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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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产生的根源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货币资金；时间价值；产生根源

货币的时间价值也称资金的时间价值，是经济及财务管理学科的重要理论之一，指不同时点上数量相等的货币资金的实际价值不等。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包含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减少，即当前所持有的一定量货币资金比未来等量的货币资金具有更高的价值。

货币时间价值的客观存在不仅在理论界得到了公认，而且其产生的作用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众所周知，20年前的100元钱和现在的100元钱的购买力显然不同。因此，掌握货币时间价值规律，研究其产生的根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当前理论界对货币时间价值根源的几种解释

对于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理论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研究，也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认为货币资金周转使用后产生增值是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

此种观点认为，货币资金被当做资本进行投资时，通过资本运动形式进入到生产领域，从而创造出了价值。通过资本循环运动最终使原来的货币资金产生了增值，这就是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

2.认为通货膨胀的存在是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

此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通货膨胀使货币的购买力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量的货币所包含的价值在减少。因此，要保持货币原来的购买力应该使其增值。这种由通货膨胀导致的货币购买力下降，客观上要求货币保持购买力的内生动力是货币具有时间价值的根源。

3.认为机会成本的存在是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

此种观点认为，货币的持有者推迟了消费，而将货币用于了其它用途。对于货币持有者的这种推迟消费的行为应该给予补偿，推迟消费的时间越长，应该给予的补偿就越多。因此，这种补偿客观上要求货币应该增值。这就是产生货币时间价值的根源。

二、当前货币时间价值根源理论的局限性

货币时间价值存在的根源确实比较复杂，再加之受到客观研究条件的限制，上述理论再解析货币时间价值根源问题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资金周转使用后产生增值是资本保值增值属性的内在要求，只是其时间价值在经济意义上的体现，而不是货币产生时间价值的根源。这种理论认为，货币只有通过资本循环运动才会产生增值，即才具有时间价值；储存起来或者没有参与使用的货币是不具有时间价值的。很显然，在广义的经济生活中，所有的货币都具有时间价值，因为存在家里的现金要贬值，就恰恰证明存在家中的现金具有时间价值。因此，参与资本运动的货币才具有时间价值是具有局限性的。

2.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时间价值的根源也是不完善的。通货膨胀和货币时间价值一样，只是现象不是本质，其原因是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内的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现代信用社会，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些时期，相对范围内，通货膨胀是负的，或者说是通货紧缩状态，而货币的时间价值是不能反向的。因此，通货膨胀不是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

3.资金的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上一般指的是因资金用于了某种用途而放弃的其它用途，而在放弃的用途中起最大作用的用途带来的价值就是其机会成本。很显然，按照机会成本的定义，货币资金因用于某项投资后而放弃的其它投资带来的收益就是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的根源是不合理的。因为，货币用于了投资等其它非消费用途，从而推迟消费，就产生了推迟消费的机会成本，导致了时间价值，显然是不具有说服力的。可见，机会成本可能是影响货币时间价值的一个因素，甚至可以理解为，机会成本是货币的时间价值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

三、货币时间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及衡量

从量的规定性来看，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可以理解为资金的社会平均使用价格，是没有风险和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社会平均资金的利润率，表现为利息率。马克思对利息的来源和本质问题做过深入的研究。他的主要观点是：利息以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以及货币资本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为前提条件。利息来源于利润，利息的本质同利润一样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从形式上看，利息率是借贷资本的价格，也就是说，利息率是货币时间价值的外在表现。因此，在忽略通货膨胀及风险的条件下，通常以利息率来衡量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

四、对货币时间价值根源的再认识

讨论货币时间价值，追溯其源头，笔者认为货币时间价值形成的根源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正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才使货币产生了时间价值。

1.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总财富增加。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客观上要求单位货币包含的价值含量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高。而当货币供给量随着社会财富量同比增长时，单位货币包含的价值量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其对于微观个体的购买力相对下降，这就客观上要求其增值，以保持其相同的购买力，于是产生了货币时间价值。

