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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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范文第1篇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颁布实施10年后，最高院于2009年4月24日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5月13日起施行，以下简称司法解释）。

此司法解释是对《合同法》合同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遇到的难题的一次集中梳理和应对，其注重针对性，避免了条文抽象、笼统、原则，力求严谨、明确、具体可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矛盾纠纷逐渐转化为各类诉讼纠纷案件进入司法领域，给人民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司法解释的出台，有助于明晰合同订立、效力、履行、终止、违约责任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妥善解决合同领域的经济纠纷。

合同订立：乐观其成

曾有一段时期，我国对经济合同的签订采取严格的“要式”管理，即必须以书面形式达成，否则司法实践中不予确认，这种“要式”传统一直沿袭至今。司法解释对合同订立问题加以澄清，只要能从各种要素确认当事人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无论以何种形式，甚至欠缺某些条款，均可确认合同效力。

最高院对合同订立采取“三要素说”：只要能够确定当事人、合同标的和数量，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由此，衍生出其他一些确认合同成立的方法，比如允许从当事人的民事行为推定其订约意向，支持悬赏人公开声明的法律效力，允许当事人不签字只按手印签订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交易习惯的确认等，无不显示出对合同订立的一种“乐观其成”的宽松态度。

其中，以“行为推定”的方式确认合同成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曾发生这样的案例：建筑公司因施工期紧迫，而事先未能与有关厂家订好供货合同，造成施工过程中水泥短缺，急需100吨水泥。该公司向A市水泥厂发函，函件中称：“如贵厂有300号矿渍水泥现货（袋装），吨价不超过1500元，请于接信10日发货，运费自理。”A市水泥厂接信后即发货，但建筑公司已于到货前组织到货源，并以双方未订立合同为由拒绝接纳A市水泥厂的货，双方由此产生纠纷。司法解释明确此类合同可以民事行为的方式达成，从而使实践中大量的事实合同得以成立，有效保障了善意信诺一方的利益。

合同效力：保护善意方利益

司法解释重点对格式条款的效力进行了认定和解释，如果提供格式条款方没有尽到《合同法》规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导致相对方没有注意到免责条款的，相对方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要求，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总体而言，在合同的效力方面，司法解释严格适用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效力上坚持从宽认定有效。比如，在对无权人签订的合同效力认定上，允许被人以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表达追认意思；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了限缩型解释，限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合同履行：妥善解决债务清偿问题

在司法解释“合同履行”的6个条款中，除了2条诉讼程序的规定外，均为关于债权债务清偿的实体性规定。这反映了在当前金融危机深化的经济背景下，恶意逃废债、资不抵债、债务清偿顺序等重要问题已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本是尽人皆知、无需赘言的道理，但有些企业却总是心存侥幸、胆大妄为，想方设法逃债。司法解释规定，债务人放弃其未到期的债权或者放弃债权担保，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收购或出售资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均有权提起撤销权诉讼。最高院给出了“合理价格”的判断标准：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70%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30%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

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经济主体陷入经营困境，资金链断裂，造成给付不足以全额清偿所有债权的问题，对此，司法解释也做了明确的顺序安排：当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

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允许情势变更

“情势变更”指的是合同依法成立后，发生了不可预见，且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情，动摇了合同订立的基础。在此情况下，应允许合同双方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该原则是合同法的一个重要原则，世界各国的立法均有规定。“情势变更”原则也一度被写入《合同法》草案，但最终没有被采纳。此次最高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将“情势变更”原则纳入，使合同法原则与国际合同规范更加接近，而这个原则的确立，实际上也是司法机关应对金融危机的积极对策。

但“情势变更”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用以确认合同履行的真实经济背景，对显失公平的合同履行加以纠正，但利用不当，也可能沦为当事人肆意毁约的借口，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情势变更”的引入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为此，最高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必须严格区分变更的情势与正常的市场风险之间的区别，对必须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进行裁判的个案，要呈报高级人民法院审查批准，最大限度地避免对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造成大的冲击。

违约责任：注重违约金的公平性

司法解释对违约责任的规定主要集中在违约金问题上。实践中常见的问题表现在对违约金设定标准过高，从而造成不公平的后果。例如，某标的额为10万元的买卖合同纠纷，当事人约定迟延履行违约金标准为每日2000元，即每日为标的额的2%，因买受人迟延履行10万元付款义务被对方诉至法院，按照双方约定的计算标准，当时已迟延200天，违约金40万元，且诉讼期间还在一天一天往上累计。类似的案例在实践中屡见不鲜，法院在处理这类问题也处于两难境地。

