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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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范文第1篇

一、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简述

作为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一生进行过两次捍卫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大论战和一次新经济自由主义复兴的运动。20世纪三十年代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大论战和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以及20世纪七十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运动。哈耶克出版过两本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前一本书是他坚决反对纳粹主义、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通俗阐释，也是影响最大的“世纪之作”；而后一本书则是哈耶克毕生探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收由之作”。在这本《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依然不改其“斗士本色”，将无法实现“口诛”的“收由大论战”改作了“笔伐”的“理论大总结”，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进行了最后的全面批判，对新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简要地总结性论述。这两本著作使哈耶克成为了阐释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当然代表。

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一般认为，哈耶克在论证市场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问题上做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即将秩序的自发性和规则的自发性区别开来。在他看来，保证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因为在某些刻意制定的规则的基础上，也有可能产生出自发性的整体秩序。因此，真正重要的在于确保规则的自发演进属性，只有在自发进化过程中存续下来的规则——哈耶克称为内部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秩序，才是有效率的经济秩序，并且才与自由主义原则相一致。

（一）进化主义理性论与经济制度的进化。哈耶克强调分散性的个人知识的重要性。顺着这一线索，哈耶克提出了所谓的进化主义理性论。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讨论的理性指的是一种逻辑推理能力，是一种由一定的前提推论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在经济理论中，理性即指“为达到某些目标而对各种手段的最佳选择。”主要是对大卫·体漠的继承，使哈耶克坚持了一种怀疑论的姿态。为了说明他立足于人的本能和本性而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的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或者“自私”，他认为由于人们普遍相信个人主义是证明和鼓励人们自私的，这是那么多人不喜欢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又由于实际知识的困难在这里所引起的混乱，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其所作假设的内涵。他认为，理性认识不是知识的全部，文明发展史向我们表明：除了理性知识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类经验性的知识。作为总和的知识这个概念，其恰当的对照物应当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

经济制度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秩序进化，直接源于人们的经验性实践活动。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碰巧改变了规则，因此使得该群体的知识分工更为发达，并在变化和未知的环境中呈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愈来愈强、蒸蒸日上。当然，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验”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并不存在试验的意图，它类似于遗传变异，其作用也大体相同。规则的变化是由历史机遇引起的。

（二）经济自由与市场秩序。哈耶克认为，自发出现的市场经济秩序，是社会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最新进展，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最有效率的一种经济结构体系。作为一种“相对晚近的产物……，（市场秩序）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这些新的规则得以传播，……是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也吸收进来。”相对于其他经济秩序，尤其是集中性的计划经济秩序，这种秩序的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能保证该群体更有效地发现和利用分散性的个人知识，从而取得竞争优势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赋予了经济主体以拥有活动的私域，并相应拥有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本质上必定是一种赋予经济个体以自由的制度，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必定是一种发挥经济个体主动性，并在整体上显现出自发竞争态势的过程。正是在这里，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理论与自由主义相互勾连起来。

哈耶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说对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进一步阐发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放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并且以个人主义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与基本概念来阐述；二是着重从知识和信用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三是从批判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反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合理性。

对于市场秩序的效率优势，哈耶克认为，只要不存在各种不正当的强制，经济自由就趋向于造就出一种竞争的事态，这种竞争不同于完全竞争，而是一种不断逼近完全竞争均衡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个体力图寻找一种最佳的方式，以保证最有效地利用其所拥有的专有性知识。不仅如此，自发产生的价格信号也具有十分优越的信息交流功能，它能用最简短的形式将最重要的信息在经济个体间传递，并且只传递给相关经济当事人。相对价格变动反映了各种生产资源的相对重要性，经济主体只需要了解这一点，而无须过问导致这种相对重要性变化的背后原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经济选择。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的价格和竞争机制近乎完美，即使它存在某些缺陷，也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自我修复和调整，并不需要人为的整合，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完善可以使社会自生自发的繁荣，这就是哈耶克追求的“自生自发秩序”。

