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弈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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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发电企业；煤炭市场化；干预政策；价格博弈；纳什均衡

一、发电企业与煤炭企业之间的关系及两者的现状

在电力产业供应链上，发电产业与煤炭行业的改革不能同步，使得市场机制失衡，不能有效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势。一方面是作为原材料的煤炭，既有政府指导价，又有市场化价格；另一方面下游终端产品的电价仍由政府干预引导，并没有形成科学的定价机制。

作为供应链上游的煤炭产业，由于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煤炭是有限的。进口煤炭对国内煤炭企业产生重大冲击，使得国内煤炭价格偏低，迫使煤炭企业减产、停产甚至关闭。作为供应链下游的发电企业，在煤炭市场化条件下，进口煤价格低廉使得发电企业获得丰厚的收益，然而面对国家对进口煤炭的限制，使得发电企业垄断利润实现受到阻碍。

二、博弈策略的纳什均衡

在博弈论中，“纳什均衡”是最重要的概念。纳什均衡指的是一种战略组合，这种战略组合是由所有博弈参与者的最优战略组成。在给定其他参与者的战略情况下，没有任何参与者愿意采取其它战略，从而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有积极性打破这种均衡。博弈论作为经济方法论中的一种，它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完全竞争、完全信息的假定，更强调经济决策人的个人理性、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各参与方针对对方参与者的行为采取策略，从而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

在政府采取限制进口和政府调控电价的情况下，发电企业作为非竞争市场的参与方，必须与政府、煤炭企业进行价格策略博弈，从而最大限度的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三、发电企业的价格策略

（一）发电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策略分析

根据博弈论的经济学原理，一种制度要发生效力，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的安排。政府现行的电力定价制度安排要发挥效力，就应该是各博弈参与方的纳什均衡安排。电力定价制度的基础是成本，有效力的制度安排制定的前提条件就是获取真实的成本信息，因此政府做出电力定价制度之前就要对电力企业的真实成本信息进行统计和检查，从而做出有效的电力定价安排。

针对不完全信息的混合策略静态博弈，经济学家海萨尼得出一个结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可以被解释为一个有少量不完全信息的近似博弈的纯策略纳什均衡，借助这一理论利用下面发电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来解释：

在发电企业与政府的博弈中，针对政府采取检查和不检查两种策略行为，发电企业会根据期望收益来采取虚报发电成本和不虚报发电成本。设政府分别以α和1-α的概率采取对发电企业进行检查和不检查两种策略，发电企业分别以β和1-β的策略采取虚报成本和不虚报成本两种策略。

设煤炭企业分别以以m和1-m的概率采取涨价和不涨价的策略，发电企业分别以n和1-n的概率采取买煤和不买煤的策略。

四、对发电企业价格博弈的策略分析

由发电企业与政府的博弈分析可知，政府对发电企业成本信息处于劣势的地位，发电企业此时会利用自己的垄断势力虚报自己的发电成本，从而降低对发电用煤的成本，进而减少对电力的供给，迫使政府采取措施鼓励企业供电，由此发电企业就维持了发电企业的垄断利润。

对于发电企业来说，进口煤价格优势逐渐减少，只要国内煤炭价格保持低价，购买国内煤炭，支持本国煤炭企业的发展，对发电企业自身具有长远的利益。发电企业在现行的电力定价制度安排下，只有选择与政府沟通合作才能做出最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决策。从长期来看，发电企业在与煤炭企业的价格博弈中，只有选择合作，才能达到对双方都有利的纳什均衡。对于政府来说，创造良好的合作竞争环境是政府的职责，只有减少政府对煤炭市场和发电企业的干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近年来发电企业和煤炭企业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第2篇

一、国际会计准则的产生与发展

（一）国际会计准则的产生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 IASC）成立于1973年6月，最初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墨西哥、荷兰、英国和美国的13个会计职业团体发起成立。IASC在其章程中提出两大目标：一是制定国际会计准则（IASs），现更名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推动其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和遵守；二是改进和协调会计准则（特别是各国国内准则）和程序，努力提高可比性。面对这两大目标，IASC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国际会计准则的质量都存在疑虑，其认为，IASC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为了争取更多国家和地区的遵守，在会计处理方法上往往进行了妥协和让步，从而保留的较多的备选方案，这就影响了可比性和透明度。20世纪80年代末，一项关于国际会计准则全球执行情况的调查表明，经济发达国家，包括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发起成员所在国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执行程度，普遍较低。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其准则完全独立于国际会计准则。（Purivis and Diamond，1991）（转引自刘峰，2000）

