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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供应链;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交易成本经济学;权变模型
中图分类号:F22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5-0892(2008)02-0013-04
一、绪论
企业间供应链合作问题的研究属于供应链管理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企业之间关系的稳定性有助于改进供应链运行的性能,如质量、交货时间、价格和成本等。同时,如果没有双方真实的价值增值,一种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现象被Iyer和Bergen称为巴列图改进。目前在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问题研究中,多采用博弈论方法或数学规划与最优化方法,而针对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的理论进行系统分析的较少。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就已认识到以价格机制为主导的社会交换并不是解决生产中所有问题的最好方式,并强调了企业产生和存在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企业的合作功能。威廉姆森(1979)也指出,交易的决定机制有两种:一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二是通过层级制度进行。具有供应链关系的企业间合作,则既有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交换,又有通过层级制度实施控制的特点,可看作是一种混合制度。
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认为,不同的治理结构具有不同的经济效率。威廉姆森(1991)着重分析了市场结构,权力层级结构和混合结构的经济效率问题。Heide,Jan B(1994)分析了“市场结构”、“单边合同结构(层级制度)”和“双边合同结构”的效率。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针对不同的交易特点,应该进行不同治理结构的选择。虽然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的相关文献中间接地对供应链合作的价值创造进行r分析,但仍然缺少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分析。本文在阐述交易成本内涵的基础上,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关于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的内容进行系统分析,并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出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的权变模型。
二、交易成本内涵界定
对交易成本内涵的理解的主要分歧是,交易成本中是否包含组织成本。有的学者认为,交易成本中不含有组织成本;有的学者则认为,交易成本中应包含组织成本。
交易成本范围的差异性根源在于对交易成本概念理解的不同。如果像科斯那样将交易成本定义为“利用价格机制(获取产品)的成本”,则交易成本中显然不应该包括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如果像Arrow那样,认为“交易成本”是指“使经济系统得以运行的成本”,则交易成本中就应该包含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虽然威廉姆森没有直接给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但他将市场和企业作为治理结构的两种极端形式。并进行交易成本的比较分析。这种方法已经足以显示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定义更倾向于Arrow的观点,即认为交易成本是使经济系统得以运行的成本。
科斯提出“交易成本”这一思想时,并没有指出对其的研究方法。威廉姆森提出了对交易成本进行分析的边际方法,以及在不同治理结构下对交易成本进行分析的比较思想。即为了满足对“交易成本范式”研究的需要,使其具有“可检验的意蕴”
(testableimplication)。威廉姆森发展了科斯的思想,将企业组织成本也看作是交易成本,这样便具有了将企业与市场进行交易成本比较的前提。所以,为了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我们也认为,交易成本应该包含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
三、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对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的分析
(一)供应链合作价值来源于治理结构的效率安排
1 治理结构特征
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将“治理(governance)”看作是为了实现交换的经济性而设计的特殊的机制:“治理指的是一种多维现象,包括多个主体间相互关系的产生、终止和进行”。Williamson and Ouchi(1979)也认为,“治理”指的是组织间交换的方式,是在市场和层级制度之间作出的一种选择。Palay(1984)对“治理”的定义是:“在合同起草、商议、监督、修改和终止的过程中关于制度框架的简短表达”;若对“合同”进行广义理解,该定义中的“合同”也可以看作是组织之间的一种“交换”。
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治理结构”的本质是交换的组织方式,而“交换”应该具有经济性,即应该是有效率(efficiency)的――投入产出比例高,而不仅仅是有效的(effective)――能够达到预期结果即可,不考虑投入因素。因此,如何使治理结构所体现出的组织之间的交换行为更富有效率,这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2 治理结构的安排与经济效率
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对应于不同交易和投资特点,应该建立不同的治理结构(如表1),这样才具有经济效率。供应链合作类似于双边治理结构。由表1可知,双边治理结构是在混合性投资和经常易条件下具有经济效率的治理结构。这说明了威廉姆森的观点,在具有混合性投资和经常易条件下,供应链合作是一种具有经济效率的治理结构选择。