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范文第2篇

一、我国目前驰名商标认定的情况

入世后，我国由原来的行政机关单一认定驰名商标的做法改变实行由法院认定与商标主管行政机关认定相结合的双轨制。2001年新修订的《商标法》和2002年新颁布的《商标法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在商标注册、商标评审过程中产生争议时，有关当事人认为其商标构成驰名商标的，可以向相应商标局或商标评审委员会请求认定驰名商标，随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3年6月1日颁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在其中对驰名商标认定的主体，驰名商标的取得及保护方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赋予了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为我国的商标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使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权。至此，认定驰名商标的具体行政机关有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陆续颁布了相关司法解释，明确了在法定条件下法院认定驰名商标的情况。2001年7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域名解释》），其中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域名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此后，2002年10月施行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标解释》）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纠纷案件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至此，初步确立了法院对驰名商标进行司法保护的审判机制，而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也相应据此认定了相当一批的驰名商标。自2001年7月至2005年4月底，人民法院共认定了29件驰名商标。

2003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同时废止1996年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新规定改变了以前批量认定驰名商标的做法和“主动认定为主，被动保护为辅”的原则，采用了“被动认定、个案认定”的原则。目前，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主要法律依据是上文所提到的2001年7月《网络域名解释》和2002年10月《商标解释》这两个司法解释，根据这两个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确立了认定驰名商标实行因需认定、被动认定和个案认定的原则。

上述我国《商标法》、《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以及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确立了我国驰名商标认定的双轨制，并相应确立了有关认定的原则，是符合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中不断加强驰名商标保护力度的趋势的，也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要求，使法院对商标主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能够依法进行，也改变了我国前期对驰名商标保护乏力的状态。

但是，在实行法院认定和行政认定双轨认定机制的同时，就可能出现两者之间发生某些冲突或可能产生某些不利因素和问题，造成保护上的障碍，为此，有必要进行探讨。

二、在现有认定机制和原则下的可能产生的问题分析

人民法院与商标行政主管部门之间认定结果不一。我国《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了对驰名商标认定的法定条件，商标行政主管部门和人民法院在对商标是否驰名的认定中，均应依据《规定》和司法解释按照上述规定的法定条件进行判断。所以，对驰名商标认定的基本条件应当是一致的。但是，在诉讼中，作为遭受商标侵权的原告当事人，往往主张讼争商标已经为商标行政部门认定为驰名商标，或者主张讼争的商标具备驰名商标的条件，要求按照驰名商标的保护标准对讼争商标予以保护。在此情况下，就可能因对方当事人对该驰名商标提出异议而导致法院对该驰名商标是否驰名进行审查判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由于不同的认定主体之间在适用上述认定条件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分歧，因各自存在的背景、基点、经验和对具体标准的掌握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对同一商标是否驰名造成认定的差异。

在法院认定情况下，出现认定结果的差异。由于人民法院判决认定驰名商标效力范围的局限性，在遭受商标侵权的原告在不同的管辖法院就不同的侵权主体和侵权事实分别诉讼的情况下，由于法院与法院之间存在着经验和具体标准掌握的不同等原因，造成不同地区的法院之间甚至同一地区的法院之间在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认定权的前提下，对同一讼争商标是否驰名做出不同的认定结果。

在各地努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为了提高本地区有关企业的知名度，发展本地区经济等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作祟下，这种掌握的具体认定标准上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在法院与商标行政主管部门之间、法院与法院之间如果出现对驰名商标的认定完全相反的结果，那么就会损害驰名商标认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大大降低了法院和商标行政主管部门的公信力，也有损认定主体应当具有的权威性，使商标权利人丧失对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信心；其次，如果出现法院与商标主管部门认定之间或法院之间认定结果相同的情况下，对当事人和法院来说，也造成了讼累和增加了诉讼成本，不仅浪费了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不利于经济纠纷得到高效率的解决，而且有可能使侵权人借此得到一个拖延诉讼、逃避法律制裁的机会。

三、在目前双轨制认定主体的情况下进行完善的建议

若存在上述不利情况和因素下如何进行相关的完善，必须考虑在商标侵权纠纷中，人民法院通过运用司法权审理商标纠纷以达到对商标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的审查和监督，达到对行政权进行法律监督的目的。这也是符合1994年关贸总协定缔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精神，法院应当作为具有认定驰名商标最终决定权的机构。

