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感性的博弈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理性与感性的博弈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理性与感性的博弈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囚徒困境；反囚徒困境

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剧”的表述不仅为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事例所佐证，更是形成一种固定模式：任何时候只要许多个人共同使用一种稀缺资源，便会发生环境的退化。这种现象也可用简单的道理来明示：属于所有人的财产将得不到人们的关心，人们通常只关心自己的东西，而忽视了公共的事物。而囚徒困境更是将其原理形式化，个人的理性策略将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囚徒困境中最重要的一点假设为当事人为理性人，理性人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其出发点和所做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别人的好坏和自己无关。理性人并非损人利己的同义词，但是为了得到自己的最大利益，理性人是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在我看来，理性人假设为囚徒困境中脱离了人性的假设条件，其建立在漠不关心别人利益的冷酷造成了其理论与现实中存在的案例相违背。但是该假设又有存在的合理性，在不同的场合下更是有铁般的事实证明其不容置疑。对于以上的矛盾，下文将以模拟案例来叙述。

真实的人性中不但包含理性，还包括感性。也即人非机器，除了以一系列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思想为行为指导外，还受种种非理性的、常常是感性的额外因素影响，这也即为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事实所证明：志愿者耗费宝贵的时间从事繁重的劳动却不能从中受益；匿名捐款人把自己急需的金钱送给自己毫不相识的人；陷入热恋的人在明知恋人不会知晓的情况下仍默默付出关心，只是希望对方能够更好。对这些事例，我们常常轻易地将之冠名为“好人好事”而不加分析其中有悖理性的情境：一个理性人是不会做出自己不会受益甚至可能给自己带来损失的事情，这违背理性假设；现实有力的证明了人“感性”的存在，正是“感性”的存在才使我们实际上对事物的选择绝非一种，我们可以基于自己的“理性”及“感性”两种情感而做出千变万化的选择，才使得那种以往常常有违经验的人们将堕入不可避免的冷酷悲剧结局的论断有了更为乐观的改善。下面将分析存在感性因素的囚徒困境会如何影响囚徒的决策。

假设囚徒A与囚徒B为一对很好的朋友，对方利益的得失会对自己行为构成一定的影响，为了更好的度量其感性因素，我将其不可触摸的心理具化为实物：为了使对方少坐10年牢，囚徒最多愿意自己多坐3年牢。也就是说对方的利益受损会给自己带来负效应，尽管负效应小于对方遭受的损失。所以在囚徒A选择招供而囚徒B选择不招供时，囚徒A实际上虽然只坐3个月的牢，但是因为囚徒B坐了10年牢，而给囚徒A心理带来3年牢的负效应，以坐牢的年份来表示囚徒的效应，则囚徒A的负效应为3年零3个月；当然，如果其中一人A选择招供，另外一人B选择不招供，则B心理上不用承担负效用，相反A心理上要承担3年的负效应；则如若两人都选择招供，则两人的负效应为8年加上心理负效应8*3/10=2.4年总共为10.4年牢，如下所示：

如上所示，囚徒A若选择不承认，囚徒B选择承认的负效应为1年零3个月，选择不承认的负效应为1年，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选择不承认，因为不承认给他带来的负效应要小于承认给他带来的负效应。囚徒A若选择承认，囚徒B选择承认的负效应为10.4年，选择不承认的负效应为10年，在这种情况下，他仍会选择不承认，因为不承认给他带来的负效应要小于承认给他带来的负效应。所以加上感性因素，我们可以得出不同于纯理性因素不那么悲观的结论，两人都会选择不承认，最终达到了使两人最优的结局。这也是现实生活中某些纯理性学者无法理解的真实案例的合理诠释。

基于以上添加感性因素的囚徒困境理论，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没有导致公地悲剧的案例。记得以前我家和邻居住得特别近，若一家电视声音开得比较大，另外一家也可以听得到，若在白天很少有影响，但是夜里睡觉的时候就会打扰到别人，所以一到10点左右，两家都会把电视音量尽量调小以免扰动他人。以上案例将环境理解为公地，为了将其具体化，我模仿《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的哈丁牧人博弈模型，列出如下纯理性博弈模型：

