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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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分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微观经济企业管理中小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迅猛发展，在活跃市场、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中小企业得不到国家政策的扶持，甚至得不到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地位。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资金少，竞争力弱，但其在市场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目前，中小企业因其市场地位的不可替代性，倍受世人关注。然而近年来，中小企业改革进展缓慢，很多企业更是矛盾重重，停滞不前。我国加入WTO后，给中小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更多的是挑战。怎样使中小企业走出困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问题。

任何一个企业经营好与坏均有其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即微观、宏观方面的原因。企业要发展，宏观发展环境不可忽视，但突破自身局限是关键。目前中小企业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众多，文章仅从中小企业自身——微观方面来考虑中小企业走出困境的出路问题。

一、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

企业的微观环境是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具体环境，与企业的生产、销售、人力、财力、物力、信息直接发生的客观环境。研究分析中小企业的微观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现阶段影响中小企业发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企业的资源不足

资源不足，包含人力物力两方面的资源不足。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的中小企业一直得不到国家的扶持，甚至是受打击的对象。现阶段，中小企业一般流动资金缺乏，银行贷款难，贷款量小，贷款面窄。而技术与设备比较落后，主要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不足，造成生产的产品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更有些产品是没有市场需求的过时产品。由于人力物力的不足，导致产品的开发和设计也长期落后，产品的科技含量低，生产质量不高，这就导致产品卖不出去，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2、核心竞争力缺失

核心竞争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企业组织内部的、能获得超额收益和能够不断使自己立于一种竞争优势地位的一种能力。有无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能否发展壮大的一个关键因素。现阶段的中小企业，有相当部分是从家族式企业发展起来的，相当一部分企业，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只重视企业规模的扩大，把有限的资金全部用于扩大地盘和产品数量，却很少注重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只注重外延的发展，而忽视了内涵的发展。因此，企业管理者无品牌意识，企业没有竞争力，更无核心竞争力。

3、企业组织管理不善

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管理混乱、经营不善的问题。中小企业由于历史原因，在管理方面存在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学等问题。具体表现：家族式管理方式普遍存在，决策不民主，运作不规范，经营素质较低；未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经验管理和个人冒险性很大。在中小企业内部任人唯亲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也许并非管理者的本意，但一般难以避免。中小企业资金困难，管理者难免向亲戚朋友借款，这样，就不得以而要任人唯亲了。管理不善还有一方面，就是组织生产管理不善，现阶段的中小企业的领导者大多欠缺专业知识，其对企业战略的指定和对企业的管理便难以科学。

当然，中小企业也不是没有任何优势的问题企业，从不被国家政策扶持，甚至是受打压的环境一路走过来，中小企业拥有大中企业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中小企业灵活，应变能力强，生存空间大。中小企业流动资金少，风险也较小。中小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简单，管理幅度小，管理效率高。中小企业产品单一，则容易集中优势资源，取得行业最高生产水平。

二、中小企业的出路

综合以上分析，对中小企业而言，可谓缺点与优势均有，机遇与挑战共存。结合中小企业的特点和以上分析，中小企业的出路如下。

1、重新开发新产品，并建立完善的售后制度

中小企业有核心竞争力缺失的劣势，我们可以利用中小企业灵活，应变能力强的优势特点加以弥补，即开发一些市场稀缺而又需求量大的产品。然而并不是说放弃原有主打产品不生产而将企业全部转型，而是在经营原主打产品的基础上，拿出小部分资金用在经营稀缺而又需求量大的产品上。这样，企业有可能在经营这些“副产品”的同时，把企业搞活，从而带动主打产品甚至整个企业的发展，使企业摆脱困境。

中小企业的产品销售不好的一大原因不是其产品的质量不好，而是相配的售后服务不好。消费者对产品的信赖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品的售后服务好坏。这在短时间内可能要花不少人力物力，但从长远利益来看，却不失为建立市场诚信和品牌意见的好方法，大型名牌产品其成功诀窍之一正在如此。

