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经济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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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经济含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成本；收入；经济增长；竞争

中图分类号：F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7—0037—10

近些年来，随着劳动等要素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对劳动保护政策的完善等，工资水平以较快的速度上升，与此对应的则是我国企业经营环境的日益严峻，宏观经济运行下行压力日益明显，人们认为这是“刘易斯拐点”出现而导致我国企业进入“高成本”时代的结果。由此，“高成本”在我国几乎成为一个划分不同发展阶段的代名词并流行于社会。然而，“高成本”的确切定义及其如何影响社会经济等问题，人们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这无疑会使人产生困惑。因为在将我国定义为进入“高成本时代”的同时，却又没有将那些平均劳动成本或人均收入远高于我国的发达国家定义为高成本社会，与它们相比，两者间绝对量的差距相差数倍甚至十倍，理论上我国还是个绝对意义上的低成本社会，以此就将我国定义为高成本社会，使人产生困惑也就不足为奇了；更主要的是，如果说“高成本”是造成我国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什么劳动成本比我国高多倍的发达国家却未出现这种结果，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而在我国却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等，人们也同样没有回答，这自然会进一步加深人们的困惑。由此，对“高成本”进行严格的定义并探寻它的经济涵义，揭示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就成为迫切需求解决的问题。

本文要证明的是，作为一个相对范畴，“高成本”是追赶型国家在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而达到达到一定水平，现有产业受到较低收入或更后进国家的强力挤压而又无力向上有效突破，在传统市场不断丧失的同时，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又促使有效需求大量向发达国家转移，致使企业整体效益不断下降的结果，我国目前则正处在这个阶段。

一、“高成本”含义

从经济学角度看，成本是一个相对范畴，其高低都是相对于某个参照系比较而言的。显然，主体对象不同，成本高低的衡量标准也不相同。

对企业来说，如果生产的是同质产品，那么成本高低的参照对象就是其他主要竞争厂商的成本或同行业厂商的平均成本。如果其成本比参照对象高，那么就属于“高成本”；如果比参照对象低，则属于“低成本”。如果生产的是非同质产品（即垄断竞争），即都生产汽车或手表，但技术（包括文化、品牌、时尚等）含量不同，因而满足的对象不同，那么参照对象就是成本占收入的比例。如果该比例高于行业平均，则属于“高成本”，低于则属于“低成本”。显然，不管哪种性质的产品生产，拥有“高成本”的企业的利润率必然低于行业平均利润率，在竞争中会处在十分不利的地位。

对行业来说，由于行业间在产品性质等方面存在不同，相互间的成本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可比较的是各部门之间一定成本所带来的收益，即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因此对行业来说，成本高低的参照对象也就是其他行业或整个社会收益与成本的比例，即成本收益率。自然，也可以用行业利润率与社会平均利润率之间的比例来反映。该比例大于1时，反映该行业的相对成本低于其他行业的平均相对成本，或者说其收益高于社会平均收益；当该比例小于1时，则一切相反。

对整体企业来说，由于没有外部同性质的参照对象，因此成本高低的比照对象主要是企业成本在整个收益中比重的变化。如果比重提高，反映成本上升；如果降低，则成本下降。自然，也可以用净收益与成本的比例，或者是资本利润率的大小变化来反映成本高低的变化。

对一个国家来说，也就是在开放体系中，成本高低变化主要反映不同国家之间成本变化（扣除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之间的相对比例。假设两个国家之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一致，成本上升速度，或者说以美元计量的人均收入增长较快的国家的成本相对较高，由此竞争力会相对下降（同时还取决于产品性质和收入与价格弹性等）。若劳动生产率和成本上升速度不完全相同，成本的高低则取决于成本上升速度扣除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后的差额大小，净差额较大者的相对成本高。假设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是3%，中国是5%，人均美元收入增长前者是5%，后者是10%，那么中国的成本上升速度高于美国，由此反映中国的相对竞争力是下降的。这也就是说，国家之问的相对成本变化，可以通过人均实际增长率与人均美元收入增长率之间的相对关系来确定，人均美元收入增长率扣除人均实际增长率后，绝对值较大国家的相对生产成本较高，或者说处在高成本状态。

作为一个相对范畴，“成本高低”也可能反映了一种动态的变化趋势。如某厂商或一国厂商的平均成本，相对其他生产同类商品的厂商或国外主要竞争厂商的平均成本上升速度更快。正如我国当前许多商品的厂商，相对某些更发达国家的厂商来说，虽然绝对生产成本仍然较低，但上升速度却远远快于后者，因而竞争力不断下降。我们目前“高成本”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指我国制造业的成本上升速度快于其他国家，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因此下降。

显然，无论哪种情况，“高成本”反映的都是“低收入”或者是与“低收入”相对应的一种状况，即使成本不变，收入降低也意味着成本的提高。不过要注意的是，不同主体的“高成本”内容及其决定因素等是不完全相同的。如对企业来说，成本高低反映的是行业内不同企业间的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差异，这个差异是由技术性因素决定的，由此技术进步速度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对行业来说，排除政策性因素，（相对）成本高低的变化则与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速度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反映的是各行业之间在经济系统中的比例结构状况及其变化，即处在过剩或相对过剩状态的部门会出现“高成本”（或“低收益”），而处在短缺或相对短缺状态的部门会出现“低成本”（或“高收益”），这也就是说，各部门之间的相对成本或收益，是由它们之间在经济系统中的比例结构状况决定的。对整个资本或企业整体来说，成本高低变化反映的是企业整体与基本要素所有者之间分配关系的改变，同样是与技术因素无关的。对国家来说，成本高低的变化反映的是一国在国际上的相对竞争力变化，这种变化既可以由技术性因素引起，也可能由政策性因素引起，甚至有可能因不同的通货膨胀率所引起。因为在一定范围内，通货膨胀率与汇率成正比，即通货膨胀率较高国家的汇率会升值，而国际间成本的比较是以名义美元为标准计量的，所以一国名义上的通货膨胀会推高该国的成本，降低竞争力。

二、“高成本”的经济学涵义

虽然所有层次的“成本”都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样，单个企业和行业等微观主体的成本高低变化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和结构非均衡变化所致，从整个社会看，彼此之间会相互抵消，不是当今社会关注的导致整体企业生存状况恶化的“高成本”范畴，因而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

这里我们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循环经济模型，即厂商与居民户两个主体与产品与要素两个市场相统一的模型为基础，以厂商的收入（产品市场的销售收入）与成本（对要素和政府的支付等）关系来分析高成本的内容。显然，这种关系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民收入核算与总供求关系的。

在宏观层面，假设一国经济体系相对封闭，且总供求相等（这意味着消费倾向、投资率和资本利润率等都不变），那么成本的高低，无论对国家或企业整体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因为，由企业整体支付的工资、利息、地租等成本，会通过消费和投资等支出产生的等量有效需求（收入）返还到他们手中，即企业与要素提供者之间形成收支相抵的关系，在利润率不变的条件下，企业所得与要素所得的比例也同样不变，所以无论名义成本是高是低，各种宏观比例关系都是不变的，其中发生变化的仅仅是各种名义价格水平，如要素价格水平和商品价格水平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工资水平的绝对高低对企业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而高成本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工资水平。

但是，实际经济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总是均衡的，由此成本的高低对企业来说就绝对不是一个名义量值，而是决定着效益好坏从而决定宏观经济运动方向的关键，这也就是说，宏观经济运行方向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

