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思想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经济学的思想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经济学的思想范文第1篇

司法活动作为实现国家职能的一种特殊活动,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它能否进行经济分析,是一个人们未曾涉足的复杂间题。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同时事物的活动过程最终也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为一个经济过程。同样,作为司法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在司法领域内的反映,它的活动过程无不受经济规律的支配和制约。所以,建立司法经济学,对司法活动的经济含,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以研究,并从中找出其规律性,是既可能又必要的事情。

一、司法经济学诞生所面临的两大传统重负

建立司法经济学,本身就是对旧的传统观念和旧的法学理论的更新。因此它的建立面临着两大传统重负:.一是历史的重负。在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时代里,司法历来是封建专制权力的延伸。尽管各朝各代都设有专事司法的大臣,亦设有相当完备的司法机构,但在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下,司法官僚们永远只能是君主的工具,司法机构也只能是君主的办事机构。因此,作为君主“或朝赏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整个司法活动完全受制于个人的好恶。这种一人治法的现象,不变其宗地代代相传数千年,在人们的思想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尽管天地复转,日月复明,历史依旧成了历史,然而历史留在人们心中的,不光是时代的记忆,同时也在人们的思想上留下了已逝去时代的浮尘。封建的宗法观念已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心中,司法在人们的心目中永远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的象征,这种敬畏司法的隔漠心理,必然构成司法经济学诞生的一种传统心理障碍。二是对法学理论的片面理解。中国民主政权的建立,使得旧的司法制度为新的司法制度所代替。但可悲的是,在我国刚刚建立起的新的法学体系却为后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潮所冲击,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法学观。这种以“社会主义越深入,阶级斗争就越尖锐”为理论基础的法学观,在我国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直到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使中国的法学一度变成了学、阶级斗争学,造成了对法学的严重误解。在这种法学理论指导下的司法活动,自然也就只能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在司法工作中只能算政治帐,不能算经济帐。这就构成了建立司法经济学的理论障碍。幸喜的是,党的对我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作了全方位的分析,特别是对我国的阶级状况作了现实的分析,指出:我国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因此,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党的工作重点应转向经济建设。这一精辟的论断,把人们从梦魔中唤醒。面对历史的重负,人们开始反思历史,反思法律,恍然发现,法律不仅仅具有的职能,同时还具有管理经济的职能。因此,司法活动也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同时还是组织经济建设的工具。更为重要的是,它使人们的思想冲破了传统的樊黄,认识到司法活动同样要讲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同样有其经济含义,依然可以进行经济分析。因此,建立我国司法经济学,对司法活动的经济含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以研究实属历史的必然,社会发展的需求。目前,我国有关部门已经决定对司法部门实行经济核算,这必将为我国司法经济学的建立提供实践的基础。

二、司法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相互转化的运动形式的,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3页)。社会科学的分类也是如此,司法经济学就是在分析司法活动内部各种固有关系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对司法活动过程的经济含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以研究的一门科学。和其他经济学科一样,司法经济学也是研究经济关系的,但司法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关系是通过司法活动体现出来的。因此司法经济学首先必须对司法活动的概念和范围加以研究。关于司法的概念和范围,传统的观点认为它是法院的职权行为,是法官的执法活动。这一概念源于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鸡(1689一1775)的“三权分立”学说。几百年来它一直统治着西方法学理论及实践。近年来虽然出现了所谓的“新司法”概念,即所谓由于社会生活的分散化和民主化,司法权已经不完全为法院和法官所垄断,为国家所专有,而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和公司也在某种意义上分享司法权,但这一概念仍未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司法观。二十世纪以来,诞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司法观念已被社会主义国家所抛弃。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国家的统治权不可分制。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和“议行合一”制,即实行在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下的国家机关在职能上的分工原则。因此,那种认为只有国家审判机关才是司法机关,法官的执法活动才是司法的陈腐的传统观念,已不符燕国的司法实践,不足为取。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把司法的概念任意扩大,不能把司法等同于执法。实际上司法只是执法的根本部分或主要部分。在一个以法治国的国度里,所有的国家机关都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执行着一定的法律、法规,如税务、港务、海关、交通警察、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也在执法。税务机关对偷税漏税者的罚款,交警对违反交通法规者的行政处罚,都是一种执法活动,但这都不属于司法活动。如果把所有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都统统视为司法,那就是完全混淆了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的界限。所以一般认为,司法活动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所实施的一种特殊的国家管理活动。它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和法定性,国家对其有专门的法律规定。那么,究竟哪些机关属于司法机关呢?对此,古今中外有不同的规定。一般而论,认定司法机关的标准有三个:一是法定标准,即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司法机关的范围,二是习惯标准,即在历史发展中,某些国家机关被认为是司法性质,行使司法权或.发挥司法职能作用,这些机关就是司法机关,三是功能标准,即有的国家机关在法律或习惯上并未明确其司法性质,但它发挥的作用及其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却同司法机关十分相近,甚至并无二致,它就被认为是司法机关。我国的司法机关基本上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一般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当然,如前所述,司法是国家的一种重要的特殊职能,主要是通过国家司法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执法活动得以体现的,它所执行的是国家的法律,而非行政命令、指示,也不是技术规范、条例、准则、道德规范等等。但司法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简单的活动环节,而是一个系统有序的活动过程。因此其实现机关除司法机关以外,应该还包括其它专司或兼司司法职能的其它机关,比如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公安机关,以及由司法行政机关领导的律师组织、公证机关、调解组织、劳动改造机关、劳动教养机关、仲裁机关等等。这就说明,司法职能不是由司法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专司的,而是由司法机关,以及其他专司或兼司司法职能的机关共同实现的。因此,司法经济学所研究的司法活动,不仅仅指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而是由以上诸机关所实施的全部的司法活动。这种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管理活动,由以上诸多机关分工协作,按照法定的程序有规律的进行。司法经济学就是通过对司法活动全过程的多维研究,进而发现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规律,以期在法定范围内求得有限投入的最佳效果。司法活动过程所反映的社会关系首先表现为各活动主体之间的司法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意志关系,它直接体现国家职能。但这种关系的内容又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具有客观性质。因此司法活动及其表现形式—司法关系,并非某一机关或个人随心所欲的结果,而是由现实物质基础所决定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并且这一关系的变化过程必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司法活动过程所固有的这一客观规律的主观反映就是司法活动过程所应遵循的各项原则。其中主要是经济效益原则和社会效益原则。所谓经济效益原则就是指司法活动过程应最大限度求得司法领域有限投入(包括人、财、物)的最佳使用效果。社会效益原则是指司法活动的结果应尽可能满足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这里,社会效益直接体现司法活动的终极,因此经济效益应首先服从社会效益。但社会效益的实现又必须以经济效益为前提。如果只追求社会效益而舍弃或忽视经济效益,必定造成司法领域人、财、物的极大浪费,进而又会影响到社会效益的实现。反之,如果只注意经济效益而不顾及社会效益,这又会使司法活动同其目标和性质背经离纬。司法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在研究司法活动全过程的基础上认识和揭示其运动的规律,进而探求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目前我国的司法制度,司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¹执行司法职能的机关设置的经济合理性;º执行司法职能的人员配置的经济合理性,»执行司法职能的机.关各自的活动过程的经济含义,¼执行司法职能的机关相互配合活动过程的经济含义,½司法行政事业费的使用与管理等。

