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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都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这一理论通过说明什么是价值、价值的源泉在哪里即什么劳动形成价值、这种劳动为什么要形成价值、如何形成价值等根本性问题,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以商品货币开篇的,通过对商品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和形式的分析,提出了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学说,使得劳动价值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马克思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现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物。”,这里指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商品的交换过程就是让渡使用价值和实现价值的过程,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之所以能按一定比例相交换,原因在于商品中都含有一个共同物,即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正是这种劳动构成商品交换的基础,体现着交换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商品二因素相对应的是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由此我们认识到,生产商品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统一: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二者是同时进行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建立,科学地解决了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价值、怎样创造价值的问题,解决了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的问题。劳动二重性理论,是理解经济学的枢纽。
在从质上研究了商品后,马克思又从量上了研究了价值量的决定问题,揭示了商品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劳动的自然尺度是劳动时间。生产同一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是有差别的,所以计量商品价值量只能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微观上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生产一个商品的时间,从宏观上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生产这种商品的总量时所需要的时间。同时这个价值量不是一成不变的,“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商品的价值形式和货币的本质问题也是劳动价值理论的重要部分。商品的内在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得到表现。马克思把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进行分析,揭示了内在于商品的价值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价值形式是如何发展的,货币是怎样产生的,以及货币的本质是什么。
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叶,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发生了“边际革命”,这标志着西方庸俗经济学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边际革命的发生有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政治上为了抵御工人阶级的威胁迫切需要一种理论对抗马克思经济学,尤其是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经济上的原因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研究市场机制谋求经济效益的需要。边际革命以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为开端。理解边际效用价值论对理解整个西方微观经济学有重要意义。
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
法国经济学家孔迪亚克(Condillc, E. B.)在1776年的《商业和政府》中最早提出了效用价值论,认为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而效用是消费者因为商品消费所得的满足感而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关于价值的决定,孔迪亚克认为,价值取决于效用和稀缺性,效用决定价值的内容,稀缺性决定价值的大小。他还认为,一切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活动都创造效用,因而都是生产性的,按照这一思想,土地、资本和劳动都在生产中提供了生产,都应在共同创造的产品中得到其相应的份额作为报酬。
边际分析的代表人物德国经济学家戈森(Gossen,H.H.)于1854年出版《关于人类关系法则及由此导出的行为法则的发展》一书,建立了一套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消费理论。戈森认为人类行为准则有三个特征:功利主义,认定一切人类行为的目的在于追求最大的享乐;强调消费和需求;运用数学方法,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各种理论结合在一起所引起的结果,不借助于数学就无法判断这些结果。戈森的消费理论有两个基本要点,即戈森第一定律和戈森第二定律。前者提出了效用递减原理,认为随着消费的商品数量的增多,虽然由消费产生的总效用增加,但增加的速度在递减。当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未达到饱和点时,边际效用递减且为正数。戈森第二定律是把第一定律运用于消费行为而推演出来的。在收入有限消费欲望无限的假定前提下,任何特定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的货币所产生的效用等于别的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所产生的效用时,消费商品的总效用最大。在消费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总效用而是边际效用。戈森第二定律的内容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石。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本思想要点。
关于效用的本质、度量和比较。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者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效用这一概念与人的欲望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对于满足程度即效用的度量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并没有给出准确的论述,只是假定效用可以度量,笼统地给出了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两种方法。效用度量问题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效用分析理论的一大难题。实际上效用之间是不能比较的,即使用序数效用论代替了基数效用论也是不能比较的。
关于效用函数理论。“效用函数表示某一商品组合给消费者所带来的效用水平。”它研究消费者所获得总效用的决定因素。效用函数理论认为所消费商品的效用量取决于所消费的商品的数量,消费者从所消费的各种商品中所获得总效用等于各种商品的效用量的总和。
