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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学作为公共管理类本科阶段的公共基础课,其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学科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公共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教学对于提高公共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不同层次的学生理解与关注公共管理实际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维模式。〔1〕本文由收集整理然而,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实践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将直接影响其教学效果。本文针对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对公共经济学教学问题作出基础性框架分析,可望对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产生一些有益启示。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其次,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应灵活设置,体现不同的教学重点。依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教学目标,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财政政策等内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预算管理、公债理论等内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黄爱华老师执教的“圆的认识”一课,较好地展示了他扎实的“三项基本功”,他在该课中用鲜活的例子,有针对性的提问和巧妙的比较与优化,为学生提供了探究问题的大空间。
一、善于举例,让学生在生活中理解抽象的“圆”
“圆”是一种常见的平面图形,也是最简单的曲线图形。但是,对于初次认识“圆”的小学生来说,“圆”又是很抽象的。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善于举出恰当的例子,为学生的学习活动提供必要的表象基础,以利于学生获得“圆”的感知。
黄老师在课的引入部分,用课件出示下水道的井盖图片。井盖之所以是圆形的,因为这样设计它不容易掉下去,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圆形的井盖不容易掉下去呢?”学生形成一致的观点“盖子和井口都是圆的,盖子中最长的线段比井口中最长的线段长”,从中找到了盖子比井口长的那条线――直径。接着在深入研究直径中,学生认识了圆心、半径等新知。黄老师善于从生活素材中寻求数学学习的鲜活例子。如“下水道的井盖”是基于生活实际的题材,有利于学生较快地发现“圆的特征”,并较好地理解、掌握抽象的“圆”的概念。
二、善于提问,为学生提供探究“圆”的大空间
黄老师让学生围绕“为什么圆形的井盖不容易掉下去”这一问题展开研究、讨论,并结合圆形纸片折一折、画一画,认识直径的概念。在交流“关于直径,你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中,学生纷纷上台板书,写出了多种不同的结论。如:“直径有无数条”、“直径是数不完的”、“直径是最长的宽”、“直径都是一样长的”、“每一条直径都是通过圆心对折出来的”、“直径必须通过圆心”、“一个直径等于两个半径”、“直径是没有最长的”……学生写完后让他们说出各自的想法,如“直径是数不完的,因为直径有无数条”、“直径都是一样长的,因为所有直径都是通过圆心,并且两端都在圆上的线段”、“直径是没有最长的,因为直径都是一样长的”……教师一一肯定学生正确的观点。对于学生不太准确的理解,黄老师及时引导学生展开讨论。如有学生认为“直径是最长的宽,因为它比圆里小一点的直径都要长”。这时,教师组织学生讨论:“还有小一点的直径吗?这个结论怎么改更准确?”在生生互动、师生互动中,达成共识:“直径要比不通过圆心并且两端在圆上的线段长。”学生对直径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教师再次提问:“直径研究完了,半径容易吗?你们觉得半径跟直径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吗?”让学生把黑板上半径与直径的相同点用红色笔圈出来,学生一一圈出。学生在讨论、交流直径和半径的特征的过程中,还认识了圆心,讨论了圆的画法等知识。
为了避免教师“包办代替”、提问过于简单的情况出现,数学教师应该学会设计具有一定开放性或自由度,能给学生独立思考与主动探究的“大问题”。黄老师设计的“为什么圆形的井盖不容易掉下去”引发了学生对该内容的极大兴趣,学生从井盖中想像到圆有无数条直径,将生活现实与抽象的“圆”建立起联系。为了让学生进一步理解直径,黄老师又设计了一大问题“关于直径,你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让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对“直径”的本质作出说明。“你们觉得半径跟直径有哪些相同的地方”这一问题让学生在不同概念之间作出比较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与不同之处,学生在研究直径的基础上,结合“圈一圈”活动,轻松地认识了圆的半径。
三、善于比较与优化,让学生深化理解“圆”的特征
[关键词]本科院校;环境工程;流体力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3-0038-02
流体力学是环境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主要讲述工程流体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主要内容包括流体静力学、流体动力学、流动能量损失及有压管流和明渠流等。由于该课程涉及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工程力学等,基本概念多且抽象,对学生的综合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要求高,因此学生普遍感觉学习较为困难。流体力学课程一般在第4学期开设,开设在高等数学、工程力学等课程之后。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针对流体力学抽象概念多、数学分量重、理论性较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生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进行授课,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一、针对专业特色和课时量,优选教材