2、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

中小企业虽然存在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学的问题，但是也有管理幅度小，管理效率高的优势。人少则好管理，幅度小则管理效率高。在管理中，应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从最高管理者开始，依企业制度办事。在用人上，也应做到任人唯贤，有能力者居上，无有能力者居下。这里所说的科学管理体系不仅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还包括生产管理、财物管理、企业战略管理等等。事实证明。科学的管理有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成本等一系列的收益，这一点在中小企业中尤为重要。没有科学的管理体系，就谈不上构建企业的竞争力，就谈不上企业壮大发展，更谈不上上企业的出路问题。

3、树立人本管理理念

“人本管理”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在深刻认识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把人作为组织管理的核心和组织最重要的资源，把组织全体员工作为管理的主体，围绕着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组织的人力资源，服务于组织内外的利益相关者，从而实现企业目标和员工目标。和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资金、技术、产品、市场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劣势。中小企业要想生存、发展，要在竞争中取胜，唯有靠人，唯有靠实施“人本管理”。所以，无论企业大小，要是能在“人本管理”上做得比他人更到位，比他人更好，也就能取得胜利，而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对于中小企业，一定要从关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重视和实行“人本管理”。

4、和相关企业联姻

各行各业均有中小企业，各种类型的中小企业均可能存在技术和原材料不足的问题，然而这些中小企业可以与相关企业联姻，实现优势互补。物力资源不足，技术不到位，可以和相关企业联姻加以解决。结合原材料不足和关键技术不到位的特点，和提供原材料的厂家或高科技企业建立联盟企业。加强企业的一方即为联盟者，联盟者与本企业具有厉害共同性或优势互补性，所以联盟者一定会倾其所有，支持其共同发展。例如，生产型中小企业最缺的是技术和设备，有的是生产产品的技术和能力，而科技型中小企业有的正是技术，但是其技术却一下子难以转换为生产力，此两种类型的中下企业进行联合，则正好可以解决中小企业技术、设备不足问题，一下可以搞活两家企业。

总之，结合中小企业自身特点，使中小企业摆脱困境，方法还有很多。在此仅从企业内部分析，从企业内部着手，得出以上几条解决办法。认清自身特点，中小企业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健康之路。

【参考文献】

[1]袁蔚、方青云：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林汉川、邱红：中小企业管理教程[M].上海财经大学，2006.

[3]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小企业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微观经济分析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到目前为止，尚无哪个国家完全承认中国已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也是外国对华反倾销逆向选择和歧视的原因之一。本文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分析反倾销决策的经济因素，应付新形势下的反倾销挑战。

一、反倾销决策的相关经济因素

反倾销涉及两国或地区之间的经济行为，反倾销需要确认存在倾销行为，但反倾销的发起通常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

1.反倾销的本意是规范国际贸易秩序，防止不正当竞争，也有保护幼稚工业的意图。

反倾销也因此和反补贴、保障措施成了世界贸易组织所允许的保护国内产业的三种合法的贸易救济措施。发起反倾销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发展情况的好坏影响到其发起反倾销的频度和规模。如果其经济稳定增长、就业充分，投资和需求旺盛，那么其就更愿意依比较优势进行分工，获取贸易利益，因而对进口产品发起反倾销的可能性就较小；否则，即使并非单由倾销所致的销售额下降、失业等“产业损害”也会归咎于进口产品，而发起反倾销诉讼。

2.反倾销针对某特定产业的产品，关系到两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

产业损害的确认首先要界定与涉案产品相似的产业范围，而生产能力的提高使得企业对有限市场的争夺和同质产品的竞争异常激烈，若进口方与出口方的产业结构相同，产品差异性较小，则使得竞争加剧，进口方为保护国内生产企业，会倾向于发起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

3.反倾销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包括被反倾销商品的出口商、进口商，进口国或地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该产品的进口商和出口商等等。所以，唯有对反倾销的相关利益主体进行一般均衡分析，才能全面地对倾销和反倾销的成因、对反倾销的福利影响进行分析。

二、反倾销制度的经济分析

反倾销制度是反倾销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倾销发起国正是通过运用各种反倾销制度来达到自己的经济目的。制度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在制定时就充分考虑了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和运行方式。因此，就必须对相关制度作深入分析，以下主要以替代国制度为主要阐述。