关于效用最大化原理。西方经济学家利用边际效用假说和相等利益原理研究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边际效用与需求的关系以及边际效用与交换的关系。在收入有限、消费欲望无限的假定前提下,任何特定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的货币所产生的效用等于别的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所产生的效用时,消费者的总效用最大。同时认为决定消费者需求的基本因素是边际效用,而商品交换的均衡条件问题涉及到边际效用、效用最大化同市场商品交换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的基础是交换双方从买进的商品中获得的效益大于卖出商品对他具有的效用。二者相等时市场交换便达到了均衡状态。
作为价值理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的实体是商品的边际效用,而商品的价值是消费者以边际效用为依据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评价。该价值论是建立在戈森第一定律即效用递减法则基础上的。边际效用在量上与商品的数量呈反比,同时,边际效用的存在以商品的稀缺性为前提。
价值理论的比较与评论
效用的可度量性是一个轻率的假定。西方经济学的效用并不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消费者从商品消费中获得的满足感,是一种纯主观的东西,这是无法度量的。与此不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决了商品价值量的计量问题: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效用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无法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
生产中耗费的价值应在交换中得到补偿,否则商品生产无法进行。对于这个问题,效用价值论认为,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的评价,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对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是多少和劳动消耗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能转移。至于他们认为的,产品的效用决定生产它的生产要素的效用,产品的价值决定要素的价值。这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成功的解决了价值转移问题。生产商品的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物化劳动转移旧价值,产品的价值由这两部分组成,并通过交换得到实现,这样生产和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边际效用价值论完全忽视劳动,极力贬低生产和劳动的作用,片面强调消费、需求、欲望和主观心理作用。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个人的欲望和需求,它们在市场上和在整个经济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消费是主要环节,生产过程仅仅起着从属的作用。对于生产资料的价值决定,提出了“归于论”,似乎生产资料本身没有价值,只有消费资料的价值才能够最终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
价格并不进入效用函数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价格是由效用函数推导出的需求曲线决定的,所以进入不了效用函数。但价格不进入效用函数说明价格不影响消费者对该商品效用的大小。这与事实上的消费决策是相违背的。消费者在做决策时不仅要考虑该商品的有用性,还必须要考虑商品的价格。
【关键词】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经济学价值
引言
在低碳经济理论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人对低碳经济理念有了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而加深对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的研究,并且了解有关理论的经济学价值,则有助于坚定人们发展低碳经济的信念。因此,有必要对低碳经济的有关理论和经济学价值展开分析,以便更好的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分析
(一)经济学理论
从经济学研究历史上来看,政治经济学研究学者西蒙曾经指出,财富是使人们获得物质性度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人类物质享受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政府成立的目的不仅仅是进行财富的累积,更是为了使所有公民享受物质生活。这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为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众多综合性经济学理论中,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是四大经济学体系,都需要利用生态学规律和理论进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运作的引导。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从三高一低转换为三低一高的运作模式,可以实现资源高投入及高效率向低投入和低效率的转变,并且实现高排放到低排放的转变。而这些新世纪经济学理论和思想,就是低碳经济的主导思想。
(二)能源学理论
世界上的能源数量显然是有限的,但是经济发展却会进行能源的不断消耗。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能源不足的问题。改变能源利用方式,从而实现能源的循环利用,才能够使人类社会的发展情况得到改善。正是遵循这一能源学理论,低碳经济才取得了发展。通过对废弃物二次利用情况给予充分重视,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能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连续的动力,并且也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学理论
一直以来,人们都将低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以低碳为重点,需要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贯彻低碳环保理论。因为,经济的发展将给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忽视环境因素进行经济的发展,将导致环境压力不断增加,并且使环境污染不断加速,从而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所以,想要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得到保护,还要进行低碳经济的发展。因此,环境学理论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理论,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解读
(一)使传统经济内容学得到了丰富
低碳经济的发展,使得碳货币、碳关税、碳交易和碳期货等概念得以出现。随着低碳经济理论发展与研究,这些概念也得到了不断丰富,从而成为了相关学科的研究重点。就目前来看,国际贸易和金融学等经济学科都对低碳经济理论及概念进行了研究。而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较多,所以该类问题的处理十分复杂。通过对最基本和最常见的经济学概念展开分析,则能够重新进行传统概念的界定,从而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因此,低碳经济理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统经济学内容,从而推动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二)使经济学体系构建得到了完善
