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常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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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常见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理论；教学方法

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是经管类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如何把这门课教好学好，让学生真正掌握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对学生以后进一步的学习至关重要。西方经济学是对西方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运用大量图形、表格、数据、数学公式以及经济学专业术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感到抽象、枯燥难懂并难以掌握。通过几年的教学工作，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总结，并结合与其他相关老师的交流，提出在讲授该门课程中的一些体会和心得。

一、深入理解概念和理论

西方经济学是经管类学生在大学期间较早接触的经济类课程之一，其中的很多理论甚至概念都是初次碰到。对于这些理论，不能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而是要理解，这是关键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很多同学认为它与其它一些纯粹文科课程一样，通常背背其中的内容就可以。但是这样下来，往往很快就忘记了。在每个学期的讲课过程中，总会有同学反映，很多概念自己能听得懂和看得懂，但是题目做不出来。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些知识真正转化为自己理解的东西。比如，在微观经济学第一章的需求部分，有两个概念需求的变动和需求量的变动。需求的变动指的是由商品本身价格之外的其它因素的变化，带来的对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而需求量的变动指的是由于价格变化引起的对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引起变化的原因却有本质差异。在做一些题目，很多学生无法正确区分它们。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对概念的解释，力争让每个同学都能理解并接受。同时，在课堂上及时讲解相关的一些题目，通过这种方式让同学感受如何把概念所描述的内容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巩固对概念的理解。

二、适当地采用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将学生带入典型案例的特征事件中，从而进行案例的分析。通过学生的思考，进一步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能有效地体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思考方法，是如何来分析具体问题的。它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对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的经济学功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1.案例的选择要从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

如果在刚开始的阶段就选择比较复杂的案例讲解，教师需要解释很多相关概念和理论，而学生听起来也会比较吃力，容易使学生产生烦躁的感觉，反而会影响教学效果。

2.要正确处理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

在经济学教学中，理论的学习在课堂中仍占主要地位。如果教学过程过多强调以案例为主，会造成学生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理解比较到位，但知识的掌握缺乏系统性。案例教学作为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有益补充，可以起到传统教学很多起不到的作用。

3.与实际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等背景紧密相关的。在此方面，我国的情况与它们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一方面要引用西方国家的现有案例，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洋为中用。另一方面，也需要收集以我国经济发展为背景的本土经济学的成熟案例，更多地关注我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这样，才能较好地将经济学原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

三、经济模型的使用

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通过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其中，图形就是一种常见的使用方式。与数学方程以及文字对相关理论的描述一样，图形也是表达模型思想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在日常的教学中，很多同学对于教材中大量出现的图形感到恐惧，不愿意进一步随着教师的分析思路走下去。比如在宏观经济学中，在分析产品般均衡并推导IS曲线时，如果从数学表达式来推导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当把这个过程用图形来表达时，很多同学觉得不好理解。对于这些图形，只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数学知识，比如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导数的概念，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当然，还需要同学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因为这门课实际上研究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的，尤其在图形中大多数是使用英文符合来表示。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后，接下来的就是如何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来读懂图形。教材中的大部分图形是在二维坐标上表示的，需要知道坐标的两个轴分别代表什么，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因变量。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颠倒了，则结果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只有从图形的演变过程中深入理解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对基本的经济理论有深刻的掌握。最后，在掌握了相关经济理论后，需要把现实的经济现象及经济问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需要把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用理论来解释我们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才是我们学习经济学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刘越.提高西方经济学本科课程教学效果的路径——兼论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J].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2(3):19-25.

[2]乔洪武,郭亮,叶雨晴.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经济伦理教育[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79-84.

