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经济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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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第1篇

综观奢侈品消费行为及消费心理，可以看出，奢侈品消费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需求收入弹性。与日常生活所需必需品不同，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即其需求增长速度大于收入增长速度。二是特殊的效用函数。对于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而言，其效用函数不仅与购买数量有关，同时受到奢侈品价格影响。本文将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奢侈品进行分析。

二、相关经济概念

在消费者理论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消费者面临市场如何选择商品，为此引入了消费者偏好和效用的概念。简单地说，消费者偏好是指消费者对商品或劳务的喜好程度。效用是衡量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或劳务的偏好程度，是消费者的一种主观感受，消费者认为某商品的效用高即该商品能够给消费者带来高程度的满足感。

三、奢侈品与普通商品

经济学中讲求效用最大化原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有人们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效用或收益最大化的假设。理性人对商品的选择是在能够拥有的信息条件下对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但是奢侈品市场中，消费者在同样的实用价值的情况下会选择比普通商品价格高出几十倍的奢侈品，这在表面上看来是不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的。但是在实际生活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奢侈品市场日益繁荣，究其原因是消费者通过奢侈品消费可以获得消费普通产品无法获得的效用

四、奢侈品的精神利益

效用是一个与消费者的内心主观感受相联系的概念，可以说内在心理机制是效用形成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与消费者心理相联系的，重点分析偏好的效用模型，将商品产生的效用分解为物质层面的效用和精神层面的效用。由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的相关理论和人格构成存在差异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商品物质层面的效用与精神层面的效用所占效用比重大小是不同的，同时不同的消费者精神层面的效用也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为了描述商品对消费者精神层面的效用差异，定义消费者对某一商品精神利益的心理敏感程度为精神指数，用θ表示。以此为基础，我们来分析，关于奢侈品的消费选择模型。为了简化问题，同时使问题的分析更具有针对性，我们作出如下假设：一是假设消费者的收入、产品价格以及产品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利益点为外生变量。二是假设理性经济人追求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总和的最大化。根据以上假设与分析，构建基于精神偏好的消费选择模型。消费者偏好取决于精神指数的大小。

根据消费者对商品精神利益敏感度的不同，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可得出下列三个结论：第一，两种商品仅满足消费者物质利益的需求，精神指数为零。第二，商品满足消费者精神利益需求且消费者对精神利益敏感，消费者对商品j的精神利益完全不敏感。偏好完全取决于商品的精神指数。第三，当商品i和j的精神指数均不为零时，消费者选择取决于二者精神指数的大小。

五、结束语

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等学校 辅导员 职业倦怠 经济分析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09－0027－02

一 问题的提出

1974年，美国临床心理学家Freudenberger首次提出职业倦怠一词，形容在助人行业中的个体在面对过度工作需求时，所产生的身体和情绪的极度疲劳状态。众多研究发现，教师作为一种特殊的助人行业，已成为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根据2005年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的中国《工作倦怠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在15个行业的倦怠指数调查中，高校教师的倦怠程度仅低于公务员和物业从业人员，位居第三位。高校辅导员作为高校教师中的特殊群体，因其工作职能、工作性质的特殊，其职业倦怠现象较普遍。辅导员职业倦怠是辅导员个体在长期的工作压力下，呈现的工作兴趣、情感和动力的衰竭状态，往往表现为职业精神缺失、职业价值观扭曲、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等。

当前对辅导员职业倦怠问题的研究，集中在辅导员职业倦怠的成因分析和干预对策研究上。通过样本检验的研究表明，我国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的情绪疲惫、去个人化、少成就感三个维度都处于中等程度的水平。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体现在性别、学校、学历、教龄和月收入五个方面，且因个体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与个体期望等方面的不同而对职业倦怠的反应时间、程度、方式上存在差别。

