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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杜能原理;房地产区位
区位在房地产投资中占很重要的地位,这一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在房地产经济的著作中我们常常看到这一点。区位在不同的行业所占据的位置是不相同的比如对于与商品供给企业和广大商品的消费者都具有广泛联系的商业企业来说,距城市的中心区域较近,它需要的是有较高人流量,具有便利交通条件和密集消费群体的城市中心地区,这往往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障并增加企业的经营利润。因此,商业企业对城市中心地区的土地投标地租就较高。而对于工业企业来说,土地投入的地理位置是否居中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其前、后序产业相互毗邻,要有良好的供、排水条件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等。以降低他的成本和城市扩张引起的不必要的损失。而商业企业他要求距城市的中心区域较近,它需要的是有较高人流量的地区。
这样,城市中心地带就一般被商业企业所占用,并形成以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为主要经济功能的商业中心。而商业中心又可依照其功能层次和辐射范围,分成高、中、低不同的几个级别。而工业往往聚集在距车站、码头等运输集散地较近的地方向外辐射。
当然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如土壤、地形、气候、矿产资源等自然因素;又如市场、交通、政策、技术等社会经济因素,都会影响区位选择。
房地产投资区位的选择对不少开发商进行房地产投资时都是一个很难抉择的问题,一方面他们面临土地价格的上涨过快和投资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又面临消费者收入增加缓慢的难题,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对房地产区位和价格存在更多挑剔。
在西方经济学中我们会得到很多理论如:杜能原理、同心圆理论等等。
下面我们通过这些理论来看一看房地产住宅投资区位的选择。
我们知道消费者在购房中主要考虑的是方便程度;当然这是人所共知的,由此我们想到了西方经济学的的一些理论如:杜能原理,在杜能原理中我们得到了公式I=(P- C-SK)Q;I定义销售收入、P农产品市价、C农产品成本、K为农产品交通时间耗费、S为运费我们将公式重新定义为
R=P- C-K我们将其R定义为购房后的时间效用、P为购房人每天可消耗的时间、C为购房后生活必需品的交通时间耗费、K为购房后的交通时间耗费(K实际上是两个变量我们在下面讨论)。如果市场价格P一定(一年内)在公式中有两个变量C、K,那么消费者在讨论购房时主要考虑的是C、K的问题了,这样我们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我们先来讨论C(C为购房后生活必需品交通时间耗费)。在一般家庭消费中生活必需品支出占有重要地位,而生活必需品交通费用支出却是不可忽略的。生活必需品在其他的文章中已交代的很清楚了,我要强调的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酒吧、餐厅和歌厅也走向百姓生活。当然在一些住宅一层的铺面出租也能满足一些消费者的需求,但对一些中层收入家庭来说这是不够的,因为对大部分中层收入家庭来说他们愿意到较有档次的地方消费,这合乎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对大多数开发商来说占有较多的中层收入家庭的市场就意味着占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对于C(C为购房后生活必需品交通时间耗费)的理解我认为可以使用追求效率型模型,(寻找需求点与区位点间的总移动费用最大化――中值问题:总移动距离最小化的地点成为中值)目标函数
目的:使每个居民都能得到一个设施,其费用最小;最终居民与设施均达到效率最大化。
下面我们来谈谈K(K为购房后的交通时间耗费)。这里我们把SK定义为消费者关心的一些项目如:子女上学问题、到工作单位的交通便捷程度、到医院、到父母居住地的距离等等。我们先以子女上学问题为例来谈谈,假设子女上学问题在家庭中占主要地位,而需要照顾的子女一般为小学和中学。家长为子女选择就读的学校一般为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我们设它为B点、设居住地为A点、家长的工作地为C点。家长对上下班与接送子女所耗用的时间之和即为AB+CD,
AB+CD这一距离如何来确定呢,我们知道人保持某种状态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过长必然产生疲劳,从而就会放弃某种活动。根据测算,一般情况下儿童疲劳时间的极限为40-60分钟,成人为90-150分钟。普通人休闲步速为30-40米/分(我们还可以以公交时间、出租车时间来计算。当然要看投资人的目标市场的选择),那么我们得到150分钟×40米/分钟=6000米
一般这个时间为10-15分钟(12点下班到两点半上班减去吃饭午睡时间)。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以B、C点的一个椭圆。在这个范围以内的任何一点都是较理想的。当然AB+CD所耗用的时间可以是代步工具所达到的。有人会提到寄宿学校,但我们都知道在这一时间无法达到的情况下是人们的被迫选择。
对于K(K为购房后的交通时间耗费)的理解我认为可以将投资方即将选择的区位看成是公共设施可利用追求效率型模型的目标函数
说明:被覆盖的最大化人口,可以从该区位所在的常住人口加上新建小区可入住人口减去空值。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以K为半径的圆。
我们在这里只说到两个因素加上其他的因素如到繁华的商业区、到医院、到父母居住地和消费者的其他偏好我们就可以构建出以下的区位,在这一区域的则不属于居住繁华区,即这一区域内为住宅的黄金区域,超过这一界限的对于消费者来讲效益递减。
对于商业物业来说若干个黄金住宅的区域就成了B、C点,B、C点构筑的椭圆也就成为商业物业的合理投资区位,而AB+CD所耗用的时间可以为在1-2个小时之间(星期六、日,一个家庭愿意耗用的时间)。
参考文献
[1]曹振良.房地产经济学通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
[2]王春生.房地产经济学[M].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10).
