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第1篇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 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第2篇
关键词：自然观；生态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1-0065-08
Abstract： Aiming at the interrogation of western Green Thoughts towards the anti-ec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ecology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by revealing the lack of theory in ecology centr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logy Marxism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anti-rationalism and anti-technology tendency of ecology centralism， but also reveals its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the natural value theory and the natural right theory. It believes ecology centralism roots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to the personal value and attitude to environment， which is non-historism and idealism. Ecological Marxism also criticizes tha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explores ecological problems only from the view of value， instead of from the social system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which values are interdependen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insists that nature only has the instrumental value to mankind， which is abstracted from the certain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abstract modern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Therefore， its pursuit of human overall interests and human long-term interests is only fantasy. The defense of ecology Marxism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dheres to the basic stand of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identifies the root causes of natural alienation to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advocating by changing the social syste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to eliminate the natural alienation and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It also points 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oth the natural dimension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sisting on preexistence and social historical nature， insisting on human nature and sociality， and always insisting 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makes accurate position on the theoretical nature about western Green Thoughts view of n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advocates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in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construct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nature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Key words： view of nature； ecology centrism；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面对全球性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西方绿色思潮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反生态性，他们试图用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以此走出生态困境。生态学者通过揭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展开了有力的辩护[1]。本文旨在系统地论述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及其理论特质。
一、生态学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中心主义以利奥波德、罗尔斯顿和奈斯为代表，他们在自然观上坚持自然价值论以及自然权利论，反对一切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与自然和谐共处[2-4]。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上述主张受到了生态学者的严厉批评，他们不仅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困境，而且揭示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特征，生态学者同时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探寻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
第一，生态学者揭示了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理论困境。生态学者指出，自然价值论面临着如何从事实认知推出价值判断的理论难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自然的价值是自然本身就具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自然价值的客观存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般的伦理关系。基于此，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完全可以从“是”中推导出“应该”来，因为 “实然之道蕴含着它的应然之道”[5]。生态学者指出，生态中心主义者把价值等同于事实，这是他们最根本的理论困境。事实和价值存在着联系，并非截然两分，但是生态中心主义把它们等同起来，是不可取的。不仅如此，生态中心主义必须论证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客观性。为此，生态中心主义者把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价值等同于它们的存在本身，这种论证方法不仅犯了前面所说的把价值论等同于存在论的错误，而且把自然作为评价主体去评价价值的内在属性，这是不可能作出客观评价的。除此之外，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客观性的论证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研究和严密的推理基础上，而是归结于人的直觉，这种作法很难保证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性。除了上述难题外，生态中心主义还需面对如何定义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挑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那里，这两个概念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定。在定义自然价值概念时，他们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一种“内在价值”和“客观价值”；要么认为自然价值是指自然物的内在结构和属性；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生态系统的创造性。对于什么是自然权利，他们强调非人类存在物具有与人平等的，包括生存权利和自利在内的道德权利，这种道德权利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可见，生态中心主义者把本属于人的价值和权利概念不仅做了宽泛的解释，而且推广到非人类存在物上，但这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
第二，生态学者指认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具有后现代特征。生态中心主义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理性主义，反对科学技术，使其理论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对此，生态学者展开批判性分析。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烈反对，具有后现代反主体的特征。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并没有错，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如果不是把人而是把生态自然放在中心地位，势必会带来各种反人道主义的体制。其一，在对待人类理性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指认生态危机缘起于人类理性的骄横和对自然的控制，提出必须消解人类理性和批判“控制自然”观念。生态学者一方面强调不能消解理性主义，而是应该探讨如何正确地发展理性主义，使理性主义的优势充分体现；另一方面指出“控制自然”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的侵犯，而是在掌握自然律前提下的有意识的合理控制。其二，在对待科学技术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目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使用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他们反对科学技术，主张放弃技术，使人类退回到前技术时代。生态学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反技术主义倾向，强调应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的社会结构中看到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可以说，当今社会的生态危机根本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这种制度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使用方式的危机。