（二）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改组之前，是一个完全由执业会计师组成的松散的、无稳定资金支持的民间组织，在此期间，其发展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1973到1987年间，IASC颁布了一批实质性准则、解释公告、概念框架及其他指南，并有很多公司直接采用其准则体系以编制财务报表，同时有许多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者在制定本国会计准则时予以参照，特别地，IASC制定的准则因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而被其广泛采用，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大多没有本国的会计准则。然而，由于制定国际会计准则本身会影响各国现有会计准则制定者的既得利益，因此，那时候的国际会计准则要做到真正的“全球化”还为时过早。刘峰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其认为，如果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通过努力，将国际会计准则转变成一种具有管制力的规则，必然的趋势是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各国会计准则将会逐渐被国际会计准则取代，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存在也将显得没有必要。因此，在由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发起的、推广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度变迁中，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具有正的、较高的利益预期，而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特别是那些已经存在较长时期并形成相当规模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将成为这一制度变迁的直接受害者：其必须要放弃已取得的各种资源优势，包括每年金额不菲的办公经费这一直接资源和因掌握了具有管制权威的准则制定权而带来的间接资源优势。很显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愿意自动退出。这样，各国的会计准则机构也必然要进行各种努力，以求自身的生存。（刘峰，2000）从1988年起，IASC从一个国家间的证券协调联合组织――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简称IOSCO）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为了应对外界对国际会计准则的质疑，也同样为了实现IASC成立之初的目标，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开始致力于提高其准则的质量。1989年1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可比性促进委员会，提出一份题为“财务报表可比性”的征求意见稿（E32），其内容主要是删除大部分可自由选择的备选方案。此后，美国FASB开始逐步参与IASC制定国际会计准则的工作，特别是IASC改组之后，FASB与IASC的合作更加密切，主要表现在：2001年4月，IASC正式改组为IASB。改组后，美国在IASB及其他机构中处于“主发言人”的地位。2002年9月18日，FASB与IASB在美国诺沃克（Norwalk）举行联合会议，商讨共同致力于建立高质量、相互兼容的会计准则，以向国内和国际财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高质量的财务报告。2002年10月29日，FASB与IASB正式达成协议，共同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FAS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趋同作为双方的义务。2004年10月，在FASB与IASB召开的联合会议上，双方决定将改进并建立共同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列合项目的工作日程。2005年，SEC“路线图”，以增进IFRS与美国GAAP的趋同。2006年，IASB与FASB更新了双方关于趋同的协议。

实际上，IASC改组之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权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掌握。这其实也是使其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由表1可知，目前IASB的领导层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其人数比例高达43%，掌握了绝对的领导权。而且，从国家组成上来说，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尚难在IASB中占据席位。（特别从州际组成来说，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均有代表，唯独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非洲没有代表。）就目前国际会计准则在全球的发展状况来看，据2008年德勤（Deloitte & Touche LLP.）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全球已经有100多个国家采用国际会计准则（IFRs）进行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在未来几年内将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包括智利（2009）、韩国（2009）、巴西（2010）、印度（2011）和加拿大（2011）。中国和日本目前虽然还没有完全接受国际会计准则，但是，两国已经同意与IASB合作。（Deloitte 2008 IFRS Survey: Where are we today， Deloitte & Touche LLP.2008.5）

二、国际会计准则的全球化路径――博弈分析框架

（一）“最优反应动态”模型国际会计准则（IFRS）的全球推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世界各国从最初的“抵制”到目前的“普遍接受”，其间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下文拟采用博弈论中的“最优反应动态（Best Response Dynamics）”模型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该模型参考谢识予，2006）

假设博弈方的博弈内容是图1所示的得益矩阵表示的两人对称静态博弈，称其为“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s）。博弈双方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国家，博弈的内容是决定是否采纳国际会计准则。通过纳什均衡分析，该博弈具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采纳，采纳）和（不采纳，不采纳）。这两个纳什均衡中，后者明显帕累托优于前者。

显然，如果博弈双方都是理性的，那么，通常的结果应该是（不采纳，不采纳），这个协调博弈背后的经济意义是，在采用国际会计准则问题上，各国都存在明显的变迁成本，因此，在一次博弈中，博弈双方都乐于维持现有的准则体系，无论哪一方都不愿意负担变迁成本，从而表现出一种所谓 “理智的冷漠”。但是，当考虑博弈方对对方理性的信任问题，或者对风险的敏感性等其他因素，（采纳，采纳）也许就是更好的预测。也就是说，由于该博弈本身是一个有多重纳什均衡的博弈，因此在一次性博弈中，即使博弈方都是高度理性的，博弈结果也有不确定性，很难做出完全保险的预测。具体来说，博弈方在初次博弈时可能只关心由会计准则变迁产生的变迁成本问题，而忽视了由不采纳国际会计准则产生的巨大交易成本，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考虑，这实际上是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与其他国家实现趋同带来的一项收益，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如果该项交易成本大于变迁成本，就应该采纳国际会计准则。这就是博弈方所谓的“有限理性”的实质。

接着，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分析上述博弈问题。假设博弈方虽然缺乏分析交互动态关系和预见能力，但是能够马上对上一阶段的博弈结果进行总结，并立即做出策略调整。当然，考虑到对手的策略也在调整，因此博弈方的策略调整针对上一期的对手肯定是正确的，但对当前的对手策略不一定正确，而这正体现了博弈方的有限理性。同时，假定共有5个博弈方分别处于图2圆周上的5个位置上，每个人都与各自的左邻右舍反复博弈。

既然博弈方都是有限理性的，因此在初次博弈时，每个位置的博弈方都既可能选择“不采纳”策略，也可能选择“采纳”策略。所以，初次的博弈总共有25=32种可能的结果。这32种情况包括一种全部选择“不采纳”策略和一种全部选择“采纳”策略，其他都是两种策略都有人采用。将这32种情况中对称的部分剔除出去，可以得到8种具有实质性差异的情况。对这些博弈方依据最优反应动态进行策略调整的规则进行分析，以观察通过重复博弈，是否会出现策略的收敛。假设xi（t）为在t时期博弈方i的邻居中选择“采纳”策略的邻居的数量，该数量有0，1，2三个可能值。选择“不采纳”策略的邻居数量相应的为2-xi（t） ，也有0，1，2三个可能值。针对第t期的相关情况xi（t），博弈方i选择“采纳”的得益为xi（t）×50+［2-xi（t）］×49，选择“不采纳”则得益为xi（t）×0+［2-xi（t）］×60。因此根据最优反应动态机制，当xi（t）×50+［2-xi（t）］×49>xi（t）×0+［2-xi（t）］×60，即 xi（t）>22/61时，博弈方i在t+1期会选择“采纳”策略，而当xi（t）×50+［2- xi（t）］×49

