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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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的原因范文第1篇

关键词：债务危机；博弈论；对策

一、引言

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教育进入到大众教育阶段。在高校规模的急剧扩张中，资金短缺也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为了满足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许多高校采用向银行贷款的方法筹措资金，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大部分高校新校区建设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解决。然而高校的还贷款问题却成了一个重大议题，即所谓的高校债务危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2000亿元，几乎所有高校都有贷款。巨额的贷款负债为高校带来了较大的财务风险，这不仅给学校带来不利影响，也给政府的宏观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经济风险，这一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经济学界关于高校债务危机的理论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校债务危机的形成原因，二是如何解决高校债务危机。

学者们就原因提出了以下几种观点：第一，高校扩张对资金需求的持续增长和政府对高校的资金供给不足是形成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张万朋，2007）；第二，银行对高校的贷款授信额度过高以及高校的财务预算缺乏软约束也是形成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马宁，2007）；第三，三方失控学说，即高校在开支上缺乏远见和成本意识，政府在高校贷款的申请和评估上缺少完善的监督机制，而银行认为高校是政府的，无论怎样贷款都会有财政支持，因此没有预警监控机制。三方协调不力导致高校贷款本息越来越大，结果出现危机（罗昆，2007）。

就解决机制而言，学者们就他们分析的原因对号入座地提出了很多积极的措施。如控制高校的贷款额度，加大政府的投入和对高校的财务管理，加强银行的风险意识等，但这些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本文旨在用一个三方博弈模型来解释以下问题：第一，何时形成高校债务危机，何时不形成。第二，政府何时会投入资金给高校，何时不投入。第三，银行何时会贷款给高校，何时不贷款。即三方协调失控的根源是什么。并根据分析的结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二、序贯博弈下的高校债务问题

（一）模型基本假设

该模型的参与人包括高校、政府、银行三方。为简化起见，这里我们假设社会中只存在一个银行、一所高校和一个政府。

高校总是试图通过借款进行自身建设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高校的战略空间是（借款，不借）。

政府的唯一目标是管理高校债务，且政府只在乎自己的声誉R。政府的策略空间是（还贷、不还）；如果政府向银行还贷付息那么会获得名誉收益R（x）（假设满足R'（x）>0，R″（x）

银行的唯一目标是自身收益最大化，银行的战略是（贷款，不贷）；如果银行答应向高校贷款，那么高校就会把高校的收费，转账等业务交给银行办理，从而获得收益B（x）（假设满足B′（x）>0，B″（x）

（二）博弈模型的构建

在模型中，假设银行答应给高校贷款x，那么政府会在到期还款的过程中获得声誉R（x），到期银行不光会获得rx的利息收益，还会从高校收费等业务中获得B（x）的收益。且满足R（x）-rx-x>0（即政府还贷获得的声誉应该大于付出的成本，否则政府不会付出）；B（x）-x

下面我们以博弈树的形式来描述三方的博弈过程：参与博弈的三方按顺序行动，高校先选择策略，银行在高校选择是否意愿借贷后决定是否提供贷款，而政府是在观察到高校和银行的行动后决定是否还贷或是否直接给高校注入资金。各种策略下的收益如图1：

通过逆向归纳法，我们可以容易地找出博弈树中唯一的纯战略纳什均衡（借款，贷款，还贷），相应的收益为（x，B（x）+rx，R（x）-rx-x）。

（三）结论

只要政府是理性的且注重自己的声誉，则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过程下不会出现债务危机，政府行为在此博弈中起关键作用，政府最后能否有钱还债决定了危机的形成与否，因此政府应积极筹措资金来还贷以预防债务危机的形成。

三、同时博弈下的高校债务问题

本文进一步修正模型，使之更加接近现实。此时不再是银行、政府贯序行动，而是同时行动，即双方是在未知对方行动下的随机选择。这里我们只讨论政府与银行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不讨论纯战略纳什均衡的情形。假设政府选择还贷的概率为α，银行选择借贷的概率为β。博弈过程如下：

求解此模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求解过程如下：

对于政府：期望收益Eπ=αβ[R（x）-x-rx]+α（1-β）（-x）+（1-α）β[-R（x）]

