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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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讨论了我国非正式金融存在的根源及其主要形式，研究分析了非正式金融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提出了完善非正式金融对民营企业融资支持的相关对策。

一、非正式金融存在的根源

金融有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之分。金融体系通常包括两部分：①正式的，被登记、被管制和被记录的部分，简称正式部分：②非正式，末被登记的，末被管制的和未被记录的部分，简称为非正式部分。金融体系中的正式部分被称为正式金融，它包括正式金融中介体(如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和正式金融市场(如同业拆借市场、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所等)，正式金融处在官方的控制之下。金融体系中的非正式部分称为非正式金融，它包括非正式金融中介体和非正式金融市场。非正式金融中介体或称民间金融机构，如货币贷款人、货币经纪人和私人储蓄协会等，非正式金融市场又被称为场外市场、平行市场、地下市场、黑市、被分割的市场或无组织的市场[1]。

我国在出现了储蓄大于投资因而货币资本并不短缺的情况下，之所以还存在着体制外资本市场，主要是因为政府垄断了体制内金融资源的控制权，而政府在分配金融资源的过程中又存在着严重的所有制偏见。信贷额度一般都分配给了政府优先考虑的大型项目或国有企业，在市场化进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诸多中小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很难从有组织的政府正式资本市场中获得体制内的资本，因此，依靠有组织的银行信贷和股票发行，这些企业是不可能抓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的。在正式融资中，除了所有制偏见外，还存在着规模歧视。在政府正式的融资安排中，大部分都分配给了规模较大的企业，中小民营企业是难以从政府正式金融中得到金融支持的[2]。

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是非正式金融的形成，当前我国金融领域的主要矛盾就是社会对金融的市场需求与政府对金融行政干预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政府面对我国新旧体制磨擦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不得不加强金融调控，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缓慢以及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使政府不得不采用金融管制的方式解决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又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者，如果不放弃对金融的管制那么市场化改革就不可能进行到底，如果放弃金融管制，就可能因严重的失业或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的震荡和社会的不稳定，进而葬送市场化的改革。

从某种程度上说，非正式金融能够提供一种信号，表明正式金融的功能是否健全以及何处不健全，并且可以从某地非正式金融的发展程度、活跃程度判断该地正式金融功能的缺失程度。

尽管金融市场不健全和金融管制是非正式金融的主要根源，但是在金融市场健全以后以及金融管制解除以后非正式金融仍然可能存在，这是由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的某些差别所决定的。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金融业高度开放的美国，非正式金融仍然在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

二、非正式金融的主要形式

目前我国非正式金融的形式主要有:

（1)银行间不规范拆借。包括拆借资金用途不符合规定，如拆借来的资金不是用于补充短期头寸之不足，而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甚至用于炒股票、炒房地产；拆借期限及拆借利率不符合规定；收取拆借手续费不符合规定，如乱定标准，甚至索贿受贿等等[3]。

（2)将低利率贷款以高利率贷出。一些能够获得低利率贷款的部门或企业将贷款以更高的利率再贷放出去，从而赚取利差。这些部门或企业以借贷之名行放贷之实，因而被称为“假贷款”。

（3）民间金融。包括通过民间金融中介类型的组织的民间融资，如“银中”、“钱背”，聚会（浙江有些地方称“台会”)，甚至规模更大的地下钱庄；也包括保障性质的互济互助，如救灾互助储金会；还包括商业性质的资金融通，如民间直接借贷，农村互助合作基金会和金融服务社[3]。

（4)以高利率为诱饵的非法集资、金融诈骗。

（5）以大量现金进行交易，如地下经济交易等等。

因此，非正式金融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既可能是民间金融机构的行为，也可能是正式金融机构的行为。

三、非正式金融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

①中小民营企业的部分资金来源依赖于非正式金融 在扭曲的金融体系下，潜在借款人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同时，潜在储蓄者发现银行对其存款不感兴趣或者对存款支付的名义利率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潜在借款人和潜在储蓄者就会主动寻求其他渠道来满足各自的需要，一条渠道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另一渠道就是本文所关注的非正式金融。即使在金融受到严重抑制的国家，市场力量也不会消失，它只是移至它能生存的地方——未被管制的市场。从银行获得的资金通常又在末被管制的市场上以高得多的利率贷放出去。对许多企业，特别是那些得不到政府优惠政策的中小民营企业来说，所需要的资金中至少有一部分必须依赖于末被管制的市场，并且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它们以未被管制的市场利率而不是以受到控制的银行利率为决策的依据。这也是那些得到银行贷款的当事人为何迟迟不愿偿还这些贷款的原因，银行问题贷款的积累不利于正式金融对非正式金融的替代过程。

