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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专业并不仅仅是人们所认为的工作好找、赚钱多的“热门”专业而已。事实上,大学里的经济学专业似乎与热门不沾边,它只是一门学科,研究着社会现象与问题,与研究其他领域的学科一样。就专业而言,经济学注意理论上的传授与研究,至于如何将其运用于对实际的指导,则是对我们学习经济学的学子运用所学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要求。
本科期间需要学习的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原理、统计学等基础课程和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论统计等数学课程以及根据小专业选择的不同选修的专业课程,比如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经济学史、发展经济学、国际金融学等。当然,也离不开实践活动,包括社会调研、实习工作以及各种联系实际的赛事等。
一般来说,经济学的就业方向主要是以下几大类。第一是经济预测分析人员。这一般是在大公司和经济决策部门,负责市场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市场调查和分析的重要性也越发明显。第二是市场营销人员。顾名思义就是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但并不是简单的推销员而已,而是要具有专业技能,充分掌握市场需求。第三是管理类人员。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由于工作能力与经验的限制,一般不太容易获得好的管理职位,所以首先得到的可能是一线的管理职位,比如生产管理、人事管理助手等。第四是其他行业的相关职位,比如公务员等。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关键词:分析;宏观经济学;教学方法
宏观经济学课程是财经类本科院校开设的重要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经济学课程建立理论基础,使之能够掌握宏观经济学分析工具,用来认识和理解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尤其是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本文根据教学实践,对宏观经济学教学方法进行探讨,以期对该课程的教学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路径。
一、把握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趋向是该门学科的重要前提
宏观经济学的课程体系是较为清晰的,它遵循理论基础―理论―理论应用的分析顺序,包括一个总量(GDP)、三大模型(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和AD-AS模型)和四大问题(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要把握课程体系架构的要点,可围绕国民收入是如何决定的这条主线,寻找每一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先后顺序,整个体系框架如图1所示。
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决定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力量,图1表明,短期国民收入的主要决定取决于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又取决于3个市场的变量,即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市场。曼昆认为在长期内,真实GDP的增长依赖于要素投入的供给增加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图1表明,国民收入的长期决定有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不同经济学家围绕需求与供给谁占主导地位就形成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
实际上,按木桶理论的逻辑,需求和供给是同一木桶上的两块木板,它们对GDP的影响,完全遵守短边规则。总需求这块木板本身又是由若干小板组成的。具体地说,是由C、I、G和(X-M)组成的,即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组成的,这几块小板也有个长短问题,例如,总需求的两个基本部分:消费和投资,相互关系密切,一板过短,则短线制约不可避免。一个国家的总产品供给能力受两个因素制约,一个是一国的资源禀赋,或称为资源环境条件,第二个因素是该国的资源产出率或要素生产率,即资源或要素投入量与有效产品的产出量之间的对比关系。由此可见,宏观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将趋向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同时着手,只有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才能实现供需的均衡。供给决定论与需求决定论在争论与对立中,最终必将走到合流与统一。
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把握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趋向,以国民收入这条主线把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经济理论串起来,使其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既见到树木,又看见森林”,不至于迷失方向,使他们在把书读厚后,又会自然会把书读薄。
二、理解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联系和区别是该门学科的基础
学习宏观经济学,必须要回答两个问题,即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吗?它们的联系是什么?回答这
两个问题的关键性概念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和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起点,生产可能性曲线是用来说明和描述在资源的稀缺性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最大产量组合曲线,它可以用来进行各种生产组合的选择。
假定用现有资源来生产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如果全部用来生产黄油,可生产15万吨,如果全部用来生产大炮,可生产5万门;如果同时生产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则可能有各种不同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的产量组合,将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的各种不同的产量组合描绘在坐标图上,便可得到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2所示。图2中的AB线即生产可能性曲线,或称生产可能性边界。