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

无可否认，哈耶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作用，哈耶克在当前这个内容庞杂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中还是有其独特性的。但我们也不是一味赞同哈耶克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观点。

（一）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缺陷。首先，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以脆弱的主观主义为基础的。在哈耶克看来，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个人的观念分类系统大致相同，因此不同的个人才能够理解彼此的行为的含义；同样道理，社会科学家也因此能够从外部分析其他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以之为要素组成一种关于社会关系整体的理解图示。显然，这种外部分析也是以主观主义为基本立场的，因为它也把个人行为的主观方面（在哈耶克那里个人行为进一步被简化还原为个人观念）一一作为研究的起点。其次，自相矛盾的怀疑主义立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哈耶克所主张的这种有限认识论立场最终都有明确的规范性结论。无论是强调习俗和传统的优先地位，还是强调模式（秩序）预测，其真正用意都是在于捍卫传统自由主义，或更确切地讲，是对私有财产，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建制提供辩护和证明。通过这种认识论论证，哈耶克试图为既有的私有财产制度提供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不可否认，这种有限认识论是哈耶克批判其他若干理论的一柄利刃。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后，哈耶克更是因此被一些人视为严谨的学者和自由主义旗手的典范结合。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的这柄利刃是双面的，在有效话难他人的同时，有限知识论也破坏了哈耶克自己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范文第2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对于刚刚传入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态度比较审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凝练成的“华盛顿共识”这一标志性政策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明显增强。然而，“华盛顿共识”在一些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资深学者率先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拉美、俄罗斯等国是系统实施“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也是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重灾区。［1］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伦敦经济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中国产权改革、私有化、市场化及贸易自由化的误导［2］(P69-73)，当前我国存在的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带来的［3］；另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还为政策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4］，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遵循了“华盛顿共识”［5］。然而，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政策层面的影响，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影响了政策层面，也影响了理论研究和教育层面。从政策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实施了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等政策，这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不谋而合；从理论层面和教育层面看，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期，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还是在西方留学、国内就读的学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今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已经逐渐放弃了“苏联范式”而转向“美国范式”，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中国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这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提出来的问题，在当下再次成为焦点。当时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苏联范式”遭遇了挑战，很多人幻想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够包医百病，包括中国问题。然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美国范式”所引爆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美国范式”在中国遭到冷遇，迷信“美国范式”的中国经济学又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研究机构、高校、出版物等多方渠道探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分析它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理论基础、教育体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同时，针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及构建原则。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及政策主张

作为凯恩斯主义对立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由诸多派别构成：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奈特、科斯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欧根等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萨克斯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派和以伊萨克森等为代表的北欧经济学派，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6］这些学派尽管观点各有差异，但它们传承和发展了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充分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尊重市场的调节作用。概言之，“市场统治”、“贸易自由化”、“企业私有化”、“有限政府”是新自由主义反复强调的信条，这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义基本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是对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简单复制，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众所周知，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无法经受垄断、外部性、经济危机等问题的打击而丧失了主流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等问题使以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失灵”，这无疑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了契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要拨云见日，复归主流地位，必须用新的方法和理论证明市场调节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证明国家垄断和福利国家带来的灾难。必须重新评价宏观理论体系，证明经济危机并非市场的必然产物。必须论证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并不成立，即外部性、垄断、公共产品、规模经济、信息缺乏、价格刚性与货币幻觉并不能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必须全面修正其分析框架，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一个具有历史基础和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框架。［7］为此，新自由主义各家学派进行了广泛探索，并用各自的方式对国家干预进行了批驳，证明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认为，政府以“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为借口不断扩大干预范围，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为了使政府干预有效而不破坏市场机制与自由，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政府的职能范围必须有限度”。二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8］(P4)。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了“滞胀”的出现，要解决这一问题，政策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限制政府职能，如何激发劳动生产率、资本形成能力等这些从根本上看来属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上来；同样，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从“理性预期假说”、“市场出清假说”以及“总供给假说”出发，推导出“政策无效”的命题。总之，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反对国家干预主义时，较少以传统的自由放任观念为基础，而更多地以“竞争性秩序”观念为基础。［9］为了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新自由主义还把制度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通过比较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劣，重新证明经济自由主义的合理性。科斯定理以及建立在科斯定理之上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费用为零，自由契约必将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分析框架，显然给国家干预主义以有力回击。总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新的形势下，一方面批驳政府干预的无效性，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为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不断完善具有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以调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规范与实证、形式主义与解释力缺乏之间的矛盾。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古典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混合经济；政府干预；效率与公平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在总结了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践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既继承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的优点，又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其缺点，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结合起来，把私人经济与政府经济结合起来，既保留了市场机制调节的效率，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公平，是一种比较成熟、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 