如图所示，若两人都选择低音量，则可以达到最优结局，双方可以收获10的效应，但若一方选择高音量，而另外一方选择低音量，则选择高音量的一方可以收获11的效应，选择低音量的一方可以收获-1的效应，若两者同时选择高音量，则两者的效应都为0。于是纯理性博弈得出的结论即为帕累托较差结局无法避免。两家都会选择高音量，嘈杂的环境将不可避免地维持下去。

理性与感性的博弈范文第2篇

［关键词］非理性 理性 购买决策

理性人的假定，就是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所讲的“经济人”。这个假设是整个西方经济学思想体系中的前提性假设，西方经济学的诸多命题都是在这一假定条件下推出的。交换是从“理性人”的本性驱使下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理性人”假设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模型，使得经济学研究公理化和逻辑化，但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理性人”假设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

随之而来就有人提出了非理性的概念，非理性主要是指一切有别于理性思维的精神因素，如情感、直觉、幻觉、下意识、灵感等，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开始比较晚的国家，消费者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者群体相比较，还不够理性，消费观念也比较落后，所以就出现了令西方的经济学者十分困惑的现象，例如有人背着路易威登的高价包挤公交，国外的奢侈品品牌在中国出现价格倒挂的现象，更有甚者今年上半年有些城市出现了食盐抢购嘲，看着大叔大婶排着长龙去买来一箱箱的食盐，面对这一幕幕，嘲笑之余还留给大家很多思考，下面我们从影响消费购买行为的因素以及消费者购买决策的过程中，来分析一下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一、消费者自身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1、消费者的经济状况，即消费者的收入、存款与资产,借贷能力等。2、消费者的职业和地位。3、消费者的年龄与性别。4、消费者的性格与自我观念。二、社会因素，主要包括亚文化群和社会相关群体，消费者作为社会一员，在日常生活中要经常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左邻右舍、社会团体等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

下面我们从以上的影响因素来分析一下非理性的因素，在影响消费者的购买的自身因素中，性格的因素非常关键，理性性格的人和感性性格的消费者相比较来讲，感性的消费在购买行为中更关注自我的感觉的印象，既我们常说的“跟着感觉走”，而理性的消费者则更关注商品的性价比，另外，理论上来讲，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要考虑自己的收入和借贷能力，但很遗憾中国的“面子心里”在作怪，中国人比其他的国家的人更在意自己的面子，所以就出现了背着名牌包挤公交车，背着巨额贷款买豪车买豪宅的现象，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奢侈品消费的大国，很多人还洋洋得意，以为在国际上赚足了面子，到中国的中东部的很多贫困地区一看，才知道是中国人的面子心里在作怪，消费层次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自己的收入层次。

以上我们分析了个人因素，下面我们在说一下社会因素，消费者购买行为很容易受到相关群体的影响，也就是跟风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大量的人在一起进行博弈选择中则很容易出现跟风现象，这在股市中尤为明显，被称为“羊群效应”，即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只是很短的时间，在原始社会人类只有群居才有最大可能保全自己，所以人类有和大部分人保持一样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行为本身是否理性就处于次要位置，而和别人保持一致，从而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安全感就更重要。心理学的大量实验研究已经证实，在面临高度不确定问题和问题的判定模棱两可的情况时，个体往往表现为知觉与判断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尤其需要以他人的认知和判断的信息作为决策的“锚定”。中国近几年出现的抢购潮都跟跟风现象有着紧密的联系，非典期间的“抢醋潮”，H1N1期间的“抢蒜潮”，今年的“抢盐潮”，这一次次的抢购风波，都是以为恐慌和个人与群体的微妙的博弈的存在，恐慌感和恐惧感，很容易把消费者的理性冲刷的荡然无存，那么市场中所上演的一幕幕闹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人们购买一种商品的行为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在购买行为发生之前，购买者会有思维活动或行为来保证以后购买的商品自己能满意。

在复杂购买中，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有五个阶段 ：（一）引起需要 ，（二）收集信息，（三）评价方案 ，1、产品属性。即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需要的特性。2、属性权重。即消费者对产品有关属性所赋予的不同的重要性权数，3、品牌信念。4、效用函数5.评价模型，（四）决定购买，（五）购后行为。

