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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生命科学发展的需要,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知识经济时代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这四个方面,浅析了在高校非生物专业类学生中开设生命科学选修课的必要性。
关键词:综合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21世纪是生命科学(亦称生物学)的世纪,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据权威机构预测,在新的世纪里,生命科学将成为新一轮自然科学革命的中心。为了普及生命科学教育,适应国家和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要,在高校开设生命科学公共选修课,对于优化非生物学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非生物学类大学生的科学素质和综合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
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也十分迅猛,这必将引起高等教育全方位的深刻变革,尤其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更为突出。我国高等教育部门正在把握时展的机遇,关注世界教育技术的前沿动态,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改革旧的教育模式、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为培养跨世纪的高素质人才作出应有的贡献。[1]
20世纪末,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已把生命科学的发展放在首位,在这样一个科技竞争、人才竞争的大变革时代,我国的高等教育如果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就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人才规格较之工业经济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教育必须处理好“专才”与“通才”的关系[2],尤其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跨学科专业的建设势在必行,要允许学生在系际、校际选修课程,甚至在必要时可以中途转系、转校国家教育部颁发了《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在对于“非生物学类专业生物学基础课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这一项目中,对于在高校非生物学类本科生中开设生命科学公共选修课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高等教育专业和课程设置将出现多样化,从未来社会对社会成员的要求出发,对传统的学科课程体系进行改革,确立高等教育应为快速发展的未来社会培养综合型高素质人才。通过课程设置的改革,使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既有约束,又有自由学习的课程。[3]要求通过这样的学习,使学生具有牢固的、经久发挥作用的核心基础知识,又具有个性的、宽而广的知识面。新的教学模式不仅是传授知识,关键是为了培训大学生的技能,培养大学生以全新的方式,用新的思维模式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知道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方法,生命科学也不例外,为了便于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工作需要,给非生物学类学生开设生命科学选修课,有利于培养学生生命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
教育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共同研究决定,首批批准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36所高校建立“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据介绍,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下文简称“基地”)是生物高新技术产业中人才链、技术链和产业链三者的结合体,通过积极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和与管理水平高、综合实力强、技术手段新、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合作,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4]“基地”在完成国家建设目标,进行高层次生命科学领域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基础上,针对现阶段大学非生物学类学生和教师缺乏现代生命科学知识和意识、造成不利于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和结构调整的现状,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率先为全校非生物学类学生开设生命科学基础普及课程,加快校内外生命科学课程教师的培养。
高校给非生物学类学生开设生命科学选修课,要延续从选修到必修,从普及型课程到提高型课程,从学分少到学分多的发展过程,在课程设置上要有系列性,延续性。要有一批专门从事公共生命科学选修课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并能在教材编写工作中作一些探讨。
二、生命科学发展的需要
在20世纪里,生命科学有了重大的进展,以至在自然科学中越来越居于显赫的地位。2000年4月6日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南京的一个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中指出,“假如说20世纪是物理学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将是生物学世纪。生物学对人类的价值观念的影响恐怕比物理学对世界的影响更深远……”生命科学一直是农学和医学的基础,对农业、医疗、制药等方面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进而扩展到食品、化工、环保、能源、信息等方面。因此,生命科学的发展与人类的未来息息相关。[5]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人口、粮食、资源、环境、健康等,都对生命科学给予了重大的希望。如果我们浏览一下生命科学的方方面面,就会发现,生命科学的分支已多得难以计数,更有大量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不断出现。学科间相互交叉,互相渗透,生命科学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对整个科学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所起的作用一样,成为科学革命的中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以至在人类思维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使命中,生命科学将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认识和了解生命科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对学习其他科学知识也有帮助。
人类进入21世纪,生物技术已不再是单纯的生命科学的研究手段,它已经从生命科学的实验室里走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产业力量,近几十年来,生物公司和相关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生物技术紧接信息技术而崛起,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将在生态环境、伦理、道德、法律等方面引发一系列新的变化,也带来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6]例如克隆人类胚胎的研究将给21世纪的医学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但是克隆人的出现将给未来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带来严重的后果。转基因技术可提高农作物产量,节省未开发土地,从而为野生生物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然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是我们不得不担忧的,转基因食品究竟会不会对人产生有害的作用,科学界目前对此尚无定论。类似的还有生物多样性、生态与环境等。这些问题已不仅仅是生命科学领域所能单独解决的问题,还需要相关学科领域共同解决。