经济效率的衡量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中关注的另一重要问题。按照图1的研究思想,经济效率可用“治理成本”体现。图1反映的是在一定的资产专用性情况下,不同治理结构下的治理成本差异。其原理是:不同的治理结构随资产专用性程度增大,其边际治理成本的增长速度也不同。
威廉姆森(1991)给出了不同治理结构下的激励强度、行政控制、适应性及合同法的适用差异等,这些都是决定“治理成本”大小的变量。此外,按照Heide,Jan B(1994)的研究结果,治理成本还与关系形成、关系保持、关系终止的过程相关。
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从不同治理结构下的治理成本(交易成本)差异来分析治理结构的经济效益及其选择。治理成本主要取决于以下六个方面:
(1)交易关系的形成成本(或称合同签订成本)。双边的治理模式可能被认为是具有治理成本上的优越性,但是,这种模式建立之初需要投入较大努力,即认为双边合同的交易关系的形成成本较高。㈣
(2)适应性(或称协调成本)。在垂直一体化情况下,协调问题可以通过内部行政性命令解决,而对于市场中的交易双方,在其利益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协调问题将难以解决,即会产生很大的协调成本。
(3)资源浪费情况。分析治理结构是否有效的标准,可通过考察其是否具有经济性。“经济性可用其是否具有有效的适应性和避免浪费来衡量”;“与双边
或多边的自由交易方式相比,权力关系(即命令形式)在适应性方面更具有优势”;而层级的治理结构下由于官僚体制的存在会产生浪费。
(4)控制性。控制性是治理结构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影响治理成本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由于控制机制和手段直接决定着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及纠纷解决的成本。
(5)激励性。在市场结构下,由于产权交易主体责任清晰,因而具有很大的激励性;而在层级制度下。由于组织间的责任有时存在交叉,激励性弱,这也是层级制度下易于形成官僚成本的原因。
(6)监督成本。在不同的治理结构下,其监督过程也不同,因而监督成本必然存在差异。市场结构下的监督机制主要是依靠法律体系,但由于信息和专业知识的不对称,法律的监督机制成本是最高的;混合结构下的监督机制是依靠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第三方,如仲裁机构或管制机构等,其监督成本要低于市场结构下的监督成本;在层级结构下,由于信息和知识掌握的便捷,其监督成本最低。
由上分析可知,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供应链合作的治理结构类似于混合治理结构。因此,在适应性(协调性)、控制性和监督三个方面,它比市场结构更具有效率;在避免资源浪费和激励性两个方面,它又比层级结构更具有效率。
(二)供应链合作有利于控制机会主义倾向
机会主义的存在是交易成本产生的核心原因。机会主义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专用性投资的经济行为中显得更为重要。“诚信缺失的本质是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它将增加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机会主义的形成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二是人的有限理性。因此,减少机会主义带来的交易成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对不确定性进行控制;二是通过信息互享,克服有限理性。“对一些交易而言,组织结构的转换可以通过节约有限理性,减少签约成本,并通过减少机会主义,减少合同执行成本”。对于经常发生的、资产专用性特别强的合同,这种结构的转换是指由市场交易改为企业内部生产;而对于经常发生的、资产专用性比较强的合同,则是由市场交易改为混合结构治理模式,其中包括供应链合作方式。
在对不确定性进行控制方面,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与资源决定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当企业自身资源难以满足其发展时,需要借助其他企业的资源。但是,在利用其他企业资源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在核心资源获取上对其他企业产生的依赖性;㈣第二,由于资源流入的不可控制性,使企业决策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供应链合作可看作是对不确定性与依赖性进行管理的反映。
此外,专用性投资更容易形成机会主义倾向。因为,专用性投资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产生的风险更大,交易成本更高。因此,如何对专用性投资的风险进行控制,是减少机会主义的关键。只有在买卖双方保持稳定的交易关系的情况下,这种专用性投资的成本才会最低。因为,双方形成的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可以减少当合同条款不明确时对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预期,从而降低合同签订时“字斟句酌”或聘请律师审查等所带来的成本;也可以在外界环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使交易得以维持,并增加对交易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可见,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供应链合作之所以有利于控制机会主义倾向,其核心原理是通过彼此之间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来实现下列目标:第一,形成有效激励,克服“引诱违反”、“投资价值不确定性”、“合同不完备性”等有限理性的存在而产生的不利后果;第二,通过一定程度七的信息共享,减少签约成本和合同执行成本;第三,减少资产专用性带来的交易不确定性的风险成本;第四,可以增大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四、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的权变理论