【关键词】房地产;高库存原因;去库存
一、蚌埠市房地产库存现状
在近十年来,房地产市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房地产企业对市场前景保持乐观预期,导致房地产开发超出人们的需求。蚌埠市房地产商的住房投资额一直保持增长状态,且增幅明显。1999年蚌埠市住房市场投资额仅为39571万元,而2015年,数据已经增长近70倍,住房投资额为2791223万元。在2014年前,住房投资额增长率一直处于波动上升,从2014年后在去库存大背景下增长比例才稍有下降,但是投资总量仍然存在。但是蚌埠市住房需求有限,又由于近年房价上涨,有效住房需求进一步减小,导致整个市场供过于求,形成住房库存。蚌埠市采取了一系列去库存措施,截止2016年12月31日,蚌埠楼市库存量为20276套,仍然需要继续努力。
二、库存形成原因
(一)经济发展水平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为住房市场的发展注入了动力,所以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蓬勃发展的十多年。但是随着经济新常态的来临,我国经济发展将由高速发展阶段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放缓,房地产市场必然会受到冲击,蚌埠作为一个三线城市,当然也不能免受影响。经济的下滑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失去信心,而贷款买房的压力只会随着现实越来越重,所以人们可能会更多的处于犹豫阶段。从另一方面来看,蚌埠仅是一个三线城市,发展水平有限,并且城市配套设施不够完善,不能有效地吸引外来人口居住本市。虽然蚌埠市有十余所高校,但是大多数高校毕业生表示都不会留在蚌埠,而是选择更具发展潜力的大城市就业生活,因为蚌埠市经济发展水平相较于大城市没有竞争力,而且就业岗位有限。
(二)地区人口流动
三四线城市较一二线城市的库存压力较大,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常住人口的流出。蚌埠市外出半年以上人口比例在2005年以前不足1%,但是从2006年开始,比例均在10%以上,并且整体处于上升,最后处于20%左右波动。这导致蚌埠市的常住人口长期低于户籍人口,有效住房需求低于理论估计水平。数据表明,绝大部分本蚌埠人外出均选择江K、浙江以及上海等富饶地区。由于蚌埠市经济发展水平有限,部分人选择外出打工,或者经济较好的市民会搬去大城市生活发展。人口流失的同时,也造成了财富的流失。这对蚌埠市房市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三)政府土地财政
近年来,不仅中央出现财政赤字,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情况也比较严重。而土地出让金以及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成为了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政府出让了超出市场需求的土地,因此造成了住房的过量供应。另一方面,政府在土地供应方面具有垄断权,土地市场属于寡头垄断市场,政府拥有定价权。过高的土地成本增加了房地产商的建房成本,所以导致房价高居不下,而消费者才是真正的承受者,所以最后有部分人无力承受高涨的房价,住房销售遭到了阻碍。
(四)房地产供应周期
住房不类似于一般商品,建设周期比较长,供给对价格的反应要滞后一段时间,因为供给的调整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表现为蛛网现象。在房地产火爆的时候,在市场经济中,房地产商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加大投资力度,而且,高额利润吸引新的竞争者进入房地产市场。但是房屋建成竣工可能在两三年之后,在此期间还是会有源源不断的住房供应,由此,可能会造成住房供过于求。
(五)住房供给结构失调
随着库存的增加,各种用途的商品房库存均在增加,然而比例明显出现了差异。研究蚌埠市近五年各种用途的房待售面积可知,商品住宅待售面积占房屋总待售面积的比例不断提高,2010年占比仅为38%,而在2011年飙升至约57%,随后几年均占据库存面积的一半以上,2013年高达60%。在房地产市场中,商品住房市场确实是举足轻重的,不乏刚性需求和改善居住条件为原因的需要,但是,蚌埠市常住人口有限,市场已经逐渐趋近饱和状态,如果仍然大规模采用旧模式开发,必定会自食其果。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户型的偏爱程度也在发生变化,90平米以下的住宅库存越来越高,而144平米以上的大户型住宅库存比例却处于下降。这表明随着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人们更愿意在自己的最大支付能力范围内选择面积更大的住宅,过一个更舒适的生活。当然,这里面包含了首次购房需求,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需求就是改善住房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大面积的住宅更受到人们的喜爱。然而住房供给的调整并没有跟上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才导致库存的攀升。
