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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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经济学范文第1篇
一、碳金融概述
随着全球气候问题的不断加剧，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低碳经济学兴起并不断发展。在这个低碳经济大背景大环境下，碳金融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新兴金融工具，不仅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也为不断发展扩充金融体系。
二、碳金融发展路径研究
（一）碳金融研究基础
1.以科斯定理为基础
国外学者对碳金融的研究时是环境金融的延伸而来的。国外学者认为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且环境金融是环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对于碳金融的研究是从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特别是以科斯定理为基础。根据科斯定理的思想，学者大量研究了以界定产权的，具体来说是排放权的金融工具与市场体系，并将其应用于实践。京都议定书界定三种灵活机制就是科斯定理的一个应用。
2.环境金融的延伸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使环境的牺牲成本降到最低，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此基础上，环境经济学诞生。为了能够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实践，金融手段被广泛研究和使用。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越发的认识到气体温室效应的危害性，节能减排成为最重要的环保问题之一。当国际环境保护的重心转向以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为标志、以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这一议题时，环境金融便开辟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碳金融。为了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国际组织机构设计市场机制，使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为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转让。这些市场机制直接推动了全球碳市场与碳金融的形成与发展。
因此，就像刘丽巍（2010）所述，国外是从环境金融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延伸出碳金融概念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揭示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融资作用以及环境风险管理作用，并用丰富的案例介绍碳金融的市场操作机制，把市场力量引进到解决气候问题的方法。
国外对碳金融的研究，是以国际碳市场为基础，重点关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和清洁发展机制（CDM）的运行机制与成效。
3.从低碳角度出发
除了从环境金融的角度出发。我国学者也从低碳经济的角度去研究碳金融。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减缓和适应国际气候变化，应该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需要金融支持并做出制度、产品、业务、市场等的创新性安排。即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高度，倡导在国内推行碳金融。
（二）碳金融工具发展路径研究
碳金融的产生与排放主要是由于许多实体经济部门的经济活动，通过何种手段与路径来控制实体经济的碳排放一直是碳金融的研究基础与研究热点。
最初，各国的减排手段是碳税，即采用征税的方式来提高企业排放成本。但是碳税这种方法有其固有的缺陷，一是政府很难获得有效的信息，进而制定有效地税率从而到达有效的减排量：二是，碳税容易通过价格被转嫁与消费者。
Sorrell and sijm（2003）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认为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和碳排放交易政策可以有效地共存。只要有助于提高静态或动态效率的交易计划，这些政策工具的组合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共存的政策工具却提高整体减排成本，没有在进一步减少排放量作出贡献，因此在政策组合的目标和取舍必须是明确的。
三、碳排放权交易的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市场化的碳减排手段，是碳金融体系以碳排放为基础和核心。国际碳交易市场在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干预下形成与发展，其中较为成功和成熟的的是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以碳排放市场为基础，金融机构创新衍生产品，促进了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与交易活跃程度。目前，碳交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基于配额的交易，买家在“总量管制与交易”（Cap-and-Trade）体制下购买减排配额，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就是基于配额的。二是基于项目的交易，买主向可证实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联合履行机制（Ⅱ）就是基于此的。
Rubin（1996）使用了连续均衡模型探了排放权的价格、银行与跨期借款。他运用最优控制理论分析框架下，探讨了分散的企业行为可以使联合成本最小，实现成本最小的方案。得出排放许可证价明确的解决方案的时间路径，讨论了当允许企业同时向银行借贷和只允许企业与银行的交易排放许可证的情况。同时排放权可以借贷的条件下的定价问题，表明减排的边际贴现成本应该不随时间变动，是固定的。由于均衡条件下，排放权应该等于边际成本，因此许可的价格应该随无风险贴现率增长。
我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也是积极参与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碳排放与碳金融的研究也成为了我国的学术热点。但是与国外相比，我国碳金融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碳金融实践程度也较弱。目前我国的碳金融研究多数为定性研究。
（一）我国碳金融研究方法
我国的碳金融研究主要从介绍我国目前碳金融的发展现状人手，指出当前发展碳金融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发展碳金融的对策建议。
初昌雄（2010）对我国碳金融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我国很早就开始着手通过政策引导信贷资源向节能环保领域配置的工作。2009年底，全行家分行全部开展了节能减排项目贷款业务，共支持全国34个节能减排项目，融资金额达到165亿，近几年注册成功的合作项目和签发量都得到了迅猛的增长，在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核证减排量一级市场上最大供应国。
（二）我国碳金融发展路径与对策
目前我国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均以开始着手发展碳金融市场与碳交易市场。但是相关制度与机制相对缺失。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发展我国碳金融市场。
1.完善碳金融的法律
碳金融的形成与发展不是自然而言形成的，是高度依赖制度与管制的。目前中国在国际碳市场上缺少话语权，碳市场制度与法规基本是由欧洲制定的。为了提高竞争力，保护我国利益，相关立法保障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国内市场，在碳排放上就没有有力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实体的碳排放的混乱，使得以其为基础的碳金融无法发展。目前并没有从立法上强制要求减排，近年来提出的减排目标也需要后续的额度分配、监测、考核、问责等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只有在统一的社会规范和协调的法律体系下，才能构建一个碳排放的约束环境，真正促进低碳经济与碳金融的发展。同时，健全的碳金融法律法规是确保中国碳金融业务规范发展的必要保障。
