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欧债危机；成因；启示

一、欧债危机概述

欧债危机，其导火索为希腊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债务危机。希腊于2001年加入欧元区，在这个过程中，其为了尽可能的达到欧盟的财赤率要求，大幅缩减自身外币债务，并与高盛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这份协议是以希腊必须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偿还给高盛高额的回报作为前提。但是连续多年整个欧元区经济都不很景气，因此加剧了希腊国内的经济危机。由于无法偿还债务，在2009年的时候就形成了债务危机。

2009年10月初，正当全球经济艰难地摆脱美国次贷危机的最初冲击，步履蹒跚地走向缓慢复苏之际，希腊政府公告称，预计希腊2009年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大大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此后，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了希腊的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浮出水面。之后，危机迅速向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蔓延，希腊债务危机向欧元区蔓延后，其余几个欧猪国家首当其冲，均遭遇了信用评级降级、债务利率飙升以及政府更迭。

二、成因分析

（一）欧洲国家长期高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拖跨了经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多年来实行高消费高福利政策，不重视储蓄，通过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把未来若干年的钱提前花掉，只顾眼前享受，忽视可持续发展。如果经济高速增长，高福利或许可以维持，但希腊经济已连续5年负增长，陷入严重的衰退。希腊政府已无力偿债，只能以债养债，将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二）其“导火索” 是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出现后，各国政府在应对中陆续推出了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私人领域的去杠杆化和政府领域的加杠杆化，这些措施虽在短期内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却大幅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希腊以及其他一些南欧国家，之前处于一种财政弱平衡的境地，由于受国际宏观经济冲击，削弱了其国家集群产业的盈利能力，公共财政现金流陷入恶性循环，债务负担愈加沉重，并导致最后出现危机的局面。

（三）欧洲只有共同的货币和货币政策，但却没有统一的经济政府。当希腊国内的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时，其政府没有能力来改变目前的状态，欧盟也没有共同的经济政府来对其提供援助。因此，各方投资者都担心希腊政府出现违约现象，故而放弃其在希腊的投资。除此之外，当欧洲爆发金融危机后，欧元区各个国家虽然拥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但其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不能按照各自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这就造成各成员国只能通过财政政策来缓解危机，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一旦出现不顺利，后果将更加严重，只会加剧欧债危机。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社保障制度要与国情相适应

欧债危机教训深刻，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盲目追求高福利的社会保障，终将加大政府负担，对国家的全面健康发展不利，最终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社保制度的设计一方面要充分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更要考虑对劳动力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在逐步推进覆盖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并已取得积极的进展，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要覆面广，如何做好已有制度之间的相互衔接，政策空间相当大。保障制度应保持劳动力市场充分的弹性，同时应防止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和低效的福利制度，实现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转移接续。

（二）继续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一直被我国政府所依重。在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贸进出口受到严重打击，消费市场更是萎靡不振，我国政府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成功扭转经济下滑的风险， 2007年我国是财政盈余，近两年变为财政赤字。因此，如何减少经济发展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即降低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未来的基建投资应该适度放缓，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应该成为国内经济工作重点。可喜的是，党的十已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三）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要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防止盲目扩大，要采取积极有效的管理措施，分类管理，逐步偿还，将地方政府债务统一到中央政府的管理支配范围之内，也就是“妥善处理存量，严格控制增量”；二是要改革和完善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和税收体制，适度地放权，盘活地方财政；三是在财政收入分配制度上，应坚持多给予少索取的原则，加大社会投资力度，扩大财政收入的增值空间，避免地方政府因财政的不足而无难以有所作为，也减少大量举债，从而增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总之，要妥善处理地方债务，绝不能让地方债务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障碍。（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参考文献：

[1] 周茂荣，杨继梅.“欧猪五国”债务危机及欧元发展前景[J].世界经济研究.2010（11）

[2] 郑联盛.欧洲债务问题：演进、影响、原因与启示[J].国际经济评论.2010（03）

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地方政府； 债务危机； 破产监管； 机制设定； 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D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3-0034-05