流体力学分为理论流体力学和工程流体力学。前者适用理科专业方向,偏重理论;后者适用工科专业方向,着重于工程应用。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应选用偏重于工程应用的工程流体力学作为教学内容。目前,环境工程专业尤其是侧重于水处理的环境工程专业,其流体力学的知识主要用于解决污水处理厂设计中的流体力学问题,课时量被压缩到50个课时左右。因此,要选用适用于较短学时,并且侧重于水力学知识的教材。教材要能够与时俱进,精益求精,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内容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能够涵盖流体静力学、流体动力学、有压管流、明渠流等基本内容。教材要有一定的例题和课后思考、复习题,能够开拓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好能附有实验演示的光盘。
二、丰富教学内容,增加学生学习积极性
学生普遍反映流体力学很难,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W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不肯花时间去钻研。确实,流体力学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绪论课时,要让学生了解流体力学的任务以及在专业及后续课程中的作用,从而启发学生思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教师要对学生学习流体力学提出明确要求,如哪些内容需要掌握,哪些内容需要了解,使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做到心中有数,树立学好这门课程的自信心。[1]
三、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突出重点
流体力学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公式的推导和理论的理解,以及用理论和公式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流体静力学这一章中,关于流体平衡微分方程的推导,就涉及高等数学中的连续函数和泰勒展开式等,这是一个难点,对学生的高数基础要求比较高。而求解作用在平面上的静水总压力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解析法,一种是图解法。解析法要求学生有工程力学的静力矩和惯性矩的知识以及基本的几何知识,此法的压力中心在受压面的形心的下面,与形心不重合;而在图解法中,静水总压力的压力中心与压强分布图的形心重合。虽然课上教师反复强调两种方法的区别,但基础差和理解能力不强的学生仍然一头雾水,不能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针对这一情况,教师在课堂讲解时应尽量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讲解,最好还能结合模型进行讲解。例如可以借助一块平板,将其置于水下,标注其形心和压力中心的位置,再将平板与一棱柱体结合,分析压强分布图的形心位置。这种形象地讲解,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
在教学过程中,多媒体可充分利用图形、图像、声音、录像将教学内容充分表现出来,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快教学信息的传递速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扩大学生知识面。[2]但多媒体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学生在听课过程中,多媒体课件一晃而过,当时学生感觉很好, 但真正留在脑海里能掌握的内容却很少,这容易造成学生眼高手低。因此,流体力学的教学要多媒体和板书相结合,在进行公式的推导和例题的讲解时,最好使用板书,这样可以使学生印象深刻,增加记忆的时间;而在讲解流线和迹线等比较抽象的内容时,可以采用动画形式,这样能够加深学生的直观理解, 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
流体力学的学习讲究系统性,各章之间又相对独立。在每次上课之前,教师应对上节课的内容进行回顾复习,并可以采用提问的形式,让学生了解自己对上节课重点内容的掌握情况。在每一章节开始时,教师应首先向学生介绍本章的主要内容、重点和难点以及与前后章节的联系,每学完一章后教师要进行归纳总结,以便让学生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对于重要的内容,教师在课上讲解的时候要明确指出,回顾的时候要对这部分内容进行提问,在一章讲完归纳总结的时候,要再次强调这部分内容,相信这样可以使学生印象比较深刻。
四、理论和实验相结合,充分利用有限的课时
流体力学往往有0.5个学分的实验课。实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实验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更好地运用所学理论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实验结束后,应让学生整理实验数据,总结物理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发现其中的规律,这非常重要。[3]很多教师的做法是理论课全部讲完了,再集中上实验课,这种做法有利有弊。优点是学生在上完理论课后,在实验课上教师再讲解一遍实验原理,可以加深其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弊端是上理论课时,教师不能形象地讲解,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上实验课时,教师再讲解一遍,费时费力。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其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实验教学是人才培养最基本的工作。尤其在总课时量被压缩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实验课的时间,将理论和实验相结合,就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流体力学中的很多内容,例如雷诺实验,沿程水头损失和局部水头损失的计算都可以在实验室进行讲解,一边讲解,一边实验演示。还可以在流体力学实验室中增加多媒体设备或者其他可视化设备,课前让学生预习,课上讲解完理论,直接就让学生动手做实验,课后处理实验数据。这样既能充分利用有限的课时,又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还能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归纳总结的能力,一举数得。