经济学常见概念范文第2篇

经济学乃致用之学，深深植根于百姓生活之中。按照汉语本意，就是“经邦济世”、“经国济民”之经验总结，它本来就是一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古老学问。

虽然这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能将其清楚地叙说出来的专家学者却没几个。许多“小师”级的经济学者，则往往出于某种功利主义或商业利益考虑，炒作概念，玩弄学术，造成“巫师庸医卜卦者，秘方真传漫天飞”那样一种混乱局面。此外，一些不大不小的“中师”级经济学者，常以“专家”身份自居，以大家似懂非懂，最好是听不懂的语言讲一些故弄玄虚的学说或理论。

相比之下，只有“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能够通过自己高超的学术技艺将蒙在所谓“专家”头上的神秘面纱揭下来，把“真知灼见”语重心长地、通俗易懂地讲给读者听，使他们听后总有“恍然大悟”之感，获得“返璞归真”的思想体验。

在中外经济学领域，都不乏大师级经济学家。西方经济学大师级人物，如加里・贝克尔、米尔顿・弗里德曼等，都曾在报刊杂志、电视媒体上做过很多经济评论，并专门写作出版诸如《生活中的经济学》这样的普及性读物。

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张五常等，也是贴近老百姓生活诉说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的“行家里手”，都写作出版过很多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经济学普及读物。

百花争艳的情景虽然令人欣慰，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真正符合大众口味、具有“心灵鸡汤”作用的经济学科普读物还是太少，尤其是对今天处于经济危机下的广大民众来讲，更需要一本经济学读物来给他们解疑答惑。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管理类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但是，这种基础性经济学课程教学普遍存在一个明显偏误，那就是：只注重照本宣科地介绍一些有明确结论的现成经济学原理，而严重忽视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不注意引导大学生们去直面“火热”的现实生活。其结果是课程学完了，“考试成绩”也不错，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人没有能真正掌握最基本的经济学思想方法，更不用说学会用经济学家的头脑和眼光去思考、观察和分析问题了。

这显然是一种遗憾。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罗格・A，阿诺德教授著的《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书，则与其他经济学大众读物迥然不同。翻看一下目录和章节，再随机读几段文字，你就会发现：这本书原来不是“写”出来的，而是面对面向读者“说”出来的。实际上，这确实是一本“讲”出来的经济学故事集。从头至尾，阿诺德教授都像在课堂上一样，面对着你侃侃而谈，将有关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结合生活中的小故事娓娓道来。作为读者，读着这种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口语化文字，你会觉得面前仿佛坐着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在跟你聊天，你会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不知不觉地漫游在有着深厚生活底蕴的知识殿堂中，领悟着一个个经济学基本概念、精髓理念和思想方法。

经济学常见概念范文第3篇

 

“穷则思变”，变革传统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们的共识，“思变”是形势所需，也是正确选择，但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变”、“向何处变”。实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建立真正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日益成为急需中国政治经济学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困惑面对政治经济学何去何从的困境，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学界就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与争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提出“中国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21的问题。就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大体上人们提出了两条思路：一是无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无限西化论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既然已经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无法解释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对许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也无力进行阐释与说明，证明它已经是过时的“无用之学”，而西方经济学却被证明为“经邦济世之学”，是“有用之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因而要无限西化，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有限西化论者则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滞后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是因为它是源自前苏联的教条主义，因此，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把政治经济学和着眼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西方经济学从不同层面融为一体，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中，使之融合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某种新的经济理论，实现有限度的西化，这样，就既能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容，从而指导好中国的改革与发展¨1。

 

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对市场经济模式下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对我国经济运行的有益有用之处，应该正确对待和借鉴。但无限f『ti化论的观点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设前提下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和解释，“在南为橘，在北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习惯和相适的成熟制度的情况下，不是借鉴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区分地无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标不治本。其次，西方经济学本身也存在着危机与变革H]，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客观地评价说：“标准理论已日益数学化，雅致而又精确，同时，也Et益未能正视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现状的忧虑，他不无失望地说：

 

“经济学向何处去并不明朗。”

 

相比较而言，有限西化论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对路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也应该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有用之处，但中国不仅需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巩固、或者更确切说是恢复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以及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管理办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之上，拼凑出某种新的经济理论，主次不分而缺乏内生或内省，缺乏创新与发展，“根基不稳，何以缠藤?”其结果很可能只是拼凑成“四不像”，会因为缺乏底蕴或不兼容而“死机”。

