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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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拜物教；三个组成部分

一、拜物教内涵

关于拜物教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而在狭义的拜物教中，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在不同阶段其含义的侧重点也有不同。

广义上的拜物教，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对物的崇拜，主要凸显的是在蒙昧状态之下，人们的雏形。狭义上的拜物教，绝大多数学者采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作拜物教。”狭义上的拜物教，从商品交换开始萌芽，在以大量商品堆积的资本主义社会得到蓬勃发展。当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也提供了拜物教发展的土壤，也是我们研究拜物教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政治经济学角度剖析

“商品拜物教的物……不仅包含了一般与个别、具体与抽象的辩证方法，而且通过商品交换的抽象形式，生发出了辩证法的独特意蕴，即形式相对于内容的独特关系和地位。马克思正是通过揭示这种抽象的交换形式，得以透视资本运作的秘密，进而发现剩余价值规律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为商品，成了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商品交换背后隐藏的是劳动者之间劳动的交换，实质上是一种人与人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商品的“可感觉性”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它是由具体劳动创造，是财富的象征，是拜物教的基础与物质条件。商品的超感觉性在于其价值，由抽象劳动所创造，是迷惑交换本质的主要原因，让人们看不到商品交换背后劳动的交换。商品的这两种属性都促使了拜物教的滋生。抽象劳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这一枢纽打开了剩余价值，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局。

如同绝大多数学者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以及商品交换的角度分析拜物教的成因一般，他们也把这种假象归结为马克思说描述的“异化”现象，这里不再一一赘述这些学者的姓名。马克思揭示拜物教首先是一种异化现象，即对象由主体创造产生，而后独立于主体之外的不可回归的状态。假如我们研发了一种智能机器人，它们走路、说话甚至思考，进一步脱离了人类，并意图统治整个地球，这就是机器人的异化。异化强调客体对主体的不可回归性。同样，作为商品的物，都是由人类创造，是人手赋予了它们价值，而现在，它们成为人类所追求的东西，仿佛这种价值是商品与生俱来的，成为了一种独立个体。

问题在于，我们既然知道拜物教是一种异化的假象，为什么还对它趋之若鹜？我们既然知道了商品交换形式背后的本质，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仍然盛行拜物教？但是，“在今天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拜物教化不是消失了，而是愈演愈烈。”这就涉及到了物象化，人不能直接表现自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不能直接表现，只能依托一定的中介来完成。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表现为大量的商品堆积，人与人的关系只能靠商品、货币或资本来体现。这就滋生了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仅仅用异化理论也不能正确把握拜物教盛行的深层次原因。能把拜物教的原因归于物象化的学者占少数，其中以韩立新为代表。笔者也赞同韩立新的观点，该理论也是拜物教批判理论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三、从哲学角度剖析

相对与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析拜物教的时间久远，对马克思的拜物教哲学批判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主要集中于近几年。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从唯物主义中的“物”与拜物教中的“物”的区别以及从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出发，指出拜物教的批判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学中，而且对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彻底颠覆了旧唯物主义，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从哲学领域解放出来。在这个角度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是李惠斌。

“物神秘化”，是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正如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时所言：“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仅仅能够被我们直观地反映的，我们不能参与其中，而是处于任何客体之外，是一个旁观者。这就不可避免地把“物神秘化”。马克思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把实践引入了新唯物主义，强调人是现实的、有血有肉的人，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而非消极地去反映世界，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这就切断了拜物教的哲学可能性，揭开了物的神秘面纱：物是可以为人所认识和改造的，物是人创造的，它们没有任何神秘和不可认识之处。并且，在马克思分析作为商品的物与物的交换中，实际上提出了商品的价值等于劳动这一哲学假设，这就进一步远离了拜物教的陷阱，也更加科学化。

