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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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天人合一以道驭术经世致用止于至善

一、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和，而后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中的这种礼仪被称为“周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影响巨大，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用其毕生的心血诣在呼吁恢复周礼，足见对其重视。虽然到了近代，“礼”开始束缚人的发展而变成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礼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礼文化是贯穿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它从萌芽生成之日起便一直都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中华民族也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也源于对天地秩序的模仿。礼文化其实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物质外化。

从汉字“天”的写法中可以窥测出，“天”本来就是和“人”相通的，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天”并不单指天空，更指的是天地万物，指包罗万象、天长日久的自然母亲。人类从自然中来，是大自然孕育并养育了人类文明，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

人类从自然中来，最终还要回到自然中去，所以天人合一首先指的是天人的共通性，中国传统文化很早便对此有着一致认同。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特点。文化上的主导所带来的效应是巨大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是不可超越的存在。

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包含了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互相联系、休戚与共的整体，亦即“万物一体”。在天地万物的整体结构中，诸个体间相互依存、相得益彰。首先，天地对人和万物有养育之恩；其次，中国古代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类才知道应该关爱自然，善待自然界中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自然物，真正做到“与万物合而为一”。

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不仅深深渗透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三大学科农学、中医、天文学中，而且还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与发展与国民性格的形成，这里不做赘述。

二、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以道驭术

道在中国文化中最为著名的意思是“道德”，对于这个词语的解释可以追溯到道家元典《道德经》，道家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并不亚于儒家，如果说中国文化有着儒家的翩翩外衣，那么道家的思想则是中国文化的深邃灵魂。我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重视农业，对待“百工”等手工业者或者商业的态度则有所限制。以道驭术思想在道家那里体现为“道法自然”，强调劳动者与工具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李约瑟曾经这样评论先秦道家的思想：“他们看到，用以统御无生命界的工具可以转过来对付工具创造者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洞察力是人与机器的整个关系史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有时是增进人的健康的，有时是压抑人的，有时又是致人于死命的。这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出公正论断的社会主题之一。”

纵观中国传统科学技术长期发展的历史，以道驭术始终是贯穿始终的伦理指导方针，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医学、算学、天文学四大学科领先于世界，陶瓷、丝织、建筑三大技术成果的美名远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有力推动，这些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辉煌见证，也体现了以道驭术的科技伦理思想对科技发展所起的积极指导作用。

以道驭术的思想与西方用伦理道德约束技术活动观念不是等同的，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和“德”的理解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思想内涵上有一定区别，从老子《道德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三、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经世致用

宋元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开始慢慢落后于西方，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也由于种种阻碍而进程缓慢，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中国传统科技伦理价值观也出现曲解和滥用，逐渐体现出其不利于文化交流与科技进步的方面。

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巧”不在其中，“奇技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

四、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中关于善的释义

“止于至善”语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在中国传统文化萌生的先秦时代，礼乐文化是整个文化的主流，礼乐文化中包含着孕育生灵的大自然的崇敬，反映人类刚刚脱离蒙昧时期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止于至善”思想的具体体现。

真善美是人类的共同追求，科学追求真，道德追求善，艺术追求美。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把真放在第一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把善放在第一位，中国传统科技伦理观把善作为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评判标准。

止于至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度”有很好的启示，现代社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并行，但是其引发的问题却令人堪忧，追求利润是既是人之常情，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传统文化中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体现了经济良性发展的一般原则。同样，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和利益为代价。

参考文献：

[1]吴国盛.科学的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范文第2篇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通常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即是精神文化史,主要包括科学技术史、学术思想史、文学艺术史、宗教史、社会史、教育史等等。此文中初中历史课标中的文化史主要是指以上狭义的精神文化史,所包括的“内容标准”或“课程内容”,也兼及考古发现的史前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社会生活与习俗等。

    价值取向,就是人们在一定场合以一定方式采取一定行动的行为倾向,它来自行为主体的价值体系、价值意识[1]。文化史“内容标准”呈现的内容是课标编制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多种历史观选择的结果,如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文化史观、社会史观等,体现了现代化、国际化、社会化、政治化等文化价值取向。比较古今中外各类文化史,其中存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科学与人文、社会与政治等文化价值取向差异。