②非正式金融在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发挥着正式金融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正式银行部门为投资项目提供的资金很少，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非正式金融部门发展势头一向良好，有时在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融资需要方面甚至胜过正式金融部门。我国一些中小民营企业，银行对它们的内部情况不甚了解，加之这些企业一般不是政府的优先发展对象，所以它们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如从银行那里)获得贷款，而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有时又不得不从外部筹集一部分资金，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金融无疑成了它们的救命草。

③非正式金融对我国农村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中有着特殊的作用我国的农村正式金融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和农产的信贷资金需求不能从正式金融那里得到满足，另外，农民手中的闲置资金又找不到很好的出路。这为非正式金融活动在我国农村的日益活跃提供了基础，非正式金融在我国农村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农村合作基金会、高利贷、民间直接融资和扶贫小额信贷等[5]。

非正式金融在我国农村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非正式金融天然地具有市场亲和力，其存在和发展弥补了正式金融的不足；二是非正式金融的存在和适度发展对正式金融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正式金融挖掘内部潜力，改善金融服务，争取从非正式金融那里夺回一部分客户，同时，正式金融的这种自觉行为也有助于非正式金融把较高的名义利率降下来以使增强自身的部分力，非正式金融和正式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信息发育是至关重要的；三是非正式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属民间自发性的制度创新，这种创新经过政府的引导，对我国金融制度的积极演讲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然，非正式金融在我国农村中的作用是阶段性的，即使政府不干预，正式金融也会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自然地逐渐取代非正式金融，非正式金融的相对地位会不断下降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四、促进非正式金融对民营企业融资支持的对策分析

（1）建立和发展我国非正式金融服务体系

非正式金融并不是正式金融的一个补充，它是与正式金融相并存的融资制度安排。即使正式金融相当发达，正式金融也不能完全排斥非正式金融而独立存在。非正式金融解决了民营企业难以从正式金融获得资金的缺口，支持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但是，如果非正式金融过于分散无组织也会降低其应有效率，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建立了各种各样的非正式金融服务体系，这些服务体系旨在为非正式金融的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资金供给和需求方面的信息，为投融资双方牵线搭桥，降低双方各自的搜寻成本，从而提高非正式金融的效率。我国政府也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不是抑制而是支持非正式金融的发展，建立社区性的非正式金融的服务体系，以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搜寻成本和逆向选择，促进非正式金融及民营企业的发展。

（2）推动非正式金融的制度变迁

在我国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适度的金融管制是不可避免的。而从深层次看，体制性非正式金融的形成也是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必然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讲，非正式金融部门是与其他行业市场化部门(如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对资金的需求分不开的[2]。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金融上来了，政府在金融改革问题上采取较慎重的政策是正确的。在我国其他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未到位的情况下，过快地放开金融部门的步伐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但是不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又会转过来强化其它部门对旧体制的依赖。深化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处理好宏观金融调控与金融管制的关系。不能把金融管制与宏观金融调控混同起来，金融管制是以牺牲金融改革，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为代价的，而有效的宏观金融调控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处理好国有商业银行与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关系。应该大力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尤其要以股份制的形式大力发展我国新型的商业银行。

三是处理好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的关系。在我国非正式金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经济发展中的非正式金融，一种是体制性非正式金融。前者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和交易费用因素决定的，而后者是由体制和政策等因素所决定的。应该进行制度和体制创新，逐步地把非正式金融纳入到正式金融中来，这实际上是金融深化的过程。包括为各种非正式融资提供合法的载体(如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法制的、规范化的管理，任何强化行政干预的措施只能加剧金融管制，从而只能使非正式金融部门的规模越来越大。

（3）促进符合中小民营企业融资特性的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

改革以后,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已初步形成了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的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但是由于向中小民营企业贷款的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较高,加上固有的所有制歧视,国有商业银行不愿向民营企业贷款。同时,由于近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业务逐渐向大中城市收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乡镇乃至县市的分支机构纷纷撤离,国有商业银行已进一步远离了农村中小民营企业。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理应成为乡镇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但是由于管理体制和自身经营等方面的原因,其作用难以发挥。因此，应该是在不断完善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充分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导力量的同时,积极探索建立新的区域性民营金融机构,为农村民间投融资创造合法的渠道,并以此引导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健康发展。