当边际收益趋近于平均收益时，政府的决策行为也趋近于最优状态，即 ＝0时；银行的决策行为（借贷的概率）取决于政府的边际声誉和平均声誉之差。当边际声誉趋近于平均声誉时，银行的决策行为也趋近于最优状态，即 ＝0时。

从各自的偏导数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结论一

当B（x）'x-B（x）>0，即B（x）′>B（x）/x时。

且R（x）'x-R（x）>0，即R（x）'>R（x）/x时。

有 >0， >0，这时为使银行愿意贷款，政府愿意还贷的概率更大，即为了增大α，β的值，这时理性的高校应该增大借款额x。

（二）结论二

当B（x）′gx-B（x）

且R（x）'x-R（x）

有

但高校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更加倾向于多贷款，多借款导致银行不愿意贷款和政府不还钱的后果。这是不理性的行为，更不是利益最大化行为。

（三）结论三

当B（x）'x-B（x）>0，即B（x）′>B（x）/x时。

且R（x）'x-R（x）

有 >0，

（四）结论四

当B（x）'x-B（x）

且R（x）'x-R（x）>0，即R（x）'>R（x）/x时。

有 0这时高校增加借贷X会使得政府的还贷概率下降，同时使得银行愿意借贷的概率增加，高校债务危机由此产生。

四、高校债务危机的预防与解决

（一）政府应该积极筹建预防危机

由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政府是高等教育发展中最大的受益者，政府理应是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但是近年来高校越来越多的贷款依赖，形成了较大的投资风险，各级政府部门要对高校的贷款风险进行评估并制定贷款的总额度和贷款的期限，从而建立起高校贷款的有效监管机制和运行机制。

（二）高校应该积极的筹钱和加强财务管理，不能完全依靠政府

在政府采取各种途径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的同时，高校应该积极做好自筹资金工作，积极争取各种资助和捐款。与此同时要加强学校自身的财务管理，强化部门预算，制定有效的财务支出制度，提高资产的使用率，并根据预计的现金流入量合理安排还贷计划。

（三）建立对银行的约束机制，认清高校的类型

从模型中我们看到不同的高校类型对应着博弈三方不同的最优决策，如果不能正确认请高校的类型并相应的建立对银行的约束机制，则会产生高校债务危机。因此不论是政府还是银行高校都需要保持决策的理性，对高校自身有清楚的认识，并相应建立有效的筹款贷款计划。另外，由于重点院校是产生债务危机的主体学校，因此更应该加强对银行的贷款额度约束，避免债务危机的产生。

参考文献：

1、华清君.当前高等学校财务危机的理性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10).

2、戴传红.高校财务风险的成因及防范[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3、赵炳起.高等学校负债风险的微观成因及控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5).

4、王雪峰,王爽.高校建设贷款的风险及成因分析[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2006(2).

债务危机的原因范文第2篇

【关键词】拉美；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曾有学者预言发达国家是不会爆发债务危机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此次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债务危机来势之凶猛无法抵挡，使整个欧盟陷入困境，并且成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严重威胁。

一、80年代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

随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拉美国家的外债急剧增长，结束了近30年的经济迅速发展阶段，拉美地区的经济开始陷入困境。拉美国家的债务由1975年的685亿美元急剧增长到1982年的3000多亿美元，增长了三倍多，将近占到第三世界外债总额的一半。其中巴西负债900亿美元、墨西哥800亿美元、阿根廷380亿美元、委内瑞拉320亿美元，仅上述四国的债务就占到了拉美总债务的80%之多（见图1）。在此之后，拉美地区全面爆发了债务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拉美国家的负债数额急剧上升（见图

2），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不仅极大地阻碍了拉美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也给西方经济以沉重的打击。