    一、分布情况与统计分析类目、单位的确定

    (一)分布情况

    旧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要点以主题的形式集中呈现,其中中国与世界的古代、近代、现代六个板块都有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学习主题;新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要点则是按照历史朝代的时序性分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课程内容”之后,分散呈现。

    (二)统计分析类目

    根据初中历史课标的内容呈现,可以将文化史分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化史、世界古代文化史、世界近代文化史、世界现代文化史六个板块,每个板块又分为学术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社会生活六类。

    (三)统计分析单位

    以课标中的具体“内容标准”(或“课程内容”)为单位,如旧课标中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知道孔子,了解‘百家争鸣’的主要史实”就是一个单位,包括“孔子”、“百家争鸣”两个知识点,统计分析以上各类文化史的内容标准条数和知识点个数及其所占比例。

    二、统计数据结果

    新旧课标中呈现的文化史内容标准的条数以及知识点个数统计结果如表1:

    根据表1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的内容标准条数及其所占的比例都在减小,其中中国古代文化史减少幅度较小,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减少幅度较大,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初中历史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世界古代文化史个数有所增加,世界近代文化史下降的幅度最大,表明目前对世界近代文化史的关注减弱、重视世界古典文化是学界的共识;中国文化史减少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在中国史中的百分比仍然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国际化的文化意识比较明显。

    从表2、表3我们可以发现,新旧初中历史课标中国文化史知识点个数从古至今的变化呈平行下降的状态,世界文化史知识点个数从古至今则是古代不变、近代增加、现代下降,近现代的下降也处于平行的状态。新旧课标比较,中国文化史下降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外现代文化史的知识点个数都是最少,比例也最小,由此可见,现代文化史的内容比较薄弱,有待增加。

    根据表2、表3,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的比例最大,占主要地位,由此可见,隐含着重视科学技术史的思想,有偏重科学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其次是文学艺术,排第二位,其用较大比例突出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成就,因为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延续,反映出了注重文化的传承。

    中国近代文化史中近代科学技术从有到无的变化,表明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远不及思想政治、社会等领域重要。加之,近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具有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时代情怀,其中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新文化思想”“革命文学”等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政治性的文化价值取向很明显。社会生活的百分比虽减少,但仍体现了关注社会生活的文化价值取向。

    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社会生活的百分比大幅度下降,思想文化大幅度上升,科学技术略有上升,可见科学技术仍然受到重视,同时与人们生活相关的社会生活史也受到了关注。然而,文学艺术与教育知识点的缺失,显示了在现代精神生活价值取向的模糊性和对教育追求的迷茫性。

    世界古代文化史中三大宗教的地位不可动摇,世界古典文化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文学艺术下降的比例最大,但关注到了教育(中世纪的早期大学)。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知识点缺少,使得学生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世界地方古代的社会生活。

    世界近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占的比例最大,突出了科学技术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科学化的文化价值意识在世界近代文化史中占有主导地位,而教育、社会生活等知识点的缺失,反映了价值取向的偏颇会导致对历史文化认知的偏颇,在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的作用最为关键,但是同时期教育作用的发挥、社会生活的变化、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是不能忽视的。

    在世界现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更是关注的重点,社会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日益明显。

    三、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1.传统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可动摇

    对新旧课标古今中外的文化史内容标准条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化史在中国古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大于中国近代文化史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和中国现代文化史在中国现代史中所占的比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非常的明显。世界古代文化史在世界古代史中的比例大于世界近代文化史在世界近代史中的比例和世界现代文化史在世界现代史中的比例,重视世界古典文化的价值取向也十分突出。中外古代文化史是人类早期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在古代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来以至今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的价值要求。因此,重视传统文化史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改变,也不可动摇。与此相比,中外近现代文化史在近现代史中的百分比则较小,受到重视的程度不如古代文化史,现代化的文化价值取向较弱。

    2.国际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日益突出

    中外文化史内容标准条数及知识点个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史比例下降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在中国史中的比例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比例,世界文化史受到的重视程度大于中国文化史,重视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弱于重视世界文化的意识。在学习世界史的过程中多学习世界文化史,体现了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意识,也体现了当今时代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的要求。