凯恩斯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1 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是一种由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经济。 

凯恩斯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不仅有私有产权的私人经济，而且还有政府经济以及私人经济与政府经济相混合的经济。他在《劝说集》中说道：“事业的性质不一，有些在技术上是属于社会的，有些在技术上是宜于个人经营的，对两者必须加以区别。有些事业个人已经在进行，已经有了成就，而有些事业则在个人活动范围以外，关于后一类，政府如果不做出决定，就再没有人来过问；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与后者而不是与前者有关的。在政府方面，主要不是在于去做那些个人已经在那里做的事体，不是在于比个人去做得好些或坏些，而是在于去做那些现在还没有人在那里做的事体。” 

在《通论》中，凯恩斯的混合经济思想更为明确。他说：“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他主张“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 

而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只能是国家的保卫者，公共事业的管理者，货币发行与法定利息率的决策者以及征税人，而不能是市场主体，不能是经济运行的调节者。 

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不仅有企业和居民，而且还有政府，政府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主体。萨缪尔逊就指出，市场经济的“全部主体”是消费者、厂商和政府。这种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像企业和居民一样，也进行投资生产（政府主要投资生产公共产品），进行采购和消费，它是市场经济中一个主要的投资者和生产者，也是一个主要的商品采购者和消费者。 

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混合经济体制是难以忍受的。他们认为，只要有政府存在，就有垄断存在，就有计划存在，就有权力存在，就有垄断和计划的弊端存在，就有权力寻租存在。如此，则“看不见的手”就是受限制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就将继续存在，改革就是不彻底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经济学上的老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把国家作为罪恶的渊源，其最彻底者甚至把欧美的福利国家也称为“通向奴役之路”。 

事实上，任何务实的而不是极端的经济学家，都能认识到强政府干预的优缺点和纯自由市场的优缺点。当然，由于存在双重缺陷，混合经济体制既不像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那样能够得到市场神学的支持，也不像强政府干预那样，能够得到计划神学的支持。市场神学与计划神学都能够得到大多数头脑简单的人的支持。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不是以自由市场排斥政府干预，或以强政府干预排斥市场调节，而是如何尽量减少混合经济体制的缺陷，尽可能发挥混合经济体制的优点。这是心态平和的、不走极端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各种类型的社全经济制度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2 政府干预 

凯恩斯革命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生活。《通论》一书，在批判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 

凯恩斯指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背后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即市场机制符合以下条件：（1）每个当事人都拥有完全的经济信息，每个生产者或消费者都能够充分地了解市场的价格变化。在经济当事人之间经济信息是对称的；（2）存在着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没有任何一个生产者可以控制或影响价格，没有任何企业或集团在生产和销售上具有垄断的地位，也不存在几个大企业集团之间的垄断竞争；（3）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由于其他条件的约束，边际产品的增加量随投入增加而递减，增加产量不会减少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4）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都不产生外部效应，不会对其他人的福利产生正的或负的影响；（5）交易成本很小，可以忽略不计；（6）经济当事人完全理性，即每个生产者都可以合理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益最大化。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凯恩斯通过分析，得出完全竞争的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由此导致“市场的失灵”（marketfailures）。他指出，由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是受到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边际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偏好”、“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纯粹依靠市场调节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导致社会供求的均衡，从而引发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经济危机也就由此产生。 