五、加作业环节,改革考核方式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课后作业是检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理解、掌握程度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方法。[4]当然,布置作业不等于搞题海战术。例如,关于典型的三大方程,即连续性方程、能量方程、动量方程的应用,有三种类型的典型题目,即弯管内水流对管壁的作用力,水流对建筑物的作用力和射流对平面壁的冲击力,每种类型的题目可以布置1~2道作业题。而关于求解作用在平面上和曲面上静水总压力的计算,题目形式多样,压力体的形状灵活多变,可以适当多布置作业题,让学生尽可能多掌握各种类型的题目。同时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专门安排习题课。这样一方面可对学生所做作业进行点评,剖析典型例题,启发学生举一反三;另一方面,这也可给学生提供了课堂讨论的机会,引导学生掌握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和技巧,能对学生思维进行锻炼,让学生触类旁通。[5]除了典型的计算题以外,习题课上还可以设置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等,避免学生重计算,轻概念。
目前,在考核方式上,一般是平时成绩占20%,实验成绩占20%,期末成绩占60%。这种考核方式虽然兼顾了期末考试和平时表现,但也存在弊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平时作业做得不错,但期末卷面成绩非常不理想。究其原因,可能是平常作业存在抄袭现象,上课虽然出勤率高,但课上听讲不认真。如何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可以适当减少平时成绩所占的比重,例如平时成绩占10%,期末成绩占70%,实验成绩占20%;另一方面,实验成绩单独计算,而在理论考试中,平时成绩占20%,期末成绩占80%。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教师要练就“火眼金睛”,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一是对作业雷同的现象,一律给予当次作业不及格;二是要加强课堂纪律的管理,对于回答问题的情况、课上表现等都要作为平时成绩的重要方面进行考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考核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总之,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流体力学的教学应与学校的办学特色、办学定位相结合。应在总课时量不增加的前提下,优选教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加强理论与实验相结合,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鼓励学生自己动手研发、设计小型实验装置,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创造能力,这样才能够提高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最终实现培养“厚基础、善实践、能创新、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的目标。
[ 参 考 文 献 ]
[1] 张羽,张仙娥.环境工程专业《流体力学》的教学探讨[J].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4):156-157.
[2] 宿程远,张建昆,陈孟林.师范学院环境工程专业流体力学课程改革初探[J].中国电力教育,2008(12):117-118.
[3] 王伟.土木专业工程流体力学课程教学研究[J].山西建筑,2008(21):182-183.
关键词:税收效率 福利经济学 税收中性 配置作用 扭曲税
目前,财经界主流的税收原则理论主要源于凯恩斯主义和福利经济学思想,基本上是围绕税收在经济条件下的职能作用立论。虽然具体提出的各种税收原则名称不尽相同,但综合起来最主要的两大税收原则是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着重于社会问题,矫正收入分配不均和财富两级分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动乱是不可或缺的。税收公平原则同本文关系不是很大,在此不再赘述。而税收经济效率原则的意义在于使税收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不仅要使微观经济效益提高,宏观经济也要稳定增长。本文正是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税收政策的制订中,对不同的征收对象征税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一、市场均衡及经济效率
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由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上世纪20年代创立的。帕累托效率是福利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既是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工具,这个工具也经常被其他经济学流派所借用,它在经济分析和经济研究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已得到公认。
福利经济学第一公理和福利经济学第二公理阐述的是市场均衡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结论之一,他们的正确性已经通过艾奇沃思方框图等工具中得到论证。这两个公理也是本文研究税收效率的理论依据,在此简单介绍如下:
福利经济学第一公理是指在没有消费的外部性效应条件下,市场竞争价格下所达成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有效率的。简单的讲就是竞争市场的特定结构具有实现帕累托有效率配置的特性。联系实际情况,经济生活中每一个参与交易的人都参与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而每一个参与者不必知道所购买的商品如何生产、制造原理、成本结构等情况,他们做出购买决策时只需要掌握商品的价格这一信息即可。竞争市场可大大减少每个参与者需要掌握的信息量,而这一事实有力的证明了市场竞争确为一种配置资源的好方法。这也是我国最终确定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的重要理论依据。
福利经济学第二公理是指如果所有交易者的偏好是良性的(凸性),则总会有一组这样的价格,在这组价格上,帕累托有效率状况是在适当的商品禀赋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简单的讲就是任何帕累托有效率的配置都能得到市场机制的支持,市场机制在资源和财富的分配问题上是中性的,无论打算如何在在经济中分配财富,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这种计划。在此,我们有必要着重区分两个词语: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分配作用是指确定资源的归属,属于所有权、产权等法律范畴的概念;配置作用是指根据商品的稀缺性,使资源流向最能实现其价值的地方,是一个地道的经济学范畴的概念。福利经济学第二公理告诉我们,这两种作用是完全可以区分开来的,在市场竞争机制中,价格就能实现这两种作用。而我们即将展开的税收经济效率分析正是在市场价格实现其“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二、税收经济效率分析
税收制度研究中,无法规避的一个概念就是“税收中性”,税收中性原则要求:首先,税收的成本尽量以所收到的税款为限,尽量避免社会额外税收成本;其次,税收尽量避免干扰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然而,税收中性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目标,是可不能完全实现的。税收通过税负的转嫁最终都会或多或少的增加额外税收成本并干扰市场经济的配置作用。
上节我们对福利经济学第二公理的阐述中,我们知道任何帕累托有效率的配置都能够得到市场机制的支持,而市场机制是通过价格对资源的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来实现这一支持的。在税收政策讨论的过程中,有些政策制定者认为,为了分配公平,应当通过税收来干预商品的定价,例如消费税。仅仅从经济效率的纯理论角度来讲,这种干预会让经济偏离帕累托有效率的均衡,因为价格的改变使消费者无法正视其行动真正的社会代价,在他们做出决策时面临着一个错误的边际替代(即价格)问题。我们知道,价格在市场中拥有“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其中后者同经济效率直接相关。如果仅仅是为了分配的公平,我们的税收只要根据消费者的禀赋价值来征税,就不会影响经济效率。
福利经济学公理给我们税收政策的制订的启示是十分重要的,价格拥有资源的分配作用和资源的配置作用,改变价格的税收制度从经济效率角度来讲实为低效率的下策,因为通过改变价格达到重新分配财富的同时,也影响了价格的资源配置效率。而通过对禀赋征税,即可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也保证了价格(即边际替代率)仍然能够正确的反应稀缺,以达到最终经济的帕累托有效率。
三、结束语
税收政策的制订需要考虑众多因素,比如上文中所讲的消费税,除了要考虑税收的经济效率之外,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调节产业结构,引导消费方向等。然后税收的经济效率分析在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上面的分析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税制结构中,都是以按禀赋征税的所得税和不改变商品价格的增值税(价外税)为主,其他税种为辅。同时,相信税收的经济效率也是我国部分服务业逐步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的理论依据之一。
参考文献:
[1]王传纶,高培勇.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M].商务印书馆
关键词:假设;检验;预测;描述;人文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9―0005―06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的影响可谓长久不衰,几乎引导了战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潮流。在实践领域,弗里德曼的“F论点”说服了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派经济学家对于“F论点”的坚持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另一派经济学家对于“F扭曲”的批判构成了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主干。关于弗里德曼方法论的研究文献虽然已经浩如烟海,但是既有的研究几乎存在一个共通的缺陷,就是就科学问题而论科学问题,而没有意识到经济学还存在人文这样一个重要维度。我们认为,单纯从科学角度看待这场争论的话,由于经济学不具备可控条件下的可实验性,是不存在解决出路的。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回归亚当・斯密的古典传统,重视人文的维度。
一、解读方法论之争的哲学基础