(一)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
供应链合作是混合治理结构的一种形式,按照Williamson and Ouchi(1981)对治理结构的定义,“交换”是治理结构研究中的核心内容;交换物品的特点、交换双方权利义务内容及违反义务规定的处罚成本,都直接决定着交易成本的大小。威廉姆森(1979,1991)将这种交换的特点总结为三个关键性指标: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交换过程中的监督和惩罚成本与控制性和处罚机制相关。此外,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双方关系的依赖程度也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一个要素。例如,威廉姆森(1991)指出,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大,市场组织的边际成本将增大得更快。这时,具有双边依赖关系的组织结构将取代市场模式,即双边依赖关系影响着经济交换的效率。Heide.Jan B(1994)也认为,非市场机制的治理结构是对不确定性与依赖性进行管理的反映。由此可以认为,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包括:(1)资产专用性;(2)交易频率;(3)不确定性;(4)控制性;(5)处罚机制;(6)依赖性。
许淑君等(2001)指出,影响供应链企业间交易成本的因素包括四个方面,其中提到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均与资产专用性相关;“可供选择的厂商数目”又主要用于分析企业间的依赖性问题。所以,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可以认为,影响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的交易成本因素包括: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不确定性,控制性,处罚机制和依赖性六种。
(二)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的权变模型
按照上面的分析,影响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的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交易特征,二是关系特征。
1 交易特征对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的影响
(1)资产专用性水平对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的影响
供应链合作价值在资产专用性水平处于一定范围之内时(图1表明的是处于K1与K2之间),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而在资产专用性水平过大或过低时,则不存在供应链合作价值。
(2)交易频率对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的影响
在偶然易的情况下,供应链合作不具有效率。只有在经常易情况下,供应链合作才有可能创造价值(如表1所示)。
(3)不确定性对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的影响
不确定性对供应链合作价值的影响机理与资产专用性的影响机理相似,即当不确定性为零或很小的情况下,交易通过市场完成将更有效率。因为,在市场治理结构下,关系形成的成本最低;而当不确定性相当高时,对这种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就变得十分重要。此时,层级治理结构模式下的控制成本和协调成本低的优点就显得十分突出,因而采用层级治理结构将变得更有效率。所以,只有在不确定性水平处于某一中间阶段时,供应链合作才是有效率的。
2 关系特征对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的影响
(1)控制性或依赖性对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的影响
供应链合作中的控制性对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有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控制性强意味着依赖性和风险均很大,如图1所示。随着控制性的增大,供应链合作的边际成本在上升;另一方面,控制性增强意味着解决纠纷时运用权力机制的可能性增大。这将有利于降低纠纷解决成本。但是,社会关系理论认为,
“交换双方依赖的平衡性非常重要;而权力的形成对双方交换关系的发展是不必要的,因此在双方关系的发展中应该削减权力的运用”。可见,控制性处于平衡状态,将有利于供应链合作价值的创造。
(2)关系发展阶段对供应链合作价值创造的影响
按照关系合同理论,随着供应链合作双方关系的深化,由于时间推移而增长的正面的交换联系也会形成支配双方相互联系的交换标准,从而有利于交易成本的节约。此外,按照合作与竞争理论,合作方对目标的认识、对其相互交往的行为及结果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当人们认为他们的目标具有一致性时,其中的一方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另一方也将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努力。可见,随着供应链合作关系的深化,有利于通过减少协调成本,创造供应链合作价值。
选择成本的演进的角度,可以发现成本在中扮演的角色。1880年代以前,由于制造业试图通过规模获取利润,所采用的加工成本信息通常是与单一活动企业的有关效率和总体利润的管理决策有关的。1880年代以后,垂直式综合型企业和金属制造企业的管理者需要更多的有关内部各步骤效率的信息,以便通过会计确定管理的差异。由于金属制造企业具有多产品生产的特征,因而总是期望通过范围经济来获取利润,管理者们开始寻求怎样获得恰当的产品成本信息的方法。直到1910年代,那些专门用来将成本恰当地分配于不同产品品种的制造成本系统逐渐消失了。H.托马斯。约翰逊和罗伯特。S.卡普兰认为,“消失的原因可能是它们较高的成本收益比率。在一个复杂企业中,当时的信息处理技术将耗费的资源恰当地分配于每一产品中的代价是相当高的。经营盈利产品,抛弃亏损产品的生产,其得到的利润可能难以补偿做出这种选择所需信息的成本。”(H.Thomas Johnson,Robert S.Kaplan,1987)尽管如此,会计师并没有完全放弃所有的产品成本方法。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本会计作为一门学科成长起来了。为财务报告目的的公证会计师制度逐渐取消了用账外金额计量制成品存货的实务,财务报告的数据都是通过归集全部成本和财务账户的复式记账来取得。1950年代后,会计师开始设计与专门决策相关的成本会计方法,这促进了成本信息由外部披露转向内部管理,成本会计作为管理会计的雏形则过渡到了管理会计体系中。