加入WTO后，金融业逐渐对外开放。首先可考虑将现有的农村非正式民间金融机构纳入国家正式金融体系之中,使其具有合法性。在法律上或制度上保护这些民间金融机构的财产权利和正当的经营活动,以减少它们经营上制度的不确定性,进行公开的而不是隐蔽性的地下业务活动。同时,依法对其进行规范和监管；其次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可以组建新的区域性的有农民、农村经济组织和乡镇企业参加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或合作制的金融机构。一方面,由于农民或乡镇企业真正成了这些金融机构的所有者、股东或老板,有利于产权明晰和治理结构的完善,也有利于增强和乡镇企业的亲和力；另一方面,区域性的金融机构能较容易和充分地了解本地区乡镇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用水平,易于解决“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有利于降低贷款风险、降低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

参考文献：

1.张宁.试论中国的非正式金融状况及其对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管理世界，2003(3)

2.秦汉锋.非正式约束下的金融制度变迁.银行家.2004.8

3.刘民权,徐忠,俞建拖. 信贷市场中的非正规金融.世界经济,2003.7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金融成长，国际贸易中心

荷兰是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国家，构建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加快了其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本文以荷兰金融与产业成长历史为线索，分析荷兰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和根本原因所在，从而揭示金融成长如何保证和加快产业成长，为我国发展提供借鉴。

一、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与商人资本

（一）农业商品化与“商品农”

荷兰独立后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导致农业的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专业化农业生产，农产品的商品率相当高国际贸易论文，成为欧洲国家粮食的重要供给国。荷兰弗里斯兰的哈姆马农产品的商品率甚至达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兰经历战争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带渔业成为重要产业，与当时其他国家不同，荷兰的三大渔业（鲱鱼、鲸鱼和鳕鱼业）不仅仅限于捕捞，而且还进行加工、包装或提炼，渔业成了一种工业。荷兰省北部岛屿以及荷恩与阿姆斯特丹之间地带17世纪上半叶从事海上渔业加工的乡村男劳力占其总数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罗的海的鲱鱼中75%是荷兰运输，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兰一国要占欧洲全部鲱鱼年产量的1/2以上。

农产品、畜产品和渔业从生产、加工到销售已形成大规模商品生产，高产量、高商品率和众多的从业人员说明荷兰的农业已突破传统生产方式，农业已形成一种产业，支撑着荷兰经济强国的基础。德·弗雷斯(1971)[2]总结认为，荷兰乡村经济转变的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农”的形成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作为前向联系，农产品的商品化维系着为之服务的运输和市场网络。凭借繁密顺畅的流通渠道，乡村农产品贸易不仅遍及国内，而且扩大到国际，成为荷兰庞大商业帝国机器运转的“基本剂”。作为后向联系国际贸易论文，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刺激了人们对于土地开发的投资兴趣，推动了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肥料和饲料的贸易扩大，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的兴起和教育的兴办。直至整个18世纪，荷兰农业始终在欧洲保持了最先进的生产水平。

（二）工业与金融业的形成

纺织业特别是呢绒工业是荷兰的第一支柱产业，已形成生产的大众化，而且纺织业的结构调整（如新呢绒生产取代旧呢绒生产）使荷兰保持着持续的优势。至17世纪，来登成为欧洲最大的毛纺织中心。

国内工业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业。在17世纪初期造船业已成为荷兰居第二位的支柱产业。政府兴建的国内四通八达的运河和造船业的大型化、机械化使荷兰水上运输趋向经济化——运输成本低廉化。造船业既为荷兰的海外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又为荷兰国内经济飞跃提供了基础，促进了荷兰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推动了海上贸易在全球范围的兴起。

（三）商人资本与农业、工业成长

在农业、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成长过程中，商人资本起着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起始阶段，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为一体。当荷兰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迅速扩大时，产业成长的预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资本流向农业和工业，由于商人资本具有雄厚的资金、专业的商业技能，从而逐渐控制了生产和销售的全部过程；同时，与商人资本早期实行合伙制的原有生产者逐渐丧失生产资料国际贸易论文，沦为工资劳动者。产业资本的增加进一步加强了农业产业化和工业的发展，即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专门从事农业、制造业的产业部门和专门为产业融资服务的金融部门。

二、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与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