为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驰名商标认定主体双轨制的情况下，有必要对驰名商标认定做必要的完善。首先，为体现司法权的监督原则，确立驰名商标的行政认定是一种可诉行政行为，对商标行政主管部门就商标驰名认定做出的行政决定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纳入到司法的监督之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对商标行政主管部门的商标驰名认定提请法院审查来达到对商标行政主管部门的上述行政行为履行审查、监督的作用。其次，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某些法院为审理驰名商标行政诉讼，而不宜由审理商标纠纷的人民法院直接来认定涉讼商标是否驰名。一方面可避免因各地法院掌握的具体标准不一而导致出现不同法院之间对同一商标是否驰名认定结果的差异，也可避免造成与商标行政主管机关认定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对驰名商标行政诉讼归口应由指定法院审理，以此加强对驰名商标的司法保护力度，有利于对驰名商标专门性问题的研究。并可充分利用现有商标行政部门的行政资源，因为在近10多年的驰名商标认定工作中，商标行政部门已经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认定体系，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而不必再去耗费现有紧张的司法资源。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诸如工伤认定、交通事故认定等由各主管行政部门来认定，而不应由法院来直接认定，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表现体现在行政行为的审查上，而不应直接干预或部分剥夺行政权；第三，在诉讼中，当有关当事人对涉讼商标是否驰名申请认定时，人民法院应将该案终止审理，由有关当事人向商标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认定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委托商标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认定，由该部门决定该商标是否为驰名商标，待该组织按照法律程序做出决定并产生法律效力时，再由法院进一步开庭审理商标纠纷案；第四，增设驰名商标行政认定中的复议制度。由于《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中商标行政主管部门对驰名商标认定行为是否可以复议或撤销、一次驰名商标认定后的有效期限以及在该有效期内该驰名商标不符合驰名商标条件时如何处理等问题未作出规定，为体现行政认定行为的权威性和驰名商标应有的社会信誉和价值，设立驰名商标行政认定行为的复议制度是必要的。

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范文第3篇

院党组和分管院长的正确领导下，2010年上半年。本院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庭紧密结合“人民法官为人民”和“守业服务年”主题实践活动，围绕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要求，能动司法，服务大局，妥善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有针对性的开展调研工作，努力改革审判管理和抓好队伍建设。全庭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较好的完成了上半年各项工作任务。