    3.科学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时代的主旋律

    科学技术在近代文化史中所占比例最大,占据主要地位,在现代文化史中关注的重点虽有所转移,但是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文化史中科学技术的比例最大,而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历史课程中,这凸显了崇尚科学这一时代主旋律的文化价值取向。

    4.社会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关注的生长点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关注的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还包括一些与人们生活接近的社会问题。相关的知识点在中国史中古今都有,世界史中则是古代、近代没有,现代有;中外比较中国史中较多,世界史中较少。社会问题等相关知识点的出现,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历史社会、现实社会及文化史的社会性。从社会的角度去认识和关注历史,反映了社会对学习者的新要求。

    5.政治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灵魂

    政治是文化产生的重要背景,也是文化史选择的重要背景,新课标明确提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以“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2],可见政治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指引着文化史内容的选择,渗透于整个历史课程。

    6.人文精神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归宿

    选择历史文化的精华让学生学习,是为了学生不仅能够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还能够全面发展。文化史中有很多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无穷智慧的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着作等,是提高学生人格魅力、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的好素材。文化史本是有智慧之人的创造杰作,也是培养有智慧人的源泉,从人类的智慧中吸取精华,使学生得以更加全面地发展。这些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根本精神,也就是文化史价值取向的归宿。

    (二)思考

    新课标中文化史的价值取向多元,主要包括上述几种价值取向,然而受课程观、学生观、教学观、历史观、编写体例等因素的影响,各种文化价值取向会有所偏重,难以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或者应然的状态,这就需要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范文第3篇

在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趋势的今天，人类可能遭遇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复杂，就风险的来源而言，既有与人类行为无关的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有因人类行为导致的人为风险，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就是典型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引发的风险”，在当代，这种风险的影响已经不断地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领域向文化领域渗透。对这种文化风险，20世纪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深人批判与反思。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话语中，科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技术规范不仅是技术本身的遵循，也成为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和行动规则。技术进步与生产进步的融合，在有效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逐渐成为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控制系统。科学技术带来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断丰富的同时，却又使人类的思想日益受到禁锢，思想的自由本性受到压制。然而，法兰克福的这种文化批判仍然聚焦于哲学话语的抽象叙事和负面效应之中，对科学技术可能产生的风险，尤其是文化风险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说明。随着上个世纪中期新一次技术革命的发生，核技术、电子技术、基因技术等新技术进人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并产生革命性影响，核技术风险、化学产品风险、转基因食品风险、工程风险等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进人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但这些研究的核心仍然在于经济利益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即集中于物质性损失的关注，对文化风险，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带来的影响则缺少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显然不适应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所谓科学技术文化风险，指科学技术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及其成果应用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内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和人为因素对人类文化发展产生的威胁以及使文化发展偏离正常轨道的可能性。在当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随着风险的扩展也日显突出，表现出与其它风险不一样的特征。

(一)内隐性

就科技风险发生与传播的时空界限而言，传统科技风险往往局限于一定的时空界域，因而很容易被人所感知，但随着全球化大潮的推进，科技风险的感知度则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而逐渐减弱，在文化领域的风险则隐藏在技术的光芒之中，如网络技术所带来的文化危机常常被人忽视;就科学技术在不同领域的风险感知而言，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可认知性显然高于文化领域，新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技术风险很容易被感知甚至被计量，但文化风险，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风险由潜在性向现实性转变的时间较长，并且要通过各种物质形式和人的行动来体现，因而这种风险不容易被人觉知而具有突出的内隐性。

(二)广泛性

在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中，全球化的发展使风险社会的出现成了可能。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和技术的跨国流动，国家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在这样的技术与社会背景下，过去局限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就很容易跨越政治地理边界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而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渗透到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其风险所波及的范围自然涉及人类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人类社会进步和个人全面发展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三)多样性

文化的内容是丰富的和多样化的，加上科技风险本身具有的复杂关联性，因此，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化和复杂的，从风险的认知程度看，许多风险已经通过负面效应被人们普遍认知，如核技术风险，但某些技术，尤其是新兴技术本身被公众认知的程度较低，对文化的威胁更加不能被有效认知，如转基因食品技术;从风险所涉及的范围看，科技文化风险已经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在每一个领域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这种多样性必然带来风险认知与风险防范的难度。因此，认识风险的发生机制并规制风险势在必行。