就现阶段而言,低碳经济及相关理论已经被纳入到了国际经济研究中,从而使有关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拓宽。从理论关系角度来看,经济学为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所以国际经济学的发展能够使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延伸,并且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而对国际经济学展开研究,最大的目标就是利用有关理论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通过使国家的国际收入和支出保持平衡,则能够完成与国家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因此从国际经济学角度来看,其会被划分成多个部分。将低碳经济理论融入国际经济学研究,则能使国家之间的经济协作得到加强,继而使其成为真正的国际经济学。
(三)使新型消费方式得到了推广
低碳经济理论的发展,使得低碳经济与“刺激消费”的不协调关系得到了妥善处理。从国际市场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发达国家的居民将成为消费的主要全体,而这些人的消费方式已经开始转变,即逐步完成从生存消费到享受消费的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持续进行物质消费刺激,将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更加严重,并且将导致能源遭到过度消耗。而这样发展经济,将导致经济出现毁灭性的发展趋势。低碳经济理论的出现,则使人们的消费方式发生了再次转变,从而使人们由物质消费转变成精神消费,继而使经济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
(四)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途径
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的加重和能源的不断减少,人们对环境问题也越发重视。而想要实现环境治理,并非是一朝一夕的工作,所以使人类的发展受到了困扰。低碳经济理论的出现,则为丰富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措施。利用界定产权的相关方法,低碳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交易过程中的各项支出得到了大幅度缩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机制的作用则十分有限。此外,在处理无法界定产权的温室气体排放治理问题时,也可以采取碳交易、碳关税和谈贸易等低碳经济相关办法,从而使环境问题得到进一步接近。因此,在对国家与国家的环境问题进行处理时,通常需要以低碳经济理论为指导。
三、结论
总之,为加强环境保护,我国还应该坚持发展低碳经济,以便使经济发展带来的碳排放问题得到解决。为达成这一目标,在发展工业经济的过程中还要以低碳经济理论为指导,以便通过不断尝试新的发展途径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浩,付皓.低碳经济的特性、本质及发展路径新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5:2934
内容摘要: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论分歧很大,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将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论纳入其相应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下,其异同源头及鲜明的共性与个性特征清晰可见。本文以不同的经济分析框架为划分依据,探究其不同公司治理理论的源头、评价其共性与个性特征。
关键词:经济学 资源配置 公司治理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考察公司治理问题,就是要探究由公司治理制度所支持的公司资源配置对公司绩效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公司治理理论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学基础决定了该理论对公司资源配置的认识,决定了其相应的公司治理制度。经济学基础是公司治理理论差异的源头所在。股东至上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组织控制理论作为三种主要的公司治理理论,实际上分别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学框架之下,有着不同的微观基础,因而对公司资源配置及其相应的治理制度有不同的观点主张。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论
20世纪早期公司经济开始兴起之时,新古典经济学早已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大批经济学家所接受的教育使他们坚信市场在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总是最优的,习惯于把完全市场理论作为经济效率的基准。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观就自然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公司资源配置的基础思想,而公司资源配置观又构成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
(一)交换活动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
在西方经济思想嬗变的过程中,当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新古典经济学取而代之后,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就由生产领域转向了交换领域。主流经济学家视交换活动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并致力于研究所有互利的交易机会的条件,以实现现有资源的最优配置,互利的交换过程成为主流经济学家视阈中改善经济绩效的唯一方式。主流经济学家对交换活动特征的抽象认识成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基石,进而成为建立在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其变体基础上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微观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领域的研究持敌对态度,力图使生产服从于交换,并将交换活动的特征抽象为即时的(现在的行为不影响将来)、分立的(个体的独立行为)和确定的(至少是可计算的),由此产生了将资源配置视为可逆的、个体的和最优的资源配置观。可逆性是指现在的资源配置不会对未来的资源配置产生影响,即当期行为只产生当期效应;个体性是指资源配置和收益的性质允许每个经济参与者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开发和利用生产资源,而与经济中其他个体的决定和行动无关,即个人行为完全独立于其他人;最优性是指资源配置过程无非是在一定的市场和技术约束条件下,对不同经济结果进行选择,即资源配置过程就是在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都是已知的前提下,从中选择最优的。可见,主流经济学家在对交换活动特征进行抽象的基础上,由交换活动的特征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
(二)新古典资源配置及其变体与公司治理