由于5个博弈方是完全相似的，因此上述法则对其来说都适用。不难证明，除了初次博弈时所有博弈方都选择“不采纳”策略这一种情况之外，从其他所有的情况出发，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整，最终都会收敛到所有博弈方都选择“采纳”的稳定状态。上面列举的8种情况中，除了所有博弈方都选择“采纳”和都选择“不采纳”这两种情况之外，还有6种情况选择“采纳”的博弈方的数量和位置有差异。下面讨论这6种情况是如何收敛到稳定状态的。首先，讨论初次博弈只有1个博弈方选择“采纳”的情况，根据上述的策略调整法则，给出最优反应动态的全过程。如图3所示，5个博弈方经过4个时期的反复策略调整，最终收敛到了所有博弈方都选择“采纳”的稳定状态，此时的最优反应动态就不再要求任何博弈方改变策略，这意味着选择“采纳”不仅是单个博弈方的稳定策略，而且是群体意义上的稳定策略。

此外，图3也同时包含了两个不相邻博弈方选择“采纳”，三个不相邻博弈方选择“采纳”和四个博弈方选择“采纳”这三种情况。下文仅需分析两个相邻博弈方选择“采纳”和三个相邻博弈方选择“采纳”这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的调整，在图4和图5中给出。上述分析证明，在总共32种可能的初次博弈情况中，只有一种是稳定于所有博弈方都选择“不采纳”的状态，其余31种情况都会收敛于选择“采纳”的状态。虽然都选择“采纳”和都选择“不采纳”均是有限理性博弈方进行上述协调博弈的稳定状态，但是，前一种稳定状态显然更重要一些，因为博弈方的策略调整收敛到这种情况的概率要大大高于后一种情况。进一步推论，在该博弈中，当所有博弈方都选择“采纳”的稳定状态出现以后，如果有部分博弈方偏离了该状态，最优反应动态会使博弈方的策略很快返回到都选择“采纳”的状态中来，而与此相对应，所有博弈方都选择“不采纳”策略就是一种不稳定状态，某一个博弈方的偏离，最优反应动态都会使博弈方的策略离该状态越来越远。综上所述，证明了“采纳”策略是这个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

上述博弈分析告诉人们，在国际会计准则产生初期，参考甚至直接采用该准则体系的国家并不多，而且大多数是尚未建立一套完整准则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但事实上，正是这些国家推动了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其中的原因是，当两个在地缘上接壤或者商业往来频繁的国家发生贸易往来，进而形成稳定的资本流时，透明的会计信息对双方来讲都是必不可少的。此时，如果两国之间的会计准则存在明显的差异，那么，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将是巨大的。因此，接受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准则体系以实现趋同，将是可行的解决方案。

（二）智猪博弈模型哪些国家会主动采纳国际会计准则，并致力于取得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将采用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boxed pigs game）来进行解释。（该博弈模型参考张维迎，2004）

该博弈的基本框架是，假设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头有一个猪食槽，另一头安装一个按钮，控制着猪食的供应。按一下按钮会有a单位的猪食进槽，但是谁按按钮谁就需要支付c单位的成本。（这里，a>c>0）若大猪先到，大猪吃到a-b单位，小猪吃到b单位（a>c>b）；若同时到，大猪吃到a-d单位，小猪吃到d单位（a>d>c）；若小猪先到，大猪吃a-e单位，小猪吃到e单位（a>e>d>c）。图6中各符号的大小顺序为：a>e>d>c>b>0。这样，在重复剔除严格劣战略过程中，最终的均衡解取决于（a-e-c）的正负。若a-e-c>0，则最终的均衡解为（按，等待）；若a-e-c

将上述分析应用到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问题中，就不难理解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一直以来都是由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主导这一事实了。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当其从一套全球统一的会计准则得到的收益大于接受该准则付出的变迁成本的时候，就有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强烈愿望。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搭便车”策略同样也是理性的选择。特别地，就美国而言，其在IASB中的地位可以说十分稳固，并且FASB一直致力于提高国际会计准则的质量，以实现IFRS与美国GAAP的趋同，而事实上，这种“趋同”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美国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变迁成本。其清楚地认识到，哪个国家掌握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哪个国家就会在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过程中占有绝对优势。

早在1998年12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就了题为“重塑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专题报告，其第二章“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面临的挑战”将这些具体因素归结为：国际资本市场、世界贸易、商业规则的国际化、国别会计准则、商业交易的创新、各类新式信息的需求、信息的电子传输、过渡与发展中及新近工业化国家。（刘峰，2000）在该专题报告十年后，这些因素依然影响着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既是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的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推动国际会计准则不断发展的动力。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国际会计准则的全球化的进程也不例外。纵观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历程，其路径最终是由全球经济环境的变迁决定的，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但可以肯定，会计准则全球化将是大势所趋。我国目前努力实现的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也是完全顺应时展的，是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1］甘泉、何力军：《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利益博弈与经济后果》，《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8期。

［2］刘峰：《会计准则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3］汪祥耀：《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版。

［4］谢识予：《经济博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泽夫：《会计准则制定：理论与实践――斯蒂芬・泽夫教授论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7］Zeff.1978.The Rise of “Economic Consequence”［J］. The Journal of Accountancy.December:56-63.

［8］Deloitte & Touche LLP.2008. 2008 IFRS Survey: Where are we today［EB/OL］.see 省略. 20090212.