第三，生态学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主张。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咎于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提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自然价值”和“道德权利”。对此，生态学者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个人对环境的价值观和态度，这种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即生态中心主义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根本没有看到自然的社会历史性；把生态问题唯心主义地归结为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看不到生态问题背后所隐藏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因此无法真正找到产生生态问题的根源。生态学者指出，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中去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伙同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实施非正义的“生态掠夺”等才是全球生态危机产生的罪魁祸首。生态学者不仅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根源的探寻，而且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方式。对生态中心主义者来说，未来社会生态问题的解决只需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即用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看待自然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培养一种对大自然的“生态意识”。福斯特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并非改变人类的价值观，而是毫不留情地揭示并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打破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全球权力关系，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解决生态问题，在一个非正义的社会制度下，即使个体的生态道德得到明显提升，也无益于生态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同样，戴维・佩珀也认为，生态中心主义过分地迷恋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把它们看成是促进社会变革、解决生态问题的主要动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现有社会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巨大力量才是解决生态问题所面临的巨大阻力。
总之，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抽象地和非历史性地看待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生态问题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因而无法在实践中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生态学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学者不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而且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主要以墨迪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诺顿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6-7]。生态学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都具有鲜明的内在缺陷，这些内在缺陷决定了它不仅依然是一种与资本紧密联系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且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
第一，生态学者揭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在生态学者看来，无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如何鼓吹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它依然是抽象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根本无益于生态问题的解决。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坚信“生态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相容的，它有可能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内化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不能解决生态危机，而且有可能与资本相结合加剧生态问题的产生。此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有资本全球权力框架中，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打着人类整体利益的旗号，实则维护着以资本为核心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人类整体利益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它是一种裸的地区中心主义和阶级中心主义。不仅如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要求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范围内是无法真正落实于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的。之所以这样，不仅是因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虚无缥缈，无从实现，而且当代全球范围内的生态问题实质上是资本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殖民主义”，加剧了生态问题的恶化和社会不公正。生态学者强调，探寻生态问题需要全球性视野和全球性行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对虚无缥缈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追求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们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只可能是纸上谈兵。
第二，生态学者指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实质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自然问题上，近代机械论明确指出，自然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它是一个按照客观数学规律运行的冷漠的和无趣的世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认为自然对人类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且认为自然只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完全忽视了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特征。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在对待自然方面仍然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近代机械自然观继承了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认识传统，指认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主客关系。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人翁地位，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控制自然，但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终究要受到理性思维的制约，否则生态问题随之出现。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利益和需求基础上的，控制与被控制的主仆关系，它仍然没有跳出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窠臼。在对待科学技术问题上，近代机械自然观十分推崇科学技术的作用，甚至把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同于社会的进步，但是它没有关注到科学技术运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注意到了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它坚信只要以人类理性的方式操控自然，在F有制度框架下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就能够解决生态问题。生态学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还是近代机械自然观，他们都是脱离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抽象地谈论“控制自然”观念和科学技术的效应问题，根本看不到“控制自然”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与资产阶级“控制人”的观念紧密结合的，因而不能正确地理解“控制自然”的真正内涵，无法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评价，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近代机械自然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三，生态学批判性地分析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与生态危机。在生态学者看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一样，缺乏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它们仅仅从抽象的价值观层面探寻生态问题，忽视了价值观所依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因而无法建立科学的生态自然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建立在资本利益之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它在探讨生态问题时，只不过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游戏。另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关系范围内，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在生态学看来，人类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的全球权力分工。如果不变革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不打破这种以资本为核心的全球权力关系，一切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都只是枉然。基于此，生态学者指出，生态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不能离开人类立场，对此，格仑德曼、戴维・佩珀和休斯都作出了分析。格仑德曼认为，人类在分析生态危机和反思对待自然的现代态度时，绝对不能够放弃“人类的尺度”。 戴维・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8]休斯发现人类中心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并断言就是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9]，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同，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能够为保护自然提供理论支撑。