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已充分证明,人类生存方式的技术含金量渗透到了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等世界高新技术及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和生活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影响。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研究更为直接地面对着人的生命,影响人的生命意义和生存方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级化、科学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培养的大学生要能在参与国际、国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没有高素质是不行的。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必然进入产业化,这仅仅依靠生命科学专业人才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方面的人才,而这些人必须懂一些生命科学方面的知识,因此,我们的高等教育必须在非生物学类学生中全面开设生命科学选修课。另外,由于学科交叉,知识相互渗透,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也需要掌握一些有关生命科学方面的知识,如果知识面太窄,那将对个人的发展起到很大的制约作用。教育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社会要求通才,全才,高校有义务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这就要求今天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断培养自己适应知识变化,工作变化,环境变化及人类生存的能力。
另外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现已出现诸如人口、资源、能源、环保等方面的问题,并且已经或将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国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要使经济的发展同人口增长、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相适应,实现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相互协调中推动经济建设发展,并在发展中带动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而所有这些都与生命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的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未来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的生力军,他们认识和了解这些问题对他们将来从事经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知识经济的主体,强调的不仅仅是对劳动的某一方面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而是对各类知识的整合。因此在高校非生物学类学生中开设生命科学选修课,是势在必行的,但是由于课时的限制,不可能系统地、深层次地传授给学生许多有关生命科学方面的知识,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在讲授某些生命科学知识的同时,以知识为“载体”,培养学生的现代生命科学意识和思维方式,更好地为经济社会服务。
四、知识经济时代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
大学生对生命科学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中学的水平上,而那些知识毕竟是最简单,最基础的知识,根本不能满足大学生阅读比较专业的生物杂志和文章的需要,更不能满足学生自学生命科学的需要。如果要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生命科学方面的知识,那么在高校非生物学类学生中开设生命科学选修课就显得非常必要。[7]
知识经济要求教育部门培养出具有多种知识及多元文化融合能力的新型人才,这是因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和整合性的特征,作为知识经济的主体,强调的不仅仅是对劳动的某一方面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而是对各类知识的整合。因此在高校非生物学类学生中开设生命科学选修课,是势在必行的,以知识为“载体”,培养学生的现代生命科学意识和思维方式,更好地为经济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刘久成.知识经济与大学生素质论纲[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
[2]向显智,陈强.现代科学技术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3]北大生科院编写组.生命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杜占文.世界不需要转基因食品[J].科技文萃,2001,(11).
[5]李柯.生物技术挑战信息技术[J].科技文萃,2001,(9).
[6]高力.制约规范生命技术,符合人类整体利益[N].科技时报,1999.
[7]姜知然.我国三十六所高校获准建立国家生命科学基地[N].中国新闻社,2002.
关键词:生命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8-0091-02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培养兼备高科学素质和高人文精神的全面发展型人才成为当今高等教育培养的主要目标。在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推动下,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性、非专业性、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已成为人才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环节,被世界各大学普遍接受,它与专业教育相辅相成,成为高等教育教学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并日益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和关注。
由于现代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生命科学的理念已经逐步渗透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甚至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如工业、农业、医疗、药物、食品、环境、法律、伦理等等,并与这些领域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使之成为自然科学中向前飞速发展的带头学科;同时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也与生命科学息息相关,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大学本科生中进行生命科学的素质教育,对完善学生知识结构,培养具有现代生命科学意识的综合人才具有重要作用,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哈佛大学首先将生命科学课程设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后,国内外很多高校都将生命科学列为通识教育的重要课程。但是,在通识教育的认识和实施上仍存在许多片面和不足,如何拓宽学生的基础知识,怎样提高人才的质量,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全人教育”,并如何体现有别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依然是目前高校通识课程教学上面临的巨大挑战。
暨南大学是一所招收境内、境外学生的综合性侨办大学,素有“华侨最高学府”之称,其明显的办学特色就是拥有比例较高的外招生,独特的生源结构使得外招生的教学背景、文化基础等与内招生存在着很大差异;同时暨南大学又是一所相对文科专业较多的高校,文科生较多,由于国内中学时代过早的文理分科,导致文科生的自然科学基础相对薄弱,这些特点都给暨南大学的生命科学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带来了很大困难。为了更好地推进通识教育中“育”的理念,笔者结合这几年开设的“基因与生活”通识课程的教学实践,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与尝试,来探索侨校生命科学类通识教育的教学模式。
一、优化教学内容,立足“理论基础,成果前沿”
诚如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述:“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通于人。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因此,通识教育应有别于专业教育,不应把过多的应用性和专业性较强的知识列入通识课程中,应结合高校自身的办学特点和通识课程的教学目标,制定适宜的教学内容。