按照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存在着一定量的总需求，社会就会产生相应数量的供给。既然“看不见的手”不能充分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那么就应当让政府担当起调节供求关系的部分责任。凯恩斯认为应当放弃古典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干预经济。应当扩大政府经济职能，用提高资本边际效率或降低利率的办法来提高投资意愿；或者直接增加政府投资来弥补民间的消费和投资不足；抛弃传统的节约观念，鼓励消费，扩大社会需求；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政府应当通过宏观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手段来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鼓励消费，引导需求，以此克服市场缺陷所带来的种种经济困难；在增加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的过程中，政府甚至可以执行“举债支出”的赤字政策。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的经济先后遇到了麻烦。先是通货膨胀加剧，随即出现了在物价总水平急剧上升的同时失业也大量增加的“滞胀”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对政府干预调节的功效失去了信心，特别是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严重地打击了西方各国的经济，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基础。“政府失效”的概念开始出现。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继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官方经济学。

他们针对“政府失效”，积极提倡自由企业制度。弗里德曼指出，西方国家干预的实践并不成功，它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正是国家的干预活动阻碍了市场的健康发展，导致了西方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各种福利措施造成极大的浪费，降低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干预的过程中还包含着对公民个人自由的限制。因此，政府的干预必须减少而不是增多，它的主要职能在于“防御外来敌人的侵略，确保我们的每一个同胞不受其他人的强迫，调节我们内部的纠纷，以及使我们能一致同意我们应遵循的准则”。

20世纪80年代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提出了较为温和的国家干预理论：市场与政府都不是完美的，需要二者的结合。一方面，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另一方面，政府经济行为低效率，需要采取措施增强竞争、削弱垄断、适度分散政府功能，加强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 

其实，各个历史阶段的理论纷争，是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反映，不能简单地判定其正确或错误。它们之间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的过程，表明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同样重要。争论的焦点和根本区别，只是市场与政府角色的主次、干预的方式和干预的范围程度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们都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观念，已经很少有哪个经济学家主张“纯粹”的自由经济或“纯粹的政府干预”。新自由主义者不可能完全否定政府干预的作用，他们主张的政府经济职能偏重于保护和完善市场的自由竞争，防止垄断的发生。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西方社会已悄然完成了政府经济职能的调整，就是综合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优点，走向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混合型”经济。 

3 效率与公平 

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领域一对永恒的矛盾。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每个人都试图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既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能够增进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一己的安全或私利。但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外一种目标,尽管该目标并非是它的本意。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他经常地增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要好”。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会自动配置资源而无需国家的干预；主观追求自利的“经济人”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间接地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了。 因此,斯密的主张就是如果遵从市场对资源的自发配置作用,就是有效率的,进而也就是公平的。 

新古典学派也反对政府干预分配,认为任何试图使“结果均等”的努力都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损害。他们认为只有竞争的市场才是最有效率的,而竞争和自由是紧密联系的,如果政府干预,就等于没有了自由,市场竞争也无从谈起,效率也就随之消失。此外,他们认为效率本身就意味着公平,因为效率与个人能力和努力相关,效率反映了个人的勤奋程度与技术水平,收入多少正是给予他的最公平的回报。 