生态学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指出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抽象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不仅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反而会引发生态危机。人类只有立足于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打破资本全球的权力关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才能真正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
三、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基于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生态学明确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并不是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具有生态意蕴，以此为基础，生态学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第一，生态学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在生态学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自然概念和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以及如何克服自然异化的观点都包含着一种生态学的关注。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现代性的自然概念。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关于自然的概念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它可以追溯到皮科、培根以及黑格尔，并延伸到尼采。马克思还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对待自然的现代性观点，即把自然看作是具有某种功用性的物体，它可供人类利用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欲求。在这个物质世界中，人类为了生存，必须“控制自然”。自然在马克思那里不是拟人的，它自身没有目的，只是人类将其需要和欲求强加于它，因此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不是以一种肆意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必须尊重自然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不仅强调自然概念的现代性，而且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戴维・佩珀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戴维・佩珀看来，人与自然不可分离，人类通常与自然处于一种统一和斗争状态中，自然往往以一种与人敌对的姿态存在着，人类既依赖于自然生存，又要与自然作斗争。劳动是人类与自然发生相互作用的中介，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毫无保留地把自身的力量倾注于自然，其Y果是，人在被自然化的同时自然也被人化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相互改造，即当人类通过生产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他们自己，即人类的自然。随着我们对自然改造的不断深入，我们开始懂得应该去了解自然规律，以便更有效地改造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发展了自己的智力。此外，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自然是一个社会概念，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自然的异化意味着自然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从自身分离，它被视为一个社会产物的失败，自然的异化其实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异化。要消除自然的异化，就必须消除社会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的非理性控制，重新规范自然对整个社会的用处。生态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指认自然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主张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这种对自然异化的观点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关系一元论基础之上的。
第二，生态学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自然维度，而且具有文化维度。对此，詹姆斯・奥康纳作出了详细的论述。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要充分重视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自然界的能动性和自主运作性是自然的特性，自然界虽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它具有自身的运动规律，自然本身的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詹姆斯・奥康纳不仅强调自然的自身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强调自然界的自身运动规律和内在属性还会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除此之外，詹姆斯・奥康纳认真考察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和文化维度。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自然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而且自然系统的内部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将会对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自然系统的内在发展趋向和内在规律也会影响到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并产生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看，詹姆斯・奥康纳指出，文化在前苏联那里只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就直接导致了前苏联理论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劳动等概念缺乏一个文化的视角。从文化视角来看，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它们都与一定的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观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不仅是劳动力，而且包括劳动协作方式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下进行，并受到这些文化传统的影响。此外，詹姆斯・奥康纳还考察了社会劳动的自然和文化维度。他指出，人类的生产劳动既受到自然的影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又受到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文化实践。一方面，人类的生产劳动被赋予了自然的特征，自然的客观规律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劳动。另一方面，社会劳动被赋予了文化的特征，特定社会结构中的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是社会劳动的建构基础，而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反过来又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
第三，生态学始终坚持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在生态学者看来，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相互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制约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通过社会劳动调节和控制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学者所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正是建立在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辩证联系的基础之上的，以历史观与自然观的辩证统一为其理论特征。生态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自然界及其自然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一切意识和意志而独立存在的，自然及其自然规律具有先在性、客观性、制约性。人类只有不断地认识自然，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才会使自然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通过社会劳动把自然带入到他们的视野。人类不断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而且坚持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生态学者指出，“人类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10]，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一方面，人类作为拥有生理需要的自然存在物，像其他所有生物体一样，能够仅仅存在于自然环境中，人类不仅依赖于自然界并且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还可以通过劳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满足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类同样也是社会存在物，他有别于其他生物体，人类通过“有计划的意识”活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而且这种“物质变换”也发生在人类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生态学者强调，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类不仅与自然发生关系，而且人类与人类之间也会发生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与人类的关系始终贯穿在马克思的整个著作中，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辩证统一的。
总之，生态学者通过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以及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实现了人类-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自然-人类、人类关系的辩证统一。生态学者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在此基础上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体现了其鲜明的理论特征。
四、评论