二 一个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经济纬度，经济学分析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最广泛接受的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利己心与最大化原则是两个最基本的命题。加里・贝克尔提出的“新经济人”理论认为，人所要满足的“效用”包括个人对社会地位、名誉、声望、尊重等非经济利益的追求，为实现自己的偏好，每个人以自己的一切资源――货币、时间、体力、智力等来实现。辅导员倦怠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本质是基于辅导员本身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行为选择，成就的动机无法摆脱“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原则与最大化原则两个基本命题。探究辅导员倦怠的深层动因，不能简单地把其理解为心理状态的一种自然反应，而应发掘隐含在背后的经济问题。通过经济理性的逻辑考察，有助于开辟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建立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形成一种独特的价值判断。

三 两个基本经济问题的阐述

1．成本收益问题

第一，同工不同酬。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中的重要一员，既是专业教师，也是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具有双重身份。在高等学校运行的整个工作范围内，辅导员与专业教师相比，仅是因为分工而承担不同的工作内容，履行对应的岗位职责。从高等学校教师的身份来对比，辅导员与专业教师是无差别的，统一且一致。但在实际过程中，情况往往不然。高等学校重视教学、科研，轻视教育、管理的现实使辅导员往往沦落于教师队伍的最底层，这种客观认识短期内无法改变。高等学校对辅导员口头重视多、实际关注少，精神鼓励多、政策扶持少，与专业教师相比社会地位认同感低，难以避免心理的落差与失衡。同工不同酬是高等学校中的普遍现象，专业教师除正常的收入外，还具有超工作量补贴、科研补贴、课题经费等机会，与辅导员单一收入相比薪酬优势明显。

第二，多劳未多得。高校辅导员履行教育、管理、服务的多重职能，学生工作内容纷繁、形式多样，往往接受学校多个部门的管理与指导，形成“千线万线聚成一线”的局面，辅导员工作任务多、压力大、责任重。同时，高校辅导员往往并不能完全按照教育部要求的1∶200的比例足额配备，缺编现象或以兼代专的现象普遍存在，加重了工作压力。为顺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与安排，挑灯夜战不可避免，经常加班加点，“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是形容辅导员生活的真实写照。另外，由于工作对象本身的特点，学生活动的开展往往需要满足学生的课余要求，牺牲休息时间开展工作变得十分必要，八小时工作制是一种奢望；与专业教师相比，完成工作量后都是自由支配时间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辅导员除去八小时以外的工作量大是客观事实，而反映在薪酬水平上的额外投入却往往无从实现，违背多劳应多得的基本原则。

第三，投入无产出。高等学校专业教师队伍对工作的投入，可从超工作量补贴、科研成果的产出、职称的晋升以及课题经费收入等方面体现，成本收益函数对称。从当前辅导员的发展道路选择来判断，不外是职位的升迁与转岗的实现。行政职务的晋升方面，一般行进路线按照辅导员―院党委（总支）副书记―院党委（总支）书记的模式行进，存在机会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知性，成本高。选择进入学校机关的管理部门“曲线救国”，也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且即使顺利实现也往往落后于同期机关管理干部的发展起点。另一方面，转岗成为专业教师也是很多高校辅导员的一种理性选择，但此种发展方式同样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当前高等学校专业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辅导员的转岗难度越来越大；二是转岗完成后，辅导员本身在专业领域已经远远落后于同期专业教师，原岗位工作的履历不能对个人今后的发展产生任何价值，从头再来是无奈的选择。从辅导员工作岗位的本职来看，时间与精力的投入，本身不能产生未来发展价值的实现，呈现投入无产出的基本现状。

以成本收益函数考量的辅导员倦怠问题，反映了三个基本问题：同工不同酬体现了同成本，低收益，辅导员工作的比较收益低；多劳未多得表示了高成本，等收益，辅导员工作单位产出率低；投入无产出展现了当前辅导员工作成本无收益的现状，单位收益率低。