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不断增长。正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金融业关注的重点。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内外近年来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研究现状，从而促使金融创新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推动全球金融的一体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 C.DOW、Carlos 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 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Shaw， E.，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Oxford Univ. Press， 1973

[2]Austin， The Province ofJurisprudenceDetermined， Bei Jing： China Renmin Univ. Press， 2001

[3]杨星．金融创新．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4]徐进前．金融创新．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5]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6]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7]殷得生，肖顺喜．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

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区域 高等教育 投资主体 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0-010-04

一、博弈论的概念及基本要素

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或游戏论,是研究多人谋略和决策问题的理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1)一个博弈问题必须至少有两个或多个参与博弈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这些主体在博弈过程中都有各自的切身利益。由于利益的驱动,他们在作出自己的决策时,总想选取最优战略。(2)博弈中的各个主体之间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竞争贯穿博弈的全过程,同时竞争又将博弈的主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较量。(3)主体之间要进行较量,每一个博弈主体就要尽量掌握博弈中对手的特点和已经采取或可能采取的行动的知识和信息。(4)各个博弈主体都十分关心博弈结果。博弈结果通俗地说就是输赢大小,博弈论用收益(或效用)来描述博弈结果。

博弈论的基本要素包括:(1)参与者(Players):指的是一个博弈中的决策主体,通常又称为参与人或局中人。参与者参加博弈的目的是通过合理地选择自己的行动,以期使自己的收益(或效用)水平最大化。(2)行动(Actions):是指参与人在博弈的某一时刻作出的战略选择。(3)信息(Information):指的是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能了解到和观察到的知识。信息对参与者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参与者在每一次进行决策之前,他必须根据观察到其它参与者的行动和了解到的有关情况作出自己的最佳选择。(4)战略(Strategies):是参与者如何对其它参与者的行动作出反应的行动规则,它规定参与者在什么时候应该选择什么行动。(5)收益(pay):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战略组合下参与者得到的确定的效用或期望效用。效用通常表现为博弈结果中的赢输、得失、盈亏。效用必须能用数值刻画其大小。博弈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个参与者的收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战略选择,而且取决于所有参与者的战略选择。或者说,收益是所有参与者各选定一个战略形成的战略组合的函数。(6)结果(outcome):是博弈分析者最为感兴趣的要素的集合,是他认为最有可能的行动或战略组合。

二、高等教育多元投资主体的利益关系

(一)高等教育产品的经济属性

依据公共产品理论,对高等教育产品的经济属性分析如下:

一方面,高等教育产品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1)在一定条件下,高等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比如,在既定的高等教育投入下,增加一个人对高等教育服务的消费,会影响其他人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其边际成本为正。(2)高等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高等教育提供的一些利益对个人来说是可分的。每个享受了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都会从中得到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高等教育提供的利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通过受教育者外溢给了社会。表现在全社会都能从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身上获益,包括全社会制度的创新、科技开发和产品更新能力、民族文化与道德水平的提高。

因此,高等教育既不是纯粹的私人产品,也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而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产品,即准公共产品。

(二)区域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构成及其利益关系

高等教育服务所提供的是准公共产品,区域内高等教育多元投资主体具有不同的投资需求。政府投资是为了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个人(即学生及家庭)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预期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收益;企业投资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高等学校自身是为了通过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提升学校的社会地位和竞争力。尽管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预期目的,但当他们投资于同一所高等学校时,就成为多元的投资主体,也是多元的利益主体。

1.政府主体。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对社会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文化素质、专业技能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有显著提高,因而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更强,能更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配合政府做好工作,更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政府的各种社会目标的实现。其次,高校本身也常常成为高新技术的“发源地”,世界几大高新科技工业区都是依著名大学而建的。而且,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等学校在科技成果转化中起着独特的作用。

因此,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的外部效应是巨大的,不仅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能带来极大的非经济利益。因而,政府是高等教育的直接和间接受益者,理应成为高等教育的投资者之一。

2.个人(即学生及家庭)主体。受教育者个人――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最直接受益者。高等教育在总体上可视为是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因而高等教育能够给受教育者带来较高的收益――即受教育者个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获得预期经济收益和各种非货币性满足。

从预期经济收益来看,个人收益与教育程度的高低成正比。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个人受教育年限与私人收益与费用坐标(图1)来清晰地表示。

从非经济利益来看,高等教育接受者还可获得其他非货币收益。对于学生及家庭来说,高等教育在消费上更具排他性,私人产品的特征更为突出。因此,学生及家庭理应成为高等教育投资主体之一。

3.企业主体。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是指企业从自身的发展和利益出发,对高等教育所进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的货币表现。广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有两种:一是通过国家税收转为政府投资的间接投资;二是直接投资和捐赠。狭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仅指直接投资和捐赠。其主要形式包括:企业职工在职培训的教育费用支出,对教育机构的科学研究合同、培训合同支付的费用,企业对教育机构的无偿捐赠、对大学生的“委托培养”和“有偿分配”。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狭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企业是高等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资的主要收益者。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并取胜,都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践证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是成正比的。其次,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才和技术的竞争。企业拥有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数量、质量是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企业通过吸纳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大量利用高校专利成果,实施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而且可以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加企业利润,进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因而,企业也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投资的主体之一。

4.高等教育机构(高校)主体。高等院校是国家实施高等教育的人,随着高等教育财政制度的改革,高等教育拨款方式除公式拨款、合同拨款以外, 将更多地出现绩效拨款,将办学质量与年度效能核算相结合,以更好地体现效率原则,促进办学质量好、水平高的学校及其学科专业的发展。所以,学校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通过经营校办企业、开展社会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形式来弥补教育投资的不足,以提升学校的竞争实力,并可以获得较高的政府财政投入支持。因而,高等教育机构也应当成为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

由上文的分析可见,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应该包括区域内政府(即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及个人(即学生及家庭)。另外,我们如果把区域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一个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应该与其他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存在一定的互动联系,即地方政府之间在高等教育投资方面会发生一定的联系;同时,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也是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即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方面会发生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下文所研究的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仅限于区域内部的政府(即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及个人(即学生及家庭)。

三、区域高等教育各投资主体的博弈分析

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博弈关系涉及许多方面。由上文对各投资主体构成及利益关系的分析可知,区域内部的政府、企业、高校及个人可以形成许多两两博弈关系、三方博弈关系以及多方博弈关系。在此,仅分析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政府之间、高校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