地方信贷市场的发展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已经成为其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二是地方个体资本的兴起在地方财政中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程度甚至超过了传统的银行借贷。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地方信贷市场的发展仍处于薄弱状态，其中最主要表现为地方债务及其债务违约问题。国外的地方政府或是新兴市场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俄罗斯在1998至2012年间的89个区域政府中至少有57个区政府发生债务违约，导致俄罗斯整体经济的下滑；美国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全美4770个地方政府的违约金额总计达到了28.5亿美元。直至2013年，美国的“汽车之都”底特律更是因为负债185亿美元而宣布破产。地方债务引起的地方破产会严重影响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同时还会压缩地方财政资金投入以及阻碍地方资本市场的发展，由此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虽然目前我国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事前借贷建立了相应的监控体系并且采取了诸多限制，例如设置了平衡预算、限制债务比例以及债务偿清率比例等规定，但这些限制和规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建立配套的事后破产机制来作为相应的补充。因为事后破产机制建立的清晰规则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信用度，恢复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并且促使无偿债能力的地方政府回归可持续发展的财政路径，从而确保公共服务的供应。因此，对国外地方政府债务破产机制进行评述和总结，有助于我国更好地面对和处理地方政府因债务违约所带来的后续问题。

一、国外地方政府事后监管机制的设立

（一）美国

美国自19世纪40年生第一次地方债务危机后，便对地方政府借贷制定了一系列的监管改革。《市政破产法》是其制定的重要法律制度，虽然同期实施的还包括基础设施融资法以及取消无税融资等规定，但《市政破产法》至今依然是美国政府实施破产机制的主要法律制度。即当债务出现违约后面对债务偿还的问题，美国的做法是由法院“训令书”来征收新税。“训令书”类似于一种法院命令，要求公共部门采取某种行动的通知，“训令书”会要求通过立法机构对市政机构权限内的所有财产进行征税来用作对债务进行偿还。[1]但在实际中，增加新的税收通常会导致高税收者或是企业的外逃反而使税收降低。在此情况下，假如地方政府整体对债务无力偿还，那么市政官员便会采取各种行动来逃避债务偿还的责任，极端情况下还会导致当届政府的集体辞职，此时“训令书”便失去其效用。因此，美国政府在为了制约这种债务逃避无法钳制的情况下制定了《市政破产法》，又称为《美国破产法》。该法律是专门针对美国各州下属地方政府债务破产机制而设立的，它规定了一种程序化的处理方式，使得债务在违约的状况下依然可以进行债务重组程序，进而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破产问题。《美国破产法》为美国各州地方政府在制定或选择破产程序时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依据此框架美国各州地方政府设立了相应的事后监管机制。美国50个州中有21个州采纳了《美国破产法》，3个州在采用的同时附加了重要条件，另外21个州是根据其框架结合地方自身的状况制定的。美国市政破产机制建立的成功之处在于美国拥有成熟的政府间财政体系，以及基于以市场导向为主的金融体系关系，其建立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债务钳制的问题。但相对于政府间财政体系仍在发展和完善的国家，采用美国地方破产机制还需考虑其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相关影响。

（二）南非

南非制定地方政府破产机制的动机不同于美国，美国的破产机制主要是基于处理政府间财政体系以及在金融体系背景下市场导向的钳制问题，而南非则是基于国家政治结构和市政体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制定的地方破产机制。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区政府和黑人区政府是各自独立治理的，相比之下白人区政府不论是在信用可靠度还是债务违约率上都要强于黑人区政府治理。但在废除种族隔离后，新的市政边界划分使原来富有的白人区与贫困的黑人区合并在一起，由于存在不同的治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使得新合并的地方政府增加了财政困境和债务违约的不确定性，其中包括在种族隔离时期遗留下的债务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南非的经济发展，致使南非金融市场上私人资本市场发生萎缩停滞，地方融资只能依靠公共部门的贷款，从而使地方政府的债务不断增加。在此状况下，南非政府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框架来治理合并后的地方政府经济，经过反复辩论和修改最终颁布了新的《市政财政和管理法》。其中破产程序便是该框架中核心部分，包括处理债务及财政调整。南非制定的破产政策明确了债权人及债务人的权利义务和补救方式，这对于地方政府建立具有竞争性的私人资本融资市场具有保障作用，同时对于扩宽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匈牙利

匈牙利构建地方政府破产机制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对债务借贷的约束以及预防地方政府财政恶化这两个目的。匈牙利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而颁布法案批准地方政府拥有独立于中央的财政管理权，这一制度意味着匈牙利地方政府在财政管理方面具有完全自由化而不受中央财政管辖的权力，之后地方政府开始利用长期贷款为短期经营赤字融资，同时加大对商业活动的借贷融资。这在短期内造就了地方政府财政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加大了债务违约破产的风险。直至1995年宏观经济的衰落致使地方政府在经济上发生恶化导致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大量资产变成坏账，巨大的地方债务压力迫使匈牙利地方政府面临解体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匈牙利中央政府一方面紧急限制借贷并且加强债务的监督；另一方面促使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进行债务重组谈判。尽管这种非正式谈判能够引起债务调整，但却不能规范债务重整的程序。因此，匈牙利政府于1996年制定了《市政债务调整法》来解决地方政府因债务违约带来的财政危机。这部法律制度的核心在于其制定了具有创新性的地方破产机制，其中包含了地方政府在申请地方破产后维持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保护债务方和债权方的权力、地方预算制定的规则以及明确债务借贷限制和违约后果等规定，是一部具有财政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的债务调整法律。

