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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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笔记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政府监管,镜鉴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在遭受着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但是国家之间蒙受损失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危害程度也尚未见底。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监管问题的深思及讨论，其中关于政府尽管的问题备受关注。在此以美德两国为例探讨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而从中得到启示帮助我国以最小的损失平稳度过金融危机，并为我国在政府监管这个问题上得到镜鉴。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对政府监管权的讨论

在金融危机引致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再一次成为讨论中的焦点问题，特别是关于政府监管问题的讨论，或反对市场化改革的观点又流行起来。关于此次危机的缘由，海内外不少人认为，危机是由缺乏政府调控、干预的市场造成的，是自由市场失灵的证明，并以此论证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须更加强化政府的干预而限制市场的作用。其中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埃里克马斯金教授就认为这一危机发生主要应是美国政府的错误，是政府监管的失误。2005年5月,格林斯潘也曾发表著名论断: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美国监管者认为“金融市场的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因此，要使金融产业在公开竞争中受益，政府对其的干预就应降到最小限度”。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的新书《动荡年代》(TheAgeofTurbulence)里所阐述的那样，“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监管才是必要的”，从以上观点可看出他们认为监管往往或者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

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此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政府对市场长期实行不当干预的结果，是不恰当的政府调控、政府干预使市场运行被长期扭曲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总爆发，也是市场规律最终对这些后果所作出的强制平衡。就次贷危机的源头美国而言，一方面，“宏观调控”长期、人为地维持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两房”等机构和多种手段，以某种社会政策目标干预房地产市场。在这一类情况下，市场信号被长期歪曲，以致虚假繁荣的泡沫越吹越大，而信用透支的窟窿也越扯越大，终至不可收拾。因此，要正确地汲取危机的教训，最重要的应是反思政府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现代市场经济也不可能不要政府调控，适度的宏观调控可以熨平波动，但如果政府调控不当，干预过度，就会变成对市场系统的有组织的破坏。就此次金融危机及其影响而言，德国所受危机的影响与美国相比则相对较轻。德国的金融体系未受到根本性破坏，金融市场也基本稳定。与此同时，由于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因此，经济危机并没有威胁到人们的基本生活，国内需求也基本稳定。美国的情况就没这么乐观了，失业率上升、制造业萎缩、房价大幅下跌、贸易逆差严重，极大地考验着美国经济。其间影响因素固然很多，但两国间不同的政府监管经验则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美国德国政府监管的比较

（一）监管法律法规方面

美国德国都是高度法治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监管法律法规这一方面两个国家存在着差异。德国一直就很重视经济立法，有一套健全完备的法律体系，以欧盟统一法律为基础，联盟法律为核心，并按照联邦和州之间的“竞争性立法”原则，法律制度条文规定十分具体明确，没有“灵活”执行余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而美国的金融监管法规是在实体经济背景中出台的，存在着法律错位的现象，严重不能适应虚拟经济形态的需要。随着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迅速增长的虚拟经济使得原来的法律法规与现实严重脱节,最终诱发了道德风险。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为了扩大金融市场的繁荣，逐步放松了对市场的监管，对监管法律法规的放松就是其中一个很有力的体现，这一差异导致了危机爆发后两国受到危机的影响程度的不同。

美国以及世界各国现行公司治理、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大都出台于以产业资本主体的经济背景中。然而，近年来金融自由化、融资市场化、利润最大化，从制度体制、市场环境到内在动力，都为金融衍生产品发展提供了充足条件。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几乎都集中于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与推广上。各种高杠杆率的金融衍生工具大量交易，形成了一个游离于监管视野之外的巨大的“虚拟金融体系”。虚拟经济呈几何倍数的迅速增长，使得原来的法律法规与现实严重脱节，极大地诱发了道德风险。不仅如此，美国对监管法规也在一步步放松，使监管失控和金融风险集聚，也是引起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执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取而代之的是“Gramm—Leach—Bliley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新格局，同时也拆除了防范金融危机的最大的防护屏障。另外，在实行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之前也曾颁布了很多体现对监管放松的法律法规，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美国对监管法律法规的放松

时间

法律法规名称

法律法规内容

1977年

《社会再投资法》

鼓励贷款者对低收入者的放贷

1980年

《存款机构接触管制与货币控制案》

贷款人可以通过收取更高利息来扩大低信用放贷

1982年

《另类抵押贷款交易平价法案》

允许灵活利率贷款

1986年

《税收改革法案》

取消消费利息贷款税前除，抵押贷款利息仍可以税前扣除

1989年

华盛顿共识

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目标

1999年

微观经济笔记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互联网；虚拟货币；微观经济；影响

虚拟货币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才能得以流传，与真实世界的货币不同但具有特定价值的一种货币。这种新型货币形式对我国微观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点，分别是对第三方商家的影响以及对发行者的影响。这一影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激起了微观经济学家的探索兴趣。研究互联网虚拟货币对我国微观经济的影响，可以让虚拟货币的运营、发展朝着更稳定更成熟的方向进步，也能为我国产业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