生态学者揭示和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基于此，他们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并提出用自然和文化维度重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劳动等概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坚持的是立场，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第一，生态学对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作了准确的定位。生态学把生态中心主义看作是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绿色思潮，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把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认为它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性质体现在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科学技术，反对理性主义，主张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等方面；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之所以说是一种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是因为它把自然看作是与人类相对立的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其自然仍然是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方面是因为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抽象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科W技术的运用，它反对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强调生态危机的解决仍然需要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立场，强调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另一方面是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合理控制”，对自然的控制是建立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满足人类的利益和需求基础之上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反对经济增长，不主张对工业实行限制，主张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论述与西方绿色思潮的自然观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这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生态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
第二，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无论是生态中心主义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他们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之上，要么强调生态系统对人的制约和限制，要么强调人对生态系统的控制和利用，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根本无法解决人与自然在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那里是一个有机体，人类社会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人和自然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改造。因此生态学反对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自然观，主张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所研究的自然是“人类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异化产生于人类社会中，具体地说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中。解决自然异化的根本方法在于实现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因此生态学指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要打破现存的资本全球权力关系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对脱离具体的社会结构，单纯从价值观维度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解决之道，提出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性和非生态性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其理论导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方法，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向度，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当展。
第三，生态学者主张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建构起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理论。他们不仅突出自然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的生产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主张文化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和协作方式，进而导致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自然和文化因素的重视，把自然、社会和文化看作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不仅在理论上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化、自然等领域的研究视域，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肯定地说，生态危机与我们忽视自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而轻视文化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生态学所建构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于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思考生态危机颇具启发性。
五、结语
总而言之，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针对的是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生态性的诘难，其辩护的实质是强调基于立场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的科学理论工具，以彰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生态学者与西方绿色思潮关于自然观的争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自然异化的实质，倡导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具有非常现实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生态自然观研究[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14.
[2]劳伦斯・布伊尔.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M].岳友熙，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3]王正平.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M].2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4.
[4]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5]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6]杨通进，高予远.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
[7]周玉玲.生态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8]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起点；劳动；工具；人类起源；劳动异化；《资本论》
中图分类号：D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2-0005-04
一
探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历史起点，必须首先考察人类历史的起点。那么，人类历史究竟从哪里开始呢？这个问题的确是历史之谜。从《圣经》里的上帝创世说，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异化论，不能说没有进步，至少，黑格尔在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源头关系上的理解，有其积极的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是依然不科学的。
随着科学和人类思维进程的发展，才从根本上正确地揭示了从猿到人的进化方向，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发生论的高度上，科学地回答了人类历史的起源问题。但是，由于唯物史观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的理论环境和政治氛围下，主要着眼于唯物史观思想体系的创立，而没有像建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那样，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体系（思想体系与逻辑体系是不同的，人们对于这种区别往往并不注意），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像《资本论》阐述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那样，明确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的问题。然而，《资本论》“逻辑地表述”方法（“逻辑地表述”与“表述的逻辑”也是不同的，人们对此也往往不注意），确定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一般的方法理论原则却是普遍适用的。
根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理论界有些人研究的结果认为，劳动是历史的起点，“劳动”范畴也就当然地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并从劳动出发，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构，得出“劳动”范畴是“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的结论（以下称劳动起点论）。对于这个结论，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历史是社会的历史，社会是人类的社会，追溯历史的起点，实质上是追溯人类的起点，而要科学地揭示人类的起点，必须着力澄清下述几个问题：第一，人类提升的本质是什么？第二，历史的定指含义是什么？第三，真正人的劳动究竟从哪儿开始？
