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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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市场规模范文第1篇

事实上，从全球范围看，医疗健康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而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民众对医疗健康的重视程度也日渐提升，中国的医疗健康产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我国庞大的人口总量和社会日趋老龄化也为医疗健康产业提供了极具潜力的市场，而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应用的普及以及生命科学领域研究和临床应用等的不断突破，则在提升医疗水平和健康管理能力、提供技术保障的同时也给医疗健康产业带来新的变革，医疗器械、养老服务、医药电商和移动医疗等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当下，医药电商和移动医疗无疑成为互联网与医疗健康产业相结合的典型代表，既是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重点，也代表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更是当下资本市场的投资热点。“互联网+”的时代已经到来，在为大众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医药电商和移动医疗也给传统医疗健康行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市场前景值得期待。

而得益于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医疗器械行业已逐渐成为医疗健康产业中一个较为独立的分支，市场潜力巨大。有相关专家指出，医疗器械是医疗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已超过千亿元，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医疗器械行业还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但同时也面临着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医疗设备发展不足的困境。我国医疗器械行业普遍存在企业规模小、产品处于产业中低端环节，与全球龙头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等问题，未来发展高附加值产品、推动高端医疗设备的国产化将成为国内产业发展的重点。

再以养老服务产业来说，自2000年开始我国已步入老龄型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与此同时，养老服务产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投资机遇。

不过，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配套服务设施不足、服务体系不健全、观念不到位、资金供应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为此，我们应借鉴国内外成功的模式和经验，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不断满足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生命科学市场规模范文第2篇

企业只有寻求到一种不受固有产业链变化影响的商业模式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吉列靠卖刀片而不是剃须刀赚钱，惠普打印机的利润来自于墨盒而非打印机本身，汽车4S店不是靠卖汽车挣钱而是售后的延伸服务，而凯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ProGenTech，以下简称凯晟生物）就是通过其研发的检测平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耗材需求。“如果要为凯晟生物定位，它们是属于设备加耗材的行业。”德同资本合伙人田立新表示，“他们销售检测平台只是一次易，但是带来的却是后续长时间的耗材需求。”正是由于凯晟生物这种与众不同的盈利模式使得德同资本与Bay City Capital（以下简称BCC）在2008年4月3日正式为其注资2100万美元，完成了凯晟生物的第三轮融资。

从NASA到生命科学

也许凯晟生物的创始人、现任总裁兼首席运营管余家昌（Steve Yu）从来没有想到一则报道会对他产生如此大的改变。曾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工作过的余家昌在2001年通过电视上的报道得知美国邮局遭受到了炭疽热病毒的攻击，而美国有些公司所研发的产品能够在半小时之内将生化武器中具有危害性的物质检测出来。“当时我就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产品。”余家昌告诉本刊记者，“生命科学是为了人类的健康和安全服务的，这比高科技更加有意义。”于是余家昌一头扎入了完全陌生的生命科学领域，并于2005年3月与其合伙人Jesus Ching共同创建了凯晟生物。同年5月余家昌单枪匹马回到中国，开始他在中国创业的道路。

尽管凯晟生物是一个生物技术公司，但是其所研发的产品涵盖了化学试剂研制、电子控制、软件应用、人机界面、嵌入式软硬件开发、结构设计等与工程自动化相关的技术，想要找到能够同时具备这么多门类知识的研发人员相当困难，于是余家昌决定将每种工作按照不同知识领域划分开，寻找每个领域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技术团队组建完善之后，余家昌带领其团队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将初期的产品研发出来。回想当初的创业过程，余家昌感慨万千，“尽管我们的研发团队在每一个领域中都是精英，但是核酸提取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直到他们真正看到我们初期的产品才明白了这个产品的概念，了解了这个产品的实际应用原理。”

众所周知，美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比中国要发达几十年，试验经费上百倍的差距、研究人员数目的缺乏，以及实验仪器和试剂的落后造成了生命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步履维艰，然而余家昌却依旧选择了中国，是为了利用全球不同地域的不同优势而调整战略结构。“我们在中国上海与美国加州都建立了公司，这样我们就可以一方面应用国外优秀的技术进行扶持，另一方面也可利用国内低成本生产的优势。”余家昌表示，“目前中国市场规模大约为6000万美元，仅仅占到全球整个行业市场的10%，因此占领了90%左右市场份额的国外市场是我们的销售主战场。”凯晟生物在加州的公司主要负责其在销售、专利申请以及客户开发的规模，而上海的总部汇集了所有的核心研发团队进行研发和国内市场销售工作，2006年底在苏州建成的工厂则是为凯晟生物的耗材及仪器进行组装。