分析以上内容我们会发现在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的第三步即评价方案中有四个方面，品牌信念是造成购买决策过程中出现非理性因素的主要原因。消费者大多心中都有一套已认定的每一品牌各种属性的排列位置，称为品牌信念。品牌信念是思想精华，它指出品牌的存在理由，最成功的品牌，它们的观点无不联系人类基本的真理，这些真理，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品牌信念的两大构成因素： 第一、意识形态，一次洞察，或价值观它决定着品牌的机会。第二、企图心，品牌企图达成什么。

例如:奔驰――精确是生活驾御自如的关键。所以，奔驰在它的车中，注入精确的德国工程师的质量标准。 宝马――生活处处需要冲天的激情。所以，宝马试图创造完美的驾乘。当消费者认同了某品牌即形成了某品牌的品牌忠诚之后，在消费者之后的购买决策过程中就会不自觉的购买该品牌的其他产品，即使性价比远远低于该品牌的竞争对手的产品。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理性人”假设也会有所发展。人脑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器官。大脑不是一部完全理性的计算器，在经过了几千年漫长的进化，它已经有了很多捷径、简化、偏见，甚至是一些不良习惯也会产生不稳定的选择。因此，“理性人”的未来可能会在多学科交融的影响下发展，不只是经济学、心理学，还会有社会学、博弈论，甚至教育学、生态学和历史学等跨度很大的交叉。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种交叉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作为一名消费者，如何避免自己不理性的消费，至关重要。一句话，经济的健康运行需要理性的消费者和企业。

参考文献：

理性与感性的博弈范文第3篇

关键词：博弈观念市场营销均衡点

博弈在企业生产经营中不仅是一种方法和技巧，而且更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在企业市场营销活动中引入博弈观念，这对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要求企业在经营中应努力寻找决策两极的中点，即平衡点，以更好地指导企业的营销活动。

博弈观念在企业产品整体概念发展中的应用

在市场营销学中，人们将产品看作是包涵核心产品、形体产品和附加利益产品的复合体。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它不仅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反映了市场竞争焦点的转移，更反映了企业市场营销观念的转变过程。

在市场产品供不应求时，生产观念是企业的主导营销观念；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他们关注的是能买到产品的最大使用价值，即产品能够给人们带来利益的属性；消费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理性消费，因为他们必须用有限的收入购买到必需的商品，所以产品的物理化学性能是企业竞争的焦点。

在市场上部分产品供过于求时，企业生产观念、产品观念以及推销观念共存；消费者收入的增加使他们开始关注产品的包装、品牌、款式等产品的有形部分，消费常有冲动性的特征，并且属于感性与理性消费的混合时期；产品的形体成了企业竞争的焦点。

在市场产品供过于求时，推销观念和市场营销观念左右着企业的营销行为；消费者较高的收入决定了他们不仅要买到适用的产品，而且还要关注心理满足，比如，是否方便购买、方便使用，有无购物之忧，是否物超所值；企业市场竞争的焦点转移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项目的“数量”上，关注为顾客提供“更多的”附加利益。

在新世纪，个性消费将成为主流，企业将改变过去“产品是服务载体”的观念为“服务是产品载体”的观念，企业服务先行，产品跟进，因为市场竞争焦点将发展为“企业提供服务的质量”方面。企业关注焦点的变化体现了市场竞争焦点的转移和企业营销博弈点的演变。

博弈观念在企业逆向营销中的应用

逆向营销是指企业打破常规，不按战略到战术的顺序思维决策，而是由战术导出战略的逆序思维决策。这如同我们解几何题的倒推法，实现殊路同归的企业营销目的。在“顺”和“逆”之间，企业存在着营销博弈，“逆”并不违背“顺”的“消费者需求”这一中心。

十几年前，我曾经读过一本关于逆向思维的书。书中讲的是，如果在生活和企业经营中多一些逆向思维，那么我们常有一些意外收获。书中的一个例子是说，人们在吃药时，常苦于木瓶塞难以开启。但却很少有人想到“既然取不出，索性将它塞进去，药片同样可以倒出”！当然，今天的药品生产者早已解决了这样的产品包装问题，但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却让我至今难忘，茅塞顿开。