我们开设的“基因与生活”通识课程,主要涉及的是生命科学领域中非常重要的区域――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其在近半个世纪中的发展之快、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影响之大是人类始料未及的。这门课程面向的是暨大非生物专业的所有学生,主要的授课对象是各人文社科专业的文科学生和生物专业以外的理工科学生,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外招生。内外招学生因社会制度、教育体制、教学内容的不同而导致文化课的基础和背景差别很大,外招生思维比较活跃,但理论知识相对比较贫乏,而文科生的自然科学理论知识基础又相对薄弱等等问题,针对这些特点,我们在教学内容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采用“理论基础,成果前沿”原则:(1)基因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主要是向学生普及基因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技术,拓宽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2)紧扣基因技术与人类生活及社会其他领域密切相关的宗旨,在教学内容中安排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突变与基因病”、“基因工程与转基因生物”、“基因诊断与治疗”等章节,展示基因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实用性,提高学生对生命科学研究的兴趣。(3)基因技术是生命科学的前沿和尖端学科,近年来新技术、新发展、新成果层出不穷,我们随时根据学科发展动态,将基因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前沿发展动态引入教学当中,如“人造生命”成果一公布于世,我们就引导学生探究,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最新的生物技术,拓展学生的知识面。(4)基因领域有很多创造性的成果因其对人类和社会杰出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在教学内容中我们又增加了对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和成果的着重介绍,不但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同时宣扬诺贝尔的精神也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5)由于很多基因技术和基因研究目前属于新生事物,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因此我们在课程教学内容中专门设置了一章“基因专题”,介绍目前基因领域最具争议的事件,如克隆人的争议、转基因食品的安全、基因财富与掠夺、基因武器、基因专利等等,激发学生对生命科学的求知热情和探索兴趣,提高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和解决科学难题的能力。
二、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多元化,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通识教育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在教学中应将通识教育、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贯穿整个课堂的全过程。此我们在通识课程的课堂教学中,遵循有利于发挥学生是“教育主体”、有利于学生“学会学习”的原则,改变以往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上采用多元化、相对比较灵活的授课手段,激发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1)借助多媒体、视频、影像资料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图文并茂地讲解相对比较深奥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术。如在学习DNA的双螺旋结构时,采用大量图片结合背景资料介绍当年Watson和Crick发现DNA双螺旋的经过,使学生不但了解了DNA的结构,同时也对两位发现者和DNA发现过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学习遗传中心法则时,采用动画手段和视频资料的方法,使相对枯燥的复制、转录和翻译的过程变得形象化、直观化、生动化,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了相对枯燥的理论知识,印象深刻。(2)采用案例式、研讨式、问题式等多元化教学手段,加强课堂互动。在基因专题章节中,对于目前具有争议的基因事件,我们没有贸然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而是利用学生活跃的思维和见解,让学生自己查找资料,在课堂上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观点,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学习。如“克隆人的争议”采取专题讨论的方式,“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采用案例式的方法,而“基因财富”则采用讲座的形式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活跃了课堂气氛,十分受学生欢迎。(3)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构建网络教学平台,学习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在学校的教学网站上搭建了“基因与生活”的本科课程建设,其中包涵课程的简介、中英文的教学大纲、教材与参考文献、教学资料与内容等,使学生在课前即对本课程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在教学中非常注重网络资源和基因领域的最新成果的融合,让学生先利用网络资源查找和了解新的成果和动态,再带到课堂上进行交流。如“人造生命”的成果刚公布于世,我们就布置学生先借助网络资源,再在课堂上就此引发人造生命与伦理道德的大讨论,使学生时刻关注基因成果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密切关联。
三、优化和改进考核评价体系,形成综合测评
通识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给学生刻板的知识与技术,而是传授他们正确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开阔他们的知识视野,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因此在课程考核中,我们采取不同于专业课程考试中单一以知识的难度、深度来衡量学生的做法,从注重对学生知识记忆能力的测评转向注重对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在教学过程中开展了多层次的考核方法,形成平时考核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综合考试评价体系:(1)加大平时成绩的考核比例。将学生的上课考勤、课堂互动表现、问题讨论、作业情况作为平时考核的内容,考查学生在平时课堂上的参与度和表现,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和积极思考的热情。(2)期末考试取消卷面考试,采用专题论文的形式,不限定题目,要求学生的论文内容尽可能不与课堂内容相同,进一步拓宽和丰富学生在基因领域的知识,同时培养学生的文献阅读和写作能力。
四、结束语
生命科学是一门迅猛发展的学科,在侨校面向非生物类学生开设有关生命科学的通识课程,帮助学生全面了解人类自身和所处的环境,科学地看待与生命相关的现象和事物,对于提高侨校本科教育质量,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十分有必要的,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但是在教学上需结合内外招生的知识基础、教育背景、文化背景、个性特点等多方面的因素,设置合适的教学内容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才能使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三者得到充分发展,真正实现通识教育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王义遒.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中的“博通”与“专精”[J].中国大学教学,2008,(9).
[2]江伟煌.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对我国大学教育的启示[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2).
[3]麦宇红.农业院校通识课程设置调查与分析――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J].高等农业教育,2010,2(2).