实际上,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都是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支持者。虽然“证伪主义”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波普尔却认为:“同分界问题做对比,指出意义问题是个假问题。但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却把我的贡献归纳为提出了这样一种建议:用可证伪性的意义标准取代可证实性的意义标准――这实际上使我的观点变得毫无意义。”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凡是能够被经验确证或否证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进而认为波普尔只不过是强调了否证的重要性。所以,许多人似乎一直把波普尔当作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或者充其量也不过把他当作一个用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的持不同意见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逻辑实证主义者也宁愿把他看作是一个盟友,而不是一个批判者。所以,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的方法论之争虽然有着深厚的科学哲学基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波普尔“证伪原则”以及“实证原则”的不同理解。结合经济思想史和科学哲学的新发展重新梳理这场方法论之争,有助于提升我们对于经济学性质的认识。
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的核心是所谓“F论点”:(1)科学的目的是发现预测良好的假说;(2)假设不是检验理论的所在,其现实性与理论的有效性无关。弗里德曼对预测的阐述类似于波普尔。他将经济学中的假说和其预测的可证伪的重要性放在了判断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核心标准的位置。有人统计,20世纪70和80年代出版的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证伪主义有联系,因此,布劳格(1992)把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特征概括为“证伪主义的故事”。在弗里德曼看来。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到底与一般性理论有所不同。实证科学是研究“是什么”的系统知识,其终极目标是发展能够对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有效的解释,并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既有效又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作为一种实质性假说体系,理论不仅要具有“内在一致性”,还要保持‘外在一致性”。那么,为什么弗里德曼认为证伪原则只适用于假说,而不应该涉及假设呢?弗里德曼没有引用任何科学哲学家的论点,而是通过三个典型例证证明了其观点,一个模型的目的不是接近现实。归根到底,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完全现实的模型――这个世界本身。但这一“模型”的问题是它太复杂,复杂得难以理解。一个模型的目的在于为理解这个世界的特征提供见解。如果一个简化性假设使得一个模型对所探讨的问题给出了不正确的预测,那么缺乏现实性才是一个缺点。然而,如果这种简化并未使得该模型对所探讨的问题给出不正确的预测,缺乏摹写意义上的现实性就是一个优点,通过更为清楚地隔离所关注的效应,这种简化使得问题更易于理解。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地球,那么这个星球本身就是个最具描述主义意义上完美性的模型;但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却大多是通过地球仪这样一个具有简化性的模拟来完成的。这种方法典型地存在故意的扭曲,而我们却不以为意。经济学中的假设起到的正是地球仪的作用,其同样不必是现实的完全摹写。正如Solow(1997)指出:好的经济模型通过“关注一两个因果或条件因素而排除了所有其他因素,并且希望理解实体的逸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作为这场论战的另一方,萨缪尔森和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等人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前提假设不需要证伪的观点,认为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存在原则性错误。弗里德曼的“F论点”被萨缪尔森戏谑地称为“F扭曲”,用以指称“假设和推论的不对称性”。萨缪尔森(1964)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就是理论的表述应当是毫不含糊的,以使他们有可能被“证伪”。关于假设和假说形成的一般原理,他认为一般应该有操作意义,这种操作意义是经验性的,经验性的东西应该具有可证伪性。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operativism)后来发展为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强调加强经济学的科学描述力。他认为,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发现“可运用的有意义的定理”。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完全解释的愿望是科学所不能及的,因此经济学家只应力求扩大经济学的客观(科学)解释性的描述力。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原理实际上是以维也纳圈子里的语言表述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
可见,由于对证伪原则的不同理解,预测主义和描述主义在检验的范围和完善理论的方式上产生了本质性的差别。一是前者只关注对于假说和其预测的检验;而后者既要求检验假说,也重视简要假设,并且相对来说更关注于检验假设。二是在完善理论的过程中,预测主义者的方法是探寻假说成立的局限,并针对不同情况设定不同的约束条件;而描述主义者则在试图实现假设与现实经验的完全一致。
二、从科学哲学文化转向视角对方法论之争的再解读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都属于哲学上的实证主义者,他们之间的方法论之争体现了对于证伪方法的不同理解和运用。回顾这场方法论之争,对当前经济学研究有价值的问题是:这场争论的语境本身是否就有需要批判和超越之处?对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反思可以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什么变化?