二、当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表征

长期以来对科学技术风险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利益的权衡，随着科技风险向文化领域的拓展和对科学技术风险认知的推进，人们开始关注科学技术产生的文化威胁，综合各种观点，我们认为，当代科学技术的文化风险主要表现在:

(一)人对自然的态度随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存在异化的风险

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念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元素，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地位和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知，这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认知前提。马克思在《isa}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这样描述到，“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n[2](P.53)但自近代以来，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提高，从原始状态下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到与自然的“分离”，再到对自然的超越与控制，每一个阶段的变迁，科学技术都扮演着决定性的力量:电力开发使人类获得了新动力，汽车的发明使得世界四通八达，化工技术的进步满足了人类对自然物加工和再造的欲望，核物理的突破性进展展示了人类科技发展最辉煌的一页，网络技术实现了时空的跨越，然而，这一切都埋下了巨大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隐患，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人—自然关系的错位，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也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提供了支撑，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勤俭节约等优良品质的继承与弘扬带来负面影响。

(二)文化遗产受到破坏所带来的文化符号消失的风险

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积淀物，是人类发展的历史见证，特定地域的文化遗产总是同该地域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相对应，是文化的物质符号，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当前正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据资料显示，印度泰姬陵由于周围工厂排放大量有毒气体导致酸雨过多，原本洁白的泰姬陵出现片片黄斑。中国的世界遗产有多处受到空气污染的危害，象龙门石窟、武陵源、乐山大佛等均处于酸性物的污染之中。人类物质文化遗产存在消失的风险，面对历史，我们有可能失去证据，没有证据的一切辩驳，都将显得无力，文化的说服力，也将变得虚弱无比。

(三)文化主体一人的全面发展面临新的风险

科学技术活动就其终极目的而言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与手段，从原始技术到当代高新技术，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科学技术越来越昌盛，作用领域和影响范围越来越大，从人对自然的认知和应用能力的视角，人的主体性确实得到了增强，人依靠科学技术的手段不断克服生理上的局限性，不断提升人的认知能力，努力地接近真实的自然。然而，当技术手段成为人们的唯一选择的时候，人事实上成了被技术控制和支配的对象，理性成为人类行动的绝对遵循，人的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灵光咋现的灵感，都很可能被一项项技术规则和标准所湮灭。在当下，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但随之出现的网络依赖、手机控等问题无疑给人的全面发展敲响了警钟。

(四)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断受到来自新技术的威胁

新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改善有目共睹，但这种改变所带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价值交互作用可能引起价值观念混乱的风险日益显现，精神迷惘和“意义危机”成为当下精神领域存在的社会性危机。在新媒体时代，先进通信网络的形成使传统大众传媒走向没落，新媒体话语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电子媒体已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主宰社会舆论和引导话语权的工具。然而，这种文化生态所体现的文化样式对传统价值产生了颠覆性挑战，当社会主流价值取向不能主导的时候，价值多元化带来的价值观念混乱出现的概率显著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将受到严重威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有被技术焕发出来的魅力所消解的危险。

(五)技术突破使伦理道德底线不断受到来自技术的挑战

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等新技术领域的发展来看，技术进步的步伐越来越快，技术被突破的时间越来越短，技术突破的空间不断向人类道德底线所能承受的空间视域逼近，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克隆人技术的发展使我们面临了许多道德难题，迫使我们做出道德决定，人类遗传规律受到来自自体繁殖的挑战，人类婚姻家庭伦理准则也由此而受到被颠覆的危险，依托于克隆人技术而滋生的人的生存准则和交往方式也将受到威胁;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技术的不断突破，一方面拓展了人的生存空间，丰富了人的生活内容，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人类传统道德无法跟进不断改进的技术成果，对网络世界的许多事件难以进行有效的道德规制，因而出现了对人类生活带来困扰和精神污染的网络事件，所以吉登斯这样认为，“一方面，互联网带来了探索世界的令人振奋的新机会，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毁坏人类和社区关系的威胁。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人类伦理道德底线的这种逼近对伦理道德的冲击是巨大的，如果不加约束，人类本身会逐渐沦为技术的“奴隶”和“牺牲品”，科学技术也就背离了造福人类的发展方向。