（四）巴西

巴西在地方破产机制的设定上略有不同。美国、南非和匈牙利的地方破产机制设定偏重于司法作用，而巴西则倾向于运用行政程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先后经历过三次大的债务危机。第一次是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债务危机，负债资金高达190亿美元。此次危机致使巴西州政府与联邦政府无力对债务进行偿还，最终以联邦政府出面与债权人协调后将累计的州、市债务以及剩余本金一起合并作为国家债务进行偿还。第二次危机发生于1993年，此次债务危机规模超过第一次债务危机但解决办法依旧是联邦政府进行集中偿还。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危机发生于1997年，这次债务危机致使联邦政府重组了相当于本国GDP的11.5%的州债务进行集中赔付。至此之后，联邦政府对各州政府提出了财政改革意见，要求加强对各州政府债务进行监管，并要求各州政府遵守财政改革方案，其目的是逐步引入财政透明度并最终制定一套适合财政和债务调整的详细方案。在此要求下联邦政府与25个州政府达成一致，最终颁布了“9496号法令”。此法令明确规定了债务借贷与收入之比、基础财政收支、资金投资上限以及企业私有化转让等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债务调整协议中规定了各种债务偿还的抵押品，一旦州政府出现债务违约，中央政府有权扣留并处理。[2]之后巴西政府又进一步对决议进行修改，重新为债务借款、偿还及债务存量设置了固定的上限，并最终制定了《财政责任法》，将债务的限制与监管结合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解决了债务破产的深层原因。

二、地方政府事后监管机制设立的核心要素

国外地方政府会基于不同的国情而制定不同的破产监管机制，但相同的是都会具有几个相对核心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是设立地方政府破产监管机制的核心。

（一）申请破产程序

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可以由各种指标来衡量，如财政收支平衡、财政占总支出占比等，而偿债能力也可以用地方政府财政赤字以及债务偿还占总收入比重大小来衡量是否具有债务偿还能力。地方政府可能会因为逃避债务偿还或是避免责任而对外宣布破产，因为不论地方政府是否愿意支付债务偿还或是确实没有能力偿还，申请破产程序都可以使其解除债务偿还权力，致使其债务进行重组或是减免。所以，对于地方政府破产的申请具有严格的程序，绝非申请就能获得通过。美国的破产申请条件是债务人在债务期限到期内由专业人员对债务进行审核查验，如果确认债务人实属无力偿还才能申请破产。南非对地方破产的申请则分为“严重财政问题”和“持续性财政债务”两阶段。当地方政府触及第一阶段“严重财政问题”时，省一级政府可直接对地方经济进行干涉。当地方财政涉及第二阶段“持续性财政债务”时，则由国家政府出面进行干涉。[3] 因此，地方政府的破产申请不论是美国、匈牙利还是南非，都具有严格的申请审批程序，其共同点都是要求在法律规定下符合破产申请条件才能够申请实施。同时，为了规避地方政府的恶意申请，法律还规定了如果地方政府在申请破产程序中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那么对地方政府破产后的债务不能采取债务减免措施，这就避免了地方政府出于逃避债务而申请地方破产的意图。

（二）财政调整与债务整顿

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往往是其破产的根本原因。如果地方政府在处理财政问题上不能发现产生危机的原因并且及时解决，那么即使债务通过重组或是减免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地方政府依然会再次陷入另一轮财政困境和债务危机，所以财政调整和债务整顿是解决财政问题并且实现财政恢复的先决条件。美国纽约市1975年的财政危机就是由于政府财政管理不善，导致财政赤字不断上升最终引起地方政府破产。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在地方经济增长和地方基础财政收支的影响下，会使得地方财政调整变得相对复杂，加之地方政府的财政调整不同于中央政府，由于地方政府无权自行发债，这就使地方政府无法通过自行发放地方债券进行融资来解决债务问题，同时地方财政调整还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从而导致财政调整的困难，所以只能加大对债务的依赖却反而使债务增加。另外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对金融市场的借贷，而银行对地方政府的信贷通常超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可控范围，加之还存在预算软约束和缺乏透明的财政审计制度，进而造成地方债务的不可控性。因此，对地方政府财政进行调整和整顿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其财政职能而是要帮助地方政府恢复其财政健康，为重新进入金融市场做好准备。