一、虚拟货币的概述

对于虚拟货币，目前学术界尚未明确定义。由于虚拟货币的产生源于互联网，而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时间并不长，所以虚拟货币在我国的兴起和发行时间并不长。就目前整体情况来看，我国经济领域中对于虚拟货币的研究成果普遍较少。从广义上来说，虚拟货币即流通于虚拟世界范围的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在流通过程中使用。而从狭义上来说，虚拟货币有多种类型的表现形式，包括游戏币、京豆等。以游戏币为例，人们可以通过现金购买游戏币，而在网络世界中，游戏币也可以当成现金被使用，但是游戏币的使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局限于游戏内部系统，不能在其他地方使用这种货币。

二、互联网虚拟货币对微观经济的影响

微观经济笔记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内窥镜鼻窦手术；鼻中隔高位偏曲；鼻甲整形

DOI：10.14163/ki.11-5547/r.2015.14.012

Observation of curative effect by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with simultaneous high deviation of nasal septum treatment and turbinate anaplasty YANG Yu-xin. Henan Shangqiu City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Shangqiu 467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by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with simultaneous high deviation of nasal septum treatment and turbinate anaplasty. Methods A total of 88 patients of chronic nasosinusitis， nasal polyp complicated with high deviation of nasal septum and turbinate lesion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44 cases） and treatment group （44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for treatment，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with simultaneous high deviation of nasal septum treatment and turbinate anaplasty. Curativ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mong the 44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20 cured cases， 15 improved cases， and 9 ineffective case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79.5%. In the 44 cases of treatment group， there were 25 cured cases， 18 improved cases， and 1 ineffective case，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7.7%. The treatment group had much better curative effec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ir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Key words】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High deviation of nasal septum； Turbinate anaplasty

鼻窦炎主要是一个或多个鼻窦发生炎症， 属于人群高发病， 会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鼻窦炎分为两种， 一种是急性鼻窦炎， 一种是慢性鼻窦炎。急性鼻窦炎是由于呼吸道感染造成的， 同时并发细菌和病毒感染。慢性鼻窦炎是鼻窦的慢性化脓性炎症， 常见急性者中。鼻息肉是鼻部常见病， 由于重力作用使极度水肿的鼻腔鼻窦黏膜逐渐下垂而形成鼻息肉， 大都是因为慢性感染和变态反应而引起的[1]。而鼻中隔偏曲是导致鼻窦炎及鼻息肉发病的主要原因。作者就本院2011年12月～2013年1月收治的88例慢性鼻窦炎、鼻息肉伴鼻中隔高位偏曲及鼻甲病变患者进行治疗， 采用内窥镜鼻窦手术进行治疗， 同期进行鼻中隔高位偏曲及鼻甲整形治疗。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1年12月～2013年1月收治的88例慢性鼻窦炎、鼻息肉伴鼻中隔高位偏曲及鼻甲病变患者， 经诊断， 均符合慢性鼻窦炎、鼻息肉的诊断标准。88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44例）和治疗组（44例）， 对照组中男24例， 女20例， 年龄17～75岁；双侧26例， 单侧18例。经临床分型， Ⅰ型：Ⅰ期10例， Ⅱ期8例， Ⅲ期6例；Ⅱ型：Ⅰ期10例， Ⅱ期6例， Ⅲ期4例。病程1～6年。治疗组中男25例， 女19例， 年龄18～76岁；双侧28例， 单侧16例。经临床分型， Ⅰ型：Ⅰ期9例， Ⅱ期10例， Ⅲ期5例；Ⅱ型：Ⅰ期8例， Ⅱ期7例， Ⅲ期5例。病程1～6.5年。患者均伴有不同程度的鼻中隔高位偏曲， 出现鼻塞、头痛、脓涕， 少数患者有嗅觉减退等症状。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病情等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1. 2. 1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取仰卧位， 患者麻醉时， 除对于Ⅱ型Ⅲ期患者及极度紧张恐慌患者采取全身麻醉之外， 其余患者均采取局部麻醉。在手术过程中， 首先要将钩突切除， 根据患者病情不同， 相应的进行息肉摘除。其次开放筛泡、全筛窦、全蝶筛窦， 将上颌窦及额窦的自然开口进行扩大。对照组只需要根据病情， 相应切除变异中鼻甲作游离缘。治疗组患者首先进行鼻甲整形或鼻窦开放， 最后进行鼻中隔高位偏曲矫正术。首先在患者左侧鼻腔中确定隔软骨和筛骨正中板交界处， 并在交界处前方的2.0 mm位置采取纵形切口将粘骨膜切除， 将左侧筛骨正中板和部分犁骨进行分离暴露， 然后分离骨与软骨交界处， 一直分离至对侧。将右侧筛骨正中板和部分犁骨进行暴露， 随后偏曲部分的骨质进行全面切除， 最后进行鼻甲整形和鼻窦开放[2]。

1. 2. 2 术后处理 术后48 h， 两组患者鼻内填物需要及时去除， 每天要用生理盐水对鼻腔进行5～6次的清洗， 使鼻腔引流保持通畅。将鼻腔内渗出物及血痂进行全面清理， 常规使用2～3周的抗生素， 避免患者出现感染， 采取糖皮质激素类药物进行滴鼻， 减少感染和并发症的发生。患者术后需随访1年， 每半月进行1次复查， 将鼻腔内血痂、异常分泌物进行及时清理， 并将粘连进行分离。