营销观念强调企业市场营销始于市场，营销战略指导企业的营销战术，但在实践中，企业决策往往恰恰相反，即先有战术技巧后有战略定位。曾经风靡世界的SONY微型收录机，起因于要生产一种“口袋里能够装得下”的收录机，之后企业组织技术攻关、实验、向市场推销。企业家汤姆·莫纳汉采用的战术仅仅是把比萨饼送货上门，通过建立遍布全国的连锁网络，实现“30分钟内比萨饼送货上门，保您满意”的服务宗旨，因为没有第二家这么做，所以成为饮食业巨子。维克斯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治疗伤风感冒的新药，使人昏昏欲睡，副作用明显。然而，当把它定位在“第一种夜间使用的感冒药”——“奈奎尔”（NyQuil）之后，该药成为维克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新产品。

博弈观念在企业战略竞争中的应用

孙子曰：上兵伐谋。谋即谋略、战略。战略营销，棋高一筹；战略失误，全盘皆输。企业战略竞争是指企业在竞争中应始终追求“有形与无形价值最大化”，而不仅是总利润和长期利润“有形价值的最大化”；企业在产品、价格、分销渠道和促销等营销战术的实施上，在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资源配置上，应避免与竞争对手的恶性竞争，实现从“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向“共生共存”的市场竞争转移。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我国企业拼杀价格，争夺有限的市场占有率，争当中央电视台“标王”时，一些已经进入我国的跨国企业却在悄然收购品牌、收购企业或实现联合。他们利用中国的一些知名品牌已经拥有的地域优势、文化优势、销售渠道优势、人才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市场，而中国的一些知名品牌却陆续自生自灭，比如沙市日化的“活力28”，杭州的“孔凤春”，上海的“美加净”等。尽管有的企业又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重新买回了自己的品牌，但是企业花的钱是不是太“冤”！

在国际市场，多家跨国公司间的兼并、联合、重组，避免了他们之间的相互残杀，一艘艘航空母舰打造成功，新的国际市场的垄断由此形成。正如著名的银行家勃纳德·巴舍奇说的一样：“你并不需要熄灭别人的灯光以使自己的明亮”。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应冷静分析自身的优劣势，及时调整营销战略，谋取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企业不但要敢于竞争，更要善于竞争；不但要有参与竞争的意识，更要有善于竞争的谋略。与其临渴掘井，不如未雨绸缪，战略竞争观念是防止企业陷于战术竞争旋涡的救生圈。

博弈观念在企业大顾客观念中的应用

大顾客营销观念是近几年西方企业较为认同的一种市场营销观念，即将企业之外的组织、个人都视做企业的顾客。从“以企业为中心”，到以狭义的“顾客”为中心，再到以广义的“顾客”为中心，体现了企业营销观念的发展。企业在“各顾客”间努力寻找彼此的利益均衡点，存在着营销博弈。

此外，我们认为，企业还应将员工当作自己的大顾客“群体”。传统市场营销观念认为，企业营销活动应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但是在以人本管理为主的今天，“消费者利益”和“企业员工的利益”应同等重要，二者相当于企业这个天平的两头。“一个中心”的企业是不稳定的组织，因为仅重视顾客利益可能忽视企业员工的需求，难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企业员工的竭心尽力，就不会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当然，仅重视企业员工利益又常难以把握消费者需求这一中心，可能忽视目标市场的需求，导致产品销售不畅。天平两头的两个中心点相互制衡，使管理者在博弈中推进企业的长足发展。为此，企业应重视顾客的研究，重视员工知识水平、工作技能和创新能力的提高。特别是新形势下的股权激励，它能够将科技人员的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是现代企业发展的直接动力，企业最重要的资本是人力资本而不再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博弈观念在企业市场营销观念中的应用

观念是企业营销人员的经营哲学，是企业开展营销活动的中心；观念是企业行为的规范和指导；传统的营销观念“以企业为中心”，表现为企业一切活动围绕生产、产品和推销而展开，消费者是被动消费和感性消费。市场营销观念强调“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表现为企业一切活动围绕消费者需求而展开，它使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始于市场，终于市场；企业在满足顾客需求的同时，也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消费者是主动消费和理性消费。企业营销观念演变反映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企业要进行有效的营销工作，就必须确立符合企业实际的市场营销理念，并与企业的营销战略保持一致，相对稳定。据哈佛大学商学院的E.RaymondCorey教授分析，以GE为代表的美国优秀的企业都有一个经得住时间和实践考验的企业经营理念，都在投资、并购、工厂选址、技术发展方向等问题上强调与经营观念保持一致，它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基础和前提。从宝洁的品牌营销，可口可乐的特许经营，斯沃琪的差异化影响，马狮的关系营销到戴尔大规模定制化营销，他们的共性在于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营销观念。但哲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稳定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由于企业的内外环境在变，所以企业也要随时微调自己的理念，矫正企业的营销行为，在保持经营理念相对稳定性的同时，企业又应有阶段性的目标调整。对于不适应市场发展和企业实际的经营理念，企业应果断做出调整。