三、当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

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需要通过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内部控制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来实现，只有依靠内外兼治，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文化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从根本上消除科学技术发展对文化构成的威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科技文化风险的内部控制

科学技术成为“重要的风险源”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早期，虽然科学技术也存在风险，但由于科学技术应用的范围较小，危害性极其有限，因而风险也不突出。但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决定力量，科学技术的风险就突显出来了。其内在原因在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对自然和社会规律把握的局限性，并由此带来风险由可能J性向现实性的转化。要防止这种转化，必须提高人类认识规律和运用规律的水平，加强对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预测研究，提升科技风险的辨识能力，完善现有技术体系，提高科学技术运用系统的稳定性，减少因为技术本身的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出现，尽可能减少科学技术风险的发生。

加强对科学技术风险的评估是近年来控制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建立风险评估机制的目的在于对风险发生进行科学的评判，进而实现有效的预防。在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中，首先要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科技风险的不确定性，将不确定性定位于一种潜在的威胁;其次要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其中，转变科技专家和公众在风险分析与评估中的不平等地位，允许公众的合理建议和现实诉求反映到技术评估的具体实施中，进而提高针对不确定性科技风险决策的合理程度，维护广大公众的利益。最后，从评估取向上支持和鼓励那些能实现长期社会和生态价值的技术，彻底放弃那些可能招致人类灾祸的技术。

科技活动主体—科技工作者对于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中，专家系统对于风险的预防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就科技风险认知而言，专家系统与普通公众间的信息具有不对称性，公众对专家系统产生了建立在“依赖”关系上的信任，就其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于“知识基础”的模糊不清和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在这种信任关系中，作为被依赖方的专家系统处于主动地位，掌握着科学技术及其风险的主要信息资源，而作为依赖方的公众则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因而，专家系统的风险认知与规避，主要是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展开的技术创新与风险回避，对于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科技文化风险的外在治理

在当代，政府治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政府治理所具有的资源集中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是其它治理不能比拟的。就风险治理而言，国家、市场和社会对于科技文化风险的规制无疑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风险的政府控制已成为风险理论研究中的共识，政府作为现代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最主要倡导者，对科学技术的良性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为了避免技术发展产生危害性后果，相关政府部门必须加强管理，合理规划，遵循真、善、美相结合的价值选择标准，鼓励科学技术向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进步的方向发展，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尤其是抓住新媒体技术在信息传输上的便捷性特点，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尽量控制和约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科研方向和技术应用领域，同时设立风险评估机构，将风险评估纳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规划和技术应用评价之中。

在科技文化风险的外部治理体系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带有根本性的关系，它决定着政府与社会，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由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再到生产越来越集成化和短时性，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科技活动与生产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科研部门由原来的纯科研机构向多元化方向转化，生产性科研机构和民间科研机构大量涌现，因此，市场往往成为科学技术，特别是新技术发展的直接动力，不断催生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出现。市场的这种刺激作用在推进科学技术活动与生产的紧密结合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往往也是科技活动无序化的推手。因此，要发挥市场在科学技术文化风险治理方面的作用，必须实现“两只手”的有效结合，即把政府的正确引导与市场的内在需求有机结合起来，鼓励科技资源向有利于文化安全的行业与技术研发领域转移，鼓励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技术应用，通过市场的有效调节实现科学技术文化风险治理。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融合不断加深。科学技术的风险也随着这种深度融合而不断扩散与放大，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传播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快，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影响范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广，所以风险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当今世界称之为“全球风险社会”。他认为，随着技术变革的进程不断加快，人类将面临许多共同的风险，许多新的风险形式也随之产生，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风险已经不受时间、空间和社会的限制，所有国家和所有社会阶层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事实上已经无法避免风险所带来的影响〔}l(P.sa)。当前应该通过增强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和科技文化素养，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密切注意科技风险并主动采取防范行动，不断地提高分析预测、评估和抵御科技风险的能力，形成良好的科学文化与科学伦理氛围，形成全社会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意识。

