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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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第1篇
一、文献与文献学
（一） “文献”释义
“文献”二字联成一词，现存的典籍中，最早见于《论语·八佾》。该篇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郑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2]这里郑玄以“文章”、“贤才”解释“文献”，其意义是比较明确的。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八佾》这段话说：“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图书馆，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3]朱熹的解释表面看似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但如果细细推敲，却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他这里所说的“献”即“贤”,既可理解为“贤人”，也可理解为贤人的言行。清代刘宝楠在其《论语正义》中的解释可是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他说：“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1]我们从这里可看到，贤才是指那些博学多识而又知礼仪规则的人。所以，对“献”的解释，更侧重于强调它的知识层面上。我们的理解是，“献”即“贤”，但“贤”真正所表达的是贤人的言行，他们通过传授知识和自已的行为示范表达规定出礼仪规则。
最早以“文献”名书的是宋元之际的马端临，他写了一部关于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命名为《文献通考》期刊网。他在《文献通考·自叙》中解释道：“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4]在这里，马端临仍然把“文”与“献”相对而言,其实区别仅在内容上，这里的“文”和“献”皆是文字材料，“文”主要指历代可信典籍，供客观述事用，然而“献”主要是指不太久远的人物言论，可以作为主观评价事物准则的记录性材料。马端临对“文献”的解释与孔子所讲的“文”和“献”，只不过在范围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罢了。孔子所讲的“文”包括叙事性的文字资料，所讲的“献”也涵盖贤人对历史和时事的评论。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常使用“文献”一词图书馆，同样是指文字材料。如在《方志立三书议》中，就有“方志不得拟于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于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征取者，岂有异乎？”[5]的句子；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有“州县既立志科，不患文献之散逸矣”[5]的语句。
现今学术界对“文献”的理解和使用显得并不协调。如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以“文献学”名书的著者郑鹤声、郑鹤春两兄弟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6]王欣夫说：“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7]杜泽逊也称：“文献包含着所有历史资料。”[8]王余光先生则认为：“‘文献’指的是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9] 张舜徽先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缯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10] 白寿彝先生认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是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11]本人非常赞同张先生与白先生这种看法，这将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文献”的含义和范围。
《现代汉语词典》对文献的解释是：“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当代《辞海》（1979年版）对文献的解释是：“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中国大百科全书》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1983年颁布的中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把文献界定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样对 “文献”的解释，很明显是当代人站在当代科学技术与信息化背景下对“文献”含义的一种理解，概括性与普遍性更加明显。
（二） “文献学”界说
张舜徽先生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10]。“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文“全相望亦私淑宗义，言文献学者宗焉”。而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最早用“文献学”命名的专著是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28年)，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例言》中说：“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图书馆，谓之文；审定、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6]二郑重在探讨文献的形成及传播、流传的全过程，对文献学学科有开创之功。1982年，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出版，成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该书论述了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作了这样的表述：“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甑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10]从张先生这席话里，我们概括文献学的内容为：一曰整序化；二曰通俗化。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献学问的概括。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的产生与兴起，现代文献学的提法开始流行，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界学者纷纷加入文献学研究行列，特别是1992年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将“文献学”列入从属于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二级学科之后，一些学者试图将文献学（传统文献学的简称）与现代文献学糅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统一的概念期刊网。其实这是对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界限的混淆。现代文献学主旨是收集、典藏、分类、检索、传播、利用图书资料中的学术内容，最大限度地提供给读者利用为终极目标。文献学以文献文本形态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文本的整理研究为目标，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12]。
二、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的学科。[13] 简言之，就是关于中国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问。
（一） 研究对象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以古典文献和古典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古典文献是指“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以后产生的文献。”[14]
（二） 研究内容
无论从学问上来说，还是从学科上来讲，中国古典文献学应至少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古典文献理论研究；二是古典文献整理与利用的实践。二者互相交融，密不可分。理论研究包括传统古文献范围内的研究，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标点等，另包括一些新的理论研究，如古典文献的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利用、古典文献学的编制理论研究等、古典文献的收藏、出土文献研究、考据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发展史的研究、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研究。古籍整理与实践包括传统的古文献整理、古籍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应用、古典文献学工具书的编制与出版、出土文献整理、古籍电子化等。
（三）研究目的
中国古典文献学就是要综合运用古典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古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图书馆，力图通过对古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研究。
三、 历史文献学
历史文献学是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乃至文献数据化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阐述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实践经验，进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
（一）研究对象
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曾贻芬、崔文印更加直白的讲：“中国历史文献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15]
（二） 研究内容
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历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确定、学科体系之建设及文献学方法等。其二、历史文献学史：包括文献学产生、发展、繁荣、变化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的成就、特色等。其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包括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特别是清代的成就、特色等。其四、文献整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文献数据化等。
（三）研究目的
历史文献学是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力图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特别是在搜集、鉴别史料方面，能为历史科学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资料，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
四、结 语
综合以上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研究摘要区别：那就是现行国家教育系统学科分类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分类中，中国古典文献学属于文学大类，历史文献学属于历史学大类。
参考文献：
[1]刘宝楠.论语正义（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0.91；92
[2]（魏）何晏、（梁）皇侃.论语（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8.175
[3]（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63-64
[4]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571-572；590
[6]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1
[7]王欣夫.文献学讲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
[8]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5
[9]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1
[10]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3
[11]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J].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480
[12]董恩林.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
[13]郭英德、于雪棠.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
[14]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 .