（一）替代国制度的含义

替代国制度是反倾销中的一个特有的概念，在西方反倾销体系中，对于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NORMAL VALUE）的认定是带有歧视性的。出口价格低于产品的正常价值是确定倾销行为存在的首要因素。WTO《反倾销协议》中只规定了出口国国内价格、出口第三国价格和结构（推算）价格三种正常价值确定方式。但美、欧等国国内法中却增加了这样的表述：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其正常价值不以该国国内销售价格为准，而要寻找一个与其经济水平相近、有可比性的第三国作为“替代国”，以“替代国”产品价格确定正常价值，一旦我国商品售价低于替代国内市场价，就可被认为倾销成立。他们的理由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内价格是中央计划的产物，不能反映产品的真实价值。

（二）替代国制度的歧视性

到目前为止，尚无哪个国家完全承认中国已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也是外国对华反倾销逆向选择和歧视的表现之一。因为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外国对华反倾销案件的裁决就可以不直接引用我国市场价或成本价，而是选用替代国价格来计算倾销幅度。据外经贸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曾被选用做替代计算的有美国、欧盟国家、日本、澳大利亚、香港特区、韩国、津巴布韦、印度尼西亚、南非、丹麦、智利、中国台湾、土耳其、新加坡、阿根廷、挪威、印度、马来西亚、泰国、乌拉圭、斯里兰卡、南斯拉夫、奥地利等23个国家和地区。以欧盟对华案为例，曾被选用作为替代计算的有美国(9次)、日本(3次)、欧盟(4次)、韩国(4次)、中国台湾和香港特区(共5次)、澳大利亚(1次)，占欧盟案35%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开发方式、成本构成和经济水平与我国实际相差甚远，其成本是中国内地企业的若干倍，这样计算出的倾销幅度往往高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如墨西哥对我国鞋类征税1105%、秘鲁903.92%(鞋)、巴西760%(普通锁)等，通过随意选择替代国别说1100%，就是2000%的税率也照样可以办到。但是这种做法却严重违背了WTO规则，也无视我国改革进程和成就。这种明显带有歧视性的法规，给西方国家打击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出口提供了锋利的武器，无怪乎中国产品频频遭难。

（三）替代国制度的弊端

1．替代国方法缺乏可预测性

在进行价格比较时，国外反倾销法允许市场经济国家以其产品在本国市场销售价格作为“正常价值”。因此，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在向国外出口商品时，通过与国内市场价格的比较，能清楚地知道其卖到国外市场的价格是否构成倾销，或倾销幅度是多大，可以实现做好防范准备。但是，对我国出口商而言，国外起诉机关会牵强地为我国出口商品寻找“正常价值”，在找到这个替代国前，连起诉国自己也不知道“正常价值”是多少，更何况我国出口企业。

2．替代国制度抹杀了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

不同的国家不仅由于不同的经济水平，工资水平和人口状况从而在劳动力价格上有很大差异，而且还因为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产品的加工条件以及国内市场需求的不同在产品成本配置的其它方面也有很大的差距。比较成本优势不仅存在于市场经济国家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的国家之间。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低收入国家，平均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1/40，管理费用以及大多数原材料价格比起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来说也低得多。然而，在对我国出口产品进行的反倾销诉讼中，一些国家对我国产品的成本优势或者根本不予考虑，或者是随意抹杀。

3．结构价格缺乏合理性

在采用结构价格时，起诉国一般会先到出口国调查一定数量的产品所使用的土地，厂房，设备，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等，然后到生产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或地区去计算使用这些土地，厂房等的费用，加上运费，10%的企业管理费和8%的合理费用即构成结构价格。于是，国外反倾销当局有时就采用从不同国家分别使用生产要素的费用来联合计算成本，有时甚至用一些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来计算我国的生产成本，这就更不合理了，国外用结构价格作为“正常价值”很容易得出我国倾销的结论。

参考文献

微观经济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微观经济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危机；轮胎特保案；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前景