（一）现代银行制度与对外贸易

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扩大以及造船业的经济化促进了荷兰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内在地要求金融机构为之提供便利的国际贸易支付体系。在威尼斯银行业模式基础上建立的金融机构框架已不能使支付体系顺畅、有效。此时，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进行了一个划时代的改革——银行券代替硬币，同时要求进出口商在该行开立账户，600弗罗林以上的支付必须使用汇票。“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是金融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对经济推动作用产生一个飞跃的转折点，最初发行是为了节约金属铸币和在支付体系内提高效率，但却为后来信用货币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尝试，开辟了通过创造廉价货币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1]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创新对荷兰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实也达到了预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国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银行结算，既带来了资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变为国际贸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产生大大满足了产业成长所需资金。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的扩大，使得仅依靠内源融资不能满足产业成长的需要国际贸易论文，传统的银行借贷既受资金来源约束，也有筹资成本过高的影响。信用工具的产生使得货币乘数作用出现，从而为产业成长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对外贸易迅速成长为荷兰的支柱产业。第三，降低了筹资成本。银行业务的创新大大便利了资金的借贷，也促进了银行业的竞争，大量银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银行的借贷利率比欧洲其他国家要低几倍，低利率贷款为产业扩大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荷兰，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证券市场与贸易垄断

海外贸易的迅速成长激发荷兰人纷纷组织贸易公司，同时带动了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扩大，产业成长（海外贸易）大于金融成长，资金需求成为瓶颈；同时荷兰在早期实行的合伙制贸易方式问题凸显：这种具有短期行为特征的贸易方式与荷兰迅速壮大的海外贸易不相匹配。为解决长期资金问题，160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时即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股票，这张股票让荷兰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辉煌。该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会募集资金，有的股东只有几十个荷兰盾，表明股份制在荷兰已成为普及的筹资和投资方式。1608年国际贸易论文，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建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股票交易所。尽管只有联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还有政府发行的各种类型的债券（更多股票和证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场交易），这个市场却拥有成熟的交易技术，包括期权和期货合约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当时欧洲的商业中心，与此相匹配，该交易市场成为国际股票市场的中心。——17世纪荷兰资本积累比欧洲各国的资本总和还要多，对外投资比英国多15倍。投资于欧洲、东印度和美洲的外国债券的资金超过3.4亿荷兰盾。英国国债的很大一部分由荷兰人持有，每年有上千万荷兰盾的利息收入[3]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更为重要的是17世纪中叶的“金融革命”——各省从向商人—银行家借款转为直接向富人出售国库券。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长期信贷供应者，成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金融市场。

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为对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资金，也解决了企业所需的长期资金问题；同时，证券市场的大众化使得金融成长快于产业成长，从而保证和加快了现代商业（海外贸易）的成长。.

股份制帮助荷属东印度公司打败英属东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贸易垄断地位；证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建立为对外贸易提供了雄厚的资本和便利的支付体系；资金的自由流动使阿姆斯特丹成为资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国际资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发达的金融体系又为荷兰和其他国家提供了廉价而便利的资金来源。金融成长把广大居民购买力的利益和产业成长（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促进了荷兰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荷兰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同时国际贸易论文，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至此，现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帮助荷兰确立了国际贸易中心，金融成长和产业成长进入成熟期。

三、资本自由流动与产业衰落

海外贸易汇集的大量财富和诸多物产，源源不断流入荷兰，进而转化为巨额商业利润和资本，至17世纪中期，荷兰已成为世界商业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自由流动，出现国内资本脱离产业转向借贷资本，贷款回收的困难和泡沫经济的破灭，动摇着其金融体系的稳定。

首先，转口贸易的兴盛改变了商人资本的性质。商人资本原为获取商业利润而参与并逐渐控制国内产业生产，当转口贸易变得更为有利时，商人资本便倾向于进口而非制造，资本则由产业资本转向商业资本，显然阻碍了国内产业进一步成长。由于转口贸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商业城市，期望靠转口贸易扩大财富国际贸易论文，无视国内工业成长的根本利益，激励政府实行低关税，对国内工业放弃保护，也就意味着对国内产业成长的阻碍：海外贸易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交换的基础；放弃国内工业保护，也就意味着商品生产国商品竞争力的提升和直接贸易的兴起，荷兰的转口贸易失去依托。商业资本在荷兰商品经济发展中不是逐步让位于工业资本，而是使工业资本越来越屈从于自己，这一演变趋势与西方近代资本结构演变的总趋势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长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基础和载体。金融业在促进海外贸易迅速成长的同时，荷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纪后期，荷兰资本更多用于对外借贷而非国内产业投资。荷兰金融业的高度发达具体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国家的利息率则是荷兰的几倍。由此不仅导致商人资本从产业资本转向借贷资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国内低息借贷，国外高息放贷，进一步加剧国内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减少。