2.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同一产品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缩短，一定单位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增加，其对应的单位货币所包含的价值也就增加。比如，原来生产A产品需要2小时，设与2小时对应的货币为1元钱。当社会生产力提高后，生产A产品需要1小时，那么1小时计应对应2元钱，即2小时对应4元钱。因此，货币产生了时间价值。

3.生产力发展，经济社会不断进步，人类消耗的必要物质财富所占比例不断降低，可支配的社会总财富就以加速度递增并积累，使与之匹配的货币总量不断增加，为保持单位货币的价值含量不变，客观上要求货币增值，这一点也就是马克思对资本的本质属性的解释。

综上所诉，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是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所致。因此，客观理性的认识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有助于更好的研究和制定货币政策，完善货币制度；为利用货币时间价值规律指导现实生产生活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郭晓晶等.金融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 谢利人等.财政与金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经济学产生的根源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实际经济周期 技术冲击 时间一致性

一、引言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基得兰德（Finn E. Kydland）和普雷斯考特（Edward C. Prescott），以表彰他们对动态宏观经济学所做的贡献――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以及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和周期的根源。这是继1995年罗伯特・卢卡斯获得诺贝尔奖后近十年，宏观经济学家再次荣获这一殊荣。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一般均衡分析、实际因素和微观基础在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得以复兴，King和Rebelo（1999）称其为“对宏观经济学的有利的技术冲击”。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RBC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有争议的结论。其中最具争议性的结论是，经济周期是理性个人对实际冲击最优选择的结果，观察到的经济波动是动态的帕累托最优（Time-varying Pareto Optimum），失业是自愿的而非市场失灵的结果，因此政府干预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在八九十年代，RBC理论在假设前提、模型结论等方面得到不断修正和拓展，如引入了市场失灵、货币冲击及其他外生需求冲击等，理论趋于成熟，其研究方法也逐渐应用到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劳动经济学、资产定价等领域，它所倡导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已经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工具。

二、RBC理论的理论框架

RBC模型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假设，并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实际扰动而不是货币的或名义的扰动。这一实际扰动是对总体生产函数的技术冲击，并以索洛残差的变化来度量。这是RBC模型与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经济波动源泉的主要分歧。当然，许多RBC模型也纳入了政府支出的变化，与技术冲击一起分析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RBC模型中，代表性厂商的技术为：Yt=AtF（Kt，NtXt）。其中，Yt、At、Kt、Nt和Xt分别代表产出、随机性技术冲击（Random Productivity Shock）、资本、劳动和生产率的确定性分量（Deterministic Component of Productivity）；函数F（Kt，NtXt）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随机性技术冲击At是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生产率的确定性分量Xt的增长模式为Xt+1=βXt，其中常数β＞0。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u（Ct，Lt），其中Ct、Lt分别代表消费和闲暇。消费者在第t期的目标函数为：

其中，0＜b＜1，它表示折现因子；Et表示在第t期的信息集合下求条件期望。在均衡状态下对模型求解，解出的劳动、消费、资本、产出都会随着随机性技术冲击At的波动而波动，从而对现实宏观经济的波动给出了理论解释。通过RBC理论框架，可以得出以下基本观点。

1、经济波动产生的根源

RBC理论认为技术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并且将索洛残差的估计值作为对技术进步的测度指标。技术受外来随机扰动因素的影响，是一个随机变量，并且它有一个持久性分量，即一次技术创新将永久性地提高技术水平的预期路径，这使得实际GDP也存在一持久性分量。经济波动的分析是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进行的，因此观察到的产量波动是其自然率的波动，而不是对平滑的必然趋势的偏离，观察到的产量波动仅代表随时间变化的帕累托最优。换言之，这种冲击决定了投入（资本与劳动）转化为产出的能力，并引起了产出与就业的波动。技术冲击具有随机性，这使得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也呈现出随机的跳跃性：当出现技术进步时，经济就在更高的起点增长；若技术恶化或下降，经济将出现衰退。当技术冲击最初发生于某一个部门时，由于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会引起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