（三）债务重组与减免

对不同国家的破产机制进行分析会发现，债务重组通常是破产程序的核心。如果地方政府提出破产申请，在获得申请批准后上级政府首先会将地方债务重组为期限更长的债务工具。例如美国纽约市的债务危机就是通过发行较长期限的州债券来偿还该市到期的短期债务。但是，债务重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债务压力而无法运行的一种方式。因此，债务重组还必须具有相配套的财政紧缩或财政调节政策才能发挥其效用。而债务减免同样也是化解地方债务的一种方式，债务重组往往要依据行政程序才能进行而债务减免必须通过司法机制才能实现。因为债务减免要考虑债务违约的外生因素影响，不同的外生因素会对债务的偿还和重组造成影响，所以只有司法机制才能确保债务减免的公正和平等。但是，不论是债务重组还是债务减免，最为关键的是债权人和债务人能否就债务解决方案达成协议，假如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债务重组或是债务减免就无法起到解决债务危机的作用。美国的市政破产法规定，在债务调整中不论是债务重组还是债务减免，债权方或债务方至少有一方必须接受协调方案。所以，不论是债务重组还是债务减免都是个复杂的过程，它虽然不能弥补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缺陷，但却是财政改革制度中必须存在的一部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危机的问题还必须要配合具体的财政调整和债务整顿才行。

三、国外地方政府事后监管机制设计的经验分析

（一）区别地方政府破产与公司企业破产

公司企业往往在其负债超过其资产或是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便会通过变卖资产以偿还债务，而地方政府却不能像公司企业那样被清算，除非有另一个实体来承担其政府职责。因此，区别二者破产不同的核心就在于公司企业在破产后能够自我解散但地方政府却不行，地方政府的职责决定了地方政府在申请破产后还必须履行其法定的政府职责，继续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职能。目前现有的地方政府破产机制都是进行重组，破产重组程序会依法对负债进行调整或是减免，从而允许有活力的实体重新开始。重组后的实体继续存在并且仍在政府的管辖内，同时保留部分公共资产确保政府职责的履行。所以，地方政府破产程序的总体目标在于改善债务的财政状况，对部分负有债务的实体提供保险功能，从而减少公共服务降低带来的影响，而不是像企业公司一样对债务进行清算。

（二）对地方财政实行硬预算约束

破产监管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强化对地方政府财政的硬预算约束，硬预算约束会使地方政府严格控制财政收支及资金收益。同时，地方财政硬预算约束还有利于降低中央与地方间的道德风险，当地方政府因财务管理不善陷入财政困境时，中央政府往往会对地方政府提供无偿的财政救助，这样地方政府就会因为有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而产生道德依赖行为，从而发生对债务违约的失责行为。加之缺乏严格透明的地方预算机制，软预算约束的增加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使市场上的实体经济受挫，这不仅会增加中央政府的潜在负债危机，还会加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美国对于地方财政的硬预算约束源自1842年，当时包括佛罗里达州在内的11个州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其原因就是因为地方政府财政存在软预算约束以及中央政府的无限财政救援政策。这场危机促使美国联邦政府对各州政府实行了新的财政限制，包括对财政硬预算约束的限制。因此，破产机制对于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硬预算约束以及对完善和设计政府间财政体系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三）制定明确的破产规则

地方政府事后监管机制必须具有明确的破产规则，其规则的设定主要基于两个目标，一是建立具有透明且可预测性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系统，防止道德风险的产生。二是调整或者重组地方政府财务和债务状况，从而恢复地方政府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假如缺少明确的破产规则，那么地方政府对于债务的调整和重组就必须经过与债权人进行谈判来确定，但是根据国外政府破产的经验显示，谈判的过程往往是漫长而且具有不可控性。这种不可控性表现在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基本公共服务的运行，必须保留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或是服务部门，而债权方则希望最大限度确保偿债的履行，两者利益的不同必然会导致谈判协调的破裂。因此，制定明确的破产规则首先是要确保地方政府债务会有效地进行调整和重组，不会因为债权方因为钳制问题而使债务重组失败。其次是确保地方政府不会因为债务违约而放弃基本的公共服务职能。破产规则的制定保护了公共服务项目不因地方政府破产而遭受损失，当地方政府提交破产申请时确保公共服务项目不会因资金问题停止其公共服务职责。