三、司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司法经济学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学科,受不同的阶级观点和方法论所指导。我国司法经济学,必须建立在方法论基础上,用唯物辩证法去进行研究。在具体研究中,要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第一,思想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关系。司法经济学涉及两个社会性和思想性都比较强的学科领域,特别是司法活动直接体现国家的职能,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在此基础上阐明这门科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同时还必须运用可靠的数据,通过合理的计算程序和计算方法,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揭示经济规律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总之,要辩证地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学科的思想性是科学性的前提,而科学性又是思想性的重要体现。第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关系。理论联系实际是认识论的一条重要的基本原则。研究司法经济学要注意从我国实际出发,又要为实践服务,使司法经济学的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司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第一,定性分析法也称科学抽象法。这种方法是科学研究中最一般、最常用的方法,对于司法经济学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司法经济学有自己特定的概念、特定的理论和规律。这些概念、理论和规律,都需要进行理论概括,从抽象思维中揭示出来。实现这一抽象思维过程,就需要定性分析法。’第二,定量分析法也称数理方法。就是把司法活动过程的各个方面和不同环节,用一系列量化指标反映出来,进行类比分析,从而发现其联系和规律性。上述两种方法,在司法经济学研究中可以结合运用。运用定性分析法得出的结论,可以指导定量分析,运用定量分析得出的数量指数,可以为定性分析提供基础和进一步的证明。这两种方法是研究司法经济学的根本方法‘司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具体来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调查研究法。这种方法是研究司法经济学的基础性方法。司法活动的实践性很强,同时受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很大,具有多变性特点。因此必须随时调查研究,掌握司法活动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环节的现实材料,从而为学科理论及其应用提供生动可靠的资料。2。比较分析法。这种方法以调查研究法为基础,是对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司法活动的资料,按照各种指标进行类比分析,从而反映出司法活动的发展规律,以及司法活动的变化同政治形势、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变化关系,进而把握住司法活动中的经济关系的变化规律。3.科学预测法。这种方法又以比较分析法为直接基础,是按照比较分析法所得出的结论,通过对未来国内、国际各种影响司法活动因素的动态分析,揭示出未来某一时期司法活动的变化趋势与规律,从而为编制司法部门的经济预算提供参考。

经济学的思想范文第2篇

1．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思想

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2．创造宽松民主的课堂教学环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宽松民主的课堂教学环境，不仅能使学生热爱知识，乐于接受知识，而且使学生主动地追求知识，创新知识，唤起学生的创造热情和欲望，培养学生的创造人格品质和创新精神。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指出：“人的先天潜能是无比优秀的，后天的教育就是创造一种适宜的环境和条件，使之得以实现。”因此在政治课课堂教学中实施创造性教育首先必须创设良好的课堂教学环境，尤其要创设安全自主的心理环境，这是培养学生创造精神的前提。