2.构建全国碳交易体系
目前我国已成立了四个碳排放交易所，包括成立于2008年的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组建全国统一的碳交易体系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
金融与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村合作金融；存量改革；增量发展；增量渐进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7)05-0003-06
一、引言：农村合作金融改革正处在历史性突破的前夜
自1996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来，随着商业银行的陆续撤出，合作金融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中央高度重视农信社改革，并将其作为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的核心。从1996年的“行社脱钩”，到2003年8省(市)和2004年2l省(区、市)深化改革试点，直至2007年8月海南农信社省联社成立，标志着农信社新管理体制框架已全面建立和第一阶段改革试点基本完成，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迎来新起点。
然而，在中国合作金融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存在过；中国不存在合作制生存的条件，在当前制度背景下，现有农信社体制确实不具备向真正合作制过渡的可能性(谢平，2001)。农信社改革的目标已变得越来越清晰，即要将农信社改造成既能商业可持续，又能有效支农的农村金融组织，而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信用社私有化应该是未来可能的改革选项之一(谢平，2006)。
谢平的看法基本代表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即中国现有农信社已经严重变异且积重难返。官方对存量改革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一开始强调存量改革的“恢复合作制性质”和“支农”双重目标；后来转向合作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改革途径，但以“合作制”为主，仍强调支农；最近强调在商业可持续前提下“支农”的务实态度，对“合作制”已不再关注，并于2006年底允许组建“农村资金互助社”这种草根性质的合作金融组织。中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正处在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的前夜。至此，有必要对农村合作金融做出实践考察与制度分析以及前瞻性理论探讨，以利于中国农村合作金融事业既快又好地发展。本文试图超越现有存量视角，而以整个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为着眼点，对农村合作金融未来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并提出了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的政策建议。
二、农村合作金融存量改革的制度分析
(一)存量改革简况
农信社长期存在着产权不清、行政干预、效率低下等问题。2003年6月《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央对存量改革力度增大，政策扶持加强。同年8月，试点从8省(市)启动，次年迅速扩展到除琼、藏外的29个省(区、市)。
存量改革尽管取得一些成效，如实现了组织独立、抗风险能力增强、支农能力提高等，但成效的形式大于实质，仍然存在许多深层次问题有待突破。存量改革的问题主要有目标定位不够理性、缺乏突破性成效、“支农”作用日益空洞、信贷风险值得关注、上下改革动力冲突等(彭克强、陈池波，2007)。
(二)存量改革难的制度分析
1．合作范围超越效率边界。据交易费用理论，合作的边界应被限定在合作组织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或等于其它合作组织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的那个点上(R.H.Coase，1937)。若超越了此边界，则合作就缺乏效率。而我国农信社由于行政推动色彩浓厚加上管理体制的多次变迁，早已失去合作制性质，且其合作范围与规模明显偏大。其表现在：一是每家农信社覆盖的人口太多，社均覆盖人口约3.5万人，而中、东部地区社均覆盖人口数为7万左右；二是每家农信社服务的地域范围过大，社均覆盖面积约350平方公里。在当前农信社的服务效率和农村交通通讯条件下，农信社存在严重规模不经济。
2．实施机制缺位。作为制度的三要素之一，它是判断一种制度是否有效的最主要标志。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就形同虚设。须知，“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更坏。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有主体认识不足的问题，也有整个国家制度建设现状与水平的问题，还有中央政府已遭农信社严重倒逼的问题等(彭克强、陈池波，2007)。
3．利益集团初步形成。农信社已形成比较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设法阻止对其不利的任何改革方案的实施。本次“花钱买机制”的改革只能是中央花钱而很难买来好的机制。
4．初级行动团体“搭便车”。“搭便车”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不付出任何成本而从他人获得收益并使他人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率低于其社会收益率的一种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机会主义行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等的存在均是产生“搭便车”的根源。有两种主要的“搭便车”行为：一是制度创新中的“搭便车”。其实“搭便车”是经济人的本性，但问题是“搭便车”必须有个度，若超越了某一限度，必然最终“扼杀”创新活动，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降低(卢现祥，2003)。二是内部监督上的搭便车。由于合作范围过大，单个社员的股金较少，监督收益远低于监督成本，导致农信社监督上的严重“搭便车”心理，如此，农信社的严重异化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就在预料之中了。
5．次级行动团体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最初指技术轨迹依赖，诺思将它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其含义是：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些(路径依赖Ⅰ)；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利益因素，且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已有制度(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并力求巩固现存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即便是新的制度比现存制度更有效率(路径依赖Ⅱ)。诺思认为，路径依赖是对长期经济变迁作分析性理解的关键。自1923年诞生中国第一家农信社以来的实践证明，西方现代信用合作思想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加之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多次重大变迁，农信社已被弄得面目全非，基本丧失了合作制性质。农信社体制基本成形后，就存在着制度惯性，制度变迁就易变成“修修补补”的游戏，若没有重大外力冲击，则其惯性的趋势不易被打破。现存农信社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要想扭转农信社的发展方向(即使是错误方向)就更难。事实上，中央政府已被农信社的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存量改革的路径依赖色彩日益明显，他们竭力维护、加强现存制度，在存量改革中他们只要国家政策扶持而百般抵制改革。
事实证明，只寄希望于政府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来满足农村迫切的金融需求未必可行，农信社目