 

可见，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不能是无限西化的“拿来主义”，也不能是有限两化的“拼凑主义”，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路到底在嘤二、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主体性和国度性在探究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最常见的回答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人们常常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6J——来证明这一规定的正确性。

 

对政治经济学作这样的规定看似正确，实则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有“谁来研究”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体问题。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代表的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中的那句话里只提到了研究对象，但《资本论》从头到尾体现的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它就将自己的立场定位于无产阶级；而且从一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着眼点放在劳动上，由此展开自己的逻辑，他认为自己与旧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来批判资本统治的经济社会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不能不规定“谁来研究”，即研究主体的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也暗含着要全面规定“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就有包括主体性问题的要求，因为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利益关系。由此而言，将政治经济学规定为“特定阶级对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就更为准确、全面。

 

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其主体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因为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矛盾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由于阶级利益和意识的不同，对同一个经济矛盾因立场和主体的差别，会得出不同的理论规定。经济问题又往往涉及诸多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对同一经济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解决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对立的，经济矛盾就是不同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对立统一【9 J。

 

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问题。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决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出路的先决条件。

 

西方经济学有没有主体性?西方经济学总宣扬自己抛弃了阶级性，是“纯技术”、“纯数理”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纯粹的客观规律”。但他们的研究总是建立在严酷的假设前提下，而这些假设前提的背后，隐藏的就是他们代表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主体性，西方经济学具有更强的主体性!却不敢像马克思公开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样，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还要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世界性的社会科学，但其世界性是体现于各国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当中。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国家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也是一个经济范畴，它不仅是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单位，而且直接制约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部门，经济生活也因此具有国度性，而经济生活的国度性也就规定和制约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的初创期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时期，乃至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的经济学，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未能超脱国度性。坚持和承认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必要环节【l0】。

 

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其经济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确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不仅因为中国有特殊的经济矛盾，更在于我们是中国人，是从中国人的立场、利益、意识来进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应具有主体性的观念和方法，在借鉴外国经济学成果的同时，形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并由此而专注于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证‘8l。 ，、由此，可以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中国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国的特定阶级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沦规定和特定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问题，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和立足点。

 

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思路变革与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首先就要明确其主体性和国度性。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体，而是生活于中国经济矛盾中并要求解决这个矛盾的中国人，是为争取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应该是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劳动者利益的总体概括。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中国人的智慧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的经济矛盾。

 

明确了主体性和国度性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思路就不能是无限西化，也不仅是有限西化，而应该是内生外化，内生为主、外化为辅，即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劳动者的立场、利益和意识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特殊的经济矛盾。虽然也借鉴外国经济学的成果，但不是简单的“嫁接”或者机械拼凑，而是以主体性的观念与方法，内生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这是它与有限西化论的根本区别。

 

它不是“拼凑主义”，更不是“拿来主义”，而是“内生主义”，即在国度性基础上明确主体性，以劳动社会主义为导引，运用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法规范主干概念的运动与联系，系统地揭示与论证中国经济矛盾，进而探讨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和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的途径哺j。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由于经济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内容和规律的，只有经研究主体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自己及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和意识进行概括，形成其主体意识，总结上升为主义，并在一般性的主义引导下，实证抽象，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才能“主观”地对经济矛盾作出理论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也就决定了导引它的主义只能是劳动社会主义，即劳动者在争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进程中的自由发展。

 

科学的方法论是科学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基础，深入研究和科学界定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完成政治经济学变革的先决条件【11|。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继承中国传统之内省外化系统思维，并借鉴吸收西方外在系统思维，根据现代中国劳动者的主体性，注重研究者本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探索，形成与其主义相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其两个主要环节就是“内省”或对自己价值观和利益、意识的内在规定，以及辩证的系统思维。

 