一、轮胎特保案

美国总统在2009年9月12日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带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轮胎特保案为美对华实施的首例特保，该案将不仅影响到中国近20亿美元的出口和10万人就业，还可能被美其他行业与其他WTO成员国效仿，产生连锁反应，对于恢复中的世界经济也是极为不利的。随即，中国商务部公布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汽车产品和肉鸡产品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审查程序，与轮胎特保案涉案金额大体相当，显然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济对话，已从以往主要由美国对中国汇率政策指手画脚，要求中国加快开放金融市场，转变为中国对在美投资安全和日益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这场以“特保案”为开端的贸易纠纷并没有因中国的忍让和被迫反制就此止步，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经济危机下，中美贸易争端必然将到达新的，这种背景下的中美贸易关系也应引起重视。

二、中美贸易关系现状

中美建交30年来，双边的贸易关系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自1993年以来持续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且从2002年以后顺差大幅度猛增，中美贸易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2009年前6个月，尽管受到经济危机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冲击，中国仍然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进口来源地。中美贸易差额的连年上升也导致了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主要集中在反倾销、知识产权、人民币升值和反补贴领域。

1.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

中美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规模最大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国贸易发展出现不平衡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既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本身经济的发展特点决定的，也是由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决定的，甚至这也包括现行贸易统计体系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中美贸易差额。

(1)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分工

中美贸易差额的不平衡，实质是国际分工所处位置高低不同导致的利益分配链条上的层级关系，美国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而我国处于低端，现行的贸易统计体系不能很好的反映国际商务活动的实际情况，从而夸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大力倡导推进经济全球化战略，发达国家将许多制造业的生产转移到亚洲发展中国家，于是才出现了大量物资产品在亚洲生产并向西方国家出口的新局面。

目前我国经济活动人口达7.8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明显，这也正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了大量的美国投资，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85％左右来自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其中大部份又是美国企业。从本质上讲，这种贸易加工型产品的出口并不真正意味着中国出口能力的增强，对美贸易顺差的大部分利润还是流向了外资企业。

(2)美国对华出口管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性产业，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企业和附加值低的加工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美国需要进口大量的工业制成品，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但中国作为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控制的国家之一，中国无法从美国进口到大量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因此对于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美国政府难辞其咎。

(3)亚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中国加大外资BI进力度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产业调整和升级，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西方出口摩擦比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基地转移到中国，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和配件，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继而出口到欧美的加工贸易格局。因此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基地，这些国家向中国转移产业的同时，也将其在美国的市场和贸易顺差转嫁给了中国。可以说，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国贸易关系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的延续，体现着中国独有的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4)中美贸易差额的统计原则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K.C.Fung和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Lawrence J.Lau认为，夸大的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于进出口统计的产销国原则、进出口计价因素、香港转口贸易因素、服务贸易因素所导致的。中美贸易差额统计应作四项调整：第一，船边交货记录原则转化为船上交货记录原则及成本保险费加运费调整；第二，通过香港或其他地方转口贸易扣除；第三，转口贸易加价；第四，服务贸易调整。

2.摩擦原因

随着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快速增加，美国为减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对中美贸易进行干预，设置贸易壁垒，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屡屡受阻，包括技术壁垒、知识产权和贸易救济等。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增多，涉及金额越来越大，涉及商品种类也越来越多，不仅包括纺织品、农产品、轻工产品，更涉及到机电产品和一些高科技产品。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形式也由入世前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两种扩展为了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四种。

(1)美国国内政治因素

自冷战结束以来历次总统选举中，对华政策总是两党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言论。

针对此次的轮胎特保案，关键也是政治因素作怪，政府向来与工会组织关系密切，维护工会组织的利益，是该党的政治意识形态。考察奥巴马总统白宫之路，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始终充当了坚定地支持者。为感恩，当选总统的奥巴马自然要给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相应的利益表达权。就此而言，奥巴马通过轮胎特保案一点都不为怪。

(2)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

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危机下，美国出口贸易额下滑严重，2009年前六个月，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303.9亿美元，下降了14.8％。自中国进口1334.4亿美元，美方贸易逆差1030.5亿美元，为保护本国产业，美国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蠢蠢欲动，设置壁垒，挑起中美贸易纠纷。