1. 3 疗效判定标准 治愈：患者临床症状完全消失， 经鼻内窥镜复查， 鼻腔及窦腔黏膜有着良好愈合， 窦口开放通畅。好转：患者临床症状得到改善， 经鼻内窥镜复查， 鼻腔及窦腔黏膜局部红肿， 出现异常肉芽。无效：患者临床症状未得到改善， 经复查， 与治疗前相比无明显改善。总有效率=治愈率+好转率。

1. 4 统计学方法 本文所有数据采用SPSS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两组患者经治疗， 治疗组总有效率97.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9.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 2 两组患者术后粘连和中隔鼻甲情况对比 治疗组患者粘连和中隔鼻甲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慢性鼻窦炎是鼻窦的慢性化脓性炎症， 常见于急性鼻窦炎患者中， 同时有多个鼻窦受累。主要分为单纯型慢性鼻窦炎和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慢性鼻窦炎是鼻腔和一个或多个鼻窦黏膜的炎性病变， 鼻和鼻窦的黏膜具有连续性， 鼻窦黏膜出现炎症大都是由于鼻腔黏膜炎症导致的。而鼻腔黏膜炎症的病因或许是粘液纤毛系统受到损害， 遭到细菌感染， 出现炎症， 或是由黏膜肿胀引起的。窦口鼻道复合体的组成是由上颌窦口、前组筛窦、开口、筛漏斗及中鼻道组成的， 在慢性鼻窦炎中占据着主要部分。在治疗慢性鼻窦炎时， 就需要保证鼻腔通气和清洁， 而且开放窦口， 会对粘液的合成和分泌造成影响， 还会将粘液纤毛系统的微粒和细菌清除。鼻息肉是在重力作用下使鼻腔鼻窦黏膜下垂而形成。鼻息肉患者的临床症状主要为持续性鼻塞、嗅觉减退、鼻塞性鼻音、流涕、头痛及听力减退等。

鼻中隔偏曲对窦口鼻道复合体的解剖变异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特别是高位偏曲对窦口鼻道复合体的解剖变异起到重要作用。鼻中隔偏曲伴有偏曲同侧鼻腔窦口鼻道复合体区域的解剖变异， 也伴有偏曲对侧窦口鼻道复合体区域的解剖变异。在鼻窦炎的发病中， 鼻中隔偏曲同侧的中鼻甲反向偏曲、对侧的中鼻甲和改变鼻腔外侧壁结构的代偿性等都占有重要地位， 其作用不可忽视。

鼻中隔高位偏曲大部分是筛骨正中板偏曲， 在同侧偏曲中， 鼻甲会出现反向弯曲和外移现象， 对侧中鼻甲会出现代偿性增生。在手术治疗中， 若是没有对鼻中隔高位偏曲进行及时处理， 会对偏曲同侧鼻窦的开放造成严重影响。若是在手术中， 没有对鼻窦开放造成影响， 术后对患者进行内镜换药时， 会由于鼻道狭窄， 而导致中鼻甲损伤， 使中鼻甲和鼻腔外侧壁粘连， 筛窦腔闭锁。如果大部分切除患者偏曲同侧的中鼻甲， 会使窦口鼻道复合体失去保护作用， 很容易出现筛窦腔粘连。同时偏曲对侧也会造成中鼻甲出现代偿性增生。中鼻甲具有重要的解剖和生理功能， 会首先受到鼻腔呼吸气流的冲击[3]， 对中鼻道和各个窦口起到保护作用。

在本组研究中， 对照组给予内镜鼻窦手术， 治疗组给予内窥镜鼻窦手术同期处理鼻中隔高位偏曲及鼻甲整形方法， 治疗组患者在给予内窥镜鼻窦手术治疗时， 进行鼻中隔高位偏曲矫正术和鼻甲整形术， 术后， 患者鼻塞、流涕、头昏等临床症状得到明显改善， 治疗组患者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

综上所述， 内窥镜鼻窦手术同期处理鼻中隔高位偏曲及鼻甲整形， 可有效减少粘连， 明显改善鼻腔通气引流， 疗效显著， 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值得推广和使用。

参考文献

[1] 曾卫东， 骆文龙， 范贤勇， 等. 在内窥镜鼻窦手术中同期处理鼻中隔及中鼻甲整形的临床意义. 西部医学， 2010， 11（3）：4521.

[2] 沙海滨. 鼻内窥镜鼻窦手术配合中药治疗慢性鼻窦炎鼻息肉.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 2009， 3（4）：1302.