前的改革困境即是明证；故应为农民的制度创新留下空间，允许农民创立自己的合作性金融组织与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金融需求。
三、农村合作金融增量发展的制度分析
迄今已出现的农村合作金融增量形式主要包括农村合作基金会、合会、互助借贷、合作担保、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以下分别予以简要考察与分析：
(一)增量发展考察
1．农村合作基金会。简称“农金会”。农民自愿的资金互助合作并实行民主管理的农村非正规(或准正规)合作金融组织。1983年一些乡村为有效管理、用活和清理集体资金，将集体资金由村或乡管理并有偿使用而设立，有效填补了大片金融真空，发展――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正式挂牌营业。其成立5个月来，在满足农民零星、急迫的资金需求方面优势明显，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吸存难，经营规模过小，处于“亏本赚吆喝”的窘境。应辩证地看待此问题，首先，互助社的业务定位有问题，顾名思义，互助社理应是社员之间资金调剂的合作金融组织，如果允许其吸收存款，其还是互助社吗?岂不成了新农信社?即互助社应恢复其本义，应办成少量相对稳定的社员之间资金调剂的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其次，政府缺乏必要的扶持措施或口头承诺的扶持措施不能及时兑现。总之，互助社虽是一个不错的制度创新，但当前政府对其功能定位不清，使其偏离正确方向，且政府扶持未跟上，使其处于自生自灭状态。这使人联想起与其在机构性质上比较接近的农金会的命运，不免担心其发展前景。因此，必须及时对农村互助社这一重要制度创新成果进行修正与完善，以确保其能健康发展，为“三农”融资困境的缓解做出贡献。
农村合作金融增量发展总体上仍陷入被压制的困境，即增量发展的潜力受到主、客观条件的约束而难以发挥的状况。
(二)增量被压制的制度分析
1．次级行动团体存在改革路径依赖。关于次级行动团体的路径依赖问题，上已述及，不再赘述。由于中央政府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倾向，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总是不切实际地寄希望于存量改革，并对初级行动团体的民间合作金融制度创新活动及成果进行压制、取缔，迄今，中国政府仍不承认已对“三农”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民间合作金融组织与形式的合法性即是明证。这势必严重阻碍农村合作金融增量的发展。
2．制度变迁主体有限理性。K・阿罗说，人的有限理性指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人总想把事情做得最好，但人的智力是一种有限的稀缺性资源。威廉姆森认为，只要不确定性或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有限理性就会产生(迈克尔・迪屈奇，1999)。①初级行动团体的有限理性。虽说其是任何社会制度变迁的主力军，但其也是有限理性的。这决定了初级行动团体在进行制度创新过程中，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若没有次级行动团体的宽容、引导与扶持，其制度创新活动可能受挫。②次级行动团体的有限理性。由于受意识形态、主观偏见、学习、认知能力不强、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作为制度变迁次级行动主体的政府也存在(甚至严重存在)有限理性的问题，导致不能对事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这导致政府在认识和对待民间合作金融问题上容易产生偏差，从而对合作金融制度的创新、演进造成不利影响。
3．对制度创新者的激励不足。首先，现存法律、制度状况。诺思认为，影响制度创新的最重要因素是现存法律和制度安排的状态，因其规定了制度创新的可行性空间。由于民间合作金融的非法地位，初级行动团体的合作金融制度创新要冒较大的制度风险，增量制度创新必然很缓慢。其次，成本――收益的权衡。制度创新成果具有公共品性质，无法取得专利权，致使其制度创新者的个人收益率远低于社会收益率，这严重挫伤了初级行动团体开展合作金融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再次，制度创新收益的非对称性导致实践中业已被创新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存在明显制度缺陷而不能通过持续创新给予修正与完善，反过来又影响到次级行动团体对制度创新成果的认可及其正式化。实际上，任何制度安排都存在缺陷，关键是有没有进一步创新并使之不断完善的机制条件。因此，不难理解我国的民间合作金融长期维持在幼稚阶段而未获得长足发展。
四、推进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1．尽早出台《合作金融法》，依法引导和管理合作金融事业健康发展。西方国家基本都有专门的合作金融法律制度，而我国发展合作金融50多年却没有《合作金融法》，不能不说这是我国合作金融发展上的重大制度缺陷。
2．走增量渐进式改革之路。在“存量”改革受阻时，应在稳定“存量”的同时，积极寻求“增量”发展的突破。增量与存量的辩证关系应是：战略上，应积极扶持增量发展，作为存量的未来替代者和现在的竞争者；战术上，由于发展增量不可能一蹴而就，“三农”发展又不允许出现农村金融空洞，故应通过政府扶持、改造，尽量发挥存量支农的余热；通过增量与存量的长期公平竞赛，实现增量最终取代存量或促进存量改造的根本目标。必须纠正农村合作金融的目标定位，应按照实质高于形式原则对其重新定位，即应以“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程度”作为判断成败得失的准绳，而不能再以“理想化、形而上”的脱离农村实际的标准来判断问题。
3．发展增量合作金融的五项原则。(1)政府不直接介入原则。政府应主要以立法、政策扶持等方迅猛。但其运作违背互助合作宗旨，演变成办理存、贷业务的第二个农信社。后因出现兑付风险甚至挤兑风波而被政府先整顿后取缔。然而，关于农金会的功过是非一直颇具争议。农金会的经验：(1)它是农民在农村金融枯竭背景下开展自发金融创新的初步尝试，展示了农民作为初级行动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热情与力量；(2)它的产生与发展充分说明了农村正规金融服务能力的严重不足，应在加快正规金融改革的同时，鼓励增量制度创新，以增强农村金融的支农力量；(3)其缺陷与消亡为今后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提供了前车之鉴等。农金会的教训：(1)产权不清，官办色彩浓厚，行政干预严重；(2)缺乏必要的监管；(3)政府未能给予必要的扶持，如资金、税收优惠、引导服务等，而是任其自生自灭；(4)其终被取缔与当时国际、国内金融大背景有关，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际，中国正经受着金融风险的严峻考验，这是促使中央出重拳的环境因素；(5)未对建立健全法人治理和内控机制、经营管理者的选拔、职工培训等给予应有的重视；(6)缺乏市场退出机制，风险无法缓释。这显示了合作金融增量创新中合法化与适度监管的重要性。
2．合会。包括“轮会”、“标会”、“摇会”、“抬会”等，是农民自发创新的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也是民间直接融资形式。合会的历史悠久，诞生于隋唐并延续至今。其活跃程度与当地的经济状况及发展潜力相关。目前在发达农村地区(如温州地区)比较活
跃，规模较大，人们完全理解、接受，并参与其中；而在中西部地区比较少见。虽非现代信用合作形式，但其在缓解农民借贷难方面很有成效。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合会发挥了巨大作用。虽出现过若干倒会风波，但不应以瑕掩玉，况且倒会风险的存在和发生主要是政府未及时使其合法化而缺乏必要监管所致。须知，由于中国在漫长封建制度演进中因国家塑造色彩浓厚及国家早熟性介入，导致中国的小信任系统十分发达，但是由于缺乏产权、市场和法律制度等普遍主义要素，它们无法联结成一个大信任系统；在不存在普遍主义的场合，特殊主义会变异为关系主义，从而大范围合作会增加交易费用，妨碍合作秩序的扩展(张杰，1998)；在只有压制而无监管情况下，易诱发金融风险。因此，必须倍加珍视“合会”这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金融民主性精华，挖掘其现代金融价值，使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三农”难题的破解做出应有的独特贡献。