(3)儒家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冲突

亨廷顿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摩擦并非只是简单的经济摩擦，

而本质是“文明的冲突”，即儒家文明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人类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政治，文明的差异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亨廷顿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对美国的安全会构成威胁。形形的“中国”在西方及亚太地区甚嚣尘上，尤以美国为甚。显然，中国与美国频发的贸易摩擦是现有的经济格局不能适应一个新兴国家和平崛起的真实写照。

三、中美贸易关系前景

虽然在现阶段全球经济危机下，中美贸易纠纷不断升级，但中国对美国的反击还是有所节制的，为对方留有余地的，中美贸易关系注定在合作博弈中不断发展，两国间贸易机会不断改善和增加。一家德国贸易公司今年8月报告表示，中国将取代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出口国，尤其是在目前美国经济开始反弹的情况下。至2008年底，约有1200家来自中国内地的公司在美国开设分部，为当地创造了7300多个就业岗位，去年，中国对美国贸易投资金额达到4.62亿美元。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与挑战，但两国的经贸关系始终是不断扩大，不断发展。因为发展的基础是中美两国人民从中美贸易发展中得到了切实的利益，中美经贸发展前景是乐观的。

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注定会是非常复杂的，互利双赢是中美经贸合作的显著特征，中美的贸易合作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巨大贡献。

总之，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是在曲折中前进，既存在贸易摩擦，也有经贸合作。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和企业的共同利益，而且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只要中美两国，高瞻远瞩，以建设性的态度冷静处理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坚持平等、发展、互利，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必定迎来新的。

四、中国政府，企业对策

1.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对于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包含的一个复杂因素便是美国政府继续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即母国市场销售价格不得作为衡量该产品在美国是否不公平低价销售的标准。

中国企业要想成功应诉反倾销案件十分困难的局面仍然难以改变，如果中国企业说服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市场经济，那么中国企业赢得反倾销案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2.加强产业内企业的交流合作

国内产业重复生产，恶性竞争，导致竟相降价，是导致反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利润有限，竞争无限的状况下，产业内同行业企业应进行一定的合作。任何一个企业企图独占一个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阶段市场以竞争为特征，同行业企业，一定要加强合作，细分市场，避免在某个市场竞争过度，而在另一处市场处于真空状态。

3.扩大内需，改善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不对称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贸易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从现阶段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来看，我国应将经济调控的重点放在拉动内需上，最庞大的人口数量，造就了广阔的市场，而且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4.构建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应包括下列指标：外国附属机构的进口、外国附属机构的粗口、外国附属机构在我国的销售、外国附属结构在我国当地的采购、外国附属机构在我国发生的相关成本等。更科学合理的反映我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改变现行统计体系给我国造成的不利局面。

微观经济分析范文第5篇

共利益作为服务的目标，使得其能够通过资本集中、劳动力集中等手段，促进社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政府采购就是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

为。”［1］由于经济实施体的特殊性以及重要性，政府采购从而成为各学者交流的热点，其经济效益也值得深究。本文以微观经济学为背景，分析政府采购在社会福利、委托以及博弈论方面的经济影响，并提出政府采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采购中的委托问题

在政府采购中，主要涉及的关系人有: 纳税人、缴费人、各级政府、各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和供应商等。“采购过程中一般会形成‘纳税人———政府———财政部门———专门政府采购机构———采购官员’这样一条四级委托链。”［2］初始的纳税人由于没有管理权力和决策权力，因此不能通过签订合同作出决策以谋求利润，但是，他们希望享受由于政府采购而带来的福利改善。采购官员作为该委托链的最终方，具有采购决策的决定性作用。他们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自然要尽可能地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谋求利益最大化，因而与人( 纳税人) 产生利益冲突，发生委托问题。

该问题的主要表现在于: 所买非所需，意愿未

实现。纳税人希望政府部门采购适当商品，而不是奢侈品。例如，为干部配车的主要初衷在于方便为其代步，使得其办事效率提高，更好地为民办事。

部分干部却利用政府采购制度满足其自身对奢侈品的追求。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信息不对称难以避免。政府采购官员具