[15]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1.2.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先秦文献词典 注音 现代音 中古音 上古音
先秦文献词典是汉语历史语文词典的一种，据统计，成书于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共有20种左右，从20世纪60年代到目前为止，我国内地共为12种先秦文献编纂、出版16部专书词典，共包括7部单本词典和2部丛书中的9部词典，其中“先秦要籍词典丛书”4部，“十三经辞典”丛书5部。由于这类词典既要为现代读者标注现代音，又要考虑历史音韵标注古代音，这就要求编者和编辑除了要掌握词典注音的普遍规律，还要具备一定的历史语音学知识，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解决好其中的注音问题。本文着眼于此，就先秦文献词典如何注音的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近年来已出版的先秦文献词典的注音情况
1.不注音。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杨伯峻编的《论语词典》《孟子词典》和《春秋左传词典》都没有注音，但这以后出版的先秦专书词典一般都有注音。
2.只注现代音。这些词典一般都用汉语拼音来标注现代音，根据注音的范围，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标注所有单音词的现代音，如周民《尚书词典》、王世舜和董治安主编的“先秦要籍词典”丛书等；另一种是仅仅标注部分词的现代音，主要是多音词的现代音，如王延栋《战国策词典》等。
3.古代音和现代音都标注。向熹《诗经词典》、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词典》、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和陕西师大所编《十三经辞典》(以下只举词典名，编者名从略)皆如此。其中复音词一般不标音，单音词的现代音一般用汉语拼音标注，少数词典还兼用注音字母标注；单音词的古音不仅注上古音，且注中古音，但在注音的内容上略有差异。
以上这些词典注音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编纂目的的不同造成的。不注音或只注现代音的词典，是为一般读者阅读文献服务的，这些读者一般不具有古音学的知识，也不需要知道词的古代音，因为他们查阅这类词典，主要是为了了解疑难词语的释义和今读；再加之有些词典是在注本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注释中已为疑难词语注了现代音，所以就出现了这些词典不注音或只注现代音的情况；而那些今音和古音都标注的先秦文献词典，除了有以上功能外，还要积极为先秦汉语研究服务，如此，词在先秦以及之后的中古时期的读音问题自然是研究的重点，因此这类词典的语言学的价值要大于训诂学和文献学的价值。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现象，也可说明这一点，即这些词典的编纂者一般都另外著有该文献语言研究的专著，这些专著和词典可看成是他们多年从事先秦文献词汇研究的重要成果。
二、先秦文献词典标注现代音的情况
近期出版的先秦文献词典，一般都用汉语拼音标注现代音，少数还兼用注音字母标注。由于现代汉语的语音规范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因此这方面的问题较少，只是在多音字的处理上有一些问题。这具体又分两种情况，下面以《吕氏春秋词典》为例来说明：
1.古音不同，今音相同。
这时只要是语音不同，不管意义有无联系，都要分别立为词条后再注音，例如(举例时多义词只列最多2个义项释义，例证等其他从略，下同)：
惟1 wéi：①思考。②只，只有。
惟2 wéi：通“帷”，帷幕。
“惟1”上古音属于喻母微部，“惟2”属于匣母微部，二者只是音近关系，语音不同。
2.古音相同，今音不同。
这时要在一个词条下分立不同的音项，不能分立成不同词条分别注音，例如：
知1.zhī①知道。②表现出，显现出。2.zhì聪明，才智。
“知”的两个义项在上古时读音都属于端母支部，语音相同。
注意的是，先秦文献词典中，复音词一般不标音，如果记录复音词的某个字是多音字，这时也有必要注出这个字的读音。以王延栋《战国策词典》为例：
和调(-tiáo)：调和。
和乐(-yuè)：和谐的音乐。
目前在先秦文献词典中注现代音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的词典只注现代音，不注古代音，主要就是为了解决现代读者阅读古书时，有些古字不知读音的难题，并不考虑古今音差异和由此带来的立目问题；二是在处理多音字时，上面提到的两种注音标准容易发生混乱。也以《战国策词典》为例：
“丧”条下有两个音项：1.sàng丧失，失去。2.sāng哀葬死者的仪式。然而，该词典“王”条下义项①“夏、商、周三代天子”和③“统治，称王”。在这两个义项上“王”也应不同，分别是wáng和wàng，但该词条下却只有一个音项：wáng。同样的情况，有的标注，有的不标注，不免使读者产生疑问。
可见，先秦文献词典标注现代音和立目有密切关系，词典编纂者可根据不同的目的，进行相应的调整，但要符合基本的语言学理论。
三、先秦文献词典标注中古音的情况
在音韵学中，中古音一般要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分析，其中韵情况最为复杂，又有摄、等、呼等内容，整个音节通常用反切法来注音。先秦文献词典在注中古音时，各家由于对中古音的认识和编纂目的的不同，在所注内容上各有不同，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只注单音词的声母、韵部、声调和反切，其余内容不注。如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依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注了声韵调，依《广韵》和《集韵》注了反切。例如：
代《广韵》徒耐切定代去(即声纽为“定母”，韵部为“代部”，声调为去声)
这和《汉语大字典》(以下简称《大字典》)注中古音的情况是一样的，大概是该词典借鉴《大字典》注音的结果，因该词典出版于《大字典》之后，编者陈克炯同时是《大字典》的编委。张双棣《吕氏春秋词典》和“《十三经辞典》丛书”都是这样注中古音的，也应是借鉴了《大字典》的注音。
2.既注单音词的声母、韵部、声调和反切，又注韵部所属的摄、等、呼。目前只有向熹《诗经词典》这样注音，它先注反切，然后在圆括号内依次注出摄、呼、等、调、韵、声。例如：
残昨干切(山开－平寒从)
上述4种先秦文献标注中古音的情况如表所示。可见，最近出版的影响较大的几部先秦文献词典都主张标注中古音，标注内容包括声、韵、调和反切4项，其中前三项主要参考郭锡良的《汉字古音手册》，反切则来源于《广韵》《集韵》等韵书，其他更细致的项目一般不标注。这一点恐怕是受到了《大字典》注音方式的影响。