二、欧洲债务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源于冰岛。2008年10月，美国金融海啸的严重冲击，致使冰岛三大银行均资不抵债，并陆续被政府接管，由此银行的债务升级为债务，冰岛濒临“破产”。随之过后，IMF主导了对冰岛的救援措施，才使得冰岛债务危机暂时告一段落。中东欧国家的负债水平一直以来都比较高，2009年初，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穆迪调低了乌克兰的评级，促发了中东欧国家的债务问题，但随着西欧强国对其在东欧资产救助的开展，中东欧债务问题没有引发新的系统性金融动荡。2009年底，希腊政府宣布其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达到12.7%，是欧盟允许的3%上限的3倍多，2009年12月，惠誉将希腊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同时把希腊公共财政状况前景展望调为“负面”，其后，标准普尔和穆迪也都相应地调低了希腊的信用评级。欧洲债务危机以此为契机，大肆爆发。同一期间，欧洲央行相继警告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紧接着，爱尔兰、意大利、德国、法国等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乃至整个欧盟都卷入了严重的债务问题中（见图3，图4），使欧盟陷入有史以来最艰难困境之中，同时也严重阻碍了正在逐渐复苏的世界经济。

三、80年代拉美国家债务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分析

1.外部经济环境恶劣。（1）西方发达国家转嫁经济危机。这两次债务危机的爆发都与全球经济危机密切相关，由于受到国际经济低迷的重创，西方世界发达国家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除了高关税以外，还设置了多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导致债务国出口大幅下降，外汇收入锐减。（2）高利率加重了债务负担。国外银行的高利率从两个方面导致了债务国的负债加重。首先，受国外银行高利率的诱惑，债务国国内拥有大量资金的企业或个人追逐高利率，纷纷把资金存入到国外银行以获得较高的利息收入。其次，由于外国贷款的利率较高，并且一而再再而三的上调贷款利率，利息支出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就使得原本还债能力有限的债务国更是雪上加霜，加重了债务负担。（3）全球经济低迷导致跨国融资履步维艰。全球经济的不景气，使得国外投资者越发慎重每项投资。由于债务国已使负债累累，外国投资者对债务国的经济前景不看好，纷纷撤资导致资金大规模流出。

2.债务国深刻的内在原因。（1）脆弱的经济结构易受外部因素的冲击。拉美地区多数国家是以出口少数几种农矿产品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市场的农矿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暴跌，导致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锐减，入不敷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对农产品出口带来严重冲击，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滑，旅游业更是陷入萧条时期。这样单一的经济结构导致债务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很高，极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2）各国政府出于不同目的大量举债导致债务负担过重。战后，拉美许多国家为了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纷纷制定了一些过于庞大的经济发展计划，实行高目标、高投资、高速度的“三高”方针，其资金需求远远超出了国家财力所能承受的范围。由于各自的不同目的，债务国都需要靠大量举借外债来弥补国内的巨额资金需求。（3）国家政府政策上的失误。拉美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了许多限制性措施，只有依靠举债来发展本国经济，并且外债规模严重失控。欧洲许多国家则是推行赤字财政的政策来刺激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稳定本国的政治当局。这些国家所借外债很大程度上没有或者没有适当地用于发展经济，而是直接用于弥补国有企业亏损或支付公共福利。当然，拉美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国际政治与经济背景有很大的差异，其国家经济实力，国内政策等也大有不同，所以其爆发债务危机的原因除了上述相似之处外，还有一些其自身特有因素的部分，这里不加以详细阐述。

四、走出欧债危机的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对两次债务危机的成因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其存在诸多的相似之处。欧洲国家可以借鉴拉美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找寻应对此次债务危机的对策，走出危机泥潭。

1.制定“欧洲‘布雷迪计划’”。为了解救当时深陷债务泥潭的拉美国家，1989年3月美国提出了“布雷迪计划”。它的核心是削减债务国的债务，主要包括：（1）在调节账务和税收等方面，债权国政府应制定出鼓励商业银行参与削减债务计划的具体措施。（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债权国政府应向债务国提供资金，以加快削减债务的过程。（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向那些尚未同商业银行达成协议（包括重新安排债务、削减债务和提供新贷款等方面的协议）的债务国提供信贷，以帮助其进行结构性调整。2011年10月26日，欧洲各国已经达成协议，对希腊的债务进行了50%的减免，接下来仍可以按照布雷迪计划的要求做下去，这必将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有效途径之一，至少在目前来看可以缓和债务危机的严重性。