21世纪，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行业利润率也在逐步下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此时，企业营销观念又被赋予了新内容，有了新发展。企业在新品开发、产品降价、销售网络设置、广告费投入、企业形象推广等营销活动中，存在着单纯“继承”与不断“更新”营销观念的博弈；存在着努力“满足”与“创造”顾客需要的博弈；存在着企业“长期利润和总利润的最大化”与企业“有形与无形价值最大化”的博弈；存在着“优胜劣汰”或“共生共存”市场竞争的博弈。这样，如果我们将市场营销观念和市场营销观念的新发展视做两极，那么表1“企业营销中的观念博弈”说明了企业应把握营销观念的两极，积极寻求两极的平衡点。所以，企业营销观念在稳定和调整的平衡中存在博弈。

企业单纯“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可能导致企业向顾客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增加成本，削弱企业的竞争优势。所以，提高企业整体营销实力，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服务发生，“防患于未然”比单纯追求服务的数量更有价值。企业既要以消费者为中心开展企业的营销活动，又要努力获取理想的利润；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有条件的，即这部分顾客必须是企业目标市场的顾客；满足顾客需要固然重要，但是在许多市场也许创造需要更有价值；“长期利益和总利益的最大化”虽然已经是企业追求的长远目标，但企业有形的利润价值和无形的企业形象价值也许更应该成为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参考资料：

1.[美]詹姆斯·C·柯林斯、杰里·I·波拉斯，《基业长青》[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理性与感性的博弈范文第4篇

关键词：机械化；重复博弈；最优反应动态

中图分类号：S－1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0439－8114（2011）12－2575-03

Game Analysis of the Best Response Dynamics in Agro－technical Popularization

WU Zhe，LI 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5， Hubei，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china was contributed to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peasantry，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s and to push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our country． The popular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hrough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repeated game approach and the best-response dynamics theory was analyzed． And at last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policy were given．

Key words： mechanization； repeated game approach； best-response dynamics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正是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使我们对如何发展农业，发展怎样的农业等发面有了新的认知，同时也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本文主要从农业技术推广的辐射效应论述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

1农业发展现状

1．1机械化程度低

我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区分布在东北，黄淮海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总土地面积的22％，2003年耕地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全国的约53％、51．8％，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59％，粮食总产占全国的约61％。其他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和地形等制约因素，粮食种植面积相对较小［1］。据统计测算，到2007年底我国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到41％，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已降至38％左右。当前我国农业机械化整体水平，只相当于韩国20世纪70年代水平。尽管我国机耕水平接近60％，小麦生产80％实现了机械化，水稻机械收割水平接近34％（2005年数据），但大宗农产品生产总体机械化水平较低，玉米机械收获水平仅有8％，水稻机械插秧水平只有11％，花生、马铃薯机械收获发展刚刚起步，油菜、甘蔗、园艺作物等优势农产品机械化基本空白［2］。

1．2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

在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大多数是受教育年限相对较长的中、青年劳动力。据统计，2000年，21～25岁的农村劳动力中有67．2％从事非农业活动，年龄段在26～30岁、31～35岁、36～40岁、41～50岁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业活动的比例依次为52．5％、47．6％、43．3％、37％。根据《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提供的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农民工中16～30岁的占61％，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6％；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接受过各种技能培训的占近24％［3］。可以看出，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比较年轻，同时也是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虽然我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只剩下老幼妇孺，必将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由于留守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致使他们习惯于其所掌握的落后生产方式，对外界的新事物缺乏兴趣，对信息、新技术的认识能力、消化能力都不高。这就使得许多新知识、新成果、新技术难以在农民的生产活动中得到应用和推广，导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同时，农民不太了解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律，不能及时捕捉经济信息从而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造成很多农产品不能通畅销售，达不到提高农民收入的目的。农村留守农民文化素质偏低是农业科学技术推广难的主要因素。

