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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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价值观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国家数学课程标准》 学习动机 理论 关系探析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是由一定的动机所激发并指向一定的目的的，《国家数学课程标准》的编排与制定也必然受到一定的学习动机的影响。《国家数学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即《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是针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教育制定的。《标准》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宗旨，明确数学课程的性质和地位，阐述数学课程的基本理念和设计思路，提出数学课程目标与内容标准，并对课程实施（教学、评价、教材编写）提出建议。那么，学习动机及其理论对《标准》的制定与实施究竟有哪些指导意义，《标准》中又是如何体现这些的呢？

一、学习动机对编制《标准》的指导意义

学习动机是激发个体进行学习活动、维持已引起的学习活动，并致使个体的学习活动朝向一定的学习目标的一种内部起动机制。［1］学习动机包含两个基本成分：学习需要和学习期待。学习需要是指个体在学习活动中感到某种欠缺而力求获得满足的心理状态。它的主观体验形式是学习者的学习愿望或学习意向。这种愿望或意向是驱使个体进行学习的根本动力，它包括学习的兴趣、爱好和学习的信念等。学习期待是个体对学习活动所要达到目标的主观估计，诱因是能激起有机的定向行为，并能满足某种需要的外部条件或刺激，如食物、水、名誉和地位等。学习期待是静态的，而诱因是动态的，它将静态的期待转换成为目标。所以，学习期待就其作用来说就是学习的诱因。在学习动机的两个基本成分中，学习需要是个体从事学习活动的最根本动力，所以在学习动机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而学习期待指向学习需要的满足，促使主体去达到学习目标，因此，学习期待也是学习动机结构的必不可少的成分。

课程实施涉及到具体的教学行为，在直接的教学活动中，教师根据动机理论采取一定的策略进行教学。课程实施把计划变为行为，所以课程实施的过程也是教师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过程。即在一定的教学情境下，利用一定的诱因，使已形成的学习需要由潜在状态变为活动状态，形成学习的积极性。那么，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之中，教师应该如何利用动机理论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呢？

1.创设具体的问题情境

教师能够将直观、现实的情境引入课堂，或者将学生带到这种情境中去，必定会吸引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例如，在学习“估算”之前，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如下游戏。

师：我给大家带来了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背后贴着价格标签158元），一共五个，我们做一个“猜价格游戏”，猜一猜它们值多少元钱？

生：200元。

师：大了。

生：150元。

师：小了。

生：160元。

师：大了。

……

通过以上游戏，枯燥的数学“估算问题”就变得生动形象了，而且可以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合理进行评价

我们可以采取奖赏、表扬、评分和竞赛等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奖励比批评、指责更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因为前者能使学生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心，而后者恰好相反。当然，奖励如果使用过多或者不当也会产生消极作用。因此，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教师要在恰当的时候进行适当的奖励与惩罚。评分与竞赛在激发学习动机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竞赛过于频繁，就会对学习动机起到消极作用，对团结协作与合作交流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在教学中应该慎用，而适当地进行竞赛反而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对学生产生一种激励作用。

二、《标准》的编制如何体现学习动机及其理论

《标准》全面考虑了九年的课程内容，具体划分为三个学段：第一学段（1―3年级）、第二学段（4―6年级）、第三学段（7―9年级），包括前言、课程目标、内容标准和实施建议四个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对学习动机理论都有所体现。

在课程“基本理念”之中，总体概括了《标准》的各个部分，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学习动机激发的重要性；在“课程目标”部分，总体目标除了包含“知识与技能”、“数学思考”与“解决问题”以外，还强调了“情感与态度”、“能积极参与数学学习活动，对数学有好奇心与求知欲”。［1］在“内容标准”中，除了“数与代数”、“空间与图形”、“统计与概率”，还包括“实践与综合应用”，这与学习动机的培养与激发，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第四部分“课程实施建议”中更是充分体现了学习动机的思想，“课程实施建议”是按照三个学段进行阐述的，但三个学段之间大同小异，下面将对该部分具体进行阐述。

