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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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儒家思想范文第1篇
儒家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思想的代表之一，同道家美学、楚骚美学和禅宗美学构成中国美学史上的四大思潮，儒家提出的的“美善统一”、“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怡情之美”等观点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时代变迁，在现代社会，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王权政治土崩瓦解，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开始强调社会公平和对人权的保护，此时传统儒家美学思想所依附的经济政治背景产生变化，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势必会同这种转型的现代社会在某些方面产生碰撞，比如儒家美学过于强调艺术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体主观情感的诉求，这与注重个体情感表达和满足的现代社会有些格格不入。两者之间的碰撞衍生新质，也相当于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返本开新”，而这种衍生的新质正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开创中国特色设计所需要的理论指导，值得探究。下面以儒家核心美学思想“美善统一”和“中庸之道”为例探讨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新质涌现。
“美善统一”是儒家核心的美学思想，整个美学思想体系都基本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是由于两者虽都是优美的乐律，但《韶》乐表现尧舜禅让之事，表达的是仁义礼智的理想，孔子评论其尽善尽美；而《武》乐表现战争，不符合道德要求，所以孔子评其尽美而未尽善。其中“美”是指外在形式，“善”是指内容，在最根本意义上是指高尚的道德品格。由此可见，孔子主张的尽善尽美，是表现形式和通过形式所传达的高尚道德能够统一，才是美的最高境界。但孔子的美学思想受其恢复周礼的最终目的的制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过多的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善”所传达的内容规定了刻板的社会的道德美，将个体情感赋予了太多社会性的意义和使命感，最终是为了维护王权统治。而在现代社会人权的解放的大背景下，“善”衍生了新质，更强调在道德和法律容许的范围内个体情感的充分表达，不受刻板的社会道德美的限制，不会因为作品表现的内容是社会阴暗面而否定他的价值。同原来相比，现代的“美善统一”的善更多是指表达的内容通过贴切的表达形式带给人愉悦、启发、警醒等对人类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益的作用。因此，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将“美”和“善”作为独立的两方面来看：“美”，现代社会各设计流派杂糅，风格万千，不同的表现形式难以评定好与坏；而“善”，提供的服务、营造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友好的指向性很强，就是有益于人和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不再追求艺术的社会功能而是人类发展的更高层次，而这正是设计美学的真正价值。所以就现代设计艺术层面而言，从人和环境出发的“善”是“美”的前提和基础，而“尽‘善'尽美”也对设计的流程，消耗的资源，所用材料和工艺，人机交互和情感表达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美善统一”是孔子提出的美学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美学批评的尺度——“中庸”。“中庸”以“过犹不及”为准则，强调情感的适度表达。孔子曾赞美《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认为艺术的情感表达如果超过适度，欢乐的情感就变成放肆的享乐，悲哀的情感表现就成了无限的伤痛，只有情与理的和谐统一才是最理想的，才符合“中庸”的原则。儒家中庸美学思想对我国传统艺术影响颇深，形成独特的“中和”之美。所以我国传统艺术基本建立在中和之美的基础上，形成传统艺术的特殊风格，艺术形象温柔敦厚，追求意境的恬淡宁静，表现方式讲究委婉比喻，讲求含蓄美。“中庸”之美之所以强调在艺术创作中避免走向极端和片面性，达到恰当而不“过”，力求温柔敦厚之美，是因为儒家认为欣赏者在喜、怒、哀、乐任一种情绪上产生“过”，就会损害身心，影响社会稳定和谐。但是这种对情感表达的度的要求使情感被牢笼、禁锢在一个相对安宁和谐的形式中，这对维持王权统治下的社会稳定颇有成效，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合现代社会更不适合对艺术的发展和创新。一方面，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需要恬淡宁静的美来中和忙碌的疲惫和压力来放慢脚步享受生命，但并不是人人都要听《关雎》、观水墨画和用竹制品，来陶冶情操克制住情绪的度才能驱走疲惫纾解压力。很多人压力大时爱听摇滚乐或蹦极，疯狂的节奏和行为超出了“中庸”之道规定的尺度，但是却能让人抛开重压再次充满前进的动力。