而事实上，市场本身的缺陷要求政府对公平问题实行某种干预。凯恩斯曾这样说过:“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显著特点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缺乏公平合理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在此他指出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存在着的两大弊端。因此，必须采取步骤进行改革，扩大政府的经济机能。在国家的管理控制和引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私人经济的作用。政府干预经济除了解决市场自发配置资源产生的低效率或无效率外,还可以减少由于市场的缺陷所造成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在财产占有、接受教育机会和能力等方面机会不均等,竞争中不是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因此而造成的收入差别不是由于勤奋与懒惰造成的。他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可以促进私人策动??力得到适当的发挥；既可以医治有欠公平合理和不能充分就业的弊病，又可以保留效率与自由。 

但总体来说凯恩斯也是一个效率优先的主张者,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政府干预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市场的无效率前提,1929-1933年的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最好的证明。当然缩小不公平程度也是政府干预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但重中之重还是效率。 

萨缪尔逊也明确地把不公平看作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缺陷。他说：“我们不要忘记，看不见的手有时会引导经济走上错误的道路”，“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虽然竞争具有一种理想的效率”，但它“对平等问题却是不闻不问。”“在市场经济下财富的分配是非常不平等的”。他认为，为了克服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这些缺陷，政府必须进入市场，把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实行混合经济。只有这样，才能把效率同公平、稳定结合起来。 

综上，我们不难总结出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经济学及萨缪尔逊,对于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他们主张的还是把效率放在第一位的,其中最大的区别表现在如何实现效率优先这一目标的手段上：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主张效率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效率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实现的,他们同时也坚持公平,但是这种公平属于机会平等的那种公平,他们反对任何对收入结果进行再分配的政府干预行为。 

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不同,他虽然也认为效率重要,但是他却认为这个效率依靠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一定要政府干预,也就是说政府干预是实现经济效率的前提,当然政府干预的同时可以缩小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程度。在公平的问题上萨缪尔逊这样说: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并不能答好像公平这类伦理的和规范性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收入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应该有多少份额转移给贫困家庭。这只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经济学不能回答多少贫困是可接受的或多少才是公平的,但它能有助于设计增加穷人收入的更有效率的方案。最后可以用萨缪尔森的话来做一个结语,一个有效率并讲人道的社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个方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者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作就会孤掌难鸣。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凯恩斯.劝说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 20世纪 新自由主义 市场经济

近代史上一个显著的史实，就是一次世界大战后，自1929年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所经历的“大萧条”，商品的大量过剩,垄断形式的广泛存在，使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设想的完全的、纯粹的自由经济处于尴尬境地，以至在一些国家中，如美国，不得不由政府出面，开始奉行所谓的国家干预主义。但这一切是否由市场自身的原因而形成？自由主义还要不要了呢？

19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政治割据、经济相对落后的帝国。但到19世纪末，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变革，废除了农奴制、统一关税、工业革命、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等，使德国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的自由主义经济达到了顶峰，在此期间德国一直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两种威胁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一是垄断加强，卡特尔组织发展迅猛；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该运动的矛头直指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本身的消耗、战败后的巨额战争赔款使德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以至至今善于总结历史教训的德国对通货膨胀还心有余悸。后期，德国的统治者希特勒推行了“军事计划主义经济政策”，也对德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制约，非常具有爱国情怀的德国学者对此忧心忡忡，自发形成了以欧根为核心的包括经济学和法学的学术群体，同时该群体对外部的一些学者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被称作“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的艾哈德。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他们认为，政府的责任不应该是直接干预私营企业的经济事务，而必须是制订和执行私人经济活动所应遵守的规则，鼓励竞争，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创造适宜的环境。当经历了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以艾哈德为代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同社会内的凯恩斯主义者所展开了的激烈论战后，新自由主义成为德国的主流派。“西德奇迹”创造了新自由主义取得成功的范例。其中尤其需要特写的一点是，新自由主义流派的学者们提出了“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认为人为秩序要符合自然秩序。想要“寻找合乎人和物的本质的秩序”，“赋予新的工业经济一个有运行能力的合乎人的尊严的持久的秩序”。他们首先提出“经济秩序的差异是什么？”的问题，然后进行了比较找出优缺点，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他们人为经济秩序存在两种，即集中领导型（封建采邑经济、埃及法老奴隶制经济、希特勒军国主义经济、前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交换型经济。前者具有完整的计划，直接配置资源；后者则是个别的计划。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如何决策，如何获得信息”。前者的弊端在于由于中央机构的决策的目的与消费者决策的目的是不同的所以存在大量的浪费；后者的弊端在于自由竞争必然导致生产联合，然后又必然导致垄断联盟。同时又说用中央计划的方式代替交换经济的方式不仅起不到积极作用，反而更促使经济进一步恶化。单纯的走两条道路是不行的，只有走“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是：首先建立竞争秩序，要对竞争进行保护、鼓励。表现为三条:1.建立一个有运行能力的完全竞争的价格体系――由市场供求自己形成价格体系，而不需要国家的干预;2.建立稳定货币币值的货币体系――不要由于币值的升降而影响价格来误导消费者的决策;3.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二是建立维护竞争的秩序，使弱者能维持继续竞争。以上就是弗莱堡学派的基本观点。后来被时任总理的艾哈德作为政策的理论基础付之实践，为德国赢得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奇迹”。弗莱堡学派的观点显然是自由主义的，也就是说，发展经济还需要“自由主义”，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自由主义”较以前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