微观经济笔记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货币危机；预警理论；模型

货币危机泛指汇率的变动幅度超出了一国可承受的范围这一现象，或者是“对货币的投机性进攻导致货币大幅度贬值或国际储备大幅度下降的状态”。货币危机预警是与投机性货币冲击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货币危机预警的主要目的是提早识别危机发生的信号，以便该国能够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少危机发生的概率，乃至避免危机的发生，或者减少危机发生的强度和烈度。关于货币危机预警理论的研究始于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货币危机的研究，随着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货币危机的发生频率及造成的危害随之增加，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7～1998年亚洲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爆发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学界对货币危机预警理论的研究。本文将对货币危机的主要预警模型进行梳理和归纳。

一、信号分析模型

信号分析模型(KLR)是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于1998年首先提出的。它以经济周期转折的信号理论为基础，其核心思想是通过研究货币危机发生的原因，确定哪些经济变量可以用于货币危机的预测，然后运用历史上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来确定与货币危机有显着联系的变量，以此作为货币危机发生的先行指标。信号分析模型分四步进行：(1)确定货币危机的原因和危机预警时段；(2)运用历史上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确定与货币危机有显着关系的变量，进而确定先行变量；(3)按照噪声一信号比的最小化规则，确定阈值；(4)一旦经济中相应指标变动超过阈值，则将之视为货币危机即将在24个月内发生的信号。由于KLR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分析是单独进行的，所以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单变量模型。

为了克服KLR模型的单变量属性，Kaminsky(1999)进一步对发生货币危机信号的指标进行综合考虑，它提出了4个预测危机的复合指标，1个复合指标是对各预警指标发出信号数的简单加总，另外3个复合指标则分别考虑了指标分布不均衡、指标时间延续性以及指标不同权重。通过对预测指标的扩展，KLR模型已经能够较好地处理预警结果输出的单一化问题，并利用多个复合指标可以更好地发送预警信息，极大地改善了预警效果。

Kaminsky(2003)又进一步提出了多状态KLP模型。他将货币危机分为6种，即经常账户恶化型危机、财政赤字型危机、金融过剩型危机、国家外债型危机、国际资本流动突然逆转型危机和自我实现型危机。研究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通常属于前4种，其发生与受害国经济的脆弱性有关；发达国家的货币危机通常属于后两种，经济基本面通常良好，多由不利的国际市场形势所致。这样一来，KLR模型可以在对货币危机预警的同时，进一步将货币危机的损失与其类型联系在一起，厘清对货币危机深度的认识。

信号分析模型经过不断修正完善，已经成为使用最广泛的货币危机预警模型，它可以根据多个变量发出的信号估计危机发生的概率，同时有效提供关于危机根源和广度的信息，但该模型也存在一些明显不足：(1)主要以宏观经济环境为背景，没有考虑到政治性事件及一些外生事件对货币危机爆发时间选择的影响；(2)KLR模型的隐含假设是在解释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一个特定的函数关系，即阶跃函数关系，这一界定使得模型无法对一个变量是刚刚超过阈值，还是大幅超过阈值进行区分，因而使得变量提供的信息未能充分利用；(3)模型指标大多集中在外汇储备、信贷增长与实际汇率等方面，仍避免不了倾向性；(4)虽然通过加权平均解决了预警指标的单一化问题，但由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仍未纳入考虑，因此，这种汇总是表面的。

二、离散选择模型

针对信号分析模型的上述缺陷，有学者提出了离散选择模型，它最重要的突破在于通过纳入新的解释变量来扩展模型，进而同时考虑所有相关变量。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几种：

Frankel和Rose(1997)构建的货币危机发生可能性的面板Probit模型。其研究思路是通过对一系列前述指标的样本数据进行极大对数似然估计，以确定各个引发因素的参数值，从而根据估计出来的参数，建立用于外推估计某个国家在未来某一年发生货币危机可能性的大小。该模型研究发现，金融事件是离散且有限的，货币危机的发生则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譬如在FDI流入枯竭、外汇储备较少、国内信贷增长迅速、实际汇率高估的时期等，货币危机发生的概率较大。此后，Andrew Berv和Catherine Pattilo(1998)对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及墨西哥、阿根廷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进行预测，但准确度并不高。

BussiOre和Fratzscher(2002)认为二元Probit模型混同了危机前的诱发期和危机后的恢复期，而实际上在这两个时期危机预警指标的表现具有很大差异，他们将外汇变动分为三种状态或时期，即货币危机平静期、诱发期和恢复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使用三元应变量Logit模型进行危机预测。该模型对32个国家1993年12月至2001年9月的月度数据验证，预测效果还比较理想，在样本内可正确预测73％的诱发期和85％的平静期，在样本外预测亚洲金融危机时，可以正确预测57％的诱发期和83％的平静期。此后，Kumar等(2003)提出了基于滞后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的Logit模型，该模型使用32个发展中国家1985，1999年数据，主要分析了利率调整引起并未预期到的货币贬值，以及总货币贬值水平超过以往水平的情形。该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外汇储备和出口的下降以及真实经济的虚弱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最重要解释变量。

应该说，离散选择模型出现了从二元离散选择模型拓展到多元离散选择模型的方向，且模型的预测值较好解释了危机发生的概率，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1)模型中存在将连续变量转换为二元或多元离散变量后信息的损失，而且没有确立一个根据预警危机和避免噪声的能力对变量进行排序的标准；(2)不同指标对于不同国家的重要性不尽相同，所以假设参数恒常的面板模型在货币危机的预警方面通常表现很差(Abiad，2003)；(3)由于自变量存在多重共线的可能，这直接限制了更多变量的采用，最终影响对危机预测的准确性。 。

三、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模型

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模型(Markov—switchingModel)是体制转换模型中最常见的形式。它将结构性的变化视作一种机制向另一种机制的转换，譬如金融运行特征发生的显着变化，包括大幅起落或中断，汇率急剧下降、经济增长趋势逆转等，进而将结构变化内生化进行估计。