一、以社会矛盾化解为目标。

庭新收案件39件（其中一审案件2件，2010年截止6月30日。二审案件37件）与去年同期相比收案数量增加了5件，增幅为14.7%诉讼标的金额4.31亿元，去年同期（5.62亿）相比有小幅度下降，与2008年相比，下降大幅度较大，减幅达57.7%连同去年旧存案件11件，上半年我庭共办理一、二审案件50件，已审结34件，结案率为68%未结案件中部分是近期新收案件，局部在公告送达和司法鉴定期间，局部案件在做双方调解工作。已结的33件二审案件中，维持原判的16件，改判的8件，发回重审的2件。二审案件维持率为48.5%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个百分点。二审案件改判率为24.2%与去年同期改判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调解、撤诉案件共7件，占21.2%与去年基本持平，相比2008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从受理的案件类型来看，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内部纠纷和激进借款担保纠纷仍为我庭主要案件类型，分别受理了12件和18件。从上诉案件原审法院分布情况看，南昌中院上诉10件，上饶中院上诉8件，景德镇、赣州、宜春、抚州、九江中院分别上诉3件，新余、萍乡中院各2件。民商事案件审理中，庭始终以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为中心，坚持公正、高效、和谐司法理念，通过处置好商事纠纷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一是审慎处置涉国有企业纠纷。随着我省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推进，涉国有企业主要案件类型由企业改制纠纷，包括因改制行为效力发生的纠纷和改制后因对外债务的承担而引起的纠纷，转变为不良金融债权的借贷纠纷和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涉国有企业的不良金融债权借贷案件数量虽呈下降趋势，但各方利益抵触加剧，利益平衡难度加大，特别是债权转让顺序被认定合法的情况下，各方利益更是难以协调。庭始终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大局为重，强调对不良金融债权转让相关顺序进行严格审查的同时加大运用调解、协调、和解等多种措施的力度，从源头上化解纠纷，为国有企业改革发明良好的资产环境。对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庭通过对不服破产裁定申诉案件的审查和对具体案件的协调加强对下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指导和监督，强调在案件审理中要加强与政府部门协调配合，要指导企业依法依规变现资产，积极预防破产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维护企业的安定和社会稳定。二是从维护稳定角度动身审理好各类公司诉讼纠纷案件。公司诉讼纠纷案件主要表示为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纠纷、中小股东诉讼、公司解散诉讼等，这类纠纷处置不好很容易影响公司的稳定和生存发展，进而会不同水平地影响市场秩序的稳定。处置公司内部纠纷时我庭坚持公司意思自治，司法谨慎干预的审判理念，对中小股东提起的知情权、盈余分配等诉讼，既注重协调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我庭审理的秦玉林与九江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中，小股东秦玉林因满意公司不分配利润，与其他股东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诉讼主张分配公司利润。由于公司股东会未形成利润分配决议，直接判决分配利润可能会造成司法过度干预公司自治权，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分配利润是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如果判决采用诉请又有利于对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维护。合议庭通过提出其他救济途径的调解方案反复做股东之间调解工作，庭领导也多次参与协调，最终以其他股东收购该小股东股份形式调解结案，既保护了中小股东权益、维护了公司的稳定和正常经营，也有效的回避了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矛盾抵触。三是以平等维护为前提，慎重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审理违约责任纠纷。审理各种类型合同违约纠纷中，庭严格适用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指导意见的规定，以促进交易、规范市场秩序为指导理念，涉及合同撤销、变卦或解除的诉讼中审慎适用情势变卦原则，对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依据公平原则，同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卦或者解除。主张违约损失赔偿的诉讼中，依法分配举证责任，严格依据违约事实和违约责任，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认定违约金数额。

二、能动司法。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助推全省七个系统国企改革。依照本院年初重点工作任务分解方案的安排安排，一是紧跟省委决策安排。庭作为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提供法律保证和服务工作的牵头部门，征求本院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发挥司法的能动性，依法为全省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司法保证和服务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的宗旨、内容、任务分工、工作方法和工作要求。依照实施方案的工作方法，庭走访了七个系统的相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召开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有关推进七个系统国企改革的意见建议，及时摸清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法律问题以及七个系统国有企业对法院新的司法需求，明确了为国有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的方向和思路。省委省政府对全省推进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动员部署后，庭及时起草并报经院领导批准后下发了本院《关于为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做好司法保证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对全省法院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二是加强沟通协作，融入大局，共同推进全省经济发展。庭紧紧围绕全省进位赶超、跨越发展的目标，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同时，更加注重立足全局、融入全局、服务全局，更加注重与省国资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证厅、省保监局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共同推动全省经济跨越发展。庭一如既往的就国企改革问题加强与省国资委的信息互通、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继续配合支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证厅开展小额担保逾期贷款的催收工作，依法保证和促进我省小额担保贷款在推动守业、带动就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平安市场规则建设的引导作用，加强与保监局、平安行业协会的联系沟通，促进我省平安行业健康、规范发展。庭推动下，院于今年2月与省保监局签订了加强合作交流机制的备忘录》明确了三方建立联系人制度、开展业务培训研讨交流、联合开展调研、建立联合调解机制、建立案件料理协助机制等事宜。为积极落实《备忘录》要求，6月底、7月初我庭与省保监局共同组织先后召开了二级法院与当地各平安公司联合座谈会，就平安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平安人的合同解除权行使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法院与平安行业如何共同服务全省经济发展进行了广泛交流。三是发挥商事审判庭特点，支持和推动企业守业投资。商事审判工作与经济形势、经济建设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事审判更多的解决企业、公司法人经济纠纷。庭一方面结合全省法院开展的守业服务年”活动，充分运用商事审判掌握的经济形式和规律，通过依法平等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企业自主创新和引进战略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法治环境。另一方面，庭结合审判实践中发现的法律问题，发现的纠纷多发点，深入企业，走访座谈，协助企业掌握经营规律，指导企业依法回避经济纠纷，切实担负起为企业创业、经营提供司法保证和有效司法服务的职能作用。