抽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形成并运动概念，以概念运动为核心，进行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论证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范畴是对客体、对象层次及其内容的界定，这种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础或第一个环节，它包含着规定特定对象范围或矛盾层次的各概念。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国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演绎或运用，而应该是代表中国劳动者这个主体，以其劳动社会主义所要求并体现的辩证系统抽象法，对中国经济矛盾揭示和论证的概念运动关节点，是规定经济矛盾各层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经济学是揭示与论证经济矛盾的科学。经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其矛盾是现实存在的，是有意识在交往中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以劳动改造人类自身过程中表现的矛盾状态。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个社会群体表达其经济利益和意识，并由此来规定经济矛盾。对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揭示与论证，自然就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为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目的，应该是探讨中国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实现和素质技能提高的途径，认知障碍变革的因素和势力，克服这些势力，解决它们与劳动者自由发展的矛盾，这也就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

经济学常见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交易成本；合同；资产专用性；范式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9-0087-03

一、制度与人性分析如何可能

在新古典经济学声闻日隆的年代，现代公司内部结构长期保持“黑箱”状态。企业理论几乎是消费理论的翻版，新古典学派利用生产可能性集合，将最优性归结为边际转换率和相对应的投入品价格比率的相等。此类抽象范式会遮蔽一些问题的细节，并且不能让我们很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旧制度学派之贡献于兹显现，它挑战了经济学忽视制度的传统，并且将交易置于整个经济分析核心。康芒斯认为，经济活动最终单位应该包含冲突、相互性和秩序三个原则，交易包含了这三个原则，遂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然而，旧制度学派虽强调制度重要，却认为制度不可分析，尤其不能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进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与旧制度学派的综合，它避开了方法论上的争论，支持可操作性。不仅坚持制度重要，而且进一步坚持制度可被分析，正是后者将新旧制度经济学区分开来。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已经论及诸如“损失厌恶”的个人心理，并关注这些心理对经济现象的影响。但杰文斯和帕累托等人使心理因素逐渐和行为分析相分离。经济学越来越倚重抽象的偏好公理，人性也愈发单一和不可分析。行为经济学家显然反对这种不现实的人性假定，他们认为应以心理学为基础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在这一点上，新制度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旨趣相同，它们都试图还原人性本来的样貌，拒斥“黑板经济学”。经济行为分析的代表人物是西蒙，他认为完全理性是严重脱离现实的，并提出有限理性假说，他对威廉姆森有着重要影响。

二、作为概念的交易成本

尽管科斯对旧制度学派的批判多于肯定，但他不能完全隔绝康芒斯等人的影响。交易成本在其作品中的核心地位，与康芒斯以交易为基本单位的分析方法如出一辙。科斯之高康氏一筹在于，他将交易成本贯彻研究始终，使其有可能发展为一种新范式。

交易成本起因于所有权的转移，或更一般地说，起因于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它们是分散的所有权、私人财产和交易的产物。在一个完全集中决策的集体经济中，将不存在交易成本，它将为管理成本所代替。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利用交易成本的概念阐释了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这种成本之高，有时会让人放弃市场交换，转而组建企业进行内部交易。科斯进而指出，“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1]。可见，科斯之宏愿是建立一种能够对生产制度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他成功地找到了那种决定性因素，即交易成本，也初步澄清了企业边界问题，但却没能说明企业所担当的功能是如何在他们中间分割的。

与如今学界言必称科斯的局面迥异，交易成本在产生之初并未被得到足够重视，许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无从量化，更难以验证，费舍尔甚至认为交易成本显得累赘多余，因此在1937年之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交易成本概念一直处于“引而不用”的尴尬境地。转机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高斯和阿罗等人的研究使主流经济学家不能继续对交易成本视而不见，他们素来坚持的零交易成本理论遂告破产。这使交易成本有望成为从概念发展为一种新的组织研究范式。