在由交换活动的特征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基础上,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资源配置是可逆的、个体的和最优的,那么现有资源的最优利用就只能通过完全的资本、劳动和产品市场实现,即保证资源自由流动的完全竞争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在将新古典资源配置思想运用于公司资源配置时,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将整个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完全运用到公司资源配置,并演绎出对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认为理想的公司治理制度是能够支持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条件,而且各种制度条件的相互结合,将确保经济资源配置的市场控制,股东至上理论即是能够支持公司资源配置由市场控制的公司治理理论,因而股东至上理论实质上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公司治理中的体现和运用。第二种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变体,通过引入“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但仍然延用其个体的和最优的假设,进而逻辑演绎出公司治理制度的改革方向,是要保障在进行收益分配时,对进行企业专用性投资的参与者提供适当的激励,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此思想基础上应运而生。可见,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当前公司治理争论中的主要理论观点,实质上都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全部或部分运用于公司资源配置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两种公司治理主张必然有共性也有个性,其共性与个性的根源也都能够一目了然。要深入理解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差异的源头、共性与个性,还需要对两种理论的共性与个性做进一步的评价,进而奠定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
(三)股东至上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评价
如前述分析,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脱胎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其变体,因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对经济绩效的理解成为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共性的源头。从研究方法来看,两种治理理论都是采用新古典经济分析的静态分析方法,专注于研究公司现有资源的静态最优配置。从研究的核心问题来看,“剩余分配”问题是两种治理理论的核心关注点,其重点在于谁得到剩余收益,及这种剩余分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对经济绩效的理解来看,由于股东至上理论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在公司资源配置中的完全运用,因而坚持以完全市场理论作为经济效率的基准,认为能够支持公司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控制”型治理是最优的;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引入“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但并未说明产生“企业专用性”的原因及其动态变化过程,因而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倚重的公司资源配置概念未能超越新古典静态资源配置观,其对经济绩效的理解仍然是以市场绩效为基础,并主张以公司治理制度作为市场的补充,对进行“企业专用性投资”的个人提供适当的激励,以防止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抑制。
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在共性凸显的同时,各自都存在鲜明的个性特征。具体来说,由不同的资源配置观所孕育的相应公司治理理论的独有个性可以归结为对委托关系的认识差异、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差异、公司经营目标差异及公司治理改革主张差异四个方面。
首先,从对委托关系的认识差异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基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私有财产的传统逻辑,认为股东是唯一的委托人,倡导维护股东权益,防止经理层对股东权益的侵蚀,形成了在股东对管理层的经典委托框架下分析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范式。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在突破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的同时,也突破了对委托人范围的认识,委托人不再仅仅局限于股东,而是包括所有进行了企业特定投资并为此承担风险的所有参与者(所有利益相关者),因而管理层作为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人,其责任范围应包括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团体。
其次,从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差异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将企业视为纯粹的“投入产出转换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黑箱”。利益相关者理论由于强调个人进行的“企业专用性投资”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因而将企业视为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契约联合体”,认为企业正是通过实物和人力资产的组合才形成了“集体生产力”。
最后,从公司经营目标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坚持认为公司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倡导在实现股东利益的同时,必然对整个经济体系绩效的提升也是有利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凸显个人进行的“企业专用性投资”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认为公司应让所有进行了企业特定投资并为此承担风险的所有参与者价值最大化。
由上述分析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将其视阈囿于交换活动特征分析的基础之上,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在探究公司资源配置时,新古典资源配置观或其变体被运用于公司,进而孕育了共性与个性都鲜明的当前公司治理争论中的两种主要理论观点―股东至上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基于创新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论
奥沙利文(O’Sullivan)的组织控制理论则不落新古典经济学的窠臼,直接以创新经济学为基础,建立起与上述两种理论针锋相对的治理理论,给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带来了一股清风。本部分将对组织控制理论的逻辑演绎过程及其观点主张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创新与创新型资源配置