第一个问题是人类提升的本质。笔者基于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原著的学习，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外延扩大化意义上的“劳动”而在于怎样劳动，用什么劳动。如果人类不以自己特有的劳动方式和特有的劳动手段，而仅仅是和劳动那样运用自身的天然的生理器官去获取生存资料，那它就不可能从动物中提升出来，成为宇宙之花、万物之灵。史前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在远古时代，类人猿基本上还是一种树上动物。后来分化为两支：一支发展为森林古猿和巨猿，现代大猩猩就属于这一类；另一支则沿着另一种方向发展，为了抵御猛兽的袭击和适应获取食物的活动（一般称作适应性劳动），他们便开始利用石块、木棒等自然物来弥补自身机体生理的天然器官的软弱与不足，这种活动的长期继续，又使他们开始直立行走，由此便进行到了从古猿到人的“过渡生物”的阶段，即“形成中的人”的阶段。这种“形成中的人”与古猿的活动方式并无本质区别。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语言开始形成，人类才从兽类脱离出来，劳动工具在自然——社会共生态中，是人与动物、社会与自然的界碑。当“形成中的人”使用石块、木棒和其他天然物的活物（这种活动可以叫做前人的适应性劳动）必然会发展到这样一种限度，这时，如果不完善被使用的工具，即如果不过渡到劳动工具，这种活动就不可能进一步提高。而一旦跨出了这一步，原先使用天然的劳动就变成了制造工具并使用这些工具从事活动的生物了。这种情况大约发生在200～250万年前。上述证明，人类提升的本质是“工具的使用和制造”，而不能笼而统之的归结为“劳动”。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历史定指的含义问题。笔者结合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原著的学习，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历史，是定指真正的人类的历史，不能包括非人的历史。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以人类社会的普遍本质与一般规律为对象的。在古猿进化为真正的人类之前，无论怎样讲都是“非人”，这种“非人群”还不是氏族或社会，它仍然是自然界尚未分化的一部分，只具有生物的自然本质，它所恪守的是自然规律，而不具有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所以，它不在历史唯物主义特定对象范围内。
第三个问题，即真正的人的劳动究竟从哪儿开始的问题。劳动起点论认为，劳动所以成为历史的起点，因为劳动是人的起点；而劳动所以成为人的起点，是因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样一来，实际上就陷入了一个循环论证：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人改造自然的自觉的活动；人从哪儿来？人从劳动中来。这种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劳动，即真正的人的劳动究竟从哪儿开始呢？从“形成中的人”的活动特点来看，他们主要是凭借自身生理的天然器官，偶尔也使用石块、木棒等天然“工具”，觅取天然的食物，它们在自然界中，完全受着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规律的支配。在他们未知使用石器以前，这些“构木为台”、“错木作穴”和“掘穴”的工作，都是无法实现的，充其可能，也只能是“构木为巢”，所以，正在形成中的人的这种过渡生物的劳动，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在考察真正的人的劳动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制造工具的活动起初必定具有动物的反射形式。这种活动，就其性质而言，不会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自觉活动，而是一种反射性活动，并且是在纯粹生物学联合体的范围内实现的。因此，最初制造工具的生物不是人，而是动物。
上述引证说明，最初制造工具的生物的活动不是“劳动”，所以，认为“劳动先于工具存在”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马克思对此早有论述。他曾明确地指出，真正的劳动不是开始于石制工具之前，而“只是有了用于新产品的最初的产品——哪怕只是一块击杀动物的石头——之后，真正的劳动过程才开始”。[1]马克思的这段话，阐述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即正在形成中的人运用天然“工具”，例如一块天然的石块击打另外一块天然石头，使之成为一块比天然石块好用一些的石器的活动或行为，还不能称为劳动，只是在有了这“最初的产品”——石器之后，并且再运用这最初的工具作用于自然对象，改变自然物质的存在形态，创造出某种使用价值，实现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才是人类的真正劳动。
换句话说，在最初的“反射性”活动所“制造”的“工具”未投入“新生产”之前，人的劳动是不存在的，只有把这“最初的”工具投入“新生产”时，真正人的劳动才开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工具，人就不能从一般动物中提升出来，没有人的劳动，也就不可能有历史。从终极意义上说，工具不仅是人所以为人的起点，也不仅是人类劳动的起点，同时，也是历史的起点。根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什么呢？其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二
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不仅应与历史的起点相统一，而且它本身还必须是以后历史展开过程一切矛盾胚芽的潜在孕含体，即在这个抽象的范畴中，孕含着特定对象尚未展开的内在矛盾的全部丰富性。劳动起点论认为，“劳动”范畴孕含着历史过程一切矛盾的胚芽，故以劳动为起点，构想了劳动对象化——劳动分化——劳动异化——劳动社会化——劳动自主化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骨架”。本作者认为，以人类劳动的发展为主导线索，来分析历史发展的逻辑，描述人类社会演进的“轨迹”自然不乏睿智，但仔细想来，不觉又发生了这样的矛盾，即：如果说这“劳动”包含了“前人”——“形成中的人”——猿的活动，那么劳动范畴的外延便被扩大到人类历史之外，这种外延扩大化了的“劳动”范畴使人的劳动和动物的活动失去了界限；如果说这“劳动”是定指人的活动那么它似乎又不及“生产”范畴涵盖得那样宽泛。比如：生产范畴涵盖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人口的生产；而劳动范畴仅涵盖了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或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但人类自身的繁衍行为很难说是一种什么劳动。退一步说，即使劳动范畴涵盖了生产范畴的全部内容，那又有什么必要非用劳动范畴取代生产范畴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2]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范畴与生产范畴并无本质区别。如果说生产范畴不能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那么同样，劳动范畴也不能作为这样的起点。我们知道，《资本论》所以把商品范畴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因为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丰富性都包含生产者之间发生联系的实在的商品形式。由此可以认为孕含社会一切矛盾胚芽的范畴“生产”，也不是“劳动”，而只有工具范畴这一实在形式才孕含了历史发生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因为只有工具范畴才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矛盾的交汇点。
第一，工具范畴包含了人与自然矛盾的胚芽。在自然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自从有了工具，人类便从动物中提升出来，使“人”成为人，使“人群”成为社会。至此，物质世界便发生了亘古未有的裂变——一方面是人类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主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这裂变了的世界和裂变了的世界矛盾体系中，是工具首先把人同自然界区别开来，对立起来；同时也是工具把人与自然界联系起来，统一起来，形成了人——工具——自然界这样一个两对矛盾三个环节的动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为人与自然界的中介工具有着内在的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自然力量的人化，客体力量的主体化；另一方面，它具有了标定人与自然矛盾性质的功能，这是其他任何范畴所不能代替的。换句话说，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分裂，另一方面则是能动的主体对于这种分裂的征服。而这种征服，主体又必须凭借一定手段，因为人总是通过外物手段和他自身相联系，这种手段集中地表现为工具。工具确定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工具又不断地打破这种界限，确立新的界限，这种界限是历史标定的，历史打破的，又是客观存在的，消除了这种界限，人类便被湮没在自然中。正因为工具具有这些功能，所以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3]在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运作中，工具不但孕含着物质生产矛盾展开的胚芽，作为精神生产的特殊工具，也孕含着精神生产矛盾展开的胚芽。正因如此，理论家们就把劳动范畴作为“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钥匙”也是一种工具。上述说明，在工具背后，隐藏着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矛盾。
第二，工具范畴还孕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胚芽。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经济的关系，社会关系中的其他方面——政治关系、思想关系，从根本上说都决定于经济关系。而在经济关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们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以及对它的占有关系。在生产资料中，要使之转化为现实的衣食资料，原始人类只能依赖于劳动工具这一中介手段；另外，原始人类处在凶禽猛兽的包围中，人们只有依靠武器（特殊工具）才能战胜他们，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仅仅是“工具——生存”观念。私有制产生之后，“工具——生存”观念被“工具——财产”观念所取代。人们意识到“要强迫人们去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劳役，那就必须设想这一强迫者掌握了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资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4]创造财富，这种“工具——财产”观念，在奴隶占有制时代，被强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奴隶主为了占有财富，不仅占有了无声工具（无生命的工具），也占有了发声的工人（牲畜），而且，就连奴隶也是当作工具——会说话的工具被占有的，占有奴隶的多寡，成为奴隶主富有程度的标志。到了封建制时代，农民（农奴）形式上占有一定的劳动资料，但实际上，封建主对于劳动资料的占有是通过对农奴或农民的半占有这种曲折的方式实现的，农民不过是自动的“牛马”。当然，随着社会形态的完善，人们的财产观念也逐渐由劳动资料扩大为生产资料。这时，封建主一方面通过农民半占有这种曲折方式占有劳动资料；另一方面，则通过占有劳动对象（主要是土地）来占有劳动者及其劳动资料。到了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时代，劳动者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人”，但是劳动者一旦进入生产过程，资本对他们的奴役便表现为机器和工具上。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的主人，也是因为实现了劳动群众对于劳动资料的直接占有和结合。通观历史不难看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包括阶级关系的变化，是以人与劳动工具关系的变化为转移的，所以，我们要考察历史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像《资本论》通过商品透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样，首先应当考察以不同性质的生产工具为标志的不同的经济时期中，人们同生产工具的结合方式和占有方式，通过考察劳动工具的性质、功能、系统结构对于人们相互关系的决定与制约作用，透视人们之间的关系，严格说来，生产、分配、消费、流通，乃至分工、协作，都是以生产工具为轴心而逐渐展开的。总的说来，人类文明的根本标志，不是劳动，而是工具。工具才是人类文明的尺度。所以我们说，在工具的背后，隐藏着人与人关系全部矛盾的胚芽。上述特征表明，工具是历史整体关系中最基本的范畴，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初的前提与基础。由此证明，只有工具范畴，它才能够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0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04.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第4篇