(一)高校与高校之间

高等教育资源具有共享性,各高校单独提供高等教育资源的能力有限,如果各高校能够彼此合作,可使高等教育资源提供不足的现象有所缓解。

1.同质高校之间。这里的“同质高校”指办学条件及学校资源基本相当的两所高校,可以是两所重点高校,也可以是两所普通高校。在此构建一个简单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假设某一区域内部存在甲、乙两所同质高校,二者对某一高等教育资源都没有独立提供的能力,需要二者合作提供。设提供该高等教育资源共需投资为C,如果二者选择合作提供,甲、乙高校各需付出成本为0.5C和0.5C,则甲、乙两所高校都能获得收益为R,设C>R>0.5C>0;如果二者选择不合作提供,不提供的一方得益为R,而提供的一方需独立支付全部成本C,则提供方的得益为R-C

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模型,如果甲、乙两所高校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则当甲校选择合作提供时,乙校的最佳选择是不提供;当乙校选择合作提供时,甲校的最佳选择是不提供。此处的纳什均衡解是“不提供,不提供”即(0,0),其结果便是高等教育投资提供的不足,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偏离,没有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存在改进的可能。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我国目前区域内部同质高校之间高等教育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一种可能是高校资源过于贫乏,即使合作也没有能力提供;另一种可能是当合作有能力提供高等教育资源时,往往会陷入这种“囚徒困境”。为了解决区域内同质高校之间高等教育投资提供不足的困境,需要靠政府的投资引导和激励诱导,增加同质高校之间提供高等教育资源的动力和约束力,以达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一致,达到最优均衡。

2.异质高校之间。这里的“异质高校”指办学条件及学校资源相差悬殊的两所高校,即指一所重点高校和一所普通高校。在此构建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2所示。

假设某一区域内部存在丙(重点)、丁(普通)两所异质高校,某种高等教育投资活动给重点高校丙带来的效用改进为R,给普通高校丁带来的效用改进为r,而丙校独自提供高等教育投资导致的效用减少为c,丁校独自提供高等教育投资导致的效用减少为C,丙校和丁校平均分摊高等教育投资成本导致的效用减少分别为0.5c和0.5C。其中R>C>r>0,C>c>0。

这是一种典型的“智猪博弈”模型,在该支付矩阵中,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各自采取“提供”和“不提供”策略的博弈均衡为(提供,不提供)即(R-c,r)。对于“高校丁”而言,“不提供”即为占优策略解,但对于“高校丙”而言,仅存在纳什均衡解“提供”,却不存在占优策略解。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如果两所高校都不提供投资,则会导致区域高等教育水平发展缓慢;如果普通高校丁进行投资而重点高校丙“搭便车”,则会导致普通高校发展滞后且差距进一步拉大,而重点高校丙可能因规模过大出现不经济现象;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在选择策略的博弈均衡为(提供,不提供)的情况下,能促使普通高校迅速成长,而重点高校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因而,区域内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之间,理应重点高校丙独立提供至少应是多提供高等教育投资才符合教育公平和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

为了使重点高校增强高等教育投资的意愿,政府应实施激励政策的引导,从而增加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收益。

(二)高校与政府之间

政府部门作为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主体,同时也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的行为利益是希望高校通过有效、合理的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策略选择,使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能够充分共享。一种情况是政府有作为,即政府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从宏观上对高等教育共享进行合理引导,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另一种情况是政府无作为,即政府在教育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可能出现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不足,过多地干涉高校内部的事务,阻碍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

目前我国高校是受政府的监督指导来办学。而且政府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时,往往更倾向于重点高校,以便使重点高校能带动区域内普通高校共同发展。为了简化研究,这里把区域内重点高校抽象为一个高校。假定高校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积极参与共享和消极参与共享;政府也有两种可选择的策略:有作为和无作为。在此构建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3所示。区域高校与政府部门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在是否积极共享高等教育资源方面进行着混合策略博弈行为。

假设政府部门在有作为时对推动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投资为Cj,无作为时对推动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投资为Cx(设Cj>Cx);区域高校积极参与共享时的收益为R,消极参与共享的收益为R+R(在区域总体生源有限的情况下,选择消极共享在短期内反而有可能增加会提高自身的收益);政府部门对高校消极参与共享的惩罚为Cf。又假定高校以p的概率积极参与共享,以1-p的概率消极参与共享;政府部门以q的概率足额投资和合理引导(有作为),以1-q的概率少量投资和不合理指导(无作为)。再假设区域内高校与政府部门的预期效用分别为U1和U2,则二者的混合策略博弈支付矩阵模型见表3。

根据表3中所列的支付矩阵计算二者预期效用U1和U2如下:

U1=pqR+p(1-q)R+(1-p)q(R+R-Cf)+(1-p)(1-q)(R+R)

U2=pq(-Cj)+p(1-q)(-Cx)+(1-p)q(Cf-Cj)+(1-p)(1-q)(-Cx)

当U1和U2关于p和q的一阶偏导数为零时,可使区域高校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混合策略博弈达到纳什均衡,则得到:

U1/?鄣p=qCf-R=0

U2/?鄣q=Cf-Cj-pCf-Cx+qCx=0

所以纳什均衡解为:q=R/Cf,p=1-(Cj-Cx)/Cf,且Cj>Cx

于是,区域高校以p=1-(Cj-Cx)/Cf的概率积极参与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政府部门以q=R/Cf的概率为推进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足额投资和合理引导。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区域高校消极参与共享的额外收益R与政府部门合理引导的概率q成正比;政府部门对消极参与共享的惩罚力度Cf与区域高校积极参与共享的概率p成正比;政府部门有作为与无作为时的投资成本差距(Cj-Cx)越大,政府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就会越倾向于无作为,区域高校选择消极参与共享的概率1-p就会越大。