（四）明晰债务偿还责任

明晰的债务分担有助于防止道德风险并促使债务人对违约风险负责。原则上对于债务危机的解决应该是合理分担责任，但实际中往往是中央政府最后承担所有的债务负担。国外经济学家曾提出对于地方政府破产应该实行债务绝对优先规则，因为规则的制定和实行首先是对权利和义务的保障。假如按照规则制定的顺序来对债务进行偿还，并且偿还过程中不存在插队，那么债务偿还的成本就不会增加并且债务的偿还还在地方财政支付的可控范围内，因此可以大大降低其风险的增加。[4] 但是在现实中，世界各国都不存在债务优先偿还规则，其原因在于该规则存在一定意义上的理想状态，尽管绝对优先权可能会对地方债务的偿还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但该规则的实施会影响新增借贷的融资。因为根据优先偿还规则，所有借贷的债务必须按照其先后顺序来偿还，这就为新增借贷的偿还期限产生不可预期的效应，从而无法再融资新增贷款。但是优先权并不意味着是一种不能实现的规则，优先权对于债务偿还的顺序具有明确性，这能加速了债务的理清和重组。并且优先偿还权还能使得债务方可以提前预见债务借贷偿还的期限和预期的损失，从而对债务的借贷起到理想的制约作用。因此，优先偿还权对明确债务偿还责任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优先偿还权只是作为一种政策的选择并不能作为一种明晰的规则来实现对债务的清偿。因为地方政府破产后的选择并不局限于一种规则，它往往会根据其所涉及的政策和社会价值来选取最适合的方式。所以，制定明晰的偿债规则不仅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责任还会加强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力及义务。

（五）破产程序方式的选择

地方破产的程序方式一般分为司法途径、行政途径以及混合途径三种方式。司法途径是指在地方破产程序中将司法机关作为程序的控制实体，法院在其中作为主体负责，包括制定破产的程序、地方债务违约解决的启动时间及方式、债务重组赔偿的先后顺序、区分公共服务的属性和判定以及债务如何减免等方式。由于债务的解决和处理相对复杂，在重组中司法途径有助于缓解因政治压力带来的阻扰。但是因为地方政府的债务处理不同于普通的公司或是企业的债务处理，地方政府债务的处理还需要经过一定的行政审批权，这就使得司法途径并不能完全独立于行政程序而自行执行，司法途径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限制。匈牙利在破产程序方式的选择上侧重于选择司法程序，主要是缓解债务重组期间来自政治的压力，所以基于民利的考虑必须将法律权力放在首位。行政途径是指由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介入到所涉及财政困境的地方政府，暂时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及公共服务运行进行监管或是调整。如果说司法途径是由法院引起，主要针对的是破产，那么行政途径中的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直接干预则是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因财政困境恶化导致破产。巴西在破产方式的选择上采取的是行政途径，联邦政府在地方政府申请破产后会直接对破产的地方机构实施救援，起到一定缓解后中央政府再直接对地方财政和债务调整采取直接管理和重组等方式来解决。混合途径是指采用司法途径与行政途径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危机，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既存在行政干预又确保有司法监督。美国一般选择采用这种相结合的方式，美国《地方破产法》是专门针对各州政府下属的各级机构债务重组而专门设立的，其中包括建立防止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境的债务预警体系和事后干预恢复债务偿债体系。[5]这样当美国各州地方政府出现债务问题后既可以通过行政途径进行干预还有专门的法律体系保障，有助于地方财政困境和债务调整的解决。

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第3篇

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双倍增”目标将载入史册。人们应该都知道：经济增长倍增易，居民收入倍增难。以2010年为起点，2011年增长9.2%，2012年估计在8%以上，余下8年若按照十年倍增的目标计算，年平均增长约为7%。显然这并非是很难实现的目标。

但是，过去20年的中国经济是“一机两翼”，超额货币驱动政府投资像一架飞机，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引擎，消费+出口是“两翼”。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于货币量的增长，若把广义货币量（M-2）的增长速度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对比一下，过去20年间，货币量增长速度在大部分年份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50%。超额货币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面临通货膨胀的挑战，但城市化的进程创造了一个吸纳超额货币的虚拟经济市场，从而使大量超额货币被消化在资产溢价（或资产泡沫）之中，所以我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概念：货币化的虚拟财富。