选择中国市场除了降低研发、生产成本之外，资本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据了解，凯晟生物在接受此次投资之前，曾经获得两轮天使投资，然而天使投资的资金比较有限，而高新技术产业又需要大量资金，因此，将有限的资金带到中国就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在美国的一元钱到中国可以当作八元钱用，所以我们的资金在中国可以做更多的事。”余家昌表示。“另外，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工程师，他们工作的努力程度是你所无法想象的。”在国外，很多机构为了开发一个产品要开三个月的会议；在凯晟生物，一个新方案在出台之后只需要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就可以开始启动，开发的速度是海外机构所不能比拟的。

最Top的技术

生命科学领域的“瓶颈”问题就在于技术，只有拥有了先进的技术核心才能够拥有至高的“门槛”，让竞争对手无法望其项背。“我们首先看重的就是凯晟生物在技术上的优势。”田立新表示，“这项技术在中国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先进的。”凯晟生物专注于核酸（蛋白）的纯化及分析技术，而这些技术最关键的就是核酸（蛋白）提取纯化。核酸主要包括脱氧核糖核酸DNA、核糖核酸RNA以及部分蛋白，而核酸因为能够自我复制被认为是最本质的生命物质，而要获得任何一个事物的信息都要从基因提取系统开始，基因的提取关键就在于核酸（蛋白）的提取。这项技术几乎伴随着整个分子生物学研究过程，从最初的目的基因提取到PCR产物纯化或“胶回收”，以及基因克隆中质粒的提取等实验过程都离不开核酸（蛋白）提取纯化。

传统应用的核酸提取方法主要包括沉淀法、螯合树脂、玻璃粉吸附法。尽管这些方法能够对核酸进行不同程度的提取，但是却存在操作繁琐、耗时效、环境污染、提取纯度不高等缺点。而凯晟生物在进行核酸提取时所采用的则是磁珠法，“这是自动化领域中非常实用的技术，我们就是利用这项技术进行产品开发。”余家昌表示。磁珠的主要原料为铁氧体，有很高的电阻率和磁导率，等效于电阻和电感串联，具有更好的高频率波特性，并在高频时呈现阻性，利用微性微粒及偶联技术能够快速将DNA提取出来，可应用于蛋白纯化、免疫学检测、核酸纯化和核酸杂交检测等领域。

凯晟生物的产品所具备的最大优势有两点。首先，精简操作的步骤及检测的时间。传统的实验操作普遍是通过手工或半自动化完成，利用移植箱对试剂盒进行手动操作，根据不同的样品，整个提取过程在两至三个小时左右；而凯晟生物的智能盒根据不同的实验要求，已经预先灌装好所用的试剂，因此，操作人员只需要将样品放入智能盒，再将智能盒放置到检测系统上即可以操作。其次，能够避免样品之间及样品与操作人员之间的交叉感染。现在最常见的“集中式”仪器是一种开放式检测仪器，采用这种仪器进行实验检测的最大问题就是样品会被污染，智能盒是完全密封的，因此，只要放入样品就可以在盒子外部进行操作。“凯晟生物的产品的主要优点就是能够消除用户遭遇无保护和样品交叉污染的可能性。”田立新表示。以病人验血为例，医院采用的是48孔或者96孔板的开放性设施，而检测操作的第一步就是加热样品，加热所产生的挥发势必使得样品之间产生交叉污染。如果检验样品含有SARS或者禽流感病毒，对于在开放式环境中进行操作的检测人员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危险。因此，凯晟生物能够解决该问题的技术和产品真正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

打印机模式

拥有了领先的专利技术，开发出竞争力十足的产品，盈利模式就成为了投资人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凯晟生物的商业模式并不算新颖，但是用在生命科学领域却是十分巧妙的。”田立新认为，“通常来说，产品的硬件卖掉一件就是一单生意的结束，但是凯晟生物在卖掉一件基础检测平台之后，却能够带来若干年稳定的耗材需求。”