（一）周期波动中的“高成本”涵义

虽然“卡尔多程式”反映出资本主义的各种宏观比例关系，如工资占收入的比例、资本产出系数、资本利润率和消费倾向等在长期是稳定的，因此可得到总供求也是相对均衡的，但我们知道，中短期，尤其是朱格拉周期中每个时期的总供求都是不相等的，由此才产生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反映企业整体与基本要素供给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即利润与成本之间关系的非均衡变化。

在中短期，整体企业角度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之所以会随着经济波动而变化，是因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种随经济波动而不断调整收入与成本关系的作用机制，这种机制保证了经济系统的动力但又不失其基本稳定性。

从绝对收入假说知道，短期内边际消费倾向具有下降趋势，由此会产生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的反比变化，这种性质决定了企业成本会出现与经济周期同方向的变化，收入则出现与周期反方向的变化，从而效益会出现反周期现象。假设工资水平等要素收入较低时的平均消费倾向是0.9，那么企业与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每1元交易都会产生0.1元的亏损（在封闭体系中，这个缺口是通过企业向要素提供者和银行借贷，然后进行投资而得到弥补的），随着经济扩张，要素收入，即企业成本会随着要素供给的短缺而不断提高，若平均消费倾向在繁荣阶段下降到0.8，那么这时企业与要素提供者的每1元交易就会产生0.2元的亏损额。由于成本的高低总是相对于收入多少而言的，因此随着经济的繁荣，必然会产生因要素价格提高和消费倾向下降而出现的“高成本”现象。与此相反，在经济衰退过程，尤其是在劳动力大量失业的萧条阶段，在要素价格的不断下降中，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会明显上升，因此会产生企业的“低成本”现象。

众所周知，现代财政制度下的财政收支对经济波动具有“自动稳定器”作用，即随着经济高涨，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却会较大幅度地减少，由此产生不断扩大的财政盈余；而在经济衰退阶段，则会出现收入减少与支出大量增加，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由此对宏观经济产生调节作用。假设财政收支都来自企业，那么很显然，随着经济的高涨，相对于收入（或财政支出）来说，企业的成本必然会大幅度上升；在萧条阶段，随着经济的萎缩，相对于财政支出（或财政收入）来说，企业的成本会大幅度下降。

如果将对外贸易考虑进来，那么企业成本随经济波动而变化的情况则更加明显。这是因为，随着经济扩张中价格水平的不断上升，假设汇率不变，那么出口会不断减少，进口则会不断增加，由此会产生外贸逆差（或者是顺差减少、逆差扩大等）。这种情况对整体企业来说，意味着通过要素支付形成的成本支出中的部分转移到国外而不能形成企业收入，也就是损失了部分收入，因此相对企业收入的减少来说，成本无疑是提高了。显然，在衰退或萧条阶段则一切相反。这时，因价格水平下降，出口会大量增加，进口则会大量减少，由此繁荣阶段的外贸逆差会转变为顺差（或逆差减少，或顺差增加等），这种情况对企业整体来说，意味着得到了一个额外的收入，相对收入的增加来说，（假设不变的）成本无疑是下降了。如果考虑到汇率与周期同方向变化的这个事实，那么外贸收支逆差的变化情况会更突出。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整体的利润率会随着经济高涨而下降。利润率的下降，则会不断减少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因此进一步减少企业收入。企业收入减少产生的利润下降，无疑会在投资减少与利润下降中产生相互加强的作用。相对企业利润的减少，成本占总收入的份额无疑是不断提高的。

以上情况说明，随着经济的扩张，净收入占总产品的份额会不断下降，成本所占份额则会不断上升，当经济规模达到顶点时，两者间的背离也必然达到最大。由此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紧接着繁荣出现的是经济衰退甚至危机，原因就是经济繁荣是不利于企业的，即对企业会形成高成本、低收益，致使企业利润不断下降甚至亏损。由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是由企业来组织的，因此当企业因“成本”高涨而效益低下时，经济衰退也就不可避免。自然，这反过来也说明，经济相对萧条或不太繁荣对企业则是十分有利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2009—2011年期间经济状况不佳、失业率居高不下、相当部分家庭人不敷出、国家财政极其困难，但美国企业的效益却很好，现金收支状况更是出奇地好。

实际上，企业收入与政府和个人收入反向变化的情况，通过一个反映市场经济各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简单账户体系就可得到充分证明。假设整个体系只有政府、企业与个人（劳动者）三个主体，从经济循环关系可知，它们之间的账户是相互依存和制约的，如企业账户的贷方（收人）与政府和个人的借方（支出）相对应，企业借方（支出）账户则对应政府和个人的贷方（收入），当政府出现较大赤字，个人收支状况因工资水平下降、失业率升高和消费倾向上升而恶化时，与它们对应的企业必然会出现盈余；与此相反，在经济高涨，政府因财政稳定器作用而出现盈余、个人收支状况因工资水平上升、失业率降低和消费倾向下降而不断改善时，与之对应的企业收支状况必然是不断恶化的。遗憾的是，有些人竟然理解不了这种最简单的账户关系，认为当前美国出现的“穷政府”与“富企业”是美国政府藏富于民的表现。实际上，这种账户关系反映的是市场经济调节机制通过对分配关系的调节而保持系统稳定性的一种体现。市场经济正是通过企业成本与收入之间关系的非均衡，或者说企业与基本要素所有者和政府之间利益分配非均衡的调节，来获得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而又保持其相对稳定性的。当利益分配的天平向企业倾斜，也就是企业高收益而低成本时，经济扩张；随着经济的扩张，在成本快速上升时，企业收益却会因消费倾向下降、财政盈余增加和投资需求下降等而减少，当两者间的背离达到一定程度时，扩张也就被衰退所取代；随着衰退的发生，财政和居民收支状况发生恶化，利益分配的天平由此重新向企业倾斜，经济重又获得增长的动力。

以上情况说明，在相对封闭系统中，成本的“高低”变化，不仅反映了企业与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而且决定着宏观经济的运动方向，并且两者是一致的，即当利益分配的天平向企业倾斜，或者说成本“变低”时，宏观经济扩张；向利益分配天平向要素所有者倾斜，即成本“变高”时，宏观经济衰退。

（二）开放经济中“高成本”的经济学涵义

在开放系统中，封闭或相对封闭系统中被限制的一些作用会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一些新的因素会增加进来。

在封闭系统中，技术因素只对行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发挥作用，但对行业之问及整个经济则作用甚微。在开放系统中，技术因素无论对哪个主体都是生死攸关的。在汇率和价格水平稳定的条件下，技术进步不仅决定着生产成本的高低，而且决定着产品的收入与价格弹性，从而决定了各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边界和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机遇。

在不同国家主体之间的竞争中，成本的高低一方面反映在生产某种同质商品的绝对成本上，另一方面反映在（差异）商品售价与成本之间的比例大小上。在汇率和价格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绝对成本的高低反映了各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综合竞争力，那些具有绝对竞争成本优势的国家会在该产品的供给中占有优势地位，不过这类商品的生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小。因为当今世界是一个追求差异化的社会，所以成本的竞争更多地反映在成本与售价的比例上。这说明在国际比较中，“高成本”并不意味着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单位）绝对成本比其他国家高，而可能是成本占商品价格的比例更高。如生产某种商品的单位成本，我国是8元，美国是10元，但因技术差异生产的商品质量和品牌不同，致使我国产的商品价格只有10元，美国生产的则为15元，由此中国商品的成本占商品价格（收入）的比例是80%，美国的相同比例只有67%，假设两者间商品的收入与价格弹性相等，那么在国际竞争中，中国企业必然会处在不利地位。这正是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真实情况。