创新的特征是奥沙利文(O’Sullivan)建立其公司治理理论的逻辑起点,她将创新的特征归结为一个具有累积性、集体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累积性是指创新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学习过程,生产质量更高、成本更低产品的学习是通过一个累积过程形成的;集体性是指集体学习过程中的个人学习受他人学习的影响,并能合成一个新的、集体性的知识;不确定性是指进行创新的企业因学习过程可能未取得成功或无法取得竞争优势而获得回报,因而面临着生产的不确定性与竞争的不确定性。创新型资源配置建立在创新特征的基础之上,是对支持创新的资源配置特征的概括。创新是集体的、累积的和不确定的,就意味着对创新进行资源配置必须经由一种三位一体的过程:开发性的―必须毫无顾虑地将资源投入到收入不确定的投资项目中去;组织性的―收入是通过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整合产生的;战略性的―资源的配置要能克服现有市场和技术的条件限制。
(二)创新型资源配置与公司治理
奥沙利文(O’Sullivan)认为,能够催生创新的资源配置过程所具有的开发性、组织性和战略性,意味着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这三个条件将分别为企业创新提供制度支持。财务承诺制度使企业组织能够获得进行生产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资金来源,并一直持续到可以产生收益、企业可以借此收益提供的财务流动性生存之时;组织整合制度对置身于企业内部复杂劳动分工中的参与者提供激励,使其将技能和精力投入到企业目标的实现中去,将人力和物质资源整合到开发和利用技术的组织过程;内部人控制制度保证公司资源配置和收益的控制权掌握在与产生创新的学习过程结为一体的决策者手中。没有支持组织整合、财务承诺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制度,企业就不能通过对集体学习过程的战略投资产生创新。
(三)组织控制理论评价
组织控制理论以创新活动的特征为逻辑起点,由创新活动的特征分析得出支持创新的资源配置特征,进而逻辑演绎出对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可见,组织控制理论的逻辑演绎过程与新古典框架下两种治理理论建立的逻辑演绎过程截然不同,这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公司经营目标、公司治理改革主张,都必然与新古典框架下的两种治理理论―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背道而驰。
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运用的是动态分析法。组织控制理论直接以创新活动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创新型资源配置的动态性质与新古典静态的资源配置观截然对立,相应的其动态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的静态研究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从研究的核心问题来看,组织控制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剩余生产”,探究如何通过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生产剩余收益。基于创新经济学的组织控制理论将研究的重心由新古典的交换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集中关注生产领域中的创新活动,建立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以产生持续的剩余收益。
再次,从公司经营目标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视阈下的公司经营目标是企业的长期稳定和成长,对企业的委托关系并不强调,因而公司的经营目标不是建立在对委托关系认识的基础上,而是直接以其聚集的创新活动为基点,通过持续的企业创新来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和成长。
最后,从公司治理改革主张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视阈中理想的治理制度是由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这三个制度条件相互结合所形成的对知识和资金的组织控制,从而支持企业持续的创新活动,这显然与新古典框架下主张保障公司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控制截然对立。
参考文献:
研究教学论的专家认为:情境之于知识,犹如汤之于盐。盐溶入汤中,才容易下咽、吸收;知识要融入情境中,才能显示活力和美感。因为抽象静态的文本知识借助特定的情境被“激活”了。语文教学就是引导学生把握文章内容,积累生动的词语和优美深刻的语句;联系生活体验,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唤醒学生内心爱的情感。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思维特征、认知能力以及接受水平,需要找到一个从生活经验到概念学习转换的过渡“阶梯”,而“李吉林情境教育理论”正好与之相契合。这种为教育教学而创设的情境适合小学生的语文情境学习,被赋予了感情、符合学科特点,它不仅降低了儿童学习的困难,同时也让小学生得到别样的情感体验。
1 带入情境启迪想象,发挥学生能动性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学习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从阅读到写作,都突出了“想象”。儿童的想象需要情感伴随,儿童记忆屏幕中的形象要组合成新的形象,需要“力”的推动。儿童常常会因为好奇而想象;因为想改变眼前的本文由收集整理现实而想象;因为可以获得心理的愉悦而想象。想象可以展示孩子的聪慧;想象可以给孩子带来快乐的体验;想象力是儿童拥有的巨大财富。
小学生想象力特别丰富,具有好奇、爱探索的心理特点。语文教学中的情境教育是最受孩子们喜爱的一种教学方法。小学语文教材中选录的多是生动有趣的童话、小说、寓言等文章。在小学语文教学课堂中,教师运用多种手段给学生创设一个环境、一种氛围,让学生能深刻理解课文内容,让学生尽快进入文本描摹的情境中。课堂上借助音乐渲染情境、巧用图画再现情境、扮演角色体悟情境、通过语言描绘情境。这些情境设置能让学生在想象的情境中自由翱翔,弥补了单纯课程容易陷入知识系统状态的缺陷,将知识的系统性、活动的操作性、审美的愉悦性和环境的广阔性融为一体,凭借特定的氛围,激起学生热烈的情绪,在优化的情境中,促使学生主动参与。李吉林设计的各种“情境”,“无论是进行语言训练,提供作文素材;进行审美教育,促进整体发展;还是考虑到多种题材体裁的教学:识字的情境教学、阅读的情境教学、散文的情境教学、诗歌的情境教学、童话的情境教学、寓言的情境教学、作文的情境教学,对学生来说,都是种种新鲜的刺激。这些精心设置的“情境”具有显性的目的指向,及时“提供人的自我意识、场景记忆、他心想象共生演化的学习环境”,因而引领着儿童迈向更优化的方向,促进儿章全面深入的发展。
2 培养兴趣指导观察,注重学生实践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小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思维能力逐渐增强。语文课堂上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只靠直观性的教学情境,极容易使教学简单化、表面化,不利于学生抽象思维的培养与训练,也不能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满足学生对真、善、美更高层次的追求。固情境教学提出了“强化感受、淡化分析”,即“通过优化情境,引导儿章从感受美的乐趣中感知教材”。小学语文教师非常注重课堂设计,所设计的每一个问题、所展示的每一幅画、所吟唱的每一首歌、所分配的每一个角色能做到精益求精,能最大程度地引起学生的兴趣。
李吉林老师是把学生引入“形真、情切、意远、理蕴”的情境,利用课文创设情境、联系生活展现情境、运用实物演示情境、借助图画再现情境、扮演角色体会情境、锤炼语言描绘情境,极大地激起了学生的学习愿望,培养了学生的兴趣,调动了他们的热情,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在情境教育的课堂上,每个学生都是那样的欣喜、兴奋,在唯美的活泼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情境中,他们感受、体验、表达,语言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得到自由、充分地发展。李吉林情境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课堂的实践训练使学生学习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训练,潜在的智能也得到开发,学生情感的培养、知识的渗透出现一派生机,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极大程度的提高。