2．机会成本问题

机会成本是一种比较重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最初用于衡量稀缺资源在不同利用选择后产生的价值高低，反映一种资源投入某用途后，必然损失将该资源投入其他用途可能获得的利益。当我们做某选择后将丧失另一种选择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这种丧失的利益可称为机会成本。机会成本的产生需要满足基本条件：一是资源是有效益的，能产生价值实现；二是面临两种以上的利用选择，不同的选择产生不同的价值实现。

一个辅导员在一定的工作时间跨度区间内，其所具有的时间和精力的总量是有限的。在总容量固定不变的前提下，存在这种数量（时间与精力的投入）在各项目分配与平衡的问题。这里所指的各项目可解释为或对工作的投入量，对家庭的投入量，与工作无关的个人追求的投入量，甚至兼职的投入量等（见图1）。如果把个人的时间与精力假设为一种资源，同时资源的产出是有效益的且资源是可分割的，资源在各个项目分配过程中的平衡性就形成了产生机会成本的首要条件。

产生机会成本的第二个条件是辅导员工作的可分割性与可调节性。辅导员的工作必须是可调节的，体现在时间与精力的投入上是可以自我的意愿作出弹性的调整与再分配。应当看到，辅导员工作由刚性指标与弹性指标共同组成，且岗位职责在具体执行与考察中并无法有具体准确的指向，因此在评价过程中大部分是软指标，无法统一衡量。在正常完成刚性任务的基础上，适当压缩减少弹性工作量成为一种可能，也为机会成本的产生创造了第二个基本条件（见图2）。压缩个人工作量的可能来源于具体的分工与协调的过程。辅导员一般按照学院划分，一个学院的辅导员一般由2名以上的成员组成，基本采用分工负责制。不论采用当前多名辅导员之间的年级分工，还是专业分工或者切块分工，鉴于学生工作的整体性、复杂性、突发性等特点，形成明确指向的分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在实际的学生工作开展过程中，往往出现辅导员分工的公共领域或者分工未涉及的空白地带（见图3）。这些领域与地带的存在，为辅导员之间工作的推诿、责任的推脱创造了可能性，也成为弹性工作量可减少的一种途径。

转移投入成为辅导员倦怠后可实现的一种行为选择，其产生的条件更多依赖于辅导员本身的岗位特性。工作过程中选择的自由空间，辅导员分工协调过程中的博弈是产生机会成本的条件。辅导员将本身应当用于本职工作的时间、精力投向他处，产生机会成本现象，对本职工作而言这是机会成本的收益损失。在现实中，这种收益损失的成本不需要辅导员自身来承担，而转嫁给了整个高等学校教育管理队伍，形成典型的外部性问题。

参考文献

［1］罗涤.高校辅导员的职业倦怠状况与对策［J］.中国青年研究，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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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华安、李建伟.“理性经济人”：一个批判性考察［J］.哲学动态，2007（6）

［6］陈美衍.“经济人”假设与人的有限理性［J］.经济评论，2006（5）

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货币流通速度 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机制 对策建议

一、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1.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货币流通速度是现代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它影响着一国一段特定时期内有效总需求的大小,并通过对有效总需求的影响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发生作用。因此,货币流通速度是决定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力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讲,货币流通量可以看成是由货币当局控制的,货币当局发行货币和调整货币政策,可以有效的控制货币的流通总量。而货币流通速度在相当程度上是货币当局所不能控制的,它是由交易和支付制度、人们遵守制度的程度、人们对未来情况预期、利率、信用的发达速度、运输与通讯条件及其他“与流通中货币量没有明显关系”的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