成本会计的演进为我们理解成本在企业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从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关于企业性质的论述中可以获得这一基本框架的经济学逻辑:
1.如果企业要实现专业化生产,那么必然要面对生产环节,而成本核算在这一过程中是一个关键因素。
企业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企业是由专业化的组织所组成以便管理生产过程(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由于不能指望工人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准确无误而又程序正确地完成每一项作业任务,需要通过企业的形式来实现大批量而又很经济地提品,这就是一种专业化效率。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专业化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更好地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从会计学的角度看,专业化效率的作用必须在企业专业化利润的基础上才能发挥,由于专业化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企业利润在持续经营条件下是通过多阶段成本控制和定价行为来实现的,但由于同类企业之间可能存在价格竞争,因此成本的战略控制就比定价行为显得更加重要。随着生产的推进,各类成本逐渐发生并不断积累,通过成本核算和差异的反馈来实现专业化生产控制,在本质上是对专业化效率的评价。
2.如果企业要实现其基本目标,那么必然要面对生产过程,而成本是这一过程中管理决策的一个基本准则。
企业存在的又一个理由是在于管理生产过程(Paul A.Samulson,William D Nordhaus,2001)。经济学通常认为,企业的目标是获取利润。利润的获取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的经济时期、不同的市场状况、变化后的技术条件等等都可能对企业利润目标产生深刻的。因此,企业经理作为对企业成功或失败承担责任的人,需要适时地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对产量、价格、新产品、新工艺、广告等做出决策。成本分析在这类决策中常常是一个基本准则,没有成本分析的管理决策是难以想象的。
3.如果企业要改善资本结构,必然面对资金筹集,而成本披露则为这一行为提供了一种必要的资本市场通道。
企业存在还因为其具有为大规模生产筹集资金的功能(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对企业而言,许多业务如开发新型商用飞机、研发微处理器等等,其所需要的资金已经远远超过19世纪风险爱好者个人提供资金的能力范畴了,就象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所描述的那样:“如果公司不能每年为新项目筹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那么,私有企业高效率的生产活动是不堪设想的。”(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在今天,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主要渠道应首推资本市场。要有效开拓资本市场对企业的资金来源,企业必须向外部提供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早期制造业计算成本通常是基于评价因消耗资源所能得到的收益机会,以及控制产生较高报酬的内部程序和作业两个目的,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成本会计学的产生。H.托马斯。约翰逊和罗伯特。s.卡普兰认为,“成本会计并不是为了成本管理的目的描述每一产品消耗资源的情况,而是为财务报告目的对存货进行计量。”(H.Thomas Johnson,Robert S.Kaplan,1987)这意味着,为了通过财务报告向外特别是向资本市场披露会计信息,成本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当然,除了资本市场动机以外,会计准则、税法等管制性条款也为企业财务报告提供了必要的规范。事实上,许多成本方法特别是存货计价法,提供了资产负债表上存货价值和收益表上制造费用的关键数据。回到企业的功能来看,成本披露显然为企业筹资行为提供了一种资本市场通道。
二、会计学成本的属性
通常,会计学家将成本理解为: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目的而做出的牺牲,可通过为之所失去的或放弃的资源来计量。但成本倒底意味着什么,还取决于它所处的背景。正如罗纳德。W.希尔顿所指出的:“为了某一目的而以特定方法分类和记录的成本数据,可能并不适合于另一种用途……其关键点在于不同的成本概念和分类适用于不同的目的”(Ronald W.Hilton,2002)。
在会计学中,通常将成本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别。为了理解这些种类繁多的成本类别,更为了在会计实务中利用不同的成本类别进行管理控制、预测与决策、信息披露,我们必须追溯一个基本:为什么要对成本进行分类?关于这一问题有很多解释,但查尔斯。T.霍恩格伦的简短描述是值得借鉴的。他认为,成本目标是将成本分成不同类别的真正原因。为了指导做出决策,经理需要不同用途的各种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某些事物或活动的成本,“我们把(这一事务或)这项活动称为成本目标,并把它解释为需要对成本进行单独测定的任何活动”(Charles T.Horngren,1982)正是因为管理中成本目标存在多样性,决定了需要通过不同的成本属性去刻划不同目标的成本数据,以符合相应目标的性质。
一种重要的成本分类就是根据成本变化同组织的作业变化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背后的导致成本发生的作业称为成本动因。这种分类通常将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当成本动因变化时,固定成本总额保持不变,而变动成本则会随成本动因的变化成正比例变化。这种成本属性是建立在几个重要假设基础上的:
假设1:成本的变动或固定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成本而言的。这意味着成本的变动性是某一具体的成本目标的变动性,而不是若干成本目的综合描述。
假设2:成本的讨论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这意味着超过一个特定时间段,由于契约或者其它因素,从最初的时间基点来看,原来被视为固定成本的可能会演变为变动成本。
假设3:总成本是线性的。这意味着从成本—动因坐标图看,与成本动因相关的变动成本或固定成本是条不间断的直线。
假设4:只有一个成本动因。这意味着其它一些可能的成本动因对总成本的是持续的,或者说是不重要的。
假设5:成本动因在一个相关范围内变动。相关范围指使成本与成本动因的特定关系有效的成本动因的变动范围。
这种分类无论在学上还是在学上都十分普遍,其意义可能在于:在决策层面上为成本的估算提供一种相对准确的模式。
另一类十分重要的成本属性是,通过成本追溯与成本分配来区别成本是与特定的成本对象直接相关还是间接相关,通过把成本分配到发生成本的部门或工作中心,使成本管理变得更加容易。在这一属性下,通常把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能够直接追溯到某一特定部门的成本称为直接成本,而不能直接追溯到某一特定部门的成本称为间接成本。但是,在实务中严格区分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有时是困难的,减少这种不确定性需要考虑几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因素1:成本的重要性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成本数据的处理本身是有代价的。因此,某一成本数量越大,把成本追溯到某个特定成本对象就越具有经济可行性。
因素2:信息采集技术的可行性。信息采集技术特别是一些高的可能会改变成本在实务中的归属,就象条形码的应用一样,使以前只能当作间接成本的项目可以按直接成本来核算。
因素3:生产作业的设计。生产作业设计很有可能将某些设施专门用于特定产品,其所发生的成本归为直接成本。
因素4:合约安排。实际上,某些合约限制了给定部件的使用范围,这对该部件成本确定为直接成本提供了依据。
这种分类主要出现在会计学上,其主要意义可能在于:为企业管理行为特别是责任会计提供一个数量化依据。当然,如果将企业的委托关系延伸到工人一级,基于这种分类的成本,实际上也为企业契约履行提供了重要的评判基础。
三、经济学对会计学成本的突破
会计学成本主要从财务报告的目的来成本,其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可计量的角度,通过一种资源交换或转换时发生的资金历史支出对成本进行确认与计量,以此为基础形成财务报告中的相关信息,会计师也很少或几乎不会将那些计量困难的未来成本纳入报告范畴。即使是出于非财务报告的决策或管理需求,真正引起会计师们关注的不确定性成本也并不多。
经济学家对成本的注意力常常不同于会计学家或会计师,他们主要从决策目的来研究成本,其目标就是确定与各种不同行动方案相联系的资源的现在和未来成本。“对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成本是随产量变化的那一部份。但是在会计的账簿中却将期间性的固定成本分配于产品,使得企业难以决定哪种产品盈利大而继续生产。”(H.Thomas Johnson,Robert S.Kaplan,1987)当会计师们的产品成本数据没有管理意义时,经济学家便不会为这些数据所感动。
经济学家的成本定义要比会计学家广泛得多,“企业账户仅包含有实际货币注入的交易。相反,经济学家则常常试图‘揭开货币的面纱’,隐藏在货币交易后面的实际结果和衡量一项活动的真实资源耗费。”(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因此,经济学成本,除包括了会计学成本外,还包括一些在会计学上没有反映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成本。特别是下列成本属性集中体现了经济学对会计学成本的突破:
1.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被定义为选择一种行为而放弃另一种行为所需牺牲的利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与某种行为相联系的1美元的机会成本,应当被当做1美元付现成本来对待。(Ronald W.Hilton,2002)机会成本无论是在商业决策,还是在个人决策上都是广泛存在的,但行为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许多人都容易忽视或者低估机会成本的重要性。
2.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是过去发生的成本。经济学的结论是:沉没成本并不影响将来的成本,也不为现在或将来的行为所改变,因而与成本决策无关。尽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让沉没成本影响未来决策是不正确的,但人们却经常这样做。但是在产业经济学中,企业对预期沉没成本的分析,对企业是否进入或退出某一产业领域,具有直接的决策作用。
3.边际成本
边际成本是每多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所另外增加的成本。边际成本是差异成本(差异成本是成本在两种可选择行为下的差异,也称为增量成本)的一个特例。这一成本概念的引进,直接导致了企业决策中的最小成本法则和替代法则。
成本的创新与经济学的是辩证的,成本理论的创新丰富了经济学的,经济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成本理论的创新。成本理论不仅在会计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历史地看,在经济学中,成本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生产理论的延伸和企业理论的基础。”(林万祥,2001)因此,成本理论创新不仅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而且可能提供一些新的分析视角。同样,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成本理论的创新。这包括约翰。D.布莱克(John D.Black)对生产成本理论的最初贡献;肯尼思。J.阿罗(Kenneth J.Arrow)对信息成本理论的贡献;乔治。约瑟夫。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对信息成本、生产成本、产业组织成本、管制成本的发展与贡献;弗兰科。莫迪利阿尼(Franco Modigliani)和默顿。米勒(Merton H.Miller)对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理论的贡献;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对犯罪与惩罚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理论的贡献;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对交易成本理论的贡献;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对制度变迁成本理论的贡献;以及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等人对企业成本理论的贡献。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的修辞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6-0021-05