四、先秦文献词典标注上古音的情况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先秦文献词典都应标注上古音。和标注中古音的情况一样，这些词典标注上古音也是既有相同，又有差异，各词典标注上古音情况见下表。其中，相同的是一般都不标声调，不同的是声母和韵部的标注有别，具体又分两种情况：
1.只标韵部，不标声母，如《左传详解词典》和《十三经辞典》“舂”条，这两部词典上古音都只标了“东部”。这种处理方式也是受了《大字典》的影响。之所以不标声母和声调是因学术界对其存在很大争议，尚未形成定论，比如声母方面“上古汉语是否存在复辅音”的问题和声调方面“古无去声”说，至今无定论；而韵部根据《说文解字》谐声、中古反切和异文现象可以进行推求，争议较小。这些词典本着稳妥的原则采取了只标韵部，不标声母和声调的处理方法。
2.声母和韵部都标注，如《诗经词典》和《吕氏春秋词典》二者标注体例不同，《诗经词典》是在词条后直接标注，先标韵部，再标声母，例如：豺之部、崇母；而《吕氏春秋词典》全书采用的是王力《汉语语音史》战国时期的音系，词条先按三十韵部排列，韵部相同者按声母，声母相同者按谐声偏旁，所以，并不是和《诗经词典》一样在每一词条后标注声韵。
这样注音的词典一般都采用某一确定的上古音系统，常见的就是王力先生的上古声母和韵部系统，其观点或者直接来源于王力著作，或者更多来源于郭锡良《汉语古音手册》。王力在声调方面主张“古无去声”“平入二声又各分长短”，由于争议较大，所以这些词典一般不注明声调了。其实声调中平和上都问题不大，但入声和非入声区别较大(实即韵母的问题)，唐作藩的《上古音手册》，似乎在去声字的处理方面更公允一些。可见，目前先秦文献词典在标注上古音时，基本上都没有较为完整地标注出其音韵地位，或只标韵部，或只标声母和韵部，但都不标声调，这是不太科学的。笔者认为，同一部词典选用的上古音体系应保持一致。
结语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古文献学 人文素质教育 作用
随着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对人才全面素质的需求,发展素质教育尤其是人文素质教育已被诸多高校提到议事日程,并由此引发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许多高校纷纷增设文学、文化课程,譬如增加古典文学的课时,开设大学语文、诸子散文导读、书法等诸种课目,期望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研习,培养青年学生的艺术鉴赏力,提高思想道德境界,重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力。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国际社会地位的日益提升,世界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提高,海外也纷纷掀起学习汉语的新一轮热潮。广泛而深入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向世界其他民族介绍、传播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则势在必然。
众所皆知,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社会积累了丰厚而辉煌的文化,承载文化的古文献浩如烟海,经、史、子、集,诗、书、词、曲……门类繁多,举世罕见。文献学,尤其是古文献学,在保存和利用我国丰富的文献典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作为研习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古文献学所做的工作是对古文献进行校勘注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其他各门学科提供材料。显然,在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古文献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其他学科不可取代的。
由于学科知识的专业化特点和时展的自身特征,今天,人们乃至高校的年轻学子对文献学特别是古文献学,缺乏必要的基本了解。提高人文素质,提升国际竞争力,不仅仅专业的、研究型的人才需要涉猎古文献学,作为未来社会文化的建设者,高校中的青年学子都应该接触、了解古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的理论与方法。我认为,古文献学所提供的关于如何阅读古文献、选择何种版本的文献阅读、怎样使用中文工具书等具体的方式方法,对于大学生提升学习质量,实现学习的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他们将来的学术之途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一
古文献学涉及的内容极其广博,尽管对于文献学的阐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侧重,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即其根本任务是引导人们对于文献典籍的阅读和利用。古文献又不同于现代文献,它是以文言文记录,借助于不同的载体流传至今的。所以,对于后学者,首先要疏通、把握古文献的语言文字意义。根据我多年的高校一线课堂教学的体察,当代高校的青年学子,甚至中文专业的学生,对于古代的文献典籍普遍缺乏兴趣,而一个共同的原因即是文字阅读上的障碍,由此导致畏难情绪,以及深层意义上的误读。显然,高校学生掌握一些相关的古文献语文解读方法,是进一步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首要之举。
古文献的语文解读涉及三个方面:字形、字音和字义。无论汉字的字形、字音还是字义,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流变。首先,记录文献的中国文字(汉文字)不同于西文的线条性特征,不是单纯的表音文字,而是音义结合的方块文字,其形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差很大,经历过从甲骨文到小篆、隶书、草书、楷书等主要形式的演变。汉语语音的流变明显而突出,不同的历史时期,即使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域,汉字的发音都有很大差异。譬如古无轻唇音,上古没有f这类轻唇音,凡后代读作f的轻唇音上古时代都读作b、p一类的双唇音。至于汉字的字义、词义的古今差异更为明显。字形、字音、字义的流变特征,显然很早就受中国古人的重视并被研究。古代研究者们经过反复的校勘,对留存下来的浩繁的古文献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给以详尽的注释,还原字词音义应有的历史风貌和演变历程,且分别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史称“小学”。“小学”的形成和发展,显然为古文献的语文解读提供了必要的钥匙,为揭开中国传统文化面纱提供了必备的工具。所以,涉猎、了解古书校勘的基本方式、方法,了解古人作注的基本理论和相关术语,就会有助于把握文字在形、音、义上的历史变迁,从而有助于对古文献的正确解读。