第三，银行坏账形成金融危机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到18世纪末期国际贸易论文，荷兰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业资本主义演变为借贷资本主义。对外大量放款为荷兰赢得了金融资本家的美誉，然而对外放款的对象：一是外国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强了外国的军事和工业实力，另一方面战争使得大量贷款成为坏帐，严重影响着荷兰的金融业；二是对外金融投机，到17世纪下半叶，其影响超过对外贸易。1758年，荷兰商人购买的英格兰银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这些股票总额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坏账的形成和商人资本的损失大大降低了荷兰的金融竞争力。各种投机活动导致一系列银行破产倒闭，引发1763年的金融危机。

四、启示

1．产业成长是现代金融体系形成与成长的基础

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的兴起增加了融资需求，银行券、汇票、期权、期货、国库券等金融工具创新蓬勃发展，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银行、非正式交易市场等现代金融体系产生，产业成长引致金融成长；另一方面，金融成长又为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提供充足的资金，进一步促进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业本身得以成长。

2．现代金融体系保证和加快了海外贸易的成长

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显示了现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荷属东印度公司发行的股票既保证了企业长期生存，又促使荷兰海外贸易迅速获得垄断地位；资金的自由流动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资金的集散地。因此，银行券、国库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创新、银行制度和证券市场等金融制度创新既保证和加快了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国际贸易论文，又促进了金融业自身的成长，使荷兰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霸权。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荷兰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兰是“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象征” [4]。

3．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必须保持合理关系

金融成长以产业成长为基础。“郁金香事件”显示了泡沫经济的危害，此后历史上多次的泡沫经济与此都有相似之处——金融成长脱离产业成长必然带来泡沫的破灭；“南海事件”表明资本自由流动的负面效应，美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外国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的金融危机。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长超过产业成长所需以及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危害已引起各国关注，尤其是拥有外国巨额证券资产时更应引起重视，国家金融安全成为政府的职能之一。

作者：史恩义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县人 工作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投资

学位：经济学博士

参考文献

[1].范?德?沃德．乡村史系学报与荷兰乡村史的研究[J]．欧洲经济史杂志，1971，31(1)：236．

[2].德?弗雷斯．黄金时代荷兰的乡村经济1500—1700[J]．经济史杂志，1971，31(1)：266-267．

[3].唐晋．大国崛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6．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内容摘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制度的移植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这些金融制度移植过来后多数水土不服，效果不佳。因此，如何根据国情，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进行金融制度移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是我国金融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

金融制度的移植与创新

健全的金融制度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作为一个必须随货币资金流动客观需要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金融制度健全与否又取决于其能否针对金融发展而及时、准确地作出适应性的更替，因而，金融制度总是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一般来说，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大致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金融制度移植，二是金融制度创新。

我们可以把金融制度移植理解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制度中的一部分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使其成为接受国或地区的金融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什么是金融制度创新，有不同的理解。本人认为，金融制度创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只有从无到有地形成某项全新的金融制度，才能称之为金融制度创新，但这种情况很难出现；从广义上讲，只要是对原有的或从国外移植来的金融制度作局部调整或某些更新，以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就可以认定为金融制度创新。本文所探讨的是广义上的金融制度创新。

之所以要进行制度的移植，是因为制度的移植对于移植国家来说有很多的好处。它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成本，W·拉坦说，制度创新的引入，不管它是通过扩散过程，还是通过社会、经济与政治程序所进行的制度转化，它们都会进一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当中，有必要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及一些被市场经济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这其中就包括金融制度在内。

但是，单纯的制度移植只能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无异于舍本逐末，其后果可能使自己的发展永远受制于别人。只有在自我创新的前提下进行制度移植，才能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金融制度移植的约束条件

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是某种金融制度取代另一种金融制度，制度的移植还存在着两种不同制度是否相容的问题。对于“移植”的部分，必须经过一些相应的变更，以使外来制度本土化才能实施，也就是说金融制度的移植并非是无条件的，在移植的过程中会存在许多约束条件，若对这些约束条件视而不见，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有可能失败。