2.货币流通速度的相关理论。关于货币流通速度,有几种不同的理论假说:(1)费雪的古典货币数量论。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在他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阐述了古典货币数量论,该理论以M代表流通中的货币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T代表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量,P代表一般物价水平,得出了MV=PT=GDP的公式,该式称为交易方程式。此式表明,货币数量乘以该年货币被使用的次数必定等于名义收入(国内生产总值)。从该式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由货币供给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两方面共同决定,M的下降可能被V的下降所抵消。因此在以货币供给量的增减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时,就需要了解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费雪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由支付制度、个人习惯、技术发展状况以及人口密度等因素所决定的。由于这些制度性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在长期内的变动也极为缓慢,所以V在短期内是稳定的,可视为不变的常量。所以名义收入只是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变动,即所谓的货币数量论。(2)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该理论强调了利率的重要性,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理论假定货币需求具有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理性经济人将权衡这些动机带来的成本与收益,并以此为标准,确定货币的流通速度。他的货币需求方程式被称为流动性偏好函数,表示为:Md/P=(fi,y),其中实际货币余额需求与利率负相关,与收入正相关。他既认为货币需求与利率也有关系,即V=PY/M=Y/(fi,y)(Y是实际收入),所以利率与货币流通速度同方向变动;他还认为价格具有黏性,即实际收入与实际货币需求的比例也会影响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受到利率这一因素的影响,同时人们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又有着自我实现的机制,这些因素的不稳定都可能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不稳定,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3)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是二战后出现的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学理论主张采取控制货币供给量的政策以消除通胀,进而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他认为,货币数量论不是关于货币量与物价水平关系的理论,而是关于由哪些因素决定货币需求的理论。他的货币需求函数式为Md/P=(fy*,w;rb,re,rm,dP/Pdt;u),式中:Md/P为实际货币需求;y*为恒久收入;w为财富构成;rb,re,rm分别为固定收益证券、非固定收益证券、预期货币收益率;dP/Pdt为预期物价变动率;u为综合变量。他认为,货币需求不仅是利率的函数,而且是所有资产收益率的函数,理性经济人对资产的收益及其对未来收入的判断将影响货币的流通速度。此外,影响货币需求的重要因素还有物价水平及物价变动率,其中也包括了理性经济人预期的因素。上述这些影响反映到他的货币需求函数式中,则主要体现在u这一综合变量上。他认为,实际货币需求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恒久收入,而恒久收入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实际货币需求也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他主张保持货币供给量的稳定增长。因为Y即实际收入与y*的关系通常是很容易预测的,所以V=Y/(fy*,r)也是稳定的。但是与古典货币数量论不同的是,尽管他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较为稳定的,但并不是常量,它还要受到前面提到的利率、资产收益率和理性预期等因素的影响。

二、当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概况

经济学界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实证研究成果颇丰,研究方法也各不相同。本文采用米什金的货币流通速度公式,以现价GDP作为衡量国民收入的指标来计算中国不同层次的货币流通速度。计算方法是以各年度GDP的数值除以当年各层次的货币流通总量,数据来自于中经网数据库,得到的结果如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并不是一个常数,除少数年份上升以外,总体上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其中,M0、M1和M2的流通速度分别从1978年的17、3.7和2.27下降到2007年的8.23、1.64和0.62,均下降了一半以上,其中V2的下降幅度最大。对比V1、V2的走势图还能看出,V1的波动幅度要明显大于V2。而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2一直处于下降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呈现明显的顺周期性。V2在1985、1988、1994和2004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分别对应着四次经济高涨期。对此现象的理论解释是,当经济增长旺盛时,居民收入增加且通胀预期加大,居民手中的货币购买力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刺激消费欲望高涨,货币流通速度进而加快;与此相反,当经济增长放缓时,居民倾向于保留手中的货币,社会储蓄率提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相对较快,货币流通速度因而下降。

