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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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法则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独立学院；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体验式教学

《经济法》课程是独立学院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是经管类学生重要的一门必修课。课程设置的目的一是对学生进行基本的法制教育，提高法制意识，培养法律思维；二是作为经管类专业的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经济法的基本概念、理论和原理，并能够运用经济法的知识、法律法规分析和解决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是市场对人才培养的重要要求。但是，由于经济法的内容枯燥冗杂、学生法律基础薄弱、独立学院学生层次差异性等原因，致使《经济法》课程传统教学模式效果不明显，特别是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而目前该门课程的教学则突出理论知识的讲授，与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相背离。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方法，探寻有效方式，增强经管类学生的法律素养和法律实践能力，突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 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1、教学内容较多，重点不突出

目前，多数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对《经济法》课程课时大多设置为36-54课时，讲授的内容涵盖经济法的基础知识、公司法、企业法、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金融法等，较之课时量，讲授的内容多而杂，为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对于每一部分只是泛泛而讲，无法深入讲解，更无课时安排实践教学环节，所以教学效果不理想。

2、经济法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对非法律专业学生学习难度较高

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一般设置在高年级开设，开设之前学生要学习法制史、法理学、民法学、商法学、诉讼法等课程，在掌握了法学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学习经济法。而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一般在低年级开设《经济法》课程，课程开设之前，学生主要以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市场营销学等课程为主要学习课程。因此，学生即使在短时间掌握课程的某些概念，但也无法深入的用法律思维理解和解决法律问题，实践能力较难培养。

3、独立学院学生具有的层次特性迫切要求教师适当改变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独立学院的学生从客观上讲，在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学习效率、自我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但在创新力、社交力能方面却有相对优势。因此针对不同的教授对象，如何因材施教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独立学院教师多数还是沿用传统的“课程传授”教学方式，使得课程教学效果显得“力不从心”。

二、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路径选择——体验式教学模式

1、体验式教学模式选择的必然性

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独立学院也是基于此阶段应运而生，其以培养复合应用型为人才培养目标，相应的教学模式也必须适应新的人才培养要求，要求对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此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而体验式的教学模式正是符合这一要求的新的教学方法。

“体验”是指在实践中通过亲身经历或亲身感受来认知周围的事物。体验式教学，就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按照既定教学要求，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通过创造实际的或重复经历的情境和机会，呈现或再现、还原教学内容，使学生在亲历的过程中理解并建构知识、发展能力、产生情感、生成意义的教学观和教学模式，从而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和完成预定的教学任务。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不同于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通过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形式，让学生在真实或虚拟的环境中通过体验去感知、理解、领悟、验证教学内容，使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做到观念、判断、技能的自主形成与主动掌握。这一模式更强调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强调对学生情感的陶冶和升华，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其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亲历性，这是体验学习的本质特征。在教学活动中，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主张他们在教学活动中，从行为和感情上直接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通过自身的体验和亲历来建构知识。第二，个体差异性。个体之间因环境差异、水平不同、兴趣爱好各异，对事物的感知不同等，使得体验也各不相同。正因为个体的差异才产生个体与个体之间交流和共享的必要性，采用这种模式既有利于突出学生的主导地位，还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挥。第三，缄默性。通过体验，既可以获得知识，还可以获得内心感受，感受包括可表达的，也包括意会不可表达的。体验式教学的这一特点不仅可以实现知识的传授，而且还可以传递感悟，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有教育专家曾指出，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学生只能吸收10-30%的内容，并且也会很快遗忘。而体验式的教学模式可以使得学生在同样时间下获得最大的知识和体会，并且印象深刻。体验式教学模式的优势不仅可以加速知识吸收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还有利于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最终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2、体验式教学模式的应用

（1）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主要是指通过引入司法案例来讲解法律条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丰富课堂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对基本理论能够准确把握。在案例的选择上，针对不同专业应尽可能选择有专业相关性的案例进行分析，同时注意案例的选择与讲解的内容具有紧密相关性，这点可缓解教学内容多，重点不突出的实际问题；在案例的表现形式上，应重视立体演示，弱化单纯语言讲述，通过声、像、图、文等多维视角讲述案例；在案例的讲解中，教师应从客观角度不加评判地进行讲评。

（2）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是目前高校普遍使用的一种教学方式，主要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利用计算机、投影仪以及其他类似设备演示课堂内容，因表形式具有生动和直观性，使得视觉、听觉受到双重刺激，学生注意力会有效集中，通过这种方式可有效的使学生掌握所学知识，并且印象深刻。但是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应注意适度性，多媒体教学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理论教授，多媒体教学应在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安排，并与所要讲解的经济问题、理论等紧密结合。

（3）模拟教学。模拟教学是给学生设计一个逼真且没有风险的环境，通过体验、实践等方式训练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学生在模拟环境下也能够充分将所学知识进行吸收和消化。例如，在讲解《公司法》中个人独资企业设立时，可设立模拟环境，将学生进行分组或若干公司团队，学生以团队的形式模拟设立一家公司，从公司名称的预先核准、设立公司的条件，到准备哪些材料、如何准备材料、如何填写各类表格等都需要学生做大量的工作。这样的一个模拟环境不仅将课堂时间拓展至课外，还有有效增加了学生掌握知识的深度和宽度，对学生的就业也增加了自信。