文化因素。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约束，而我们所移植的金融制度属于正式约束，它与一国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民族精神等有着广泛的联系。萨维尼认为，一国的民族精神决定一国的法律制度。显而易见，民族精神这一文化因素对一国的法律制度的影响是不应被低估的，正式规则中包含了大量的隐性的非正式规则。新制度经济学也认为，正式规则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规则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别国的某项金融制度若与本国的文化存在重大冲突，那么金融制度的移植就会失去效果或产生移植不适应症。这就要求我们在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时，既要对来源国的金融制度的文化背景作深入细致的了解，又要对准备移植的金融制度与本国文化的适应性作科学的、真实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对金融制度的移植，其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国金融制度体系的结构。二是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不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已经高度发达，而我国的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因此，当前我国在融入WTO的过程中，金融制度层面上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原有的金融制度在许多方面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这与WTO的许多规则存在一定的冲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并非是WTO规则这一正式制度的制定者，使我国入世在事实上就成为强制性变迁的金融正式制度的执行者，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却是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因此，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金融制度就有一个在我国改造的过程。这也是我国当前许多金融制度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的原因。

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主要指国体、政体和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大部分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但政府对资源的配置仍然起一定作用。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直接来源于政治权力的主要载体——国家，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市场本身。由于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金融制度供给和需求的主体都是政府，这就决定了在我国金融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政府带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国金融制度移植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金融制度的移植在我国很活跃，这与我国融入WTO后金融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而原有的金融制度不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关。但是，由于我们在金融制度的移植过程中，缺乏成熟的经验支持，存在不少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金融制度移植实效的发挥。这主要表现在：

对金融制度移植的性质、特点和规律把握不是很准。表现在对移植的理解就是“拿来主义”，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是否相容，没有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和全面了解，以至于移植来的金融制度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实效不大或出现负效应。如在我国设立大区行制度就是从美国移植而来的，当时我们只考虑到为了增强央行的独立性，减少地方政府对央行各分支机构执行货币政策及银行监管方面的干预这一因素，而没有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大区行并不具备美国地方联储较强的研究能力和政策制定、执行能力。因而这一制度移植进来之后，原有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产生了新的问题，由于省会中心支行的地位降低，影响力较小，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使得中央政府近来又不得不重新考虑将大区行的制度进行改革。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央行分支机构工作的开展是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的，大区行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但在做法上有些超前了。

表面文章做得多，没有抓住本质性的东西。一些金融制度的移植基本上只是引进了一张皮而已，对于深层次的内容却没有深入领会。如银行服务业收费制度的推出就是如此，华厦银行南京分行的一位副行长说得非常好：收费服务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过硬的特色服务，一旦某银行收费了，就等于拱手把自己的客户让给了别人。一些银行在引入这项制度时，只看到了服务收费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却忽视了在收费的同时是以提高服务质量为前提的，结果导致这项制度在国内推出后遇到了很大民众及某些行业的抵制。

金融制度移植，实质上是一个外来的金融制度本土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对待金融制度移植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对要进行移植的金融制度进行筛选扬弃，择优汰劣，寻求最适合我国目前金融业发展现实状况的金融制度作为移植的对象，并结合内外环境约束加以改造和具体化；另一方面，要辩证地否定本国原有金融制度上不合理的地方，保留其合理成份，在此基础上走向融合创新，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体系。

参考资料：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籍庆利、田永丰，制度变迁中的创新精神探析[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2)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供求均衡；河南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本论文为校级科研项目：“供求均衡视角下河南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16-PK-30）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2月28日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近年来，国外学者们从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非正式金融组织、农村金融产权制度及农村金融管理体制等方面对农村金融体系进行了大量研究。Wyn Grant和Anje Mae Namara（1996）以英国和爱尔兰地区农户的外源资金供应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走访金融机构的方式，针对农村信贷金融机构商业化发展前景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得出创新型金融产品和借款机会会得到农户充分利用的结论。Hans D.Seibel（2001）认为农村金融市场在规模、延展性、持续性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提出非正式金融组织正规化的观点。Neil Argcnt（2000）通过大量研究，得出现代股份合作制将会逐渐取代互助合作制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的结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国内学者对于农村金融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农村金融市场供求方面：叶兴庆（1998）认为供给型金融抑制是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主要表现形式，原因在于农户在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借款数量受限；农村非正规金融研究及利率确定方面：江春（l998）认为民间信贷利率的高低由借贷者关系、淡旺季节、资金供求状况、期限长短决定；农村金融体制研究方面：何广文（2006）指出农村金融主体产权改革不全面是导致信贷利率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主要原因。