本刊讯(《中国医药导报》记者 刘志学) 11月4日,第十届内地、香港、澳门卫生行政高层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本届会议主要介绍了三地卫生改革发展的新举措,着重分享了控烟,医院质量评审,慢性病控制,全科及专科医师培养等方面的经验。共有13位来自三地的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分享了相关经验。
会议达成的共识包括:在控烟立法、宣传教育、药物干预等方面加强交流;在借鉴国际标准的同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分别在加强医院质量评审员的培训、评审队伍建设、制定评审标准、建立评审机制、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等方面加强合作;在慢性病的预防检测、健康促进、利用电子信息化平台加强对慢性病防治工作的管理等方面加强合作。三地将在基层医疗概念模式、服务指南、医生专业资格等方面加强交流。会议确定了2012年组织三地专家赴西部地区进行基层卫生事业发展调研。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香港特区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澳门卫生局副局长陈惟分别率团出席了会议。
据了解,内地、香港、澳门卫生行政高层联席会议每年举办一次,轮流在内地、香港、澳门举行,商讨三地近一年来关心、关注的重大卫生议题,交流成果及会议共识将对来年三地制定卫生政策有所启迪和借鉴。另悉,下届会议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召开。
产业聚集中关村,推动生命科学园区大发展
本刊讯(《中国医药导报》记者 鲁 沂) 10月25日,“生命科学商业模式创新论坛”在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博雅A5项目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由清华EMBA医药协会、博雅A5项目、《EMBA视界》杂志联合举办。相关医药类企业、投资机构、行业专家学者、意向客户等以“促进前沿生命科学发展”为主旨,围绕商业模式创新,投融资渠道建立,相关基础设施对行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等话题,进行了积极热烈的发言和探讨。据悉,此次活动为生命科学领域的产学研各界提供了高水平的交流平台,以此助推国内生命科学行业的发展。
记者在论坛上了解到,国家对生命科学园所在大中关区域的宏伟规划已正式出炉。拥有北大背景的北大国际医院、北医健康产业园以及博雅A5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企业或项目的入驻和开工建设,标志着生命科学园区域板块大发展的引擎已经启动。
根据北京市政府的规划,未来5年,北京西北部的昌平区将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中关村国家工程技术创新基地,共同推进建设科技商务区(TBD)、未来科技城、沙河大学城等重要产业功能区,最终在京北地区缔造出一个世界级高科技产业基地,全面实现以“二区三城百校”为平台的“大中关”宏伟构想。
在几大园区中,位于昌平西区的“生命科学园”发展尤为迅速。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是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是北京市生物医药研发、中试及产业化的重要基地,已有生命科学研究所、生物芯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蛋白质组研发及工程中心等6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入园发展。正是看到了生命科学园的广阔发展前景,生命科学园二期吸引了北大国际医院、商务办公项目“博雅A5”和高端试验室集群“北医健康产业园”等项目,充分发挥资源聚集效应,共同打造生命科学园发展的新引擎。
博雅A5项目定位为中关村全球医药健康企业微总部,与北大国际医院、北医健康产业园仅一街之临。依托北大国际医院强大的医疗资源支持,北医健康产业园雄厚的医药产业保障,以及生命科学园区绿色环保的生态环境和国际水准的智能化管理系统,博雅A5不仅为医疗医药健康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提供办公物业,产品包括小型企业办公室、平层加速平台和企业独栋三大类型,并且辅以1.2万平米商业作为整个生命科学园的商业配套,加上医疗医药的健康配套,为企业搭建“展示平台”、“交流平台”和“金融平台”,成为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助推器。
另悉,北大国际医院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正式完工,2013年正式投入运营,建成后的医疗综合楼将成为亚洲最大单体医疗建筑。医院下设36个医疗中心、49个学科,床位数达1800张。
北医健康产业园位于北大国际医院南端,园区专注于生物医药领域,拥有8万平米的专业实验室,所有实验室均满足FDA认证的GLP标准,是北京唯一、中国领先的高端实验室集群。北医健康产业园将汇集实验楼、孵化器、科研楼、培训中心、宿舍楼等多功能建筑,成为北京最具实力的医药产业化基地。
未来,北大国际医院、北医健康产业园和博雅A5将发挥多产业聚集的效应,在生命科学园核心区域形成积极联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板块的的区域价值将得到进一步凸显。
河南南阳基层医疗机构为患者减负近两千万元
本刊讯 (《中国医药导报》记者 王 伟 特约记者 齐祖宏 樊新生 郭 果) 记者日前从河南省南阳市卫生局获悉,自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以来,该市195家基层医疗机构次均门诊费用下降4.9%,次均门诊药品费用下降12.62%,次均住院药品费用下降2.9%,群众药费负担进一步减轻。
1医学人道主义理念:从传统到现代
医学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伦理思想的进步和人类对生命认识的转变。传统的医学人道主义及其医学伦理思想,基本上是一个以美德论为主体,兼有义务论和生命神圣论的伦理学体系。希波克拉底时代落后的生产力与医学发展水平决定了当时的人道思想是以_种以医师美德为主体的义务论的思想模式,西方基督教统治时期则必然地产生一种“邻人之爱”的普世的人道主义传统,而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也必然地视人为机器,从而产生一种“机械论”的人道主义思想。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方面人格的严重分裂造成了惨无人道的人道主义灾难,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以红十字运动为代表的国际人道主义合作,出现了众多的医学人道主义楷模,使人道主义精神达到历史的顶峰。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二次世界大战人道主义灾难深入反思的成果。