(三)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

亨瑞・埃茨科瓦茨(Henry Etzkowitz)(1997)通过引入生物学中的三螺旋概念,首次提出使用三螺旋模型来分析政府、产业和大学之间关系的动力学,并用以解释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间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关系。自此,三螺旋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创新结构理论。勒特・雷德斯道夫(Loet Leydesdorff) (1997)对此概念进行了发展,并提出了该模型的理论系统如图2所示。其具体结构是政府、大学、产业等三机构在保持各自独立身份的同时,又都表现出另外两个机构的一些能力,也就是说政府、大学和产业三机构除了完成他们的传统功能外,还表现出另外两机构的作用。由于三重螺旋模型超越了以往的大学―产业、大学―政府、产业―政府的双螺旋关系模式,克服了以往的产学/产学研合作模式忽略国家层面考虑的不足,自提出以来一直为学界所热衷。

由三螺旋模型可知,区域内高等教育投资的三个主体政府、高校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假设在博弈模型中只有一所高校、一家企业和区域地方政府。在此构建区域内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4所示。

高校和企业在博弈中均有两种选择:合作或者不合作;政府也有两种选择:有作为或者无作为,且在有作为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两种结果,即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或者抑制作用。

设在高校和企业均选择合作的情况下,高校的收益为Iu,企业的收益为Ic;当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时,高校将得到额外的收益Ru,企业将得到额外的收益Rc,当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抑制作用时,高校将损失Lu,企业将损失Lc;政府代表了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设政府有作为时的成本是-C,相应地,在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时,可以得到-C+Ru+Rc的利益,起抑制作用时,将损失-C-Lu-Lc。

根据博弈矩阵模型来计算混合战略博弈纳什均衡解:

首先,在已知高校和企业进行合作的概率为p的情况下,政府有作为和无作为时的预期收益为U1和U2。

U1=p[qa(-C+Ru+Rc)+(1-qa)(-C-Lu-Lc)]+(1-p)[qa(-C)+(1-qa)(-C)]

U2=-p(-Lu-Lc)

当U1=U2时,可得高校与企业合作时的最优概率为:

p*=C/qa(Ru+Rc+Lu+Lc)。

其次,在已知政府有作为的概率为q的情况下,高校合作和不合作时的预期收益为U3和U4。

U3=q[qa(Iu+Ru)+(1-qa)(Iu-Lu)]+(1-q)Iu

U4=0

当U3=U4时,可得高校在博弈均衡时政府有作为时的最优概率为:

q*=Iu/Lu-qa(Ru+Lu)。

同理,可得企业在博弈均衡时政府有作为时的最优概率为:

q**=Ic/Lc-qa(Rc+Lc)。

由此,可以建立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为:

[p*=C/qa(Ru+Rc+Lu+Lc);q*=Iu/Lu-qa(Ru+Lu)]

[p*=C/qa(Ru+Rc+Lu+Lc);q**=Ic/Lc-qa(Rc+Lc)]

由上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可知,高校与企业是否选择合作取决于政府行为是否起促进作用及合作所得到的收益,政府是否选择有作为取决于其所付出的成本C和整个社会的最终收益。

四、高等教育投资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对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间几种博弈关系的分析,提出几点高等教育投资政策建议。

1.在观念方面,充分认识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特性,既要正视其高等教育的经济属性,又要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在发挥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及家庭个人的作用。

2.在法制方面,尽快完善高等教育投资多元化的政策法规,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进程。从目前经济发展情况看,高等教育投资全靠政府的财政投资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对高等教育投资制度进行创新,促进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放低私人办学的门槛,使更多的社会私人资源进入到高等教育部门,扩大高等教育资源。并对私人办学进行监督,规范其正当有序地发展。

3.在机制方面,建立健全对高校和企业的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把推动资源共享作为对主要负责人政治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考评机制能激发高校和企业的内在积极性,可以产生进行高等教育合作投资的强大动力。

同时,政府应制定激励相容的利益机制。制定相应的策略,对在校际资源共享和校企合作过程中具有突出贡献的单位与个人予以奖励或补贴,降低其共享(或合作)成本或提高其共享(或合作)收益;同时对阻碍推进教育资源共享(或合作)的单位与个人予以告诫或惩罚,引导他们的理。

4.在舆论方面,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对高等教育在人才质量培养和高等教育产学研合作方面的监督作用。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这就决定了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应利用市场机制进行间接引导,使区域高等教育投资的多元主体能形成共享的文化氛围,使舆论监督、行政监督和法律监督产生联动作用,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利用的效益。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课题项目(115A――069)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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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韦耀波.高等教育成本补偿主体的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2005(4)

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理论基础；研究前沿

全球价值链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架构不尽完善，缺乏一个较为全面的归纳总结。本文吸收早期国际分工理论基本理念，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对全球价值链理论进行梳理和归纳，尝试给出一个概念性理论框架。

一、 全球价值链理论：对产业间分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1. 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对要素禀赋理论的继承与扩展。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与产业间分工理论的本质差异在于：贸易对象从以商品产品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产品为主，分工对象从最终品（成品）转变为中间品（价值链环节）。长期以来，“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都用于解释商品贸易。而“服务”通常是指没有实物形态产出的经济活动，“无形性”是其基本特征（江小涓，2008）。但现实中，服务已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体，即使是非生产业同样拥有完备的全球生产体系（Low，2013；Miroudot，2012）。服务贸易蓬勃发展挑战了以“实物要素”为核心特征的传统贸易理论。江小涓（2008）指出，尽管“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来源不同（前者一般为技术差异，后者是生产要素比率差异），但它们都导致了不同国家商品的相对价格差异，进而促使贸易发生，这才是理论的“核”，并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Bhagwati，1984；Falvey & Gemmell，1996）。江小涓（2008）进一步提出，将商品和服务都还原为一组要素集合，即把商品和服务贸易都“拆分”为要素集合的贸易，那么它们的核心基础是一样的，因此立足于要素禀赋差异的分工理论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都适用。最后，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大大增强了传统服务的可分割性，区域合作的日益深入促进了劳动力的有效流动等；这些都从“技术”层面促进了服务业分工的日益深入。