二、河南省农村金融需求、供给现状

（一）河南省农村金融需求现状。河南省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因受省内种种原因的影响，而表现出和其他地区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不同的特点：第一，农户资金需求量小且地区间差异大。河南省农户的经营模式大多规模较小，因而所需贷款额度较小。而且，河南省不同地^农户的生产生活状况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不同，进而地区间农户对资金的需求量差别也较大；第二，农户资金需求以非农生产和生活为主。相关资料显示：河南省农户在取得金融机构贷款后，他们首先把所贷款项投入非农生产，其次是生活用途，最后才是农业生产，其中民间私人借贷资金中87%的比例用于非农生产和生活用途；第三，农户资金需求主要依赖非正规金融。据有关调查显示：河南省农民在融资时，86%选择向亲人朋友借贷，28%选择信用社和农业银行；7%选择其他正规金融机构。

（二）河南省农村金融供给现状。有关数据显示：河南省在2014年的时候小型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已达5，270个，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达250个；整个省在农业方面的贷款在2015年达4，567亿元，占全部贷款的90%。这些数据说明具有合作性、商业性、政策性的农村金融体系在河南省已初步建立。尽管如此，在供给方面，河南省农村金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第一，国家所有的商业银行资金供给量减少。1990年开始，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速度加快，部分中国农业银行也大规模地撤离农村地区，这无疑增大了农村资金供给的压力；第二，政策性金融功能不够完善。因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职能存在交叉，再加上农村金融业务单一、功能不全的特点，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挥作用，导致大量的农村储蓄资金用于非农业生产和经营，甚至转向城市；第三，农村合作金融竞争意识增强。在将盈利作为首要目标时，合作互助的性质骤变；服务范围、业务对象逐渐变化，货币流向经营效益好、风险低的农村企业，而对农户的资金支持大大削弱。

三、河南省农村金融供求存在的问题

（一）贷款需求总量多，供给总量少。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以及农业均呈现快速发展态势，然而农村金融机构在资金供给量方面并不能满足农户日益对资金的需求。同时，由于储蓄存款在农村转化为投资的能力不充分，农村金融供给增长空间进一步受到抑制。尽管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方面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但由于其受种种因素限制而在金融市场上表现出竞争力不足的态势，很难有足够的资金供给农村金融需求。

（二）信贷主体单一化，需求主体多样化。普通农民、农村企业、养殖农户、农产品加工厂、销售小商品的个体户等都是农村信贷资金需求者，他们是具有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农村信贷需求主体。然而，农村金融机构在资金供给方面总是要求资金使用在其规定的范围内。例如，农村信用社在向农村企业提供贷款时，它不会考虑农村企业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因为它不仅对贷款用途进行了明确规定而且主要提供小额信用贷款和抵押类贷款。

（三）不匹配的信贷资金限额。大额度贷款资金足够，小额度贷款资金不足是农村信贷资金主要特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都实力雄厚、资信良好，尽管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资金需求属于大额商业性农业贷款，因其借款风险比较小，所以资金需求容易得到满足。但是，广大农户以及农村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却不易得到满足，主要原因是：生产经营风险大、贷款需求额度小、办理手续繁琐。2011年，作为中小额借款发放率最高的农村信用社，6，000元额度以下的贷款次数占所有贷款次数的27%，12，000元额度以下贷款资金仅占总的农贷金额的20%。

四、优化河南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对策

（一）完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功能。完善河南省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功能可以从以下三点着手：第一，农业发展银行要改善资金来源和业务结构，进一步加大支农力度；第二，农村信用社要不断优化其治理结构，增强其服务职能；第三，引导县以下的邮政储蓄资金回归农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二）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合理引导非正式金融组织。河南省农村金融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究：第一，完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补偿方面的制度创新，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增大对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第二，深化河南省农业贷款收益补偿制度，完善利率管理制度改革。例如，为了提高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发放贷款的热情，在利率管制方面，可以制定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甚至取消。

（三）强化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农村金融机构要不断开发新的信贷产品及新的服务方式才可以满足农村金融的多样化需求。农村金融产品要根据不同需求主体的差异性，开发适合需求主体的金融产品，既要确保它的可操作性，又要确保农村金融服务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目标。