将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考虑进来，那么技术因素（包括质量、品牌、时尚、文化等）对不同国家及其产业之间竞争的影响将更加明显。这是因为产品的收入与价格弹性是与产品技术等级的高低成正比的，这种特征在收入增长中会愈加明显。这意味后进国家尽管拥有绝对成本优势，但因技术落后而缺乏相对成本优势，随着经济的增长，建立在绝对成本基础上的竞争优势会日渐丧失，经济发展甚至有可能因此陷入困境。这是因为，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如3-5千美元后，人们会由对温饱（简单的商品数量）追求转向对生活质量（产品品质，尤其是品牌）的追求，这些产品的有效供给恰恰是后进国家所不具备的，即使一些产品能够生产，也因缺乏历史沉淀和品牌而难有竞争力，如我国一些商品的加工能力虽然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世界许多著名奢侈品的加工地都逐渐向我国转移就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些与国际名牌相比质量差距不大但却缺乏品牌影响力的国产商品的价格及其供求状况，与竞争对手相比却是地下天上，所以在这个阶段，会出现有效需求的大量转移。这时国内厂商会遭受到供给与需求的双重打击：供给方面的打击主要来自人均美元收入提高而产生的高成本，致使原有市场被那些人均美元收入较低从而具有绝对成本优势国家的不断蚕食，正如原来我国的许多传统市场目前正被越南、孟加拉国等所蚕食那样；需求方面的打击则是人们追求品质而导致有效需求中一个日益扩大的比例被转移到国外，最终使一国经济在内外交困中陷入衰退。这种情况在几乎所有的追赶型国家中都存在，甚至于日本也不能例外。收入与价格弹性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这种非均衡影响，在方兴未艾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会更加放大。

上面讲到，在相对封闭的系统中，只要总供求关系不变，价格水平的绝对变化对整体企业的收支是没有什么实际影响的，因为因价格水平带来的成本上升会被收入增长所抵消，所以价格水平变化不影响企业成本或成本与收入的关系（但有可能会影响到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在开放系统中，由于各种原因，不仅各国之间的价格水平变动会出现不一致，而且货币价格或汇率也会出现非均衡波动，这些会对各国之间的相对成本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知道，衡量各国经济增长的指标有三个：实际增长率、名义增长率与（名义）美元增长率。这三个不同增长率反映的内容是不完全一致的。实际增长率反映各国实际产品量的增长量，该增长率扣除人口增长率约等于劳动生产增长率。名义增长率反映的是货币收入增长量，扣除人口增长率约等于人均收入增长率，当它与实际增长率不一致时，反映价格水平发生了变化，该差额约等于价格变动率。以美元计算的增长率，反映的是各国以美元计算的收入增长量扣除人均实际增长率后的差额，一方面表示该国的人均美元收入增长率，另一方面则表示该国以美元衡量的成本增长率。

在封闭体系中，只要总供求保持不变，价格水平无论如何变化都不影响企业收支关系，但在开放系统中，在汇率不变时，价格水平的变化对不同国家及其企业的收支影响将非常明显。假设各自的劳动生产率不变，那么价格水平上升较快国家的成本上升速度也较快，竞争力因此会不断下降。更严重的是，那些价格水平上升较快国家的汇率也往往是上升的，而汇率变化引起的不同国家间的相对竞争力变化则是有目共睹的。正是因为国际相对竞争力是以美元为基础计量的，而美元收入取决于价格水平和汇率变化，所以不像国内厂商之间的竞争是基于技术因素的绝对竞争那样，不同国家及其厂商间的竞争是一种相对竞争。这正如近几年日本的汽车和数码产品的技术实力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它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却因日元快速升值而不断下降一样。

三种不同计算标准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说明，当名义增长率和美元增长率快于实际增长率时，反映一个国家的相对竞争力下降；当名义增长率和美元增长率慢于实际增长率时，则国际相对竞争力上升。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这三种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变迁，尤其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从韩国、印度尼西亚、我国台湾地区等追赶型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追赶型国家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依赖，在人为和市场等因素的作用下，货币往往会贬值，因而会出现美元增长率慢于实际增长率的情况，由此会提高该国在国际上的相对竞争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也就是相对成熟（大致完成工业化）后，实体经济对资金的吸纳能力减弱，大量资本涌向虚拟经济等，这时不仅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价格水平上涨或泡沫经济，而且会出现汇率的快速升值，美元衡量的人均收入会远远快于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结果必然是国际竞争能力的快速下降。然而祸不单行的是，在竞争力下降的同时，因成本上升带来的收入增长，会促使人们由对商品数量的追求转向质量和品牌的追求，当这种收入的快速增长不是建立在技术水平提高和实际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价格水平和汇率上升的基础上时，更是会导致大量的有效需求向外转移，形成企业整体的高成本与低收入。

这种情况与技术领先国家形成明显对比，即技术领先国或发达国家在经济衰退时会大量增加对后进国家低档商品的有效需求，降低对本国商品有效需求的比例，在经济高涨时则会增加本国商品的有效需求比例，因而相对后进国家的厂商来说，经济高涨对它们相对有利，而经济衰退则特别不利。这种情况反映，在本国经济或世界经济较不景气阶段，后进国家及其厂商会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较易从衰退中走出；而在国内和世界经济繁荣时，会处在相对不利地位。

同相对封闭条件下的成本变化反映利益分配关系和决定宏观经济走势一样，开放条件下的成本变化也具有这种性质。即当国际相对成本变化有利于某国时，会促使其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当相对成本变化不利于该国时，经济增长就会受到严重阻碍。

从不同技术（包括品牌等因素）含量产品具有不同收入与价格弹性和消费层次理论可以知道，为什么“高成本”仅仅发生在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追赶型国家，而真正意义上的高收入发达国家却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就是，发达国家虽然在传统产业上受到后进国家的追赶而会丧失部分市场，但随着后进国家与它们差距相对缩小所带来的收入提高，会为它们的高科技和高品质产品带来一个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由此企业整体的绝对成本虽然很高，但收入也同样高，所以不会陷入“高成本”与“低收入”夹击的窘境。这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虽不时有衰退但地无“陷阱”的原因。与此不同，追赶型国家在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不仅受到更后进国家的挤压，而且受到更先进国家的围堵，更主要的是，收入水平提高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会促使其有效需求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比例被转移到发达国家，为此将落入进退两难的陷阱。

三、我国高成本形成原因及其后果

从上面对高成本内容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人们所讲的我国当前面临的高成本，在是开放系统中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面临的既有产业受到人均收入更低国家的有力竞争而致市场不断丧失，同时又无法向高档产业转换所致大量有效需求向外转移而导致企业低收入，从而效益不断下降这种状态，也就是上面分析的后一种宏观高成本涵义。

（一）“高成本”形成的内因

随着我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和社会保障程度的加强，劳动工资等要素成本以较快速度上升，人们由此认为我国正进入高成本时代。