Martinez-Peria(2002)提出了一个带有动态转换概率的状态转换模型，该模型采用两种形式：一是汇率转换模型，假设汇率是一个AR(4)过程；二是向量自回归模型，假设内生变量有3个，即汇率、利率和外汇储备，均服从一阶Var过程。在此基础上，他直接对投机供给建模，同时加入预期因素，对1979-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的货币投机性冲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没有考虑变量状态转换性质的模型可能存在设定偏误问题，经济基本面和预期因素共同决定了危机发生的概率。

转贴于

Abiad(2003)也将体制转换模型用于预测货币危机，他首先拓展了预警指标，即宏观经济指标、资本流动指标和金融脆弱性指标三类，而后采用单参数检验显着的预警指标分别对1972～1999年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5国是否发生货币危机进行了预警。研究表明，体制转换模型预测货币危机的准确性比已有的预警方法更高，同时发出的错误信号更少。在Abiad研究的基础上，张伟(2004)进一步验证了Abiad的结论，他通过扩大研究范围、改变样本区间、选择不同的预警自变量，更为全面客观地评价体制转换模型在建立货币危机预警系统方面的效果，总体而言，该模型的预警能力较强，时效性也较强。

应该说Maikov-switching模型通过估计过程中将结构变化内生化，充分利用因变量本身的动态信息，有效避免与阈值设置相关的各类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把连续变量转换为离散变量所造成的信息损失。但该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预警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引入制度变量，及将时间序列模型扩展为组合模型，这都需要根据具体的国家和数据频率进行相应的调整，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

四、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是一种基于连接学说构造的通信生物模型，它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人脑的思维特征，通过合理的样本训练、学习专家的经验、模拟专家的行为，并通过引入非线性转换函数来求解各种复杂的非线性问题，从而使它具有很强的模式识别能力和高速信息处理的能力。近年来，ANN在货币危机预警的应用程度不断提高，极大促进了预警建模和估计动态系统的发展。

Fratzscher(2002)提出一个多层感知器ANN模型，以克服困扰货币危机预警模型的数据开采和样本外预警效果差的问题。他对1990～2000年欧洲5个主要发达国家进行了预测，模型的网络输入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技术指标，而且在预测前，他应用R/S分析方法对上述几个货币市场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多层感知器ANN模型的预测结果优于其他模型，多层感知器ANN模型70％的方向预测准确率大大超过了KLR模型50％的准确率。

Click等人(2005)提出了一个应用广义回归神经网络(GRNN)进行货币危机预警的模型。他们利用1998～1999年的日度数据以测度市场情绪，变量包括汇率(以美元度量)、股票价格指数、银行间利率、储蓄利率，其结果在预测精度上和统计性质上优于其他模型，尤其是作为比较基准的随机游动模型。

Lin等(2006)进一步引入了模糊逻辑的推理功能，提出了数据导向的神经模糊模型(NFM)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警。NFM的理论基础是，一个经济体在货币危机爆发前后的表现有明显差异，且这种反常行为具有再发性。该文在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的基础上，使用了1970～1998年2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表明，与Probit模型相比，NFM不但具有更好的样本外预警能力，该模型还提供了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信息。

但是，用神经网络组合模型进行货币危机预警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神经网络自身的优化问题。如隐藏层数及隐藏层结点数的确定、激活函数的确定、局部最优等。神经网络的结构直接影响着预测效果。此外，神经网络可以根据残差最小的原则不断地调整参数来改变预测效果，但是它不能改变输入数据，而货币等金融数据往往是波动的。存在噪音的。因此，如何对数据进行除噪，优化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五、其他预警模型

对货币危机使用的其他预警模型还有：

1　DCSD模型。DCSD预警系统是由Andrew和Pattillo(1999)在FR回归预警模型与KLR信号预警模型的基础上开发而成。该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指标与危机发生概率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这一线性关系在临界值处有一个跳动，随后将继续以更大的倾斜度线性相关。因此，它采用一般到特殊的方法来简化分段线性模型的形式，直至得出最终最简化的模型形式。具体而言，就是先按显着性递增的次序对所有的预测变量(解释变量)进行排序，通常用每个预测解释变量所对应三项的显着性的检验统计量来进行排序，将显着性不强的变量从模型中去除，最终可获得最简化的模型形式。

2　费舍尔判别分析(FDA)模型。FDA模型是一种单模态分析方法。它借助方差分析的思想，选择一个最优的投影向量w，同时使得在投影空间中的类与类之间的差异尽可能的大，确保投影到一维空间上的样本具有较好的可分离性。Bardos(1998)指出，FDA的优势在于其稳健性、易解释性，技术上简单，容易维持。Burkart和Coudert(2002)认为，已有预警模型繁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无法区别类似的变量，也无法决定其各自的权重。有鉴于此，作者利用15个新兴国家1980～1998年间的季度数据，构建了FDA预警模型。但结果显示，FDA与Logit和Iprobit模型的结果无显着差别，尽管受到多重共线性的困扰，后者的预警功能还是要I：gFDA更强。