在“教学建议”中，教师的教学要“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以及学好数学的愿望”。其中第一条建议是“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学习数学”，《标准》中具体阐述为：“教师应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设计生动有趣、直观形象的数学教学活动，如运用讲故事、做游戏、直观演示、模拟表演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理解和认识数学知识。”［2］以上建议就是在强调创设情境的重要性，这点建议在《标准》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合理，能够利用有关学习动机的思想指导广大教育工作者，给他们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在“评价建议”中，《标准》主张：“注意对学生数学学习过程的评价。”“考查学生是否积极主动地参与数学学习活动，是否乐意与同伴进行交流和合作，是否具有学习数学的兴趣。”［2］过程性评价更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师生之间及学生之间的交流，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标准》还主张“在第一学段评价结果以定性描述的方式呈现”，“在第二学段评价结果要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呈现，以定性描述为主”，［2］评语一般更多关注学生已经掌握了什么，获得了哪些进步，具备了什么能力，使评价结果有利于树立学生学习数学的自信心，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促进学生的发展。由于各学段学生年龄差别比较大，评价的方式也会不同。奥苏伯尔提出：“成就动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驱力组成，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1］学生在不同学段会显现出不同的内驱力，所以，在儿童早期，附属内驱力突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内驱力和自我提高内驱力会增强。因此，在第一学段一般以鼓励性的语言评价为主，而到后两个学段逐渐应以鼓励为主，批评指正为辅，这样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而《标准》中一味强调鼓励的一面，有时非但不能正确体现真实情况，反而容易滋生学生的骄傲的情绪。

学习动机及其理论与《标准》的编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学习动机为《标准》的编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依据，使《标准》的编制更加具有科学性；《标准》的编制充分体现了动机理论的有关观点。当然，由于《标准》仍需我们通过实践进一步加以改进，使之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冯忠良，姚梅林．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科学技术价值观范文第2篇

评价 数据处理 反馈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包括评价标准制定、评价组织实施和评价总结与反馈。评价后期数据处理与应用是评价活动的最后阶段，也是课堂教学质量总体情况的把握与升华阶段，它体现着评价的目的和效果。其主要任务包括：评价数据的处理；综合分析评判教师的达标程度；做出综合评价结论；向有关方面反馈相关信息，便于指导和改进今后的评价工作。

近些年，各学校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践证明，这些改进措施对开展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对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评价工作的深入，在评价后期的数据处理与应用上，原有的简单计算、统计排序、提交报告、反馈教师的程序受到质疑。为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本人基于本校开展评价的实践平台，通过开展问卷调查和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查找影响数据统计的关键因素，提出了评价后期数据处理与应用的新模式。

一、评价数据处理与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通过开展问卷调查、评价数据分析，结合评价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存在主要问题包括：第一，在学生评教打分方面：不同性质的课程评价分值与课程难易、兴趣强弱、接受程度有关系；不同年级的学生对教师评价分值有明显影响等，在数据处理时应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第二，在评价结果统计方面：原始数据处理过程中，没有考虑参评学生的心理因素，对个别有意打低分的学生评价数据未做处理。第三，在评价结果反馈方面：指出不应将学生评价结果作为评价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应综合领导评价、督导评价、同行评价及毕业生评价等方面的结果考核教师教学工作完成的质量并适时进行反馈。第四，教师希望得到可信服的评价结果，希望得到学生和学校的认可，愿意通过教学质量评价来改进自己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能力。

上述问题均是评价后期数据处理程序不够合理造成的，基于此，笔者在原有评价时间的基础上，通过改进和研究，提出了评价后期数据处理与应用的新模式。

二、评价后期数据处理新模式

在学生评价数据处理中，采用了标准差计算公式对评价分数进行初始化处理；选用了线性标准分的计算方法，确定了课程类型分数的差异化处理方案，基于上述的研究和论证，提出了学生评价数据统计的计算公式。在督导（同行）领导评价信息处理中，提出以分值统计和定性描述相结合，重在验证和改进。

1.学生评价数据处理

（1）引用标准差对评价分数进行初始化处理

以往对评价结果进行计算时，是将所有参评学生的分值加合计算，这样的统计忽略了两个因素对总分值的影响，一是个别学生对教师有意见而在打分时故意压低分数，二是由于学生认可度的不同而造成打分的差异性。

为了确保评价数据的真实性又便于统计人员的操作，通过汇总问卷调查表，确定了去掉5%最高分和最低分和去掉10%最低分两种方法，然后运用标准差计算方法对原有评价数据进行分析，最终确定了“去掉10%最低分”的数据处理方案。