（四）治理农村信用环境，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政府、银行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等共同构成了农村的信用环境，只有各个组成部分协调发展才能让农村资金供求发展呈现最佳状态。首先，地方政府必须加强农村信用法制建设，大力整治信贷投资外部环境，严肃追究恶意违约者的法律责任，提倡诚实守信，创造既安全又守信用的良好农村金融氛围，以全新的信用面貌引进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为农村发展提供资金；其次，不断完善农村诚信体系建设；最后，组织好农村企业与农村金融机构的接洽，构建企业和银行可以自由地相互选择的信用贷款平台。

（五）引导农业保险健康发展。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可以大大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政府应结合社会各方的投资，设立既符合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又与保险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业保险机构。农业保险机构在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原则下采取农户、农村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及政府补贴的形式投保。对农业保险机构的发展采用鼓励的方式，鼓励其多元化经营，鼓励其投资主体不断扩大化，鼓励其引进外资等。

河南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巨大工程，我们要在市场化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向的引导下，根据河南省农村金融需求特点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实现河南省r村金融又好又快地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陈亮，杨静.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7.

[2]廖东声，何琳.农村融资的供给约束分析[J].农村经济，2012.12.

[3]马占.完善河南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研究[D].郑州：河南农业大学，2012.

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复旦大学 陈沁

芝加哥大学 宋铮

“城市化将如何应对老龄化？――从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到养老基金平衡的视角”

《金融研究》2013年第6期

农村人口城市化能否在缓解城市老龄化压力上起到重要作用？区别2010年第六次普查人口与2010年“自然人”（在没有城乡迁移假设下的推测人口数据），以此为依据计算这十年城乡迁移人口，得以算出农村人口分年龄、性别的迁移率。作者发现农村人口在15岁-49岁具有较高迁移率，而其他年龄阶段的迁移率较低。

在计算人口城市化对中国城乡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影响后，作者发现：纳入迁移人口后，城镇人口的赡养率增速显著下降。2040年-2060年，农村人口移民使城镇人口的赡养率比没有移民流入的情况降低了0.3左右，这意味着对于每三名工作年龄人口，他们需要赡养的退休年龄人口将减少一人。中国的老龄化趋势将在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作用下被有效缓解与推迟。

模拟了城乡人口迁移对城镇养老保险收支的影响后，作者发现人口迁移对中国维持稳定的社会保障系统有重要意义。2040年-2060年，有城乡迁移的养老金依赖率比没有城乡迁移的情况要低约0.3左右。而城乡迁移人口将使快速增加的养老金债务规模变得相对平稳，并将没有迁移情况下收支最不平衡年份的收支平衡度提高约36%。这为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平稳度过老龄化冲击提供了有利条件。

作者进一步发现，生育率提高在短期内效果不明显，但能在长期内缓解老龄化并改善养老金收支。无论是否有城乡迁移，推迟退休年龄都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养老金收支的不平衡程度。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缴费窗口扩大，迁移人口对养老基金收支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在有城乡迁移的模式下，若将退休年龄在2040年推迟至65岁，养老金收支不抵时间将被推迟到2050年，债务差距将始终保持在30%以下，大大好于不推迟退休年龄的模拟情况。 制度 城镇化影响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变化

清华大学 高鸿鹰、武康平

“城镇化与劳动收入不平等：

一个动态分析”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第WP612号

城镇化诸相关因素影响了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变化。1.城镇正式部门的扩张极大推动了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如果仅考虑城镇化因素，劳动收入不平等的上升率不可能高于城镇正式部门的扩张率；2.城镇正式部门扩张，推动劳动收入不平等的上升率逐渐降低，并决定了劳动收入呈倒U型的变化趋势；3.城镇正式和非正式部门的劳动收入、农业人均产出和产品相对价格、城乡迁移成本等都影响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动态。

城镇化路径选择需要市场机制与政策干预的有机结合：市场机制有利于城镇化相关部门的微观协调，并最终消除劳动收入不平等，但市场机制却难以避免收入不平等阶段性地过度扩大。同时，城镇化进程中各种市场失灵也需要适度的政策干预。政策干预有利于避免劳动收入不平等的阶段性过度扩大，但不当干预会扭曲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微观协调，从而扭曲甚至阻碍城镇化进程。 观点 作弊的大学生更可能

选择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

哈佛大学 Rema Hanna

宾夕法尼亚大学 Shing-Yi Wang

“不诚实以及选择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NBER工作论文第19649号

本文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政府部门在筛选应聘者时，应该看重他们的能力，还是他们的品行？

在实验环境中就一个简单任务（掷色子）作弊的大学生，他们更可能显示出对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偏好。更为重要的是，会在掷色子中作弊可以预测现实中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