传统的应试教育，过分强调“教师权威”、“师道尊严”、把学生看成教师的“附庸”。有的教师甚至采用简单的粗暴的手段对待有不同看法的学生，这不仅挫伤了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进取心，而且很容易给学生造成恐惧的心理。学生害怕失败、嘲笑和惩罚，对教师“惟命是从”，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问一个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教师要树立正确的师生观，改革课堂教学管理中的“惟师”、“一言堂”、“家长式的统治”的作风，实行民主的平等的教学管理，创设宽松民主的教学目标。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思考，大胆探索，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教师应欢迎学生提出与自己或书本不同的看法，形成一个互相讨论、互相促进的教学相长的良好环境和气氛。对学生大胆探索、敢于质疑的表现，教师一定要给予积极的评价。要让学生看到自己的点滴成功，要平等地对待学生。

知识经济时代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素质的一代新人，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新课程改革紧紧围绕“教育创新”这个主题，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十分重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要求教师自觉转变教学方式，并努力引导学生形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其目的就是为了激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学生成为知识的发现者和探究者。因此，作为政治老师要在不断学习和深刻理解新课程标准的同时，切实转变教学行为，大胆用新课程理念指导课堂教学实践，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搭建平台，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上有所作为。

3．要注重教学模式的多样性，创设多种模式的教学方法

3．1将“讲授法”和“启发式”教学法结合起来。所谓讲授法是教师运用语言系统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方法，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以教师活动为主，不易发挥学生的积极和主动性，容易形成注入式教学。

启发式是指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以学生为学生的主体，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使他们自觉地完成学习任务，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总是的能力。教师根据教学目的要求和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师生间的问答对话而使学生获得知识、发展智力的方法。

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和方法，所以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将这两种教学方法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能让学生主动的来思考问题，从而牢固的掌握所学的知识。

3．2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政治经济学”教学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多给学生讲解社会上正在发生的能与政治经济学挂钩的新闻时事，然后我们教师把书本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观点、原理等与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学会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来分析现实事件。教会学生通过从现实中具体发生的事件来联想到自己所学知识，从而牢固的掌握所学知识的方法。而不是一味的“读死书、死读书”。

3．3采用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能够增强“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多媒体教学在政治经济学的并不仅仅是作为教师的备课工具和彩色黑板，更多的应该是让学生与社会热点新闻、时事焦点等等现象的沟通。为学生多打开一扇通向现实社会的窗户。

无可质疑，任何一种单一、长期运用的教学模式，都必定会引起学生的“审美疲劳”，所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教学模式的多样性，创设多种模式的教学方法，用以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4．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不断学习先进、优秀的教学思想

现在的高中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人们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当中，大多数教师都选择从基本概念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套经济学原理，然后围绕这此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体的事例加以分析和证明。实践表明，这种教学方式的效果并不理想，它使教师把备课、教学的重点及主要精力用在了概念的界定、逻辑推理和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上，而较少关注经济现象的变化及学生关心的实际问题，这就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不断寻求自身教学思想的不足之处，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教学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收稿日期：2011-10-21

经济学的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学；和谐；思想；浅探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5－0288－02

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和谐经济，在研究和谐经济时，对经济理论中的和谐思想进行研究是必要的。

曼德维尔是第一个对自发秩序进行系统研究的人，他在其代表作《蜜蜂的寓言》中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冲动的和自私的，然后以此为基础形成劳动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以及个人主义的经济和谐模式。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社会有着自然的秩序，人们只要遵从这种自然秩序，不进行人为干预，社会就会自然和谐。从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看，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就必须遵循自然秩序，而遵循自然秩序就必须实行经济自由的原则，无须国家的干预，这样才合有社会经济的和谐。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他那里已经完全构成了经济学的主导意识并真正对国家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主导制度和政府的“守夜人”角色的结合的经济和谐机制。

萨伊给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确定的研究对象是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他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绪论中就说明，他的政治经济学意图研究说明财富的由来，指出财富充实的方法，教导人们如何逐日取用更多的不会衰竭的财富，并力图证明一个国家在人口增加的同时还能有更好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还要满意地证明，“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以及各个国家的利益，不是相对立，所有对抗全是愚蠢”，从解除人的痛苦、救治弊病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研究比政治经济学研究更为重要，更值得有高尚思想和仁慈思想的人研究。”（萨伊，1963，p55）萨伊认为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协同创造了效用，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均提供了生产，因此三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相应报酬，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是相互和谐的，即提出了后来著名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的萨伊公式。这与斯密确定的富国裕民的目的明显不同。把“利益和谐论”倡导者的帽子戴在萨伊头上是合适的。

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和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是被马克思并列研究的两个和谐经济理论的代表人物。凯里以再生产费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来分析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是趋于和谐一致的，他认为，在社会发展的再生产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的不断完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的价值在再生产费用中占有的份额日益缩小，而劳动的价值日益增大，工资会随着工人能力的提高而增加，利润随资本价值的减少而下降的趋势，由此，工人在社会总产品中得到的份额不论在绝对额上还是相对量上都在增加，而资本家尽管在绝对量上有所增加，但是相对量则在减少，因此得出结论：这个支配劳动产品分配的一般规律是使人类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现实的真正的达成利益和谐的基础。