无论是预测主义还是描述主义,其坚持的都是证伪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立场。实证主义的奠基人孔德(2001)认为,认识只能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内,只有此范围内的才是科学,超出经验之外的只能归为“形而上学”,是非科学。所以,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这场方法论之争散发的是现性主义的科学至上的气息,即这场争论是在科学主义语境内发生的,争论双方操持的都是科学主义的语言。无论是预测主义还是描述主义都认为,只有“科学命题”――可以进行逻辑实证检验的命题――才具有学术研究的合
法性,该类命题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当前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坚持唯科学主义,试图用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判断一切经济行为,但是,这种企图在哲学上正在受到后波普尔科学哲学的批判。但是,科学主义的标准无法在经济学中贯彻始终而不自相矛盾。我们以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为工具来解读主流经济学的科学主义标准。拉卡托斯认为研究纲领含有两部分不同性质的假设:由不变的、专门的形而上学假设组成的“硬核”(hard core);辅助假设的“保护带”(protective held),它承受检验的压力,进行调整和再调整,或者完全替换,来保护硬核。根据拉卡托斯的标准,经济学界中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分享的是共同的理论“硬核”。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虽然在假设是否需要与经验事实相符的问题上观点截然相反,然而二者却共享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性假设――从个人“效用函数”出发的推理起点和作为最优化标准的“帕累托最优”原则。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给定完备性和传递性的理性定理,在附以连续性和凸性等公理,那么就能够得到一个定义良好的偏好序,这个偏好序表达了人们进行选择的依据;接着,通过设置一个连续的效用函数来度量这个偏好序,那么经济学家就可以把效用函数作为目标,给定约束条件,从而整个选择就变成了求解最优化的过程。从而,通过几个公理化假设,新古典经济学把人的行为视为发生在牛顿力学环境之中,从而演绎的过程可以数学化,在形式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求最优解的过程典型地含有无法测量的概念或词项在内的陈述。这种状况――在经济学中最核心的选择问题上充斥着大量形而上学的假设――按照科学主义的标准原本是不可接受的,可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却都学会了对此视而不见。同时,大量的表面上有差异的经济理论实际上来源于在保护带内对非公理性假设的放松,如信息条件、交易成本、策略互动等等,一切放松的参照系是新古典经济学赖以产生的完全竞争市场。这种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由于作为演绎出发点的硬核内公理性假设的一致,对选择的最优化处理要求结果和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所求得的最优解――即实际选择结果必然在一开始就是决策者最偏好的。结果序实际上就是偏好序的体现。
于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作为演绎前提的公理性假设与经济学的科学主义的哲学基础相冲突;而要挑战公理性假设,就必须考虑历史和认知的因素,从而违背了经济学家希望经济学能够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愿望。改善经济学研究的出路在于改造经济学的哲学观。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当前坚持的仍然是20世纪30年代特别狭义的“实证主义哲学”鼎盛时期的哲学观点,当时对于科学的命题的理解是:这样的命题必须能够被证伪。于是,今日大多数的经济学家的方法论争论还在围绕着对于波普尔“证伪原则”的不同理解上打转。
科学哲学的讨论从“实证原则”到“证伪主义”,再到“约定主义”、“语言学转向”、“历史主义”、“科学元政府主义”等等,体现了科学哲学文化转向的潮流,倾向于反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强调科学研究中方法论的多元化,认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实证主义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当哲学家们忙于讨论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所遵循的规则,还有基于历史和文化而形成的语言的惯例如何让表述更能得到清楚的理解时,经济学家们却在狭隘实证主义造成的无法理解的泥沼中继续挣扎了数十年的时间。当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坚持的单维度的科学实证主义标准明显是一种过时的科学观。长此以往。只能使得经济学陷入科学主义的困境而无法自拔。其后果正如布坎南(1988)所说:“假如我们围绕所谓的‘具有自然科学性’的经济学……打转……我们就会促进人类进入衰败过程”。
三、经济学回归人文传统的方法论路径
科学哲学新近发展中提出的“什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和对于命题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的强调使得我们在经济研究中必须改造极端科学标准的研究方法,重归古典经济学的人文传统。事实上,古典经济学有着强烈的人文传统。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那里,对于人的心理和道德法则的分析是其理论的出发点。斯密(1988,的《国富论》的任务是寻找实现国家富足的一般经济规律,而《道德情操论》的任务就是为这种规律提供人性原理。斯密(1997)在《道德情操论》中把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这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在对利己主义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斯密竭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本性的个人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社会的利益。可见,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人性法则为基础的。对于这种从人性出发的研究方法,斯密的好友、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学术研究必须“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