这就意味着传统的“中庸”之道单纯讲求艺术的“中和”之美和温柔敦厚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而是应当变换方式，追求艺术和生活的“中和”之美，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是活的，随时根据生活的需要来调整，两者达到中和才能化解不良的情绪，只有不压抑个人情感，才真正能达到个人情感的恬淡宁静，达到最终的和谐之美。另一方面，对艺术的发展和创新而言，一味的追求和谐安稳就没了创造力，没有创造力就不能返本开新，继而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无法创造价值。这正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设计缺少创造力的原因。因此，在对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方面，不能一味满足在相对安宁和谐的形式里，要有创新精神，要打破原本的形式去探索新的方向。
上文概述了“美善统一”和“中庸之道”的美学思想在艺术层面上同现代社会相碰撞所涌现的新质，这些新质对中国发展当代美学，构建中国特色设计风格，探索前沿艺术理论都有一定程度的推进和帮助。因此，从民族的长远发展而言，不断总结和汲取儒家思想的智慧，转而同发展现代美学，构建和谐社会相结合，研究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新质涌现，是十分有开拓意义和重要价值的事情。
作者:范文洁 单位:华侨大学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传统的儒家思想范文第2篇
一、传统儒家德育的原则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传统儒家德育思想是以"仁"、"礼"为核心，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强调人伦和礼义的关系，秉持"仁"的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仁"的思想最早是由孔子所提出来的，且普遍存在其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之中。在这里"仁"的含义比较多，其中常用的一点就是指要"爱人"，即关心爱护他人。这种"爱人"的思想在孔子以及其继承者身上都有十分明确的表现，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这些都表示出一种为他们着想，关爱他们的思想。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传统儒家的"仁爱"思想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将关爱他人、尊重他人以及理解他人作为高校德育教育的基本原则。大学生是高校德育教学的主要受教育对象，他们各方面的能力以及逐渐趋于成熟，因此在高校德育教学的过程中，应尽量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交流和互动，教师要保持平等的态度去教育每一个学生，用"理"来说服学生，用"爱"来打动学生；用自身的行为来带动学生；而不是以端着高人一等的架势，用权力和利益来强迫学生和诱惑学生。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施教的过程中不仅要从本身出发还要从学生作为受教育者的角度思考，要清楚的认识到教育不是任务，更不是简单的敷衍了事就行的，而是一种使命和责任，需要切实的给予受教育者帮助、关心和爱护，指导和教育他们面对困难，解决困难。
二、传统儒家德育的方法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传统儒家的德育思想是由孔子创立的，其中诸多的德育方法都是孔子通过数十年的教育实践累积而成的，且在实际的运用中也的确发挥出很大的效用。其中有关立志、内省、诚信等内容的教学方法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学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的品德修养，促使其主动修身立志。"立志"教育是传统儒家德育思想中十分看重的一点，尤其是教育学生确立和坚守自己的人生志向以及对待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强调对学生的意志锻炼，即要求学生能够持之以恒、不畏困难、拒绝诱惑，始终坚守心中的理想和信念。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充分展示了儒家德育对"立志"的重视。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自学生踏入校门的那一天就开始，要求学生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以及职业生涯规划、学习生活要求等方面，鼓励和引导学生排除外界的一切干扰和影响，培养过硬和心理素质和坚强意志，帮助学生树立自信、自强、自立、自爱、自尊的优良品质。同时借鉴传统儒家"内省"的教学方法，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对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克制能力的培养，通过自律教育来引导学生自觉的遵守法律法规、校纪校规。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即指每个人要多反省自己的过错，少埋怨别人，这样才能减少与别人的矛盾。此外在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还应该注重对学生的诚信教学，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是衡量学生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准。传统儒家德育教学在这方面提出"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表示要求学习者能够言行统一，言行相顾，同时为了防止言行不一的产生，"慎言"也是儒家德育诚信教学的一种方法。因此在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要注重对学生诚信的培养，要求学生讲信用，重承诺。