在AB线上任意选择C和D点进行比较,表示生产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的两种不同组合,到底应选择C点,还是D点,或者是AB线上的其他点,这就是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微观经济学是假定资源已经实现了充分利用,也即生产一定处于生产可能曲线上,来研究经济理性人如何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即选择AB线上哪一点进行生产,资源配置依靠看不见的手,即价格机制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观经济学理论又称为价格理论”。
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点是社会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的点,而生产可能性之外的任何一点(如G点),则是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所达不到的。那么,曲线以内的任何一点(如H点)说明什么?它说明生产还有潜力,即还有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存在资源闲置。在此前提下,经济理性人会实现资源更高的利用程度,即经济理性人会使经济慢慢靠近充分就业状态,也就是H点如何移向AB线上的任一点。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在经济利益博弈过程中往往出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矛盾和冲突,难以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那么宏观经济学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帕累托改进,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自然发挥重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微观经济学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资源如何充分利用就成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两者的具体比较如表1所示。
实际上,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基础成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现在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都认识到,由于宏观经济产生于许多居民户和厂商的相互作用,所以要理解总量行为,就必须分析居民户、厂商与政府在劳动、商品与资本市场上的决策行为和相互作用,就必须坚持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原理结合起来,实现两部分经济学的内在的合理的统一。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
在教学过程中拿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作比较,使学生理解两者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既复习了微观经济学又促进宏观经济学的学习。
三、构建宏观经济学与现实经济现象的联系是该门学科的实践桥梁
学习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分析和理解当今国家的经济现象,同时也只有与经济现象紧密联系才能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理论。我们认识事物要从具体上升抽象,再从抽象回到具体,从而更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可以从国家当今财政或货币政策入手,分析我国为什么要采取如此的财政或货币政策,从而从具体的经济政策上升到宏观的经济理论,再用宏观经济理论来分析经济政策,使学生更能够把握宏观经济学的本质。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国家财政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这完全从宏观经济学理论找到根据。我国这几年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是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消费不足仍然是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从目前形势来看,生产能力全面过剩,这是“十一五”期间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将生产能力问题在各个领域解决的话,国内则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一线天”的情形。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将存量消化掉,这可以利用“四个存量需求”来实现,“四个存量需求”两个在投资方面,两个在消费方面。两个投资分别是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和民间的投资,两个消费分别为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前三个已经解决,唯一没有真正启动的是农村消费。我国有2/3的人口在农村,而它的消费水平却远远低于城市的消费水平。但是,农民收入低,缺乏购买力,培育不了市场,由此可见,要推进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消费能力,才能有效地启动内需。对农村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新农村建设,拉动农村消费和投资,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政府在基础设施上面的投入本身是一个投资需求,同时还会创造出很多的消费需求,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74,如果农民收入每年增加300元,则农民人均消费每年能增加200多元,农民消费总水平年均能增加1500多亿元。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必然会启动内需,从而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这是宏观经济学中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现实样板。
上述说明,宏观经济理论必须与经济现实相结合,既可以增加宏观经济理论的说服力,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兴趣。
参考文献:
1、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J].农业经济导刊,2006(4).