而关于商业营业用房的库存比例,早在2010年该用途的房屋待售面积占房屋待售面积的62%,而在2013年达到最近几年的最低水平32.3%。从这个比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蚌埠市近几年商业的发展。由于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愿意入驻蚌埠,比如万达城市广场的建立吸引了一大批具有实力的商家入驻。这又带给了房地产商一个更好的预期,于是继续加大对商业营业用房的投资力度,但是蚌埠市仅是一个三线城市,消费潜力有限,所以房地产商过于乐观的预期导致供过于求。近两年,我国处于经济新常态下背景下,整体发展汗速度下降,另外由于电商的冲击,于是不可避免地在2014年和2015年,商业营业用房库存比例重新回升。
三、化解蚌埠市房地产高库存的路径
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对经济的增长有重要意义,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有重大影响。房地产市场与建材市场、水泥市场、装修市场等联系密切,下游产业众多,因此房地产去库存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积极探索房地产去库存战略,降低库存压力,消除潜在风险,才能促进房地产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一)促进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就业
城市经济的发展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推进作用,城市经济条件优越,才会吸引人口流入。而蚌埠市作为工业城市,更应该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资源更加有效合理的配置。审视蚌埠市产业发展结构,发扬优势产业,比如推进化工产业向精细化发展,推动玻璃产业与国际化接轨等。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城市发展才会更有动力。与此同时,必然会与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吸引毕业大学生留在蚌埠市发展,农民工进城落户也会更有生活保障。
(二)切实推进户籍改革制度
在刺激农民进城买房的同时,应推进户籍改革制度,使农民进城买房之后的生活有保障,同时外来常住人口也可以享受与本地人相同的待遇,解决子女上学问题、医疗问题以及公共服务问题等等,使所购之房具有含金量。不能享受到完善的配套设施,商品房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那么新引力也就不够。
(三)创新棚户区安置和住房保障方式
棚户区安置均统一选址统一搬迁,新房建设周期长,对于选址拆迁户众口难调,户型也难以满足人们的偏好,所以棚户区改造遇到了众多阻碍,一些拆迁户不愿配合,成为钉子户。采用货币化安置政策,虽说带来了适度的灵活度,拆迁户可以凭借补偿款自由选择心仪商品房进行购置,既缓解了去库存压力,又解决了棚户区安置问题。但是,不可否认,我们无法保证这一笔补偿款一定会流入房市。面对突如其来的一笔巨款,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经受不住诱惑可能进入了赌场,导致财屋两空,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有部分人选择搬去外市。这减小了对去库存的促进作用。“房票”政策确实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值得借鉴。房票安置既保证了被征收人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又体现了利益最大化。房源是本市已经被政府收购的商品房,户型以及地段选择范围比较广,房票只能被征收人使用,并且有规定的期限,对房地产去库存的效果短期内就可以十分明显。在保障住房方面,在高库存背景下新建保障住房已经没有必要,可以充分利用闲置商品房。
(四)推动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考虑到部分人实在无购房能力但是又有刚性需求的情况,发展体制健全的住房租赁市场显得尤为必要。对于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或者外来人口,租赁房屋都是首要选择,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但是目前,住房租赁法规不够完善,参与住房租赁交易的多为老房。逐步完善法规,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将小户型住宅或者闲置的商业营业住房经过改建后纳入租赁体系,推动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有利于缓解库存压力。在房屋供应方面,调整供应结构,结合蚌埠市住房实际情况,将新建租赁房纳入规划体系。