这种商业模式完全复制了惠普打印机“机器为饵，耗材钓鱼”的盈利模式，将其打印机以极低的利润甚至是亏本卖给使用者，但是用户在后续阶段所使用的墨粉才是真正为厂商带来巨大利润的关键。“凯晟生物的模式甚至比惠普的模式更好，他们的墨粉要用完之后才需要更换，但是我们的智能盒却是一次性的，不可能再循环利用，我们的耗材更换周期更短。”余家昌说。据介绍，凯晟生物每台仪器的使用寿命在5－20年不等，如果第一年销售100台，第二年依旧销售100台，那么第二年的耗材需求量就是200台仪器的消耗量，如果第三年再销售100台，则耗材用量就增加到300台，以此类推，耗材的用量将会逐年增长。另外，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凯晟生物的仪器销售量必定是呈上升状态而不是水平状态，因此耗材的需求量就更大了。据统计，目前这个行业在国外每年需求量的增长率大约为20%，而中国市场需求量的增长率却高达40%，所以这个领域的发展空间将是非常大的。

生命科学市场规模范文第3篇

从本世纪初开始，东芝已悄然进行产业转型。2003年3月7日，在宣布一大堆合资和投资计划后，东芝新的业务终于浮出了水面。当天，东芝社长冈村正对外宣布，东芝在未来3年将主要资源集中于3个领域——数码产品、电子零部件和社会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业务首次被正式定位为东芝的重点发展领域。

2006年17日，东芝出资41.58亿美元，完成对美国核电鼻祖西屋电气的收购。此后，东芝将西屋电气部分股权转让给哈萨克斯坦原子能公司，从而获得哈萨克斯坦哈拉桑铀矿两个矿区22.5%的权益，成为日本重电厂商获持铀矿股份的先例。2008年，东芝进军美国核电市场，获得美国南方集团总计7000亿日元的两座核反应堆的大单。而在2010年，东芝又携手两家美国公司，共同竞标沙特的核电项目。在截至2010年3月的2009财年，核电业务已给东芝集团带来了5700亿日元的收入。

进入2010年，智能城市的概念在全世界铺开。据日经BP清洁技术研究所调查显示，智能城市的全球市场规模将在2030年累计达到4000万亿日元。每年的市场规模也接近于200亿日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东芝社长佐佐木则夫开始了其产业的转型图谋。2010年10月，东芝成立了专门的“智能社会事业统括部”来强化其智能社区业务。2011年4月1日，新成一家社会基础设施系统公司，专门为智能社区业务提供支持。

2011年5月，东芝以23亿美元的价格击败美国通用电气，成功地把全球领先的能源计量设备、系统和服务的供应商瑞士兰吉尔公司收入囊中，这是东芝5年来金额最大的一笔收购交易。

当月24日，东芝就公布了一份中期业务计划。计划将转变长期以来的以半导体和核电为重点的战略，智能社区建设业务发展将成为东芝一个主要的营收来源。该建设业务包括从发电到智能电网和各种节能系统等不同领域。东芝也觊觎该业务3倍的盈利目标，计划在2015财年达到盈利9000亿日元。

索尼的绿色未来

索尼前掌门人出井伸之在《索尼神话的五次破灭》中表述：“索尼总是在每次神话破灭的时候变大变强”。

2010年4月，索尼提出了一个狂妄的计划：到2050年实现“环境零负荷”，目标是将能源消耗、废弃物使用降到最小，力求温室气体零排放和重点资源的一次性材料利用为零，并通过各种活动维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

2010年6月底，索尼“高调”公开了橄榄石磷酸铁锂电池的全新储能模块。而在绿博会上，索尼展示的是光电转化效率高达9.9%的新型燃料敏化太阳能电池，主要材料采用了燃料分了而不是硅，通过燃料分子吸收光能转换为电能。而国际经济号家分析认为，在未来10年内绿色产品将成为世界商品市场的主导产品。

除此之外，索尼还开始插足医疗设备领域。2010年收购了美国伊利诺伊的生命科学公司iCyt Mission Technology，2011年又收购了华盛顿州雷蒙德市的医疗诊断设备公司Micronics。据医疗保健研究公司Espicom Business Intelligence称，全球医疗设备市场的规模巨大而且仍在不断发展，预计这个市场将在未来5年增长28%，到2016年时将增至3486亿美元的规模。