关键词：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生产力；生产方式
中图分类号：A8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041-02
市民社会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概念由来已久，它并不是由马克思创立，有着深刻的历史烙印，其概念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其概念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以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为代表，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限制，他们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应该是高度统一的；另一类是以黑格尔为代表，在黑格尔的时代，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有了极大的提高，资本主义已经形成并发展，经济关系逐渐脱离了国家政治而独立，所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主张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开来。黑格尔的这一理念，对于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起源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始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在《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或者说他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只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批判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论述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他认为，虽然政治国家是从家庭和市民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但它仍是后者的原则和基础。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也大体上持有同样的观点。然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彻底改变了他的观点，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批评了黑格尔的警察和司法制度，否定了二者是过度到国家的必经之路，也不是调整市民社会特殊利益和政治国家政治联系矛盾的工具，而认为警察和司法制度的实质是为保护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的，并不是为市民社会服务的，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隐藏在背后的阶级根源。他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认为家庭与市民社会没有联系的观点，认为私人利益体系的一个部分就是家庭，它应该包含于市民社会理论之中，并且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相反，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国家如果没有市民社会的人作为基础以及没有家庭作为人的基础就根本不会存在。他通过扬弃黑格尔的思想，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构成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总和。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包括“两个层次三个领域”的内容和要素。即：个人或私人层次、团体或组织层次，经济生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和文化生活领域。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也就是说市民社会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因此，要想真正理解市民社会的概念就要从生产力发展情况出发来研究。马克思同时也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因此，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解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出发，结合人类社会的实践，以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为脉络。
（一）市民社会的形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确定了一切人类生存的三个前提，即人类历史的三个前提：首先，人类为了能够生存，就要维持自己的生命，解决自己的吃饭和穿衣问题，因此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其次，在第一个前提的基础上，人类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去，以求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生活，所以，人们就发明和创造了新的工具，用这些新的工具不断地对自然界按照人类自身的需求去改造，从而创造人类自身的历史。第三个前提就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延续，也就是繁殖。人类通过繁殖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等，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密，从而形成了家族。马克思认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自然关系就是人类通过自身繁殖而形成的血缘关系；社会关系则是由于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以生产力为基础，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比较单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简单；但在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变得复杂多样，这就导致社会关系也变得相对复杂多样。
有了人类历史的三个前提，也就找到了人类发展的根源。人类因生产力的发展并通过自身的繁殖而结成家庭，又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人类实践活动的需要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结成社会。因此，家庭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家庭通过与家庭之间的联系组成了社会，并且影响着人类社会，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了分工。人类社会早期的分工首先是从家庭分工开始的，进而发展到社会分工，家庭的分工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而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则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各自从事的生产方式日趋专业化。生产方式的专业化就是人们“各尽其能”，发挥自己在生产方式上的优势，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伴随着分工而来的还有分配，因为在同一时期不同的人们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劳动生产率高的那些人，就可以在相同的生产时间内分配较多的劳动产品，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那些人，在相同的生产时间内就只能分配较少的劳动产品。这样，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原因，造成了劳动者生产的劳动产品在数量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劳动者所拥有的劳动产品上的不平等。这样，分配就成了不平等的根源，分配的不平等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发展，导致了劳动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因而形成了所有制，早期的所有制就是奴隶制。随着分工的发展，个人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其他人或家庭的利益就会产生矛盾。矛盾包含着对立和统一两个方面：矛盾统一的方面就是个人或家庭之间通过一定的协商达成一致，以契约的形式形成了国家，国家成为维护这些个人或家庭的利益的工具，并通过强制力来维持这种契约；而矛盾斗争的方面就成为了一切斗争的根源，个人或家庭之间通过战争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因此，国家作为维护一个共同利益的形式，建立在家庭和社会的基础之上，是以家庭和社会为基础和前提的，没有家庭和社会也就没有国家，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政治。
（二）市民社会概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就是“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市民社会与生产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决定了市民社会的发展，反过来，市民社会的发展情况又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还认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市民社，会概念应该是很广泛的，既包括某一阶段的商业生活，又包括某一阶段的工业生活。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的全部概念都包含在了人类的历史发展之中，所以，市民社会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综上所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市民社会的概念是：市民社会由生产力决定，与生产力相互作用，并且包含了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和与之相对应的各个阶段的物质交往的总和。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范畴是国家政治。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的关系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关系。市民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的水平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也就有什么样的市民社会。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的水平有限，市民社会的程度并不是很高，而在生产力水平相对发达的时期，市民社会的程度也就相应的变得很高。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市民社会也作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动力，决定了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亦即国家政治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政治。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国家政治只能由市民社会所决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市民社会同时也有资产阶级社会的意思，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由掌握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组成的，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占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多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掌握在这些占大多数的劳动者手里，因此，市民社会也有资产阶级的社会的意思。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第5篇