(五)调整商品房供结构
住房需求是复杂多变的,应该及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供应结构。不可否认,实体经济遭受了电商的猛烈冲击,所以商业营业用房需求将趋于不增或者下降趋势,蚌埠市目前已经有万达广场、银泰城、海亮广场等城市综合体,这部分市场已经逐渐饱和,不可再随意开发此类房产,否则很有可能沦落为淮河文化广场的境况。而对于住宅,在控制供应总量的同时,应调整户型比例。保障性住房和租赁住房适宜小面积,而商品住房可以适当增加大面积户型的住房。
(六)控制房地产用地供应量
形成住房库存的直接原因就是供过于求,在刺激需求的同时,应合理控制住房供应。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严格控制地产用地供应量,只有从源头上进行管理,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才能长期健康发展。尽管土地收入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但是财政收入不可过分依赖土地,另一方面,在如今高库存的背景之下,政府应该意识到过量的土地供应必定会导致住房商品的大量供应。政府应具体考察库存量以及新增住房需求,经相关部门考证研究后发放适量土地。(指导老师:郭利京)
参考文献:
[1]彭兴韵,费兆奇.房地产市场寻求新均衡加速去库存[J].上海证券报,2015:1-7
[2]倪鹏飞,丁如曦.楼市去库存的目标原则与路径[N].经济参考报,2015:12-11(008)
[3]谢逸枫,农民工进城“去库存,要打组合拳[J].产业,2016(1):38-41
基金项目:
本文属安徽财经大学2016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去库存研究――以蚌埠市为例》(项目编号:201610378726)阶段性研究成果。
郭凯想象中的王二,是“一个没有脸谱的人物”,于是,在他的系列专栏文章中,面目模糊的王二却渐渐有了几十张面孔:他排队购买火车票、卖粮食、买地皮、盖房子、搞装修、去打工、开公司、上三险一金、去香港打酱油……王二这个普通人,就这样拥有了生命中的种种琐细平常,和我身边的你、你眼前的他,并没什么不同。
郭凯讲述王二这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故事,为的是阐述转型中国必须面对的林林总总的具体经济问题——收入分配与公平、税制、房地产、货币与汇率政策、发展模式、政府信用、民粹主义、知识产权、人口。郭凯并没有像许多经济学普及读物那样重点介绍个人的微观经济决策,而是以小见大,希望能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或是表述一个观点,或是澄清一种误解,或是提供一个思维的角度”,而且前提、假设、逻辑和结论也都一应俱全。
郭凯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写经济学,为的是以王二这个简化了的“代表性主体”为例,抽象化、浓缩化地理解和描述真实世界。另一方面,郭凯也希望通过经济学模型的文字化,“讲一个谁都能听懂的故事,突出事情的关键所在”,尽量避开佶屈聱牙的专业术语,简单、明了、直观地展示经济学原理的强大解释力。
实话说,郭凯的这本书并不容易读,因为他剖析的经济问题纷繁芜杂,而且正好发生在大变局、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更因为他力图把背后的经济学说清、说准、说透。郭凯擅长和专注的是国际金融和开放宏观经济学,这绝对是初学觉得容易、越深研越觉得高深莫测的领域,但他在谈及相关问题时,总是可以精准地勾勒出理论的精妙与现实的复杂,在“深入”之余,也做到了“浅出”,让人读起来兴致勃勃,欲罢不能。例如,“王二往一桶水里固定兑上半桶酒”和“李四往酒里兑水直到口感合适为止”的区别,就是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之间的差异。专种水果的王村和相邻专种梨的李村协议把水果的交换比例固定下来,却因为各自收成波动总是不同步,最终让王二这样投机倒把的人把君子协定搅和得失效,恰恰可以说明维持固定汇率的高昂代价。卖粮为生的王二因为公家提高粮食收购价而存款缩水,正好有助于理解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外汇储备价值的影响。而当王二贪小便宜、舍近求远地去购买邻村便宜两成的低价酱油时,他的套利活动最终也逃脱不开无贸易障碍前提下的价格传递效应,也就是著名的一价定律。