2、经济波动的核心传播机制是劳动供给的跨时替代

在Kydland和Prescott的分析中，由技术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核心传播机制是劳动供给的跨时替代，即在不同时段重新配置工作时间的意愿。他们认为，工资短暂变化的劳动供给弹性很高，但劳动的跨时替代并不意味着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很敏感。如果工资上涨并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这一时期比下一时期工作得更多并不能得到更多，因此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的反应可能是微弱的。这样，如果技术冲击是暂时的，使得当期的实际工资暂时高于标准工资，那么劳动者将以工作替代闲暇，提供更多的劳动，于是产量和就业量均上升，而在预期实际工资较低的未来少工作，因此真实工资的暂时变化会有一个大的供给反应。通过跨时劳动替代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可见，一次性技术冲击能够引起实际产量的持续波动。

三、RBC理论的应用与借鉴

RBC理论从产生之时起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因此有人认为它对人们了解现实世界没有帮助。但实证研究证明，RBC模型并不是没有价值的。

1、它使学者们重新看待宏观经济数据

长期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经济在短期是否存在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RBC理论提醒经济研究者应考虑这一问题，因为这有助于经济学家决定将注意力是更多地放在经济周期问题上还是放在经济增长问题上。而且，RBC模型中使用的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具有先进性。这一方法从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出发建立模型，使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运用这一方法，经济学家们可以提出一些经济问题或政策建议，然后进行试验，这是计量经济学无法办到的。现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已被纳入到RBC理论的主要反对者――新凯恩斯主义者经济分析的工具箱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RBC理论对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贡献。

2、RBC理论有着自己的政策含义见解

RBC理论认为政府付出高昂代价抑制波动的努力可能是反生产的，“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观点都是其模型内涵顺理成章的推论，因为不稳定是经济主体对经济环境变化作出合理反应的结果。观察到的经济波动不能认为是对产量的理想趋势的偏离，而应被视作是因技术变迁对生产函数的冲击而作出的帕累托最优的反应。而且，劳动者可以自由决定个人劳动的供给，因而失业都是自愿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总是处于不断的充分就业均衡之中而不是非均衡之中。因此，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的反周期措施起不到什么作用，其作用仅仅在于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创造良好条件。比如，税率的准确制定、公共物品的提供等都会影响劳动供给，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及其变动区间。

四、RBC理论对我国经济的适用性

1、我国经济面临正向技术冲击

我国的经济增长在正向技术冲击下正进入新一轮周期，也就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又是由消费结构升级推动引发的。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加快的结果，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造成了影响。正向技术冲击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推动作用，但也可能引发经济波动。由于房地产和汽车的产业关联度很大，与原材料、能源等投资和生产之间所产生的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会形成滚动扩张。根据现期和预期需求，房地产和汽车的实际需求会被扩大，再加上金融企业的推波助澜，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个技术冲击因素，在其传导过程中就产生了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但这种过度扩张随后会受到需求和资源的制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结构升级引起产业结构升级，正向的技术冲击引起经济波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关于经济波动源的探讨能适用于我国的经济现实。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经济波动的幅度也变大了，我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面临新的挑战。

2、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

实际生活中经常会出现经济政策“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借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给我国的政策制定一定的约束，以增强经济政策的效力。但是在政策的执行时，也不能排除根据经济形势的具体变化或针对新出现的某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微调。从总体上看，在经济形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时，我国政府非常注意保持宏观调控基本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基本遵循“政策规则”，适当采取“相机抉择”，把一定的政策规则和相机抉择相结合，较好地避免了相机抉择的任意性和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RBC理论研究的基础是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认为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经济。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发展阶段，距离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挥作用的条件还较远，市场反应迅速且调节有力的条件还不存在。而我国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如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高失业率时，对经济不做任何干预是不可能的，单靠市场调节会使严重的通胀和高失业率状况持续过长，带来极大的政治、经济风险。从货币政策来看，我国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但也有很大的外生性，因此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一般采取的是“双稳健”政策，即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一种松紧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