三、传统儒家德育的"知行合一"的理念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当前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多采用灌输式的纯理论教学，在道德实践方面涉及的内容较少，学生对道德标准的理解只能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并没有能够真正的将其内化至自己的日常行为之中，致使学生的道德效率难以提高。传统的儒家德育思想讲究"知行合一"，注重道德的实践性，即要求受教育者不仅在认识的层面上清楚道德的标准，更要在行为上身体力行，从而真正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修养。传统儒家德育思想认为受教育者只有将道德规范内化形成自己的道德品质，才能利用内化了的道德标准来规范、约束和调节自己的想法和行为，通过这样儿产生的行为和思想才能说是有道德的。因此对于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应该主要划为两个阶段，分别是"教"和"育"。前者是要求学习道德，后者则倾向于道德的培育和养成。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既要注重学生的自身修养和理解，同时也要引导学生多从实践中获取真知，摆脱死记硬背、生搬硬套、闭门造车的学习方式，应该向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稳定的交流平台，让学生通过亲身的体验增强对道德的理解，使之逐渐成为自己能力架构中的一部分。
四、传统儒家德育的"修己"理念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传统儒家德育思想中十分注重自身的修养，强调受教育者能够"克己内省"、"学思结合"，即希望受教育者能够从内心认可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在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一直比较侧重于他律，将教育学生和改变学生的希望寄托在外界的力量上，而相对忽视了学生的自我教育。当前的大学生多数属于青年阶段，因此他们具备相对成熟的思考能力和自我教育能力，但在实际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经常会被忽略到，同时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受到了限制，不利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高校的德育教育中应当重视对学生自我教育的挖掘，引导学生积极学习、主动学习、尊重学生的差异性，鼓励学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教育；教育者也应该努力构建起其与学生之间民主平等、亲善友爱的师生关系，从而更好地引导学生开展自我教育，使学生逐渐产生较强的进取意识和自我克制意识，能够自己向自己提出提高道德素养的目标和任务，并且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自觉的学习知识，进行转化和自我控制。通过这样的一个"修己"的过程来帮助学生从内而外的提升自己的思想品质和道德素养，最终实现高效思想政治教育"树人"、"育人"的教育目的。
传统的儒家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荀子/儒家/人性/法
西周末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渐趋崩溃，原有的社会秩序遭到根本性破坏。以恢复旧秩序为己任的思想家孔子清醒地认识到，宗法制度之所以得不到遵守，就是因为以祖先祭祀为表现形式的原始宗族崇拜为人们日益觉醒的主体意识所代替，人们不再是自然的盲从，而是根据获得现实利益的需求肆意践踏着约束不同等级身份者的礼。要把人们重新引导进礼的规范，就要让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树立一种敬畏意识，从而使其在内在的约束下自愿自觉地遵守客观外在的社会规范———礼。在历史上，他第一次根据社会主体的情感提出“仁”的哲学思想体系。他企图通过启发人的自然的血缘情感，建立起人的道德文化心理，从而使“孝悌”、“仁义”等范畴成为人们的宗教性道德追求。孔子所创立的“仁”的哲学思想体系也就成为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的思想基础，由于这种思想体系所追求的目标是使人建立起道德文化心理，因此，重视道德情感、道德心理、道德评价，强调道德教育、人治也就成为儒家的基本传统，成为先秦儒家区别其他各家的基本标志之一。
身处战国后期的荀子，秉承儒家的传统，讲“修身”，讲礼义教化。他在《君道》中说；“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荀子·君道》)他强调君子在治国中的作用。“君子者，治之原也”。(《荀子·君道》)“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完全是儒家本色。但荀子毕竟是生活在战国后期，其时七国均通过变法初步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且兼并战争已接近最后的决战时刻。荀子两次游学于齐，在稷下讲学时曾看到前期法家的著作，尤其是他打破儒者西行不到秦的传统，亲见秦“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的“治之至”(《荀子·强国》)的法治局面，认识到像孟子那样只空洞地从理论上论述儒家“德治”、“仁政”的思想，已不能使人们通过道德追求建立新的秩序，道德的自我约束已在诸侯争雄逐霸的残酷现实面前败下阵来。荀子在为已建立起来的诸侯政权富国强兵献计献策的同时，在主体之外寻找价值根源，把孔孟所追求的宗教性道德敬畏修正为对外在的礼法规范的敬畏，把内在的道德追求发展为外在的客观规范约束，只不过他还没有像后来韩非那样只信赖外在法的强制，而不关注行为者的内心情感和道德评价。