2.欧盟国家荣辱与共应对债务危机。拉美债务危机时期，拉美国家曾联合起来应对债务危机，一起站出来解决债务问题。欧元区国家甚是整个欧盟都应该站在同一立场。欧元区国家在享受了统一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利益之后，也要共同面对其带来的弊端。欧元区外的国家也要为了整个欧盟的共同发展，荣辱与共一起度过危机难关。

3.采取财政调整措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就要从危机爆发国自身的原因着手。仿照拉美国家，欧洲国家也要采取一定程度的财政调整措施，进行适度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本质上降低危机爆发的风险。

4.严格控制外债规模合理规划外债用途。不论是拉美国家还是欧洲国家，外债规模都过于庞大。鉴于欧洲国家的实际情况，应该将外债大部分用于发展本国的支柱产业，尤其是可以出口创汇的产业上。在此基础上，统一外债的管理与控制，强化外债的风险管理。

拉美国家尚可能够顺利地度过债务危机，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与制度等方面都比拉美这些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只要欧洲国家荣辱与共，站出来一起面对债务危机，制定出合理的救助计划并予以实施，那么摆脱欧洲债务危机的困扰则指日可待。

参 考 文 献

[1]齐楚.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J].现代国际关系.1983（5）：42～45

[2]余文健.拉美债务危机：成因与对策[J].求实学刊.1992（2）：

62～67

[3]刘玉玲.欧洲债务危机的发展及其趋势分析[J].海南金融.

2011，（4）：39～42

债务危机的原因范文第3篇

20世纪后半期，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出现了多重危机共生的现象，即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往往在同一时期、同一国家并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将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孤立研究的金融危机理论无力解释这些现象，共生性金融危机理论应运而生。但从目前国际上关于危机共生的研究现状来看，多数文献仍仅局限于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的共生；①而对另一类型的共生危机，即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却很少涉及。

事实上，与共生性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相比，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讲，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并发的现象都更为普遍。Reinhart（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②84％的债务违约会引发货币危机，66％的货币危机会引发债务危机。同时，就国际社会来看，墨西哥（1994）、法国（1998）、阿根廷（2001）等国也都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可以说，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性，对于金融危机理论演进以及共生性金融危机外延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讲，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内生联系，它们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也会在某些力量的推动下形成彼此间的传导和扩散效应；而且，传统的金融危机预警文献在指标选取上，也经常把一国的外债水平作为货币危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但问题在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通过何种渠道相互联系？两种危机间的联系机制能否得到实践的检验？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联系效应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无论是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还是为危机预警筛选更为明确的指标变量等，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鉴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联系的可持续性问题对于构建完善的危机预警体系，以及为政府寻求高效的危机处理方式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侧重于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即通过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在长期内是否存在某种稳定的联系，以检验二者间联系的可持续性。

二、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共生性与联系效应综述

就现有文献看，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研究散见于早期的危机预警文献（IMF，2001）以及一些政策性文献（Chiodo和Owyang,2002;Mussa,2002;Corsetti和Mackowiak,2000）中。[2－5]Obstfeld（1994）被认为是最早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问题的学者，他最早将通货膨胀因素作为政府预算融资的一个变量引入模型，考察了福利最大化政府的决策行为。尽管该模型并未考虑债务违约因素，仅分析了政府如何在通货膨胀和税收这两种预算融资方式间的权衡问题，但它却为后来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引（Dreher等，2004）。此后，一些学者沿循Obstfeld的分析思路，系统地研究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和联系效应问题，并在对这两种危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方面也积累了一些文献。