（4）讨论互动教学。经济法来源于生活，其背景复杂且多变，对于法律条文的援引和解释需要有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而最终的定论来源于辩论。学好经济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习者的思辨能力。因此，对于经济问题、经济现象设计辩论形式，来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是很有必要的。具体做法：事先提出问题学生分组、准备课堂辩论会，各组代表发言，其他组辩论，参会人发言、提问教师点评课后各组完成答辩报告。这种教学方式在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基础上，充分锻炼学生搜集材料、理解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辩论、提问的过程中，对于知识还有巩固、升华的作用。对于“三本”层次的学生来说，这种方式具有很强的互动性，符合学生的群体特性，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即使“被迫”学习，也可通过搜集材料、整理问题、辩论、交流等这一系列活动，达到学习知识的目的，本质上收获也大于此。但是在设计辩论题目时应注意难度的把握。

三、体验式教学模式应用中应注意的关系

体验式教学方式与传统教学方式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补充关系。

虽然传统“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存在诸多弊端，例如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对于知识掌握也是只知皮毛，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进一步探究问题的愿望，不利于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潜力的挖掘。但传统教育方式所遵循的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宝贵经验是要传承和发展的。

体验式的教学方式不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否定，体验式的教学方式是教育理念和师生关系的适时转变，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教学方式的缺陷。这种方式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同时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挥，这一优势对于独立学院的学生来讲尤其宝贵。

【参考文献】

[1] 齐晋.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模式构建-基于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的对比分析[D].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2.03.

[2] 蔡立新，孙惠琴.经济法课程体验式教学探讨——以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为例[D].法制与经济（上旬），2012.09.

[3] 辛继湘.试论体验性教学模式的建构[D].高等教育研究，2005.03.

[4] 张荣.体验式教学的创新性与实施条件[D]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7.11.

经济学法则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学科界定基本原则

一、广义国际经济法的“水果拼盘说”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是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

这一学说的立论基础在于，对某一涉外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既要涉及调整经济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又要涉及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法律渊源既包括双边条约、多边条约、国际习惯、国际惯例等国际法规范，也包括涉外民商法、涉外经济管制法以及冲突规范等国内法。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由此得出结论：国际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是“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本身极其错综复杂的忠实反映；也是科学地调整这种复杂关系，对其中的法律症结加以‘综合诊断’和‘辨证施治’的现实需要。”

由此可见，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从对某一类社会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角度出发，认为凡与此相关的法律规范便足以独立地形成一个法学门类。这一学说立足于实用主义，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确实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广义说的观点将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调整，将不同性质、不同部门的法律规范杂糅在一起，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何在？笔者认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混淆了“法学分科”与“法律运用”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因而在立论基础上存在严重缺陷。

诚然，国际经济关系涉及的主体繁多，错综复杂，的确需要对其中存在的各种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但这是法律运用层面的问题，而不是部门法学分科层面的问题。我们并不能由法律运用上的综合性要求必然地推论相关的法律规范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不同法律部门的综合运用并不等于相关的法学分支就应杂糅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事实上，在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不仅会涉及到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中所述及的各种法律规范，相关国家的刑法规范（如一国关于“信用证诈骗罪”的规定）也可能在特定情形下得以适用。如果按照广义说的论证逻辑，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刑法规范岂不是也应纳入广义国际经济法的范围当中。

以此类推，内国经济关系虽不如涉外经济关系复杂，但同样有必要对其中的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对内国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也会同时涉及内国民商法、内国经济行政法和内国经济刑法等法律规范。试问，按照广义说的理论逻辑，这些相关的内国法律规范是否也应混合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

再进一步而言，我们必须从深层次来探讨如下一个问题，即法律运用的综合性能否替代法学分科的必要性和严整性呢？也就是说从法理的角度而言，法学分科的意义何在？尤其是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例外情形层出不穷的新情形下，传统的法学分科的是否仍有必要？笔者认为，某一部门法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内部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通过法学分科可以形成一种严整的知识体系，便于认识、分析、运用和预测。学理通说上以独立的调整对象作为划分部门法学的标准，“独立调整对象”不仅要求以某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且要求这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必须具有质上的共同性。试以民法为例：平等主体之间物权法律关系、债权法律关系、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婚姻法律关系和家庭法律关系虽然相对独立，但上述各种法律关系仍然可以抽象出其质上的共同性，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形成民法总则中的各项内容。不仅如此，民事法律关系中最为核心的精神又可以抽象出民法的基本原则。析微而知著，一个严整的法学分支必须能够形成“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的逻辑体系。我们并不是为了刻意追求逻辑体系的完整性，而是因为只有这种“从抽象到具象”、“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体系才是真正有助于我们便捷地认识事物、分析问题和预测发展的，尤其是有助于我们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人类创设各种各样的学科，其目的就在于此。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其以跨国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似乎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但事实上，诚如广义说自己所承认，跨国经济关系既包括跨国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跨国经济管制关系，而这两类社会关系在性质上殊有不同。广义说将经济流转关系和经济管制关系这两类不同的社会关系放在一起进行调整，既无法进一步抽象出两者之间的共同性，无法形成学科的总论，也无法真正提出学科的基本原则，难免带有人为拼凑的色彩。由此可见，我们决不可因为法律运用中的综合性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这或许并不是学术领域纷争的问题，而是人类认识事物规律的本质要求。