2012年2月，即将出任索尼社长的平井一夫在其复兴索尼计划中表示，索尼在传感器、信号处理、光学透镜和显示器等领域有着大量创新。通过将这些创新应用于内窥镜、X光诊断设备和超声波设备，索尼能够开发创新的产品。

2012年9月28日，索尼以500亿日元认购奥林巴斯增发的3438.79万股普通股，持股比例达11.46%，成为奥林巴斯的最大股东。奥林巴斯在医疗设备领域有优势，占领了全世界医疗内窥镜70%的市场。双方将研发、生产和销售应用3D、4K技术的医疗内窥镜和整体解决方案。

平井一夫说，索尼的目标是到2020年医疗设备的收入增长至2000亿日元（约26亿美元），“医疗设备总有一天会成为索尼利润的重要支柱”。

松下：新能源的争霸者

从2007年开始，松下加大了以新能源为基础的产业谋划，明确将生活电器产业、元器件产业和系统解决方案产业树立为三大支柱产业。松下的欲念是，到2018年公司创业100周年时，成为电子产业第一的环境革新企业，这一目标被视为松下正从一家电子企业转型为新能源企业。

2009年，松下完成了对全球第7大太阳能电池制造商三洋电机的并购。松下收购三洋电机最为看重的是他的新能源业务，尤其是其太阳能电池业务。2010年4月，松下开始在其位于日本尼崎市的平板电视机厂建造新的太阳能电池厂，并由三洋电子公司负责运营。

2010年11月，松下和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汽车（Tesla Motors）共同宣布，松下已向特斯拉投资3000万美元。此次投资巩固了两家公司之间的一项多年期合作，以加快电动汽车的市场扩张。

同年，松下将旗下的三洋白色家电业务以8.3亿人民币的价格抛售给中国海尔，还宣称将不再对等离子和液晶显示器业务进行投资。日本转让背后的手段和盈利性至今无人披露，尤其是产品线的转让中有多少是真正的价值也被人们忽略了。

2011年4月28日，松下宣布在2012财年结束前，完成总计约4万人的裁员计划。而这4万人主要集中在松下旗下家电和电子产品的海外生产部门以及日本国内的营业部门。当年4月1日，松下刚刚完成了对三洋电机和松下电工的全额收购，以生产充电电池、机器人、电子元器件、照明设备和太阳能电池板等产品，并吸收了16万名员工。

2012年1月，松下董事长大坪文雄称：“没有一家厂商能够通过电视机硬件来赚钱，因此松下打算从家电业务向B2B业务转型。”当时他在松下电器担任社长职务，后来在6月份被替换下来并转任会长。

不过松下的谋划并未达到其原本设定的目标，松下的能源业务为公司贡献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6%左右。但松下公司的高管对未来仍保持乐观态度。

日本电子业衰退的假象

因而从全球产业深层次生态看，贸然说日本电子业战略衰退的观点是缺乏战略审慎的，不容忽视的是“去制造化”仅是日本电子企业策略中的一步。

有专家认为，家电领域的高科技含量已经不多，中国企业和韩国企业都能进行标准化生产，但在此领域日本很难在标准化的产品里体现出来。因而，日本企业开始学习美国企业，把那些无关紧要甚至拖累公司前行的部门剥离，如制造工厂。

日本产业结构“十年一换”的规律在家电行业得到充分体现，这是行业趋势所逼。松下走新能源、环保领域路线；索尼进军锂电池业务、3D电子产品和网络服务；夏普强化液晶电视和白电，主打健康节能牌。

生命科学市场规模范文第4篇

关键词：成都市；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建议

一、生物医药产业概述

（一）生物医药产业定义。目前，生物医药产业尚无统一的界定标准，一般意义讲，它是指运用生物技术从事药品、设备生产和提供相关服务企业的集合，主要包括生物制药和生物医学工程两方面内容。生物制药产业主要包括生物技术药、化学制药和中药制药等领域，其中中药制药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生物制药子产业。生物医学工程产业是指运用生物医学工程技术进行产品开发、设计与生产的产业，主要包括生物医用材料及植入器械、诊断试剂以及高新技术诊疗设备及系统等。