三、作为范式的交易成本

范式是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究其本质，范式是一种理论体系，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因此，“交易成本”若想完成从概念到范式的进阶，需要进一步理清其基本假设、核心概念与理论方法，以形成更为谨严、一致和公认的理论体系。毫无疑问，这项工作的主要进展与威廉姆森有关，他继承了康芒斯的学术遗产，以交易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用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三个维度来描述交易，并度量交易成本。在此基础上，作为一种范式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初步建立。

（一）基本假设：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

与现实对照，新古典经济学秉持的行为假设有些苛刻，那种自利、理性、具有无限最大化能力的个人会使治理结构变得无足轻重，威廉姆森显然不认同主流经济学对行为的草率假设，他要解析的是奈特说的“我们所知道的人性”，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威廉姆森关注人类的认识能力与动机。

认识能力由三种理性构成：收益最大化的理性、有限理性和有机理性。威廉姆森师承西蒙，服膺有限理性假说，他之对理性作如是观与组织研究的合同视角关切甚密，因为人们只有在主观上渴望最大化，而有限的认识能力却限制了这种追求，才会有兴趣研究组织制度。威廉姆森将自利行为分解为投机、只求私利与服从。投机，或谓机会主义是指“欺骗性地追求私利”[2]，往往包含许多主动或被动的形式。在保险学文献中，事前投机被称为逆选择，事后投机则被冠以败德之名（道德风险）。前者指称的情况是，身体羸弱的人更倾向于积极投保，而保险商很难将这部分投保人分辨出来，因此面临巨大风险。更一般地讲，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次品驱逐良品的现象，阿卡洛夫在《柠檬市场》一文中对此作了精辟的阐释。道德风险则是指投保人由于不承担风险责任，因此不采取缓解风险的行动，最终导致事后执行问题。鉴此，投机从本质上与信息不对称有关，它是“不充分揭示有关信息，或者歪曲信息，特别是指那些精心策划的误导、歪曲、颠倒或其他种种能混淆视听的行为”[3]。投机的直接后果是，第三者，如法庭、仲裁人，在事后介入时，会面对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况。可以说，如果每个人都能恪守承诺，讲求诚信，我们便无须大费周章地设计契约结构，因为即使遇到不测，契约各方也会本着维护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协商处理。在君子的世界里，我们只需要一般性合同条款便可相交甚洽。不幸的是，投机行为真实存在，因此，在事前设计防范措施以避免投机对交易造成的损失是十分必要的。补充一点，威廉姆森在分析机会主义时忽略了“要挟”，而这种投机行为很常见。比如，当交易一方发现另一方的投资极难转移，他会堂而皇之地攫取准租金。

概况而言，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一旦结合，交易活动便令人沮丧地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

（二）核心概念：交易三维度

威廉姆森认为，区分各种交易的主要指标是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其中，资产专用性最为重要，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它使董事会面临一项重大权衡：从技术上讲，专项投资能够节约成本，但也同时带来了巨大风险（资产无法改变用途，一旦发生危机，企业很难脱身），那么企业是否应当进行专项投资？

1.资产专用性。它指“为支持某项特殊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2]，一旦交易宣告破裂（合同不能如约履行或不得不提前终止），专用资产很难低成本地转作他用。与专用投资相对的是一般性投资，它涉及在整个交易领域都能普遍使用的通用技术，不会产生专用资产闲置问题，因而一旦有违约现象，投资能够很容易地转向次优用途。鉴此，那些涉及巨额专用资产的交易最适宜采取专用治理结构，以保护专用资产的安全，事前抑制投机行为。威廉姆森也特别强调交易双方的身份，他认为，如果参与者珍视交易关系，那么为了支持这类交易，各种合同和组织保护措施就会出现。需要特别指出，签约中的专用资产和非专用资产不能与会计上的固定资产和可变资产相对应。因为有很多资产，在会计记账上属于固定资产，但就用途而言是非专用资产。

2.不确定性。威廉姆森强调，人的行为导致不确定性。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虽重要，但对经济组织的影响是有限的：若交易不涉及专用资产，则不确定性的增大也不会促使保护机制的出现。惟有交易涉及巨额专用资产，不确定性的加剧才会迫使人们设计专用治理结构。