3．互助借贷。农村居民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发生的互助友情借贷，即农村民间借贷中的无息或低息借贷部分，属于农民之间非正式、非组织化的资金互助合作形式，是农村合作金融形式中最松散的一种，分布甚广，历史最久。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存在无息或适当利息的简单货币信用交易，其主要发生于家族、村落内部，带有互，这也许是信用合作的最初萌芽(马歇尔，1986)。现阶段我国农村民间借贷的发生率很高，据曹力群(2001)的调查，1995～1999年，全国农户私人借贷约占全部借入资金的70％，且约80％的民间借贷利率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温铁军(2000)对东、中、西部15个省份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何广文等人(1999)的调查也发现农户贷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比重约占61％，其中约94％的放款行为是在亲戚、邻居和朋友之间进行的。可见，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并不是农信社，而是民间借贷，农信社充其量只能算是农村正规金融的主力军。农村民间借贷利率偏高，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一这是由农村资金供需紧张所决定的，二是民间借贷的不合法状况使民间债权缺乏法律保障而产生的风险溢价。
4．互助担保。以互助信用担保形式达到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目的的新型合作金融形式，属于间接融资范畴。其包括：(1)农户联保贷款。农户组成联保小组，农信社对联保小组成员发放的由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小额贷款。实行个人申请、多户联保、周转使用、责任连带、分期还款的管理办法；联保小组由居住在农信社服务区域内的借款人组成，一般不少于5户。这是解决农户贷款抵押、担保难，简化贷款手续的重要金融制度创新。(2)中小民营企业担保合作。彼此熟悉或存在长期供货合作关系的民营中小企业以互助担保合作的形式达到向当地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目的的合作金融制度创新形式。目前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民间中小企业在业缘、地缘基础上结成的信用互助担保组织，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有重要意义。其主要是3～6个中小民营企业主要负责人根据“自愿、互助、以强助弱”原则形成信贷利益共同体，即“民企联保小组”，各成员的信用额度在成员间调剂使用(李红，2006)。
5．农村资金互助社。2006年底，银监会允许农民自发设立“农村资金互助社”。这是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中最具突破意义的事件。2007年3月，中国第一家全部由农民自愿人股组建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式营造宽松的合作金融发展环境，让广大群众和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放手开展多种形式、不拘一格的资金合作，以促进经济发展、方便群众生活。(2)小范围合作原则。由于我国独特的历史传统导致的农村小信任系统十分发达而大中信任系统十分罕见，所以在发展新型的内生增量合作金融时，应鼓励、引导农村地区小范围、小圈子内的资金合作，不宜提倡较大范围内的金融合作。2006年底银监会允许成立以行政村为边界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一个可喜的开端。(3)“人和”为本原则。合作金融是“人合”性质的金融组织，人合必须首先“人和”，如果只有“人合”而无“人和”，则必然是貌合而神离。没有坚实的“人和”基础，合作金融脆弱的资金链条容易断裂，导致倒社、倒会。(4)非正规化原则。应提倡将民间金融合法化而不是正规化，实践证明，民间组织一旦正规化，则易出现诸多弊病，丧失原本的高效率，而经济主体的理性决定了非正规化的“诱致性自发制度创新”比正规化的“强制性外生制度变迁”更有效率。(5)不吸存原则。一旦允许新型合作金融组织吸收存款，则会带来过大的金融风险，甚至可能重蹈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覆辙。
金融与经济学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迅速，我国国际金融学科的教学体系明显落后于经济体制的转变和金融业的发展变化，已经很难适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了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跟上国际金融发展的步伐，我国国际金融学科高等教育的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等都亟待改革和创新，并能与国际接轨，实现新的飞跃。
一、我国国际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逐渐提高，我国金融学科建设发展非常迅速，主要表现为全国经济类院校和非经济类院校都开始扩张金融学生源。但在“数量”迅速扩张的同时，“质量”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对照西方国家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水平以及21世纪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要求来看，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1、金融学高等教育中的专业划分过细，重复现象较为严重。简单的细化与分割容易使学生形成单纯的专业意识和狭窄的知识结构，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模式，这显然不利于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问题不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区域的问题，也不再是某个部门或某个领域的问题，专业设置过细、过专、过窄，既不符合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的要求，也不利于学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2、课程体系尽管日趋完善，但至今仍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在欧美，资产定价、公司金融以及新近兴起的市场微观结构是金融学研究的主体，而国内多数高校仍以“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 为基调，这两个领域在国外均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这一差异使得我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上还是以宏观金融为主，微观金融领域的前导课程和基础课程还相对薄弱，这无法适应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业所出现的日益衍生化和日益工程化的发展趋势。尽管一些条件较好的高校已开始引进美国的原版金融学教材，力图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更新金融学的教学内容及课程设置，但要真正有一个根本性、全面性、本土化的变革，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国际金融学科面临的新变化
近十多年来，国际金融学科在国内外发展很快，国际金融教科书也出版了很多，其中许多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从掌握的资料来看，以下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金融学的热点和重点问题：
1、金融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
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就其从单一国家的角度来讲，就是其国内的金融日趋自由化和市场化。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的核心就主要是资本账户的开放。如何开放资本账户？如何在资本账户开放中趋利避害？由于其涉及到汇率制度安排、货币兑换、国际收支调节、资本流动的管制与放松和国际储备管理等这样一些国际金融学最基本和最本质的问题，因而也成为国际金融学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
2、从货币金融角度研究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与调节