过去20年，城里人多数都能够感受到虚拟财富的存在，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均等分享，因为虚拟财富的主流是风险财富，而人的天性是厌恶风险的。因此在虚拟财富升腾的过程中，财富几乎必然两极分化，这就是当年亚当斯密的困惑：财富增长若不能为社会的多数人分享，这就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享是一个永恒的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双倍增”的目标，我们可以说，经济增长的倍增目标主要是财富创造，居民收入的倍增目标主要是财富分享。但如果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大幅度低于货币量的增长，绝大多数人会面对“增长中的贫困”。在虚拟财富的增长占主导的经济体中，衡量财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绝对财富，一个是相对财富，绝大多数人会在绝对财富增长之时相对财富比例下降。换句话说，国民财富的“饼”越大，多数人能分到的“饼”会越小，这就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另一面。如果未来8年的广义货币量以年平均13～15%的速度增长，居民收入翻番轻而易举，但从相对财富的角度看，多数人的财富份额依然会下降。所以说，收入翻番易，财富分享难。

人们自然会说，能不能少发货币呢？当然可以，而且易如反掌，但却要承受低增长和高失业的代价。一旦超额货币+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引擎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必然随之放缓。此外，一国货币政策的选择也不是孤立的，总要受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基调的影响，这就是全球化的政策博弈。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元与黄金脱钩让全球经济之舟驶入了信用货币的海洋，从此纸币和债券如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腾起伏。欧美国家还有一个“老祖父法则”来约束政府货币发行量的增长，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老祖父”，几乎是一致选择了超额货币驱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导向。

美国政府在金融海啸时期推出了QE1，又推出了QE2，现在又推出了敞口的QE3。面对即将到来的“财政断崖”，美国政府将如何应对呢？答案很简单：发纸币发债券。欧洲债务危机也是成败萧何，危机之源是发债过多，而化解危机之道却是发新债换旧债。2011年，亚太地区62个经济体的货币量增速约为14%，2009年是由于中国货币量增长了27.59%，导致亚太地区的货币量增长达到创纪录的17%。可想而知，如果周边国家和地区都以13%～14%的速度发行货币，中国政府能例外吗？经济问题永远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热衷于“顶层设计”的经济学家们应记住季羡林老先生临终前留下的一句话：“我一生追求完美，现在终于明白了，不完美才是人生”。

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第4篇

在今年4月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提到了当前世界经济中存在着三个因素之间的恶性循环：一是缓慢的经济增长；二是许多国家需要进行财政整顿，而财政整顿又被认为可能阻碍增长；三是本应向实体经济注入资金、帮助恢复经济增长的银行业正面临困境，因而缺乏向经济提供信贷扩张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基金组织提出的建议是在中期内进行财政整顿，但不要在短期内过度紧缩。这一说法和2011年8月美国债务上限问题期间美国政府的表态十分类似。但欧洲方面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立刻采取整顿措施，否则将无法取信于市场。有这样一个笑话：两个正在减肥的人进了一家快餐馆，A只点了沙拉和水，B却点了双份的巨无霸汉堡、可乐和薯条。A对B的做法十分好奇，问道：“你不是正在减肥吗？”B却回答道：“没关系，不是从今天开始，但我有一份可信的中期减肥计划！”意思是，如果不从现在就开始整顿，有谁会相信所谓中期整顿计划是可信的？

一些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家们认为，存在一种政策组合可以解决这种矛盾，即在实施财政整顿的同时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可以向经济注入流动性，将利率降至零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但这里的一个问题是，银行的行为可能会背离政策制定者的预期。这是因为银行面临着四大问题：一是银行资产质量问题，为此银行忙于修复资产负债表。二是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导致资本充足率要求上升，银行缺乏足够的资本支持信贷扩张。三是监管措施在危机期间加剧了收紧。监管政策应是逆周期的，但事实上经常出现顺周期的情况。四是融资问题，银行间市场和债券市场受危机影响都很不活跃，限制了银行的融资能力，例如欧元区的跨国银行间市场就出现了严重的不活跃。

二、金融部门行为及应对激励

在这种恶性循环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能够做些什么呢？这种情况让我们想到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中国也存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银行“技术性破产”等现象。人民银行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回顾，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引入对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传统上，央行货币政策的数学模型中不考虑金融部门的行为。这些模型中包含了央行、企业、居民部门，但却没有金融市场和银行部门。部分原因是人们简单地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通过银行体系自动且顺畅地传导至实体经济的企业和居民部门。但是，美国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后，却发现银行部门没有充分响应，欧洲也出现了这种状况。这就说明应重新考虑货币政策传导问题，将金融部门行为纳入到央行的货币政策模型中去。