3.交易频率。其意义在于，对于反复发生的大额交易，为建立这种专用治理结构所花费的成本是很容易补偿的。

（三）理论框架

1.合同框架。新古典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它秉持一种非合同的组织研究框架。但经济学若想揭开公司黑箱的幕布，就必须建立新框架。为此，新制度经济学采纳了合同科学的思想，从合同角度重新审视经济组织。并且，新制度经济学内部也演化出不同的研究分支――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前者是一系列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它们确立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后者是经济单位间的安排，它治理这些单位合作或竞争的方式。它能为其成员提供一个可以合作的结构或一个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制度环境分支关注博弈规则的建立，而另一分支――制度安排――则更加重视对组织细节的研究。制度安排分支内部又可分为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前者认为合同是完全，而后者则将交易视为不完全契约（合同），并试图在事前认识到潜在冲突并设计适宜的治理结构来阻止或弱化冲突。威廉姆森的组织经济学可被划归于此研究进路。

2.交易与契约。（1）从交易到契约。交易包含交换和契约两项内容。交换意指产权的转换，不牵扯承诺或潜在的未来责任。“契约则是对未来履行作出承诺”，投资“价值依赖于其他合作方对承诺的履行”[4]。威廉姆森显然关注后者，在他的语境中，交易可基本等同于契约。故此，契约特征主要是由交易的三个维度塑造的。（2）根本性的转变。按照契约的时间顺序，威廉姆森将契约成本分为事前成本与事后成本，事前成本指为签订契约而付出的成本，事后成本则指那些相继发生的管理、沟通、监督和执行契约中承诺的任务成本。威廉姆森所谓“根本性转变”指的正是前契约向后契约的转变。在前一阶段中，交易各方掌握着选择权，而在后契约阶段，他们丧失了这种权利。可以说，双方事前的承诺，“约束了选择权，也限制了未来重新谈判的可能性”。契约之要点在兹，它“保护依靠的、信赖的资源免受不当履行的损害，并担保他们有一个预先规定的赔付”。

3.基本模型。以K作为交易专用资产的衡量尺度，使用通用技的交易不涉及专用资产，K=0，与之相对，应用专用技术的交易体现了资产的专用性，因此K>0。这样，威廉姆森搭建了有关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

当K=0时，交易使用的是通用技术，一旦遇到风险，资产可以轻易地转作别用，因此，仅靠古典契约（市场交易）便可满易之需。当K>0时，专用资产被“锁定”于特殊交易之中，很难转向次优用途，因此，古典契约已无法降低专用性资产的风险。

S表示契约的安全程度，S=0表示契约无安全保障，S>0反映契约得到安全保障的情况。若p代表S=0时企业获得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价格，p’是S>0时获得同样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则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p>p’[5]。

现在我们来考察图1所示的三种情况。节点A是K=0的情形，表示资产是非专用性，投资计划并不肇端于双边交易，只是偶然的市场交换，因此无须信息披露。节点B是K>0，且S=0的情形，此类交易涉及专用资产，但没有采取保障性治理结构。这解释了节点B处价格较高的原因：对买卖双方而言，他们需要分别承担安全成本和交易不稳定的成本。B点的高风险使信息披露对资产所有者变得尤为重要，他们可以利用信息预测契约的发展趋势，并制定相机而动的计划。节点C同时符合K>0，S>0的条件，它表明交易既涉及专用资产，又有双边治理结构的安全保障。

值得说明的是，A、C为均衡点，而B是非均衡点，B总有向节点A或B过渡的倾向。当资产专用性较弱时，交易双方自然会选择古典契约（节点A的情形），当资产专用性较强，人们会愿意负担治理成本，以减少专用资产的风险。

四、结论

交易成本经济学足以成为一种新的组织研究范式，但它在一些核心概念的可操作性和可度量性方面仍有缺陷。威廉姆森通过交易的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可操作性来度量交易成本，但这未从根本上解决交易成本难以量化的弊端。究其原因，对于简单交易，只用一个其形成类似于一个生产函数的交易函数，就能提供交易技术的充分描述。许多契约，尤其是较重要的契约要复杂得多，通常假设一种令人费解的复杂性。其结果是，用数量表示交易成本变得困难，并且大概是不可能的。这样，较为复杂的契约、制度及经济安排的分析就不得不更依赖于一些定性分析方法而不是定量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1] 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G]//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8.