三、注重实效。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争取出台平安纠纷审理相关指导意见；2为配合省委关于国企改革的决策安排，针对法院受理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剧增，庭要求在去年组织开展的破产案件审理情况调研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调研，出台案件审理的具体指导意见，统一全省法院审判思路；3针对银行卡被盗取存款而引发的金融机构与储户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日益增多，组织开展了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中存在问题调研，调研基础上，出台审理相关案件的指导意见。从上半年完成的情况看，三项调研前期任务均基本完成，平安合同纠纷的调研已经完成资料收集工作；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调研演讲已完成；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指导意见已基本(资/料来.源,年初我庭针对审判实践反映进去的问题确定了以下几个调研任务：1平安合同纠纷中关于平安人是否告知义务的认定和交通事故责任险中在盗窃、醉酒驾驶和无证驾驶三种情形下平安公司对人身伤亡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于:gzu521学;习/网]gzu521.com成形，将于近期下发全省法院和本院相关部门征求意见。此外，上半年我庭配合最高法院完成了以下几项调研任务：1对《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进行调研，向最高法院反馈了相关意见和建议；2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05年至2009年五年全省法院受理和审结金融纠纷案件数量统计和审理情况；3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08年以来民商事审判工作相关情况，详细反映了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存在困难和问题，并相应的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措施和建议。4针对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演讲报最高法院，为完善相关司法解释提供素材和资料。

四、加强审判管理。保证公正廉洁执法

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范文第4篇

起因一：名至而实不归

不管什么类型文章的写作，我们都强调题文相符，避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经济文书写作更是如此。但在实际经济写作活动中，某些人或者某些部门为了业绩或者完成任务，偷梁换柱的事情也是偶有发生的。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招商引资。什么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是指地方政府吸收非本地投资者的活动。它能带来地方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就业岗位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因此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受利益驱使，有人就通过写作来做文章，将一些普通经济往来的合同冠以招商引资的合同名称。但普通合同（如买卖合同）和招商引资签订的合同有本质区别，这种名文不符的经济合同往往易引发纠纷。如某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活动中，引入某港资企业，并与当地××水泥厂签订了三份《中外合资经营水泥厂合同书》，香港××公司分三次预付资金给水泥厂，水泥厂分年分批供应并代销水泥，然后把款项返还给香港公司。后来该水泥厂因经营不善而导致破产，围绕相关权益，香港公司依据合资经营的理念主张债权。由于这三份《中外合资经营水泥厂合同书》均未约定有关合资经营企业权利义务方面的内容，所设立的投资合作关系实质是香港公司仅提供资金，但不参与经营，亦不承担经营风险，无论水泥厂处于盈利还是亏损状态，香港公司均按月享有固定的投资回报，以达到回收投入资金本息的目的。这种合作模式违反了国家法律关于合资企业应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基本原则，名为合作，实为借贷。后经法院裁定此合同无效。由此可见，经济合同要按照实际合作内容拟写相应标题，或者按照标题主旨去制定具体合作内容。要避免在利益驱使下，参与合作的一方产生利用合同漏洞，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奢想，使双方甚至多方陷入经济纠纷。

起因二：似是而非或笼统表达

（一）合同内容拟写中忽视了具体真实责任意思的表示

随着经济生活的复杂化和法治化，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体现者——经济合同，其内容的表达越来越讲究，不能单纯根据日常做法或者常规理解来处理。比如生活中朋友之间或者合伙人之间乃至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合同担保行为（主要是债务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保证（即担保）是指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形式。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可见，保证合同中，保证人应当明确做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或一般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由此，我们在为别人进行担保时要约定好担保的具体内容，以显示诚意；在别人为我们进行担保时，我们也要明确具体内容，同时还要精确理解特殊条件下的担保关系，注意各相关利益方的担保法律逻辑，以免履责时发生纠纷而陷入无休止的官司。例如，在某经济纠纷中，债权人诉某县政府履行担保责任，理由是《抵押贷款担保书》中注明了“经县政府讨论同意，决定为××酒厂向贵公司贷款壹仟叁佰万元提供担保”，并且有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的签字，盖了大红印章。但××县政府拒绝履行担保义务，理由是并不是担保人，怎么回事呢？问题就在于该担保合同的具体条款是承诺以××糖厂全部房产和场地七十年使用权作抵押担保，在债务人××酒厂无法偿还贷款本息时，××糖厂的房产和场地使用权归债权公司所有，并约定了由县政府监督贷款使用情况的相关内容；××县政府并未承诺以其享有处分权的财产作为担保，也未承诺在××酒厂不履行债务时，由其承担还款责任。在该案例中，××县政府出具《抵押贷款担保书》后，其职能部门××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即出具了《关于同意××糖厂以土地抵押担保的意见》，随后，××糖厂与债权公司签订了抵押协议，约定以××糖厂名下土地及地上房产为××酒厂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至此，法院认为为××酒厂提供担保的是××糖厂，而非××县政府，××县政府出具《抵押贷款担保书》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行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担保行为，不存在××县政府承担因担保无效产生的赔偿责任的问题。由此可见，经济合同条款的拟写内容越具体，合同各相关方的关系描述越清晰，就越有利于保护自身的利益，上述案例中××县政府就做得很到位。而债权人却停留在日常的简单理解上，耗费人力物力发起经济诉讼。从中我们也应该注意，在经济合同的条款规定或者法律文书衔接上，要坚持严密的法理逻辑，不要试图简单处理，否则会因不愿承受写作上的麻烦而带来法律上的困扰。