（二）生物医药产业特征。首先，生物医药产业具有“三高一长”的特征。生物医药产业是资本与技术高度密集型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长周期等特征。生物制药是一个投入相当大的产业，主要用于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及医药厂房和设备仪器方面。新药的研发周期很长，从化合物筛选、临床前研究、各期临床试验到批准上市往往需要10-15年时间，而且风险很大，成功率仅在百万分之一，开发过程中一旦出错，都可能导致项目失败。但若研发成功也有着惊人的高回报。

其次，生物医药产业具有行业周期较弱的特点。医药产业与生命科学密切相关，很难说存在成熟期，是永远成长和发展的产业。医药产品与服务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有不可替代性和广泛的刚性需求，因此，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与经济景气程度的关联度较低，具有超强的抗经济危机能力。在历次的经济衰退期，包括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纳斯达克医药类股票及标准普尔保健指数均有不错的表现。

再次，生物医药产业高度依赖研发资源服务。与IT等高新技术产业不同，生物医药产业在研发阶段更依赖基础科学研究，研发团队需要在产业化的不同阶段适时引入在技术评估、资本运作、市场营销等多种创新要素，加速成果转化。

二、生物医药产业链条分析

（一）生物技术药。上游：主要包括生物制品原材料和研发服务，有研发服务投入大、风险高、附加值高等特点，原材料生物制品制备领域成本相对较低，血液制品行业由于血浆资源的稀缺性较高，平均毛利率达10-15%；中游：主要包括基因工程药物、单抗药物、疫苗、血液制品等药品的制造，制造环节科技含量与附加值较高，行业平均毛利率30%；下游：医药流通及服务环节，由于进入门槛较低，毛利率在5―8%。

（二）化学药。上游：主要包括化工原料供应和化合物筛选，药用辅料及包材的供应；中游：主要包括化学原料药与药物制剂的制造，化学合成药产业中，大宗原料市场趋于饱和，毛利率低，特色原料药和制剂药增长速度较快，而且附加值高，特色原料药和制剂产品的毛利率通常分别在50%、40%左右，化学合成新药作为新产品，往往具有较高的附加值；下游：包括化学药物流通及服务。

（三）现代中药。上游：主要包括中药材种植（养殖）、新药研发，毛利率较高，达40%；中游：主要包括饮片炮制、配方颗粒加工、中成药制造和植物提取物制造，其中中药饮片加工行业毛利率约为30%，中成药制造毛利率约为35%，配方颗粒毛利率达45%；下游：包括中药材流通及服务。

三、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在人口老龄化及经济发展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我国药品市场高速扩容，2002～2012年，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的复合增长速度达到22.3%。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原料药生产和出口国，世界第二大OTC药物市场，世界第三大药品市场。2012年，我国药品市场规模达到9261亿元，医药产业总产值达到 18147.9亿元；预计到2020年，我国药品市场规模将以年均12%的增速继续扩容，到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3万亿元。第一，从市场格局来说，我国正形成中药、化学药、生物药三足鼎立的市场格局；第二，从各类药品市场份额来看，西药是药品市场的主体，中成药约贡献20%以上，特别是在小医院、基层医疗和零售；第三，从产业布局来看，生物医药“三高一长”的产业特点要求产业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向专业智力密集区集聚、向园区集聚。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初步形成了以长三角、环渤海为核心的集群发展态势。“十二五”期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仍将进一步集聚于东部沿海地区科研院所集中和创新能力较强的省份，以及少数中西部的中心城市，区域发展不平衡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其中，研发要素将进一步向上海、北京集聚；此外，西部地区的四川成都、重庆已经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成渝经济圈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创新活跃，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生物医药成果转化基地。

四、成都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成都具有良好的生物医药产业基础，在生物制药、现代中药、生物医药材料等领域实力较为雄厚，拥有科伦、地奥等一批优势企业。现代中药、疫苗、血液制品、大输液产品的技术研发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近年来，成都生物医药产业增长显著，年主营收入增速保持在20%以上。2012 年，全市共有生物医药企业6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209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14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比重4.1%；实现利税65亿元，同比增长18.6%。