在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方面，Herz和Tong（2003）、Dreher等（2004）分别从危机的共生因子、内部传导和两者的负相关关系等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具体的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Herz和Tong（2003）指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联系机制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二是这两类危机间也存在互补性和替代效应，③即自我实现的预期促成了危机间的内部传导进而使其呈现互补性，而政府的预算约束限制又使得两危机间具有相互弱化的替代关系。Herz和Tong（2003）还通过一个自我实现的共生危机模型，在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框架下，具体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原因、内部传导效应以及投资者预期对政府行为的影响。Dreher等（2004）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更详细地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三方面联系的具体决定因素和形成机制。他们指出，总需求的负面冲击、国际（实际）利率水平的上升以及太阳黑子因素等，都是形成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债务危机导致的贸易和产量损失、失业以及投资者和投机者行为会使债务危机向货币危机传导；而政府政策的权衡以及原罪现象，则会形成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染；同时，政府预算约束下融资方式的选择，则会使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呈负相关关系。④此外，Bauer等（2003）从政府政策选择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类危机间的共生联系机理。他们通过对政府的成本—收益分析，研究了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在贬值和违约间的选择问题，并据此得出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生成条件和两者共生的临界区间。[11]Calvo（1998）、Benigno和Missale（2001）、Aizenman（2002）等也在政府预算约束的框架下，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12－14]

图1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理论联系示意图

注：实线表示增强效应，虚线表示减弱效应。

同时，一些学者还具体分析了某些特殊因素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生成中的作用和传导路径。Bauer等（2003）、Herz和Tong（2003）分别通过模型，分析了投资者预期因素对政府行为、政府政策的影响以及共生性危机生成中预期的自我实现效应。[11]Reinhart（2002）、Sy（2003）考察了信用评级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中的作用。[15]Jahjah和Montiel（2003）则从汇率政策的角度，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条件。其结果表明，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汇率体制；而在实行硬钉住的国家中，贬值更倾向于引发债务违约。[16]

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围绕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对上述三方面联系机理的检验展开的。从现有资料看，由于样本选择、研究方法、变量定义等方面的差异性，目前关于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问题的实证研究并未形成主流或一致的结论。Goldstein等（1998）的研究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间确实存在某些联系。[17]Reinhart（2002）通过考察信用评级在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传导中的作用，发现发达国家中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并无直接联系；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相互引发的概率存在较大差别。但是，Reinhart的分析没有得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共生因子的结论。相反，Herz和Tong（2003）利用74个发展中国家1975－2001年的样本数据，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敏感性分析等方法，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多项共生因子，即储备与进口的比率、国内GDP增长率以及FDI与外债的比率等，都是形成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Dreher等（2004）通过80个国家1975－2000年的面板数据证明，短期内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内部传导效应，且中长期内政府预算融资形成的两种危机负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设也成立；但该项研究除了发现公共债务会同时引发这两种危机外，并未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还存在其他共生因子。另外，Sy（2003）通过对13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近期（1994－2002年）小样本数据研究，得出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基本无关的结论（检验结果表明，在这些国家中，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只有6％）。[15]

三、模型设计、变量选取与样本说明

（一）模型设计

1.货币危机指标的确定

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的实证定义主要有以下三种。

（1）Frankel和Rose（1996）将货币危机定义为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18]

（2）Eichengreen,Rose和Wyplosz（1994）最早提出了用投机压力指数来定义货币危机。他们将投机压力指数定义为汇率、外汇储备和利率变动的加权平均。[19]此后，Hagen和Ho（2003）采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xchangeMarketPressure,EMP）来定义货币危机。他们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定义为月度实际汇率变动、储备变动和名义利率变动的加权平均；当该指标超过均值2倍标准差时，就定义为货币危机。[20]

（3）Kaminsky和Reinhart（1999）以及Glick和Hutchison（1999）也采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来定义货币危机。所不同的是，他们的EMP没有考虑利率的因素，仅仅是汇率变动和外汇储备变动的加权平均。[21－22]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分析的需要，本文中货币危机采用的是Frankel和Rose（1996）的定义，并借鉴Bauer等（2005）关于货币危机的描述，选取货币的贬值率作为货币危机的变量，[23]即当一国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时，视该国发生了货币危机。

2.债务危机指标的确定

本文债务危机的定义借鉴Bauer等（2005）关于金融危机程式化事实的研究结论，⑤将债务危机界定为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超过40％，并选取外债总额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作为债务危机的变量。

3.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58个发展中国家（其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27个）1976－2005年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相关数据来自UnitedNationsStatistics。具体指标变量根据作者计算整理得到，样本国家见附表1。