诚然，随着“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渗透等趋势的出现，传统法学分科的界限日益模糊，学科界线周边出现了许多“灰色区域”。但我们认为，决不可因为灰色区域的存在而否定法学分科的必要性；相反，例外情形的存在更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新的角度上认识事物的本质。理论是清一色的，泾渭分明；但是社会关系却是模糊的，黑白之间存在诸多灰色的过渡。学科分类时必须在这一灰色区域中厘定临界点，因此种种例外情形的存在在所难免，不足为奇。对于灰色区域中的例外情形，可以个案处理，也可以作为例外情形以特殊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萘李、骡子等杂交品种后便否定门、纲、目、科、属、种等生物学分类；同样道理，我们亦不能因为法学分科中一些特殊情形或例外情形的存在而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任何科学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地贴近现实，也不可能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完全正确的结论；科学的作用只是通过初略的分类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基本正确的结论。

综上而言，部门法学的分科应当是严整的，但在部门法学的运用上却应当是综合的。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虽注重了法律运用的综合性，却忽略了法学分科的严谨性，将法律运用和法学分科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广义说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犹如一个水果拼盘：从营养结构和口味搭配出发，人们食用时需要的是各种水果相互搭配的水果拼盘；但我们却难以承认水果拼盘是另成一类的水果，更不可由此而否认水果分类的价值。

二、国际经济法的学科界定

那么，如何对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进行学科分类呢？笔者认为，如下两点论断是我们分析的出发点：

（1）国际经济关系当中既包括横向的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纵向的经济管制关系；

（2）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既涉及各国的国内法规范，也要涉及各种形式的国际法规范。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所有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成四大部分（如下表所示）：

经济流转关系经济管制关系

国内法规范（1）冲突规范/民商法（3）经济行政法

国际法规范（2）国际商法（4）国际经济法

表：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类示意图

（1）调整跨国经济流转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是各国的冲突规范（如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规定）及其指引的内国民商法（如我国的新《合同法》）；

（2）调整跨国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则是作为统一实体规范的国际商法（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3）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内法规范为各国的经济行政法（如我国的《对外贸易法》）；

（4）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则构成国际经济法（如《建立WTO协定》及其附件）。

上述四个部分配合在一起，共同对跨国经济关系中涉及的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进行调整和规范。在这四个部分中，国际商法可以通过优先直接适用成为成员国国内国民商法的组成部分；而国际经济法规范则通过间接适用，转化为成员国的内国经济行政法。

上述分析中亦可看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将上述四个部分糅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水果拼盘，貌似完整，却忽视了每一部分各自的特点，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的、严整的独立法学学科进行研究和学习。

同时，将国际经济法界定为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到狭义的国际经济法学说。本文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与狭义说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有如下两点区别：

（1）部分学者主张，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是狭义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但是，经济流转关系与经济管制关系在性质上殊有不同。笔者认为，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应独立地构成国际商法体系，与内国民商法对应，而不宜纳入国际经济法的范畴之中；

（2）本文所界定的国际经济法是建立在对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同时也汲取了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关于法律运用综合性的观点。

因此，至多而言，我们只能说本文对国际经济法所做的学科界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个新的视角上对狭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的回归。或许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有的学者在批判广义说的基础上，提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间经济协调关系以及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体系”，认为国际经济法包括“经济的国际法”（本文上表中第（4）部分）和“涉外经济法”（本文上表中第（3）部分）两大部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从调整对象的同质性出发将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作为一个整体予以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国际法与国内法毕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其在调整对象、制定、效力、实施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区别。因此，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虽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两者仍不可同日而语。否则，内国涉外民商法与国际商法在性质上也有共同性，是否也应把各国的涉外民商法纳入国际商法的范畴当中呢？

综上，笔者认为，应将国际经济法界定为“调整跨国经济管理关系的国际法规范”较为妥当。同时我们亦主张，在解决一个具体的跨国经济问题时，不仅要运用国际经济法，还要综合运用内国冲突规范、内国涉外民商法、国际商法、内国涉外经济管理法等不同法律部门或不同法律部门的分支。

三、国际经济法学科基本原则的重塑

诚如前文所论及，一个真正的法学部门应当能够形成“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的逻辑体系。换言之，无法提出学科基本原则，这一“法学部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法学分支学科。

从法理学的角度而言，“原则”是相对于“概念”和“规范”而言的法的三种要素之一。与一般原则相区别，基本原则应当贯穿于其调整对象内的各个领域，贯穿于其法律关系的始终，用于指导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的是贯串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类法律规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指的是这些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

