ，2006，(11)：38-40.

The Trend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in America And Its Lessons to China

Lin Pu

(Jiangsu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Nanjing 210002， China)

金融监管趋势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 互联网金融 监管 启示

国外有关互联网金融业态产生较早，但没有“互联网金融”即“Internet finance”的统一称谓，而是根据不同的业态分类有不同的称谓，如，Mobile Payments（移动支付）、Emerging Retail Payments（新兴的零售支付服务）、Electronic Fund Transfers（电子资金转账）、Electronic Money Institution （电子货币机构） 、Digital Currency（数字货币）等。国外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也在这些业务的发展中得以跟进和完善。

一、国际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及趋势

（一）国际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金融发展非常迅速，出现了从网络银行到网络保险，从网络个人理财到网络企业理财，从网络证券交易到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等全方位、多元化的互联网金融服务。（详见下表）

国际互联金融主要业态及其发展状况

[业态名称＼&代表性机构名称＼&发展状况＼&第三方支付＼&Paypal、

Eway（AU）、

Google Wallet＼&1998年Paypal在美国加州成立，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支付公司。2013年，美国Square移动支付公司的总支付额近200亿美元；Paypal的移动支付量为200亿美元。PayPal在法国在第三方支付方面占据48%的市场份额。＼&P2P＼&Lending Club、Zopa（UK）、Prosper、

Auxmoney（德国）、Smava（德国）＼&英国是P2P借贷的发源地，2005年3月，全球第一家提供P2P金融信息服务的网站公司Zopa在英国伦敦成立。

Lending Club成立于2006年，目前融资估值15.5亿美元，Lending Club 有非常多的知名投资机构和个人。2013年，Lending Club贷款超过20亿美元。＼&供应链融资＼&亚马逊、PayPal、Kabbage＼&2012年，马逊推出基于亚马逊平台的供应链融资项目Amazon Lending；PayPal于2013年4月在英国测试推出针对ebay等平台商家的融资服务。Kabbage目前已经获得累计5600万美元的融资。2012年，Kabbage约借出7000万美元的贷款。＼&众筹融资＼&kickstarter（KS）＼&2009年，美国率先出现了众筹（Crowdfunding）这一创新融资模式，2012年上半年全球共有众筹融资平台450多个。KS于2009年成立，主要向公众为小额融资项目募集资金，致力于支持和鼓励创新。2013年法国境内通过众筹平台共筹集了8000亿欧元。＼&网络银行＼&SFNB、

乐天（日本）

SBI（日本）＼&1995年美国花期银行率先在互联网上设立站点，形成了虚拟银行的雏形。1995年10月，世界第一家纯网络银行―安全第一网络银行（SFNB）开始营业。2009年日本的乐天开办网络银行，目前乐天银行是日本最大的网络银行。＼&互联网基金、证券＼&PayPal MMF、

E*Trade＼&PayPal公司成立于1998年，并于次年就设立了账户余额的货币市场基金，基金通过PayPal网站向在线投资者开放，前提是投资者须成为PayPal用户。2011年7月，PayPal关闭了管理的货币市场基金。1996年，纯网络经纪商E-Trade上线，开创了完全基于互联网交易的模式。1999年，以美林为代表的传统券商全面开展网络业务。＼&互联网保险＼&Insweb＼&1997美国的网络保险公司Insweb用户数是66万，1999年增加到了300万。目前，美国部分险种的网上交易额已经占到30―50%，英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车险网上销售额占比超过50%。＼&]

（二）国际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

未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核心是互联网支付，方向是瞄准普惠金融，形态是实现混业经营的大金融：一是移动互联网金融时代加速到来。近年来，移动通讯、互联网和金融的结合加速发展，全球将迎来了移动互联网金融时代。国际电信联盟公布的数据显示，预计到2014年底全球移动宽带普及率将达到32%，互联网用户总数将接近30亿，全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将达到23亿，其中55%来自发展中国家。2011年，全球移动支付交易总金额为1059亿美元，预计未来5年将以年均42%的速度增长，2016年将达到6169亿美元。同时，据国外机构预测，全球移动设备离线交易总额将会迅速突破万亿美元大关，2017年预计将增长至1.5万亿美元。移动互联网金融将渗透到传统银行业务的较多领域。二是互联网普惠金融时代加速到来。普惠金融体系是2005年之后才由联合国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基本含义是：能够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互联网金融具有与生俱来的普惠属性，对于推进金融体系的扩大化、平民化和人性化，实现普惠金融具有重要意义。三是互联网大金融时代加速到来。本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金融产业重组，兼并的趋势不断加大，金融服务业向综合业务集成方向发展，混业经营已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导趋向。互联网为金融服务综合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呈现出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

二、国际互联网金融监管举措及其特征

（一）主要经济体互联网金融监管举措

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对待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主基调是“鼓励金融创新、谨慎业态监管、保护消费权益”。