标准差计算公式：

s=■

标准差S也称均方差，指各数据偏离平均数的距离（离均差）的平均数，它是离差平方和平均后的方根，用σ表示。标准差能反映一个数据集的离散程度。

表1 同一门课程两种标准差的计算结果（部分数据）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去掉每门课程评价的10%的最低分数记录的标准差小于去掉每门课程评价的前后5%的分数记录的标准差，即去掉每门课程评价的10%的最低分数记录离散程度小，结果更为合理。

（2）选用线性标准分对课程类型分数的差异化处理

在指标体系设计时，确定了不同课程属性的评价指标，由此，在数据处理时就会出现不同属性课程评价分值的平衡问题，事实上，通过分析不同课程类型的评价分值，的确存在着分值的差异。如果只是简单地整体排序肯定会影响全校教师评价名次。这就要求我们在统计数据时，对不同的课程类型求得一个平衡。在实际处理过程中，选用了线性标准分的计算方法：

即：Z=（X mean）/s，T=500+100Z

其中X是原始分，mean是各类课程的平均分，s是各类课程分数的标准差，Z是标准化分数，而T是最后计算出的供使用的标准分。

表2某年第二学期原始分和标准分对排前10的影响

上述表格表明，化为标准分后对排名次序有所影响，结果更为合理。

（3）学生评价数据统计方法的确定

基于上述的研究和论证，我们将评价的数据统计方法作了调整，调整后每位教师的学生评价结果计算公式为：

公式一：X=∑？茁xi

其中：xi表示同一门课程去掉评价的10%的最低分数记录后的每一评价项每位学生给教师分数的平均值，i取值范围为：i=1，2，…10。

？茁为每一评价项的权重值。

X为同一门课程各评价项加合后的总分值，也称为原始分。

公式二：T=500+100Z，Z=（X-mean）/s

其中：X是原始分，mean是各类课程的平均分，s是各类课程分数的标准差，Z是标准化分数，而T是最后计算出的供使用的标准分。

公式三：A=αT

其中：α为调整系数（加权值），是受评价学生年级、评价学生人数等因素影响的变量值，每学期根据评价的结果确定加权值。每学期通过加权的方法对评价数据进行后期调整，得到最终的评价结果A。

2.督导（同行）领导评价信息处理

督导（同行）领导评价比较具体、涉及面不是很广，主要是以评价为手段，重点是验证和改进，因此信息处理以分值统计和定性描述相结合，这里不再赘述。

三、构建可持续改进的评价反馈机制

1.评价结果的统计汇总

由于学生评价人数多，样本量大，代表性强，督导听课的次数有限，不可能对所有授课教师进行评价；而领导和同行听课也具有针对性，而且打的分数基本相同，可比性较差。因此，在进行评价结果汇总时以学生评价的结果为评价基础和主要依据，督导、领导、同行评价不再作为量化标准，而作为指导、检查和促进教师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的手段，以教师自评作为自查问题并改进自身教学方法的参考和补充。

2.从多角度得出综合评价报告

在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将分类评价的结果进行汇总，对整体评价进行数量上的综合评价和文字上的综合描述，写出综合评价报告。做结论时，要注意各指标项之间的差异比较，便于发现问题，找出差距，有针对性的指出努力方向。还要注意各教学单位之间的比较，便于各单位从本部门与总体水平上找差距，便于本部门整体教学能力和质量的提高。

3.四个渠道做好评价结果反馈

为了发挥评价的指导作用，保证评价具有发展性的功能，评价结果的信息要及时反馈给有关方面。信息反馈主要通过四个渠道完成：第一，将全校评价结果报告校领导，便于校领导及时了解教师整体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为改进教学管理提供参考；第二，将各单位的评价进行总体课堂教学情况分析并反馈给各单位负责人，便于各教学单位了解教师的教学情况，作为改进教学管理、教学建设、教学改革的依据；第三，将评价结果反馈给教师本人，教师可以查看评价结果，结合自评，肯定成绩，查找不足，不断改进；第四，课堂教学优秀教师的示范与经验推广。通过这个过程，肯定先进，带动后进，整体教学质量得到提升。