一、语言经济学到底研究什么
应该说,经济理论是人们对人类相互作用的常规性进行解释的一种尝试,而人类相互作用中的最基本的、非物理性的常规性就是自然语言。经济理论仔细分析了社会体制的设计,语言从部分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交流的机制。语言是制定决策和形成判断过程中的核心工具,可见,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十分重要。那么,什么是语言经济学?它的范式和本体论基础是什么?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定性并不是一句话就能解释得清楚的。
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由来,语言经济学者都普遍认为源于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他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等特性,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做出深入分析。而后许多经济学者借用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把语言引入到经济活动中来,探讨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所具有的经济势能。最后由格林(Grin,Francois,1996)给出了语言经济学的这一定义,他认为语言经济学就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变量,引入经济活动中来,探讨语言与经济的关系,并在探究过程中采取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从此语言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国内的研究也是继承和发展了格林的相关理论,始于21世纪初,但是缺乏深入研究。格林虽然定义了语言经济学科,但是后来许多学者对Language of Economics 还是Economics of Language难以作出统一和规范,以至于张卫国借用了法经济学的命名惯例,称之为Language and Economics①。经济学界很少关注语言,或者仅局限于只言片语的思考,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主要原因还是没有搞清楚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没有弄清楚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更没有把一些语言现象上升到理论高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我国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2YJA2H200)、2011年度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项目“语言经济相关问题研究”(项目编号:YB125-27)和2009年度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语言技能与劳动收入关系研究”(项目编号:ZR2009HM006)的研究成果。
度。语言经济学的内涵发展、外延扩展及其分析边界的模糊性限制了语言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应该对于语言经济学的外延和内涵做出明确的界定,才能使语言经济学得到普及和接受。
一、资源的稀缺性是低碳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分析的前提,而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产生也正因为资源的稀缺性。此处资源的稀缺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源的稀缺性。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过去100 多年里,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化,消耗了地球上大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资源。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化石能源,全球总能耗的74%来自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能源。化石能源的应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其不可再生性,化石能源资源正在日益被耗尽。世界上一些地方的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已被采光或即将采光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于能源的需求却丝毫没有减少,需求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造成了化石能源的稀缺性。二是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化石能源的无节制使用,在日益耗尽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使用化石燃料这种高碳能源是产生这种生态环境灾难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地球生态系统自净二氧化碳的能力每年只有30 亿吨,全世界每年约剩下200 多亿吨残留在大气层中,使地球生态系统不堪重负。长此下去,气候将更为反复无常,生态环境灾害范围更大、更频繁和更严重,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然而,随着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人们对于美好环境的需求却是不断增加的,这就造成了环境资源的稀缺性。