（二）签订的经济合同中有些文字表述是含糊不确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规定了经济合同无效时的情形：“一、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二、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三、人超越权限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四、违反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无效的经济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无效经济合同的确认权，归合同管理机关和人民法院。”法律的规定是基于现实的存在。古今中外，在经济领域各种因欺骗、胁迫等而签订“合同”或者出具“欠条”“借条”“收条”的事时有耳闻，有的甚至闹出人命。法律对这些经济文书不予支持，确认无效，就是为被欺骗、被胁迫者提供保护。那么被欺骗、被胁迫者则可以在有关经济文书撰写中暗示或者留取相关证据，避免暂时的伤害，为未来的维权打好埋伏。比如某公司合伙人发生纠纷，原告拿出被告出具的“欠条”和“合约”要求被告支付巨额债务。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欠条”是因为双方对合伙经营××公司期间的债权债务负担产生争议而签订的。但是，从“欠条”与“合约”的内容上看，被告使用的文字是含糊而不确定的，比如“本人亦要负责”“×××先生要本人个人承担责任”“但因为某些压力之下，×先生要本人将烂账的一半赔偿给×先生”“因我个人经济困难无法承担，唯有将内地祖业给予×老板收租来抵偿损失”等。这些内容表明：一、对无法收回的账目，是原告要被告承担责任。二、存在某种压力即可能发生过的胁迫。三、是由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法院认为不能确认被告承认对原告欠债是其在××公司进行清算后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其在“欠条”与“合约”中的意思表示不能构成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在这里被告就巧妙地通过经济条据的撰写保护了自己的利益。该案例给我们两个启示：一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可以暂时示弱，但在拟写所谓的“欠条”等经济文书时可以巧妙地暗示撰写文书时的处境，为以后寻求法律保护提供依据；二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接收债务人提交的经济文书时要仔细阅读，避免存在引发法律纠纷的隐患。

起因三：因客观性缺失遭受质疑

经济合同实施的佐证材料应合法合理，这是众所周知的，法制社会任何法律纠纷的裁定，法院都只讲证据，并且强调证据链的合理衔接和完整性。由经济合同引起的经济纠纷，其经济诉讼申诉书的写作，主要是佐证材料的准备和写作。而合同和合同的执行过程描述，就是最重要的证据材料，证据的特征就是客观性或真实性，一旦客观性或真实性受到怀疑，就很容易导致自己在经济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比如，在某工程项目引发的经济纠纷中，提起民事诉讼的施工单位因为连续采用违背合同和国家法律规定的证据，经过一审、二审、再审都败诉了。建设单位和该施工单位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约定材料价格按照当月的市场价执行，因此，涉案工程的材料价格应以施工期间项目所在地的材料信息价为标准。但施工单位提供的证据是自己和材料供应商签订的合同《××市预拌混凝土销售合同》及《××××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以此作为工程成本的鉴定依据。另外，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基础大开挖，主要依据的是施工单位提供的“证明”。而这些“证明”是以个人名义出具的，并且该“证明”还是施工单位负责人写好后，让别人抄写下来的，因此，该“证明”既不是证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更不是原有合同或者补充合同的约定。最后法院裁定该部分费用依法不应计取。因此，我们在拟写经济诉讼文书时要搞清楚证据的有效性和法定效力，确保其客观真实可查证，方能在法庭辩论中不被对方抓住把柄而处于不利地位。当然，如果在经济活动中制造假证据，意图捞取更多的好处，在法庭上只会自取其辱。