2. 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继承与扩展。“比较优势理论”同时适合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但其长期以来都是针对最终品，在中间品逐步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实现载体后，比较优势理论还适用么？Jones和Kierzkowski（1990）认为比较优势仍是全球生产分工的基础，而且适合服务业。曹明福和李树民（2005）认为比较优势是获取全球价值链分工利益的核心来源之一。卢锋（2004）也持有类似的^点并指出：不同生产工序的要素投入比例差异形成比较优势和贸易收益，促进分工行为的产生。本文同样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理念有助于深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解释，但其内在涵义发生明显变化。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全部生产过程都在国内完成的最终品，这意味着一国的产品比较优势充分包含了该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有生产阶段的比较优势，即“整体优势”。而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产品由各国联合生产，比较优势则取决于各国所从事的特定价值链环节，即“环节优势”（曹明福、李树民，2006）。故“比较优势理论”仍可用于解释全球价值链分工，只是“比较优势”的内涵从传统的“最终品整体优势”扩展为“价值链环节优势”。

二、 全球价值链理论：对产业内分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新贸易理论以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等作为基本假设，以规模经济作为核心因素解释了产业内贸易行为，那么这是否可用于解释全球价值链分工呢？这可以从内涵和外延两个层面展开分析：

（1）在内涵扩展方面，新贸易理论针对的是所有生产过程都在同一国家进行的最终品，产品的生产是以某关键环节的有效规模来设定整体生产规模，其他有效规模不同的环节则不能充分发挥效用，最后导致最终品只是实现了特定环节的“规模效应”，而没有实现最终品整体的“规模效应”。全球价值链分工要求各国专注于自身的禀赋优势所适合和“擅长”的环节，并以该环节对应的产业作为生产与发展的重点，充分调用国内各种资源，选择最优生产模式来进行生产，因此理论上而言，各国都实现了所从事环节的“环节规模效应”。那么跨国公司将这些不同环节的“环节规模效应”整合起来设定整体生产规模，则实现了最终品的“整体规模效应”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最优化生产。

（2）在外延扩展方面，新贸易理论主要探讨企业内部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既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又包括外部规模经济。全球价值链分工要求各国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在价值链上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不同环节具有比较优势，最终会出现这样的全球产业格局：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吸引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产生大量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发达的国家存在大量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些不同行业中使用类似生产要素的“类似”生产环节聚集在国内很容易形成产业集群，有利于产生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胡昭玲，2007a，b）。

因此，本文认为以“规模经济”为核心特征的新贸易理论，仍有助于加深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理解，只是“规模经济”的内涵与外延都应当进一步扩展。

三、 全球价值链理论：对产品内分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产品内分工理论即企业内生边界理论探讨了企业通过权衡各种成本来决定是否分拆产品到国外生产，以及选择何种方式组织生产。从理论模型的基本理念来看，它们仅描述了单一的生产阶段，忽略了全球价值链是由一系列前后相继、序贯相连的生产阶段所构成的（Grossman & Rossi-hansberg，2008；Antràs & Chor，2013）。现实中的大部分生产过程都是具有先后顺序的。比如，研发成功后，制造环节方能进行，然后才是产品运输和销售。即使是制造环节，也要上游阶段完成后才能进行下游阶段，比如原材料首先需要加工为基础构件，然后再与其他部件结合生产更复杂的投入品，如此延续直至装配成为最终品。

Antràs和Chor（2013）在《组织全球价值链》一文中，首次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结合产权理论与连续生产模型，将全球生产视为连续的序列过程，建立了厂商组织形式选择模型；即全球价值链分工如何影响最终品生产商与不同供应商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如何沿着价值链来配置控制权以引导供应商贡献其最大的努力程度。模型基本设定基于Acemoglu等（2007），假设最终品的生产需要大量前后相继的生产阶段构成。每个阶段由不同供应商承担，后者需要进行相应投资以生产与价值链上其他供应商相容的部件。最终品生产商与其供应商的合约是不完全的，取决于部件是互补相容的还是可以被第三方替代的。Antràs和Chor（2013）与Acemoglu等（2007）以及其他相关模型的最大区别是产品的生产是按照特定顺序进行的，只有前面环节生产出所需的零部件，后面才能继续生产，直至产品最终完成。因此，在每一阶段，企业的“自造或购买（make-or-buy）”决策取决于其在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

该文的核心结论是，沿着价值链的所有权最优配置取决于生产阶段是序贯互补的还是替代的。当最终品产商面临的需求弹性大于投入可替代性，阶段投入是序贯互补的，则存在唯一的“临界值”生产阶段，在其之前的相对上游阶段都外包，而在其（临界值）之后的相对下游的所有阶段一体化生产。直觉而言，当投入是序贯互补的，这将对下游供应商的投资决策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公司选择放弃对上游供应商的控制权以激励其投入努力水平。反之，需求弹性相对低于投入可替代性，阶段投入是序贯替代的，则得到相反的结论：对相对上游阶段的最优策略是一体化生产，相对下游阶段的最优策略是外包。在模型中考虑最终品生产商的生产率、供应商的生产率和成本差异等异质性特征后，结论仍然稳健。