农业技术近年来在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发展较快，但相对于日益增长的工业化进程，农村技术推广仍然存在障碍。农业技术能否快速有效的扩展直接关系到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生活水平。

2博弈分析

最优反应动态（Best－response dynamics）是进化博弈理论中典型的动态机制之一．该机制适用于少数有快速学习能力的有限理性博弈方之间的重复博弈和策略进化［4］。在此机制下，认为博弈方虽然缺乏在复杂局面下准确判断和全面预见的能力，但是具有较快的学习能力。在一次博弈结束之后，博弈方会对本期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对不同策略的结果做出比较正确的事后评估并相应调整策略［5］。

2．1基本模型

首先，假设我国各地村庄作为行为主体，他们具有相当快的学习和一定的分析能力，同时又是有限理性的，这样的假设与实际情况是比较吻合的。所以，采用具有快速学习能力的有限理性博弈方之间的重复博弈模型。假设图l中得的矩阵为各村庄之间的博弈。每个博弈方都有两种策略选择：采用新技术（设为A策略）；不采用新技术（设为B策略）。当博弈双方都采用A策略时，双方的得益都为α；当博弈双方都采用B策略时，双方的得益都为β；当双方采用的策略互不相同时，采用A策略的一方由于采用新技术将付出一定的代价（如资源共享、要素流动等）γ，其得益为β－γ；采用B策略一方由于搭便车等行为则从对方获得了额外好处）γ，其得益为β＋γ。其中，α－β＞＞γ。

从得益矩阵可以看出，得益矩阵表示的双方博弈，又称为“协调博弈”，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A，A）、（B，B），其中（A，A）是帕累托上策均衡。但是，如果考虑了博弈方相互对对方理性的信任问题，或者对风险的敏感性等因素，那么均衡（B，B）则更可能出现。

2．2最优反应动态

下面开始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村庄采用新技术与否的博弈策略给我国农业带来的不同影响。假设各村庄两两之间进行上述博弈。由于各方都是有限理性的，但又具有快速的学习能力，他们能对上一期的博弈结果进行总结，并立刻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以使当期能够实现收益最大化。同时假设各村庄之间的交往具有重叠交互作用的特征，即同一村庄可以同时与不同的村庄进行博弈。

假设我国各村庄都处于一个圆周之上，每个村庄都与各自的左右邻居进行重复博弈。我们下面将按照从特殊到一般的思路，来讨论圆周博弈中的最优反应动态。

2．2．1考察5个村庄分布处于圆周上5个不同位置的情况我们假设有5个村庄分别处于圆周上的5个不同位置（图2），每个位置的博弈方可能采取A策略，也可能采取B策略。所以，初次博弈共有32种可能的情况，其中包括一种全部采用A策略，一种全部采用B策略的情况，其他都是两种策略均有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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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设xi（t）为在t时期，博弈方i的邻居中采用A策略邻居的数量，该数量有0、l、2可能值。相应地，采用B策略邻居的数量为2－xi（t），也有0、1、2可能值。针对第t期的xi（t），博弈方采用A策略的得益为α×xi（t）＋（β－γ）×［2－xi（t）］，采用B策略的得益为（β＋γ）xi（t）＋β×［2－xi（t）］。根据最优反应动态机制，当

α×xi（t）＋（β－γ）×［2－xi（t）］＞（β＋γ）xi（t）＋β×［2－xi（t）］

即xi（t）＞2γ／（α－β）时，博弈方i在t＋1时期会采用B策略。

已知α－β＞＞γ，则2γ／（α－β）＜1由于xi（t）只能取0、l、2整数，在实际上，如果在t时期博弈方i的两个邻居中只要有1个采用A策略，那么博弈方i在t＋1时期就会采用A策略；如果两个邻居都没有采用A策略，那么博弈方i在t＋1时期就会采用B策略。由此可以得出，当5个博弈方初次全部采用A策略（B策略）时，最终的稳定状态为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B策略）；如果在初次博弈中有1个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而其他博弈方都采用B策略的时候，那么这5个博弈方经过4个时期的反复策略调整，最终收敛到了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图2给出了初次博弈只有一方采用A策略的最优反应动态过程。