（二）样本国家共生性危机识别和分布

根据以上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定义，本文对各个国家不同年份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识别，共识别出104次共生性危机。各年度共生性危机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图2样本国家1976－2005年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分布情况

从图2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共生性危机总体呈上升趋势，到199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虽然略有下降，但表现出较强的周期性，尤其是1996年以后这种周期性更为显著。同时，就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危机发生情况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发生的次数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且周期性较强，尤其是1996年以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效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

四、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长期内是否存在稳定的联系效应，本文将通过相关系数检验、面板数据ADF检验以及协整分析，分别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思路为：首先对各个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进行相关系数检验，从截面数据考察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相关度；然后通过面板数据ADF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当两个变量为同阶单整变量时，再通过协整检验辨别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果两者存在协整关系，则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检验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否则，认为两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为简化说明，本文分别用CC和DC来表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

（一）相关系数检验

通过计算58个样本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相关系数，以及绘制相关系数分布特征图（见图3），发现就各个国家来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性并不明显，所有样本国家相关系数的均值仅为－0.217803；并且从相关系数分布特征图上看，大多数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分布在零值附近，且多数国家这两者间呈现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

图3样本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相关系数分布图

（二）面板数据ADF检验

关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主要有Levin、Lin和Chu（2002）的LLC检验；Breitung（1999）的Breitung检验；Im、Pesaran和Shin（1997）的IPS检验；InChoi（2001）的Fisher－ADF和Fisher－PP检验等方法。为了避免检验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同时采用这五种方法分别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的比率进行平稳性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表2。

从表1来看，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检验；债务危机的变量除了Breitung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外，其他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都拒绝了DC存在单位根的假设。由此可以判断，CC和DC序列均为平稳序列，CC～I（0），DC～I（0）。

表2表明，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所有的检验，这说明CC序列为平稳序列，即CC～I（0）；而债务危机的变量仅通过了LLC检验和IPS检验，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其他检验也未通过。经过综合判断，本文认为不能拒绝DC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即DC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为了确定DC序列是否是单整的，本文再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并对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差分后ΔDC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根据这一结果，本文认为序列DC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DC为一阶单整序列，即DC～I（1）。综合以上分析得知，由于CC为平稳变量，而DC为一阶单整变量，即两者不是同阶单整，因此可以得出，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协整检验

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将分析重点转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以上单位根检验结果得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CC和DC均为单整变量，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以下将着重关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具体检验思路为：首先对变量进行回归；然后检验残差的平稳性。如果残差是平稳的，则认为两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时，考虑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长期联系可能因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时，本文选取变截距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模型形式设定为：

以货币危机作为因变量，采用GLS（cross－sectionweights）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与货币危机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残差序列｛e｝的表达式为：

其中，α[,i]*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回归的残差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仅通过了IPS检验和Fisher－PP检验；在LLC检验、Breitung检验和Fisher－PP检验中，均未能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认为残差序列｛e｝为非平稳序列，序列CC与DC不具有协整关系。这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也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从以上面板数据的回归方程斜率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表现出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这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具有一定的减弱效应。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58个发展中国家1976－2005年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检验、面板数据ADF检验和协整检验，定量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问题。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大致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债务危机的原因范文第4篇

关键词：债务危机 财政赤字 公共债务

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的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称，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美国财政部称，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若国会在8月2日之前不提高举债上限，美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美国债务危机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是否真的会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债务问题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

一、美国公共债务现状概览

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使美国经济尽快地从危机中恢复，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计划，导致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快速攀升。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09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42万亿美元，为gdp的9.9%；国债余额超过12万亿美元，为gdp的84%。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29万亿美元，占gdp的8.9%，国债余额超过13.4万亿美元，占gdp的92%。2011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1.65万亿美元，债务总额早在5月16日就已经达到14.29万亿美元上限。图1显示从2000年开始，美国国债的gdp占比不断攀升，至今已经突破二战以来的最高点，且仍有加速上涨之势。