要指出的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社会保障程度的加强，固然是我国成本提高的重要原因，但从国内角度来看，它们可能并不是影响我国成本上升的最主要原因。因为从2005年以来，我国名义工资增长率平均只有14%左右，而同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约为10%，扣除人口增长率后，名义工资增长率比劳动生产率还快不到4%，略高于同期的物价上涨率，因而在总收入中的上升比率并不明显，所以国内角度的劳动成本上升并不很快。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考虑汇率变化，上升速度也是相对有限的，如2005年大陆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22%，到2010年上升到31%，6年间相对成本上升9%，两者间的绝对差距仍然高达数倍。实际上，相对于劳动成本的上升来说，土地成本与资本成本的上升速度也许更快，如据波士顿报告调查指出，大陆不少商业用地的价格已经高过美国。大陆目前工业用地的平均价格是每平方英尺10.22美元，宁波、南京、上海、深圳四个城市每平方英尺工业用地的价格，已经分别达到11.15、14.49、17.29、21美元，而美国阿尔巴马州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的价格却只有1.86和7.43美元；资本成本，即利率的上升同样惊人，如当前市场利率高达15%左右，最高的甚至达到180%，更主要的是，资金短缺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制约已经远远超过利率上升的影响。我们知道，相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说，我国土地与利率供给的计划经济色彩更浓，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致使它们的价格远远脱离了我国的国情。因为我国是当今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本应是资本供给相对宽裕的国家，然而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大量的储蓄却向外转移，成为当今世界向外输出资本（约20万亿人民币）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以致国内成为资本供给极为短缺的国家，实际利率不断上升，从而推高了我国的成本水平。不过，相对于土地和劳动来说，我国的利率和资金供给是相对容易调控的，如前两年在政府刺激经济政策下，资金供给相对充裕，利率也处在一个较低阶段，因此近年的利率高涨不应该被认为是我国进入高成本的标志之一。

实际上，在推动成本上升的原因方面，相对于土地和劳动价格的上升来说，税赋提高所起的作用更大，如几十年来，财政收入和各种名目繁多的行政收费等预算外收入始终以超过经济总量数倍的速度增长，它们占经济总量比例的提高速度远远高于近几年工资和地租的上升。

前面曾指出，如果总供求是均衡的，那么成本的绝对高低就是无所谓的——不改变企业收支的关系。然而在我国，要素成本的上升之所以成为绝大多数企业关心的问题，是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品质转换，人们对我国产（普通）商品与发达国家产（高品质）商品的需求弹性发生重大变化，收入中一个日益扩大的比例被用在购买国外商品方面，如我国近几年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和黄金消费市场，出国购物成为时尚，近些年汇率的不断上升更是极大地加强这种趋势。这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汇率的变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因国内外技术含量不同商品间收入与价格弹性的不一致，也会无形地扩大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差距，国内企业在成本上升的过程中，收入占成本的比例会不断下降。这种性质，是导致几乎所有追赶型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不可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结果与所谓的社会和产业结构无关②。该过程中汇率的不断提高，更是会加强了这种机制的力量。

不断加强的两极分化趋势，也是推高我国企业成本的原因之一。因为个人的消费率是与收入成反比的，两极分化的加强无疑会不断地降低我国的消费率，如我国的消费率近十几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企业支出中有一个越来越大的比例不能通过居民消费方式回流到企业，由此只能通过不断提高的投资率来弥补，然而以持续投资增长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是不能持续的——缺乏消费需求的动力支持；更主要的是，两极分化趋势加强所产生的社会隐患，会使高收入阶层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比例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如据报道，我国拥有千万资产的人中，一半以上拥有海外资产或有向外转移资产甚至移民的意向，由腐败产生的向外转移资产的规模也是十分惊人的，这些本应向企业（购买商品）返还的收入最终都因此而不能实现，相对于不断减少的收入来说，企业成本无疑显得高不可攀，所以，两极分化会极大地提高企业的“相对成本”。

（二）“高成本”形成的外因

相对于国内因素对成本上升的作用来说，外部因素的作用也许更大。其中原因之一是通胀和汇率快速上升而带来的人均美元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汇改以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和汇率的持续升值，使得我国以美元衡量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远快于实际增长率，2007年以来更是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超过实际增长率一倍。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一个国家的人均美元收入就是该国的人均生产成本。人均美元收入的快速增长，也就是该国人均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我国人均美元收入的快速增长，意味着我国很可能是当今世界成本上升最快的国家。虽然从表面看，这是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实力上升的表现，但实质却是国际相对竞争力的下降。上面讲到，以美元衡量的人均经济增长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问的差距，也就是国际比较中该国人均生产成本的绝对上升速度，在其他不变的条件下，该差额越大，则一国的竞争力下降速度越快。

然而，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随着汇率升值而产生的收入快速增长，以及国内因较高通货膨胀而产生的价格水平上升，商品比价会变得越来越有利于国外商品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高质量商品，大量的有效需求会被转移到国外。如随着近几年国内人均美元收入的快速提高，海外旅游和购物风起云涌，20世纪80-90年代人们不敢想象的自费出国留学更是方兴未艾，短短数年内我国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国留学生源地，以至威胁到我国各级学校的招生。

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面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时，因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而产生的人均美元收入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十分不同的。在面对比我国更发达的国家时，不利影响并不主要来自成本上升带来的竞争力下降，而是商品差异所产生的收入与价格弹性不同所导致的有效需求转移。因为，即使近年来我国人均美元收入以极快的速度增长，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绝对水平上仍然处在极低的水平，如我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约十分之一，在同质商品的生产中，这些国家是无法与中国竞争的，目前两者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不同性质商品和差异化商品的生产上，如手表生产，中国以中低档为主（我国出口手表的平均价格是5美元），而国外发达国家则以高档为主（瑞士出口的手表的平均价格是329美元），两者间在生产领域并不存在直接竞争，竞争的是市场需求或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由于前者的收入与价格弹性小，后者的弹性大，因而在收入快速增长中，我国一个越来越大的有效需求会由前者转换到后者，所以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我国主要体现在有效需求的向外转移和因此产生的市场萎缩。

在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或弱于我国的国家竞争中，人均美元收入快速增长所导致的竞争力下降，则主要表现在绝对成本的快速上升中，由此使我国在与这些国家的竞争中处在日益不利的地位。在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相当时，由于技术都是引进的，彼此间的差异很小，这时成本的高低就成为决定竞争力大小的核心因素，因此我们看到成熟技术产业总是向更低成本的地区转移。虽然我国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链，规模聚集程度高等相对优势，但近几年人均美元收入的快速增长，正在不断地蚕食这种优势。如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传统占有绝对优势的轻纺产业等，正受到以越南、印度、孟加拉国等为代表的东南亚各国和以巴西、墨西哥等为代表的中南美洲国家等强有力的竞争，不仅传统的海外市场被不断被蚕食，而且国内市场也正是被逐渐蚕食，同时还促使许多产业向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等国家迁徙，其中既有大量的外资企业，也有大量的民族企业，最终的结果，不仅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因竞争力丧失而普遍生存艰难，而且以国内市场为的企业也因国外商品的有力竞争和原出口企业的“内向化”而压力倍增，其中许多企业甚至歇业或倒闭，以浙江温州和广东东莞为代表的出口型地区出现的产业空心化及大量企业主弃厂外逃等，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情况。

许多人认为大量中小企业的困难是货币紧缩政策的后果，实际上，信贷紧缩固然加剧了企业的困难，但造成企业生存艰难的最主要原因，是成本的提高和收入的减少，而这两者在今后若干年内都是无法改变的，松动银根、降息、减少中小企业的各种收费等措施，都改变不了这种趋势，其中相当大部分企业会在此过程中被淘汰，只有那些在完成艰难蜕变完成结构转型的企业会生存下来。在此过程中，我国经济将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转型期。这个过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目前面临的企业高成本与低收入这种状态，是那些曾走在我国前面的几乎所有追赶型国家曾面临的普遍现象。如1997年危机暴发前的东南亚各国，就与我国当前的状况极其相似。它们也是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因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而出现人均美元收入的快速增长，这种增长所导致的高成本或高收入，使其在面对我国等这些低收入国家时，产业逐渐失去竞争力，内外市场不断被蚕食；在面对发达国家时，追求与发达国家一致的生活方式而使大量有效需求被转移，导致企业普遍效益低下而生存艰难，国家则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而债务缠身，最终导致危机发生。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使如日本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也例外。