19世纪40年代，巴斯夏发表了集自由经济思想大成的著作《和谐经济论》，他从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不同方面对和谐经济进行了论述，他认为，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总产品中分配给雇主的部分虽然在绝对量上有所上升，但在相对量上却会下降，而分配给雇佣工人的部分无论在绝对量上还是相对量上都会增加，这便会实现经济和谐，与凯里的观点类似，他认为自由是和谐经济的基础，“凡是承认人的利益是彼此和谐并以此为出发点的人，都会赞同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对各种利益不横加干预，不人为地进行分配。”“彼此必然和谐的利益，应由自由来解决”（巴师夏，1995，p35）。他还认为交换是所有和谐中“最重要、最美好、最具决定性、最多产的和谐”（巴师夏，1995，p119）。巴师夏对经济和谐的观点是从利益分配的结果来看的，而且他特别强调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在巴师夏看来，完全自由的市场是会自然地导向利益和谐的，而凯里则是在利益的分配的“实证”研究中确认各阶级的经济利益是趋向和谐的，市场经济的力量可以自然地使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实现和谐。

总之，萨伊、凯里和巴师夏三人在利益（分配）和谐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可以归到利益和谐论中。

瓦尔拉斯以创立一般均衡理论为西方经济学所推崇，他批评了斯密、萨伊等经济学家关于政治经济学定义的错误，在关于“精神科学”的财产理论（即财富分配理论）方面，不同意蒲鲁东关于公道和物质福利之间有冲突的看法，而接受巴师夏经济利益和谐的观点，认为，不论是冲突的观点，还是和谐的观点，都没有得到有效证明，因此，他“准备再度提出巴师夏的主张，而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辩护”（瓦尔拉斯，1989，p66）。事实上，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对价格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有效的分析和计算，他把市场和交换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再次重申了斯密、巴师夏等对经济利益和谐的自由市场机制的重要性。

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也对经济和谐做出了贡献，新古典经济学用个人主观效用理论进一步从形式上论证分析了斯密关于市场交易与自由竞争可以实现利益协调的思想观点，这主要体现于以克拉克为代表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与马歇尔的生产要素市场供需决定论。克拉克将经济利益关系转换成数量形式关系，并从生产领域证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制度是实现了“按贡献分配”或“按效率分配”的原则，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和谐的。马歇尔的生产要素供求定价分配论认为社会分配是其生产原理的自然延伸，各种要素协同生产了财富和价值，也就有权共同占有和分配这种财富和价值，而分配的法则就是市场运行的一般的供求法则，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分配制度的公平合理性，并且也说明了不同利益主体利益是和谐的，自由竞争会使社会各阶层得到最大的满足（钞小静，2007，p107）。应该说，萨伊只是定性地提出了关于和谐的问题，而克拉克和马歇尔则在理论上形式化地力图证明这种和谐的存在性，事实上，从他们之后，利益和谐再也没有引起更多的争论。

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主体和行为的关系，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对立关系，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经济不和谐深刻的制度原因。如果说西方经济理论试图证明和谐是可以实现的话，那么，经济理论则证明和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和谐的不可能性。

总体上经济学对和谐的研究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作为经济活动结果的经济利益的和谐、作为保证经济和谐的制度因素（如市场经济制度等）、衡量经济和谐的标准等几个方面。有的认为只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如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谐会自然实现（如巴师夏），有的把和谐作为目标，有的把和谐作为建构过程，但是，不论言说和谐的，还是不言说和谐的，对经济和谐的追求一直内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的把和谐问题直接作为对象进行研究，而有的没有，特别是现代经济理论，但是，现代经济理论的最大假设是私有制，而完全可以这样说，而对私有制的最大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和谐。

参考文献：

[1]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谐经济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 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3]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4] 何大安.经济学世界中的和谐社会思想[J].学术月刊，2009，（3）.

[5] 蒋自强，等.经济思想通史：第2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经济学的思想范文第4篇

平台经济产生了两个重要颠覆:传统厂商的规模经济被打破，以及厂商的财富密码发生了改变——从流水线变成算法。

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需要关注具有大数据的平台是否带来新型的计划经济，平台算法外部性的正负性，以及平台经济应该保持多大的冗余度。

一、平台经济的诞生

2016—2017年，互联网平台企业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强大、最具创新精神的关键部分。

在互联网平台上，呈现出数字化信息的快速流动与大规模社会化协作，融合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平台本身成为经济与社会的新主角。

互联网平台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

一是平台成长到与市场、企业同等重要的位置。

二是整个社会中的主导公司形态从产品型公司转向平台型公司。

三是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平台成为经济、社会与生活中新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

互联网平台连接人们的线上线下生活，由平台企业演化出平台生态或平台经济已是大势所趋。

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电商平台到行业平台再到平台经济。在平台经济发展的早期，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电商平台率先崛起。

随着互联网与产业融合加深，平台的产业领域不再局限于零售业电商平台，而是趋于多元化发展。例如，出现了众包、共享等诸多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产业领域。

随着平台进入产业领域越来越丰富，其对产业和产业组织变革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平台逐步由一种商业现象发展为一种经济形态。

中国发展平台经济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又步入了创新资源全球化阶段。“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链组织方式，正在以平台为核心重组产业生态。