对古代经典诗词的赏析,是现代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研读古代诗歌的基础则是音韵学。中国古诗追求声律,讲究节奏、押韵和乐感,特别是唐代的格律诗,为了极尽诗句乐感的抑扬顿挫、曲折变化之妙,有意将平上去入四声分成平仄两类,并规定了严格的交替格律。因此,若不具备古文献学的基本常识,缺乏必要的音韵学方面的修养,按照现在的语音朗读古典诗词,就无法理解古代诗歌的音韵之美,欣赏和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懂得训诂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对于现代学子阅读古代文献也是不可或缺少的。训诂,换现代通俗说法,就是解释,即用易懂的语言解释难懂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普通话解释方言。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训诂形成了自己的体例,产生了大量的术语。只有理解了这些基本术语,才能准确地把握词句的历史含义。比如,《诗经》《楚辞》等古典诗歌,不断为后学者注释,形成了“笺”“集注”“正义”“章句”之类诸多的训诂术语,学生选修大学语文、古代文学作品选读等通识课程,倘若不理解这些基本术语的含义,不仅可能对这些人类早期的经典产生误读,而且无法领略我们的先人在保护、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方面所做出的艰苦卓越的不懈努力。
汉字字形的流变,不仅折射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民众集体智慧的提升,而且催产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书法。当代学子涉猎文字学,不仅有助于古文献的解读,而且有助于书法艺术的鉴赏和审美能力的培养。
二
承载传统文化的中国古文献浩如烟海,就整体而言,他们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后学者不可能都一一通读,对于现代有明确专业的大学生而言,选择性地阅读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因此,解决了阅读方法,进而选择适合自身、有益于个体发展的有价值的古文献阅读。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刻本两种形式流传于后世,因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的不同,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上的差别,使得古代图书不仅品种繁多,就是同一种书,往往还有几种乃至十几种、几十种不同的版本。这些不同的版本,不论在刻印、批校、注释等方面,都存有高低优劣之分。清代张之洞在其编撰的著名《书目答问》一书之《略例》中曾开门见山地说道:“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遍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青年人读书不仅要解决读什么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应读何种版本的问题,这关涉学习的效果和质量。研读中国古代文献,尤其要慎择版本,且要择其精本和善本。尽管今天“版本”一词的语义已远远超出了其历史的内涵,泛指古往今来所有以不同方法、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形成的各种不同的书本,然而,作为未来社会文化的建设者,当代青年学子通晓古籍版本学的相关基础知识,对今天的学习深造仍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版本学对于为文治学不可或缺。进行学术研究,势必要参考和依据各种图书文献,而任何一种图书文献,如果不知道它产生的时地,不了解它出版制作的情况,不明白它的源流、演变、真伪、优劣,那么它就不能用来作为参考依据,否则研究的结果或结论就不能令人信服,甚至可能造成误导。学术研究过程中,一定要慎择版本,借助版本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辨识精善粗劣,鉴别真伪正误,从而避免以误为善,或以讹传讹的现象,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在真实、准确、可靠、科学的基础上。
其次,当今高校学子接触中国古代典籍,多以提高人文素养、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旨归,有别于纯粹的学术研究。由于专业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沉溺于故纸堆中作精细的爬梳,主要是从中吸取有益于人类和个体全面健康发展的思想、道德、情感和审美力量,所以,就古典文献的学习而言,学习的重点是对古典文本所孕育的思想、情感、道德力量等内涵的辨析和把握。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都希望读到那些文字没有错误或错误甚少、内容真实可信、注释翔实的精善本,以便真切地感受不同年代人们真实的情感和思想,获取精神的滋养。显然,面对浩繁的古典文集和诗选,具备了一定的版本学常识,就会有所鉴别,有所取舍,避免遇到什么就读什么的盲目性。同时,将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进行比较、对照,还有助于了解文献(文本)不同版本所表达的思想、作者的情感取向。譬如,在校大学生都曾阅读过的《水浒传》有不同的历史版本,比较这些不同的版本,能体悟出不同年代的编撰者的思想倾向性。而阅读记载社会历史的文献,通过不同版本的对照、比较,通过基本的辨伪,还可以了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可以区分哪些是作了文学加工处理的野史,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可见,具备一定的版本学常识,不至于读书时不加分析地生吞活剥。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商品物欲社会,粗制滥造的书籍俯拾即是,识别版本则至关重要。掌握了版本鉴别的基本方法,就会有双明亮的慧眼,选择吸取真正的精神营养,陶冶情操,提升自我。
三
在人类已有的古籍图书中,有一种特定类型的书籍,便是工具书。这些工具书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和承载,也是后人读书治学的必备工具。显然,对于今天的高校年轻学子,无论是为文治学,还是触摸古人的思想情感,在对古典文献的解读过程中,都会涉及对工具书的查找和利用,而在讲求效率和质量的今天,能快捷地使用各种工具书尤为重要。