2．2．2考察有6个村庄分布处于圆周上6个不同位置的情况如果在初始博弈中，有1个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而其他博弈方都采用B策略。按照同样的推理，可以得出，最优反应动态并没有使6个博弈方最终收敛于全部使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而是在（B，A，B，A，B，A）和（A，B，A，B，A，B）之间周期变动。也就是说明，每个博弈方都会在A策略和B策略中徘徊不定。如果在初次博弈中，有相邻的两个博弈方都使用了A策略，其他博弈方仍然使用B策略。那么，最优反应动态可以使得所有博弈方最终都收敛于全部使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如果在初始博弈中，有不相邻的两个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此两方之间存在另一个采用B策略的博弈方），而其他博弈方采用B策略，最优反应动态也不能使所有博弈方都收敛到全部使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而是又陷入了（B，A，B，A，B，A）和（A，B，A，B，A，B）之间的周期变动，与第一种情形（只有1个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的结果相同。如果在初始博弈中，有不相邻的两个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此两方之间存在另外两个采用B策略的博弈方），而其他博弈方采用B策略，各个博弈方通过反复调整策略，其间会出现相邻的两个博弈方同时采用A策略的情形，这种情形与上文的第二种情形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最优反应动态最终使所有的博弈方收敛于全部采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

通过以上对特定奇偶数量的博弈方的分析，我们不难推广到一般的情况，即存在n个村庄处于圆周上的n个不同位置，可以得出下列命题。

命题1：当所有n个博弈方在初次博弈中都采用A策略（B策略）时，最终的稳定状态则为所有的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B策略）。

命题2：当n为奇数时．在初次博弈中，如果有一个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其他博弈方采用B策略，那么各个博弈方经过多个时期的反复调整政策，最终能够收敛于所有博弈方全部采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

命题3：当n为偶数时．如果在初次博弈中，有一个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其他博弈方采用B策略，那么，最优反应动态无法使所有博弈方收敛于稳定状态，各博弈方对策略的调整只能陷入周期变动。

命题4：当存在n个博弈方时，如果我们通过安排博弈方在初次博弈中的策略，使得在重复博弈到达某一期时，出现相邻的两个博弈方同时采用了A策略。那么，经过之后的有限多次博弈，最优反应动态将最终使得所有博弈方收敛于全部采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

2．3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最优反应动态是否能够使得所有博弈方都收敛于采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主要取决于各个博弈方在初次博弈中的策略分布，此外，还与博弈方在得益矩阵中得益大小有关。

2．3．1关于各个博弈方在初次博弈中的策略分布根据命题4可知，如果某种策略的初始分布使得重复博弈在将来某一期中出现相邻的两个博弈方同时采用A策略，则最优反应动态最终会使所有博弈方达到全部采取A策略稳定状态。因此，要求各村庄在采用新技术的同时提升自身的素质和文化修养。

2．3．2关于各个博弈方在得益矩阵中的得益大小根据博弈模型可知，当xi（t）＞2γ／（α－β）时，博弈方i在t＋1时期会采用B策略。由于我们假设（α－β）＞＞γ，故2γ／（α－β）＜1，即只要在时期博弈方i的两个邻居中只要有1个采用A策略，那么他在t＋1时期就会采用A策略。若要保证（α－β）＞＞γ，必须使得我国农村中各村庄采用新技术的得益远大于不采用新技术的得益。同时，还须使得各村庄采用新技术的成本γ尽可能小［6］。

3结论

通过以上的博弈分析可知，我国农民是否采用新技术取决于不同的因素，由不同的演化路径，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首先各地政府要根据各自地域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技术及推广机制，做到因地制宜。其次，政府应加大在农村的资金投入及农业科技人才的引进。最后，各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农民的农业技术培训，使其掌握先进的农业技术，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还应加强各村庄之间技术信息的交流，加强合作。

参考文献：

［1］ 杨进华．安徽省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的思考与建议［J］．安徽农学通报，2007，13（12）：10－11．

［2］ 高启杰，谢建华． 关于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与改革的思考［J］．调研世界，2005，16（12）：13－14．