4.需要把握的关键内容

在信息反馈过程中，第一，对结论的解释要慎重。因为任何评价结论都不可能绝对客观准确，要及时加以引导和调控。允许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教师提出申述。第二，要把反馈的重点放在持续改进上。一方面，引导教师从关注评价结果向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提高教学能力和水平方向转变；另一方面，使评价结果成为督导开展传帮带活动和指导检查课堂教学的依据。第三，注重评价的实效性。建立一种全新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反馈模式，即以学生评教作为改进和完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的主要依据，而督导评价结果则重在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持续改进；领导评价可以作为检查课堂教学质量的一种手段；同行评价作为相互交流、学习、研讨教学的一种方式，逐步形成可持续改进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建立评价后期数据处理与应用的新模式，改变了原有几种分值简单求和给出一个结果的反馈模式，使统计数据更趋合理，可信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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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何晓蓉.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问题与对策研究.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2]李光耀，肖红，刘承栋.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考与设计.高等建筑教育，2009（2）.

[3]周志钧，周效凰.试论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

[4]林仁炳.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数学模型分析.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3）.

[5]喻方元.高校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高教发展与评价，2008（2）.

科学技术价值观范文第3篇

一是树立“争先创优”意识，构建“活力”社区。坚持将上级的要求、社区的追求、群众的需求作为和谐社区创建工作的突破口，社区领导班子必须高度统一思想，深化创建理念，立足社区实际，狠抓措施落实。主要是着眼长远、立足当前，制定好我们短、中、长期“和谐社区”创建目标，在规划制定、创建方案、实施措施等方面，统筹兼顾，注重实效。既考虑实现目标及创建过程的统一，又考虑有针对性、可行性、可操作性。特别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抓创建的新理念，树立社区与驻区单位共创共建的新举措。如，深化“社区与共建单位联抓联创制”、“楼院与居民联户共建制”、“骨干与群众联手共促制”等等。通过优化社区综合管理手段，营造“千家万户抓创建”氛围，夯实“共创共建”基础，激活“和谐社区”创建活力，彰显“和谐社区”特色。

二是树立“有为有位”意识，构建“五型”社区。坚持将“和谐社区”的创建，与当前创建“全国生态市”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与创建“平安型社区”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与创建“绿色社区”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与创建“省级和谐社区”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在社区党建、社区环境、社区平安、社区民生、社区管理、社区文明等方面出新招、亮实招、促实效。特别是，要根据社区各项工作增多、外来人口比较密集，管理难度相对增加等特点，在巩固提高的基础上，加大“人性化管理”、“亲情化管理”的力度，使他们感受到“第二故乡”的温暖，为和谐社区建设多作贡献。

三是树立“和睦亲善”意识，构建“人文”社区。必须充分发挥好社区领导班子一班人的作用，坚持“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身体力行科学发展观，率先垂范“和谐社区”创建，凝心聚力凸显人格魅力。充分调动好社区党员骨干、积极分子的创建积极性，躬身实践、深入调研、体察民情、善解民意、为民务实、树好形象。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好社区志愿者队伍、“爷爷奶奶学校”、“家长学校”、“社区文化娱乐阵地”等作用，切实抓好居民之间的和睦相处教育、社区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结对帮扶”教育等。通过优化创建活动载体，量化创建活动考核，展示创建活动成效，进一步完善“人际和睦”的“联系链”，凸显社区居民道德新风尚。

四是树立“不断创新”意识，构建“和谐”社区。始终坚持创新、求实、进取、高效的创建理念，找准“和谐社区”创建的结合点，提升“民生工程”的渗透力，将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贯穿于“和谐社区”创建的始终，将发挥社区功能、整合社区资源、优化社区管理贯穿于社区发展的始终。就东山社区而言，必须充分发挥好“混合型社区”的潜在活力，切实加强对“东山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科学管理，放大现有资产效应，确保资产保值增值，使广大股民共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福祉。同时，进一步深化“生态社区”创建等活动，在创建内容、方法举措、运作机制等方面，下苦功、创新路、出实效。通过上级的关心指导、驻区单位的大力支持、社区上下的共同努力，将“和谐社区”创建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构建和谐社区，还必须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构建和谐社区，以人为本是核心

坚持以人为本，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利为民所谋，正确处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记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坚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居民，依靠居民，要以社区群众“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的出发和落脚点。要坚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养老保险，再就业弱失医疗卫生救助等民生的基本问题。