虽然郭凯谦虚地说“在跳出了自己熟悉的领域之后,很多人都可能说很外行的话”,但作为同样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同行来说,我却十分赞赏他对“外行”的房地产领域的分析与解说。存粮越存越不值钱,王二必然会选择买地;类似地,如果存款利息还赶不上通货膨胀,哪怕房价再高买房投资也不算亏,所以说,“中国这么多人买房用于投资,其实是对中国投资渠道缺乏和利率管制的一个理性、自然、正常的反应”。更有意思的是,郭凯构建了一个产权清晰、激励明确、房地产业迅猛健康发展的“样板城市”,抽象掉“任何现实中可能存在的腐败、垄断、和各种丑恶”,然后告诉我们一个意外的结论:如此充分竞争完美的市场经济,也未必会带来社会选择意义上完美的分配结果。对勤奋工作的王二们来说,拥有自己房子的梦想很可能会一次次地被高涨的地价房价打破,“干得越辛苦,挣得越多,房价也越高,而最后主要得益的反而是政府”。
在郭凯看来,房价问题绝不只是价格问题,更是分配问题。“在本质上没有动力调低房价的地方政府”,正是推动房价不断走高的根源所在,期望单纯依赖行政手段去调控房价,最终只能是缘木求鱼、无功而返。
“收入分配问题,也许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最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郭凯之所以一直反对限购、限价等政策,之所以持续关注春运火车票价、油价、房价等等价格问题,其所有分析的着力点与落脚点正在于此。当然,郭凯认为,造成收入分配不均局面原因不仅仅是机会不均、权钱交换、垄断收益、利益集团,还包括了经济本身的高速增长,“就像一个用百米冲刺速度跑马拉松的国家,一些人跑在最前面,但还有很多人被远远落在后面”。但他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做的不应是质疑市场机制、加重政府戏份、人为控制再分配,而应是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因为这些问题“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市场经济”。
事实上,郭凯最想向读者介绍的,不仅仅是经济学常识,还有多角度、全方位的思维方法。他就像刘瑜所说,“既不意图取悦政府,也不意图谄媚民众”,不预设观点,不立场先行,更不会轻易给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鲜明态度。春运火车票价不应涨价、大石油公司垄断并非高油价主因、延长养老保险年龄势在必行,他的这些观点与主张,很可能让自己被批评和攻击。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无论是在理想主义光芒关照下尊崇纯正的计划经济,还是在经验主义信条下视市场为圭臬,其实都应该相信,通过有效率的、有自改进演化机能的、有良知的市场来开展交换活动,可以使参与者获得更好的福利。但这里强调的不应是“市场交换”这一看似绝对的“铁律”,而应是“参与者获得更好的福利”的目的。
如果有谁要说“价值无涉”的半个不字,是会被一大堆学问家耻笑的。“价值无涉”可是马克斯・韦伯为社会科学立下的法呢。
这确实是韦伯立下的法,在学问家眼里,差不多如同摩西为犹太人立法那样神圣。虽然韦伯也并不否定价值关联或者价值判断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然而毕竟大家只乐于接受“价值无涉”,好像一旦承认价值判断,社会科学就会成为政治奴仆或者不配成为科学一般。
“价值无涉”成就了学术的独立,也为学术“不讲道德”提供了庇护,价值判断已经不再被认为有意义。我知道经济学家就鲜明地表示了“经济学不讲道德”的态度,而只是需求、效用、交换、价格等等,据说道德不是经济学要关心的问题。
不讲道德以后,经济学真的变成了一把好快刀。例如有一年发大水,有的地方“人或为鱼鳖”,毁掉的设施不少,损失的房屋更是不计其数,大水一退,立即有经济学家高呼“水灾拉动GDP增长”,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设施坏了要修复,房子倒了要重建,这就有了需求,黄沙水泥窗玻璃都好卖,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大家一看,果然是这个道理,除旧布新,再建家园,简直就是一桩其乐何如的事情,那些家园被毁的人们无告的脸神经济学家是不在意的,经济学也不必讲人性,或者说只承认一个人性,那就是“理性人假设”,感情问题固不在经济学范畴之内,经济学家戴上职业眼镜,就没感情可言了。
要说真的“价值无涉”吧,好像又不尽然。经济学不讲人性、道德或良心,看起来是“价值无涉”了,不讲好坏了,把价值问题清除出去了,实际上却仍然在讲好坏,只是要另讲出一套好坏来。把道德、政治、分配、公平等因素清除出去以后,经济简单化为经营,企业固然是经营,国家与社会不过一“经营”领域罢了,什么“经世济民”,难道除了“经世”之外还有“济民”的办法吗,所以只谈论“经世”就好了,要谈济民就是不好的。腐败嘛,是有利的,这可以把权力卖掉啊,实际上提高了效率,而且钱来权往,资本也并不消失。医疗教育高收费,房地产大涨价,都是可喜的,这样就开辟了新的消费领域,拉动了内需,把存款都“逼出来了”,而且刺激了赚钱的愿望啊,人们将因此而更加拼命地工作,效率又得以提高。减员可以增效,国企卖给经营者可以增效,这是好的,在失业与趁火打劫的是非问题上计较就是不好的。