四、我国应对高成本的政策建议

虽然“高成本”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恰当的应对措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帮助企业缓解低效益的窘境，从而帮助我国经济更平稳地渡过这个特定时期。

由于本文是从宏观角度来考虑企业整体的收支关系，这些因素中除了进行技术升级，使产品结构由低收入与价格弹性的产品转移到富有与价格弹性的高品质产品外，绝大部分都是单个企业自身无法控制的，因此应对措施主要是政府方面的责任。

从上面分析知道，“高成本”实际上包括高成本与低收入两个方面，因此政府的应对措施也就是帮助企业减少成本与提高收入。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有效减少企业的各种税赋。我国企业的负担之重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企业利润的60—70%被政府以各种各费的名义收去，沉重的税赋使企业无力进行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我国目前相对宽松的财政环境及不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说明我国有较大的减税空间。

（二）根据企业的承受能力合理地调节劳动成本。我国近些年来劳动市场上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政府出台了许多不适应国情和超出企业承受能力的事关企业劳动成本支出的政策，如过早地确立5日工作制，带薪假日也不断增加，在企业经营环境日趋恶化的近几年，更是出台了一系列增加企业劳动成本的举措，如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在劳动保障支出方面的比例等，使得我国企业承担的劳动保障支出比例几乎是全球最高的而难以适应，因此停产甚至破产的情况并不少见。虽然已达到的劳动保障标准难以再降低，但降低企业的承担比例则是可以做到的。最主要的是，今后在出台相关政策方面，政府应充分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企业是资源配置的组织者，它们的活力缺乏，必然是整个社会经济的萎靡不振。

（三）有效增加土地和货币供给，有效抑制非劳动要素价格，尤其是实际利率的上升。我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近来经济增长速度又已趋缓，因此资本供给应该是最宽松和实际利率最低的时期，然而不恰当的政策却导致货币资本供给极其短缺，实际利率远远超过产业资本利润水平，使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陷入借贷资本的重压之下，致使许多企业放弃产业经营而转向虚拟经济领域。

（四）加强公平社会建设。缩小两极分化趋势，由此才能真正建立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倾向的持续下降是我国经济运行的最大隐患。其原因就是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强，致使广大中低收入者有消费欲望却无消费能力，低消费倾向的高收入者的消费对象却又主要是国外产品，而消费支出在任何国家都是产业资本生存的基础，所以要提高我国的消费倾向而增加企业收入，就必须加强公平社会建设，同时对炫富性非国产奢侈品消费进行强力抑制（包括大幅度提高进口奢侈品消费税，加强海关缉查，对超过限额的实行重税等），以使消费支出转向国产商品。

经济学的经济含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情境汉语；移动学习；游戏型练习；设计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3）02-0084-05

一 引言

汉语移动学习具有一般移动学习所具有的即时易用、个性化、非正式性、交互性、协作性等优点，汉语学习者不再局限于课本和电脑前，学习过程更趋于情境化、生活化。顺应这一趋势，笔者承担并开展了基于智能手机的情境汉语移动学习的研究课题。该课题围绕初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在北京日常生活里的衣、食、住、行、购，选取学校、饭店、医院、超市、银行、邮局等28个具有代表性的情境，拍摄学习视频，并辅以多种形式的练习，制成真实情境下的汉语交际多媒体课件。汉语学习者将这些课件下载到自己的智能手机中，“走到哪儿学到哪儿”，从自身的现实生活需要出发有选择性地学习当前情境中最需要的汉语，实现从情境到语境、从语境再到情境的自然过渡，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活学活用。

在该课题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情境并拍摄制作学习视频自然是情境汉语移动学习中最关键的一步，但是如果最终呈现给学习者的只是单独的视频，将很难给学习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难以实现学以致用的学习目标。而如果为每一个情境视频配上一定数量、多种形式的练习，帮助学习者巩固所学知识，提高其汉语交际技能，情境视频与练习就会相得益彰。鉴于手机平台的特殊性，汉语移动学习中的练习，究竟应以何种形式与数量进行，都是尚待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走游戏之路将是练习形式发展的一个方向，基于这一观点本文尝试着将当下流行的手机游戏与汉语移动学习需求结合，提出一种新型的汉语移动学习练习形式――游戏型练习。

二 手机游戏考察与分析

在已有的对外汉语教育游戏研究中，有研究者认为应当采用多人同时在线的网络游戏形式，以RPG角色扮演方式创建虚拟体验环境和互动空间，以中国的自然风光、历史遗迹为背景展开游戏，让学习者沉浸其中，教师在整个过程中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教师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也有研究者用调查问卷的方法，针对来华汉语学习者设计出模拟真实场景的电脑游戏，满足其日常生活中口语交际的需要，通过游戏任务激发学习兴趣，从而促进其口语学习。

虽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非常重要，许多教育游戏设计者也强调在游戏设计中应当体现这四个方面的特性，但是与电脑网络游戏相比，手机游戏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利用手机模拟出大型网络游戏的虚拟情境非常困难，同时由于手机的使用环境具有特殊性，学习者位置在不断变化，其注意力呈碎片化状态，在手机上用大型网络游戏进行学习就太不现实了。手机游戏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利用手机游戏进行学习并不局限于课堂或是电脑前，所以传统的教育游戏设计理论将不再完全适合用于指导手机游戏的设计。利用手机游戏开展移动学习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所突破。

1 手机游戏的考察范围

为了更精准地把握汉语学习者群体对手机游戏的态度，笔者在其所在学校开展了一次小范围的问卷调查。调查针对来华的汉语学习者，要求他们列举出几款自己喜欢玩的手机游戏。参与调查的有91人，共列举出105款手机游戏。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受欢迎度排名前十的手机游戏如表1所示。

2 手机游戏的特征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深受汉语学习者喜爱的手机游戏大都属于益智休闲类游戏，其情节性并不强，而玩家的操作技巧、图形色彩的识别能力、观察推理能力和策略谋划能力等成为游戏中过关取胜的关键因素。

经过进一步分析与归纳，这些游戏深受欢迎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简单的游戏规则与游戏操作

简单的游戏规则和操作，使得游戏易于上手。游戏周期短，可以让玩家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玩游戏。《俄罗斯方块》的基本规则是玩家通过移动、旋转变换和摆放自动输出的不同形状的方块，使之排列成完整的一行或多行既而消除得分。如此简单的操作，可以说是老少皆宜，从而令这款游戏家喻户晓，风靡世界。

（2）合理的游戏级别和关卡设定

在易于上手的基础上设定合理的游戏级别，逐步增加游戏难度，能够满足玩家通关以后的成功心理。拿《俄罗斯方块》来说，虽然其上手极其简单，但随着游戏等级的提高，对玩家反应速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想要熟练地操作并最终取胜，技巧性很强，难怪乎众多玩家会废寝忘食。

（3）多种游戏模式、可自定义的选项与随机因素

多种游戏模式及选项能够提高游戏的耐玩性。如《水果忍者》具有三种不同模式，水果和炸弹是否出现，有无时间限制等规则不同模式下各不相同。《植物大战僵尸》中有许多不同功能的植物，又有夕阳、浓雾以及泳池等不同的游戏环境（模式），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和挑战性。又如《愤怒的小鸟》除明显的关卡外，还有许多隐藏在不同地方的金蛋，玩家每发现一个金蛋，就能开启一道隐藏的关卡。这种随机而有趣的设置方式，能够极大地满足玩家的探索心理。

（4）突出的视觉与音响效果

《水果忍者》具有良好的视觉效果，不管是西瓜还是菠萝，一刀下去，汁液飞溅，画面相当逼真，让整个游戏变得更加有趣、紧张和刺激。《植物大战僵尸》中背景音乐、僵尸的惨叫声等多种音效，都极大地增加了游戏的乐趣。