3　Duration模型。Tudela(2004)考察了20个OECD(经合组织)国家在1970～1997年间的货币危机。文章通过引入钉住汇率的连续维持期及其久期，分析了货币危机的时间依赖问题，结果显示，维持期与货币危机的发生存在显着的负相关。这表明，汇率调整的政治成本是随着钉住汇率维持期的长短而变化的，旨在保护汇率的稳定政策的可信度的提高会减少放弃钉住的概率。

4　极值理论中的POT模型。极值理论是一门用来分析和预测异常现象或者小概率事件风险的模型技术，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评估极端事件的风险。近年发展起来的Porrg型(Peaks Over Threshold)是对观察值中所有超过某一较大阈值的数据建模，由于POT模型有效地使用了有限的极端观察值，因此通常被认为在实践中是最有用的。Schardax(2002)把极值理论用于货币危机预警当中，通过对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前后东欧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POT模型对货币危机有良好的适用性，样本内的解释力能达到70.81％，并且它对样本外的预测能力也非常高。但是，极值理论应用于货币危机预警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数据的不足也是这种方法运用的一个制约因素。尽管可以通过模拟方法来解决数据不足的问题，但成本相对较高。

六、结论及建议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货币危机预警的研究，不难发现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1　偏重研究模型的改进，对有关风险预警的定性研究不够深入。现有研究更偏重数据模型的使用，但考虑到具体国别不同，特别是政治制度、经济环境、开放程度和金融体制等的不同，因此还需要根据具体实际选择模型，特别是还应该注重专家的综合评估意见及审慎分析，来加强预警指标体系建立的研究工作。

2　风险预警仍然局限在宏观和行业层面，目的是帮助潜在的受害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避免危机的全面爆发，鲜有关注企业遭受货币及外汇风险预警要求的研究。

微观经济笔记范文第5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金融创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深度的提升，我国政府逐步启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2009年4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7月2日，人民银行正式下发《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宣布从当月起，上海等五城市的指定企业将获得以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的资格，同时符合条件的境内商业银行可以为这些企业提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服务，并在条件成熟时，向境外企业提供人民币贸易融资。2010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和银监会联合《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境内试点地区由上海和广东省的4个城市扩大到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境外地域范围由港澳和东盟扩大到所有国家和地区，明确试点业务范围包括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其它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2010年12月，出口试点企业从试点初期的365家扩大到67724家，自试点扩大以来，各试点地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稳定增长，2010年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5063.4亿元。2011年1月13日，人民银行《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允许试点地区银行和企业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这不仅是我国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举措，也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速的标志。

我国学者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曾宪久等)。之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如姜波克分析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条件、时机和步骤；钟伟从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角度，提出应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合二为一。曾等认为，随着中国加入WTO，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外商投资数量的增大，完成资本项目可兑换，最终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是大势所趋。巴曙松指出，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给金融机构带来业务扩张、经营方式转变、风险管理创新等新的影响，同时金融机构为人民币业务开展提供平台，为人民币国际流通提供渠道。刘金柱从发达的金融市场是一国货币实现国际化的重要支撑角度，分析并提出了加强我国金融市场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李婧从制度层面和企业层面分析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面临的主要问题。

这些研究多从宏观层面着眼，集中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实现路径，但对微观层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力量――商业银行及其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却少有提及。本文认为，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商业银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商业银行开展的从基础结算业务创新到人民币贸易融资、境外机构境内账户、人民币对外担保等业务创新，在便利我国企业办理进出口贸易和跨国经营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然而在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迅猛开展的同时，这项全新的业务给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风险管理、系统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带来了较大挑战，本文针对上述挑战提出应对措施，力图找到我国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的发展路径。

一、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的现状

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主要涉及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境外投资等跨境经营活动领域。从目前各项创新业务量来看，货物贸易项下业务多于资本项下业务，进口项下业务多于出口项下业务；从业务发起的动机来看，更多的业务是从利用汇率利率差异进行合理套利为出发点进行操作。从具体产品来看，主要有以下业务品种：

(一)人民币NRA业务

NRA(Non－Resident Account，非居民账户)是指境内银行为境外机构开立的境内账户。该账户的开立一方面可以便利我国的境外投资企业管理境外资金，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境外资金进行监控，防范信贷风险。在央行2010年10月下发《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后，NRA账户的吸存范围从外币扩展到了本外币，这一举措为NRA账户吸收人民币存款打开了通路，也形成了一条境外人民币资金的回流通道。以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为例，2010年办法下发后两个月时间就开立人民币账户上百个，存款余额近20亿元。该业务发展迅速，一方面是由于香港市场人民币投资渠道较少，导致人民币在港市场利率一直低于内地市场利率；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因素是由于境外企业能够通过开立人民币NRA账户获得美元贷款，赚取利差收益(图1)。

(二)跨境人民币信用证境外融资业务

该业务是指境内商业银行为境内企业开出人民币远期信用证，境外银行以该笔信用证承兑后的应收款项为担保，向境外企业(多为境内企业关联公司)发放外币贷款的业务模式(图2)。与普通的外币信用证相比，人民币信用证不占用银行外债指标。该项业务同时也会会做NDF业务，以锁定汇率。通过办理该项业务，境内外企业不仅可以获得境内人民币存款利率高于境外外币融资利率的收益，还可获得人民币远期升水的收益。