第一，他们提出了对经济秩序的研究，所谓秩序也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第一次划分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其区别、优缺点。这是以前不多见的，引起了人们对资源配置方式这个问题越来越大的关注，这同时也是针对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前苏联在大萧条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和军国主义计划经济中出现的以国家配置资源为手段的方式而着重提出来的，后来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区别甚至一度演变成不同社会制度的分歧。自由主义学者明确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单独使用任何一种方式都会把经济搞糟，是不行的，只有走“第三条道路”。

第二，对自由的理解由无序的自由变为有序的自由。自由竞争阶段的自由主义是无序的，也许因为是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还是刚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强烈的管制和压抑下追求的“自由”必然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纯粹的，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趋向理性化，而且其自身的矛盾不断暴露比如垄断的广泛存在，破坏了原来的无序的自由主义存在条件，使其必然重新理解自由主义的含义，重新制定政策来迎接经济现实的挑战。但他们又不会完全的去管制经济，而放弃自己自由经济的信仰，一切的政策还是基于让市场自由调节配置资源，只是需要维护经济自由发展，即能够使价格由市场自发形成，保持稳定的货币币值使消费者不被误导，另外要有保障私人的财产制度。

第三，反对垄断，主张对竞争的保护和维持即使国民经济在一个可持续的竞争环境中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自由必然导致生产的联合,生产的联合又必然导致垄断的出现, 而垄断是德国新自由主义所要规避和排除的,他们不但要排除私人垄断,更要反对社会组织的垄断(例如工会组织就是对劳动市场的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对垄断问题认识的一个飞跃，他们开始正视自由经济存在的问题，而不认为自由主义经济一直是一副优美的田园风光画。

第四，从对劳动者的保护的角度提出了累进税等减少两极分化的措施。要实现劳资的合作，实行“经济人道主义”，提出工人和资本家是社会伙伴，因此经济的发展需要劳资双方的合作。同时，认为实现经济人道主义的实现途径是国家通过税收政策，调整由市场引起的收入的不公平，从而实现公平分配。这也是面对工人阶级日益壮大，减轻社会压力，缓解社会矛盾的手段，在工人阶级没有形成一定的力量时即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是没有的。

第五，主张国家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即法律制度等方面来对经济有所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观较以前的国家观有区别的。亚当・斯密主张“小政府”，而且政府仅仅就是“守业人”的角色，即只是维护国家不受外国侵略，保障社会安定而已；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除此之外国家还要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且是通过上层建筑即法律的手段来保障，而不是直接用经济的手段来干预，强化了依法治国的重要作用，为经济发展铺垫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又保障经济是自由的发展。