例如，双创活动产生了创客和大量制造资源的连接平台，高端创新创业资源的连接，成为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崛起为中国制造业弯道超车带来了重要机遇。

由上可知，平台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和政策工具，经济学理论能否给予这些现象自洽的解释，并在政策制定中给予恰当的指引，值得探讨。

二、平台经济的特征

对于平台经济，本文给出的定义就是指依托实体交易场所或虚拟交易空间，吸引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因素加入，并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之间进行交易或信息交换为目的的商业模式。

从这一定义中不难发现，平台经济是一种商业模式的革新，而非产品本身的创新。

支撑互联网的技术因素有九个要素，分别为：“技术驱动”：云计算(Cloud)、移动终端(Mobile)、技术表达(APP)；关键环节：数字化(Digitalization)、连接(Connection)、精准匹配(Match)；“人的需求”：社交化(Social)、赋能(Enabler)、生态(Ecosystem)，也可称作互联网平台特性的九宫格。

平台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依赖于用户参与。谷歌将用户的搜索行为转换为具有丰富价值的广告，脸书运用在线社交搜集并出售用户的精准画像，而优步则看准用户的交通需求充分调度私人汽车。

平台能调动用户参与生产，也会对用户产生巨大影响。乐观派们强调，以优步为代表的平台能够释放未被充分使用的个人资产的商业价值，而类似于Youtube的平台则将让每一位用户都能成为具有灵活工作时间并从平台得到收益的创业者。

对劳动者和工作任务提供匹配服务的平台可能使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率，同时会出现一个工作岗位和价值创造都极度分散化的社会。

平台经济的第二个特征是信息精确匹配。某种类型的交易，如果有很多潜在买家和卖家，如何撮合两个群体达成交易将至关重要，而平台效率也集中体现为撮合效率。

平台经济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其连接一切的特性及其虚拟空间打破时间限制与物理空间距离，使得企业超越区域小市场，面向全国或全球大市场，从针对存量的“头部”发展到拓展增量的“长尾”，从人工操作处理为主发展到工具的技术替代。

平台是连接上下游、供需端或买卖方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务，也是从撮合交易、资源配置、开源创新等过程中，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分享价值增值收益的经营实体。

平台经济的第三个特征体现为双边市场、交叉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有很多类型，但其中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即“双边网络外部性”。

“双边网络外部性”意味着，已加入该平台的买家越多，则卖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同样，已加入该平台的卖家越多，则买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

由此，买家和卖家是否加入该平台，乃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正反馈过程。而对平台企业而言，如何达到正反馈，流量是基础，如何持续获取流量是打造平台生态圈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第四个特征就是跨界。

随着资源共享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产业内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产业通过平台实现的跨界融合现象也愈加显著。

新经济格局下，产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打破原有产业边界，产业之间跨界现象显著。

平台型企业通过连接多边群体，整合多方资源，设立规则与机制，满足多边群体的需求，充当连接、整合的角色。传统企业也可利用连接、整合的思维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企业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创造更多的价值连接，提升效率，带来增值。企业还可以通过协同上下游伙伴，甚至同业竞争者，一起设计新格局、新规则，为供应方及需求方带来更大增值。此外，企业可通过跨界整合，创造全新的价值。

总之，平台追求的是在环形的、不断循环的、受反馈驱动的过程中，最大化生态系统的总体价值。

对平台企业而言，难以复制的资源是社区及其成员拥有和贡献的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据是平台企业的首要资产。

平台经济的魅力在于凝聚资源，将传统经济链条式的上中下游组织重构成围绕平台的环形链条。平台将原本冗长的产业链弯曲成了环形，企业端用户通过平台直接触及消费者，节省的各个环节都提高了产业效率。

三、平台经济的颠覆

传统工业经济以行业分工为主要特征，行业之间边界清晰，泾渭分明。

传统企业处在单向、线性价值链的一环，只需面向客户交付产品或服务，充当生产者和交付者的角色。

传统企业考虑的核心是如何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率地交付产品，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传统企业寻求最大化产品或服务的用户生命周期价值，聚焦整个线性过程的末端。生产过程主要依托线下物理空间，开始围绕一个区域小市场，从贸易销售介入生产制造再进入研发创新形成“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

一旦一个区域小市场成熟了，通过扩大再生产进行滚动式的横向拓展，这中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整个过程叫做滚动发展和线性增长。

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主要是供给侧的规模经济。

平台经济的出现改变了这个过程。从封闭的以产销发展到反向资源配置的敏捷供应，最终实现无边界、无距离、自成长的爆发成长。

需求方越来越个性化，而生产方越来越小批量，所以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反规模效应。供给侧需要弹性生产，需求侧需要用户画像。规模效益主要体现为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带来了巨量交易。

以平台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与工业时代的经济体大不一样，从厂商的规模经济转移到平台的规模匹配。

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产品的定价权在转移，大多数厂商只能被动适应平台的要求:降价促销和参与各种购物节。

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还衍生出两个“副产品”。一个是物流仓储，另一个是支付，原因就是这两项业务很容易标准化。物流公司的规模越大效益越好，支付公司也是如此。