3 陶冶情操渗透审美,培养学生感悟性
少年儿童在小学阶段活泼好动、好奇心强、情绪色彩明显,非常注意那些直接的令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创设情景寓情于教,促进学生素质的主动协调发展,情境教育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学生读一些作品时,由于时空原因,由于学生年龄认知、修养、阅历等原因,理解起来有些“隔”。他们也许会叹服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却不会被感动。而语文教学如果不能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就注定是失败的。因此,语文课堂上,教师不能紧扣文学术语,应挖掘学生已有生活经验、鼓励他们去寻找周围相似的人或事,充分调动学生情感,达到与文章的共鸣。
从思维规律来看,人的思维具有多向性,教材中往往只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我们不妨利用反向思维,为学生提供另一种拓宽思维的方式,让学生去感知、想象、发挥。文学作品讲究含蓄就如同绘画讲究留白,讲究“言外之意”“意外之象”。从这个角度出发,运用李吉林情境教育理论的语文课堂可以更大程度地调动学生想象力,在揣摩作者写作目的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学生感知分析能力,引导学生寻根究底,有助于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还可以加深学生思维深度。
从小学低年级到高年级,学生的审美感悟会有很大提升。学生从了解课本知识,掌握基本技能,到积极思考、开拓智力、发展能力。语文学习的目标不再简单定位于识字、阅读与分析课文,而应将其逐步拓展到文学这个艺术领域,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小学语文教学中注重陶冶情操渗透审美,能最大效果地培养学生的感悟性。
4 结语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岗教授在2011年1月中央党校组织百位学者探讨经济学理论前沿问题会议上说:“效应论就是创造出来消灭劳动价值论的。西方经济学的效应论在逻辑上也说不通,西方经济学领域自己的人都说这个理论不行,不同人的效应怎么加总呢?不能加总,不能比较,还有什么用呢?后来大家就放弃了。后来又提出序数效应论,序数效应论就没有逻辑问题吗?同样有问题,人和人之间不能比较,东西和东西之间谁重要谁不重要可以比较吗?放在不同条件下,不同人、不同东西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比如烟民抽烟比吃饭还重要,南方人和北方人大米和馒头、大米和面条也是不一样的,你怎么能放在一起比呢?……这些问题西方学者心里是清楚的。”
笔者不同意林岗教授这些观点,并提出三点质疑:第一,关于“效应论(指效用论——本文作者)就是创造出来消灭劳动价值论的”。据我所知,史实不一定是这样的。18世纪,西方功利主义者就提出“效用”概念,当时是作为制定功利主义的某些社会政策与宗教教义的依据而研究的。后来,英国的哲学家杰里米·本瑟姆将其引入社会科学,引起了当时一些经济学者的重视。再后,新古典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推广本瑟姆的效用概念,用以解释消费行为,从此逐步发展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再说,即使“效应论就是创造出来消灭劳动价值论的”,难道我们由此就可以拒绝批判地吸收,使其为我所用吗?难道有人造了一门大炮,准备消灭我们,我们就不能吸收他们的造炮技术,并创新发展其技术,造一门更先进的大炮来还击他们吗?这样简单的道理,居然也搞不通,岂不令人奇怪!可见,拒绝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传统观点,其传统力度之深之大绝非一般。如果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有人主张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必会迎来灭顶之灾,绝非戏言。第二,关于“西方经济学的效应论在逻辑上也说不通,西方经济学领域自己的人都说这个理论不行,不同人的效应怎么加总呢?不能加总,不能比较,还有什么用呢?”对此,请问:(1)难道“西方经济学领域自己的人都说这个理论不行”,我们也就应该相信这个理论不行吗?(2)这句话不符合事实,只能说西方经济学领域中,有一部分人说这个理论不行,但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绝对不会这样说,否则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3)也是最重要的,则是效用究竟能否计量?能否加总、比较?也许这才是我们应否对西方的效用理论进行批判地吸收的焦点,对吗?此外,即第三,关于“这些问题西方学者心里是清楚的。”我认为西方经济学者对“效用”是否可以计量、比较,分为两派,一直争论到今天,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成为经济学中的一大难题,犹如数学中“哥德巴赫猜想”,因此,如果把意识形态问题暂时抽象了,先不谈它,问题不就可以明白了吗?
下面笔者就四个方面的问题提出管见:
一、西方效用理论可以而且应该批判地吸收
我主张应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马克思经济学向来是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自马克思逝世以后,是否应该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一直争论到今天。我国目前有两种倾向,实际上都是反对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的。一种是想用“抽象使用价值”或“劳动效用论”来代替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使用价值是商品体的客观属性;效用是人们在消费使用价值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生理、心理上需求的满足,所以效用是人的主观属性。二者不得混淆,也是无法相互代替的。劳动能创造使用价值,但劳动不能创造效用。所以,“劳动效用论”是无法成立的。使用价值向来是具体的,把具体的使用价值抽象了,使用价值也就不存在了,世界上不可能有抽象的使用价值,那不过是主观的幻想罢了。因为把具体的使用价值都抽象了,剩下的不就只是没有具体的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了吗?难道世界上有不是具体椅子的椅子,或不是具体学校的学校?所以,他们只不过是想另起炉灶,反对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结果只有失败等待着他们。另一种就是绝对拒绝效用理论,林岗教授就是其中代表之一。还有的人则认为谁想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谁就是“试图架起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桥梁”。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机关刊物《当代经济研究》近年有文章就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些文章是把价值和价格两个不同质的东西混在一起了(详见下个问题)。绝对拒绝效用理论的同仁们只看到效用价值论的错误,没有看到西方效用理论中的有用部分。他们也不明白效用的性质虽然是主观的,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在经济中有重要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对效用曾经长期作了研究和应用,是有一定贡献的,但他们的效用价值论是错误的,是不科学的。他们对效用的理论分析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且对效用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又做了错误的解释,这些都是非科学的。因此,我们应批判地吸收他们的效用理论,不应绝对拒绝。固然,批判地吸收西方效用理论,不是一件易事,但我们必须迎头而上,科学道路是不平坦的!