五、结语

RBC理论对处于经济转轨和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最优政策的时间一致问题有助于人们认识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的实质。按照Kydland和Prescott的观点，社会不能在有约定的均衡和没有约定的均衡之间自由选择。因此，社会也不能在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自由选择。实际上，在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的争论中，存在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政策通常被描述为是由社会选择的，而社会实际上需要选出一个机构或一部分人来做它的代表。因此社会面临的问题既是在不同的政策中作出选择，又是设计一个政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社会面临的是机制设计问题，即到底应该赋予政策制定者多少权力。

【参考文献】

[1] 喻国平：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语宏观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理论述评[J].当代财经，2005（1）.

[2] 道琼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和通货膨胀目标[Z].中新网，2004年10月14日.

[3] 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4] 袁志刚、宋铮：高级宏观经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经济学产生的根源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力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剩余价值

2020年4月中浅析劳动力资本理论产生的经济根源丘斌摘要:资本和劳动是同一关系的两个方面，二者的对立不可能消除，消灭了雇佣劳动也就消灭了资本。庸俗经济学家把劳动和资本混为一谈，力图抹杀二者对立，把劳动力商品也说成是资本，人力资本理论就是其最典型代表。本文着重分析人力资本理论产生的经济根源。一是由于拜物教的发展，以至于人们常常把资本的物质要素当成资本，进而认为劳动力也是资本。二是在资本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人们也用资本主义的范畴去看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占有也看成资本。最后，由于生息资本的发展，人们习惯于把工资看成利息，进而又把劳动力当成产生这种利息的资本。关键词:人力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剩余价值恩格斯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称为“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1］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不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马克思说:“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2］劳动力是不能变成资本的。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探讨人力资本理论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为此需要先说明价值和资本的实质是什么，进而指出是怎样的经济关系产生了人力资本这一观念。

一、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质是劳动采取的社会形式

经济学考察的价值是指商品的价值，恩格斯说:“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3］可见，价值只是劳动所采取的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历史范畴，只有在商品生产中，一般的社会劳动才表现为价值。既然价值是劳动所采取的社会形式，那么衡量价值量的尺度自然是劳动时间，但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恩格斯说:“价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的表现，在这里已经存在着社会劳动和同一产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劳动二者之间的差别的可能性。”［3］也就是说，如果个人花费的时间大于社会的平均时间，这样的私人劳动将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因此，价值规定不过是劳动时间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同理，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采取的一种社会形式。

二、资本的本质在于生产剩余价值和占有剩余劳动

资本不是物，不是商品，不是生产要素，而是一种具有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前面谈到，价值是劳动采取的一种社会形式，是物化的劳动，因此，价值的增殖就是指物化劳动的增加，而要使物化劳动增加，只能通过活劳动的创造。同时，对自己劳动的占有不能称为资本，资本是对他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马克思指出:“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4］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马克思说:“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5］

三、劳动力不可能成为资本

上面说过，资本是对他人无酬劳动的支配。因此，判断劳动力能不能成为资本，关键要看劳动力能否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劳动力由于自身的特点，不可能实现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增殖。劳动力价值指再生产出劳动力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增殖”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指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生活资料价值增大了，显然，这样并不能使劳动力成为资本;如果是指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创造的新价值，那么这显然同劳动力价值增殖是两码事，因为劳动创造的价值是被生产资料所吸收的，从而使生产资料的价值增加;如果是指活劳动注入劳动力商品使得劳动力价值增加，这也不可能使得劳动力成为资本，因为劳动力不可能像货币一样去雇用劳动力，即劳动力不可能和劳动力相交换。