从对科学哲学文化转向的阐述和对经济思想史的回顾可以看出,包括预测主义者和描述主义者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各学派在其方法论最高原则上都始终坚持过时的极端实证主义,导致了经济学在哲学层面的贫困化和在意义维度上的缺失。因此,所谓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之间在预测标准和描述标准上的争论,以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观点看来,完全就是一个伪问题,是科学主义导致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深陷泥沼而不自知的体现。
一个摆脱当前经济学研究中“意义”贫困化的可能路径是回顾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有意义的命题”。在“有意义命题”中存在文化、心智与事实之间的三重纠结,我们无法回避文化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复杂性对于人性法则的影响。按照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的观点,不同民族和国家独特的历史塑造了不同的文化,而文化中的外显习俗和内在价值观则通过“心智模型”(联结“事实―认知―行动”的决策系统)影响对事实的含义的判断,就是说,相同的事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含义。可以说,由于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任何极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都是不能实现的,不论是在预测还是在描述的意义上。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所说;每个被研究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些社会――经济结构组成不同的社会――经济机器,而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机器又产生不同的因果关系。因此,应该相应地构建不同的因果模型并对这些关系中出现的数量使用不同的概率测算方法。
科学命题,有意义命题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三者的关系如图1所示:
有意义的命题是一个最大的命题集合,包括了所有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命题,而科学标准则认为只有可以进行逻辑实证检验的命题才具有学术研究的合法性。因此,科学命题是一个比有意义命题小得多的命题集合,众多伦理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因无法实证而被取消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必然是和
理性人的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命题,它们中的一部分因为可以实证而属于科学命题――并因此属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另一部分因为无法实证而属于这个集合之外。古典经济学关注人文维度,其研究范围是所有与追求财富的行为相关的命题,而不是其是否可以实证。这种对研究范围的广泛的界定的理由正如森所说,由于伦理考虑影响了人类经济行为中对于目标的元排序,因此,将更多的人文思考引入经济学对于增强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并能祛除主流经济学在哲学上的贫困。
当前,顺应科学哲学文化转向潮流并试图恢复古典经济学人文关怀传统的未来经济学研究路径已经初现端倪。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牵头,以阿玛蒂亚・森的工作为理论基础,由巴基斯坦籍经济学家Mahbub ul.Haq领导和组织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中,人类发展被定义为不断扩大人类选择的过程。不同于传统发展理论将经济增长当作目的的理路,人类发展路径把经济增长视为促进人类发展的手段。作为HDI的理论基础的人类发展分析路径,其内容是不断修正和扩充的,甚至“人类发展”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UNDP(2001)指出,扩大选择的基础是提高人们的能力,扩大人们可以做和可以实现的事情的范围。人类发展的基本能力是健康长寿、受教育权、体面的生活,并且能够参与社区生活。这个升级版的定义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了参与社区生活,即政治自由和集体行动的重要性,这样就把原有的三个维度的基本能力观点扩展到了四个维度。
追随森和UNDP的工作,未来人文经济学的发展在定量领域可以通过不断扩展和深化人类发展路径的研究来实现。我们可以通过心理学、伦理学、文化史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论路径,加深对人类发展的认识,并通过将治理环境等因素嵌入人类发展指数而增加经济学的涵盖性和人文性。对定量方法的重视表明人文经济学并没有完全否定实证科学原则,而是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使之从价值层面回归到工具层面,可以为人文经济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结合服务。而在未来人文经济学发展的定性领域,我们可以追随诺斯等的思路,按照各国历史和现实的特点,强调对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和物质条件之间关系的理解,将人的选择行为植入更加有文化背景和人性因素的理论框架之中。这样可以使得个人不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简单的输入――输出间的效用转换器,而是可以成为更加有主动性的“有灵魂”的人。唯有这样,才能解释集体行动、非亲属利他行为、心智变迁等一系列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的问题。按照这种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框架,我们不仅是回归,而是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文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