二、效用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
效用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前人从未提出过,更未曾论证过。在西方经济学中,几百年来一直存在着效用计量问题的争论。19世纪许多功利主义者笃信效用是一种心理上的实际存在,并力求直接用基数加以衡量。但计量单位是什么呢?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断研究,直至今日仍不得其解。于是不少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干脆拒绝和放弃基数效用论,而提出用序数效用论来代替,认为经济学中的需求理论只要消费者是否更加偏爱于商品的某些需求,即有“A比B更受偏爱”的陈述方法就可以了,并不要求我们知道A比B究竟偏爱多少,而且还认为即使不提效用概念,也能够容易地描绘出一般性的曲线,因而只需要这种“序数效用”的陈述就够了。果真这样的话,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定会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价格论了,不可能有实用价值,从而也失去其理论存在的现实意义了。因为现实经济生活要求价格必须是明晰的。
可见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之争,实际上是效用计量单位未能解决的必然结果。如果能够找出效用的计量单位,基数效用就可以成立了。所以,效用可以小时为计量单位的论证,在经济学上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我的论证主要谈三点:
(一)具体效用和抽象效用
效用就是人们在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得到的主观需求的满足,即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的需求满足。由于商品的使用价值都是十分具体的,这些具体的使用价值都会在一定形式上,给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带来具体的需求的满足,例如衣、食、住、行、信仰、文化、艺术、学习等的需求满足。把需求满足的具体形式抽象后,就会成为抽象的或一般的需求满足或效用。所以,具体效用就是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的具体的需求满足;抽象效用则是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的,将需求满足或效用的具体形式抽象后的一般的抽象的需求满足或效用。把生理和心理再概括为生命机能,那么,具体效用就是人们在生命机能上得到的具体的特殊的需求满足;抽象效用就是人们在生命机能上得到的一般的抽象的需求满足。
效用的计量必须要以抽象效用为计量单位,因为具体效用是无法统一计量的。
(二)效用或边际效用可用小时为计量单位的理由
价值是由商品中的抽象劳动量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的。抽象劳动归根结底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的,或生命机能的一般支出或消耗。价值是由这种支出或消耗量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的。效用或抽象效用则是购买者或消费者在使用或消费商品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或生命机能得到的一般需求的满足。效用也可由这种一般需求的满足量以时间为单位来计算,即购买者或消费者在商品的使用或消费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或生命机能,在1小时中所得到的一般需求的满足,为效用的1单位。
效用在具体的计量过程中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例如,一般需求的满足,有简单的需求满足和复杂的需求满足的区分,正像一般的劳动支出有简单的劳动支出和复杂的劳动支出一样,在计算时均应将复杂劳动或需求折算为简单劳动或需求来计量。再如,同一的简单劳动支出或同一的复杂劳动支出,有强度差别的问题或质量差别的问题。同一的简单需求满足或同一的复杂需求满足,也有一个强度问题或质量问题,计算时均应将较高的或较低的强度或质量折合为一般的或中等的强度和质量来计量。
既然商品的效用是可以用时间为计量单位的,那么商品的边际效用也是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因为边际效用就是增加消费1单位商品的使用价值所得到的效用。只不过边际效用存在着递减的趋势。
(三)补充的话
第一,效用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论断及其论证,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在我的《批判地吸收“效用”和“边际效用”》一书中基本上都已阐述过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教授还为该书作了《序言》,指出:“这本著作有较重要的学术讨论价值,发表后可能引起一些争论,这是正常的。学术上的争论必会繁荣经济科学,真理越辩越明。”后来,在我的《经济学原理探索——兼论中、美不同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及其对未来社会的影响》一书中,以及最近(2011年)出版的我的另一部新著《价格、经济危机与西方经济学终结》中,均有较详细的论述,读者可参阅。
第二,我的效用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论证,其实只不过是学习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和论述的方法,并将其应用到效用理论的批判地吸收上。因此,我坚信是正确的。
三、效用和使用价值不得混淆
(一)效用和使用价值的区别和联系
我认为效用是人们在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生理、心理上的需求满足;使用价值是效用的物质基础,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效用。二者有密切的联系,又有重要的区别,使用价值是商品本身的客观属性,效用是商品消费者或人的主观属性。马克思对使用价值曾做出过独特的杰出的理论分析和贡献,特别是他从劳动二重性出发,分析并提出了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论断,意义深远。
(二)西方经济学混淆了二者及其后果
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各自只重视使用价值或效用二者中的一个方面,而又从各自的观点混淆了二者。西方经济学把效用等同于使用价值,并用效用代替了使用价值,从而抛弃了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否认使用价值在商品价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而否定了商品中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及劳动的二重性。结果片面夸大了效用的作用,并使西方经济学陷入了坚持认为价格或成交价格仅是效用的货币表现的片面观点;还导致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不得不被效用和需求牵着鼻子走,甚至不惜用严重的财政赤字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刺激需求和效用,以求经济的发展;最终反而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越陷越深,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从 20世纪70年代以来直到今天,经济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长期来看)的主要原因,也是当今这次国际性经济危机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经济下降趋势必会有一天要导致西方经济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从而遭到人们的冷落和边缘化,历史就是这样或将会是这样无情的。
(三)经济学也混淆了二者及其后果