内部均衡目标有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等基本目标和产业结构合理、资源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等衍生目标，外部均衡除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基本目标之外，还有贸易收支平衡、资本流动平稳、对外金融稳定、贸易条件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升级贸易部门经济效益提高、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的地区、行业、部门分布合理等派生要求。而在内外均衡目标的追求中，不仅本身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外因素的牵制和影响。所以，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与调节成为各国在开放经济下在宏观经济与金融调控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3、与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相伴生的区域化金融、货币合作的重要性、迫切性日益凸现，各种战略规划和构想、各种组织形式和实践活动不断涌现，从而使其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又一重点和热点。
4、以跨国公司、跨国银行为主体的国际融资、国际投资、国际资本运营和风险管理活动，无论是其规模还是影响，都越来越大，从而使跨国微观国际金融日趋成为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内容。
三、国际金融学的新变化对教学目标的要求
面对国际金融学的这些新发展， 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如下几点：
1、加强对基本理论的讲解和分析，使学生在理论的逐步展开中深刻理解国际金融的主要问题，进一步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只对西方国际金融理论作简单的介绍和批判、将国际金融理论与基本知识和实务合一的做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需要。我们应当加强对反映了市场经济普遍规律的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加强对数学等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运用，并将这一学科的发展方向尽可能地体现在教学中，才能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密切关注国际金融领域的新理论、新知识和新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掌握知识和获取技能的一般途径，对于国际金融来说，这一原则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方面全球范围内国际金融活动极为活跃，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我国开放程度的加深使外部均衡问题日益突出、内外均衡的冲突越来越引起注意，而这一问题的表现及其解决在我国总的来说还处于萌芽阶段，急需我国的高等教育实现新的改革。
3、注重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组织活动中，要避免学生由于缺乏对基本理论的完整接受和理解而导致的死记硬背和一知半解的学习方法，应该将基本理论讲得尽可能的清楚透彻，并多用案例进行具体分析，在课后习题练习与考试或考查中体现出对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视，从而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
四、我国国际金融学科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思路
1、国际金融课程教学目标改革
通过个人的教学经验以及与其他学者的交流，觉得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对国际金融人才的培养目标进行定位：
（1）横向目标。本文将横向目标确定为专门培养以下三类金融人才：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以及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型人才的目的在于培养以深厚的金融理论基础、扎实的科研方法、较为突出的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先进人才，此类人才有益于我国金融学科的理论发展能够跟上国际的发展步伐，并能在国际金融的实践中取得丰硕的成果；培养应用型的人才则主要就是与金融实务相结合，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与国际接轨。在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又可继续分为综合管理型人才、职能管理型人才、外向型人才等各种实务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则包含了“经济学+管理学”复合型人才，和“经济学+其他学科”复合型人才。
（2）纵向目标。横向目标确定以后，还必须对纵向的国际金融专业的学生做好一个系统的分类：对于专科生而言，专门塑造具有必备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国际金融的专业知识，能够独立从事金融实务工作的应用型人才。对于本科生，则必须塑造理论扎实、综合素质高、熟悉国际金融实务，并具有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还能够具有创业能力的高等经济管理人才。对于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必然将他们塑造成具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知识、综合素质高、富有创新力并具有一定管理能力的高级经济学管理人才。一般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理论型研究人才，具有较高的科研创新水平；一部分则是管理型人才，突出的优势则是熟悉国际上的各种金融实务，能够在国际贸易之中独立承担交流能力，具有很强的经营管理创新能力。 转贴于
2、教学内容与实际相结合
根据国际金融学科的新发展和教学目标的要求，应当把上述的内容尽可能纳入教学内容之中。要改革好国际金融学科的教学内容，必须选择好教材，目前在国内一些高校内所选用的教材的内容较为陈旧，权威性明显不足，还可能存在一些错误；有的教材内容缺乏更新，与现今发展迅速的国际金融实务衔接不上，误使学生的认识有点滞后，不利于我国国际金融行业水平的提高。有的教材只是一味的学习西方的金融理论，缺乏与我国国情的密切结合，让学生学习之后无法运用到实际的操作当中去。因此，本着以上的问题，在选择国际金融系列教材上，应当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内外成熟和规范的教材体系，另外，由于国际金融形势不断变化，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也是层出不穷，决定了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更新较快，而国际金融教材从计划、编写到出版发行需要一定的时间，即使是最新的教材，出现一两年后也会滞后于实践的情况。因此，国际金融课程教师应将国际金融的教学置身于与世界金融体系接轨的国际化教学之中，密切关注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前沿动态，不断充实最新资讯，力争最大限度地保持教材、课程、教学的时效性。
3、教学方式与时俱进
国际金融课程作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专业课，涉及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基本操作，内容跨度很大，这一特点决定了该课程的教学手段和方式必须多样化。
首先，理论联合实际，推陈出新，新旧结合。国际金融课程具有抽象性、专有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等特征，要求教师对于教学方式要启发诱导、推陈出新，针对国际金融这门课程理论性和实务性为一体的特征，应从当前的国际金融领域的具体实例入手，寻找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以鲜明的事例，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在教学方法上，由单纯注重课堂教学向模拟实战、社会实践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的转变。