3 手机游戏与电脑网络游戏的异同

通过前文对汉语学习者最喜爱的十款手机游戏的分析，笔者认为手机游戏具有与传统电脑网络游戏不同的受欢迎点。传统电脑游戏为吸引玩家，往往会渲染精彩的故事情节，而前文提及的这些应用于手机平台的小游戏，除《愤怒的小鸟》、《植物大战僵尸》、《蓝精灵村庄》稍带一些故事背景外，几乎不具有情节性。手机游戏玩家一般利用比较零散的时间，较强的故事情节反而不利于玩家在游戏中开展认知活动，而入门简单、操作性强恰好符合手机游戏“移动”的特点。

虽然在具体的实现形式上存在差异，手机游戏又跟传统电脑网络游戏一样，都要牢牢抓住玩家心理才能得到玩家的认可。游戏要能激发玩家的内在动机，如挑战、好奇、幻想、控制、目标、竞争、合作等。《俄罗斯方块》为玩家设定的目标是消除整行的方块，对操作反应速度要求逐渐提高，从而激发玩家的挑战心理；《水果忍者》中玩家通过简单辨识，在触摸屏上比划操作，横切竖挥，能够满足其操作控制欲望，对反应速度的要求也能激发其挑战欲望；《愤怒的小鸟》则以其绚丽的图画、有趣的故事营造引人入胜的游戏氛围，在游戏过程中模拟真实的重力效果，使玩家过足操控瘾。

在这10款游戏中，只有一款游戏属于语言学习类的，这就是基于BlackBerry手机的《拼单词》游戏（如图1）。游戏时使用菜园中的正上方、正下方或相邻的字母组成单词，就能够获得新的字母用于组成新的单词。菜园中出现的小洞为组成单词的制造障碍。洞两旁的字母如果组成单词，就能生成新的字母填住小洞。在游戏中组成的单词越长就能获得更多的积分。《拼单词》游戏以传统的字谜游戏为基础，利用英语单词的线性呈现特点，适当添加趣味元素，对单词的助记效果好，颇受学习者欢迎。这款游戏为笔者设计适用于汉语移动学习的游戏提供了思路。

三 游戏型练习的设计

1 游戏型练习的提出

在电脑游戏兴起之初，许多学者就意识到它的学习价值，然而在将其运用于学习的过程中，却又碰到了不少问题。虽然游戏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促进协作学习，却面临诸如游戏时间的掌握、游戏复杂度的控制、游戏性与教育性的平衡等许多实际困难。尚俊杰通过文献调研及实证结果分析，将教育游戏面临的困难和障碍分为三层：表层困难、深层困难和本质困难。通过对这些困难进行对策分析，他提出教育游戏的发展方向之一便是“轻游戏”。所谓“轻游戏”，是指游戏的内容和任务与学习的课程相关，具备主流游戏的特征和内在动机，如挑战、好奇、幻想、控制、目标、竞争、合作等，符合学习的模式和规则，方便易用的教育类软件，即轻游戏=教育软件+主流游戏的内在动机。轻游戏并不追求游戏的外在形式，而更注重游戏的内在特征，力求平衡教育性与游戏性。操作与练习式的游戏和一些模拟游戏可认为是“轻游戏”的典型形式。

游戏型练习以“轻游戏”的概念为基础，是一种应用于手机平台的带有游戏色彩的练习。它首先是一种供学习使用的软件，主要特性是教育性，游戏性则是其必要的实现手段。游戏型练习的设计也同教育游戏一样，应当包含明确的教学目标、具体的教学内容、合理的教学策略、有效的教育评价等，同时又具有足够的趣味性，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等，这样才能使学习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少受负面影响。游戏型练习也应当注重反馈、评价等激励机制的设计，鼓励学习者进行下一步的任务，促进其反思与提高。

2 游戏型练习的分类设计

按照练习的操练性质划分，基于智能手机的情境汉语移动学习所涉及的游戏型练习可以分为选择型、排序型和开放型三类（图2）。

（1）选择型

选择型练习具有备选答案，学习者选择的答案与程序预设的选项进行匹配，进而判断正误，包括三个子类型：多中选一型、多中选多型和一一匹配型。

多中选一型即传统的单项选择题，从若干候选项中选出符合要求的一项。因为学生对这类题型十分熟悉，在如何激发学习动机方面反而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一般来说，使用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元素更能够引起学习者的兴趣，典型应用题型为看图选对话，即看图片后选择与图片所反映情境相对应的对话内容（如图3）。

多中选多型的每一问题有多个备选答案，且其中至少有两个正确答案。《礼物拖拽》游戏（如图4）就是根据汉语学习需要而设计这一题型的代表。游戏首先告诉学习者将要出席某一场合，要求他们将合适的礼物拖拽到目标区域，不合适的礼物将会返回原来的选取区域。这种拖拽题要求学习者动手操作，互动性强，能够调动学习者的控制心理。

一一匹配型，即多个候选答案与多个问题一对一匹配。连连看游戏是这一类型的典型。笔者根据汉语学习的要求，量体裁衣，改编设计连连看游戏后形成《汉字拼音连连看》游戏（如图5）。游戏时，学习者依次单击汉字和拼音，如果匹配正确，汉字和拼音就会消失。

《词语翻翻看》（如图6）与连连看相似，它所有的格子在单击前均显示背面，单击后才显示正面，如果与前一次单击形成一个词语则两个格子都消失，否则将会在极短时间内自动翻回背面。这一游戏形式更考验学习者的即时记忆能力，而且一次只显示当前一个词语，能够摒除其他不相关信息的干扰，有利于训练学习者组字成词的能力。

（2）排序型

排序型练习要求答案具有一定的呈现顺序。汉语的语序是其特点之一，即使是中等水平的学习者，对汉语语序的把握也比较困难。针对这一需求，笔者重新设计了《俄罗斯方块》游戏（如图7），汲取游戏原有的限时消除的特色，要求学习者在一定时间内将呈现的词语或词组进行重新排序，排序正确即可消除这一句话，部分排序正确则正确部分予以消除，剩下部分保留。

汉字笔顺也是汉语学习的难点之一，学习者可以利用零散的时间在手机上反复进行汉字笔顺练习（如图8）。这一练习以在情境对话中的常用汉字为内容，学习者按照笔顺点选笔画，游戏给予即时反馈，点选正确则该笔画颜色变黑，点选错误则不变色，同时发出错误提示“嘟”声。这一形式适合移动汉语学习者注意力高度分散的特点。

（3）开放型

开放型练习没有固定的答案，要求学习者不断进行操练。根据情境汉语移动学习的需要，笔者设计了角色扮演和替换练习两种开放练习类型。在角色扮演中，学习者选择自己扮演的对话角色，软件则扮演对话的另一方；轮到学习者扮演的角色说话时，游戏将会静音，鼓励学习者与软件互动对话（如图9）。在替换练习中，两个类似情境中的对话可随时切换，从而训练学习者语言交际的拓展能力（如图10）。

3 游戏型练习的总体设计

由前文分析可见，不同游戏型练习由于各自独特的游戏方式，其所能练习的汉语知识和所能训练的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在总体设计时应当首先分析某一情境视频中语言知识点的特征及对交际能力的要求，进而与不同类型和数量的游戏型练习实现搭配组合。参照第二部分对汉语学习者喜爱的手机游戏的考察与分析，游戏型练习的总体设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以情境为单位，采用自顶向下的任务设计模型