四、“劳动力资本”概念产生的社会根源

根据唯物史观，社会意识不过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力资本”观念的形成必然要深入到经济关系中才能予以说明。一是由于拜物教的发展，人和物的关系被颠倒了，以至于把资本的物质要素的载体———劳动力、知识等当成资本。资本主义是最后一种对立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人和物的关系是颠倒的，这是一种物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物的生产，马克思说:“资本家……他的统治只不过是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制造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6］物对人的统治表现为人对货币和商品的依赖和崇拜，这种关系反映在人们的脑海里就以颠倒的形式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被物的关系掩盖了，这种颠倒的关系被马克思称为拜物教。

经济学产生的根源范文第4篇

一、环境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环境经济学科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响。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两大失误在于，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做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同时抑或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内探讨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治理途径以及与环境治理相关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与环境价值评估技术等内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最初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论上。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现象，有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况。一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负环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厂向外排放废气对空气造成的污染虽然损害了周围地区居民的利益，却往往并没有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是将其直接转嫁给社会。这样一来，工厂就没有动机减少废气排放，从而造成空气的过度污染。下图简单描述了这一情形。图中P代表完全竞争市场产品价格，MP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由于厂商并没有考虑污染排放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因此边际私人成本要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时将会生产Q单位的产量，此时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生产，厂商只应该生产Q[*]关水平产量，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一致。显然，由于厂商没有考虑生产的负外部性，生产水平超过了社会最优生产水平，从而产生过度污染。

运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恶化的原因实际上来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分析，只是当初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罢了。不仅如此，庇古还提出了纠正外部性的办法——对引起外部性的活动征税或补贴（后者适用于正外部）。庇古税也因此成为环境经济学家们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开出的最早的经济药方。看起来，外部性理论已经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比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们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源于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一书的发表。由科斯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产权理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场缺陷而是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确所致。哈丁（Hardin1968）关于“公地悲剧”的研究最能说明这一点。其大意是，在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些农村地区，有供社区成员放牧的公地。当时做出这项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细分存在困难，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围难以控制。然而，社区成员为了从公地上获取最大利益，竞相增加牲畜头数，结果导致公地上出现过度放牧现象，进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毁灭的悲剧。经济学家们以公地悲剧为例说明如果没有排他性产权安排，必然会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因此，产权学派开出的治理环境药方是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然后让市场来决定环境资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论产权界定给谁，市场都会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效果。产权理论并不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替代，而是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家们对环境问题的解释。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税、排污权交易等各种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由于环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两个方面，因此，费用效益分析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来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环境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治理的目标并不是环境质量越高越好，因为随着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进一步改善环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相应地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效益则会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环境质量目标应是在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环境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不同环境政策手段的效率与成本是不一样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既定环境目标也是环境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费用效益分析密切相关的是对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问题。因为环境资源本身是非市场交易产品，其价值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动表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才会失灵。所以，为了给环境资源“定价”，一系列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如意愿调查法、旅行成本法、享乐价格法、生产函数法等也成了环境经济学不断探索的新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为人们探讨环境问题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理论武器。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重新审视了政府的性质与作用，将“经济人”概念进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中，即承认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种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灵的情况。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一理论同样被环境经济学家们应用于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指出政府失灵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没有纠正现行环境市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二是一部分经济政策甚至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价格，如不适当的资源补贴价格政策。当然，指出政府失灵也并不是完全否认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干预。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决策当局对环境问题的正确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当然，这也有赖于经济学家们提出更好的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遵循古典传统，从资源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使经济学在解释与解决环境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人们也同时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恶化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是分不开的。因此，很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并从宏观上提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措施。这也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面临的主要任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主要讨论国民收入增长与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但是随着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问题的越来越严重，宏观经济理论与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开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模型还是应用模型的研究都试图表明宏观经济发展与环境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环境与能源政策是怎样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等问题。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宏观分析可以应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环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则包含很少这类方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间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就当前的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关系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为基础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未来的五个基本因素：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100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结论。《增长极限》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也标志着环境问题开始正式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之中。随着人们对增长认识的不断深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思想很快被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观环境经济分析有了新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反映经济福利指标GNP的合理性。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资源退化、环境破坏等影响因素包括在新的国民收入指标或者称为绿色国民收入指标的问题。随后，这一问题也开始逐步成为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发表的《避免不经济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最优经济规模的观点，从新的角度探讨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对环境问题的宏观经济分析也逐步扩展到国际维度，如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分析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等问题都可以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总之，无论在国家范围内还是国际维度内，宏观环境经济分析在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对环境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分析能源战略及其对环境与经济的影响以及分析国际环境问题中的合作与斗争等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模型如内生增长模型已经拓展到自然资源开发、污染排放以及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分析，宏观经济理论正在并将继续对环境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理论模型，对于正确理解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很有裨益的。