资源稀缺的约束使得企业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持续大量耗费的不可再生资源已经不能支撑原有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当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稀缺的时候,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企业就难以生存,整个社会就难以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控制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缓解全球气候变暖,是现代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以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2008 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不管是从能源稀缺还是环境资源稀缺的角度看都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施低碳经济。因此,能源资源和环境资源的稀缺就成为低碳经济产生的根源。
二、外部性是低碳经济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外部性往往是在缺乏相关交易的情况下,当社会成员从事经济活动时,其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的福利,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或承担相应义务的经济行为。低碳经济中存在着外部性,当一个国家积极植树造林,增加碳汇时,就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另外负的外部性可以明显地表现为消费者或生产厂商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效应气体时,所产生的温室效应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外部性经济损失构成了社会总成本的一部分。
低碳经济中的外部性同样存在一些特征。首先,在低碳经济外部性产生前,是无法产生任何交易行为的。例如,企业排放温室气体前不会与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受害者进行讨价还价,以确定这种经济行为的产权形式和交易方式,对于外部性的范围和补偿支付,双方当事人也没在事前进行任何的谈判。其次,低碳经济中外部性存在产权缺失,使事后的补偿和谈判存在困难。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每个人对自己的权利和责任的界定是模糊的。环境资源具有不可分割性,即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排他性消费、生产环境资源以及附属污染物。因此,当企业将未经严格处理的废气排入大气中时,企业污染的空气很难定义其产权,而这种产权的缺失却使排污者过度使用这些物品,不考虑其他人的公共权利。再次,存在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或者是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产生负外部性的产业的产量,比社会最优状态下要高;而产生正外部性产业的产量,比社会最优状态下要低。当存在正的外部性时,边际社会收益高于边际个人收益,社会的最优产量高于企业最优产量,当植树造林造成的碳汇,其所产生的边际社会收益会高于边际个人收益;然而当存在负的外部性时,存在边际社会成本高于边际私人成本,社会的最优产量低于产业的最优产量。低碳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是负的,当汽车排出的废气污染了空气,这种危害形成的成本加上企业的成本就构成社会总成本,环境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高于碳排放企业的边际个人成本。
由于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可以认为公共物品是外部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公共物品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力量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非竞争性使配置资源的价格机制失去作用。例如,由于公共资源和环境的非排他性,任何人都可能会过度地使用公共的资源和清洁的环境,这就产生了“公地悲剧”。公共品也会使消费者产生“搭便车”动机,即理性的个人降低或隐瞒自己对集体消费品的偏好的动机,依靠分散决策的价格机制无法使集体消费的公共品的数量保持在最优水平,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出现了“失灵”。因此,由于低碳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特征,这就很容易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化石能源的排放引起了气候变化如此明显的“公共悲剧”,而且由于“搭便车”的动机存在,使减排的国际谈判往往陷入僵局,难以形成一致意见。要解决低碳经济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目前要做的主要是政府的干预和产权交易。
在会计学中,对收益有不同的解释。但多数人都认为,收益代表产出大于投入的差额,即如果投入一笔资本,则超过资本额的报酬就是收益。会计收益又称利润或盈利,通常是指来自期间内与非业主发生交易的已实现收入和相应费用之间的差额。其特点为:(1)它是企业实际发生的交易;(2)依据会计分期假设;(3)应用收入实现原则、历史成本原则和配比原则。这种会计收益概念已经过时间的考验,已被管理当局或报表使用者普遍接受;它是基于实际或真实的交易,因此它的计算结果具有较高可靠性。由于依据收入实现原则,符合了会计稳健性的要求;它还有助于反映管理当局对受托资源的使用情况,便于其控制和报告既定的受托责任。