从过去生产方的规模经济、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演变成平台方控制的支付规模经济和物流仓储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的方式变了，经济活动的重心也跟着发生变化，其中原因就是平台侧的规模经济(包括支付和物流)取代了原来的生产方的规模经济。

传统经济还有两个特征:高摩擦和高耗散。

以服装业为例，如果一个品牌服装的成本是100元，商场的定价大约是12倍，市场的平均倍数为8.9倍。近两年，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大约降到到8倍以下，但终端依然是高定价。在服装行业的供应链中，各环节之间都有交易成本，还有物理空间成本，这就是高摩擦。

所谓高耗散，就是指资源最终的有效利用率。例如，从中东进口石油最后真正由消费者享受的价值(用作动力的石油)可能不足17%，80%左右的资源全部耗散掉了。

因而过去的经济体是高摩擦、高耗散的经济体。这种高摩擦、高耗散经济体的一大特点，就是中间环节多。工业时代把这些环节进行分工及专业化操作，极致就是流水线生产。

工业时代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出现，使每一个生产岗位都有了标准化和通用性，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专业分工的门槛“保护”，就业岗位数量相对稳定，持续期限较长。只要提高一个最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就能提高生产效率，大规模地产生财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平台经济就是要减少这种摩擦和耗散，而减少摩擦和耗散恰好也是平台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减少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和耗散，需要各种技术手段的支撑，数据、知识用于决策，关键在于平台上的算法。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如何分享节约下来的蛋糕，算法发明人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从流水线到算法，财富的密码明显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意味着资本方的利益正在从与普通大众结盟转向与小众知识精英结盟转变。

四、平台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与工业时代相比，互联网时代，数据、算法成为生产要素、财富生成机制的变革，财富的创造机制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平台经济是否能发展为平台经济学?

笔者认为可以鲜明地提出平台经济学，总结这个时代新生力量，对旧的理论进行迭代，有三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一)新计划经济

平台经济是代码和商业的特殊结合，互联网成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流通中的数字中介，平台必须“标准化”参与者专门从事的各种活动，包括思想、知识、劳动力和其他闲置资产的使用权。

这显然涉及法律和合同所产生的规制，但也是通过分类纳入和排除、分化的代码来实现。例如，在共享经济中，优步要求对司机进行背景调查，以便与使用该服务的乘客之间建立相互信任。

这些标准化的包含、排除和区分对于稳定参与者的期望尤其重要，也是平台进行计划和组织的基础。

平台可以调动参与建设新数字经济流通的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循环是通过平台对元数据进行编码、部署算法处理数据点之间的关系、使用脚本交互协议、配置可视特征和默认值的接口，实现数据、软件和硬件之间的无形链接。

然而，平台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积极引导、制作和编程流通。这种作用似乎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影子，马云甚至认为平台可以产生“新计划经济”。

线下的物理市场是各种各样的、分散的，交易效率并不高。建立在互联网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上的平台有众多交易，成为最有效的市场，所以平台经济是最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

但是，平台积累了大数据资源，通过对此分析，可以预测下一阶段某个物品交易的价格走势，这又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由此形成“悖论”，值得理论界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

对于一个平台来说，其价格体系是由平台推荐的，或完全由交易双方博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完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

(二)算法经济学

谷歌、今日头条、腾讯社交网络、摩拜单车和阿里巴巴等是网络时代有代表性的平台企业，其共同点是都运用了大规模匹配的算法，这一杀手锏堪比工业时代的流水线。

工业时代称为大规模制造，数字经济时代称为大规模匹配，谁能匹配得最优，谁就获得了财富创造的手段。

谷歌和今日头条实现了人与信息的匹配，腾讯社交网络实现了人与人的匹配，摩拜单车实现了人与设备的匹配，阿里巴巴实现了人与商品的匹配。

匹配算法决定了交易的效率，排位的先与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重大差别。这种平台的匹配算法带来不同经济效益的现象，笔者将其命名为算法经济学。

在平台的匹配算法中，有一种被称为“竞价排名”，通俗地说，谁给的钱多就把谁排在前面。竞价排名算法给平台带来最大的收入，但是，也会有产生“魏泽西”事件的风险。

因此，算法经济学就是要测量平台算法的正负外部性。从监管的角度看，这才是要抓的重点。需要监管平台算法对整个社会来说，其效应是正是负。

平台匹配算法的效率越高，经济运行越有利，减少耗散、摩擦越多，平台创造的财富越多，但其外部性不能为负。

(三)冗余经济学

过去的经济学是一个“浪费型”经济学。

一个商品，经过物流转十圈，所谓“豆腐卖成肉价钱”，只要参与的每个人都能分到钱，就能计入GDP的总量，但中间环节未必都是有效率的。而平台经济减少摩擦、减少耗散，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系更有效率。

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平台直接对接，在现实生活中，一级批发、二级批发，甚至实体店都没有了。中间环节的消失意味着就业岗位的消失，平台经济也是减少就业的经济学。

未来十年左右，人工智能技术将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遇到的减少就业的技术。平台经济加上人工智能，将使一个国家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必须未雨绸缪。