经济学产生的根源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内容；现实思考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积淀而成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剖析，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对于经济危机发生根源的阐述。另外，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做出全面解答，并在此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同时，马克思还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实质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其危机实质在于生产的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是一种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过剩。社会生产出的产品并没有被广大劳动人民消化吸收，而是显得过剩，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实质上留有大量剩余，继而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

第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体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愈发尖锐，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认为，第二，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在当代世界经济关系中，危机的这两种可能性形式，取得了新的现实性形式，货币危机也转化为金融危机，并凸显为经济危机的新特征。回顾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之路，可以看到，他认为：在封建社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但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已经存在危机的两种形式的可能性。第一，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出现了买和卖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原来相统一的 W-G 和G-W之间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种种事例表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的经济危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在其它形式的经济环境中，很难形成波及范围较大的危机。因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想要彻底消除经济危机，只能是消灭资本主义；第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的描述。过去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其表现形式与现在有所不同，或轻或重，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具有直接的联系。现在，全球发生的经济危机，表现出来为大众所看到的现象依然是商品的大量滞销，闲置的生产资料，企业、银行、商场的倒闭和破产以及激增的失业人员。伴随着这些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物价的飞涨、信用关系遭到严重破坏，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秩序极度混乱，股票市场、证券交易等方面受到巨大威胁。这些现象背后显现出来的本质依旧是相对于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生产过剩，即生产的相对过剩。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思考

2008年，一定是会被载入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中的一年。这一年，美国首先爆发次贷危机（即次级房贷危机）。随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大面积地爆发，并且经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传播逐渐波及世界其它各国，由此导致世界经济的疲软。这场经济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截至到目前，这次危机仍然是国际上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入手，我们可以看到，这场经济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的相对过剩。首先，在美国社会中，存在收入水平相差较大的问题，而社会中的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这部分人需要安家的房屋，同时需要购入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收入的限制，导致其购买力匮乏。其次，社会范围内，大部分过剩的房产资源需要售卖，信贷中介在此时发挥作用，将购买者与购买物联系起来。此时，金融机构充当了无担保的中介。但是由于社会购买能力无法满足房产的过剩消费，加上货币链条的中断，最终导致美国信用危机的爆发，不但冲击了国际金融领域，还冲击了国际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是从这场危机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在这部书中找到了自己想到的答案，并为降低危机的可能性后果努力着。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国家，我国在2008年或多或少的受到了这次危机的影响。如何利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更好的解决危机后的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第一，缩孝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平正义，提高社会实体购买力。这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点之一，因为只有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缩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由此引起的问题；第二，加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来解决，整个金融业应该从自身做起，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三，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出口依赖。我国是一个出口依赖略显严重的国家，这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对我国的冲击巨大，所以，只有切实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竞争力，才能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平稳度过，免受巨大损失。

参考文献

[1] 周雨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决策参考，2006.

[2] 顾海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3] 霍其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