三、影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分析

导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呈现逐年下降的整体趋势的原因有多种,本文将主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分别探寻影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1.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从货币需求看,由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V2是逐年下降的,也即中国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大于1的,即货币需求是收入的递增函数,也就是说货币需求对收入的一阶导数大于零。因此,对于同一个GDP的增加值,地区间差距越大,收入差距也就越大;也就是说,地区间差距越大,货币需求也就越多,M2/GDP也就越大,货币流通速度(GDP/M2)也就越慢。从货币供给看,中国的超额货币供给并非均等的分配于每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均等的。根据有关学者的估算,超额货币供给落到了不到1/10的富人手里,而这10%的富人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地区。这种由于地区发展不均衡导致的货币需求或货币供给的不正常状况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反映,进而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2.利率的变动影响货币流通速度。按照之前提到过的经济理论分析,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由于利息是人们持有货币余额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持有能够提供收益的资产所得的报酬。根据这样的理论分析,利率的提高会鼓励公众缩减货币余额而增加有收益的资产。这样,货币流通速度就会加快。反之,降低利率就是鼓励居民持有更多的货币并减少债券持有量,这就会减慢货币流通速度。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进行经济建设,鼓励居民将手中的资金汇集到国有银行,曾经推出了较高的利率吸引储蓄,因此货币的流通速度就成处于较高的水平;而近几年,随着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货币政策也随之发生转变,特别是为了刺激民间投资的增加,央行连续调低利率,这致使居民对货币的实际需求大为增加,货币流通速度因此有了大幅度的降低。

3.经济货币化的发展阶段。根据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经验来看,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经历货币化与金融化两个不同的阶段。经济货币化是指在市场经济下,相对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物物交换而言,货币的使用大大增加,因此将会有一笔数量可观的货币余额停留在社会经济主体手中,用作交易使用,也就是说在货币化过程中,货币的需求弹性较大,表现为货币需求的增加大于GDP的增加,也即存在超额的货币需求,货币流通速度也因此放缓。

四、结语

由此可见,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趋势是区域间发展不均衡、货币与经济发展政策的转变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由于货币流通速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货币流通速度的提高将带动经济的向前发展,因此结合本文的理论分析,作者认为应当从消除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转变经济发展与货币政策以及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使其向着金融化阶段逐步发展,才能够解决当前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朱小苑:浅析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因素[J].商场现代化,2008(8)

[2]姚驿宣: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假说及政策含义[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8(19)

[3]吴兴旺 张富祥:中国货币流通速度问题研究[J].广东金融学院院报,2009(1)

[4]华晓龙 赵会玉:通货膨胀对货币流通速度的效应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08(5)

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利益；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017—04

近些年来，随着长三角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圈、成渝经济带、辽宁沿海经济带、长株潭城市群、中原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经济发展的“圈”、“带”、“群”、“区”的纷纷涌现，构建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便逐渐成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成果亦不断涌现。然而，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还鲜有探讨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概念、内涵和结构要素等问题的。而这些问题的探讨对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构建至关重要。期望本文的探讨能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推进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构建有所俾益。

一、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概念、内涵区域是指社会经济、文化联系紧密和交流频繁的一个特定空间。在一个区域内会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主体（如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等），这些多元主体的利益和区域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辅相成。多元主体必须相互协调其关系，进行协同合作治理，才能促进区域的持续发展。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由于各地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各个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区域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这些利益矛盾与冲突如果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协调，就会进一步演化成不同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损害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构建区域协调合作机制来推动和保障区域经济合作的健康深入发展，其中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核心。

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指通过有目的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区域内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涵：首先，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具有一定的目的导向。社会领域中的机制一般都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设计的，因而带有明确的目的导向性。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建立也具有相应的目的，即是为了实现区域公共利益。其次，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区域内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的有机联结。机制一词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后被用来借指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较为稳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机制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机制设计良好，那么当外部条件发生不确定变化时，它便会自动迅速地作出反应，调整原定的策略和措施，实现优化的目标。机制是一种联结，是一种有机联系，意味着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也是一种有机联结，可以看做是一种由多个政府主体相互联结和互动的运作系统，并利用这种互动关系产生新的整体功能作用，即通过协调合作来保障区域经济的顺利运行。再

收稿日期：2012—08—10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背景下的北部湾区域公共管理研究》（0896003—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褚添有，男，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桂林541004）。