起因四：合同履行证词遣词用语不严密

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范文第5篇

原告在卢山县城关老城大街经营一家军需用品商店。2006年10月24日,两个案外人来到该店称欲向其订购1000套迷彩服,骗取了原告的信任。2006年10月25日,案外人引诱原告在被告下属的卢山县西关邮政局办理了以“卫述桦”为实名,账号为XX2679的活期存款账户,同时办理了账号相一致的邮政储蓄绿卡,存款10元。同日,案外人假冒原告的名字,用假身份证在被告的下属人民路邮政支局办理了账号为XX2200的活期存款账户及相配套的邮政储蓄绿卡,存款10元。后原告在向案外人出示办理好的存折时,两个存折被调换,调换后案外人以证明原告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为借口,要求原告往存折上存款,结果当天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4万元现金存入其所持的案外人开立并掌握密码的存折账户上。同日,该4万元存款被案外人持邮政储蓄绿卡分四次提取,其中第一次在邮政储蓄营业网点支取了3.5万元,第二次跨行支取2000元,第三次跨行支取2000元,第四次跨行支取1000元。原告发现被骗后,立即向被告提出支付的请求,被告要求原告到公安机关报案,原告即向公安机关刑侦队报了案,卢山县公安局已立案受理,但至今未侦破。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五条至第七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一条、《人民币银行结算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卢山县邮政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卫述桦赔偿损失2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付至还款完毕之日),驳回卫述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5元,由原告被告双方各自承担一半。宣判后,卢山县邮政局不服,提出上诉,但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争议焦点辨析

储蓄机构有无义务鉴别身份证真伪的责任

上诉人抗辩认为,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主要理由是上诉人有义务审查开户人身份证的真假,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9)44号《关于储蓄存单、存折密码更换手续有关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规定,储蓄机构对储户提供的身份证只进行形式审查,不负有鉴别身份证真伪的责任。据此,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被上诉人抗辩的理由值得关注,尽管并不完全充分。该上诉人认为,首先,“批复”是中国人民银行对上海分行《关于办理储蓄存款密码修改手续等问题的紧急请示》的一个批复文件,批复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该批复是针对储蓄机构为储户更换存单、存折上的密码时应履行手续的答复,并不涉及开户问题,因此对本案不具有参考价值。其次,该批复是在1999年做出的,当时国务院实名制规定尚未出台,银行系统对身份证真伪的鉴别手段也不够完备,这样的批复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本案发生在2006年底,《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已于2000年实施,如果银行对存款人的开户资料只做表面上的审查,那么就无法保证国务院关于实名制的规定能够落到实处。最后,该批复与现行法律法规的精神相违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

即使一审法院基于以下规定的分析,也未必能够清楚的得出银行需对身份证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五条明确规定“本规定所称实名,是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身份证上使用的姓名”。第六条规定“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时,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件,使用实名”。第七条规定:“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本人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身份证件上的姓名与号码。他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被人和人的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被人和人的身份证上的姓名和号码。不出示本人身份证件或者不使用本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开立个人存款账户”。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在为储户开立具有通存通兑功能的账户(包括存户、银行卡户)或基于已有账户申领银行卡时,必须要储户出具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军官证、护照等)和设置个人密码”。《人民币银行结算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银行应负责对存款人开户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查”。

但是,作为储蓄机构,我们应该看到,前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银行的审查身份资料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的义务。只是在何种程度上才可认定银行尽职尽责,则是不够明确。实际上,二审法院在二审裁判中也没有办法明确得出银行对身份证真伪有实质性审查的义务,而是强调了有一定的“审查义务”。一旦发生有虚假身份证件的情形,法院就可能推定银行未能尽职尽责。这也是本案法院坚持认定银行有审核义务履行不当的根本所在。该裁决指出:“联系上述法规、规章的规定看,《个人存款实名制规定》第七条规定的,银行在为存款人办理开户时,对存款人出示的身份证件尽管使用了“核对”一词,但银行在办理与存折相对应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发放银行卡时,对存款人出示的身份证件的真伪应当有一定的审查义务。正因为上诉人没有尽到严格的审查义务,为他人提取被上诉人的存款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方便。因此,上诉人存在一定的过错,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故上诉人上诉称其没有义务审查开户人身份证的真伪,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先刑后民”是否合理合法