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加速度进入医学领域,使医学诊疗水平迅速提高。分子生物学的诞生为医学科学开辟了新领域,_系列新的技术对传统的伦理原则产生了冲击,原有的人道主义理论或对传统人道主义的理解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医学的现状,于是,以对新技术应用的道德问题的深层次反思为宗旨的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新形态——生命伦理学应运而生。
2生命伦理学:对新技术的全面审视
生命伦理学的产生与1969年海斯汀中心(TheHastingsCenter)在美国的建立直接相关。该中心自称为独立的、超党派的和公益的研究机构,其任务是为对个人、集体和社会造成影响的健康、医疗和环境问题建立基础的伦理议题[2]。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世界知名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机构之一。之后,双月刊《海斯汀中心报告》的出版(1971年)、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的建立(1971年)、《医学哲学杂志》创刊(1975年)、《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出版(1978年)成为生命伦理学迅速繁荣的标志。从体系结构来看,生命伦理学基本上是围绕以下四个维度展开的:伦理理论基础、问题、原则和技术。
2.1理论基础
任何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的,生命伦理学也是如此。生命伦理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至其产生时,各种伦理思潮已经成熟并相对固定,因此各种伦理学的基础理论均可作为生命伦理学的基础,对生命伦理学的价值取向产生重要影响。纵观当代生命伦理学各种学说,RobertF.C.[]认为,对生命伦理学理论产生直接或潜在影响的伦理学理论大致上有伦理相对主义、神命论、伦理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和结果论、康德的义务论、美德论、罗尔斯的正义论等。
其中,神命论是一个渊源最为久远的古老话题,道德善被定义为“神的命令”,道德恶则被定义为“神的禁令”。当今的西方世界,经过改良的“神命论”仍然是我们克服科学至上思维的最为有力的道德工具。美德论和义务论来源于传统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理论与实践。伦理相对主义(包括个人伦理相对主义和文化伦理相对主义),颇具“后现代”意蕴,给人一种“无标准”的“标准”、“无原则”的“原则”感觉,但在当代伦理学实践中,其意义还是不可小视的。
伦理利己主义建立在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基础之上,是一种描述性的理论,行为的正当性可以归结为一个行为的正当仅仅看它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自我利益。功利主义则是典型的结果论,其计算依据就是“净利益”或者是“净善”,它是19世纪以来最为流行和普遍被人接受的伦理学思潮。罗尔斯的“正义论”所提出的公平的正义理论则拒绝功利主义,“正义否认为使一些人享有较大份额的善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4]
2.2原则
作为一门应用学科,生命伦理学的框架是由它的基本或主要道德原则支撑起来的。恩格尔哈特在《生命伦理学的基础》、《生命伦理学与世俗人文主义》等著作中提出允许(允诺)原则和行善原则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影响最大并被广泛认同的伦理学原则是比彻姆(TT.L.Beauchamp)和丘卓斯(J.Childress)提出的四原则,即行善、自主、不伤害和公正。沈铭贤5从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出发,认为应当将行善作为第一原则,而自主列为第二位。BernardGert等[]批评比彻姆和丘卓斯的“四原则”是原则主义,提出了系统主义的伦理方法。邱仁宗[7]234_235则从“伦理学原则是在一定条件下针对一些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和形成的,而问题是人类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往往是由于产生了历史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问题”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原则:尊重、不伤害/有益和公正“三原则”,其中尊重包括自主性、知情同意、保密、隐私、家长主义,公正包括卫生资源的宏观分配与微观分配。关于医学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生命伦理学原则的评述,笔者在另一文中也有一些讨论[8],在此不再赘述。
2.3问题
“在伦理学推理中,原则不是出发点,出发点应该是伦理问题,而原则和理论是解决伦理问题的指南,为伦理问题的解决办法提供伦理辩护。”7]234伦理问题体现在一个个的事例中,正是这些事例反映出了伦理的两难和困惑。
从大多数伦理学著作来看,确实都是“从问题出发”的。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一文是以两个案例开始的。(1)“社群同意”中的一系列问题。(2)“癌症化疗临床试验的风险/受益比”问题[7]232—233。PeterDuncan的伦理学著作《价值、伦理和卫生保健》,Care)也是以对二个事例的分析作为全书的开场白。其中的问题包括医助自杀、昂贵医疗的支付主体(社会还是个人)和过度肥胖儿童(个人情感与社会负担的矛盾)等[1],从而引出生命价值、社会责任与个人伦理义务的问题。
作为当代科学的伦理学从问题开始的态度与方法是科学的,而且作为伦理学,不仅仅要提出问题,还要解决问题。但不幸的是,伦理学中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无解的问题或多解的问题,甚至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真正的伦理学问题得到确证、达成共识。这也许正是生命伦理学成为热门显学的理由。
2.4技术