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同时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使得“他们作为采购方案的提出者，一般拥有比委托人更多的私人信息”［3］。然而，委托人( 纳税人) 如果希望通过自身能力获得市场信息，所需花费的成本远远高于人( 政府官员) ，并且，大多数委托人并不具备了解市场动态的专业知识。如果人与供应商发生贿赂关系，那么对于委托人来说，他们很难发现，即使部分具有专业知识且高度关注社会的委托人发现了这一问题，他们也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据。因此，可以说委托人基本上将政府采购放权于人，让人全权制定决策、签署契约，使得人偏离委托人意愿进行采购成为了可能。

第二，委托的契约关系不完备。委托

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委托人与人在实施政府采购过程中可以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来规范双方的行为”［4］，由于政府采购中采用的是长期契约，并且没有证明文件作为委托人的担保，同时，职能机构的官员不能像企业一样程序化、规范化，也无法完全实现责任制。由于采购官员具有这样选择的任意性、责任的不健全性，因而更有机会利用不完备的契约条件谋求自身利益，继而使得纳税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二、政府采购的博弈分析

虽然我国政府采购已尽力完善监督机制与评

估机制，并通过招标投标公开化来尽力避免贪污、受贿等有损于经济效益的现象在采购过程中发生，但由于“两库建设不完善( 技术专家库与供应商库) ”［5］、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市场的竞争性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这就直接导致了政府采购市场中存在不完全竞争，从而促成寡头垄断的形成，继而产生形形的博弈行为。

我国《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其回避。由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以及“有利害关系”这个定义的模糊性，政府官员暗箱操作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

“采购官员及供应商为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容易合谋达成一个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私下协议，以共同对付政府和纳税人，损害国家和纳税人的利

益。”［6］

不妨将采购官员与供应商的密谋行为看成一

个博弈矩阵，因此，他们双方都有选择是否参加密谋的权利。如果采购官员与供应商达成了密谋协议，也就是说，供应商可以通过产品溢价销售获得利润，而采购官员通过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者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进而得到寻租的收益。如果双方均不选择合谋，那么供应商只能以市场价格进行出售，官员也无法得到寻租收益。

假设市场上不存在具有惩罚违法者的监督机

构( 或者说监督机构不健全) ，采购官员与供应商之间的博弈就会成为合作博弈。

对于供应商来说，如果他合谋且采购官员也合

谋，那是最好的，他可以获得最高的利润; 如果采购官员不合谋，那么他也可以以市场价格将货物卖出，虽然得不到溢价收入的400 元，但是仍然有销售所得的600 元。如果供应商选择不合谋，而政府官员希望合谋来得到寻租，供应商不给予配合，供应商就会失去订单机会，受益为0，甚至有可能因为成本投入等原因达到收益为负。如果政府采购官员秉公执法，他也可以以市场价格获得600 元的销售利润。对于供应商来说，无论政府采购官员是否合谋，他选择合谋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也就是说，合谋对于供应商来说是一个占优策略。同样地，采购官员如果选择合谋，无论供应商如何选择，都将是获益的，因而合谋对于采购官员来说也是一个占优策略。

因此，这个博弈矩阵的最终纳什均衡在于双方

都选择合谋，此时，采购官员获得寻租机会，供应商可以通过垄断获得溢价收益。由于合谋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们便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自我保护，共同对付纳税人。这也就解释了采购官员贪污受贿现象屡见不鲜的原因，即政府采购总是存在无效性。

三、政府采购中的社会福利效益分析

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方，为了发挥公

共物品的效用，其必须扭曲市场原来的均衡点。同时，“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满足政府采购最优解的各项苛刻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由此便出现了政府公共品采购活动过程的低效性以及活动结果的非理想性，即政府失灵。”［7］这就使得政府采购并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政府无法做到万能、高效。政府部门也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群所组成，他们一定会受到信息、经验、知识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他们自身的决策能力也是有限的，信息量也是有局限的，因而对于采购规模、采购方式以及采购比例并不能准确地掌握，很难作出相应的判断。政府采购采取“两上两下”的采购预算方式，因而就造成了各个部门衔接以及交流的障碍，使得其高效性大打折扣。