自顶向下的任务系统采用树状模型，最顶层是最终任务，下面为各个层级的关卡任务。在本研究中，最终任务是完成一个情境下的所有练习内容，关卡任务则是各种类型的游戏型练习。整个任务系统采用统一的积分，某一游戏型练习的积分还可以在另一游戏中使用，这样不仅可以对学习者就某一情境所涉及的语言知识及技能的掌握程度有一个整体的评判，也可以有效弥补部分“弱游戏性”练习题型（如多中选一型）的缺陷，让具备较强游戏性的练习带动这些练习，从而从整体上营造出更浓的游戏氛围。

（2）给予学习者贴心的关怀

有的游戏型练习形式（如音频和视频练习）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因此可以多用视觉的元素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从游戏的布局、色彩、配图以及游戏中的提示信息等诸多方面体现出对学习者的关怀，比如通过检测学习时间自动切换日间模式与夜间模式，或在嘈杂的环境中时用简短的文字提醒学习者带上耳机等。另外，为了满足不同水平学习者的需要，每一种游戏型练习尽可能地提供不同的游戏模式，使学习者既能将游戏用于普通的操练，也能进行紧张的限时挑战。

（3）鼓励学习者总结反思，增强交流互动

过于好玩的游戏可能会加重学习者在非学习层面的认知负担，比如连连看、俄罗斯方块过于考验人的眼力和操作敏捷性。为解决这类问题，应鼓励学习者游戏后多总结反思，多与他人互动交流，加深学习印象，提高游戏的预期效果，从而在游戏性和教育性之间获得一个平衡。

经济学的经济含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大爱精神 仁爱 和谐

一、“大爱”精神释义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蕴藏其中并薪火相传的意识形态结构及人文精神范式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源泉。大爱精神虽一直未被先贤具体归纳提出，但它作为一种道德精神却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

（一）墨家“兼爱”

“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这种爱是广博深渊之爱，这种爱无等级、无差序、万物同一、不分厚薄，是大爱。

墨子所倡导的 “兼爱”，是指没有任何差别的、不分远近亲疏的泛爱。他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与互利，认为爱人与利人互相联系，兼相爱就是为了交相利，并共同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就墨子本人的观点来看，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兼爱的目标，即通过提倡人类之间的相亲相善，达到天下大治、大安之目的。提倡“兼爱”，亦是提倡和谐状态的保持与维护。

墨子认为，先秦社会之所以失范，在于“兼爱”的缺失，“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墨家认为“起不相爱”为天下纷乱的源头。“臣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墨子指出，要拨乱致治，唯有祛除乱源，变人人“自爱”为“兼相爱”。

（二）儒家“仁爱”

孔子对“仁”极为关注，《论语》中“仁”字的出现次数为104，谈到“仁”的地方共涉及58个章节。在孔子的思维中“仁”是人作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本质，他将“仁”同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孔子认为，“仁”基本上可以引申为三种含义：一是泛指道德和有道德的人。二是泛指乐观而又有高尚情操的人。三是指有理或有真理。在此基础之上，孔子提出“仁”是人的本质属性，“成人”亦既是“求仁”的过程。孟子将之概括为“仁者爱人”。

儒家的“仁爱”思想内在地包蕴着“爱人”与“亲亲”两层含义。在“仁爱”处于对外生发过程之中时，首先，在人与物之间爱先及人；其次在人与人之间，爱先及亲。“爱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爱人”它既可理解为广义的对人类的爱，也可理解为狭义的对别人的爱。在后一种意义上，君子爱人的最高境界是“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将之视为 “仁”的极致。“亲亲”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孝悌，是“仁爱”思想的根本。爱亲是爱人的出发点，爱人是由爱亲转化而来的。孔子讲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再明显不过地昭示出这种对他人的爱，正是由爱己转化而来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爱。

（三）“大爱”精神

不论是墨家的“兼爱”抑或是儒家的“仁爱”，“爱”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广博的概念，从古至今、不同地域的思想家们都试图对“爱”的内涵及意义作出界定与探究，但由于各自多元多维的局限性，迄今为止，尚无人敢断言已能对“爱”的本质作出科学的阐释。而我们所处的当今社会其实并不缺乏自爱、亲人之爱等一系列指向性明确的情感，真正缺乏的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大爱。

何谓“大爱”精神？大爱是爱人之爱，人类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自觉发生的对人类自身价值、前途和命运的持续的情感关爱与行为关怀，以及由此展开的一切活动及其活动方式、活动范围的总括。大爱精神是社会和谐、生活幸福的精神愿望和寄托。而儒家的爱人之爱，正是指明了大爱精神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道德精神和高尚情操，表明了 “人”在人类自身的道德生活中的优先地位。

弘扬“大爱”精神须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根本出发点与归宿，这不仅是因为儒家“仁爱”思想中的“爱人”、“亲亲”符合大爱精神中对于“爱”广度与深度要求，更是源于“仁爱”思想中“爱有差等”观点中的推己及人更符合当代社会施爱的个性化及人性化需求。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教化使得“人之老”、“人之幼”虽然能及，但与“老吾老”、“幼吾幼”在投入程度上不一样。如果只简单片面地要求两者一致，必然无法实现。所以儒家“仁爱”思想即是“大爱”精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大爱精神与当代大学生

“90后”大学生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转型、信息高效传播的背景之下。由于身处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之中，他们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与较高的自我预期，具有实用主义特点，知识结构立体，信息捕捉能力强，思维具有创造性。但同时，他们将自身所具备的优势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微弱，缺乏吃苦耐劳的韧性与在逆境中坚守的毅力与勇气。理想的美好与实践的艰难之间所形成的落差会引发一系列当代大学生的人文情操缺位。大爱精神的弘扬与普及将有助于当代大学生走出困境。

（一）缺乏对亲人的孝悌之礼

经济学的经济含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 语言意境 语言应用

一、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积累出来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形式，它传承着本民族语言及文学，内容多样并具有自身特点，让学习者能够不断提升写作水平并具备较高的语言文学修养及人文素养。汉语言文学涉及面广泛，主要研究的内容可以小到文章的字、词语、句、段落等，对于语言思维逻辑、语法修辞的运用也是其涉及的研究内容。

二、语言的意境创作

语言的意境是从美学的角度及审视方式描写自然、社会和人生。散文、小说、古诗词等都是汉语言文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代表了我国文学的发展水平。那么我们就在散文里体会汉语言文学中语言的独特意境。

（一）来源生活，真情实感

散文本身就是真实的情感写照，散文里面的场景是生活中会出现的画面，意境来源于生活，但如果把出现的画面发生的事情原封不动的带进散文创作中的话，不免会造成文字上的枯燥乏味缺少生动性。所以，在散文的创作中或多或少带进写作者的主观情感和主观选择，这样就增强了散文的阅读性。例如朱自清在《背影》中的其中一个场景描写，父亲送“我”上车后细微地刻画了为我买橘子的情形，“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铁道边，慢慢探下身子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经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场景是真实的写照，但在描写中出现的“蹒跚”、“探下”、“努力”等词语的运用，深刻地折射出作者对父亲饱含的关爱、痛心之情，反映了当时社会状态下作者的悲惨命运。这就是作者通过平实的语言描写打动读者的内心。

（二）自身真实思想的体现

散文的创作如果仅是表现高高在上的号召、启发，总会让人觉得有距离感，不贴近真实生活。真正的散文应该是真实思想的体现，它充满生命力，能引起读者共鸣，唤起平民意识。张爱玲的散文基于当时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大环境下，物价飞涨、时局动荡、家庭压力等，使她对众生的描写没有任何隔阂障碍。比如《中国人的宗教》里传达着社会底层的思想感情，并未从书面上的传教的口吻进行写作。再如《烬余录》，并未从历史的角度描写战时香港所见所闻，而是从“我”出发，嬉笑怒骂间的小事反射当时的社会大环境。