马寅辉，男，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桂林541004）。

次，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一种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相互联系是指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的联结，其联结组合方式可以看做是机制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不是按照上下层级组成的纵向结构，而是多个主体基于平等基础上组成的动态的、富有弹性的网状关系结构。相互作用是指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交互作用的方式和过程，主要表现为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等形态的运作过程。其作用方式主要表现为对话、协商、谈判、合作等。最后，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一种制度安排。

要想使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稳定下来，成为各地政府所遵循的行为规则和程序，就必须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外在形式上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就表现为一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或制度。

二、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构建

必要性的经济学解析建立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不仅是基于现实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有其充分的理论依据。

弹性经济学概念范文第5篇

一、公众参与节能行为的动机研究

1．理论基础。消费者选择行为理论是研究公众参与节能行为动机的主要理论基础。按照经济学理论流派的发展，行为选择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见表1）。这些理论流派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具有明显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完全理性经济人”这一理论假设上，而新制度经济学虽然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但其研究重点是基于信息和环境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行为，没有涉及心理学的认知，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只是在有限理性的框架内探讨一种有别于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决策模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非理性决策。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认为人的选择由外界激励决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决策是消费者的理；后两个流派则是在“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下，认为人的决策是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共同影响下的反应。

2．研究方法。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在消费者选择行为理论的发展中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方法，其中效用理论、行为决策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最为典型（见表2）。效用理论是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认为选择行为的机理是消费者根据自身偏好及市场价格，在收入预算线内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虽然这一理论为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构建了各种看似完美的效用函数模型，但该理论的假设在现实中无法满足，因此对决策主体的选择行为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行为决策理论认为动机影响决策，而决策决定着选择的行为及其行为模式。该理论强调对决策行为的实证研究，重在描述和解释人们的决策机理，早期主要借助主观期望效用模型，因为这一模型只单纯考虑到决策结果，缺少对决策过程的分析，之后研究过程化的行为模型成为该理论的重点，其中风险决策前景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决策主体除受自身心理特征的影响，还受所处环境的影响，计划行为理论将外界因素的作用引入到对行为主体的分析中。因为人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处于一定的控制之下，因此该理论认为行为动机是行为的直决定因素，但动机又由行为人的态度、主观愿望、实施行动的难易程度及其所处的特定社会压力等共同决定。运用计划行为理论研究公众参与节能行为，可以发现公众对某一节能方式将产生的结果及这些结果评价的信念，从而进一步发现这些信念决定其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的感觉，目的在于描述这些因素对其选择节能方式的影响，并揭示这些因素对其参与节能行为的影响程度的大小。上述三种理论是研究消费者选择行为，同时也是开展公众参与节能行为的理论基础，是一个逐步演化完善的过程，解释性越来越符合现实，但是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笔者认为计划行为理论也不能完美地揭示公众参与节能的行为，除了该理论提出的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共同作用外，公众的节能行为还要受到社会规则的影响，社会规则是公众评判节能行为是否合理的基石，公众是否参与节能行为必定要受到社会规则的制约，公众对节能行为的对错、好坏的认识正是基于社会规则作出的。

二、公众参与节能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公众参与节能行为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类，相关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