从政府区域规划角度看，成都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前景是可观的，但是不可否认，当前成都市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仍面临着不小的问题与挑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竞争力不强，尽管成都市高新区内聚集了200余家生物医药企业，但尚无真正核心的龙头企业；第二，产业高端化不足。成都市生物医药企业大多处于化学药仿制生产、中药复方生产等产业链低端位置，在药物研发试制、药品检测与鉴定、知识产权服务等高端环节仍旧较为缺失；第三，产业同质化竞争较为激烈。由于生物医药产业的高技术、高资本投入的产业特征，因而对于地域、能源、交通等因素要求不高。成都市内各个区域均有生物医药企业分布，导致企业同质化竞争明显，更易造成企业间的恶性竞争；第四，产业机构亟待升级。成都市大部分企业研发创新不足，产学研合作也较为缺乏，导致一些研发成果产业化较慢，一些关键性产业化技术长期没有突破，制约了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下游深加工产品领域延伸，产品更新换代缓慢。

五、成都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一）明确发展思路，加强产业招商引资。要明确思路，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成都市重点主导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和培育。加强产业研究，充分发成都市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区位、资源优势，重点支持和发展成都市相关区域具有比较优势或能实现突破性发展的产业领域。同时，要把“招商选资”作为成都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一项长期工作。利用好国际产业链分工和产业外包转移契机，“导入招商”与“存量招商”并举，引进一批产业高端和产业链薄弱、缺失环节的关键企业。

（二）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促进产业联动发展。要促进“产城一体”组团化发展，加强产业发展载体支撑。加大现有园区的土地整理、清理及置换工作力度，为产业发展预留后备载体空间，大力促进生物医药制造与“成都国际医学城”医疗服务的融合、互动发展，延伸产业链条，以制造环节为主体，带动总部经济与生产业的快速发展。设立生物与医药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加大对优质企业及项目的扶持力度。同市引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力度，增强自主开发能力，鼓励企业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等围绕重大关键技术及高端产品进行 “产、学、研、用”合作。

（三） 完善政府体制机制，改善政府职能。加强生物医药企业运行监测分析，对重点企业实行“一企一策”、“一事一议”。深化与周边省（市）县的产业合作，主动出击，吸引其他省市的优秀技术资源和优秀生物医药企业向成都市高新区、天府新区等区域进驻。支持企业积极申报新版GMP认证，对通过认证的企业基于资金补贴。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2010年医药行业分析报告》

生命科学市场规模范文第5篇

论文提要：可转换债券作为一种成熟的金融工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许多上市公司选择可转换债券的融资模式。本文系统地介绍了可转债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并综述国内外关于可转债的融资理论。

可转换债券作为一种中间性的投、融资工具，其市场体系的繁荣和发展将十分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成熟和金融风险的化解。而我国的可转债市场无论是在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上，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从可转债的自身特点来看，它是一种特殊的投资品种，投资者在获得一定的利息收入的同时，还有可能因为转股而获得较高的资本利得，并且可转债对降低成本也有独特作用。我国资本市场一直存在着股权融资比例过高、投资品种匮乏、金融创新困难等问题，需要尽快推出债券类和权益类的金融产品并完善相关交易市场。因此，可转债融资对于中国投资者和资本市场本身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我国证监会近日规定，允许上市公司股东发行可转换债券以满足部分“大小非”的资金需求，舒缓“大小非”减持对二级市场构成的压力。

一、可转债市场现状

2007年国内资本市场“流动性过剩”及股票市场波动，为可转换债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经历了一波股权融资后，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逐渐将融资触角伸向债券市场，尤其以可转债市场备受青睐。2008年初迄今，公告拟发行的可转债规模已超上千亿元，这是2007年发行可转债规模的数倍，充分说明我国可转债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但可转债作为国内证券市场一种较新型的金融衍生产品，其市场尚处在发展阶段，目前可转债市场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发行公司的数量还不多，融资规模与资本市场规模相比还偏小。据统计，沪深两市截至2007年11月底，发行上市的可转债共53只，总发行额度585.05亿元。而2007年仅一年我国通过IPO所募集资金就达到了4，771亿元。这是我国可转债市场无法与之比拟的。截至2006年9月美国可转债市场规模已达2，600亿美元，占据全球可转债市场的半壁江山，成为全球可转债市场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因此，近年来我国可转债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可转债市场存在很大差距，与股票相比在规模上还没有成为资本市场重要的投融资工具。