（三）构建灵趣

散文中的灵趣就是写作者的喜怒哀乐和对人、对事、对物的真。例如贾平凹的《平凹小传》里，作者交代了自己的姓名、意义、生日、家庭环境、过往经历等，内容丰富，语言突显个性。而这是作者的真情流露，表达了作者本人淡泊、谦逊的性格特点。这就是真性情的流露。再如丰子恺的一些散文就以儿童的角度出发，保留自身的童真童趣，尽力了解感受儿童的世界。

三、语言的应用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汉语言文学展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它对培养高素质人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教育制度的日趋完善，汉语言文学要构建完整的学习体系，不仅要学习其中的理论知识，还要学习其中的内在精神，以提升自身的文学素养和语言应用能力。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日渐严峻，复合型人才更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正确看待它的社会价值和应用价值。

（二）文学理解

汉语言文学，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研究来理解文学作品。阅读文章中的文字阅读是对文学作品表面的内容加以理解，而文学上的理解就是更进一步的理解文学作品的写作意境并加以分析研究。它是高层次的理解方式，这就需要汉语言文学方面的相关学习才能得以掌握。学习到汉语言文学后，不仅可以对学过的文学作品进行揣摩理解，甚至也能对没见过或者刚出版的文学作品进行理解。

（三）写作训练

《写作学》和《文学概论》分别为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者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格式上的严谨规范和更深层的规律总结。这两门课的学习是写作训练的基础和保证。汉语言文学方面的学习对写作训练提供了有力帮助。它有利于写作者充分了解情感的表达，意境的构建，懂得怎样把写作文章中的语言运用的恰到好处。汉语言文学的写作与其他相比，具有其自身独到特点，写作者要适当应用汉语言文学进行创作，为文章彰显特性。

（四）规律运用

汉语言文学是研究语言的专业，它能提升语言文字修养和能力，语言文字同样也存在一定规律性。我国民族众多，人口数量大，语言方面也相对复杂。普通话作为官方通用语言在一些地区一些环境下并不能较好的实行。以区域进行说明：南方地区对卷舌音较难辨别，读起来也比较困难，北方地区则对卷舌音的敏感度较差。通过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可以让学习者了解语言规律相关的知识并正确进行运用，提高语言的运用能力。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多边交流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学好汉语言文学对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具有显著效果。汉语言文学拥有其自身特征，在语言意境及应用方面具有一定规范和要求。我们在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中，应主动地发挥并探索适合自身的方法进行学习，加强对语言的意境及应用方面的分析研究能力，为日后进入社会打下良好的文学基础。

参考文献

[1] 周 洋 刘再复 《中国文学》 北京出版社 2011年

[2] 王 勇 《序论：汉籍与汉字文化圈》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年

[3] 姚晓柏 《汉语言与文学》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年

[4] 潘连根 静 义 李佩仑 《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写作能力培养的思考》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教育教学研究版） 2010（1）

[5] 张爱明 宗 瑞 《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问题及分析》 大众文艺 20ll（8）

经济学的经济含义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内涵发展,职业教育,必由之路,枣庄经济学校,职教理念,课堂教学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考量，枣经人开始认真阅读戴士弘的著作。不但读了而且考了。去年暑假的一天，全体教师走进考场，认真地作了一张试卷----学习理解戴士弘课程教学改革的测试卷。

宁波经验在枣庄土壤上开始茁芽生长，这是枣经人向榜样学习努力走出职业教育怪圈的一个新的尝试。

《职业教育课程教学改革》问世以来，枣经人也许是最早接触到它的群体之一，而改革的脚步自2007年学校决定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开始时，就一直没有停下。先是将改革的目标指向教材统整，首先解决教材脱离学生实际的问题。以机电一体化、电子技术与应用和数控技术与应用三专业为龙头，对其教学计划、课程教材实施统整，并成立相关课题组，着眼于职业学校学生毕业后的发展成立了数学、英语、体育等基础课程统整小组，素质和能力相结合，双管齐下。教育专家、中央教科所姜大源教授曾明确赞同用课程教课，赞同用课程教课的老师才是好老师。着眼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用先进职业教育理念授课、符合学生未来发展的三点一面的长远设想，枣经人开始按照这样的思路，以培养能力为突破口，从学校实际出发，钻研适合本校学生实际的校本教材。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以《学会学习》为代表的学校系列校本教材共计18册，已经编排完毕并投入使用。

教材问题解决之后教师成为突出的瓶颈。这方面，学校领导认准一个道理：专业教师是学校最为宝贵的财富，要解决职业教育教师问题，首先要对专业教师进行培训。而培训最好最便捷的途径就是读书。为此，学校两度安排全员读书活动，要求：中层以上干部将读书学习的重点放在教育理论和管理理论上；专任教师学习的重点放在现代职业教育理论方面；职员以师德专著和工作方法理论为主；采用“定时、定地、定内容、定主讲人、定检查、定评比”的六定学习方法，学习结束后安排一次理论考试，以测检学习效果。于是，就有了前面全体教师走进考场一幕的出现。

到2009年下半年，枣庄经济学校教学改革已经进入到第三阶段----课堂设计及课堂教学全员达标。这是该校以宁波经验为依托所进行的改革的攻坚工程，也是按照新的职业教育教学规律改革课堂教学的试点，因此，可以说，宁波经验已经开始在枣庄大地上生根发芽。

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是时代的必然，教学改革的目的是培养一支不但学历层次高而且要更具备动手能力有眼界大视野的专业教师队伍。

这次课堂教学设计改革的宗旨是：内涵发展，专业带动，校本为主，枣庄特色。教改活动共分为三个阶段。前面两阶段是统整教材、校本研发和内涵突破、专业发展，改革的主要落脚点在教材和教师上。设计理念是：如果进行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课堂教学，首先要解决的应是教材和教师的问题，这也符合戴氏职教理论的要求，所以，在过去的两年里，该校共完成涉及各专业近二十种教材的校本改造，全体教师参加校本培训以及选拔优秀教师参加国家级省部级骨干教师培训等工作也已顺利完成。

学校请来高校和职教界的专家,对全体任课教师的课程设计进行了评比，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此基础上，老师们根据学校再次修订的《枣庄经济学校课程设计达标课评分标准》和每人的单元教学设计上一堂达标课。课程设计三上三下，删繁就简，力臻至美。专家学者从旁协助，点睛挈领，务求教改达到设计目的。学校要求：分期分批，务必人人达标，初次不达标者需要重新设计、重新上课，直到达标为止。至此，教学改革第三阶段的序幕正式拉开。

课堂教学改革是职业教育充满活力的首要前提，提高教师课堂教学能力是职业教育达到最高境界的入门级工作。

进入第三阶段，学校业务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开展，认真分析教学工作的现状，将课堂教学达标工作分作四个批次进行。第一批次：各教研组长和部分骨干教师。第二批次：青年教师。第三批次：中年教师。第四批次：所有的未参加前三个批次的教师。

为了表示对此次教改的重视及权威性，学校邀请市教育局职教室及校外专家与该校校级领导一起组成了达标验收委员会进行评审，显示了学校对课堂达标工作的重视和决心。各批次参加达标课验收的老师，认真进行单元设计，精心制做课件，周到准备各种实训材料，在课堂教学中发挥出色，受到了专家评委的好评。将分批次达标活动上成了一次优质课的竞赛。至此，宁波经验首次在枣庄大地上开出了绚丽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