其次，研究性教学必不可少。研究性教学是相对于应用性教学而言的教学形式，旨在通过对大量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判断，创设一种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情景和途径，让学生通过自主的探索、发现和体验，培养学生的创新理念、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法，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国际金融课程由于其自身的专业知识特征，很显然比许多其他学科，包括经济学的一些基础性课程更具有广阔性和适用性。
最后，借助现代多媒体实现双语教学，加强与国际接轨。作为信息革命的产物，多媒体教学的引入使现代直观教学法可以通过图文并茂、声形并兼的方式来介绍国际金融市场的概况，可以更及时、更全面地了解和把握国际金融领域的新动态，增加了授课的生动性、直观性，加大了授课的信息量。双语教学作为新兴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学生更近距离和直观地了解国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4、考核方式多元化
为培养合格的适合未来金融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需要从多角度考查学生能力。除了从教学目标、方法、内容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外，改革和丰富考核方式也是实现新形势下教学目标的重要措施。在总体教学目标确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结合当前的新形势，就国际金融教学确立多样化的合理考核模式，包括围绕课程内容中所涉及的国际金融热点问题，结合我国对外开放的实际，有计划地安排课后查阅资料、组织学生讨论、再撰写相关的探讨性论文；将考试方式分成实务考试和理论考试，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通过模拟实务操作，帮助学生把第一课堂的知识转化为专业技能的各类课外学习和学术科研活动，这些安排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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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货币金融学；经济新常态；教学改革；理论联系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0-0186-03
《货币金融学》是教育部确定的21世纪高等学校经济与管理各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作为金融专业的基础性入门课程，同时也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主干课程，货币金融学是引导学生学习金融学基础知识和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的前提课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枢纽和核心，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当前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伴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相关金融理论与世界接轨的步伐越来越快，将不断发展和创新的金融理论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有效结合，解决我国实际经济金融中出现的问题，成为当前教学的重要特点。但在货币金融学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教学方法创新速度缓慢，以及教师金融理论更新程度不足等问题。作为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如果教师按照古典的金融理论教学，学生脱离实际只为考试而学习，势必造成学生工作后，所学非所用，所用无所学，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我国金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所以，货币金融学教学的创新，已经不仅仅是金融教育教学观念转变与金融教学实践的问题，也是影响着我国金融人才培养和实际金融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中国经济环境的改变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环境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研究经济转型期经济主体的行为转变，以及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对宏观经济与金融产生的影响，对金融学的教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经济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企业劳动雇佣成本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生产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然而，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少。据统计，2009―2012年，中国劳动力基本工资年增长率逐年递增，2012年上半年中国城市居民工资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3%，农民工工资也上涨了14.9%。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企业招工难。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老龄化人口占整个人口比重为8.9%。有研究表明，人口红利2015年左右将处于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人口比重在2011年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蔡P，2012）。这些使得曾经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今越来越受到挑战。
第二，原材料、矿产资源与土地价格上涨，环境保护政策加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高物耗、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事实上，由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制约所引致的种种弊端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这也是我国在经济转型中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高排放和高污染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迫使我国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科技含量高、污染低的新兴产业，将经济发展战略由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并提出了节能减排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作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战略对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企业必须转变发展模式，由依靠资源要素驱动向依靠技术创新驱动转变，通过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在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的同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第三，从国际角度看，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企业产品出口需求下降，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利润下降。经济转型期，国家出口导向的弱化政策使部分出口导向型企业受到较大冲击。实行消费主导型战略而弱化出口和投资战略的功能必将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毫无疑问，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对拓展国内的消费市场，扩大消费容量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这一发展模式的实行，对于部分特别是出口型中小企业而言，将会带来较大的冲击。在无法或者难以依靠出口实现经济增长而在短时间内又无法拓展国内消费市场的情况下，这部分企业的发展将经受严峻的考验。