持广义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学者提出了“经济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全球合作原则”等作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科的基本原则。如果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的理论是严谨的，这些基本原则就都应贯串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国际经济法分支领域，都应当既适用于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也适用于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事实上，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所提出的这些原则都难以真正满足作为法学基本原则的要求，因此也难以发挥基本原则对于整个学科的指导作用。试举一例说明：甲、乙是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两个公司，双方签定某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并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试问，甲乙双方的这一跨国经济关系与一国的经济有何直接关系？与不同国家间的公平互利有何直接关系？与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又有何直接关系？

由此可见，目前“公认”的广义国际经济法学基本原则似乎无法满足作为部门法学基本原则的要求，广义说理论无法提出大一统的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原则。由此亦可佐证，广义国际经济法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门类。

以下，笔者将就本文所界定的国际经济法，即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提出指导这一学科的三大基本原则：

（1）经济自由化原则：经济自由化原则要求各国在管制跨国经济交往中应当逐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为外国资本、技术和服务提供市场准入；应当逐步扩大外国资本的准入；应当逐步开放本国资本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经济自由化原则的经济学基础是大卫李嘉图在国际贸易领域提出的“比较利益理论”（theoryofcomparativeadvantage）。这一理论主张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且得出国际贸易将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这一重要结论。

（2）经济公正化原则：经济公正化原则有四重内涵：其一，一般情形下，要求各国在管制国际经济交往时应当符合“非歧视（non-discrimination）”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各国要平等对待外国人，给予外国货物、资本和服务“最惠国待遇”，另一方面还要求一国应平等对待本国人与外国人，给予外国货物、资本和服务“国民待遇”。其二，允许一国在管制跨国经济活动中，对他国政府和企业的扭曲自由经济的措施采取对应措施（counter-measure），例如允许一国针对他国企业的倾销行为或他国政府的补贴行为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等。其三，允许一国在管制跨国经济活动中，针对危及本国根本利益的事项，临时采取一些限制经济自由交往的措施，例如WTO协定中关于保障措施的规定，关于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规定等。其四，由于历史上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掠夺，由于各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异，要求发达国家在管制跨国经济交往中，单方地给予发展中国家更为优惠的措施，例如发达国家单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

（3）经济便利化原则：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随着运输与通讯方式的不断改善，随着关税壁垒的大幅度消除，国际经贸的快速发展对各国经济管理便利化形成日益强烈的诉求。经济便利化与自由化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经济便利化不仅要求在执行非关税措施措施时程序应简化和协调，不应有过多的文件要求；而且各国有关涉外经济管理的各种程序应当具有透明度，政府应当采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设备，政府各部门之间应当有效配合。

综上而言，经济自由化、经济公正化和经济便利化正成为三股重要的潮流，推动和指导各国的跨国经济管理行为。之所以将上述三项原则确定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1）上述三项原则是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为背景所提出的。虽然存在种种质疑和批评，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这已无庸置疑。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全球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3%，而全球贸易额年增长率却达到7%，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额已达到全球GDP总额的29%。与此同时，跨国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从1990年的2,06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2,700万亿美元。据统计，在2001年，全球6.3万家跨国公司，其年销售额超过14万亿美元，几乎控制了近50%的全球产出、60％的世界贸易、70％的技术转让和90％的国际直接投资。经济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和经济便利化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发展背景中提出的，旨在协调各国外经贸管理行为，使其顺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

（2）上述三项基本原则体现了国际经济交往的内在诉求。部门法学基本原则的提出，应当从其调整对象出发，应当体现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诉求。平等、公平、意思自治、诚实信用以及公序良俗之所以成为民商法的基本原则，根本缘由在于它们都体现了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本质，是市民社会健康运作的内在诉求。经济的本质是无国界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管制跨国经济交往的行为必须在维护基本的经济公正的基础上，促进经济自由而便捷地开展。由此，经济自由化原则、经济公正化原则和经济便利化原则应运而生。

（3）上述三项原则是真正从法的价值层面提出的法律原则。笔者认为，部门法学的基本原则必须从法价值学的层面来概括，才能真正发挥对具体规范的统率和指导作用。部门法学在逻辑体系上总是从调整对象中汲取其价值层面的精神实质，并将其法律化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再由这些基本原则来统率具体的法律规范。以目前研究最为成熟的部门法学——民商法为例，前述平等、公正、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其实都是自由、正义、效率等法价值在部门法学的具体体现。将经济自由化、经济公正化和经济便利化确立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原则，其实也正是自由、正义和效率这三个层面的法价值诉求在这一学科的体现。

反观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公平互利原则亦是从法价值层面提出的原则，其在同一调整对象范围内可以纳入本文提出的经济公正化原则当中；但全球合作原则则是从手段上提出的，无论南北合作还是南南合作其实都是实现经济自由化、公正化和便利化的方式，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原则似乎有所不妥。学者在研究WTO规则时，提出将非歧视、互惠、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市场准入、关税减让、取消数量限制、公平贸易、透明度等作为WTO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其实均可以经过整合，纳入贸易自由化、贸易公正化和贸易便利化的框架之中。

本文没有将经济原则作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但这并不是说经济无关紧要，也不等于我们主张在国际经济管理中放弃经济。毋庸置疑，经济始终是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基石。