一、激发学生兴趣,化深奥抽象为浅显易懂
微观经济学的内容较为深奥、抽象,文字、公式以及图表较多,在教学中,容易因为学生们缺乏兴趣而效果低下。教师应该多采用新闻事例以及身边的经济现象对知识点进行描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让理论与实践更充分的结合。教师亦可借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做一些生动活泼的课件以打破课堂的沉闷。并优化教学方式,化抽象为具体,变困难为简单。同时,教师应该多向学生介绍学习经济学的好处,并向其讲清楚经济学学习的难度,督促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巩固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学习。
二、引导接触热点,化被动接受为主动融入
新闻每天都在更新,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多接触财经新闻,探讨经济热点。一来,注重经济热点的学习更加贴近社会生活,可以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有利于其日后的工作生活。二来,对于经济学的初学者来说,微观经济学就是厚厚的充满了难懂的数学公式和文字图形的教材,微观经济学里面的专业术语和统计数据让他们觉得既枯燥又无味。而教师利用经济热点来引出知识点则可以让课堂更加活跃,打破学生“理论无用论”的错误观点。另外,与学生们共同探讨经济热点,还可以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加强师生间的互动。在帮助教师自身水平提升的同时,也能开阔学生视野,巩固其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提高其理论联系实际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关注学习进度,变死记硬背为有效引导
正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一样,经济系文理兼收,学生的数学水平参差不齐,学生即使有在大一时学过微积分,但也不能保证每个同学都能熟练的把微积分的知识运用到微观经济学的课程中。为了能让学生更好的学习微观经济学,理解书本中繁复的公式以及图形,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应该多注重基础的知识。例如“弹性理论”,在碰到这类需要用到微积分知识的课文时,不应该就微观经济学的课本理所当然的向学生授课,而应该更注重学生对微观经济学中与微积分相对应的那些知识的熟悉、掌握程度,举一些简单的数学案例,先简明扼要向学生讲解一下相应的数学知识,激起学生对微积分的记忆,再进行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这样定然能让同学们更容易理解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模型和数学公式。
另外,微观经济学还有很多坐标曲线,如“消费者行为理论”中,就有一般商品的价格-消费曲线、需求曲线、吉芬商品的价格-消费曲线等十几种曲线。虽然每条曲线都易于理解,但是容易弄混。有一句这样的谚语“Tell me ,I will forget; show’me,I may remember;involve me,I will understand.”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很多时候都只能做到“tell and show”这样的话,学生就很容易忘记,不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所以我们在教学当中,应该更注重学生的参与程度。例如,我们在讲曲线的时候,我们在向学生讲解的同时,也要在课堂上给学生留有自己画的时间。这就要求我们做好课前的备课,在讲解课本的同时,举几个例子,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引导学生自我思考,并最终将所有知识掌握,铭记于心。同时,也能让学生在自作的过程中,加深对课程的理解,熟悉概念原理,并能在操作的时候纠正学生的错误,起到巩固知识的效果。
四、重视学习形式,化结果检测为过程调控
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同于其他诺贝尔奖,是在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成立300周年时,由当时的行长艾斯伯林克倡议,经瑞典皇家科学院批准而设立的,全称应该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人们习惯上称它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说明在人们心目中,它已具有和其他诺贝尔奖一样的权威地位。每年金秋十月,人们都会猜测谁会获奖,并翘首等待评奖结果,获奖者也会在一夜之间成为社会名人。这些说明,它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全世界经济学最高奖。
1968年在决定设立这项奖时,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社会各界,都存在疑虑,对这项奖的客观公正性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今天,当诺贝尔经济学奖走过34年的历程时,争论仍然存在,但这项奖的权威性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承认。
1969年颁发了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到今年为34届,共有51位经济学家获奖,其中美国经济学家37人,英国经济学家6人,挪威、瑞典经济学家各2人,荷兰、苏联、法国、德国经济学家各1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获奖者的重大突破代表了20世纪、尤其二战后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与进展。这些经济学家的获奖是当之无愧的。
宏观经济学的进展
谁都无法否认,20世纪经济学的最重要突破是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获奖的经济学家中有多位是在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
在1930年代之前,并没有系统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大,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凯恩斯作为宏观经济学之父,如果能活到1969年,应该是第一届诺奖的获得者。凯恩斯之后,真正继承凯恩斯思想的是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而不是英国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用我们常用的套式说,新古典综合派“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凯恩斯主义”,并把它运用于美国的实践。一种理论的意义还在于它的效果。战后美国经济也有波折,但总体上是成功的。这种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是这些因素之一。尽管1970年代,由于美国“滞胀”的发生,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及新古典综合派有过这样那样的评说与争议。