[2] 埃瑞克・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孙经纬，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41-245.

[3] 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72.

经济学常见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学习建议；案例教学；研究型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095-03

一、引言

计量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中国之后，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从“推广普及”阶段到“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提高阶段和应用研究的推广阶段”，再到“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阶段”[1]（李子奈，2008），其经历了与传统经济学内容的不断磨合，直到完全融入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计算机技术、网络以及学术交流的国际化都为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普及和不断创新又为提高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纵观国内外应用经济学研究成果，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目前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主要经济管理类期刊中，以计量经济学模型作为主要分析方法的论文占比已超过50%。计量经济方法在应用经济学及管理学科学研究中应用的增加和普及，使得计量经济学已成为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它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一起构成了中国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和研究生必修的三门经济学核心理论课程[2]（洪永淼，2007）。计量经济学无论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还是在使用广度上在国内都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且其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已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很多学生在学习和使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或认识上的误区，尤其是在部分非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写作中，这些问题可能直接导致结论的错误，进而使一些学者开始怀疑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很多讲授和传播计量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试图从本质上改变这一现象[3]（李子奈，2009等）。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多年教学和科研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对当前研究生（尤其是非数量经济学专业）在学习和使用计量经济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并给出相应的建议。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本文研究的背景；第二部分将归纳目前部分学生，尤其是非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甚至一些博士研究生在计量方法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三部分将结合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建议；最后给出本文的结论。

二、计量经济学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无论是在经济理论的科学研究中，还是在经济问题的实际分析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解决问题已成为一种趋势。很多学生为了赶上这趟“潮流”，在分析问题过程中积极地开发和使用各种前沿的计量方法，而忽略了模型需要满足的一些外部条件，例如模型设定的假定、模型对数据的依赖、模型的经济意义等。本部分将主要归纳几个在计量经济学学习过程中常见的现象：

第一，计量软件的多样化，弱化了学生对很多基础计量方法的探究。随着计量经济方法在经济分析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很多学生开始注重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使用计量方法，尤其是前沿的方法。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量方法的相关软件也越来越丰富，促使其应用变得更加普及。然后正是这种软件的多样化和智能化，弱化了很多学生对计量经济方法理论基础的探究，如模型估计前一些必要的检验等。很多研究生在使用计量方法时，只是简单地将搜集到的数据输入到一个类似“黑箱子”的软件包中，然后就可以直接得到结果。

第二，过分强调计量方法，而忽略了经济理论。与第一个问题不同的是，还有部分学生也许对计量方法使用得很好，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自己更应该是一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在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问题时，缺少必要的经济理论支撑和分析。众所周知，目前在国内一些经济类核心期刊中，超过50%的文章采用计量经济模型作为主要的分析方法，这种现象使得更多的研究生喜欢在论文写作中加入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当很多学生陶醉于学习和应用各种先进的计量方法分析问题时，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忽略了也需要阅读大量经济学、金融学或财政学等与本专业理论相关的文献或教科书，进而缺乏对实际经济现象深入的观察。因此也许他们可以采用计量方法得到非常合理的结果，但他们根本无法对结果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这一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可以在大部分硕士生的写作中看到——很多的结果图表，文字却很少，看上去更像一个经济学的实验报告，而不像一个学术论文。这正是由于很多学生片面追求计量方法的前沿性和复杂性，而忘记了计量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经济学课程。如果计量模型的使用和结果分析离开经济理论的支撑，则变成一堆枯燥的数学符号和漂亮的图表，而无法体现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的真正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