第二、构建和谐社区，社区文化是基础

和谐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区基础，社区文化水平高低，居民素质好坏是体现社区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提升城市形象具体体现。社区和谐文化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通过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如健身体，书画展、社区读书室，小区卫生文明、楼台、院坝卫生文明评比等创建活动、不断提升社会文化精神品位。按照构建和谐社区的要求，加强正面先进典型，好人好事、人性美好的舆论宣传力度，教育市民讲科学，反邪、防邪，唱响和谐文化主旋律，为和谐社区建设和居民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传播服务。

第三、构建和谐社区，共建共享是前提

居民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动力，必须依靠全体居民共建和谐社区。以人为本与和谐社区互为前提，互相促进，是辨证统一的。要构建和谐社区，首先要为居民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二是居民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实践主体，居民的不断发展会有力地促进和谐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区必须相信居民，紧紧依靠居民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集中他们的力量和智慧，人人参与，共同建设。三是居民是和谐社区的主体，是和谐社会的所有者和占有者,和谐社会的一切属于居民。因而，必须让全体居民共治共管和谐社会。四是构建和谐社区，达到居民共享和谐的目的，必须以居民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要做到发展为了居民，发展依靠居民，发展丰硕成果由居民共享。另一方面，又要以解决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更加注重民生，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具体问题，便居民群众的各项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科学技术价值观范文第4篇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2]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 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8]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7-81页。

科学技术价值观范文第5篇

（一）为了利益不当使用回收技术回收沟油少数科技人员为了配合不法生产者获取更大的利益，将地沟油不当地回收并重新加工成食用油，严重地危害着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为什么会对身体有害，因为在回收加工的过程中添加了有害的东西，比如双氧水和稀硫酸，还有脱色剂和花生精等物质。回收的地沟油在外观上与正常的食用油没有什么区别，这使得公众辨别起来十分困难。而且目前还没有方便快捷和行之有效的检测方法。我们要充分认识地沟油对人的身体的危害，因为它对人的身体的破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也说明科学技术如果没有得到正当的使用，就违背了科学技术造福社会和民众的初衷。少数食品技术人员利用地沟油它来谋取私利，为害社会，令人感到愤怒。

（二）为了名利推广不成熟的食品技术在研制的一些技术还存在争议和风险时，少数食品科技人员不顾这项技术是否成熟的事实，为了一己之私贸推广有争议的食品技术。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它是人们为了降低食品加工的成本，改善食品口感，把液态的植物油经氢化技术加工成与动物油脂一样的固态。反式脂肪酸究竟有没有害，目前该不该禁，现在还没有定论。然而有的食品科技人员对此贸然推广。与此相类似的有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是科技人员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把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以改造生物的一些品质，如形状、消费质量和营养成分等。而那些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有害，但也不能证明它在长时间内会很安全。也就是说，反式脂肪酸和转基因食品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需要科技人员对他们作安全的风险评估。在风险评估没有做出之前，不能推广类似食品技术。

二、少数食品科技人员违反科技道德行为的原因分析

食品科技人员违反科技道德行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食品科技人员是生活在社会环境之中的，自身必然受社会的种种因素的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因素会影响到科技人员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取舍。要考察科技人员社会道德责任应从科学家自身以及社会环境中寻求答案。

（一）科技价值中性论的误导长期以来人们固执于一种信念即科学技术是价值中性的，与伦理无涉。之所以出现科技伦理问题，是因为人们不恰当地使用了科技成果。就如同人们使用枪一样。其实，这种科技价值中性是一个认识的盲区。科学技术本身是价值蕴含的。以前的所谓科技乐观论或科技价值中性论都不是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观的全面认识。科技既是系统化的知识，又是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还是社会的体制和组织。如果说知识形态的科技是价值中立的，但科技方法的应用和科技产品的创造则是受社会文化的影响的。在科技体制化和职业化的今天，包括食品科技在内的科学技术是越来越受社会需求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和制约。目前国内关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讨论中关于它的危害性，如转基因食品会产生不可预见的生物突变，会在食品中产生较高水平和新的毒素，或者会产生过敏或变态反应，因为基因技术会在食品中产生不能预见的和未知的变态反应原等。因此，我们应当谨慎对待转基因食品。然而少数食品科技人员在没有经过严格和充分的科学认证的前提下，就贸然保证转基因食品没有任何安全隐患，这样可能对公众产生一种误导，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见在当代大科技时代，科学技术并不是价值中立的，食品科技人员应当承担起社会的伦理道德责任。