经济学法则范文第3篇

【论文键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当展经济学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鱼需解决的主要议题。为此,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1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经济学法则范文第4篇

关键词：资本多数决 法经济学 限制

“资本多数决原则”，是指股东的表决权与其所持有的股份成正比，所持股份的多少代表表决权的多少，多数股份股东形成的决议视为公司的意思，并且对少数股东产生拘束力。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绝对化的资本多数决原则，在实质上却是损害了股东地位的平等。

一、资本多数决的弊端分析

1.法律角度分析

现代公司是以股东共同出资为基础构成的资合企业，股东地位理应平等。股东平等原则是指在公司中各股东一起所持有的股份比例或拥有的出资额享有平等的权利，负担同等的义务。公司法中的股东平等是一种在资本平等的基础上的平等，或者说是一种按比例的平等，它以每一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或股份的比例作为衡量标准。“一股一表决权”制度就集中体现了这种比例上的平等。但平等不意味无区别的同等对待，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现代公司的民主，股东所享有的权利应当与其出资额相关，股东因为出资额的不同而对公司事务享有不同的权利恰是股东平等原则的体现。

资本多数决以“一股一权”为基础，表面上看其体现了股东的平等和表决的民主，然而这种形式上看起来符合股东平等的制度却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异化。大股东为谋求私利，利用资本多数决吸收少数资本持有人的意思，控制公司运作，放大股份平等下表决权的差异，导致股东地位失衡。在这种形式平等的掩饰下，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小股东们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无法救济，造成股东地位的实质不平等，违背了股东平等的原则。

2.经济学角度分析

首先，理性自利本质下的必然结果。经济学的分析架构是建立在人的理性自利的特质上的，在这种理性自利特质的支配下，人们会选择最有效率、最有利于己的行为方式，以降低行为的成本。资本多数决是为了降低公司决策形成成本而产生的制度，以持有资本的多少来决定表决权的多少能够最有效率的形成最终决策方案。然而，也正是由于理性自利，资本多数决也产生了负面效果，即大股东利用其优势地位来主导公司决策的形成过程，过滤对自己不利的提案，支持有利于己的决议的生成，这就可能导致了小股东利益甚至是公司利益的受损。

其次，资本多数决可能加大公司管理成本。“寇斯定理”假定在交易成本为零，则不论法律规范如何界定财产权之内容及范围，资源的运用都会达到最最有效率的境界。但是现实公司中经营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资本多数决有时会加大交易成本。在资本多数决下，小股东无法通过选举产生自己利益的代表，而法律上又无法得到救济时，其会产生消极情绪，对公司股东会议上形成的决议消极怠工，使公司的正常运作不能顺利进行，最终形成公司僵局，导致公司自身利益及公司债权人利益无法保障，降低了公司运作效率，增加了管理成本。

最后，资本多数决可能会导致股东间的资讯不对称。理论上公司股东的经济实力是相当的，对公司决议的形成的作用力也是相当的。然而，现实中的股东往往是经济实力相差很大的不同投资者，在法律地位上平等地股东对于公司所投入的资本即股份额是不一样的。股份额较大的股东，必然会享有较大的表决权，从而能够现实地控制公司事务管理，公司的利益信息被大股东掌控，小股东对公司事务及利益信息的获取受到了相对的限制，必然会造成二者地位的悬殊，小股东利益受损。

二、对资本多数决的限制

资本多数决是不容否认的原则，但由于其存在的弊端使小股东的利益受损，因此要在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股东地位平等是公司法的理论基础，对形式平等的资本多数决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从而实现股东实质平等，降低公司成本，提高公司效益，实现财富极大化。

1.限制方案之一——累积投票制

我国《公司法》第106条规定了累积投票制度，即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时，股东所持有的每一股份拥有与当选董事总人数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以把所有的投票权集中选举一人，或分散选举数人，按得票数的多少决定董事人选的表决制度。

然而，累积投票制也产生了争议，形成了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者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论证累积投票制的合理性。一方面从大股东权利限制的角度看，累积投票制是从董事会内部对董事直接进行监督，有效调节了仅靠股东大会和监事会从外部对董事进行监督的乏力，更有效防范董事滥用权力侵犯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从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角度看，小股东通过实行累积投票制度，有可能将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士选入董事会，表达其利益需求，从而降低小股东的投资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广大小股东的投资积极性，保护其投资热情。

反对者则主要从累积投票制的滥用上进行论证。他们认为：累积投票权意味着把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选入董事会，会造成董事会内部形成不同的利益体，产生董事会内部的不和谐，给公司经营造成消极、不确定的影响。累积投票权在实践中经常会为那些企图谋取狭隘的个人私利的人所滥用，作为他们争夺控制权工具，给董事会的职能行使造成阻碍，公司利益损害严重。