第四，技术更新环境发生变化，企业由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压力增大。过去几十年我国企业技术改进方式主要是向国外企业学习和模仿。但跨国企业在国内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随着国内企业不断“干中学”而逐渐消失。发达国家在研制出新技术初期，会严格控制其专利技术，以确保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随后为进一步获取利润才将已经落后的技术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学习和掌握了低端或一般技术后，我国企业若希望不耗费自主研究开发成本，直接复制模仿他国“高、精、尖”技术已基本不可能。另一方面，企业从国外引进高新技术，也因出口管制和贸易技术壁垒而难以进行。发达国家为维持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垄断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出口进行严格的限制，并采取技术壁垒等严密的高新技术保密措施，强化对技术输出的控制、抑制技术的转移，致使后者无法获取某些核心技术。
综上所述，我们在货币金融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注意以下3个方面。
（1）系统地讲解和分析中国经济转型给经济主体造成的各种压力和冲击效应。课程需讲授宏观经济转型压力和冲击对各类经济主体影响的机制，以及各类不同主体在具体经济环境下决策的动机、过程和最终达到的实际效果。
（2）货币金融学课程的讲授需将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别环境和制度因素，与微观个体的各种行为选择整合起来，再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宏观经济的途径和机制，说明其中蕴涵的经济学逻辑关系，并构建和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实验和计量分析。
（3）货币金融学需要讲解和比较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在上述经济机制中产生的作用和效果，研究各种具体情况下最优政策设计，分析给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的各项建议。
二、教学分析的理论框架
我们在进行货币金融学的教学分析模型建立时，主要可以参考小中型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为基础。小型模型主要参考Ireland（2003）和Ireland（2011）；中等大小的模型主要遵循Christiano、Eichenbaum和Evans（2005）与Smets和Wouters（2005）这两篇文献。下面我们不追求数学上的严格性，省略模型的推导过程和细节，主要介绍和说明模型的总体框架、研究思路和主要分析方法。
1.家庭部门。居民效用函数中包括消费变量和其滞后变量。这种设计主要是反映消费理论中的“习惯形成”和“棘轮效应”假说，也是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发展的一个近似描述。如果滞后消费变量前的常系数较小或为0，则效用函数中前期消费产生较小效应，甚至效用函数中不再含有消费滞后变量，消费带来的效用只取决于绝对消费量的大小。这种情况适用于经济发展的初期。居民从贫穷不能达到温饱的水平上获得消费，其效用当然增加较大。如果系数较大，则表示只有当期消费比前期消费增加较多时，效用函数才有所提高。当经济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模型结构比较适合描述经济现实。我国经济已从过去贫穷和温饱水平正转变为全面的小康水平，甚至有的地方已开始走向富裕水平，因此，模型中加入滞后消费变量是对我国经济转型较好的描述。工作时间变量（系数为）和其滞后变量的构建与消费变量的形式一致。效用函数中工作时间这样的构建可以反映我国就业状况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要，转变到劳动力供给不足，也即被称为“劳动红利消失”的现实经济转型过程。上述效用函数中对消费和劳动变量的设计，为我们下面研究转型对企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转型对宏观经济和政策产生的影响和效应，提供相应研究的技术支持。如我们可以考虑反映经济结构的变化，如和等系数的变化，给企业行为和经济带来的影响效应。
2.企业部门。本部分我们关注在金融融资环境的影响下，企业债务融资行及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首先考虑企业家融资决策问题。经济转型中在来自需求或供给方面的冲击作用下，金融部门决定的贷款利率可能导致经济产生更大的波动。有利的企业生产冲击，如企业获得了更好的产权保护或者政府直接减税，都会使得企业利润上升从而净值增加。净值增加导致企业融资杠杆降低，金融部门要求的贷款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降低。这些变化又使得企业在随后的生产中利润进一步提高，从而产生良性循环效应。这一现象被研究文献称为“金融加速效应”（Bernanke 等，1999）。同样的逻辑，经济转型的一个负向冲击，如劳动成本的提高，在金融加速器的作用下，会使得企业利润减少，企业净价值增值减少或为负，而融资成本提高。这都导致企业更难以获利或难以维持生存。
金融加速放大效应在我国可能更严重。国内中小型企业债务融资的逆向选择现象较严重，少数的几个大银行对小企业一般缺乏了解，贷款利率的杠杆效应较大。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银行与金融部门的改革与发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一个主题。近期，银行业引入竞争以及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趋势有所增强。什么样的金融改革方案，以及怎样的金融融资环境，才能使得企业债务融资的金融加速放大效应得以减缓，是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方面的重要问题，也是教学中关注的主要政策研究内容之一。
3.银行部门。为考察金融环境对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分析讲授商业银行的策略选择和行业竞争效应。对此的讲解可以使得学生对我国金融发展转型和银行业改革，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近年来，国内银行业引入竞争，打破大银行垄断地位的呼声越来越大。少数大银行的行业垄断，使得银行掠夺了企业的大部分利润。同时，少数大银行垄断和利率官方决定也使得信贷配给现象严重。大企业比较容易获得信贷支持，而小微企业则融资艰难。因此，银行业的垄断和竞争，以及利率市场化，这些现实分别会给企业和经济带来哪些不同的影响效应，是现在我国金融银行业转型改革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4.政府部门。我们将政府部门划分为两类，一类中央银行部门，另一类称为中央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的行为决策给包括企业行为的经济各个方面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课程的重要目的就是研究各种转型压力下的企业决策和行为，以及这些企业行为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研究得出的这些基本现实和其中蕴涵的经济规律，可使政府管理部门增加对我国经济转型变化规律的认识，从而制定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种策略和政策。