对此，笔者设想解决的办法是:在平台各个环节，采用只降低耗散，不降低摩擦的方案，在平台运营中，保持一定水平的“冗余度”。

也就是说，只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在工作效率和就业岗位寻求一个平衡，可以称之为“冗余经济学”。

经济学的思想范文第5篇

摘要：“门票经济”是一种短期化行为，由此而产生的旅游门票的价格乱象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旅游市场秩序，阻碍了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为此要树立“旅游经济”的观念，以平均利润率为基准，充分兼顾旅游产业链的利益均衡，才能使旅游门票的价格合理回归，促进旅游产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关键词：门票经济；旅游经济；产业链；价格乱象

“稳增长、调结构”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改革举措。在这样的背景下，旅游产业也同样面临稳增长调结构进行产业升级的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旅游业发展迅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种发展也主要是低级的、低端的发展模式，即存在旅游产业发展的初级模式问题——“门票经济”无疑是其典型特征。如何推动当前的“门票经济”向“旅游经济”转化。笔者以为，旅游产品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产品，无论其生产与消费，都有着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征，如某些旅游产品的公共物品性质、自然垄断性质等，而且产品的种类不同，生产与消费以及价格机制的形成不同。作为一个提供给消费者消费的旅游产品，因其特殊性，所以，是当前少数依然要接受政府管控价格的产品。

1.“旅游门票”与“门票经济”

1.1“旅游门票”

“旅游门票”是游客购买旅游产品的支付凭证，也是旅游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凭证。我国学者是这样定义旅游门票的，“旅游门票是指对游客开放的各种旅游景点所收取的游览参观费用的票据”[1]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旅游门票和戏票、电影票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

旅游门票问题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引起重视的，在此之前，由于受到改革的局限性，旅游景区仅仅作为社会福利事业发展，门票的价格一般是象征性的、普遍不高，对旅游业的影响不明显，而未能引起重视，但90年代之后，受价格改革的影响，我国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的门票价格问题。2005年北京的六大景区涨价，引爆了全国很多景区跟进，出现了涨价风潮。实际上涨价风潮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从各地出台的价格治理的法规中不难看出。如“1997 年，国家计委、旅游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旅游价格管理整顿旅游价格秩序的通知》。1996 年，陕西省开展旅游市场价格专项治理工作。2000 年，全国开展旅游价格检查。2005 年山西省旅游局调查研究旅游区（点）门票涨价问题。广东现行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办法。”[2]这都客观说明旅游门票的价格存在的问题，需要出台政策法规予以控制的状态。

1.2“门票经济”

所谓的“门票经济”是基于门票价格的认识，是与门票价格乱像分不开的。尽管各地出台了很多门票价格的治理措施，但迄今仍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也依然为广大旅游消费者所诟病，各地旅游景区依然在和政策措施博弈。于是学者将这种现象厘定为“门票经济”。

门票经济的技术性界定在本文的讨论中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将“门票经济”等同于“旅游经济”，旅游经济是旅游作为一个产业而出现的经济现象。这里问题的着眼点是：将门票收入视同旅游收入和将旅游产业的整体收入作为旅游收入是不同的。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眼光看，前者是狭隘的发展观念是不能持久的价格形态；而后者是基于系统的广义的发展观念，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合理的价格形态。

2.价格乱象与“门票经济”的危害

2.1价格乱象

所谓价格乱象就是价格的不正常，这种不正常是指严重的偏离旅游产品的价值，但由于旅游产品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其价值的本身难以测算，这在客观上让价格失去了参照，使得旅游价格难以找到合理的定价目标。此外，供求关系和外部环境（政策制度环境）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又强化了价格的扭曲。致使门票的价格似乎难以趋于合理。门票的价格畸形形态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

一是超低价甚至免费，在2005年由北京六大景区涨价引领的涨价风潮中也有的地方反其道而行之，如杭州的西湖免费游览；[3]上海拆除公园“价格围墙”，近九成公园免费开放；[4]2005年“五一”黄金周期间，辽宁出台全省旅游景点门票一律不得上涨的规定；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综合性经济效益。但这种价格也遭到质疑，由于当前国民意识国民素质等问题的制约，对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旅游景区超低价门票或者免费开放，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会酿成“公地悲剧”。[5]

二是无限制涨价。一般而言，价格合理会增加市场主体的信誉和提高竞争能力，而旅游门票的价格超高则会适得其反，门票的高门槛挡住的仅仅是普通的消费者和低收入游客。但有人则并不这么认为，根据供求规律的作用，价格具有调节消费的功能，恰恰是这种高价格可以控制游客量，减缓景区承载的缺陷，尽管这一观点同样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

价格乱象突出的表现就是第二种现象，价格超高，严重偏离价值，多数学者分析门票价格上涨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主要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增加收入、二是限制客流量以保护资源。在笔者看来，就算通过高价增加收入，最终也是不可持续的，在市场不成熟的早期，或许可以，但从长远来看，随着消费理性的回归，这种严重超高的价格会因游客的减少而不会增加收入，势必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2.2“门票经济”的危害