首先,工具书是读书治学的必备工具。工具书曾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案头顾问”与“良师益友”,纵观人类历史,历代学者都极其重视对工具书的编纂和利用,不争的事实是,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曾产生了众多的工具书。在研习民族传统文化、研读古代经典的当下,工具书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更好地借助工具书,当代学子首先要了解中文工具书的基本种类,每一类工具书的基本功能,某种工具书的主要排检方式等。比如,就功能划分,中文工具书就有字典、词典、百科全书、类书、政书、年鉴、手册、书目、索引、文摘、表谱、图录等诸多种类;就排检方法而论,主要有字顺法、分类法、主题法、时序法、地序法等,而每种排检法中,又有很多具体的检索方法。只有掌握了工具书的这些基本常识,遇到问题时,就会有的放矢,选择合适的工具书、依据合适的检索法来查找资料,解决疑难,从而提高读书治学的效率。
掌握中文工具书的相关知识,还有助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人类在岁月的变迁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随着现代社会的高度发展,人类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广博无垠,图书文献浩如烟海,所谓“一人之知识有限,天下之义理无穷”,仅凭一个人的博闻强记,势必如衔石填海,结果只能望洋兴叹。故,为了掌握日益庞大的知识内容,充分地占有资料,必须借助“知识宝库的钥匙”――工具书。工具书不仅仅是“工具”,其自身就承载着人类代代相袭的文化成果。因而,了解不同种类工具书的功能,能快捷使用各种工具书,就能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前人积累的优秀成果和人生经验,提高现代人的生活质量。
放眼世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提高现代人文素质,人们常提国学,倡导传统文化。显然,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是指研究中国传统的学问,实际上可用以概括全部中国古代学科,传统正是把古文献学包括在国学之内的。中国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证明,古文献学不仅属于国学,而且是国学的基础,是国学之根。读书治学要有根,根深才能叶茂,当代学子研习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充分认识到古文献学的作用,高度重视对古文献学的学习。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第4篇
一、高校古典舞蹈教学的概述
中国开展古典舞研究最早的学校是北京舞蹈学院，从1980年开始设立对应的古典舞教学活动，通过系统性地研究古典舞，将其融入教学中，用实际的教研成果展示古典舞在教学方面的突破。北京舞蹈学院的资深学者与专家花费10年时间，逐步将原有的基础性古典舞教学转为高等教育方向，并在此期间培育了一批优秀的古典舞教师，他们曾为古典舞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自此以后，其他院校在北京舞蹈学院的带动下开设古典舞专业，为古典舞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现今古典舞已然是高校舞蹈教学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仅融汇几代舞蹈人的努力，更是将中国的传统舞蹈发扬光大的有效途径，为国家培育高素质的舞蹈人才。古典舞将我国古代文化生活更好地彰显出来，不仅通过肢体展示当时的舞蹈形式，还通过肢体语言向世人传递中华文明，所有古典舞具有较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其中的每个动作都有深意，每个舞步都要表达情感。古典舞的关键是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每一个舞者，如敦煌舞没有专门的舞蹈资料，很多舞蹈动作都是从敦煌的壁画上临摹下来的，这就要求舞者将固定的动作进行流畅组合，每个动作的过渡都要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构建古典舞的教学模式
1.现存的古典舞教学模式
（1）衔接型古典舞教学形式古典舞教学活动中衔接型教学模式是关键，该教学模式的特点是让艺术院校中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进行系统性衔接。简而言之，即具有中等专业教育的教学基础，能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该类教学的主要特点是：完整的学科建设、雄厚的师资、稳步的科研水平、较强的学生素养。（2）创作型古典舞教学模式关于古典舞发展方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典舞剧目创作研究和表演形式研究，通过这两点能衡量教师的教学水平。随着时代进步与发展，永不停歇地进行创新才是这个时展的关键所在，也是真理所在。高校开展古典舞教学活动要有雄厚的资金作支撑，通过不间断的创新活动让发展更平稳。近几年，很多好的古典舞剧目涌现出来，它们具有特殊的编排形式和表达形式，教师通过创新古典舞的编排方式提升自身的编排能力，训练学生用肢体语言表达情感的能力，使学生在契合古典文化对古典舞的人物表达和文化体现上有新的突破。很多舞蹈教师推陈出新，将古典舞与现代舞或者街舞结合在一起，创造新的舞蹈形式，通过古典诠释现代，通过现代解读古典，现代舞蹈形式与古典舞蹈形式的配合可谓相得益彰，为古典舞的发展添砖加瓦。
2.通过传统文化教育深化古典舞的舞蹈精神
我国舞蹈事业发展要契合时代变化发展。高校在舞蹈教学进程中应适度地对学生渗透传统文化元素，通过传统文化教育的渗入，学生结合自身的认知理念和认知水平，感悟舞蹈作品的精髓所在，舞蹈内动力得到提升。例如，开展民族舞蹈教学的时候若单纯地依靠课上舞蹈教师的教学演练，学生只能学习舞蹈动作，不能深化舞蹈理念和舞蹈精髓，机械性动作的表达只能是舞蹈的“外壳”，不能真正表达舞蹈的“灵魂”。教师要多带领学生收集民间的舞蹈素材，多用心感悟舞蹈，如在表演河南民间舞蹈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动作是表示人们丰收的快乐，用敲花鼓的形式以示庆祝，所以舞蹈编排就要加入敲鼓的动作。但很多学生不理解这个动作的来源，对这个小动作重视不够，只是机械地模仿。基于此，教师应使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丰收后人们庆祝的场景，让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农民丰收的喜悦之情，学生在跳这个动作的时候，不自觉地将丰收喜悦的感情融入其中，整个舞蹈的意境也就显现出来了。