如前所述,产生生命伦理学这一学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对传统医学伦理观念的冲击及其使医学面临的新难题。由于促使生命伦理学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技术的进步,那么,将新技术或即将产生的技术作为既成的存在物,然后对技术本身进行剖析自然就是生命伦理学的逻辑起点和当然前提了。
香农了引用了SamuelGorovitz在1997年对生命伦理学所作的定义“对于做出与健康相关的情境,以及包括生命科学情境决定道德维度的评论审查”[9]。对做出“与健康相关的决定”包括技术的决定和政策的决定,对其道德评论和审查包涵了对技术的反应。而对生命科学情境决定的审查则代表着对技术尤其是新技术的审查,这进_步说明了生命伦理学中技术所处的核心与“主语”地位。海斯汀中心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是当代生命伦理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从其最初的研究领域来看,主要涉及生命伦理学的三个宽广的领域:临终关怀和终结生命决策、公众健康、新兴技术。由此我们也能看出,“技术”在任何生命伦理学体系中都是居于核心地位的。
从目前的生命伦理学专著和教科书的体例结构看,涉及到的技术领域除了对技术本质的分析与思考外,具体的医学新技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流产、生育技术、产前诊断、关于死亡和濒死问题、有出生缺陷的新生儿、器官移植、人体研究、基因工程、病人权利以及环境问题等。
3伦理委员会:生命伦理学的实践形式
伦理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的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提供辩护和证明。从生命伦理学的原初目的来看,是为技术应用和技术行动寻找坚实的伦理基础。然而,随着伦理学发展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这样的基础几乎是不存在的。不同伦理学理论之间差异和分歧与现代医学面临如此复杂的技术环境,使得_般的伦理手段无从下手。恩格尔哈特[10]认为:发现一种唯一正确的、俗世的、标准的、充满内容的伦理学是不可能的,它还承认了一般的、标准的、充满内容的、俗世的生命伦理学的不可能性。
恩格尔哈特的断言也许过于绝对化,但随着现代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和生物医学高技术的广泛应用,医学实践和医学科学研究中对人的生命干预能力更为强大,从而引发了新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是前所未有的,迄今为止,我们确实还没有找到_种普适的伦理学基础,但又需要_些伦理学来规范和指导我们的行为,否则,医学世界就失去了是非标准从而堕入罪恶的深渊。因此在实践中,各种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诞生与工作就十分必要了。
在中国,自从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于1994年提出了《医院伦理委员会组织规则》以来,中国的医院伦理委员会已有近20年的历史[15],全国各大医疗机构基本上都建立了医学伦理委员会等组织。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医学伦理委员会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形势。目前已形成了国际、国家、地区,政府、民间,医院、大学等多层次网格化的医学伦理委员会体系。就专业性而言,有医学科研伦理委员会以及医学临床伦理委员会,例如,HUGO伦理委员会、科研伦理委员会(researchethicscommittee,REC)、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reproductiontechnology,ART)伦理委员会等专业组织和团体。伦理委员会有共同的工作原则和程序规则,国际合作十分活跃,理论与实践成果丰富,其将成为当代医学人道主义一个新的亮点,并对丰富和发展医学人道主义思想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4生命伦理学的内在缺陷
现代生命伦理学是医学人道主义的最新形态。但是,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生命伦理学已经从根本上取代了传统医学人道主义的地位,医学人道主义已经变得过时和不必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虽然当代生命伦理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它却也有内在的缺陷,正是这些缺陷使它不可能成为传统医学人道主义思想的替代。
4.1非常态伦理学
当今医学界的人道问题,大多数还是传统的医患关系问题。绝大多数患者还是罹患诸如感冒、胃炎、呼吸道感染等普通疾病,通过普通的门诊经过普通的医生做普通的检查然后通过普通的药物或手术治疗获得痊愈的“常态”的医疗过程。大多数新技术的应用是在极端情况下使用的。辅助生殖也好,器官移植也好,都是“非常态”的情况,针对这些问题产生的伦理学自然也是“非常态”的伦理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不重要,恰恰相反,由于新技术应用的伦理问题往往是困扰卫生保健的问题,因此解决它是极为紧迫和必要的。但这又不意味着新的伦理学可以取代传统的医学人道主义,正像新技术并没有取代也不可能取代传统技术和适宜技术一样。
4.2技术的伦理学
如前所述,当代生命伦理学是从技术出发并以技术作为逻辑起点的。而传统医学人道主义是从医师的美德和对医师的要求出发的。或者是从医师的角度看待问题的,二者的角度不同,构成一定的互补性。当然,单纯的传统医学人道主义并不完备,但二者的出发点正好说明二者不能互相取代,反而是应当相互补充。因为医师毕竟不能成为技术的奴隶,医师对技术有应用与选择的权利。新技术扩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但与此同时,新技术又成为一种霸权挤压着人们的思考空间,使人的主体性逐渐减弱、丧失。这更需要我们对技术进行深度的反思,更需要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人的灵魂的港湾。医学技术的提高改进了我们的诊断能力,但是对于被诊断出来的疾病,我们却通常少有或没有方法对付。无论人们对_种专门技术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技术依旧存在,并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通常更关心事情如何运作,而不是为什么应当做这件事。因此,技术的伦理学是十分强大的,但它不能也不应该取代传统的美德人道主义。
4.3少数人的伦理学