一、礼法根源的重构
荀子从商鞅的“民性有欲”(《商君书·算地》)以及民趋名利的思想得到启示，提出了与孟子相反的人性理论———性恶论。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仁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荀子所谓“性”乃“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生而有”、“天之就”的“不可学，不可事”之性，显指人生而有之本能。
人性既恶，何以导之为善?荀子提出“伪”的方法。“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人之本能，待师法礼义而化，伪之为善，即通过礼义教育、文化陶冶而改正其“恶性”，从而为“正”。
“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荀子·性恶》)荀子并不像法家那样利用人之好恶，通过刑赏引人在行动上合法，不计较人之道德善恶，而是希望把外在的圣人的礼法内化为人的内心道德。人之性恶决定了价值根源不在主体内在，更不存在先验的“四端”。那么人的道德怎么建立?荀子第一次提出了价值根源的外在说。“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性恶》人能克服本能而向善是圣人制订的礼义的外来改造的结果，是外在价值的内化。然则，既为性恶，人为什么能克服本性而向善?荀子认为，人虽性恶，但人都有知礼义之质。“‘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这个“质”、“具”就是“心”，“心”能辨别是非善恶，能主宰人的选择。“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荀子·正名》)“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荀子·解蔽》)心是主宰，然终非孟子所谓“四端”的道德自觉，即价值根源，而仅仅是观照万理的心。“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荀子·解蔽》)心本无价值观，而只是照见外在的理，保持虚静的心，照见万理，亦即知道圣王所制的礼义法度。荀子的价值来源是圣人，是圣人制礼义、起法度，心只是观照，受教化，始终没有价值的内容，这与孔孟是不同的。但荀子身处各国君主专制制度已普遍建立的时代背景下，他清晰地看到孟子的“性善四端”之说为世人冷漠且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从为君主专制制度做论证的需要出发，把价值根源归于圣人、圣君，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那么，圣人根据什么制礼?这又涉及到荀子的另一个哲学范畴，那就是“天”。《荀子·王制》说；“君子者，天地之参也”。这大概是后世“天人合一”，尤其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先导。荀子既讲“天人之分”，又讲“天人合一”。在讲农业生产时，他主张不要向天屈服，要“制天命而用之”；在讲处理人事又要重视天(他这里的天是指客观规律而非人格神的天)，认为圣人若能“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荀子·天论》)，即认真虚心地体察客观规律，就能制定出礼法。这样就把圣人制定的礼法最终归根于客观的天，实质上就是把体现君主专制制度礼法的合理性归根于天，把社会成员敬畏心理建立的根源也指向了外在的客观的天。
二、“礼法并用”的思想
荀子既认礼义为道德之外在价值根源，则极力强调礼的重要性。“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荀子·王霸》)“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荀子·议兵》)“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
基于他的性恶论，荀子并不认为仅仅凭借圣王的礼义教化就都能化性起伪，而是主张“礼法并用”。“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礼义化之”的同时，还要“法正(政)治之”，“刑罚禁之”。因此，荀子说；“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
荀子倡“礼法并用”的另一个表现是，他释礼为法，“礼法”并提，“故学也者，礼法也。”(《荀子·修身》)“礼法”是荀子提出的一个新范畴，既含有礼法相加的内容，又含有二者同属的关系。“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是法的基本精神和总纲领，礼统摄法。他说；“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法是依据礼义制定的，仍然秉持儒家的传统。荀子关于礼产生的目的是“定分止争”的提法，在早期的法家的学说中都已有过。慎到说；“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吕氏春秋·慎势》)《管子·七臣七主》更明确地说；“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不同的是，法家说的是法，而荀子说的是礼。如前所说，荀子的礼中已含有大量的法，二者说的其实很接近，都含有国家制度、规范的内容。荀子多次把礼比作权衡、规矩、绳墨，强调规范的客观性、不可移易的标准性。“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荀子·王霸》)而此前的法家讲到法的特征时也以之做为比喻；“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商君书·修权》)不仅比喻相同，连文法也几无二致，从中可看出荀况的思想承自商鞅，也显示出了荀子以礼做法的信息。