当我们谈到中央银行向实体经济提供激励和负向激励时，也应该思考央行和其他监管当局是否有激励机制来引导商业银行。事实上，我们比较缺乏这种激励机制。那么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首先想到的是管理利差。

在2000年初，中国的大型银行面临重组，正在修复资产负债表并寻求更多资本，有可能影响其积极发挥资金媒介的作用，而且银行还过于担忧自身的资产质量。那时人们认识到管理利差的重要性，因为一定的利差可以激励银行在清理自身的同时也能将资金贷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通过剥离部分银行不良资产来帮助银行减少这种担忧，剥离比大量提供流动性更为有效，正如中国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所做的那样。从这里可以看到，如果能够把银行的行为纳入到宏观经济模型中，就可能有办法更好地促进银行体系的逆周期响应，激励银行更好地放贷。

如果我们分析银行的行为，会发现监管当局可以对银行进行激励。当需要加强这种调节时，监管者有时甚至可以直接约谈银行。但这里也存在一种不对称的现象，这种做法在收紧监管政策时颇为有用，但是在推动银行放贷时就不那么有用了。例如，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召集一些大银行家开会，试图动员他们积极参与应对，但效果并不理想。危机期间银行有两方面表现，一是规避风险，二是囤积现金。而之所以会囤积现金，是与零利率政策导致持有现金的成本过低有关。

中国近些年出现过两次关于是否降息并走向零利率的讨论。第一次是在2000～2001年中国出现通货紧缩。另一次是在2009年初，也就是危机刚刚爆发之后，那时不少国家将利率降至零，而中国的利率约从4%左右经过几次调降，在2008年末达到2%左右。当时有人提出要跟从发达国家也搞零利率政策，大家对此进行了讨论。当时，我们还不能确定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是否存在，但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区域，如果银行体系变得消极可能会出问题。最终，中国将利率保持在2%左右。当时还需要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就选择了量化扩张。现在来评论这个抉择是否恰当还为时过早，但这可以说明在决策过程中似应考虑银行业的行为。

一个相关的话题是零下界利率区间。有不少论文从货币政策和泰勒规则的角度讨论了零下界利率问题。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银行行为来说，如果负债方的成本为零，那么它的行为会出现改变，会倾向于囤积现金。关于这个问题，人们进行了一些研究，2011年7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上，我也谈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在利率降至零后再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而是在利率降至1%～2%时就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效果可能有所不同。

三、是否救助与如何救助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危机救助的方式问题。在特定的条件下，如果央行确实不得不参与救助的话，就存在如何救助的问题，以及什么是优化的选择问题。刚才说到，过早地将利率降到零附近可能不是一种较优的选择，这涉及到泰勒规则的适用区间和如何处置零下界区间的议题。另一个选择是央行实施大规模的数量宽松政策。初衷有可能是为了缓解危机和救助有问题的金融机构，但现行法规往往不支持央行直接参与救助。这样，经权衡，央行在权限范围内可做的事是普遍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

打个比方，这有点类似于局部农田干旱缺水，央行管着水库大坝，央行想挖几个渠来放水，使之流向特定的干旱农田，但法规说这不是央行的工作，则央行可做的只能是放开闸门大水漫灌，相信一部分水会达到需要的农田。但问题一是资源有所浪费（如未来有通胀）；二是可能出现副作用（如新兴市场遭到过量资本流入）；三是不确定需水之处能得到多少，公众是否满意。人们希望有“定向供水”或“滴灌”的能力，但过去制定法规和确定央行职能时未预见到此，当前就只能搞“大水漫灌”了。

对于这个问题，可能不必这么教条。似乎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严格禁止中央银行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问题的关键是涉及人们对央行目标与职能的法律精神的理解，可能更多地是一个如何解释有关条文的问题。在特殊情况下需要第一时间予以应对、解决问题，至于是否有足够的依据或授权，可之后再找解释。中国的金融机构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出现过大面积的资不抵债，当时也曾说央行不可能有所为，但真到形势危急、迫不得已的时候，要有作为还是可以找到解释余地的。实践中我们就是“定向注水”，由中央银行通过汇金公司持有金融机构股权，想办法将其救活了，之后再考虑退出。

总之，中央银行在应对危机时可设法寻找一些灵活性，找一些活动空间，而不是过于自我约束。从近来的实践看，欧洲中央银行（ECB）也在不得已情况下向希腊放了些水，而且还安排了债券购买计划（SMP）的手段。当然，对此还有争议，ECB也做了大规模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