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把物神秘化，是否强调实践的重要作用，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哲学，还是一种消极被动直观的哲学。这如所说，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须亲自尝一尝。从这个意义上讲，拜物教批判理论颠覆了一切旧唯物主义，揭开了物的神秘性，使之变为积极主动的哲学体系，也奠定了拜物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马克思的论断，指出了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是给人们提供顺应世界、服从现状还是改变世界、改革现实的理论，二者的差别是消极、保守还是能动、革命的差别而不是知与行、是否知道运用理论于实践的差别。马克思提供了关于人的彻底解放、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科学的理论，这是马克思全部哲学的实质。”

从该角度出发，李惠斌提出了从物质决定意识这一世界观并不能得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原因在于我们受苏联教科书影响深重，二者之间根本无关联，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世界观指导应该是实践以及发挥主观能动性。笔者非常赞同这种说法，且物质与意识何者第一性的争论之是服务于世界的起源以及二者谁产生了谁，物质与意识的第一性，只在世界的“大本大原”的背景上有效，第一性不代表第一重要。

四、关于从科学社会主义剖析拜物教的综述

广义上的拜物教，从商品交换就开始潜滋暗长，拜物教同商品生产密不可分。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作为财富的象征无限堆积，拜物教在资本主义追求财富和金钱的土地上疯狂生长。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追求利益与金钱的社会，商品作为财富，且商品的价值只有靠交换才能实现，那么这种迷惑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即成为一种永恒的主题，自然备受追捧，三大拜物教合乎情理地大肆扩张。

“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作为资本拥有者的资本家，他不关心生产什么，只关心利润的牵引。这就决定了第1部类和第2部类的生产冲突，生产与消费不平衡，产品相对过剩，引发或刺激经济危机。资本家竭尽所能投资以获取剩余价值，最终却沦为了金钱的奴隶。只有他们的掘墓人资本主义，资本家才能摆脱作为金钱的奴隶的命运，拜物教也才能真正消亡。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孔明安.论商品拜物教中的辩证法意蕴[J].与现实，2014（2）.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夏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双重内涵及其在西方中的演化路径[J].与现实，2014（2）.

[5] 李惠斌.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对旧唯物论的颠覆及其意义[J].与现实，2014（2）.

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第2篇

 教学生会理书 所谓理书，就是理清课本的内容、结构层次。从内容上讲，学生要理出哪些是基础知识，即理出课本中有哪些概念和基本原理。这些基础知识学生不仅要找出来、画下来，更要理解这些基础知识，记住这些基础知识。找出来、画下来是前提，理解是关键，记住是落脚点。三者缺一不可。例如：“物质”这一概念，课本上写得很清楚，找出来、画下来是比较容易的事。至于理解，仅从定义的阐述方面，就可分四个层次理解。“哲学认为”，这就表明所阐述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从而为以后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物质观、机械唯物主义物质观划清界线埋下了伏笔。“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说明物质是第一性的，是客观的。“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说明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这里，“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不等于“为人的意识所反映”。“能反映”不是“已反映”，它只是表明意识能够反映物质，不是说意识已经反映物质。“客观实在”是对实实在在的物质的具体形态的概括和抽象。为了准确地理解“物质”这一概念，还必须明确客观实在是物质的唯一特性，要把握物质和物质的具体形态、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同哲学的物质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只有全面、准确地掌握这些知识，才能算理解了物质这一概念。最后还要准确、清晰地记住这些基础知识。只有到了这一步，才算是从内容上理清了书。从结构层次上理书就是指学生看书后，能理出课本上共讲了几个问题，先讲的是哪些问题，后讲的是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又是从哪几个层次和角度来阐述的？列举了哪些事例来论证的。这部分内容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居于什么地位，与前面所学知识有什么联系。为了帮助学生理清这些问题，教师可在起始阶段出些思考题供学生理书时参考。以后再逐步让学生自己理清这些问题。