当代生命伦理学是应人类对医学技术的大量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相对于数百亿计的门诊与住院患者、数以万计的病床来讲,医学高技术的使用人群绝对量再大也只是“少数”人的需求,医学的大多数对象仍然是普通病人和临终患者,而且医疗高技术贵而不便。以辅助生殖技术为例,“体外授精在世界是最有经验的技术,成功率达20%〜30%左右。如果一次移植更多的胚胎,例如移植两个,成功率为28%,三个则为38%。费用一次为4千〜7千美元,最高达1.2万美元。还不包括旅费和因请假而扣除的工资(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费用,现在更高了),费用之高令一些专家关注。乔治华盛顿大学妇产科教授舒尔曼(J.Schulman)说:‘有钱人是这个领域进步的主要受益者'”[7]37医学高技术实质上是医学满足“贵族化”的需求,远远不是大众医疗,它与“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相去甚远,我们应当时刻警惕这种“贵族化”带来的新的卫生的不平等和不公平。
4.4“美德”缺位
医师美德是传统医学人道主义的核心,在医学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不缺乏其重要性,技术时代亦如是。20世纪初则有一位临床医生提出,“除非医生完全认识到了这项检查的重要性,而且视进行这项检查为必须履行的职责,否则他可能会因为感到病人会不愿意并且会拒绝这项检查而放弃。可是,我的经验是,如果你能和颜悦色地简要解释一下检查和必要性,就能扫清这些障碍……”[16]从技术出发,从医师的角度出发,忽视患者的感受,特别是引入价值论和市场机制后,伦理学如果不被正确地对待,会有成为利益的博弈工具的危险。
5不可或缺的传统医学人道主义
医学人道主义的不同思想渊源,在历史上从不同的侧面推动了医学科学以及道德的发展,为医学人道主义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它们又有着各自的不足与局限。从历史考察,医学作为技术和医学美德在古希腊时期都已提出并得到强调,但在中世纪宗教时期,技术问题受到弱化而更多地从宗教信仰出发强调美德的发展,这对医学人道主义事业的发展无疑也是有推动作用的。文艺复兴之后,随着神对人的统治力量的弱化,人的主体性高扬,人在成为精神上的主体的同时也成为了肉体上的客体。于是医学技术作为支撑医学人道事业的基石得到高扬,医学成为了科学的事业而得到提升。但与此同时,医学的技术化倾向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道德与精神的修炼相对受到了忽视,技术与美德的天平再一次倾斜。
技术是不断进步的,与此相应,美德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医学2500多年的发展中技术与美德是分离的,因为技术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独立发展的,而美德则是对技术的补充。由此推知,美德并不是精湛医术的必要条件,因为美德本身并不能直接治病,尤其是治疗身体上的疾病,甚至道德上的缺陷并不妨害成为著名的医学家受到后人的敬仰。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快速进入生命科学,现代医学科学技术通过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人本身(包括人的创新能力和需要等),使人们的生存质量、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新的人类生活条件,从而对伦理道德产生影响。同时,辅助生殖技术使生命的孕育和出生变为可操作过程,生命维持技术使死亡由事件变成过程,器官移植技术使人们有可能组装生命,克隆技术使人们可能复制生命,细胞融合技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性状,等等,这一切都使其超出生命科学技术本身而具有了道德伦理属性。加上旧有的医患关系、医商关系,当代医学技术与美德之间已经形成一个互相影响与互相制约的复杂的问题域,这也反映出传统的医学人道主义观念与当代生命伦理学之间质的联系。
传统的观念不断受到冲击,新技术引发的道德观念的变革则悄然地进行着。_方面技术的发展呼唤传统伦理观念的回归,另一方面日益紧张激烈的医患矛盾和冲突需要传统伦理的调节。在新生命科学技术的视界中,技术已经不再单纯是治病救人的手段,它更多地负载着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对医学本质与目的的重新审视,这一切都离不开传统的医学人道观。当代生命伦理学是一门有极强生命力的学科,但这种生命力并不能掩盖传统医学人道主义思想的生命力与现代价值。我们在关注新的思想和新的意识的同时,绝不能忽略传统思想的现代价值,因为我们生活在高技术的现代,同时我们也会永远生活在传统之中。
关于教什么的问题,倪胜利在“通识教育:真谛、问题与方法”一文中提出:有价值的知识必然具有转换和生成功能,可以贯通专业知识与整体世界。这种具有桥梁作用的知识在外部世界可以汲取能量和信息,并在其与外界交流的过程中保持不断地生长。人类了解和认识自然的特点和方式远比一些技术上的细节和知识点更为重要,因为这才是获得知识的关键。在生命科学中有许多具有转换和生成功能的知识,在课堂中介绍一些常见的生物材料,从熟悉的知识出发,引入新的知识,引导同学积极思考,总结得到新的知识。例如蜗牛会分泌一些化学物质用于营造保护柔软身体的“蜗居”;分泌粘液帮助它们保持身体的湿润;它还可能会有一些行为帮助自己在自然界中生存和繁衍,吃新鲜的叶片填饱肚子;分泌性激素吸引异性以传宗接代等。在生物个体的生命活动过程中数以万计的各种各样的物质随着生命活动的进行不断地产生,然后或自身消耗掉或为另一些生物所利用。我们人类就经常利用这些生物资源,例如我们在虾、蟹、昆虫、乌贼和真菌中找到了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被称为壳聚糖生物材料。壳聚糖可以形成动物坚硬的外壳保护它们柔软的身体,并且近年来人们还发现了它具有医疗保健作用,被广泛用于食品医药等领域,成为新兴的生物材料。在课堂上,教师提出一系列问题:壳聚糖是什么样的?它的化学性质如何?它对细胞中的生物化学反应有何作用?在生命的化学活动进行过程中它是怎样影响细胞的代谢和生物体的生命活动的?随后图文并茂地讲解:带有阳离子的壳聚糖,在肠道内可以与脂肪及胆汁酸结合,从而阻断脂肪消化与吸收,因而具有降低中性脂肪及低密度脂蛋白,溶解血栓的作用,在防止动脉硬化及脑中风等方面得以广泛应用。最后请同学们思考壳聚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作用呢?通过壳聚糖功效的发现和对其的利用,引导学生举一反三认识到生物资源是宝贵的,生命是大自然的恩赐,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二、教学方法