理论只有见之于实际才能放射出巨大的光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20年，新自由主义一直是西德的政府的指导思想，以至后来为德国带来了“经济奇迹”。研究外国的经济思想关键是看能否为我所用，能否借之以促进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项关乎国计民生的伟大事业。那么，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呢？我国经历了建国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完全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在跨越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之后，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不利于经济的长足发展的。当前，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是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大量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就自由主义的三大特征来说，它描绘了市场经济基本特征即要求市场自主形成价格；要求稳定的货币币值；保护私有财产即激励制度。仔细想一想我国现存的问题基本都是由于这三个方面没有做到位。随着我国进入WTO以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更紧密了，对于国际上通用的准则和模式我们必须适应，否则就会因为无法融入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而导致边缘化，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进入WTO的一道重要门槛，我国虽说已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只有不断深化对市场的认识才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搞得越好，经济就越发展。美国商务部提出了市场化进程的标志：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程度；企业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度；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度；政府对资源的拥有和控制及分配程度；企业生产和定价的程度。从这些仍然可以闪烁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理论光芒的“标志”中我们得到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参考文献:

[1]何正斌:《经济学300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 宏观经济 调控

一 凯恩斯主义的内容和发展

1．内容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在上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人员大量失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他的理论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为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有效需求”是核心概念，他认为：“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相交点之值，为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受“消费倾向”……‘资本未来收益预期”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因素影响。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而资本边际效率在长期内递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萧条的根源。因此，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主动干预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由于存在乘数原理，政府应通过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消费和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尤其是财政政策，即用政府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以增加总需求，通过乘数原理引起多倍增加。货币政策是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收入，但由于存在“流动性陷井”货币政策效果有限，所以最佳政策选择是扩大政府投资。

2．发展

凯恩斯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发展七十多年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凯恩斯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而后三个学派都是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一阶段，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在1936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后简称《通论》）一书标志着一个新经济学时代的开始。

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他强调国家的干预，要求政府随时准备用公共投资计划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这就是指出失业症结所在之后，凯恩斯为医治这痼疾的处方。西方经济学家经常把凯恩斯这一学说建立说为“凯恩斯革命”。

第二阶段，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cs）。又称后凯恩斯主流派（Post-Keynesian Mainstream），是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基础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去构造一个所谓和谐统一的新经济学殿堂。

新古典综合派的基本理论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加上工资刚性假设条件的总供给曲线；二是从IS－LM模型到处的需求曲线；三是菲利普斯曲线与总供求曲线的结合。

第三，新剑桥学派又称后凯恩斯学派。该学派在理论上基本特点为：将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拓展为长期、动态化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恢复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强调收入分配理论；批判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强调货币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重视规范分析的方法。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理论有：一是价值理论新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价值理论是斯拉法的价值理论。斯拉法价值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尝试着在建渊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方法；二是收入分配理论斯拉法对于利润率和价格相互关系所作的分析，以及由商品标准体系中推导出来的“不变价值尺度”，为后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提供了一个价值论基础。

第四阶段，新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曾在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长期处于主流经济学地位。但是，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释滞胀现象而受到与其对立的主张自由经济的学派的批评。凯恩斯主义无力应付现实和理论的挑战而陷入困境，从主流派正统经济学宝座上跌落下来。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潮席卷西方宏观经济领域，凯恩斯主义日趋衰微。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使凯恩斯主义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非市场出清假设是新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假设，这一假设来自原凯恩斯主义。但是，两者的非市场出清理论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新凯恩斯主义的假设条件是，一是假定工资和价格有粘性，即工资和价格不是不能调整，而是可以调整的，知识调整十分慢，须耗费相当的时日；二是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增添了原凯恩斯模型所忽略的两个假设：经济当事人最大化原则和理性预期。