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于美国政府主权债务违约的担忧也在升温。在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美国信用违约掉期合同的价格近期在不断攀升。图2是美国政府债的一年、五年、十年期cds的交易价格曲线。2011年5月以来，美国一年、五年和十年期的cds价格均呈快速上升趋势，特别是一年期cds，价格已经翻了一番。

二、美国债务问题前景分析

尽管美国已经触及债务“天花板”，美国国会至今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但目前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别加以考虑：

（一）经济原因

1、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货币政策体系

目前，学者们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家普遍认为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成员国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是爆发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体系，在应对危机中，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配合，发挥更好的效果。为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包括减免个人所得税、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扣除标准以及提高新能源、节能减排、交通等方面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同时增加公共支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设备完善以及新能源技术研发、失业补贴等。为配合上述财政政策，美联储实行了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其中包括降低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及贴现率等低利率政策和为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债务规模接近上限的情况下，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提高债券价格，降低收益率，另一方面利用通货膨胀减轻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可谓“一石二鸟”。

2、美国的债务结构风险并不突出

如果从债务绝对规模角度看来， 美国无疑是全球第一。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相对债务规模，即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重（称为净债务率），会发现美国的债务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日本的净债务比率远远超过美国， 但日本并未发生危机， 甚至日本公债一直被认为是稳健的。在债务危机爆发前，爱尔兰净债务率为20%；希腊为110%，然而这两个国家却都爆发了债务危机。可见净债务率并不能成为一国是否爆发债务危机的决定性因素， 政府对债务品种和期限的合理安排以及融资能力更为重要。

而在外资占总债务的比重方面， 美国也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糟糕。 目前， 美国未到期国债中，由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占比高达58.5%，海外私人投资者持有的占比为7.5%，海外官方持有的占比为36%，这一占比远低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

3、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积极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降低美元计价资产的比例。但到目前为止，美元依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其核心地位并未改变。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通过不平衡的贸易结构流到海外市场，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持有大量美元，需要有一个投资场所。且这类投资者并不追求投资回报率而是更看重投资的安全性。放眼全球，美国的国债市场是它们最好的选择，既有足够的容纳量、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这客观上创造了对美国国债的强劲需求，为弥补巨额美国债务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也是美国巨额债务可以维持的重要理由之一。

（二）政治原因

目前对债务问题的讨论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政治因素也占很大比重。美国2012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利用债务问题为各自增加砝码。这也使得美国国会迟迟无法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然而，美国国会两党谁也不想背上触发“债务危机”的黑锅，只是想透过彼此的施压与博弈赢得更多的政治得分而已，并且处于保证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考虑，相信两党会在提高美国政府的举债上限问题上达成一致。

虽然美国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国的债务问题却不容忽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就必须增收节支以削减财政赤字。从目前看，美国政府在财政增收和节支方面都难有很大作为。对于增加收入，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增税。目前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元气，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此时增税对经济恢复无疑是雪上加霜。至于节约开支，造成美国财政赤字的两大主因是庞大的社保开支和军费开支。社保开支涉及广大选民切身利益，被美国政治人物认为是不可触碰的“红线”。美国2012年大选即将临近，奥巴马政府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收缩社保开支。同时，未来20年内，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退休，政府用于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的资金将急剧膨胀。而美国军费开支则历来受到利益集团和政治寡头的保护，短期内大幅削减几无可能。

结 语

尽管全球经济正在逐步从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恢复，但美国债务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并导致经济重回衰退。我们应密切关注其动向，未雨绸缪，做好准备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刘东亮.美国会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吗? [j]中国外汇，2011，(2)：48-49

债务危机的原因范文第5篇

爱尔兰在过去10年中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2%，人均GDP排在欧盟第二，爱尔兰也因其经济快速增长被称“凯尔特之虎”。但是，在爱尔兰十几年经济繁荣的同时，房地产的泡沫也在不断累积，房价一路飙升，房地产业的发展对爱尔兰经济增长发挥着明显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房地产泡沫悄然破灭，这就使得此前一直对房地产大量放贷的银行业遭遇巨额亏损。为了维护金融稳定，爱尔兰政府只能投入巨额援助资金，这又导致其财政赤字猛增，并最终诱发了爱尔兰债务危机。可见，爱尔兰陷入债务危机背后的简单逻辑就是：房地产绑架了该国银行，而银行又绑架了爱尔兰政府，因此，爱尔兰危机又被称为爱尔兰式“房地产魔咒”。