（二）食品科技人员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经济决定政治和文化，同时，社会经济生活也制约着人们的道德选择。食品科技人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也必然要受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自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我们在引进西方的资金、技术和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价值观也一起带进来。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是一种唯利是图的价值观。生活在社会之中的食品科技人员也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追求，他们也面临着道德的抉择。当今社会是市场竞争的社会，适度的竞争对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是由好处的。因为它能激发科学家的研究热情，提高科研效率。但如果这种竞争是在不正当的价值观指导下进行，就容易失去正确的方向。比如有的科技人员追名逐利，伪造数据，疯狂作假。不顾及公众和社会的利益，不考虑自己科研成果的质量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少数食品科技人员在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三、加强食品科技人员的道德建设

对于科技人员道德规范建设，有的科学社会学家和伦理学者们已经探讨了“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为科技人员道德规范建设奠定了基础。科学共同体是科学技术活动的主体，是由科学家集团。它的体制目标是要扩展科学知识，并用知识造福于人类。在科学社会学中，科学共同体是科学体制的实体基础，它的精神气质和社会规范是保证科学社会正常运行的前提和保证。正如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说：“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体。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等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①在这里，默顿所说的精神气质和行为规范实际上是科学共同体内成员的道德准则。默顿曾经为“科学共同体”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原则”。即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性。可以看出，默顿是针对科研成果的客观性、科研群体的竞争合作性、科学应为人类服务、科学研究的自由等方面提出这些原则的，这些原则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是比较恰当的，也开启了后来人们开始关于科学家道德行为规范的探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科技体制内部已经着手制定有关科技伦理道德和规范。第一，在学术规范上严格遵循诚信原则，杜绝任何造假行为；第二，在科学研究领域要加强责任意识，预防科学探索可能造成的事先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第三，遵守与技术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彻底消除假冒伪劣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第四，在技术应用和生产活动中信守对产品质量的承诺，对消费者的利益和安全负责，自觉消除生产过程对社会环境和人们身体健康的不利影响等。有的规范还要求科技工作者能够忠于职守和吃苦耐劳传统道德要求，以及保持生态环境、节约资源和能源和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新的道德伦理要求。还有一些科技哲学家认为科学技术发展应当避免科学技术对人的生存异化，从而体现人道化和人性化。以上这些都应成为现代食品科技伦理道德的组成部分。

我国科学哲学家林德宏指出，任何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应该其道德标准：不能损害人类的利益。比如不能损害他人和公众的利益，不能损害别的区域和国家的利益，或者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不能损害生态利益，不能损害长远利益等。②因此，应该立法严格禁止违背人性伦理的技术研究和应用。

为在我国食品行业构建起诚信、健康、实用、和谐的科技伦理道德，保证食品科技人员的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加强食品科技人员道德建设的几条具体举措。

（一）加强食品科技伦理的教育和普及，提高食品科技人员的伦理素养我们应该引导食品科技人员在重视科学研究的同时，加强对于科技行为的人文价值的思考。我们过去过于强调科技的工具理性，忽视科技的价值理性。食品科技人员不能失去伦理道德的底线去从事科研活动。我们应当关注食品科技人员的社会责任和他们科技探索可能带来的科技伦理问题。一个有责任意识的食品科技人员在判断一个研究项目时，要能够前瞻性地顾及到科技活动合法性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

（二）制定食品科技研究伦理指导原则来约束科技人员的行为建构食品科技规范，单靠教育和道德示范是不够的。还应当增加对于违反科技道德行为的惩罚机制。只有对非道德行为通过法律与法制的手段坚决予以禁止和惩罚，食品科技伦理规范的实行才有保证。食品科技管理可以参照中国科学院制定的所谓中国科学院院士“家规”，来制定食品科技人员的行为规范，从而使科技人员培养正确的科技道德观。

（三）对影响社会重大的食品科技项目，要建立伦理听证制度来论证其合理性科技伦理听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众参与和监督意识，让公众了解科技项目中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发挥科技应用伦理的作用关键在于公众参与。食品科技发展也必须要接受公共参与的审议，这不仅是保障每个人的基本自由与平等的价值，更是确保人类未来的生存与人性的道德发展。公众为了更好地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就需要科学普及，理解食品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理解食品科学技术研究过程和方法。媒体在宣传食品科技成果时，要要关注公众的知情权原则和参与意识，让公众了解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这样可以使公众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