一、以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前提
福斯特是依据方法论思考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他认为，随着唯物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马克思在很早之前就“开始谴责对自然的侵犯行为”，但由于学界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研究的肤浅和零碎，因而并没有系统而深刻地把握马克思生态理论的实质。福斯特认为，他要做的工作就是批判之前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生态思想的本质。在开始这样的工作之前，福斯特首先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一次清理。由于深受西方者如卢卡奇等人思想的影响，福斯特长期以来，都将黑格尔主义化了，这妨碍了他从根本上把握内含的生态哲学观点。“我多年所学习的，成了我探索生态唯物主义的障碍。我的哲学基础一直是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的者对实证主义的的挑战，这种挑战最早见之于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著作中，之后一直延伸至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左派”。这种将黑格尔主义化的后果，就是从根本上认定馬克思主义理论“否认了辩证的思维方式运用到自然的可能性”。福斯特认为，从根本上看，马克思的世界观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一种系统的、富含深刻生态思想的世界观。西方者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把黑格尔主义化，从根本上脱离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因而无法领会内含的丰富的生态思想，找不到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途径，丢失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自然也就不具有现实性与实质性意义。面对那些曲解生态思想的学者，以及那些指责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即强调人对自然的支配和占有的观点的人，福斯特明确指出：“若期待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神秘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副福斯特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重新构造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无疑，这是在他提出自己的生态正义理论之前的一个清理思想地基的必要工作。
福斯特认为，由于抽象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唯心主义看不到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强大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对自然保持高度关注，一直将自然一物理的内容视为物质存在的重要构成，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共同进化的物质变换关系。他直接援引马克思的话，证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实际上对如何调整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环境进程如何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大量的见解。”显然，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也就是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坚持从历史变革、制度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看待和认识生态问题。我们看到，这是福斯特生态正义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前提。传统的经济学迷信市场的作用，把自然资源作为商品纳入市场体系，但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短视行为，它不是按照符合生态原则的方式组织生产，而是把自然视为迎合市场需要的公共产品，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带来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并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混乱，拜金主义的盛行。在福斯特看来，传统经济学狭隘的视野显然是无视历史唯物主义的后果。福斯特认为，的生态理论根本不需要“绿色化”。既批判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同时又对如何超越这种异化提供了科学的思考路径，因此，它本身就是丰富的、科学的和完整的理论。那些生态社会主义学家“不能充分认识马克思贡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样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它把对生态价值以及生态形式的理解建立在与科学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基础之上”。在福斯特看来，生态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价值问题。如果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这一客观事实被忽视了，那么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价值思想也就不能被挖掘出来。
正是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才使他获得了关于“物质存在的自然一物理方面”的客观内容。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又是一种“理性的唯物主义”，不仅能够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而且又能够将经济的发展与生态危机的控制有效地结合起来。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不仅是“实践的”和“历史的”，而且也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特性。生态社会主义者的问题在于“拒绝了实在论和唯物主义，而把人类社会看作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从根本上带来这样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理解成为一种抽象的、脱离现实的概念。殊不知，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从来都是与自然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就看不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内含的关于生态保护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一旦被这些错误的观点主导，其中的生态思想的光辉也就没有了。
福斯特认为，绿色理论中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科学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今天人们常常作这样的设想，要想成为‘生态主义者’，就意味着应以一种高度精神化和唯心主义的方式来对待自然，应当放弃据说是被科学和启蒙运动业已证明了的那种对待自然的工具性的、还原性的敌对态度。从而作为一名环境主义者就意味着与‘人类中心主义’决裂，培育对自然内在价值的精神意识，甚至如有可能应当将自然置于人类之上”。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者才会将当前人类面临的各种生态危机归结于技术本身，并指责现代性的危机就是科学技术的危机。虽然发源于启蒙思想，但是，它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与生态社会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我们需要看到，福斯特的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他自我设想与构造的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物质存在的自然内容，坚持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历史变革、制度变化等范畴出发思考问题，并且把生态理论融入这些范畴，以认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这样一种符合生态学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使得福斯特能够站在一种很高的视野和平台上看待生态问题，而不是一般地就自然谈论自然，这是需要肯定的。但是，他的这种理论努力不能从根本上把握生态问题的实质，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产生的最终动因是什么，看不到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在客观上极易将生态矛盾扩大化，进而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就是生态危机。这种方法论没有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与规律的精髓。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与实践不是两个等同的概念，实践也不直接等同于笼统的社会行动。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从未抽象地谈论实践或者行动，实践或者行动总是在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被谈论的。马克思坚决反对将劳动过程一般形式化，他指出：“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显然，马克思是从社会内在矛盾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而福斯特则直接将马克思的实践指认为一般形式上的、脱离了现实与具体内容的“社会实践”或社会行动，他眼中的劳动和实践都是没有历史辩证法内涵的。
二、以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为基本路径
福斯特批判生态社会主义和西方的错误思维，坚持正义理论，认为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正义问题，环境问题从来都是与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环境的恶劣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不正义，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则是符合人类需求的正义。人与自然之间、各种生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而这种政治哲学终究无法避开正义问题的纠缠。这是福斯特生态正义理论的一个基本指认。