（二）已发行可转债企业的行业分布不平衡。在国外，可转债发行主体早已发生变化，由大企业转向高成长、高风险企业。由于融资规模大，融资成本低（利率比债券低），又容易受到投资者的欢迎（有风险规避作用），高风险、高成长企业如IT和生命科学行业特别青睐可转换债券这种融资方式。而我国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多为传统行业的优质企业，具备良好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这样，虽然能保证可转债良好的投资价值，但是不利于充分发挥可转债对资本市场的稳定作用。

（三）可转债的发行条款设计趋同，每家可转债条款设计大同小异。一览众多发行企业的可转债发行条款，可以发现基本雷同，例如低票面利率、无限向下修正条款等。在可转债发行条款设计上，往往向融资者的利益倾斜，并未充分发挥可转债这一创新型金融工具的特性，严重阻碍了可转债市场的发展。正如我国企业在选择融资方式时，应注意比较各种方式的优劣及与企业特点的适应性，在设计可转债融资条款时，也应与公司特性联系起来，真正凸现可转换债券的期权价值。

二、可转债理论研究

（一）国外理论研究。国外对可转换债券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有不少学者对于可转债融资的普遍现象已做了理论模型的研究。其中，绝大部分模型认为：可转债的价值在于能解决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给投融资带来的问题。本文将它们归为两条主线：风险模型及信息不对称模型。

1、风险模型。风险模型强调可转债的作用为能解决风险转移和风险度量问题。Brennan和Schwartz提出发行可转换债券一般具有公司投资人喜欢追求风险、公司本身风险难分散或公司投资政策难预测的特性。当公司运营和财务风险高时，发行标准型证券的融资成本就比较高，因此公司将选择发行如可转换债券的混合型证券。Green提出风险转移假说，指出当公司采用正NPV投资决策或采取的投资策略可以使财富从债权人转移到股东身上时，公司股东财富可提高，这将造成债权人和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成本，完全发行权益型证券可能导致经理人过度专权的成本，损害股东利益。Jensen和Stulz提出财务杠杠可以限制经理人过度专权，从而降低经理人过度专权的成本。

2、信息不对称模型。以信息不对称为框架的模型，主要是以Mayers和Majluf的框架为基础，但各个模型的假设和实证意义都是不尽相同的。Constantnides和Grundy提出在允许回购的条件下，可转换债券可以通过信号无成本的解决逆向选择问题。而Jung，Kim和Stulz将成本因素加入Myers和Majluf的模型中，提出当经理人过度专权的成本存在时，经理人可能为了追求个人目的而伤害到股东权益，因此当公司的投资机会价值高时，经理人自主能力的成本就会较公司的投资机会价值低。除此之外，Jung，Kim和Stulz探讨了经理人过度专权的成本和负债的成本双重因素作用下，投资机会价值的变化对企业最优财务杠杠的影响。Stein在后门权益假说中，提出可转换公司债是权益型证券的替代品。Lewis，Rogalski和Seward综合上述理论，并沿用Jung，Kim和Stulz的Logistic回归模型，在Black-Scholes评价选择权的基本假设下，以累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N（d2）来估计可转换公司债的预期转换几率，并探讨了企业选择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决策动机。

（二）国内理论研究。相比之下，虽然近年来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发展迅猛，但我国可转债融资理论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国内的理论研究热点集中在可转换债券的定价模型研究和可转债发行的条款设计上，如郑振龙、林海及马超群、唐耿等；实证研究则集中在可转换债券发行的股票价格效应上，如王慧煜、夏新平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公告后，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显著上升，回归研究表明：发行可转换债券公告效应与发行公司的公司规模、可转换债券发行规模，以及宣告期间重大事件的公布呈显著正相关；黄建兵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研究了我国证券市场上相关证券：同一公司的股票和可转换债券、A股和B股，两者价格行为的相互影响；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可转换债券解决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特性。张永鹏、丁时勇对可转换债券发行与赎回进行了博弈分析。王春峰、李吉栋构造了一个可转换债券契约的信号传递博弈模型，创业者通过转换价格向风险投资者传递项目的状态信息，可转换债券的这种信息甄别功能可以减轻风险资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三、结论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可转债市场的发展对这样一个新兴资本市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转债的密集大规模发行对我国尚不成熟的可转债市场是个挑战，加快发展可转债市场及其理论研究在目前就显得更为紧迫。同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现象及上市公司特殊性的融资行为，对上市公司可转债融资动机及融资行为进行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结果也将对我国公司融资理论包括可转债融资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