虽然爱尔兰债务危机，直接导火索是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银行财务状况恶化，但其根本原因则缘于欧元机制的内在缺陷，即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立的财政政策之间难以协同。在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方面，各国政府所能动用的手段大多限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且往往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政府纷纷推出经济刺激计划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防止本国经济的衰退。但欧盟成员国政府能够采取的宏观调控手段则仅限于财政政策，这无疑增加了调控的难度，而且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各成员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之际，只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达到刺激经济的目标，在货币政策的协作方面则无所作为，这也是导致希腊、爱尔兰债务危机的最终原因。因此，只要不能消除欧元机制的痼疾，欧盟成员国的债务危机将可能接踵而至，欧元债务危机的再次爆发也是早晚的事情。届时，其影响将不仅仅限于某个成员国，而是整个欧洲经济，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经济。

此外，国际游资的炒作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和加剧了债务危机的危害，希腊危机的起因就是高盛的“融资”及对冲基金的炒作。理性来看，爱尔兰财务问题本不足为虑。一则爱尔兰政府手中仍握有200亿欧元现金储备，至少到2011年年中之前尚足以偿还所有现存债务本息；二则爱尔兰政府已公布大规模减债计划，2011年赤字将降至占GDP的10％以下；三则爱尔兰的GDP在欧元区25国所占比重不足2％，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保驾护航之下，爱尔兰国债还不至于有背约之虞。由此看来，爱尔兰危机的影响程度之所以超出了应有的范围，国际游资在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爱尔兰债务危机是否会演变为第二次金融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散去，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又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障碍。希腊债务危机尚未偃旗息鼓，爱尔兰债务危机又接踵而至。受此消息影响，全球资本市场一片跌声，其中不乏对爱尔兰自身经济和财务问题的担心，但更多的则是对欧元区和欧盟救援机制的担忧。在救助爱尔兰等国债务危机中，由于欧盟没有统一的财政，只有统一的央行，欧盟无法动用财政手段，只能使用金融手段，依赖欧洲央行投放更多的货币，加之债务危机对欧盟经济产生拖累，欧元贬值不可避免。

同时，爱尔兰债务危机加剧欧元区的银行业风险。据国际清算银行披露，欧元区除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四国以外的银行对这四国债务的风险敞口就达1.57万亿欧元，而这个风险敞口中债只占16％。如果债务违约，欧元区的银行将遭受重大冲击。现在欧元区银行需要依靠欧洲央行提供大量的流动性，这进一步加大了欧元贬值风险。

但是，就目前情况看，由于有欧盟以及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协助，希腊、爱尔兰等南欧国家的经济规模不大，其财政危机演变成第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小。尽管这样，希腊、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后，南欧国家债务评级被下调，利差急剧扩大，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仍然给欧洲经济前景蒙上了巨大阴影。

破解爱尔兰式“房地产魔咒”，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特别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业发展、为了维持经济增长而放任房地产泡沫的滋生与蔓延，成为导致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然而，中国当前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已经成为推动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中国在借助房地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增加房地产投资信贷规模和放宽个人按揭贷款门槛等措施，也放任了房地产泡沫的滋生与蔓延，导致自2009年以来的房价快速上涨。

正是鉴于目前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潜在风险，中国近期采取了严厉的房地产调控，试图避免因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引发银行的信贷危机，进而危及整个国家的金融经济安全，阻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我们应如何借鉴爱尔兰债务危机的教训，破解爱尔兰式的“房地产魔咒” ，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呢？

首先，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调控不可松懈。纵览主要国家经济大萧条的诱因，其中大部分与房地产泡沫紧密相连。从20世纪日本经济的萧条到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从迪拜危机到爱尔兰危机，无一不是源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因此，中国政府应给予房地产业正确的定位，在房价的调控上要自始至终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避免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发展，以保障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