笔者认为，不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其理由都具有可采性。但是任何事物都有负面效应，累积投票制也不例外，法律也只是解决冲突的工具之一，依然采取累积投票制来对资本多数决进行一定地限制，是比较其利弊后，在理性支配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具有正当性。从法经济学上看，实行累积投票制可在一定程度上规制双方利益冲突，处理因资本多数决产生的资讯不对称的问题，法律通过规定累积投票制以增添诱因，提高小股东投资的积极性，协调股东间利益，促使公司更加有效率的运行，增加公司财富极大化。同时，累积投票制也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董事会内部的平衡制约作用，实现管理的民主化，提高小股东利益实现的可能性，节约了事后救济的社会成本。

2.限制方案之二——完善股东诉讼制度

在我国，赋予股东诉权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赋予股东诉权有利于切实维护股东权益，有利于强化公司的治理结构。当大股东通过优势地位滥用股东权利而侵害中小股东或者公司利益时，中小股东可以通过行使直接诉讼或者派生诉讼来切实维护自己的股权。同时，对于防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滥用权力，敦促其履行忠实勤勉义务，股东诉讼制度是一种现实的威慑。

股东的诉讼制度主要有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直接诉讼是指当公司的大股东、董事等的行为直接侵害少数股东的权益时，少数股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损害赔偿之诉；派生诉讼是指大股东或董事侵犯公司利益而影响到少数股东的权益时，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所提起的诉讼。派生诉讼与直接诉讼在很多情况下是交叉的，即某一行为可能既侵害了公司的权益，又侵害了少数股股东的权益，因而针对一项控制股东或董事的行为，既可以提起派生诉讼，也可以提起直接诉讼。总之，派生诉讼和直接诉讼在为少数股股东提供司法保护的同时，更使得法院能够通过诉讼的形式对控制公司的多数股股东和董事的不当行为做出适当的处理，以纠正滥用资本多数决所造成的弊害。

需要强调的是，公司法的设置既要保持多数股东的活力和积极性，以巩固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基础地位，又要限制多数股东的权利滥用，以防止其对少数股东利益的侵害。现代社会的正义是蕴含着效率的正义，实现正义要兼顾社会资源的消耗。法律等典章制度的实施，除了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还要注重成本效益的考量。同时，制度的取舍要经过比较利弊，或者寻找替代方案，理性选择最优的制度，以实现社会财富极大化。

参考文献：

[1]宋智慧.论资本多数决中的“多数”和“范围”[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2]刘辅华，李敏.论资本多数决原则—对股东大会决议规则的反思[J].法学杂志，2008年第1期.

[3]赵旭东主编.《商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

[4]宋智慧.股东平等原则与资本多数决的矫治[J].河北法学，第29卷第6期.

[5]胡文君，刘晓春.克服资本多数决适用中缺陷的法律对策—新立法不足及完善[J].当代经理人，2006年第2期.

[6]熊秉元.《我是体育老师》[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7]王文宇.《民商法理论经济分析》[J].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2版.

[8]王继军.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1998年第6期.

[9]蔡元庆，龚建凤.资本多数决原则与中小股东利益的协调[J].当代法学，2003年第1期.

[10]王军武.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法律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1]刘俊海.论股东累积投票权[J].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春季号.

[12]范健主编.《商法》（第四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4版.

经济学法则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法经济学/医疗事故/责任分配/风险分散

内容提要: 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现行医疗事故责任分配原则可以发现：通过加重院方的责任并不能有效防范医疗事故的发生，反而甚至可能危及患者的权益。医疗事故责任的合理分配应该在医院和患者之间，将医疗事故责任确定在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有效点上，同时将医疗风险予以分散，并辅之建立医疗责任保险的新形式与新机构、建立公共卫生的政府诉讼制度。

一、经济分析在法律领域的运用

二、现行医疗事故责任分配原则

“'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4]由此，我们评价现有关于医疗责任分配原则优劣的标准，也应当是其实施的社会效果是否符合其制定的目的。显然，我们的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尽量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更好地保护患者的权利。那么，我国目前的医疗事故处理机制是否满足了这一需要?目前所实行的医疗事故处理的方案，其主要依据在于2002年4月1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同年9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这两部法规中，对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医疗事故的内涵、医疗事故鉴定及赔偿制度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规定，对医院一方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其中，《规定》第4条即众人所熟知的医疗事故责任认定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通过对医院一方责任的加重，尤其是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实际上是在医疗事故责任认定中对医院采取了过错推定原则。使患者一方在举证上处于有利的地位。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医患双方的力量对比(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并不悬殊，甚至有时患者还可能处于优势地位)。那么，这种医疗责任的举证分配原则是否能够达到立法者预期的社会效果?下文的论述得出了与立法初衷相反的结论：

首先，医院方可能会因为过度的担心而采取保守治疗的方式。医疗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必然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况且现实中的疾病状况是复杂多样的，它不会和医学教科书的内容严格保持一致，尤其是在某些危急情况下，或者是出现了临床上少见甚至从未出现过的状况，这时候就需要医务人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医疗技术常规，大胆采用新的或临床试验性的抢救措施。这些措施毫无疑问伴随着更大的风险，但是如果不予以实施就可能误过治疗的最佳时机。但是如果对医院的责任规定过于严格，就有可能导致医务人员在对病人施行治疗时存在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于为了回避医疗风险而拖延对病人的抢救，或者采用最为安全保险但实际效果不佳的保守治疗方法。