第二，政府失灵难以避免。由于我国的政府采

购采用的是预算方式，即部门给出采购预算让上级进行审批，经上级同意后进行采购。这样的形式使得各个部门都会尽力追求预算最大化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贪污受贿即会从中发生。再加上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决策的过程中受到信息约束、激励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失灵难以避免。

四、根据上述问题的解决意见

( 一) 加强《政府采购法》的宣传，完善政府采购体制

对《政府采购法》的宣传，有利于采购官员和广大纳税人了解自身的权利以及义务，同时，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事项的公示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便于当事人及公众对政府采购进行监督。考虑到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在整个政府采购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制定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以及相关的配套法规势在必行。从我国情况来看，我国应实行“半集中半分散”的模式。对政府采购中的集中采购部分，通过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如政府采购中心来组织进行，从而有利于形成采购规模，节约财政资金，有利于加快政府采购市场的形成; 对政府采购中的分散采购部分，由各支出单位自行进行，但必须遵循有关的政府采购法规政策。采购体制的完善是政府采购透明化的基础，因此必须加以高度重视。同时，通过完善采购体制，对于“半分散半集中”模式的推广导致其逐渐规范化，使得其契约关系逐渐完备，可以有效地解决委托问题。

( 二) 完善监督机制，招标投标“白箱化”进一步发展

采用招标的优势在于: “招标的竞争性报价是

多维的，投标人不仅在价格上竞争，还要在采购对象的性能质量上竞争。”［8］由于这样的竞争机制的引进，使得采购官员无法随意联系商家，双方达成共谋，从而获利。同时，监督机制对于采购透明度的提升也具有重要意义。设想一下，如果政府官员和供应商面对一个竞争性招标的市场，同时具有完善的监督机制，那么他们的合谋就会有法律风险，合谋的收益也会大幅度降低。假设惩罚机制以及监督机制较为完善，他们的博弈矩阵会由“合作博弈”转化为“囚徒困境”。这时，双方都选择不合谋才能达到纳什均衡。

如果供应商与采购官员合谋，他们所得的支付

函数为最大。但由于在现代政府采购中引进招标、投标的竞争机制，采购官员在众多的供应商中经过竞争选出最优标，替代了传统的对比决策模式。这就使得供应商在竞标中市场化的成本增大、中标的风险加大，概率却下降，合谋所获得的期望收益下降，因此其行贿的可能性也随之下降。

相对应的，采购官员在招标、评标的标准程序

中由于受一系列规章的制约，同时，由于专家库的引进，导致评标过程更加专业化、系统化。采购过程是在完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合谋所起的作用大大降低，其主动合谋的预期支付函数因成功的概率太低且风险较大而难以实现。由此可见，采购官员与供应商的预期支付函数的总和不能达到帕累托改进，合谋不符合个人理性的要求。

监督机制对于采购透明度的提升也具有重要

意义，因而在完善竞争机制的同时，加强采购部门的外部监督对于保证采购过程透明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包括财政部门的全程监督、供应商的申诉监督以及技术专家的评标监督。竞争机制和监督机制的配合引进使得合谋不再无成本，从而可以将“合作博弈”转化成“囚徒困境”。

( 三) 迫使寻租成本增加

政府采购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环节上的寻租

行为，是因为其具备了寻租产生的“优势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 国家权力干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体制漏洞使租金成为可能; 市场主体作为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而萌发的寻租动机; 权利人基于利益追求和制度缺陷的设租行为。当这三者具备时，也就为寻租创造了基本的条件［9］。

政府官员的寻租对于社会来说会造成十分重

大的影响。“权力寻租侵蚀了社会财富，浪费了稀缺的资源，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10］为了避免权力寻租给社会带来的无效性，应该在政府采购决策和实施过程中遏止寻租行为。在选择供应商时，真正运用招投标方法，将采购工作置于“阳光”之下;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加剧，通过竞争增加寻租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