荀子重法，同样是重视外在价值根源的体现，他不仅通过法的客观外在约束来保证规定社会秩序的礼法实行，更是通过执法行为在人的心理树起敬畏的道德。
三、吸收“术”、“势”思想
荀子多年讲学于稷下学宫，接触到了各派学说，包括曾影响齐国政治变法的《管子》，尤其是他曾到过秦，对法家的思想有较多理解，因而他的思想中，在儒家思想的主流外，重视法家提出的术势对执行礼法的作用。
荀子主张礼义教化使人的“恶性”起“伪”，但他并不认为仅靠礼义教化就能改变人的恶性，而要辅之势、法。他说；“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礼义教化是以“君势以临之”为前提条件的，辅之以“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才能发挥“起伪”的作用。这不仅吸收了慎到等的“势”的思想，而且吸收了法家重在造成人之不能为非的客观条件的思想，这已逐渐弥补了儒家一味讲德治的缺陷，确立了“导惩”结合的较客观全面的法律思想。当然，他也继承了法家重赏重罚的思想。他认为；“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荀子·议兵》)君主使用赏罚就像做买卖一样，“悬贵爵重赏于其前，悬明刑大辱于其后，虽欲无化，能乎哉”?(《荀子·议兵》)这种思想为后来的韩非及秦统治者发展到极致，但荀子本人的重赏重罚目的仍在“化”人，这与韩非等后来者是不同的。
传统的儒家思想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在对待意志自由上,总体上有宿命论倾向,但它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强调道德意志的作用,承认人的道德意志是自由的。儒家以“天人合一”作为哲学基础,从道德选择中的“为仁由己”、行为实践中的“力命并举”、道德评价中的“志功结合”、道德修养中的“存养功夫”等方面来阐释意志自由问题。
意志自由问题,也就是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意志自由指意志摆脱外在约束的能力和状态,即人们正确地认识外在的客观必然性和自我选择与决定的能力。总体而言,儒家思想在自由和必然问题上,有宿命论倾向,注重整体、群体观念,强调理性的自觉,强调道义和社会伦理规范,忽视个体的感望和意志自愿,个人的自由意志总体上处于被压抑的地位。所以,有学者认为,传统儒家思想中没有意志自由思想。实际上,这一看法失之偏颇,儒家自孔子以降,在强调知命,承认客观必然性的同时,许多思想家都肯定人具有独立的道德意志,肯定道德意志的积极作用,人是具有意志自由的。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传统儒家以特殊的方式来说明意志自由问题,表现为道德选择中的“为仁由己”、行为实践中的“力命并举”、道德评价中的“志功结合”、道德修养中的“存养功夫”等方面。
一、天人合——意志自由的形而上学基础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最高成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与对象世界相互关系的深刻思考,特别是反映了人对自身存在、本质及其价值的认识。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也是儒家对意志自由问题探讨的基础和逻辑出发点。
天人合一的观念发韧于殷周时期。这里的天是指帝神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这里的人是指自然之人、德性之人、主体性之人。《诗·商颂·玄鸟》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尚书·召浩》记载:“皇天上命,改厥元子。”讲的就是人是由具有意志的上天派生的,君权是神授的。北宋张载用天人合一表达了这种观念。各时期的儒家伦理思想家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孟子的性天同一论、董仲舒的天人相类论、张载的天人同性论、二程的天人同体论、陆王的天人同心论。虽然各派表达不同,但大体意思具有一致之处,即在对待天与人、自然与人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关系上,强调二者统一、相同与和谐。
这种天人合一思想把哲学的宇宙论、认识论和道德观联为一体,使中国传统哲学从开始就面向人伦,把“人道”(即人伦)视为宇宙的有机构成而与“天道”合而为一,从而规定了儒家的道德本原、人性论、道德选择、道德修养等方面的理论模式,也决定了他们在意志自由理论方面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在道德、道德意志来源问题上,由天道直接引出人道,如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朱熹的“是皆得于天之所赋”,不可避免地将必然与当然、事实与价值混为一体,把人道这个人们行为的当然之则看做是不可违背的天命、天理之必然,陷人了道德宿命论。这也决定了在道德意志问题上重视自觉而忽视自愿、重视必然而漠视意志自由的倾向;但另一方面,在道德主体、意志能动性、道德行为评价和道德修养方面,却又高扬人的主体精神,突出意志的巨大能动作用,如在道德修养中,通过“尽心、知性、知天”、“复性”、“居敬穷理”,在内心世界达到天人合一,通过道德实践、存养涵育、知行结合,极力去实现这种自由意志,以期达到“天地万物一体”,成就主体的至善自由境界。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主体意志自由,在儒家那里,更多地排斥了个体感望和个性的意志自由,而且因阶级局限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真正实现。
二、道德选择中的为仁由己