［3］ 孙中才．农业与经济增长［M］．北京：气象出版社，1995．

［4］ 罗伯特・D・史蒂文斯．农业发展原理――经济理论和实证［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

［5］ 吕健，余政．文化生产力发展：一个进化博弈的视角［J］．世界经济情况，2008，10（10）：8－9．

［6］ 陆谨．基于演化博弈论的知识联盟动态复杂性分析［J］．财经科学，2006，10（3）：6－8．

理性与感性的博弈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 理性 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语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两种表达。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狭隘地指进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观地理解成为人的行为类型,此类型的特点是以逻辑推理方式来观察事情。如果从字面意思去解释,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维逻辑为基础,通过深思熟虑,冷静理智,不轻易显露主观感情等特点。理性行为通常是指人们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进行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是在冷静、客观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学说的西蒙认为,理性的概念应分为经济学讨论的实质理性和心理学所讨论的过程理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总是达成按照给定效用函数来说客观或实质最优的决策。认知心里学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手段来说,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本文谈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决策者对政策问题发挥充分的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断、处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为技术、实证、推理、理智、逻辑性等方面,大多与方法、手段、目的相连。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过程使然:(1)决策者能较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资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决策者能够准确评估政策所产生的效应;(3)经济学家和统计部门所提供的理论和数据支持(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政策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纯粹的非理性行为是指人们在直觉、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驱动下(而不是在逻辑思维基础上)对环境的反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感觉、知觉、表象、情绪等形式展开的感性意识,不能像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展开的理性思维那样清晰。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于相对模糊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选择行为,这是因为人们的意识活动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层面上,而这种底层次的感性层面的意识活动就会导致纯粹意义上的非理性行为。广义的非理性行为还包括那写尽管产生于逻辑思维但没有效用上实现“最优”的行为。比如,西蒙将非理性理解为“对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离”这实际就是指广义的非理性行为。相对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跃的、能动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逻辑规律的限制,它们时常表现为难以预料的波动或情绪冲动,如本能、直觉、灵感、意志和神秘的体验等。在本文中讨论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决策者没有对政策问题充分发挥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据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产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现实中信息和环境的非确定性。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从整体角度来探讨组织的变化运行规律,未来的变化乃是由某些动态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断变换的需求、机会和选择等混合因素决定的,要利用这种变化并获得益处,或在风险中少付出代价,需要考虑的参数和要素的数目非常的多,这就更加需要直观的判断和感觉。基于这种观点,所谓的非确定性环境其实就是一种建立在单独个体感性认识之上的主观现象。准确的说,非确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项任务所要求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与所拥有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之间的可见和不可见不同之处。这种感性的差异不是客观的数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个体来决定的,显而易见它代表着个人的丰富经验。这样,非确定性就被定义为某种与决策者个体直接相关的事物,这种相关性更重要指的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观因素的制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许多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发挥,例如:政策的时效性,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须要注意时效问题,针对当前问题迅速形成解决方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删繁就简,依靠现有的经验和直觉甚至灵感对问题作出感性判断,及时制定政策予以解决。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认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除了这句话本身。尽管按照传统的政策学观点,我们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扰,以理性的视角去构筑政策规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决策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构现象是一种客观实在,他在决策行为发生过程中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对于个体决策者而言,他们的决策是在一种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对于群体决策者来,他们对于政策问题的判断可能来自对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也可能来自于自身经验、直接等感性认识。正是由于这种同构,导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须承认,政策科学是一门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学科。

    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这一过程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过程的成败,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须对政策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断。不仅要了解政策本身,还要看到各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还要对未来的变化趋势、方案执行结果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预测,对政策可能产生负面效应采取必要的预防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解决政策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才可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这种技术经济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经纪人”的人性假说为基础的,在这种理性下,将理性从非理性中分离出来是比较容易和明确的。然而,由于

    基于“经纪人”基础的理性分析与现实有很大出入,一些学者认为,理性行为研究是针对经济学规范性研究应运而生的,其目的在于为人们指出一个在理性意义上最合理的结果,而不是描述人们的真实的行为规律。比如博弈论学者海萨尼就认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而不是实证性理论。至少这种理论正式而明确地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个局中人在对策中为了最有效地促进它自身的利益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在这种类型的对策中他实际上应该怎么做。”由此可以得出,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了政策目标简单化,单一化。

    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难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