为应对经济转型冲击可能给经济带来的波动，政府部门可以运用多种经济手段调节和干预经济。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每一期的货币发行量、存款准备金率和债券或票据发行利率来调节经济运行。中央政府可通过各种税务和直接采购或转移支付来调节经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情况，当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或衰退时，政府部门一般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发行、扩大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恢复。这些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当经济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时，一定程度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环境较之以前已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从供给面角度，劳动工资增加，资源及原材料成本上升，企业生产技术和效率有待提高，产品附加值低而且缺乏竞争力。从需求面角度，产品的国际需求下滑，而且内部需求不足，私有投资乏力。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压力逐渐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部门还是采用上述政策，可能不但对经济调节效果有限，甚至产生负面的效果。如现时期政府再大规模直接投资，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因此，经济转型期政府部门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而这恰好是我们课程的政策应用关注的主要内容。课程应从政府调节经济的各种手段和途径来研究这些行为导致的宏观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评价哪些经济调节方式在各种具体的经济转型冲击环境下达到的效果，从而为政府制定具体背景下各种最优调节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三、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货币金融学的讲授，教师必须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将最新理论与现实实际相结合来分析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从个体最优化的角度出发，建立模型，得出最优条件，然后去校准模型参数，再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与实际经济对应的数据特征进行比较和分析，以达到解释经济现象的目的。但新古典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市场是完全竞争且现实中经济没有摩擦。实际经济中，诸如商品、资本和劳动的异质性，价格工资的粘性及其各种变量变动的调整成本等因素，都会背离新古典理论所做出的简单假设。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研究者在研究宏观经济中引进市场的不完全因素，如价格、工资的粘性，或者假设各种变量的变化和调整是有成本，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经济学分析，进而提供政策建议。把市场不完全性和个体跨期最优相结合来研究宏观经济这样的理论称为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 Synthesis，简称NNS），它继承了凯恩斯主义或新古典综合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因素，即价格和工资的粘性等市场不完全性和个体追求跨期最优化和理性预期。NNS理论把个体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引入动态宏观模型之中，同时也考虑到不完全的竞争市场、价格调整成本、动态价格设定等因素，以此来建立模型，并解释宏观经济现象。具体说，由于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即出现非瓦尔拉斯均衡，价格或工资在此情况下是可用动态价格设定或价格调整等其他形式来设定的。同时，假设预期是理性的。在此假设下，消费者如果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则追求利润最大化。然后求出最优条件，通过校准参数，看模型经济的模拟数据特征是否和现实经济中的数据特征相一致。如果大体保持一致性，则这个模型设定得较成功，它就能去解释经济现象，对经济政策进行评估和预测。NNS模型建立在价格或工资粘性假设基础上，并可进行政策分析。这样的假设意味着在短期内名义量影响经济中的真实变量，同时它也能考虑到技术的因素，即NNS模型把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同时引进模型中解释经济波动，这样可以避免RBC理论只考虑供给的局限性（市场是完全的，RBC只考虑供给冲击）。由于在完全竞争的模型经济中，货币是中性的，不能解释“货币在现实经济中为什么如此重要”这一问题，只有在粘性价格下的模型经济中，货币才不显中性，所以NNS主要用于研究与货币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它可以把理性的前向价格设定、不完全竞争和个体追求最优化几个因素结合起来解释货币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金融与经济学范文第5篇
问题1：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价值取向在哪里？
数学“四基”既是数学学习活动的核心内容与主要目标，也是学生数学素养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筑了学生的数学知识结构。从知识的角度来看，“双基”是一种理性的、形式化的结果性知识，而基本活动经验则是一种感性的、情景化的过程性知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数学知识结构。“双基”的学习需要有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此过程是以原有经验为基础的，又是从操作性经验开始的，正如教育家陶行知所比喻的：“我们要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才能接得上去，别人的知识方才成为我们知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双基”只有通过经验化才能真正成长为学生的数学素养。相对于“双基”而言，基本活动经验比较模糊，不太严谨，缺乏明晰的结构体系，尤其是那些没有经过加工的“原始经验”。对此，数学家克里斯戈尔进行了形象的描述：“数学活动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总是不够精确的，其整体结构好像一片原始森林，或者说是交相缠绕的树枝。”因此，要使基本活动经验更加确切、合理而有效，就需要经历一个概念化与形式化的过程，基本活动经验就可以转化或融入到“双基”之中，这不但能使基本活动经验得到升华，也能使“双基”因为充满学生的感受而获得某种生命的活力。
问题2：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教学策略有哪些？
数学课程的根本出发点，是促进学生全面而持续地发展，让每一个学生在数学学习中获得最为适合的发展。在数学教学中，要重视知识、理论、方法、技能和应用，密切联系生活，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和创新能力，兼顾社会的需求与个人的兴趣爱好，让学生从数学学习中体悟数学的美及其本质力量，帮助学生积累数学的基本活动经验。
在操作活动中丰富直观经验。在数学活动中，学生通过外显的行为操作，对学习材料的第一手直观感受、体验和经验一般是直接经验。这类操作的直接价值并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对学习材料的感性认识。尽管这样的感知明显带有个体认识的成分，并且还存在原始、肤浅、片面、模糊的特征，但这类直接经验的获得，是构建个人理解不可或缺的重要素材。因此，在经验获得的初始阶段，应该尽可能地使一些操作活动为学生的认知提供一个较为正确、清晰的体验，而不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感知。
在探究活动中发展思维经验。在数学课堂中，我们经常会向学生抛出特定情境下的某些问题，让学生进行动手操作、自主探究、合作交流，这其中既有外显的行为操作活动，也有思维层面的操作活动。学生能获得融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为一体的数学活动经验。这类探究活动直接指向问题的解决而非直观体验的获取。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有体验，而且在活动前、活动中、活动后都经历着数学思考。要使数学活动经验更长效地纳入学生的个体知识体系，需要经历一个概念化和形式化的过程，这是经验与“四基”相互融合、向“思想”升华的必要途径。
在思维活动中积累策略经验。在思维操作活动中获得的经验即思维操作的经验，比如归纳的经验、类比的经验、证明的经验等。就一个人的理性而言，思维过程也能积淀出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就属于思考的经验。一个数学活动经验相对丰富并且善于反思的学生，他的数学直觉必然会随着经验的积累而增强。从获得的经验类型来看，这类活动中获得的经验相对于前两种而言更侧重于策略和方法，也更为理性。从这点可以看出，思考的经验的获取是派生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的重要渠道，这些成分对学生开展创新性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