四、 全球价值链理论：技术决定分工的连续分工模型

关于全球生产分工的现有模型，通常隐含这样的假设：企业能够按照生产环节在不同国家进行带来的成本节约程度进行排序，进而决定生产的区位选择。换言之，企业按照成本高低就可以将生产过程“自由”地分割为独立的生产阶段，实现生产的全球组织（Harms et al.，2012）。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基于企I边界理论，按照节约交易成本、治理成本等的思路构建模型（如Antràs & Chor，2013）；二是以劳动成本节约为核心构建的模型（如Grossman & Rossi-Hansberg，2008；记为GRH）。GRH模型认为生产过程是由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从事的“任务”构成，这些任务既可在国内进行，又可外包至国外进行。外包是否有利取决于国际工资差异和“冰山贸易成本”。GRH框架的核心假设是任务可以按照上述成本高低进行排序，因而存在唯一的阀值决定外包的程度：在给定工资水平上，超过阀值的任务在国外进行，其他任务在国内进行。相对工资水平或外包成本的变动将改变外包的粗放边际，比如外包成本下降将导致更多任务在国外进行。

GRH提供了一个打开生产“黑箱”的简洁框架，但与现实不符（Harms et al.，2012）：第一，在很多产业中，技术决定了任务次序或生产步骤。比如，芯片的制造首先需要从石英中提取出硅，然后进一步提炼出生产晶片原料，再以此为基础加工做成晶片，最后再深加工和切割成符合要求的芯片。又如纺织行业，首先需要生产棉花或羊毛，然后纺织成纱线，最后才能用于纺织。总之，所有生产步骤紧密相联，需要不同层次的专业技术支持，显然不能简单地依据外包成本来组织生产。第二，某些阶段的生产需要半成品或至少部分以实物形式存在：比如没有实体车身无法喷漆；纺织衣物需要纱线作为原料。第三，中间品跨境流动产生大量成本，如运输成本、运输延误或其他不确定因素导致的成本。

Harms等（2012）提出一个新框架来弥补上述研究思路的不足。不同于现有模型只包括单阶段或者各个阶段可以按照成本来任意线性分割，Harms等（2012）考虑现实中的技术限制会使得生产的分割不能按照主观意愿随意进行。即假设生产技术水平对应着不同生产步骤，生产过程严格按照技术决定的生产次序进行，每个阶段都有在国外或国内生产的可能性。生产阶段按既定顺序进行，每个生产阶段都要求投入中间品，而且中间品的跨境运输会产生运输成本；国际成本差异随着生产链而非线性变动。Harms等（2012）的核心结论是：外包成本（特别是运输成本）的小幅变动或影响生产流程的技术革新都会导致全球生产链中的大部分环节重新再配置。该发现对先前研究结果给予了合理的解释：比如Geishecker和G？irg（2008）曾发现要素成本和外包成本接近的行业的分割程度却存在显著差异。又如Kohler（2009）发现外包潜力较大的行业的真实外包量却并不高。根据Harms等（2012）的结论，出现上述现象可能是因为：尽管成本差异促进外包行为，但技术水平决定其是否具备现实可行性。

五、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性理论框架

全球价值链理论继承了早期国际分工理论的基本思想，但拓展了其内涵和外延。本着实践先于理论，理论解释实践的国际分工理论演变历程，本文结合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特征，尝试性地提出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一个完备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框架至少应具备的基本特征。

（1）需要同时兼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不同特征，考虑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上文所述及的现有分工模型中，都以一个“环节”的说法来概括每个阶段，没有区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明显差异。比如，服务是联接制造环节的桥梁，两者存在明显的互补关系；又如服务业生产的边际成本、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等通常都远低于制造业。

（2）需要构建一个融合技术水平、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影响效果差异的连续生产模型。技术水平决定生产流程的可分割性、生产次序和生产能力，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影响生产区域与生产对象的选择。三者联合起来共同决定生产的区位选择、参与方式、参与程度以及未来调整的方向。

（3）需要展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博弈、竞争与合作关系。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主导者，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作为国际接包企业是不同环节的参与者。跨国公司与接包企业之间会因利益述求差异而相互博弈，接包企业之间也会因需求同质而动态博弈。一个完备的理论框架需要充分考虑各环节之间的战略互动和动态博弈行为。

（4）需要有效刻画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展现升（降）级乃至锁定效应。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各国（企业）沿着全球价值链条移动。理论而言，在一个完整的全球价值链条中，当一个国家（企业）实现了升级，自然会至少有另一个国家（企业）降级；二是全球价值链条整体的移动。这往往由重大的外部冲击，尤其是技术革新所推动。一般而言，学界乃至政府最为关注的是前者即本国如何沿着全球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由此可见，全球价值链分工实际上是一个演化的动态的调整过程，当一个行业发展成熟以后，最终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发达国家专注于技术含量最高的极少数环节；发展中国家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众多环节，故它们之间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

（5）需要刻画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要素重复流动，不同分工环节对应着不同的要素结构，赋予各国不同的垄断势力。要理解全球价值链下的利益分配，需要剔除重复计算的部分（厘清真实的价值），分解各要素的贡献率（分析参与方式对收益的影响），更要考虑垄断优势（战略）对利益分配的影响。此外，全球价值链分工调整，比如全球价值链的收缩（制造业回流）或扩展（国际产业转移）也将对利益分配产生不同影响。

未来可尝试将本文的概念性框架模型化，比如在博弈论框架下，以厂商的技术能力约束为基础，融合劳动成本与交易成本，考虑服务与制造环节的差异，不同价值链地位厂商的战略性互动行为（比如高阶厂商对低阶厂商的抑制行为）等，来思考全球价值链的区位选择、生产行为以及与福利水平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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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0批面上项目（项目号：2016M60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