(三)人民币代付业务

在近年来的商业银行贸易融资创新产品中，海外代付是发展最迅速的产品，其实质为中资商业银行利用外资银行及境外机构较为充足的外币资金为境内企业进行外币融资。与之相对应的是，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和境外对人民币资金需求的加大，人民币贸易融资业务也逐渐发展起来，中资商业银行利用自身人民币头寸的优势开始向外资银行及其境外客户提供各项人民币贸易融资服务，人民币出口代付便是近期运用较为广泛的融资产品(图3)。该种产品创新的本质是境内银行利用境外银行的信用支持为境外机构提供人民币融资服务。由于中资商业银行人民币头寸充足，同时该项业务风险相对较低，预计该项业务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热点跨境业务。

(四)跨境购汇业务

跨境购汇业务是指境内商业银行通过大额支付系统将企业购汇所需的人民币资金汇至境外合作银行，由境外银行进行币种转换，并完成对外支付的一种创新业务(图4)。该种模式的实质是利用境外市场(尤其是香港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相对旺盛、境外购汇价格优于国内购汇价格的业务创新。人民币在香港市场的需求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公众对人民币储值功能的认可，认为持有人民

币能够规避汇率风险，实现保值增值；二是企业或个人在进行贸易支付时，内地出口商为规避汇率风险，倾向于选择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在2010年人民币进一步汇改加速升值后，上述两种因素越发明显，极大地推动了人民币在香港市场的需求。因此，在港人民币兑美元／港币的成交价格持续优于内地人民币兑美元／港币的购汇价格。汇率转换的价格优势，使得跨境购汇业务在中国银行等主要银行大规模开展起来。

从目前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创新趋势来看，以NRA账户、贸易融资、跨境购汇、NDF为基础产品，将这些基础产品进行多种组合，利用境内外汇率市场、利率市场的价差进行合理套利的产品创新已成为市场的主流。同时，人民币同业拆借、人民币对外担保、人民币境外融资、人民币境外理财产品也逐渐展开。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正以超常的速度发展。

二、我国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的重要意义

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的基础平台是商业银行，各项业务的发展也必然要依托于商业银行业务。作为一个全新的商业银行业务板块，谁能抓住历史机遇，抢先进行业务创新，抢先为企业提供创新业务，谁就能取得先发优势，从而提升自身竞争力。因此，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对商业银行来说意义重大，在日趋激烈的同业竞争中具有其必要性。

(一)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能带来更多的客户资源

在过去使用外币进行支付结算的背景下，外资银行能够依靠外汇头寸的优势吸引到大部分国际业务客户，而中资银行却由于国内外汇资源有限又缺乏境外负债渠道在这一领域竞争乏力。开展人民币业务创新后，我国商业银行能够有效地利用资金实力、清算网络、营销网络的优势，抢夺到更多的境内外客户资源。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机构业务也面临发展机遇，与同业客户的合作将发展迅速。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趋势下，国际同业机构必然会主动加大与我国商业银行的合作力度：一是开立人民币清算账户，通过“清算行”模式和“行”模式开展人民币跨国清算；二是开展购售汇业务合作，行可以在人民银行规定限额内向账户行出售或购买人民币以满足头寸需求；三是加大人民币拆借等其他融资业务合作。

(二)我国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带来了负债业务发展的机遇

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加速，跨境人民币资金流量日益加大。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统计，2010年，香港人民币存款达到3149亿元，较2009年增加4倍。随着内地企业、银行到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小QF的推出，境外人民币回流机制必将逐步建立完善，这也将进一步放大境外人民币存款存量。这一部分全新的人民币存款业务，对商业银行大力发展境外负债业务意义重大。

(三)我国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带来了资产业务发展的机遇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境内外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逐步扩大，境外对人民币的贸易融资需求必然会逐渐增加；同时，随着人民币对外投资的放开，国内优势企业对境外的投资逐步转化为人民币投资，境外对人民币的投资融资需求也会提升。因此，无论从贸易项下还是资本项下来看，为境外企业提供相关的贸易融资和人民币贷款业务将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新的资产业务增长点。

(四)我国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开辟新的中间业务收入盈利途径

跨境人民币业务虽然减少了商业银行传统的结售汇业务收入，但该业务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增加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一是通过向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清算服务，收取人民币结算的手续费用；二是通过向境外银行提供人民币清算、账户管理、同业拆借以及购售汇等服务收取手续费以及点差收入；三是通过办理NRA账户资金质押贷款、人民币信用证跨境融资等产品，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的汇差和利差赚取收益。与此同时，境外新客户资源的增加，为我国商业银行通过境外融资、境外债券承销、银团贷款等方式获取中间业务收入提供了来源。

(五)我国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对我国商业银行进行海外拓展、完成国际化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商业银行逐步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海外业务发展相对较慢，主要向企业提供以美元为主的金融服务。而人民币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将改变海外分支机构业务结构，人民币业务将逐渐成为大多海外分支机构的主导业务。与此同时，海外分支机构在本地市场的话语权也日益加大，竞争力逐渐提升。这一发展机遇也反过来促使各家商业银行加大境外扩张的步伐，加速完成国际化布局。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该行截至2011年1月已在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203家分支机构，而2010年年初时仅为30多家，2011年3月该行新加坡海外人民币业务中心的成立更凸显出该行通过海外网络扩张推广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发展思路。