但在30年后的今天看,新古典综合派对宏观经济理论发展和政策运用的确功不可没。
获诺奖的经济学家中,萨缪尔森(1970年)、克莱因(1980年)、托宾(1981年)、莫迪利安尼(1985年)、索洛(1987年)都是新古典综合派的重要成员。曾经有经济学家指出,这个流派的另一位重要成员阿瑟•奥肯,如果不是在1980年突然去世,也有希望获奖。1980年代后渐成主流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也已在2001年获奖。以后这个流派还会有人获奖。
宏观经济学不是凯恩斯主义一枝独秀。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相对抗,主张自由放任的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和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分别在1976年和1995年获奖。可以预期,1980年代之后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学派的普洛斯科特等人也有希望获奖。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运行,衡量一个经济运行状况的最基本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因此,计算这一指标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以此作出贡献的库兹列茨和斯通,先后在1971年和1984年获奖。
微观经济学的突破
在1930年代,微观经济学体系已经建立。但这并不表示微观经济学已经像马歇尔预言的那样达到了顶峰,以后的工作只是运用这些原理。
二战以后微观经济学仍然有许多重大的突破。许多获奖者的成就正代表了这些突破。
微观经济学要证明市场机制的完善性。一般均衡理论是对市场机制完善性的概括,所以,也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与中心。如果把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看作是对这种理论的“天才猜想”,那么,帕累托和瓦尔拉斯则是这种理论的系统化论述者。不过这种理论的证明也像“哥德巴赫猜想”难住了数学家一样,成为经济学家的难题。所以,证明了一般均衡理论的希克斯、阿罗与德布鲁分别在1972年和1983年获奖。
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假定市场制度的存在和信息完全为前提,分析这种条件下的市场机制运行。
但这些前提在现实中并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科斯的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证明了产权制度对经济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当前在经济学十分重要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所以,科斯在
1991年的获奖是众望所归。以后也还会有在这一领域内做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获奖。斯蒂格勒、莫里斯、维克瑞、阿克尔洛夫、斯彭斯、斯蒂格利茨研究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的运行。他们分别在1982年、1996年和2001年获奖。
由于对微观经济学发展而获奖的经济学家还有法国经济学家阿莱斯(1988年),美国经济学家纳什、海萨尼、泽尔腾(1994年),俄国经济学家康托罗为奇、美国经济学家库普曼斯(1975年),美国经济学家贝克(1992年),以及美国经济学家赫克曼和麦克法登(2000年)。这些经济学家或者为经济分析提供了新分法,或者运用微观经济学去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微观经济学还会深入、扩大,在这方面也还会有经济学家获奖。
经济学领域的扩大
经济学当然不仅仅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它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这反映在获奖者成就之广泛上。
1977年获奖的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和瑞典经济学家俄林、1999年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门德尔均以研究国际经济学而获奖。1978年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以研究决策理论而获奖。1979年获奖的刘易斯和舒尔茨是发展经济学的开拓者。1986年获奖的布坎南以公共选择理论著称。
1990年获奖的马科维茨、米勒和夏普是研究公司财务理论和资产组合与定价理论的金融专家。
1993年获奖的诺斯和福格尔是研究经济史的,他们用计量历史学方法解释经济史,并论述了经济与制度变化的关系。1997年获奖的默顿和斯科尔斯建立了期权定价理论,是期货市场的开拓者。今年获奖的卡尼曼把心理学引进经济学研究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问题,史密斯则是实验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
现代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学的价值中立,使许多人误以为经济学缺乏人文关怀。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经济学强调价值中立与人文关怀并不矛盾。
1974年获奖者、瑞典经济学家缪达尔是代表弱势群体说话的经济学家。他对美国黑人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关注,是经济学人文关怀的体现。同年获奖的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是自由主义大师。他对自由问题的论述,无疑是对人类的最大关怀。1998年获奖的英国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以研究贫困问题著称,他对穷人的关注体现了深深的人文关怀。经济学家并不是无情之人,他们从事的领域虽然不同,但同样都是为了人类的进步与福利。
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涉及的范围相当广,这正是经济学领域不断扩大的原因。所以,获奖者也有不同领域的专家。
经济学数学化的争论
经过认真筛选的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和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以表彰他们对创立经济计量学的贡献。丁伯根和弗里希获奖标志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古典经济学创立者威廉•配第主张用“数字和事实”研究经济问题,这可以看作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的开始。以后经济学数学化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数理经济学,即用数学工具表述与论证经济理论。二是经济计量学,即根据经济理论用数学工具建立模型,再把统计资料代进去,解决实际问题。经济计量模型包括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与微观经济计量模型。