三、结束语
高校古典舞的构建需要契合实际，从高校的实际发展状况入手，结合当地的人文环境和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内容，编排具有当地特色的古典舞蹈，构建高校古典舞的教学新模式。
作者:刘美斯 单位:沈阳大学
参考文献：
[1]洪李莉.构建高校古典舞蹈教学模式的必要性及相关路径探析[J].大众文艺，2015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南京大学图书馆；元智大学；中华典籍网络资料；古籍数字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我国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这是我们丰富的宝藏。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是我们的责任．更有助于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
现在，古籍文献保护工作，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从2007年开始，启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展开了全国性古籍文献普查工作。预计将用3年到5年的时问，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古籍文献普查登记工作，全面了解各级图馆、博物馆等单位及民间所收藏的古籍文献情况，最终日标是编纂一部《中华古籍口录》。国家财政今后将每年至少拨款2500万元人民币，重点资助《中华占籍目录》中古籍文献的保护和“全网占籍重点保护位”的建设。
古籍文献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起着传播占代文化的作用。但是．纸质载体容易被毁坏，而且传播范围有限。纸质籍文献的这些局限性，使传统文化远远没能为大众所熟识和应用。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采用计算机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文献全文数据库等，可以更好地揭示古籍文献的丰富信息资源。从而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灿烂的传统文化，为深层开发和利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古籍文献数字化引起了大陆和港台地区各界的重视，经过各方努力，已经建成了一批颇具规模的数据库，并通过网络为研究者和普通大众所利用，更为中国古籍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开了一个好头。大陆和港台地区的古籍数字化各有特色，笔者就南京大学图书馆和我国台湾地区元智大学的古籍文献数字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一、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文献数字化情况
南京大学图书馆有占籍线装书、大型影印古籍丛书、新修方志以及文史资料等近40万册。在馆藏的30多万册古籍线装书中有556种、1万余册被列入全国善本书目。地方文献、古代目录学文献以及丛书的收藏已形成特色。地方志共收藏有4000余种、近4万册，在全国各大图书馆中处于领先地位。为了保护这些古籍文献，图书馆配备有古籍专用书库、专门保护机构和专项古籍保护经费。在最近公布的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中，南京大学图书馆被列为全国51个单位之一。
南京大学图书馆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IIS)华东北地区中心和江苏省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JAIIS)的管理中心，承担起为华东北地区(江苏、山东、安徽三省)高等学校提供文献信息服务、协作、资源共享、管理的重任。为了更好地进行文献信息服务，南京大学图书馆引进了一系列文献信息资源，包括“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CADAL)、“学苑汲古…一高校古文献资源库”、“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等。
(一)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
“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CADAI)由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Dr．RaReddy和西蒙学院陈刘钦智博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高文博士共同发起，旨在建设面向教育和科研的包含100万册(中、英文书籍各50万册)图书的数字图书馆，由教育部“2ll工程”建设办公室归口管理，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单位共同承担建设任务和运行管理。计划通过4年时间，建成2个数字图书馆技术中心(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12个数字资源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开发出3个左右的大型特色数字资源库。
CADAI网站收录的中文图书中包括各馆珍藏的古籍善本、古籍影印本以及后人的研究资料等。该网站为多媒体检索系统，用户进入该网站服务平台后，可以享受到全方位、个性化的文献检索浏览、电子资源导航、个性化定制等服务，产生的电子书字迹清晰、阅读效果良好。系统采用Image／Djvu (djvu格式，检索到古籍图书后能够看到图书的一些详细信息，如作者、贡献者、类型、关键词以及相关的描述。可进行全文阅读、全文检索，阅读界面简洁、容易操作。
该数字化系统不仅对古籍文献的文字进行了输入，对图像(如古文中的插图)也进行了描述揭示，从而可以提供方便的检索。其图像检索功能齐全，包括内容检索、语义检索以及交叉检索。检索出的图像清晰，改变了数字化古籍文献纯文本的单调格式，形式更加丰富多样，更好地反映了古籍文献的多样化特点，全面展现古代文化的深厚内涵。该工程还覆盖l万册中英文双版本图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机器翻译技术支持双语服务。在明确翻译内容和百万册图书文本及相关元信息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现有的翻译系统进行了评测，找到最适合数字图书馆读者应用的机器翻译系统。