二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评述

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有如下几个特点：

1．凯恩斯主义价格与工资刚性的解释有很大的局限性

凯恩斯敏锐地发现大萧条已经不能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来解释，提出需求不足理论，并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心理上的流动偏好来解释需求不足，他还认为，它关于非自愿失业的解释可以不依靠工资刚性，应该说这一思想也极具创建性，但它确用在现实中难以观测到的现象“流动性陷阱”、“投资的低利率弹性”来解释，这实质上已经给凯恩斯理论带来的发展的隐患。因为在解释宏观经济学现象时对价格机制的高度重视，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新古典方向发展，这样在解释非自愿失业上只好更多依赖“刚性”假设。

2．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政策取向看，逐渐走向了对宏观经济进行微调，其背后是对市场机制的崇信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接受了自然率假设，实质上假定经济一般处于充分就业状态，经济政策主要是微调，在实践中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管理是一种短期总量管理，而且是以调节总需求为主的管理，主要是保持高度就业与价格的稳定，宏观政策均是短期政策，主要根据经济周期的需要进行相机决策，这在市场经济体制高度发达西方国家总体上是合适的，从实践看，战后再也没有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说明宏观经济总体是稳定的，这样凯恩斯主义的微调是合适的。

3．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不重视经济结构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总体上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不重视结构的倾向，这是因为经济结构被认为是一个市场调节的问题。例如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收入分配结构也很少纳入主流宏观经济的视野之中，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府不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一般认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是一个公平问题，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事实上战后资本主义政府加大了对收入分配调节的力度，这样收入分配问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来，这可以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相对较小得到体现。再如宏观经济中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总之，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是区分长期与短期问题，割裂了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当前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短期意义上的模型解决经济波动问题，长期则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这在发达国家不存在体制矛盾与结构矛盾的情况下这种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一个存在体制与结构问题的经济体系则无论是短期意义上的调节还是长期政策均要考虑这些因素，这样凯恩斯主义的微调是合适的。

三 凯恩斯主义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借鉴作用

凯恩斯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没落应运而生的，它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思想立足于对社会经济总量的分析，着眼于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20世纪70年代后，凯恩斯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思想虽然受到了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学派的抨击，但他的弟子们在新形势下发展的新凯恩斯主义仍然占据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应该指出，凯恩斯主义虽然从本质上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它首先是属于市场经济的宏观理论，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珍珠，因此，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特别是宏观经济调控有着较强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即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对经济全方位的干预。但由于我们缺乏宏观管理经济的经验，在经济运行中，我们也面临着由于宏观管理力度不足造成地许多问题：

1．有效需求不足

这是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从1993年7月开始我国开始采取紧缩政策，使经济在1996～1997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然而，在这之后，我国经济并没有像一些专家预期的那样呈回升的态势，而是在不断下滑。同时，市场需求在经历了“短缺”、“短缺与过剩并存”的发展阶段后，出现了“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这种“过剩”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出现的，属于发达国家早期难以摆脱的那种典型的生产相对过剩，即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对我们分析现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就业形势严峻

目前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达8%左右，超过登记失业率的一倍以上，约1500万失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超过12000万人，城乡综合失业率达15%左右；有学者估计，如果加上隐蔽失业人口，总体失业率可能达到27%左右。失业早已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头等问题，只是多年来人们对此重视不够。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增加就业岗位，实行以扩大就业为重点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特别是实行以国家为主体的政府投资政策。

3．收入差距扩大

在改革以前，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特征是平均主义，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很小。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跳跃式的扩大。高收入阶层由于多年财富积累形成了财产性收入，出现亿万富翁，具有百万资产的家庭已经超过200万个；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破产停工和生产不景气，城镇形成了贫困阶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大约相当于城镇居民的25%。收入差距的扩大直接影响了社会的有效需求，从1995年后，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造成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不足。

以上出现的问题与早期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有相似之处，因此，研究凯恩斯主义的“合理内核”，借鉴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对我们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加强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