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范文第4篇

1．1生态科技文化是生态文明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科技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的精神积淀，是人类不断觉醒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生态科技文化作为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理性结晶，既提升了文化的科学技术含量，又增强了科学技术的文化气息，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人类对生态的保护，归根到底是基于维护和创造人类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生态文明源于现代工业化文明对绿色生存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对回归自然的爱慕与向往，它是“现代性危机”的必然产物，是人类在“类同一性”原则支配下对自身行为反思的必然结果，是对工业文明的积极扬弃［4］。当今世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只有使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对于生态科技文化相对匮乏的中国而言，将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的结合是时代的呼唤。因此，生态科技文化是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生态科技文化，弘扬生态科技文化，努力把生态科技文化有机地融入现代文化之中，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提出的历史性课题。

1．2生态科技文化是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逻辑展开科技文化是伴随着近代科技的兴起而形成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中国科技文化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取得了一些科技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科技文化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科技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建设和发展科技文化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研究中国科技文化发展战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经济领域的一场变革，也是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的一次重大调整。生态科技文化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表现和主要标志，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发展的动力。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生态科技文化的应有之义，特别是将生态的科技文化融入到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在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素质，潜移默化中发挥其他文化无与伦比的作用，成为现代文化建设的先导。因此，生态科技文化是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逻辑展开。

2建设生态科技文化的基本路径

2．1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当前，许多人已经深刻认识到了造成社会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真正原因，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防止人们将科学技术滥用，将科技项目置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努力改变人们过去陈旧的科学技术观念，建立基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观。随着人们对社会进步、生态和谐和科技发展的重要性的深入认识，一种崭新的、能够与维持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科技发展观有效形成并为人们所全面接受。这样一种全新的科技价值观是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努力关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关注科学发展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以人类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基础，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将注重科学技术在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按照生态文化丛林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向来进行科学技术的深入开发、利用和研究。生态科技观的建立，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把握，第一，国家和相关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资金和技术的投入;第二，利用网络、电视媒体技术加强宣传力度。生态价值观努力寻求将科学技术作为当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手段来开发，以科学技术的方式方法来使人们的发展建立在有效整合资源和环境得以保护的前提下。

2．2在宣传思想文化教育工作中不断推进生态科技文化传播当前，我国面临人口较多、资源缺乏、经济相对落后、环境污染严重的境况。严格来说，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实际上是国民的意识危机。人们要保护我们共同面对的又赖以存在的地球，必须从以自我为中心和物质利益至上的意识当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抛弃那些“反自然”的存在方式，创建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需求，最终能做到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能切实地对自然进行保护，从而达到兼顾人类生存发展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实现和谐与统一。人们如果能集中最大的力量去培养和完善人，而这种人又会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争取个人和集体利益的解脱，这种教育就可以对改变社会和使社会具有人性做出巨大的贡献。生态科技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宣传思想文化教育的工作，我们只有将生态科技文化与宣传思想文化教育工作相结合，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全社会的生态科技文化素养，从而达到增强人们努力发展社会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社会大力倡导群众性生态科技文化活动。人们在强化公共社会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要特别体现生态发展的要求、将生态科技文化的理念融入到群众性文艺活动中，不断更新群众文化活动的载体。开展“社区生态科技文化艺术节”、“生态科技节”等广大群众参与和喜爱的文化项目，努力将生态科技文化知识渗透到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中，让广大的老百姓在参与中能得到熏陶进而陶冶自身的生态文明情操，在文艺活动中提升自身的生态科技文化素质。大力发展生态科技文化产业。生态科技文化产业是一种以精神文化产品为依托，努力向消费者传播健康、文明、积极、有益的朝阳产业，是一种低消耗、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产业。

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宋代 科学技术 原因

中图分类号：TP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30-0115-01

一、前朝的积累

任何时代的科技发展都离不开前期的积累，宋代科学技术的兴盛也与之前的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积累和继承是科技不断发展的前提。宋代之前，古代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宋代科学技术繁盛正是在前代的科技遗产基础上形成的。例如，宋代指南针的发明正是以战国时期的“司南”为基础的；火药的原料中的硝石、硫磺也早在稀罕时期就已经被发现；印刷术也是在唐代就已经成熟的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宋代的科技水平正是在不断继承和发展中兴盛起来的。