获奖经济学家中,无论是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微观经济问题或其他问题,都广泛运用了数学。希克斯、阿罗、德布鲁是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一般均衡理论。康托罗为奇和库普曼斯用数学方法研究资源最优化问题。马科维茨、米勒、夏普用数学模型研究公司财务、资产组合与定价问题。纳什等人运用的博弈论本身就是数学的一个分支。默顿和斯科尔斯的期权定价理论也运用了数学。克莱因、莫迪利安尼都主持过大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赫克曼和麦克法登建立了相关问题的微观经济模型。
在他们研究经济问题中,数学成为重要工具。
还有的经济学家是由于对经济计量学的贡献而获奖。除了丁伯根和弗里希以外,1989年获奖的哈维默运用概率论解决了经济计量学中的识别与价格问题。1973年获奖的里昂惕夫以之建立投入-产出方法。诺斯和福格尔也用经济计量方法研究历史,建立了计量史学。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运用,也引起经济学界内外的争议。诺奖获得者中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从不用数学工具,如科斯,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反对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工具。如缪达尔和哈耶克。他们强调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哈耶克正是把经济学、法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研究自由问题。今年获诺奖的卡尼曼也是把心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问题。
无论人们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有什么争论,不可否认的是,数学的确是研究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但能获得诺奖靠的不是数学工具,而是思想。数学仅仅是工具,不是经济思想本身。
有关诺奖的争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建立时就存在争论。弗里德曼说,“当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艾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经济科学的奖金时,关于把经济学和物理学、化学、医学一样看待是否适宜的问题,在科学家和广大公众中无疑存在着——迄今依然如此——广泛怀疑。”许多学者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精密科学”,且离不开价值判断为由反对设立这项奖。
在诺奖评选出来以后,也有许多人认为诺奖的评选并不公正。作为获奖者的缪达尔就认为评委会是代表“美国人称为‘正统派’学者的因循守旧的一代经济学家”。1976年弗里德曼获奖时反对者甚众,在评委会以微弱多数通过。甚至在颁奖大会上有人打出了反对弗里德曼获奖的标语。
其原因是当时一些左派人士把智利皮诺切特上台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问题归罪于弗里德曼。
1997年美国经济学家默顿和斯科尔斯以期权定价理论获奖,但以后他们经营的投资公司却失败。这使一些人对他们的理论表示怀疑。以自己的理论进行期货市场交易而失败,其理论受到怀疑并不见怪。还有人指责,获奖经济学家运用数学工具者占绝大部分,把经济学奖变成了数学奖,将经济学引导到错误的方向。
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公正的另一个理由是一些该获奖的人没有获奖。例如,提出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的这两位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琼•罗宾逊、斯拉伐•卡尔多等人,甚至名气甚大的加尔布雷斯等。尤其是把琼•罗宾逊未获奖看作对女性的岐视,连萨缪尔森也为之喊冤。
当然,更多的人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离不开价值判断,设立这项奖本身就不对。因此,近年来也有不少人主张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或用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奖来取代经济学奖。
只要有奖项存在,对它的评选是否有必要、评得是否正确,就会有争论。这并不奇怪,但我个人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基本是公正的。
诺奖的公正性
我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基本公正是基于三点理由。
第一、一项奖是否公正首先取决于它的评选程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程序和其他奖一样是严格公正的。这项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任命的诺贝尔经济学评选委员会评定,该委员会包括5名成员。其评选过程分为三步:首先,由委员会将一份详细问卷寄给世界各地著名经济学家,征求他们的提名。这一阶段的侯选人有100~200人左右。然后,由委员会邀请权威经济学家匿名研究判断提名者的成就,从中推选出20位侯选人。最后,在此基础上评选出5位侯选人,由委员会投票。整个过程对外保密。这种评选程序的严谨与公正,保证了评选结果的权威性。
第二、评选的标准坚持授予“以科学研究发展静态和动态的经济理论,以及提高经济分析有积极贡献的人士”。强调了获奖成果的原创性和对现实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获奖的成果都是在20~30年前做出的,这些成果经受了长期的考验,并被证明了其原则性和对现实的影响。
第三,当我们回顾这51位获奖者的成果时,应该承认,这些成果的确代表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的突破与进展。把他们的成果总结出来就是一部现代经济思想史。
过去的一些争论,从现在来看,反对的理由并不充分。例如,指责弗里德曼与皮诺切特相关,把智利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归咎于弗里德曼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事实证明,弗里德曼主张市场经济并不错,而且他与皮诺切特当权时的问题根本无关。现在没有什么人认为,弗里德曼不应获奖了。至于琼•罗宾逊、加尔布雷斯,属于激进经济学,他们红极一时的理论现在早被人们忘却,不给他们奖正是评选正确的明证。至于默顿和斯科尔斯的期权定价理论,奠定了期货交易的理论基础,他们的赔钱并不能证明他们的理论不对。
当然,诺奖是人评的,人评的就无法十全十美。有个别成果从今天来看值得商榷,有些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如哈罗德,也未能获奖。
但这些缺点的存在并不能从根本上否认这项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