福斯特不但批判传统的经济学，而且批判以技术的改进来建构生态正义的路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是服从于资本逻辑的，“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因此，新技术的采用意味着对自然资源更大规模的掠夺与破坏。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生產方式是以利润为首要目标的，资本在不断积累中，实现不断地扩张，而这种生产方式严重依赖能源和技术，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不断增值的过程中，“短期行为”往往导致长期和总体性的环境规划的缺乏，导致不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它必然非理性地对待自然，必然超越生态所能承受的极限，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实施新的生态战略，才能实现生态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在福斯特看来，有效的生态变革策略是“红绿联盟”，即走红与绿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如此才能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才能建构符合人类生存需要的生态正义。福斯特承袭了马尔库塞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路径，即将保护环境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福斯特认为，生态问题的出现是同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生态正义的建构必须诉诸生态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联盟。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革命必须是将环境运动与社会运动紧密结合的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正义的生态学”。显然，福斯特的理论策略承袭了的观点，即通过人类的社会变革实现生态正义。
福斯特认为，要消除生态危机，保护自然环境，建构符合人与自然关系原则的正义理论，首要的问题是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正人与自然的地位。传统的生物平等主义的主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与自然在现实中不平等是一个客观现实。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完全确认，任何一种未来社会的稳定必将有赖于构建一种与自然界的全新的、更为均衡的合理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盲目地把人与自然的平等视为生态正义的前提，不能单纯地就自然而论自然，应当在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将社会正义问题纳入考虑的范围，选择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解决生态危机的正确的思路是，把生态的正义与社会的正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并从社会正义的视角出发研究生态正义。那些呼吁所有物种平等、一味倡导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理想化的思路不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靠的。显然，与以往的“深生态学”的正义理念不同，福斯特是将生态正义置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视野中予以观察的，而不是将生态正义理论极端化。基于这一基本视野，福斯特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正义的实现是以一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为支撑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正义的，它不可能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不公正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呼唤社会公正与人道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资本逻辑的本性是剥削，这种剥削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不会解决诸多不正义问题，也不会带来生态正义的美好愿景。马克思眼中的新社会是一个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和谐相处的社会，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也是能够增进人与自然合理关系的社会。
建构生态正义首先需要一场道德革命，以改正以往对待自然环境的不道德行为。传统的生产方式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不道德，长期以来将自然当作商品买卖，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因此，建立一种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符合生态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生态道德十分必要。个体的道德修养当然重要，但还需要在制度上加以保障，以保证个体道德修养的落实。福斯特认为：“事物的正确与否主要看其是否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正以往对待自然问题的不道德行为，坚持文化与生态的多样性存在。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仅有道德革命是不够的。生态问题的解决，生态正义的建构，需要通过变革社会制度来实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获得利润、不断实现资本积累是生产的最高目标，对技术的推崇与非理性的生产方式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被忽视、环境的破坏与生态危机的出现。因此，生态正义的建构最为关键的事情就是实行自然生态观的革命，并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福斯特之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看到了，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环境主义者仅仅从环保角度出发而进行的保护原始森林斗争失败的事实。这一环保运动因忽视了工人的生计问题，制造了林业工人与环境主义者之问的矛盾与对立，无果而终。这次环保运动的教训使得福斯特确信，要想建构生态正义，必须使环境运动与社会运动结盟，通过斗争的方式获取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实现。但是，这只是福斯特提出的一个粗略的方案，至于如何开展这样的“斗争”，选择什么样的斗争方式，福斯特却没有具体展开来说明。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福斯特有推动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结盟的想法，但他并没有为这种新社会运动提供科学合理的证明。如果仅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环境的不正义的角度认识资本主義制度，而放弃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正义、经济正义的批判与思考，那么就不能从根本上把握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本质。
三、生态正义建构的主体寻求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下社会的核心体制，“这种体制的显著特征犹如一种巨型的松鼠笼子。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脚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他们仅仅需要有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而已……成为环境之主要敌人者不是个人满足他们自身内在欲望的行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依附其上的这种像踏轮磨坊一样的生产方式”。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实现依赖一定的阶级力量，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结盟是由这一革命主体完成的。在此，福斯特对那些主张超越阶级斗争的环保主义者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福斯特认为，环境问题的出现与人们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有关，更与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意识形态有关，因此，阶级斗争的角度仍然是当前寻求生态正义的革命主体的正确思路。他指出，当代社会历史依然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历史由阶级斗争构成”的观点依然没有过时，无产阶级在生态正义建构上的主体地位依然非常重要。无产阶级在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变革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实现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不容忽视。在这个问题上，福斯特与奥康纳有一致的看法。
奥康纳也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之所以是一个阶级问题，是因为阶级斗争是环境、生态等运动中一个明显的因素，而理论的核心思想与精华之处就是对于阶级斗争的坚持。在福斯特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者倡导的那种与无政府主义混杂在一起、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绿色运动，不过是一种没有现实根基的乌托邦。他指出：“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生产型能源、土地、定型地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权力关系。所以，这样的全球运动对构建人类与自然可持续关系的总体绿色目标毫无意义，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由于现存社会力量的分裂，给环境事业造成更多的反对力量。”即是说，不深入探究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主要权力关系，生态正义就无从谈起。只有进行强有力的社会变革与斗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行动”和“物质实践”的概念，在福斯特这里就是指通过社会变革，建构理想的生态社会主义。
福斯特认为，具体的社会变革策略是革命，即主要由社会下层民众参与的社会运动。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的阶级主体，是因为他们不仅饱受生态危机的困扰，而且深受各种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折磨。因此，环境斗争的背后有更加复杂的问题。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当前并没有过时，因此，在环境正义运动与生态正义理论的建构中，革命运动的担当者也即无产阶级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意义。显而易见，福斯特比那些主张仅仅依靠提高人的意识建构环境正义的环保主义者更进步。然而，遗憾的是，福斯特虽然指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革命主体的重要性，却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一新的革命主体应当采取何种革命策略，应当如何付诸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