教学生会扩书 课本上阐述的内容与事例往往受篇幅的限制，有些内容不可能阐述得很细、很深，列举的事例也不可能很多。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学会扩书，充实课本内容。指导学生对课本所阐述的内容进行扩充，引导学生列举自己熟悉的最新事例来论述课本上的观点。这既是思想政治课教学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需要，更是培养学生能力的需要。例如：我在讲价值规律时，课本阐述的理论观点虽通俗易懂，但事例不多不详。“市场是学习价值规律的大学校”，我就指导学生到市场做调查，回校后用调查的事例来充实课本。这样，由于将书本知识同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课本内容变得更丰富了，知识被学生学活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

教学生会改书 课本上讲述的内容与事例受时空的限制，难免有局限性，列举的事例总会带有一定的滞后性。而教育本身要求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教学内容应跟时代的步伐合拍，列举的事例必须是当前的现实事例。对那些已落后于形势的内容必须修改，对陈旧的事例必须更换。例如：高一《思想政治》教材讲“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时，列举首都钢铁公司实行的递增包干承包制，这种改革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当前中央决定扩大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不乏更好的典型。因此，引导学生用报纸上最新的改革典型来修改这部分内容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既保证了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又促进了时政课的学习。改书要慎重，防止随意性和负面效应。所谓随意性，即课本本身是正确的，教师引导学生根据片面的，甚至是不可靠的材料随意改动课本，破坏了课本的科学性。因此，凡是修改的部分都必须是中央已明确肯定的。所谓防止负面效应，即防止学生因改书而产生“思想政治课前面学了后面改，学了也无用”的错误想法。我经常向学生说明：凡是科学理论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正如牛顿的经典力学要发展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社会科学在社会变革的时展得更快是正常现象。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学的某些观点已随着人们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深化，是符合的认识规律的。

教学生会压书 所谓压书，就是把课本知识归纳成很少一部分内容，甚至归纳为几句话或几个关键词或字，这样有利于记忆。这种归纳必须建立在系统掌握课本知识，领会其精神实质，深知其内在联系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保证压书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否则只能是挂一漏万。开始指导学生压书时，可对一段或一节内容进行归纳，用一两句话或一两个字概括。随着学生归纳概括能力的提高，逐步发展为对一节或一课书内容的归纳概括。例如：我曾将高三《思想政治》第一、二课内容压缩为“国家”两个字，由此引申出：国家的基本阶级及阶级关系；国家制度——民主；国家性质——国体；国家管理形式——政体；国家职能——对内对外职能；国家结构——我国的“一国两制”。这种压书示范对学生学会归纳概括课本有很大的启发。

教学生会评书 这是对学生看书的最高要求。应该说这也不是每个学生都能轻而易举地达到这一要求的。但我认为必须引导学生逐步地有层次地向这方面发展。这是培养学生能力的最佳选择。学生读完一段书、一节书或一课书，写出自己的读后感想、体会、收获，甚至对课文进行评述，写出眉批、总批，如能达到这种水平，就真正达到了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学生的理论水平，以及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得到较大提高。

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拙与儒学伦理思想的思想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上的。通过中西方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古代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异，而这就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诉诸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广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很浓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却走出两条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当然包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这个定位是依据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基础而构建起来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得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两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家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入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面，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家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isao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以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斯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殖。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思想塞础

诚如上述所言: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管怎样，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相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其缘由在哪?笔者认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加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其一，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我们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学者吾淳就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得以发展成为学说体系。

其二，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作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了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较而言，古代希腊、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在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食识，可以看做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度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

一是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人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二是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入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第4篇

【内容提要】世纪之交的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亟待尽快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研究成果和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必须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能够最终形成促进、推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

【关键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正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具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当今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像中国这样长期困扰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持久因素。

虽然中国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让占世界总人口22％的人口丰衣足食，被世人誉为“世界经济史上持续发展的一桩奇迹”。但是，中国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生态环境的加剧恶化等却使未来农业发展面临多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1号国情报告所得出的这一极富挑战性的结论，唤起了人们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深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提出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粮食”，更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对中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的广为关注。

中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构成了中国如何迈向21世纪的主要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一、战略观点（注：根据研究者所提出见解的学科侧重或学科倾向，大致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概括为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并不是严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区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核心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