门票经济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判定一个区域的旅游业发展好坏，其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主要看门票收入的多少。这就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短视行为。这种短视行为的危害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依靠景区的自然垄断性而任意涨价、乱涨价使得价格与价值严重扭曲，这本身就是对市场正常交易秩序的破坏，严重损害了广大游客的利益，而这一点对于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景区存在这样的问题，就不仅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也损害了社会效益；

其次，这种自然垄断性，由于景区与景区之间存在差别（如5A级4A级3A级等的不同），景区中也存在类似“级差地租”的情况，这样就为经营高级景区的经营者带来超额利润。但如果没有很好的利益均衡机制予以制约或再分配，这对经营较次景区的经营者显然是不利的。

第三，破坏产业链平衡损害整个区域经济利益。旅游产业是与其它产业关联性很强的产业，最密切相关的有：交通、食宿、购物、娱乐等等。而门票经济与旅游经济的区别可以有下边的公式表述：

门票经济=景区门票收入

旅游经济=交通收入+食宿收入+购物收入+娱乐收入+景区门票收入

一个游客到某地旅游总的支出是有一定数量限制的。我们设想一个游客本次旅游的计划支出是5000元，产业链各环节支出一样、收入一样：那么它不是把这个钱全部消费在景区门票上的，是分配到至少是上述产业链的五个环节中，而门票收入仅仅是五分之一，即1000元。在5000元的消费支出一定的情况下，那么各产业链环节之间的收入是此消彼长的。如果门票定价不是1000元而是2000元则意味着其他四个环节平均每个环节减少收入250元。根据平均利润率规律，其它四个环节要弥补亏损的250元，势必要提高自身产品与服务的价格。而这样做，正是各地普遍出现宰客现象、强买强卖丑恶旅游现象的肇因。于是我们不难看到门票经济不仅损害了产业链其它环节的利益也对整个旅游产业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最终整个区域的旅游目的地形象会遭到破坏，如果失去了这个5000元的游客，意味着整个区域减少了5000元的销售收入。

3.由“门票经济”向“旅游经济”转化的对策措施

3.1树立“旅游经济”观念并确立原则

首先，作为地方政府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管理者，要能够平衡个产业链之间的利益关系，兼顾旅游经营管理者、政府、游客三者的利益关系。其次，要是门票价格合理，要充分尊重平均利润率规律，动用各种经济杠杆甚至使用行政干预手段遏制垄断利润的形成。

3.2对旅游产品进行合理的分类作为定价基础

笼统的探讨门票价格问题没有实际意义，为了平衡个旅游产业的产业链利益，理顺利益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把旅游资源或旅游产品进行分类，根据不同分类的特点觉得其价格机制的模式，不能搞一刀切。从大的方面看，旅游资源或旅游产品大致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即社会公益型、资源保护型和商业投资型。[6]

首先，社会公益型，这类旅游产品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质，如城市公园、少年宫、图书馆等等。这些景点景区的投入维护等等由政府埋单，具有事业、半事业单位的性质，因此，其定价原则应当是“公平第一兼顾效率”可以实行低票价甚至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免票；其次，资源保护型。这类景区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如风景名胜区、文物古迹等。这类景区景点，一般属于历史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其传承与保护十分重要，围绕“保护为主适度开发为辅，以环境的承载力为限”适度提高价格的原则；第三，商业投资型，主要是度假村、主题公园以及各种现代人造景观。这里旅游资源要坚持“以平均利润率为主线，以质论价，兼顾产业链利益”的定价原则。

3.3 强化财政杠杆作用

财政杠杆主要体现在“收”“支”两条线上，针对上述划分，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划分可以搞的更细一些，来确定税收的多少与财政预算支出的多少，再再分配这个环节上平衡各种利益关系。

3.4建立基于产业链的利益均衡机制

基于“旅游经济”的视角来确立价格机制，本身就是要兼顾个产业链之间的均衡发展。和上述的财政杠杆协调同步的是，区域经济体或地方政府，有必要建立旅游产业发展的专项基金，旅游产业关联性强的产业或企业是旅游产业发展基金的来源，这些基金的使用按照平均利润率的规律安排在整个旅游产业中的使用，如可以拿出部分资金用于因抑制景区门票价格而为景区经营管理者造成的损失等。

4.小结

旅游产品性质的复杂性决定了其价格形成机制的复杂性。“门票经济”阻碍了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且在此工程中破坏了旅游产业链的利益均衡，最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只有摒弃这种观念，树立大旅游大市场的意识，以“旅游经济”的视角对旅游产品进行分类确立定价基础、兼顾旅游整体产业链的发展，以平均利润率规律确立总体定价原则才能解决当前损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市场秩序的不合理的门票价格乱象，促进旅游产业健康发展，为其转型升级奠定基础。（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旅游管理学院；贵州财经大学旅游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参考文献

[1]张文菊，杨晓霞1我国旅游门票研究综述[J]1人文地理， 2007，（02）： 58-62

[2]何丞，温梅兰，朱韶华，等.完善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研究简写报告[J].粤港澳价格，2005，（1）：33-37.

[3]“免费西湖”拉动相关产业大发展—杭州市西湖风景区公园免费开放的做法与启示[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5，（4）：13-14.

[4]俞丽虹，谈毅敏，谭进.上海近九成公园免票[J].华人时刊，2005，（5）：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