为了满足保护修复、考古研究、艺术鉴赏等人员对珍贵濒危文物数字化信息共享与交流的要求，该网站还提供了一个以大容量文物数字化信息库为核心、支持用户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异地异时信息浏览查询与交流共享的平台。
(二)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
该资源库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的特色数据库项目之一，汇集了高校古籍文献资源，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图书馆先行合力创建。内容不仅包括各参建馆所藏古籍文献资源的书目数据，而且还配有部分相应的书影或全文图像，可以为读者提供一定范围内的文献传递服务。对该资源库呵使用中文繁体字或汉语拼音进行检索。汉语拼音检索仅限于题名、责任者、主题词三种检索途径。普通用户如想获得古籍文献图像或全文，可点击详细记录显示界面下方的“文献传递请求”，会弹出一个表格，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将该项请求发送至相应的图书馆，双方商定付款金额和方式后，即可应用户要求将所需文献的复制件用某种合适的方法传送给该用户。
(三)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
“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系由十几位石刻文献研究专家历经数年，精心编选，由北京书同文公司制作而成。“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的内容字字可查、句句可检，读者可利用全文检索工具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信息量。该系统提供中日文字，简繁体、异体汉字关联查询，打破了时空、地域的汉字使用习惯，增强了知识检索的全面性。该软件还提供逻辑检索及字、词间距检索。同时，读者也可以不输入任何检索文字实现按朝代浏览碑文。此外，该系统还提供联机字典、文字代码页与原书图像页关联、复制打印、添加注释、纪年换算、八卦查询以及手写输入等功能。
二、台湾地区元智大学的古籍数字化情况
元智大学一个重要的古籍数字化成果即为网路展书读网站的“中华典籍网络资料库”。该资料库由元智大学在文学和资讯方面均有造诣的罗凤珠先生主持开发，所需经费多由学校、台湾地区国科会与教育部编列补助，以中国古典文学资料为主要特色，包括诗经、全唐诗、唐宋词、宋诗、台湾地区古典汉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多个各自独立的全文检索系统。
(一)唐宋代文史综合研究资料中心
“唐宋代文史综合研究资料中心”是中华典籍网络资料库网站的一个子系统，其中的“唐宋词全文数据库”收录唐五代词2500余首，全宋词近2万首；宋诗包括苏轼、晁补之、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王禹偶、范仲淹、晏殊、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苏洵、王安石、苏辙、邓忠臣、秦观、黄庭坚、贺铸、陈师道、张耒、李扇、晁说之、王令等宋代名家诗全文。该检索系统支持复合检索，并根据不同文学体裁的特点，在检索选项上加以变通，使查询更为便利。例如，唐宋词检索，可依作者、词牌、词序、词题、词文等进行检索。其中作者可用作者本名、字、别号等检索。该资料库包含唐宋词作者及词文中引用之每一个人本名、字、号及别名，使用者从作者检索点检索时，以任何一个名称检索，系统会蔓动到此搜寻其字号、别名，使检索范围更完整。检索结果可列出该作者生平资料、作品目录及浏览全词，词文可使用关键词和模糊句检索。
宋诗检索提供了作者、涛题、诗句、综合检索等几个检索点。例如，要查苏轼诗作中有关茶的诗句，先到宋诗的查询页，若用诗句检索，将会得到所有宋代诗人的相关诗句，但若用综合检索一作者栏输入“苏轼”、诗句栏输入“茶”，就可找全苏轼所有品茗说茶的诗50首；如果在诗题项目上点一一下，就可看到某首诗的全文。十分便捷。
(二)红楼梦网路教学研究资料中心
“红楼梦网路教学研究资料中心”是中华典籍网络资料库的另一个子系统，整合了中国著名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各种资料。
罗凤珠先生表示，《红楼梦》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也是国外翻译本最多的文学著作，并且内含很多诗词，与系统中以诗词为主的要求相一致。在红楼梦系统中可以看到多元化的艺术，包括人物特写、大观园平面图、戏曲音乐欣赏、红楼彩绘图及扬州红楼宴的名菜食谱，以及文物图文展示等。另外，该系统也可以教导上网的人作诗填词。
红楼梦全文及注解系统所采用的是杭州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著名红学家蔡义江的《红楼梦》版本。采用这个版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拥有比较完整清楚的注解本。该系统从1992年开始制作，在制作过程中不断搜集资料并且自费建置网站。
“红楼梦网路教学研究资料中心”开启中文学门引用计算机科技，作为研究与教学工具的典范，因此获得l998年台湾地区中华民国资讯月活动执行委员会所举办的“杰出资讯应用暨产品奖”。
三、两者的比较分析
(一)从古籍文献数字化的理念看
古籍文献数字化是传统古籍文献整理与现代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产物，通晓计算机技术的人才并不难找．而精通古籍文献知识的人才却不是太多，既懂古籍文献又精通计算机技术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占籍文献数字化的关键之一是需要有能够利用计算机技术来驾驭古籍文献并具有很好理解能力的“专业”人才。
元智大学“中华典籍网络资料库”的主持者罗凤珠在文学和资讯方面都颇有造诣。该网站设计从一开始就制定了独特的设计理念。网站成员包括计划主持人罗凤珠，制作群为优特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元智计研，文学推广组包括文学顾问黄启方教授、曾永义教授，英文顾问陈慧如，技术指导谢清俊教授、朱四明教授，法律顾问德律国际专利商标联合事务所。该系统由文学领域的学者提出规划需求。再与技术人员充分讨论，最终设计出真正符合学科需求的系统。该网站不仅充分利用计算机科技为文学服务，在网络上为教学和学习提供rr便利，也更加展现了古典文学的多样化风貌，极好地完成了文学与艺术、音乐、建筑的学科整合。