是否“先刑后民”是储蓄类诈骗案件中非常普遍的一种争议焦点。“先刑后民”并非本案原告独创,也有司法解释作为依据。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基于此,上诉人抗辩认为,本案发生是因诈骗引起,但诈骗案件未侦破,具体的案情究竟是什么,无法得到有效印证,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的诉称就认定事实证据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经济纠纷案和经济犯罪案应该分开审理。”被上诉人则认为本案一审将民事纠纷案和经济犯罪嫌疑案分开,单独审理侵权损害赔偿民事纠纷案,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是正确的。两审法院均支持了被上诉人的主张。由此可见,“先刑后民”的理解并非绝对,对于是否为同一法律事实的解释取决于法院。

类似案件的裁判可否作为抗辩依据

本案上诉人在上诉抗辩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二审法院类似案件中曾经有不同的裁决。即平尚市中级法院作出的(2008)平民终三字第58号民事判决已判决储蓄机构无责任,本案也应但比照该判决处理。

但是上诉人疏忽了裁决基于的事实难免有一定的差异,而这一点正好成为被上诉人抗辩的重要理由。有趣的是,上诉人的抗辩还提出了更有影响力的案件来反驳上诉人,即《大洪报》2008年5月24日B25版以案说法《存折被掉包丢钱谁负责》所分析的案例和本案更为接近。此文对案例的一审、二审判决都有详尽的评析,是一个面向全社会的以案说法,对本案二审判决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实际上二审法院也明确指出:上诉人提供的案例,即本院作出的(2008)平民终三字第58号民事判决与本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故上诉人要求本案比照该案例进行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从国内司法实践来看,即使同一法院的裁判也很难用于法院的裁判依据,尽管有时此种主张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多数情况下不为法院所接受。

责任分配的比例如何确定

此类民事侵权纠纷的核心争执在于责任分配如何确定,而目前尚无具体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做出规定,而是由法院基于过错大小的分析来自由裁量。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本次事件中存在一定过错,应对原告的存款损失承担一定责任。原告开户的营业网点是被告下属的西关邮政支局,案外人开户的营业网点是被告下属的人民路邮政支局,由于轻信及防范意识差,原告在存折被调换后没有核对其所持存折上的印章,将款项存入案外人的存折造成损失,其亦应承担一定责任。具体责任分担以双方各承担50%为宜。二审法院肯定了一审法院的认定,即关于责任的划分问题,原审依据本案的事实酌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承担50%责任并无不当。从国内此类案例的裁判来看,有类似的五五分成的责任,也有三七开,四六开的案例。这种比例的确定,实无具体的标准,而主要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

对储蓄机构的启示

应对存款诈骗的纠纷案例,储蓄机构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储蓄机构必须严格履行开户审核职责。从目前的监管法规来看,尤其是实名制推行以来,开户审核中的疏忽势必导致银行风险。从各种存款诈骗案例来看,绝大部分均系犯罪分子采取种种手段骗取储户信任后,利用储户的各种信息,伪造身份证明,骗取金融机构开立存款账户或结算账户,然后诈取储户在储蓄机构的存款。为有效防范储蓄存款合同纠纷的发生,储蓄机构需源头上加强防范,严把开户的审核关,提高身份证明审核的技术手段。严格审核操作流程,为发生纠纷时积极举证履行审核义务做好准备。

第二,不能过于依赖“先刑后民”的程序机制以及法院的既有判例。从本案来看,“先刑后民”的抗辩就被法院所拒绝接纳了。银行应该积极地抗辩,管辖的程序抗辩并不一定能够取得法院的支持。实际上,近年来,一些理论性的探讨已经明显倾向于否认“先刑后民”的主张。尽管法院的既有判例对法官裁判有一定影响,但是银行不宜报过高预期,不能过分依赖法院借助已有判例来裁判。

第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诉讼,积极抗辩,争取司法机关的支持和理解。存款诈骗案件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的审理也比较慎重,银行绝不可因为纠纷标的金额不高而有所疏忽。这类案例的对方往往是个人,他们会积极应对诉讼,而且法院对于个人和储蓄机构争议,往往有扶持弱者的天然倾向。况且,此类案件最为关键之处在于证据的准备以及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银行如果不足够重视,可能被赋予难于实现的举证义务,从而导致银行的主张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