当然,经济时代嘛,经济学又是显学,或者叫霸王之学,故而经济学是要照耀到所有的地方去的,“婚姻的经济学分析”、“的经济学分析”、“说谎的经济学分析”、“募捐的经济学分析”、“单身的经济学分析”、“开会的经济学分析”等等,都会有人来做。经济学可以谈论一切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来谈论经济,因为“不懂经济学,就不要谈经济问题”。拥有单边话语权,这就是显学的厉害。
显学的厉害,还在于拥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经济学怕讲了道德就感情用事不客观,所以不讲道德,又有什么学问该讲道德呢,都可以不讲道德的。历史学,也很怕不客观,所以也不能“儿女子态”,为情所困,为道德所累,以至于辨不清历史大势,举凡岳飞抗金是否不利于民族融合、史可法抗清是否逆历史潮流而动、清兵屠扬州是否有助于盛世的塑造,都是新的课题,值得研究。法学就该讲道德吗,更加不能,法律与道德本来就应当区分开来的,你说严刑峻法不好,但它毕竟是法啊,是法就要遵循,不管法是好是坏,你都得接受,法本身道德不道德,那不是你该管的,你的义务是遵守。新闻呢,真实乃是生命,更加不必顾道德了,只要真实就好,杀人嘛,怎么杀的,杀了几刀,身首是否异处,原原本本拍了来,隐私嘛,不干犯一下你也意识不到隐私权是多么重要,就像胃不疼你就感受不到胃在工作是不是。政治也不必讲道德,岂不见马基雅维利写《君主论》吗,早就将道德从政治中剔除了。文学艺术当然也不可以讲道德了,生活本身就多有不道德之事,用不着你来剪裁和评说,你要忠实于生活。
本来经济学家的预测遇到“滑铁卢”并不奇怪。预测就有算卦的意思,各种因素很复杂,谁也说不准。预测准是偶然,预测不准才是正常。那么,为什么国外经济学家预测错了产生的社会效应,不如中国一些经济学家预测错了产生的社会效应这么强烈呢?
当然,这与国情相关。在国外,经济学和社会学、哲学、历史学一样,是一种普通学问,经济学家也不过是工程师、教师一样的职业。他们说的话、发表的意见还不至于那么地引人关注。但在中国,经济学家则被放到了显学的地位,他们充当了为人指点迷津的角色,其言论、预测当然广受重视。说对了,是应该的,说错了,当然会引起人们对其的怀疑。而且,国外的经济学家没有的傲气,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却有。
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总被揪住,原因还在于国外经济学家预测未来无论对也好,错也好,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判断,几乎没有个人功利色彩。而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则被公众称为“抬轿派”,种种抬轿当然有同报,而且还不低。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来换取个人名利,为一些特定利益“抬轿”而由此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不能为公众容忍,难免被公众揪住不放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危机在于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己个人的见解,而不在于预测的对错。
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成绩突出,但依然需要我们去积极面对一些问题。这种高增长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主要由政府主导。二是投入型、数量型增长居多,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技术进步还需加大力度。一个国家开始发展时采用这条路径是不可避免的,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实现转型。没有转型,经济就必然产生一定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沉醉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成绩表时,没有充分看到成绩下仍需要解决的转型问题。
更有甚者,当美国金融发生时,一些土流经济学家还在坚持认为中国是一枝独秀。不过他们忘了,中国的GDP占世界的5%,同时他们也没有说明,这5%的马车如何拉动世界经济这辆大车。或许,全球经济复苏是全球的事情。这样的认识可能更加全面一些。
经济学家们的社会责任更应该是批评。批评对社会来说是有一种必要的警示作用的。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赞扬声中,他们忽视了转型政策最好的时机。而且,一味以增长率为目标,会忽略解决高速增长中的其他问题,只会在日后令这些其他的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解决难度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