南京大学图书馆是其工作人员参与到古籍文献数字化的工作之中，因而不可能完全按照有关研究者的思路进行网站设计和古籍文献的处理，不可避免地会降低专业人员使用数字化古籍文献的有效性。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学科为国家“211工程”的重点学科，其前身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后又成立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有许多学富五车的学者教授，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因此，中文系师生参与古籍文献数字化这项利国利民的庞大工程，能保障古籍文献数字化之路走得更远。学校已经充分认识到兼晓古籍文献和计算机技术的人才匮乏，而注意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二)从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建设方式看
南京大学图书馆采用的是引进资源或者与其他单位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例如，“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即为引进的资源；而“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和“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旧际合作计划”皆为合建而成。其中，前昔为国内高校问的合作，后者为国际间的合作共建。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进行数字图书馆建设与研究，是首次利用引进外资方式进行“211工程”建设。这一项目的实施将推动海量数据存储、管理、检索和多媒体处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促使我国在大规模数字图书馆建设和信息服务领域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将为带动数字图书馆领域新的国际合作计划提供基础，对于改善我国高校教学科研的信息环境、建设一流大学具有重要意义。
而元智大学的“网路展书读”由元智大学主导．采用了学校与技术公司合作开发的形式。这说明，元智大学在技术方面略胜一筹，但要想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进行更大规模的古籍数字化工作，合作共建、资源共享才是更好的方式。这样做，可以减少资源的重复建设，充分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使数字资源规模化，增加国际影响力。
(三)从数字化古籍的内容看
南京大学的数字化古籍有书目数据和全文资源库两种形式。例如，“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主要为书目数据的合作共享，并可在此基础上实现馆际间的合作；“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则是对古籍的全文数字化，可进行全文检索和阅读。元智大学的“网路展书读”是全文数据库，对古籍进行了全方位的全文数字化，并开发了一系列辅助工具，从更深层次揭示了古籍内容。例如，对《红楼梦》这本古典著作，完成了人物特写、大观园平面图、戏曲音乐欣赏、红楼彩绘图、扬州红楼宴名菜食谱，以及文物图文展示等成果。
元智大学的“中华典籍网络资料库”是将古籍数字化后放到网络上免费提供给公众使用，为教学与科学研究提供便利。其资源简单易用，可充分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例如，红楼梦网路教学研究资料中心系统就可以教导上网的人作诗填词。而南京大学的数字化古籍资源丰富，但美中不足的是缺少统一性，通过“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数据库阅读全文，必须安装Djvu插件和tiff插件。
四、“网路展书读系统”设计值得借鉴之处
(一)DIY个人平台的建立
“网路展书读系统”最大的特色是以使用者自助式(DIY．Do It Yourself)为发展导向。中国古籍自动化的瓶颈，一为资料的输入，二为资料的分析整理。前者叮借人力键人或扫瞄机功能，较容易获得解决。资料的分析整理：一方面，需要专家学者投入大量时间与人力；另一方面，资料分析见仁见智，无法完全符合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冈此，提供一个简单、便捷、人性化工作平台，在网路上快速方便地取用、交换、编撰资料，进而建立个人资料库，是本系统研究的重点。
自助式系统设计方式，除了可以节省系统设计者分析资料的时间外，其最大的优点是让使用者有更多的主控权，并使系统设计者对使用者想象空间、思辨过程的影响降到最低。读者可以自建注解眉批资料，自建艺文媒体资料，自建个人研究资料，自建教材编撰资料，补建研究论著资料，自建词文相关资料，增补唐宋词全文资料，倚声填词，避免系统设计者的主观影响，让使用者有更多的自主性，把系统的局限性降到最低。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学习观念已经从阶段学习逐渐转变为终身学习。南京大学图书馆肩负着充分满足学校师生乃至华东北三省公众提高技能、扩充知识的重任。然而，每个人的需求又各有不同，这就需要数字化系统既有能基本满足需求的平台，又可以通过同类优秀网站的链接和个人编辑平台，来扩充数字化系统的资源范围，满足不同使用者的个人需求。
(二)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古籍文献中有许许多多的地名，甚至一地有数名，一地的辖区范围在不同时代又各不相同。而且，由于历史的变迁，很多地名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有的已经不再使用。这样，就给阅读古籍造成理解的障碍，数字化过程中对古籍中的地名规范处理起来也非常困难。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以现代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方式构建的古代地理信息系统。这个系统并不是简单地附上一个现代的电子地图，而应该正确地反映不同时代政治地理的变迁情况，同时辅以古代地名名称规范数据库。“中华典籍网络资料库”中的唐宋代文史综合研究资料中心就包括一个宋代的地理信息系统，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并且一目了然。
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大量的方志古籍。这些方志古籍牵涉的内容众多，而要很好地、直观明了地揭示出其主要内容，完全有必要将现代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移植过来，依照地方志的描述建立一套古代的地理信息系统。这样就不再只是对古籍的文字录入，而是真正地使技术服务于古籍整理，使古籍数字化内容高出原版古籍，为学习与研究提供方便。
(三)网路讨论区的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