三、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面临的挑战

(一)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水平面临挑战

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人民币业务后，境外客户将逐渐增多，而境外客户的金融行为习惯、资金安排方式与境内客户有着较大的差别，如何根据客户金融需求合理运用安排资金投放，将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新课题。另一方面，随着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的开展，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也将逐渐发生变化，来自境外的资产和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占比将会逐步加大，这也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面临挑战

从具体的风险来看，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引发的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合规性风险将给商业银行经营带来挑战。

1、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商业银行跨境经营活动日趋增多，面临的信用风险主体也大大增加。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经营业务相对简单，仍缺乏境外经营的经验，对境外借款人或交易对手风险状况的了解依然较为局限。这样的信息不对称往往会加大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2、人民币国际化起步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人民币业务仅局限在境内，虽然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进程已经启动超过十年，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已经放开，人民币利率掉期市场已初现雏形，但人民币利率定价机制和利率风险规避机制仍有待完善。在境外市场上，人民币利率定价面临着与境内完全不同的市场环境，商业银行境外人民币定价利率风险较境内市场更大。

3、跨境人民币创新产品，尤其是一些利用汇差、利差的套利产品对商业银行的汇率利率组合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境外美元融资价格、利率掉期价格、远期人民币NDF价格等市场价格变化幅度远大于我国商业银行所习惯的国内金融产品价格变化幅度，其影响因素也大大复杂于国内金融产品。

4、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使境内外资金流通更加便利化，境内外融资产品的套利空间存在也引发了一些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跨境业务的产生。这一方面为洗钱等金融非法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商业银行对贸易真实性审核的难度。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增加了商业银行跨境业务的合规性风险。

(三)我国商业银行后台系统建设面临挑战

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商业银行的后台系统仍然处于本外币隔离的状态，部分人民币业务系统仅适用于国内业务，与境外人民币创新业务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虽然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开展，商业银行的部分业务系统已成功进行了改造，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境外客户范围逐步扩展到境外同业、境外货币当局，业务范围也逐步扩展到境外投融资、境外债券发行等，我国商业银行急需加大后台系统建设，以满足业务发展和系统监管的需要。

(四)我国商业银行人才队伍建设面临挑战

商业银行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尽管我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成功改制后，已逐渐培养出一批具备竞争力的人才，但商业银行内部往往有本币业务部门和国际业务部门的区分，两个部门之间人员的划分往往十分清晰，导致本币业务部门人员不熟悉国际业务，国际业务部门人员又不熟悉人民币业务。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对既懂得人民币业务，又熟知国际业务操作的人才需求日益增大，而这一部分的人才正是我国商业银行所欠缺的。

四、商业银行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的应对措施

(一)明确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方向

如前所述，目前商业银行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仍然更多地集中于利用境内外汇差、利差进行套利的阶段，这种创新业务的空间将随着套利行为的增多和逐步出现的管制行为逐渐缩小。商业银行应该致力于能够持续为我国进出口企业提供贸易便利的业务创新，如人民币对外担保业务、跨境人民币投资融资业务、人民币境外衍生产品等，才能真正在这一领域获得持续的竞争力。

(二)提升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的资产负债管理水平

商业银行进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必须进一步提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需要提高对境外人民币市场的预判能力。境外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是一个全新的市场，发展初期规模相对较小，金融创新的持续涌现对这个市场不断产生着冲击，市场流动性、市场结构迅速发生着变化，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加大对境外市场的研究力度，在业务创新时提高市场预测能力，进而根据预测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创新资产负债管理的动态预警系统。在进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的同时，商业银行也应对传统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建立全过程跟踪管理的动态管理系统，引入适当的资产管理工具，建立以利率、汇率、衍生产品价格为主要变量，面向收益管理的精细化管理模式。

(三)提升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的风险管理水平

1、应加快海外分支机构建设，提升对境外风险的识别能力。一方面，通过境外分支机构、外部评级公司、咨询公司等渠道，积极搭建境内外信息资源平台，力争尽快熟悉掌握境外市场规律和有效识别境外市场风险；另一方面，通过银团贷款、资产转让等产品与境外银行开展合作，在业务合作中学习境外风险管理方式，从而有效提升包括境外信用风险、政治风险等风险敞口的管理水平。

2、应及时提高人民币产品的定价能力，有效管理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从人民币境内市场来看，境内衍生品市场受政策管制等原因发展速度较慢，难以满足投资者多层次的需求，但在境外市场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一些发达国家甚至期望通过境外市场上的人民币衍生产品来影响人民币资产价格。

3、商业银行应通过人民币跨境金融市场做市商的职能，稳步地参与远期、掉期、期权等人民币汇率衍生产品，有效控制创新业务的汇率风险。

4、积极配合金融监管机构，对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过程中新出现的操作风险、政策性风险进行研究，特别针对跨境贸易中的金融非法活动，商业银行应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和防控，防止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成为非法金融活动的温床。

(四)加快跨境人民币业务系统建设，提升清算质量

商业银行应加大本外币系统的融合力度、提升本外币系统的联动效率。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城市的扩展，商业银行应做好新人名单城市的业务系统推广工作。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应根据企业需求，提升境内外人民币业务的清算质量，为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提供良好的运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