其次，医院方为了避免风险还可能采取过度预防措施。由于患者的体质不同，因而相对的也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对有些患者可能不能适用特定的药物或治疗，所以在进行某些治疗前必须要对患者进行一定的身体检查，这就像我们在注射青霉素之前需要“皮试”一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并不需要进行检查，或者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常规检查就可以了。但在严格的责任原则下，医院为了躲避风险，很可能会要求患者做出不必要的诸项检查，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突况，或者借以逃避将来可能出现的治疗纠纷或诉讼。这就必然会大幅度增加治疗成本，加重患者的负担。

最后，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的医学，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医疗活动是具有探索性和科学性的工作，尽管随着医学的进步，过去许多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疾病，例如肺结核，都已经得以克服，但是医学并非无所不能，如果期望所有疾病都可以预防和治疗仍然是不现实的。[5]人的疾病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地研究探索，在这期间可能还会有新的疾病产生出来，非典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即使运用已经非常成熟的医疗技术也可能会出现料想不到的变化，诸如产生无法预料的药物副作用或者并发症等，这也是自然科学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其必须面对的风险。[6]而且医疗风险的产生是复杂的，对某些病症，以目前的医学水平可能仍然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这时如果要求医院对自己的行为提供确定的证据，恐怕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医院从事医疗工作所必须承担的风险，否则，难道这种风险要由患者承担吗?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医疗事故作为一种社会风险，如果单纯地把它推给患者承担并不合理的话，那么一味地加重医院责任，由其来承担风险，同样也是不公平的。不但如此，正如上文所分析，在一定意义上，这不但不会保护患者利益，反而会不利于患者。

针对上述困境，寻找出较为合理的医疗责任与风险承担方式和最大限度分散风险的途径，正是本文下面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三、医疗事故责任分配的法经济学分析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医疗风险是否是可以消除的?如果可以消除，我们就应该致力于如何消除医疗风险;否则，就应该公平的分配风险。

医疗事故责任作为一种侵权责任，正像科斯所分析的：“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8]对于医疗事故，人们一般把它看作医院一方给患者一方造成了损害，所以要解决的关键就是如何防止医院造成侵害。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具有双向性：如果只注重避免对患者的损害，就将会加重医院的责任，使其遭受损害，所以在医院和患者之间必须作出选择。医、患就像是天平的两端，责任的砝码拨向哪一边，在风险发生时，那一方就要全部承担或者较多地承担损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确定这个责任“有效点”的合适位置?

从经济学上的视角看，侵权责任体系的目标就是要使事故造成的损害和预防成本这两者之和实现最小化，而对于这一成本的变化趋势，则可以用一个图表来表示。正如下图所示，假设横轴x代表在医疗中的预防水平，竖轴y代表医疗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在简单化的理想模型中，假设社会上只存在预防成本和事故损害成本两种成本。那么医疗事故发生的概率A将会随着预防水平(x)的提高而降低，但是为了减少医疗事故所付出的预防成本B则会随着预防水平的提高而上升。所以，当预防成本和事故损害成本两者相加时，就得出医疗事故问题的总的社会成本曲线(A+B)。

这样，最后得到的曲线A+B就是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在这条抛物线上存在一个最低点x'，也就是社会总成本最小的预防水平，而这也是我们要在医疗事故责任中寻找的有效点。在确定了预防水平的有效点之后，需要分析在医疗中的预防动力问题。我们知道，医疗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与之相应，对医疗事故的预防也是一种双边预防，即医院和患者都应当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如果只有一方采取，那就很难防止事故的发生。在治疗期间，一方面，医院必须要认真负责，以谨慎的态度，选择适当的治疗方式;对应的，患者也有协助、说明、告知等义务，如向院方医生诚实告知自身的病状、病史以及自己的特殊体质，遵照医嘱进行服药和休养等。其中任何一方的疏于预防，都可能会导致事故发生律的上升，进而增加事故损害的成本。从这种互动的关系出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医疗事故的责任认定中，如果趋向于加重医院一方的责任，则会促使医院采取较高的预防水平，而相应的，患者就会采取较低的预防水平，并且医院方的责任越严格，患者方就会越疏于防范;相反，如果趋向于减轻医院一方的责任，就会促使患者提高防范水平，而医院就将疏于防范。那么假设两种极端的情形，一是医疗事故发生后，医院一方承担全部责任;二是医院完全不承担责任，就会出现下面的列表中的情况。

医 院 患 者

医院承担全部责任 严格预防水平 不预防

医院完全不承担责任 不预防 严格预防水平

而根据上文的分析，这两种效果无疑都不是我们追求的。极端严格的预防水平将会导致预防成本的急剧增加，而另一方的不预防又会使医疗事故易于发生，增大事故损害的成本，因此单纯追加一方的责任并不是减少医疗事故问题社会总成本的有效方式。在一定的限度内，加重责任可能会降低社会的成本，但是如果责任的加重超过了适当的界限，则会导致社会成本的不降反增。当加重医院的责任时，在一定的限度内可能会达到医疗事故的减少，社会成本的节约，但是一旦越过了临界点，责任原则的副作用就会显现出来，而且会随着责任严格程度的提高而越来越明显，所以溢出临界点之后的范围就是责任原则的禁止区域。[9]由此看来，医疗事故问题并不能够通过单方加重院方责任来解决，而且一旦进入责任禁区，其后果恰恰将适得其反。由此可见，在如何分配医疗事故的责任风险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能一概而论地主张由医院一方包揽风险，也不能不负责任地将风险推卸到患者一方，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在医院和患者之间公平地分配风险的责任点，从而实现整个社会成本的最小化。