会计收益有以上诸多优点,但它有着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和缺陷,尤其是在当今存在不确定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这种不足就显得更加突出。主要有:(1)由于历史成本原则和收入实现原则的限制,会计学收益无法确认在既定期间内持有资产的价值增减,从而不利于反映本期的实际收益,也不得于预测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2)由于资产成本的计算方法不同,基于历史成本的会计收益不便于比较;(3)会计的稳健处理可能导致会计收益数据失真或误解,或者造成人为操纵期间损益的弊端;(4)基于历史成本原则可能使使用者误认为资产负债表代表企业的价值,而不是仅仅反映资产在特定时日的未分配成本余额;(5)强调收益决定,将对资产负债表项目的计量造成困难,如难以解释递延税项及其他一些递延项目的分配等。
二、对会计收益提出改进的理论依据
(一)主体理论。主体理论认为,企业主体本身是独立存在的,甚至具有自身的人格化。主体理论依据的会计恒等式:资产=权益(负债+业益)。根据主体理论,企业赚取的收益是企业自身的财产,只有股利分派部分才代表股东的收益,因此留存收益应视为企业自有的权益。由于企业收益不增加股东权益,所以,股票股利也应作为股东的收益。债务利息应视为收益的分配而非费用,即对各种权益持有人进行的分配均属于企业收益的分配。既然净收益不被视为直接属于股东的收益,那么收入和费用也就不代表股东权益的增减,这样,收益只是企业的成果,而费用就是企业为获得收入而消耗的物品和服务。
(二)实物资本保持观。资本被视为一种实物现象,而不是一种财务现象。也就是说,它是指所有者投入或再投入资源所代表的实际生产能力,而不仅仅是货币价值。实物资本保持是指在扣除本期内发生的权益所有者增加的出资额及分派给权益所有者的分配额以后,期末的实物生产能力必须等于期初的实物生产能力,才算真正的资本保持。因此,在企业已消耗的实物资产未得到补偿或重置之前,是不能确认收益的。根据实物资本保持概念,持有资产或负债的价格变动应加以确认,但在性质上属于资本保持的调整,应直接纳入业益,而不能作为资本报酬,也不能列入收益。
(三)经济学收益。在经济学中,收益概念长期以来受到重视。1890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最早把收益定义为财富的增加。到了20世纪初,欧文•费雪提出了一种新的收益概念,他认为经济学的收益具有三方面涵义:(1)精神收益,指人的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2)真实收益,指一定期间经济财富的增加;(3)货币收益,指经济资源货币价格的增加。后来,J.R.希克斯在1946年著的《价值与资本》一书中认为,收益是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可能的数额,并且他在期末的状况保持与期初一样好。这个收益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可,现在仍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占支配地位,并对会计收益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它还涉及到资本保持涵义。现在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一般都这样定义:总收入与经济成本的差额,称为经济收益。这里的经济成本除包括会计成本外,还包括应当支付而实际不需支付的企业自有资源的机会成本和社会成本等,即经济成本包括:机会成本、社会成本、显性成本加隐性成本、生产成本加开发成本加交易成本、增量成本加沉没成本等;而会计收益是总收入与会计成本的差额。会计成本是企业实际发生的支出,而经济成本是实际发生的支出再加上应有的成本。由此可见,经济收益才是企业的实际收益,比会计收益概念更为真实、客观。
三、对会计收益提出改进建议
(一)采用全面收益概念。FASB在1980年发表的SFACNo.3《企业财务报表的要素》中提出两个不同的收益概念:盈利和全面收益。根据FASB的解释,盈利就是现行会计实务中的净收益,而全面收益则是指一个主体在某一期间与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所引起的净资产的变动。它包括这一期间内除业主投资和分派业主款以外的产权的一切变动,也就是说包括已实现和未实现的业益的变动。全面收益=净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包括已实现和未实现的),这时,全面收益除了现行会计上的净收益外,还应包括在各个期间内的其他非业主交易引起的权益变动,如持有资产市价变动、投资价值变动、未实现汇总损益、衍生金融工具持有损益等。1989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明确指出收益也包括未实现的利得。1997年FASB的SFASNo.130《报告全面收益》,正式要求企业从当年12月15日结束的会计年度开始必须在财务报表中报告全面收益。全面收益突破了会计收益的局限性,把全部已确认但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纳入了企业收益;它还突破了会计收益的收入实现原则、历史成本原则,引入了公允价值。因此,全面收益比会计更能帮助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准确、及时地预测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增进企业会计信息的完整性和有用性。
(二)引进经济学中的隐性成本概念。为了使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决策价值,在计算企业收益时,除了使用财务上已经显示出来的会计成本即显性成本外,还要使用隐性成本。也就是说,总成本=显性成本+隐性成本。这里的隐性成本主要是指应当支付而实际并不需支付的企业自有资源的机会成本。为了保证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可靠性,这些隐性成本一般使用企业自有资源的市场使用价格。比如,使用企业自有的房屋建筑物,在财务会计上并无租金支出,所以只按惯例计算其折旧费用决定会计收益;而从隐性成本角度分析,这些房屋建筑物可以在市场上出租给其他企业获得租金收入。那么,这些房屋建筑物的折旧费用再加上因自己使用而放弃的租金收入,才是企业计算其收益时所使用的成本。企业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及其管理当局利用由此而得出的企业收益进行决策时,可以确保他们把有限的资源运用到投资报酬最大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