关于如何教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规范,但教育者应在保证教学方法的科学性和教学内容合理性的前提下,打破桎梏,不拘一格地发挥个人魅力,在选题相应的最新技术前沿的背景下,有理论、有历史、有应用,或轻松幽默,或思辨严谨地形成理论高度、历史纵深、学习趣味的有机结合。我们可以学习国外“开放而思辨的教学方式”,但绝不能“邯郸学步”,失去自身的特色。因为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中国教师在课堂上更多地以自己的讲述为主,与学生互动较少;学生则习惯于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或者对于不感兴趣的知识就干脆选择不听、不看、不学习。因此,探索真正适合教师自己并且适合其所教学生的教学方法必须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理论实践经验摸索出来的,通过实践笔者通常会将以下三种方法结合进行讲授:1.“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设计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让学生去探索和发现知识的乐趣,使他们在课堂上享受精彩知识的同时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激发其想象和创新欲望,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提高他们学习知识的积极性。2.“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ProblemBasedLearning,PBL)是一种教学方法,它以一系列动态的相关问题为基础,随着学习的进展、新信息的增加而不断发生变化问题来达到确定的学习目标。将学生分为小组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不去要求他们最后获得所谓的正确答案。3.“纪录片教学”帮助学生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中培养形象性思维。国内外有许多生命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适用的优秀纪录片,因其信息量大尤其是非常适合在短时间内让学生系统地了解知识框架,从总体上把握生命科学类知识的产生、发展和分类等宏观内容,又能直观形象地展现生命的奥秘,促进学生学习的兴趣。课堂上使用的纪录片片段得到学生的普遍好评:“课堂上的纪录片让我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绝伦的生命之旅,以前我不会知道生命中那么多的事情来之不易,生命的价值难以衡量,大自然中又那么多珍贵的财富可以去撷取,人类的智慧还远没有能够解答所有疑问,但总有一天,我们将了解更多,得到更多的智慧。”信息的发展促进了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使得教育改革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又面对着巨大的挑战,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执行者教师,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技术的应用必将促使教育界不断发生深层次的变革。教师必须不断更新知识,与时俱进,及时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利用现代化的教学工具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索。同时教师必须建立新的教学理念和实践观念,形成新型教学结构和教学模式,体现学生学习主体作用的,而不再实行以“课本、教员、教师”为中心的封闭地传统授课状态,始终走在变革的前列。在生命科学的通识教育教学中,首先要让学生了解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是生命科学的重要特征,通过观察、实验设计、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等多方面的内容掌握生命科学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教会学生用一种或多种感官(包括为提高感官的灵敏度使用诸如如望远镜、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等辅助仪器)来深入观察,并收集有关这个世界的真实、准确的信息,真实地反映出感官所感知的事物或现象。指导学生设计巧妙的实验去验证由现象推测出的科学观点,并在科学探究中,将观察到的现象结果等如实地记录在笔记本上,通过这种方式将科学实验获得的证据或数据保存下来,最后让学生明白除了构思巧妙的实验外,生命科学研究实际上也是由一系列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步骤组成的,即如实地记录分类、观察或测量得到的内容和结果,运用数学知识整理、分析、归纳所得数据,进而得出科学家自己的见解,并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之后通过实验报告与他人交流。将生命科学的特征通过历史上生命科学的发展呈现给学生,例如对于自然发生说的“腐肉生蝇”这样中世纪流行的说法进行介绍,说明观察的结果不一定正确,让学生们自己尝试设计实验论证在没有显微镜等设备的情况下如何考证苍蝇是从哪里来。然后讲述历史上的科学实验方法,即雷迪通过自己的仔细观察发现,只有苍蝇在腐肉上产卵后才会发生“腐肉生蛆”的现象。通过雷迪的实验,告诉同学们要解密“腐肉生蛆”还需要经过实验验证。旧问题解决新问题又诞生:雷迪的故事实际上是根据现有证据和实验做出推论,而推论也是有可能出错的,通过设计新的实验可以检验科学观点的正确与否。如何检验呢?历史上的科学家们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难题,同时向世人证明巧妙地设计实验是生物科学研究中检验推论正确与否的最佳途径。就如雷迪用一个实验检验一项因素并用一个对照实验做比较,即肉和苍蝇接触或肉和苍蝇不接触,就能把不同的结果归因于一项可变的因素。然而科学真理向来有着光明的前景,人们在向着光明前进的过程中却走过不少的弯路,比如许多科学家因为微生物的发现质疑雷迪实验证明的生命不能自然发生这一经过科学实验得出的结论。后来斯巴兰扎尼设计了对照试验,他观察了4组不同加热时间的肉汤在同样的密封条件下微生物的发生情况,经过认真收集实验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即只要密封肉汤并长时间加热煮沸便能杀灭全部微生物,新的微生物不会自然产生,这个结果进一步论证了生命不会自然发生。然而事实上,当时仍然有许多科学家坚决拥护自然发生说,因为斯巴兰扎尼的实验中盛有肉汤的烧瓶因密封而缺乏了空气这一生命要素。后来为了验证微生物能否自然发生,巴斯德设计了鹅颈状的弯曲的烧瓶盛放肉汤,这种巧妙的设计使肉汤与空气通过弯曲的长颈连通,而又阻止了外界的微生物进入肉汤,最终的实验结果向人们证明了微生物不能自然发生,至此自然发生说才在生命科学的舞台上失去支持者。通过历史故事的讲述和精心设计的教学内容,证明通识教育教学是可以形成理论高度、历史纵深、学习趣味的有机结合的。
三、教师队伍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