在实践中，究竟应该如何确定这个风险划分的责任点，本身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责任点虽然在理论上是确定的，因为经过数学、统计学与经济学的换算，我们总可以得出一个实现社会成本最小化的点;但是在实践中，这个责任点却往往是不确定的，因为在现实中，一切社会资源与成本都处于不断流变中，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参数进行换算。但这并不意味着分配风险的责任点毫无意义，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指导风险分配机制的规划思路。根据这一思想，医疗事故的责任划分不可以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的二元划分过程，这种一刀切的规划方式并不能有效地改善医疗事故的责任状况，责任成本的界定是更加复杂的问题，需要考量到医院和患者双方的具体状况。同时，虽然医疗事故的责任点本身并不是完全固定的，但这不是说它是不能操作的，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数据统计和经济学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责任点范围，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允许具体的责任点有一定的上线浮动幅度，从而保证其相对的灵活性，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同时，根据责任点划分的原则，有一些硬性的责任承担是医患双方所不能推卸和避免的，例如，院方应该保证患者的知情权，确保患者明白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医院也必须保证提供具备相应资格的医师、以及确保在治疗过程中认真负责等，这是院方的义务;而对于患者来说，则应该如实地向医生陈述病情、积极配合医院的治疗等。但是，也正是因为责任点确定的困难，以及单纯依靠风险责任的划分并不能最大程度地化解风险，因此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措施，这就是通过下方中的其它机制来分散医疗事故的责任风险。

四、医疗事故责任风险的分散机制

上文的预设只是在医院和患者双方间分配医疗事故的风险。在这两方主体中，医疗风险要么由医院承担，要么由患者承担，要么由双方分担，只涉及到如何分配风险，而不存在化解风险的问题。但社会并不像假设的模型这么简单，实际上，在这一关系中还会有其他主体的参与，而且参与主体越分散、数量越多，其承担风险的能力就越强。[10]所以由分散的社会主体来承担医疗事故的部分风险，其效果无疑将优于仅在医患双方间分配。因此，如何分散医疗事故的风险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本文主张建构以下制度化解这一问题。

第一、建立医疗责任保险的新形式与新机构。在我国， 医疗执业面临的风险是医疗责任导致的索赔风险， 同时衍生出医疗纠纷处理风险， 归根结底还是医疗过失责任的索赔风险。由于这些风险的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医疗发展， 不能适应公众对于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安全的要求， 这除了完善立法，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外， 通过医疗责任保险转移医疗执业风险， 是现代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符合国际医疗风险管理的通用方法。因此选择一种符合我国实情的医疗责任保险形式， 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十分必要。

首先，设立医疗责任保险信托公司。一方面，该机构的设立在法律制度层面具有可行性。所谓信托， 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 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 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 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通常委托人(医疗机构或者医师)通过信托合同委托某一机构， 按照委托目的以及约定的程序对医疗过失行为进行赔偿。根据我国信托法规定，对医疗卫生事业而设立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受国家的鼓励。可见，医疗责任保险信托，从法律层面和具备可行性。另一方面，在现实角度，该机构的设立也具有可操作性。根据信托法的规定，公益信托的设立和受托人的确定， 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批准。公益信托的信托财产及其收益， 不得用于非公益目的。并且公益信托应当设置信托监察人， 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应当检查受托人处理公益信托事务的情况及财产状况。受托人应当至少每年一次做出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产状况报告， 经信托监察人认可后， 报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核准， 并由受托人予以公告。

再次，推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由公权力强制推行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旨在对受害者的补偿， 预防如果责任保险的保障额度不足， 受害者可能仍得不到足额赔偿时的救济。在公权力介入医疗责任保险时，应考虑大、中、小医院和个体行医者面临的医疗风险。作为强制式的保险， 应明确规定最低保险限额， 而且保单不设免赔额， 以防投保人通过投保低额保险来规避其投保责任， 损害受害患者的利益; 强制保险仅在对患者提供最基本的保护， 并非提供完全充分的保障。它要求保险人接受任何合法行医者的风险， 由政府进行必要的费率干预， 以降低保险人承保权限和风险选择能力。

第二、建立公共卫生的政府诉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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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4]耶林。法律，作为目的的手段，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5]曾二秀：《侵权法制度选择的理论、方法与规则 –欧美侵权冲突法比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6] 孙厚纯：《完善医疗事故赔偿的设想》载《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7]赵新河：《简论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制度》载《法律与医学杂志》，2000(3)。

[9]张乃根：《法经济学——法经济学视野里的法律现象》，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39-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