二、政治统治的需要

宋朝统治者在通知初期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变革土地占有方式等，形成的大一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也要求宋代在科技方面取得一定的发展。另外，宋代的科技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与统治者的消费需求相契合，例如：宋代的手工业作坊中分工细密，生产技术较高，而这些作坊多服务于皇室家族。宋代在扩大文官制度的同时还重视科技发明，对发明创造者给予奖励，这方面也激励了发明者，激发了他们的创造热情，大大促进了科技的进步。例如：《宋史》中记载“太祖太宗下诸国，其伪命臣乃忠于所事者，无不面以奖激，以至弃瑕而用。”由此可见宋代对科技发明的重视。同时，宋代的募兵制也推动了手工业及相关技术的发展，这种制度的实行使得兵民分离，广大生产者脱离“征伐之苦”。宋代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也促进了医药、军械、火药等的发展，例如苏颂领导了研制水运仪象台。

三、经济关系的新变化

宋代实现了土地占有方式的变革，农民对生产具有了更大的支配权，生产积极性大大增加，农业的繁荣为科技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例如：宋代时期垦田达到了524公顷，发达的农业促使秧马等先进农具的出现，南方在农业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农书》这样的总结耕种技巧的书籍。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商业经济的产生，反过来商业经济的发展又促使农业和手工业飞速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不断对科技水平提出新的要求，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宋代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新的雇用关系的产生，许多生产者获得人身自由，可以受雇于手工业作坊，这一生产关系促使工人生产熟练程度的提高，进而促进生产技术的提升。

四、学术思想的进步

在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学术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哲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宋代张载和二程的“气”、“理”思想都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着重要作用，推动了科技的研究。二程的思想中强调“格物致知”，这些思想对于良好的学风的形成、唤醒人们求知欲望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次，宋代的思想家强调知识分子应该多研究学问，以达到博闻广记，“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身，聚众材然后知作宝之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宋代出现了诸多广识博闻的人才。最后，宋代思想中逻辑方法也对科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沈括曾谈到，他运用二程的归纳推理的方法来预报天气；秦九韶的《求一术》、刘汝楷的《如积释锁》中的数学方法也受到周敦颐《太极图说》中的象数推衍原理的影响。

五、注重教育

宋代科技兴盛与社会重视教育密切相关。首先，宋代实行分科教育的制度，这种制度下，一些学科能够直接置于相关部门的直接引领下，这样就能够使学生边学习边实践。其次，宋代的教育思想也是比较活跃，科技教育的思想也由此产生。例如：胡瑷创经义与治事的思想，主张“体、用、文”来培养学生；陈亮、叶适针对道家思想的弊端提出了“一艺一能”的教育理念。这些思想的提出对宋代的教育制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相比于其他朝代，宋朝也更为重视科技教育。最后，宋代统治者提高医学校的社会地位，这推动了医学的兴盛。王安石变法期间，太医局开始从太常寺中分离，并规定副职需由“知医事者为之”。这样，医学教育便突破了原来的社会地位，宋朝也在医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六、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推动

宋代时期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科技成果之间的交流也推动了科技的兴盛。首先，宋代重视民族交流，其中在东京汴梁设置了许多的接待机构，专门接待外来使者，这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原。其次，宋代航海技术发达，与国际间的贸易频繁。在广州、明州等地设立专管朝贡事项的市舶司，并对外来商人优厚待遇，对外贸易的发展丰富了宋代的科技文化内容。在中外交流中，数学和医药W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此期间，阿拉伯的“土盘算法”传到我国，扎马鲁丁等人带来了阿拉伯的天文仪器；宋代时期，外国朝贡中由相当比例为药物，这些要求传入宋朝并刘汝民间，推动了当时医药水平的提升。中外科技的交流为宋代科技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是科技兴盛的外部原因。

结束语

综上所述，科技的兴盛并不仅仅只是某一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各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宋朝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需要、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等因素，都为科技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并最终推动了宋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这其中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对今天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艳.北宋的科技奖励[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1）：128-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