1．内部因素。公众参与节能行为的内部因素是指影响其参与节能行为的个人及其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收入、居住模式、个人特征、心理动机等。（1）家庭收入。研究表明收入是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收入与能源消费呈正相关关系，且能源消费的收入弹性系数小于1；另一方面，在统计上发现家庭收入明显与大型的节能投资正相关，表明高收入家庭更倾向于技术节能。这也与常识认识相吻合，因为技术节能的初期投资往往较高，对高收入家庭来说不会构成财力上的负担，而低收入家庭财力有限，限制了其技术节能的倾向（Lenzen，2006）。（2）个人特征。人口统计学特征通常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民族、等，对人口统计的分析可以提供消费者需求的相关信息。大量研究显示年龄对能源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在对一些相关实证研究中，出现了具有明显差异的三种结论，即正相关、负相关和曲线曲线关系（Long，1993；Hirst，1982）。个人的文化程度对节能行为的影响也有不同的研究结论（陈博宏，2007；冯丹，2008），但不同的教育水平却能显著地影响到不同节能措施的采用程度（Poortinga，2003）。王凤（2007）研究了性别对公众节能行为的影响，认为性别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公众节能行为具有较大的影响。（3）生活方式。关于生活方式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大都集中在居住模式、家庭活动、消费习惯等对能源的影响方面。居住模式是指家庭住宅的规模、数量、结构以及住宅产权等方面。一般来说，居民的住宅面积越大，其能源消费量也越大，居民则越倾向于采取节能措施以降低能耗；独立住宅的住户比公寓住户的参与节能行为的意愿更为明显。Ouyang（2009）从技术节能向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具有比较大的节电空间，并以杭州居民为例，通过研究显示生活方式中的居住行为的改善可以节电10%。（4）观念态度。观念态度因素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方面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居民态度对能源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另一种观点就是居民的能源消费观念显著影响其参与节能的行为。在影响能源消费的态度观念中，对社会能源危机和环境效应的深刻认识、对个人在节能中作用的认识这两个方面对公正参与节能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根据人们的常识性认知，对这两个方面的认识越深刻，公正参与节能行为的态度就越积极，从而更倾向于减少能源消费。公众的能源消费观念态度并不意味着必然转化为现实的节能行为（Poortinga，2003）。因此，仅具有积极的能源观念认识不一定能够自发地引导公众节能行动的产生，还通过一定的社会规则和个人道德规范使居民家庭采取能效措施，当一部分居民通过参与节能行为能够获益时，从而对其他居民形成外在的激励，推动其改变原有的能源消费行为。

2．外部因素。（1）科技发展水平。已有的研究都能够支持这一观点，即节能科技的发展可以促进公众参与节能行为。（Rosen-quist，2006；Wood，2007；Murata，2008）对此都进行了实证研究。（2）能源价格。价格是影响商品需求的重要因素，能源价格的变化必然导致能源需求行为及数量的改变。一些研究表明预期的能源价格增长会刺激节能支出（Black，1985；Long，1993）。另外，PeterWilleme（2003）推导出Logistic节能供给曲线，认为能源价格与节能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但不影响节能措施的价格灵敏度。需要注意的是，提高能源价格只能鼓励高收入家庭进行节能投资，而低收入家庭则只能以减少支出的方式来控制能源用量。（3）节能成本与收益。对公众参与节能行为的成本和收益需要进行比较分析。一些研究认为节能的成本影响着居民参与节能的行为，能否通过节能行为获取更多收益决定着居民技术节能投资的意愿，对那些通过技术节能无法得到合理收益的居民来说，电费支出、节能知识的多寡和节能信息的获取成本对其节能行为的影响最大。（4）激励政策。主要激励政策手段包括能效提高政策、能源价格政策、财政补贴政策、提高能源消费税收政策等，究竟何种激励政策最为有效尚未取得共识。财政政策对公众参与节能的成本与收益的调节效果比较显著，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降低公众节能的投资或成本可以促进其节能行为（Jaber，2005；郭琪，2008），另一方面，通过增加或提高相关的税费水平提高能源消费的机会成本也可以激励公众的节能行为。（5）公共宣传。公共宣传是通过广泛深入的节能行为沟通、活动，增强公众的节能认识高度和深度，以此激发公众参与节能行为的内在动机。相关的研究都证明了节能信息宣传是影响公众参与节能行为的一个重要自变量，且公众获取的节能信息量与参与节能活动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Quyang，2009）。一些研究也通过研究指出了节能信息宣传存在的问题，比如：节能宣传的密集度、覆盖范围、针对性都存在不足，只注重节能设备和技术推广知识的宣传、对生活方式节能的宣传不足。实证研究发现部分居民没有参与节能行为的积极性，这是由于缺少节能信息和利用这些信息的知识的（郭琪，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