1、美国

2010年，美国设立了独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SEC），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产品，一般都隶属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监管。第三方支付机构要求先取得牌照才能开展业务。众筹业务由SEC直接监管。2012年美国通过JOBS法案，放开了众筹股权融资，而且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美国证监会对P2P贷款公司实行注册制管理，对信用登记、额度实施评估和管控。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求互联网信贷平台注册成为证券经纪商，认定互联网信贷平台出售的凭证属于证券。

2、英国

英国对互联网金融监管倾斜于宽松的非审慎监管，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监管注重行业自律。同时也注重监管随后跟进。2011年英国成立了全球首个人人贷行业协会，即“P2P金融协会”，建立 P2P借贷的行业准则。2012年成立了众筹行业协会。从2014年4月将P2P、众筹等业务纳入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的监管范畴，配套推出一揽子监管细则。

3、欧盟

建立内容全面、清晰、透明的法律体系。坚持适度审慎监管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各成员国采取一致的监管原则，建立“起始国”规则，加强联合监管。要求参与信贷业务的互联网金融机构需获得传统信贷机构牌照。2011年4月起，欧盟将网上第三方支付服务认定为“信贷机构”。按信贷准入监管标准进行管理。开展支付业务的机构事先应获得法国金融审慎监管局（ACPR）颁发的信贷机构牌照或者支付牌照。金融审慎监管局和金融市场监管局（AMF）对众筹实施监管。瑞典的网络融资与传统业务使用相同的监管规则。

4、日本

注重对现有管理规则的完善和补充，强化互联网金融保障性法律法规的建设。2008年，日本金融厅出台了电子货币支付监管等一系列专门法案。同时，近年来日本研究出台了信用管理和互联网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互联网金融发展保驾护航，如《规范互联网服务商责任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电子契约法》等。

（二）国际上互联网金融监管主要特征

国际上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行为方式存在一致性，但也存在一些差异：一是监管力度上存在差异。澳大利亚、英国等大多数国家采取轻监管方式，对互联网金融的硬性监管要求少，占用的监管资源也相对有限，而美国监管机构为了避免公众对监管不作为的指责，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相对主动。二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强化法律规范。各国都强调，互联网金融平台必须严格遵守已有的各类法律法规，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信息保密法、消费信贷法、第三方支付法规等，目前尚没有国家针对互联网金融出台专门的监管法律。三是强调行业自律。主要发达国家都强调建立互联网金融的行业自律机制，如，英国2011年成立了全球首个人人贷行业协会，2012年成立了众筹行业协会，通过行业协会建立了相关行业准则。四是重视信息披露，注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金融行为监管。多数发达国家对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机构采取了注册登记、发放从业牌照以及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同时设立了独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对互联网金融实施严格的行为监管，加强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三、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启示及建议

（一）加快互联网金融立法进程

在我国《合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票据法》、《电子签名法》等经济法律中适时补充互联网金融管理条款。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电子资金划拨法》、《网络购物条例》等与互联网金融发展相关的专业法规、明确互联网金融参与主体权利、义务。适时出台《规范互联网服务商责任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电子契约法》等方面法律法规，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同时要从立法文本、立案标准以及司法解释等方面加快互联网经济金融犯罪的法制工作，如，在往后的《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互联网经济金融犯罪的相关规定。

（二）建立完善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框架

根据一行三会（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现有的职责分工，明确互联网支付、借贷、保险、证券、信托以及基金等业态监管的职责权限。完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互联网金融联合监管工作机制。同时，加快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力量的整合，成立联合统一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建立一行三会与科技部、工信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地方政府金融办等部门的工作协同机制，在互联网科技、信息、机构准入以及经贸行为等方面开展合作，实现互联网金融协同监管。建立网络支付、借贷、众筹、证券等互联网金融各业态行业协会，发挥行业自律功能。

（三）制定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权力清单

在现有“一行三会”金融管理权责基础上制定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权力清单，厘清各部门在行政审批、日常管理以及风险监控方面的工作职责。设立由央行牵头的互联网金融联合监管办公室，建立工作磋商以及联合行动工作机制。同时建立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部门沟通协商机制，开展联合风险评估工作。在互联网金融联合监管工作框架下，由央行牵头成立互联网金融综合信息平台。建立互联网金融数据库系统，开展相应的数据监测与分析工作，风险提示、预警，定期互联网金融发展监测报告等。

（四）对互联网金融行为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出台支付、借贷、保险、证券、信托以及基金等互联网金融业态监管工作准则，对各业态创新发展的法制要求作出原则性规定，对一些涉及面广、风险较大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制定行为规则，建立日常监测与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对互联网金融综合服务机构平台实行备案、注册、发放牌照等行业准入制度。跟踪研究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发展演变，制定互联网金融各业态“负面清单”，及时明确法律与监管的红线。要求互联网金融参与机构主体对照清单开展自检，对其中不符合要求的部分事先进行整改，对于突破法律与监管红线的主体行为予以坚决取缔，采取严格惩治措施。

参考文献：

[1]巴曙松，杨彪.第三方支付国际监管研究及借鉴[J].财政研究，2012，（4）

[2]第一财经金融研究中心，中P2P借贷服务业白皮书（2013），2013年，中国经济出版社

[3]程雪军.论互联网金融发展与法律监管[J].财经金融，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