四、债务约束及应对激励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债务。是否需要一个激励机制，来更好地控制政府债务呢？许多国家认识到必须进行财政整顿，但部分公众却存在抵触情绪，存在意见冲突。那么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足够好的激励机制，既让政府能够顺利进行财政整顿，又能给公众明确信号，使他们认识到本国必须遵守财政纪律？

首先要看到，不同的经济体有不同的债务占GDP比率，同时这些经济体的内债和外债所占比例也都有所不同。例如，日本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债务都是本国居民购买，而希腊等国的筹资渠道则较多依靠外国投资者。这些国家所面临的难题是不同的。如果债务以本国债务为主，虽然问题严重，但隔代的收入分配基本限于国内公众，有助于国内的理性讨论，也不会给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太大风险。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个运作机制，让政府债务基本集中于国内？看来是可能的。作为对这种机制的补充，如果负债的政府确实需要在国际上筹资，可向国际组织借款，如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做有很多好处。第一，有助于形成定价机制。如果某国在国际上借款，但却无法提供足够的还款保证，而外国投资人也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那么定价就可能出现问题。如果政府将绝大部分国债卖给国内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就会仔细权衡国债对他们微观经济情况的影响。第二，有助于在国内形成共识机制。如果债务主要由国内公众持有，他们之间更容易形成共识。现在欧洲的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实施财政整顿政策，另一方面公众却走上大街示威抗议。第三，外国投资者很难对别国政府的政策予以制约，这不仅是因为信息不足，也是因为外国投资者缺乏权力和渠道。国际组织在这方面会好很多，如作为补充性投资者可以有所作为。但现阶段国际组织进入可能为时偏晚，应在最初就考虑这一机制问题。

国外投资者则可以先向国际组织（如IMF）投资，再通过国际组织间接投资于国家国债。这里也可以建立一个共同融资机制，即一部分投资通过国际组织进行，而另一部分可以作为捆绑投资。关键是国际组织具备影响国行为的能力，有能力为国设立借债条款。建立这样的机制对有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也有好处，一方面它们可以更安全地投资海外，另一方面能降低外汇储备积累的积极性，更好地平衡国内经济。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外部债务存在很多道德风险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就已经出现这些问题，比如一些东南亚国家过度依赖外债，且存在货币错配等问题。从国际角度看，发生过很多次债务危机，比如拉丁美洲危机。将债务主要限于国内市场是否是一种可行的方式？第一，技术上过去难以做到的，当今的IT能力已可办到，这也包括欧元区。第二，如国内储蓄率不能满足，则国内家庭和私人部门会向国外借，外国银行就会要求提供一定的抵押品，亦可通过该国银行要求本国居民或私人部门提供抵押品。这样本国居民需要自己花钱或用资产抵押来借钱购买本国国债，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激励机制去限制政府债务过度增长。

对于欧元区来说，由于采用单一货币，较难区分国内和国际债权人的身份，但可以做出技术上的解决方案。中国也存在相类似的问题，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如果发债主体为省、市政府，而市场为全国性市场，也会出现举债缺乏制约、道德风险、定价机制失效等问题。因此，如果中国今后能建立一个地方政府债务体系，地方债应主要出售给当地居民，当地居民会基于自身的养老金、福利等问题来考虑是否购买，这样就构成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制约。

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第5篇

【正文】

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赌博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赌博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美国公司包括金融机构债务的大规模扩大显然是和这种广泛而日益增长的投机活动相关联的。安然只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放大的例子。结果是，如果作为基础的经济变衰，或推迟结算日子到来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没有经常地引进，那么金融结构就越来越摇摇欲坠，越来越易于酿成灾难。

无人知晓这将导向哪种结果。最好的情形是，债务堆积和债务结构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将限制经济从周期性的下滑中摆脱出来。最坏的情形是，一个严重的金融崩溃可能进一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和金融不稳定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几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8月25日载文说，“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个世纪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这次衰退面更广。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国经济下降，但是日本、德国和新兴的东亚继续繁荣，从而缓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这次衰退还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多国家同步发生的衰退。这中间有很大的风险。近些年，通过贸易和投资，经济越来越连为一体……由于美国和日本投资崩溃，这些国家大幅削减从东亚的进口。但是东亚国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导致它们相应地削减不仅从美日而且从欧洲的进口。一个更长时期的美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处于体系边缘的穷国在世界经济的普遍危机中受到的伤害将最严重。如前所示，不发达国家在过去20多年中人均经济增长率停滞了（除极少几个例外），这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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