遗憾的是经济学却从相反的方向,也把二者混淆在一起,他们把使用价值等同于效用,并用使用价值代替了效用,从而否定了商品的效用,及效用在商品价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结果使经济学陷入了坚持商品的价格或成交价格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的另一种片面观点;并在指导现实经济中就产生了片面重视生产忽视需求,而最终成为了导致计划经济世界性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价格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的计划经济的价格理论指导下,把价格中的效用的货币表现抛弃了,把消费者的需求在价格中的作用抛弃了,其资源配置的价格调节怎么会不是重视生产,忽视需求呢?怎么会是科学的呢?经济怎么会顺畅快速发展呢?何况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还是以行政手段,并在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通过经济计划和计划价格为主来进行调节的,必然使经济雪上加霜。结果在我国改革开放前,一方面许多产品生产过剩,积压在库,另一方面许多产品又短缺难求,只得凭证购买,走后门购买,排长龙(队伍)购买……种种怪现象丛生,严重打击了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计划经济怎么会不在国际竞争中失败呢?经济学怎么会不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而被冷落或被边缘化呢?当然,这里论证计划经济的失败,主要是从经济方面的因素而言的,把非经济方面的因素抽象了。
四、效用和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
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科学化的最根本的基石,也是马克思给经济学做出的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将永世昂立,科学长青!然而马克思的价格理论确有一定的片面性,值得商榷。同时科学的价格理论又与效用理论有一定的密切关系,现在就谈这个问题:
(一)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与马克思的价格定义
1. 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和经济学者的责任
价格(广义)应区分为卖方价格、买方价格与成交价格或价格(狭义)。这是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其他价格形式都是这三种基本形式在一定条件下派生或延伸出来的。而在这三种基本形式中,更以卖方价格和买方价格为价格基本形式中的最基本形式。
现实经济中习以为常的讨价还价的买卖活动,正是价格(广义)分为三种基本形式的依据。假定某一商品,卖方的讨价或喊价为10元,这10元就是这个商品的卖方价格;买方的还价假定为8元,这8元就是买方价格;最后双方达成一致,假定以9元成交,这9元就是成交价格或价格(狭义)。价格理论必须全面反映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客观现实,必须全面反映这种讨价还价的实践活动,否则价格理论及其定义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论断是为实践证明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经济学者的责任是从理论上如何论证这三种价格的本质区别和联系,及其存在或形成的原因;而不是否定这三种价格的存在。因为这三种价格的存在,是客观的现实,主观是无法否定的。
2. 马克思的价格定义中没有价格三种基本形式的区分
遗憾的是,在马克思的价格理论中,没有区分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因而他的价格定义的表述一般说也就只有一种价格定义。这个定义凡是学过经济学的人都是知道的,马克思说: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姑且不分析马克思这个价格定义是否科学,是否对。即使是对的、科学的,那么这个价格定义是指卖方价格呢?还是指买方价格?或是指成交价格,即指价格狭义的定义呢?或是指价格广义的定义呢?人们就很不好回答了。因为即使是指其中某一价格定义,而且又是对的话,那么,其余的价格定义又是什么呢?所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种价格的基本形式的定义及其理论,是不符合上述价格的客观现实的,是为实践检验真理标准所排斥或否定的,是不科学的。价值价格理论是经济学中最基础的理论,事关整个经济学是否完全科学,这是十分重要的。我国经济学界同仁们必须正视和研究它,克服马克思价格定义及其理论的上述缺点,发展经济学,使其更科学、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迅速、更顺利地发展!
(二)效用与价格或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实质区别和联系
笔者认为卖方价格的实质是价值(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卖方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买方价格的实质是效用(指批判地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效用而形成的效用概念),买方价格是效用的货币表现;成交价格或价格(狭义)的实质是价值和效用的统一,成交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和效用的货币表现的统一,也就是卖方价格和买方价格的统一。因此,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实质是不同的,有差别的,但三者又都是各自的实质的货币表现形式;三者的各自的货币表现形式,就是三者的共同点或相互联系的地方。可见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立论,正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同时又是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而构成的新的价格定义及其理论。它既不同于马克思的价格定义及其理论,因为马克思的价格定义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他没有区分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更没有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定义;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价格定义,因为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是效用价值的货币表现,西方经济学也没有区分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及其定义。虽然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曾经提出过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遗憾的是马歇尔的供给价格是以生产费用论为涵义的,他的需求价格是以唯心主义效用论为涵义的,而且他的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是建立在供求决定价格论的基础上的,因此是不科学的。马歇尔也没有提出过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论断,也就不可能从价格理论的完整体系的深度去考察和研究它。
结束语
以上所述还不可能包括批判地吸收西方效用理论的全部内容,若有机会还可以继续探讨。但由此也可以提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科学的效用理论是科学的经济学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元素,或者说劳动价值论和科学的效用理论,都是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基础理论。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或原理的关键!我们必须重视它,以发展经济学,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