意志自由首先表现在人的意志的独立性,即道德选择中的自觉自主性。孔子肯定人有独立的意志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里不可夺的“志”即独立的意志和理想,匹夫即一般平民,平民虽没有贵族的地位和财富,但也有自己的不受外人外物强制的意志。当然,孔子没有提出自由的观念,而提出“由己”。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这种观点肯定了意志的自由及其自觉能动性,任何人凭借自身的积极努力,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都可以达到很高的道德境界。孟子比孔子更明确强调意志的自觉能动性,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把人的道德意志能动性提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对普通民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又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上》)孟子对于志的诊释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这充分肯定了志在人类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荀子也充分肯定了人的意志自由。他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使墨云,形可劫而使屈伸,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日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荀子·解蔽》)荀子讲心对身的主宰作用,主要是意志、情感的主宰作用,这里的神明之主即自主的意志。所谓“自禁”、“自使”、“自夺”、“自取”、“自行”、“自止”,就是讲意志的自由选择。“心容其择也”,也是说意志具有选择的作用。
宋儒陆九渊特别强调人的意志自由和能动性。他常常对他的学生说:“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缺,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陆九渊集·语录上》)又说:“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缺?当侧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强刚毅。”“自得,自我,自道,不倚师友载籍。”(《陆九渊集·语录下》)这些说法都强调人格独立、意志自由,反对依傍他人,反对精神上受奴役。王守仁则在“心外无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认识论和修养论上的“致良知”。他有名的“四句教’'Ef:“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即心本来是超乎善恶对立的,所以是无善无恶;意念发动,便有善恶之分;良知自然能分别善恶;道德修养就在为善去恶。王守仁将认识和修养都归于心灵的活动,即自由意志的活动过程。人所有的认识与修养,都建立在意志自由的基础上。尤其王阳明对“心”这种主观精神、结构及功用作了深人的探讨和张扬,对意志品质的强调和对人格修炼中的意志培养也作了深人研究。虽然我们从总体上说道德意志理论没有离开理性主义的路线,但其已经开通了导向唯意志论的通道,具有唯意志论明显倾向。阳明后学尤其是刘宗周,将“诚”与“意”发展成为具有本体论色彩的道德意志,他要上至皇帝、下至民众在内心自觉地确立这种为仁由己的自由意志,从而被认为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典型的唯意志论代表。
三、道德实践中的力命并举
力命并举,这里的“力”指的是人事、人力、人为,即人的主观意志努力。“命”指的是人们常说的命运、命定,也就是人力不可改变的必然性。力命
关系也就是人的主观意志努力与命运的关系。传统儒家伦理思想既肯定客观必然性的存在,又宣扬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道德意志的积极作用。
孔子、孟子既肯定命运,又重视人为。他们认为,贵贱、贫富、生死、寿夭、祸福等取决于命,而人的善恶、智愚、贤不肖等则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努力。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命的肯定和认可。他认为人的生死富贵都是命中注定的,事业成功失败也是命定的。因此,他要求人们知命,自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日》),作为理想人格的君子当知命。但是,孔子从未因“畏天命”、“知天命”把人引向对“天命”的单向度的仰赖,他反倒是由对这“畏”和“知”的反省更大程度地肯定了人在天人之际的那份主动。孔子又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努力,不废人事,认为人成其为人最要做的只在于“仁”心、德性的修持,要“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以“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作为自己的人生态度。总之,孔子认为只有尽人事方可言天命,不可假天命而废弃人事,体现了儒家思想中极为珍贵的人为当与命运抗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孟子的主张与孔子基本一致,他更加明确地划分了何者属于命的范围,何者属于人为决定的范围。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这里对于美味、声色、安佚等欲望的满足,不是天性所能为,而应该归于天命,不用强求,而对于仁义礼智等善的实现,则不能强调命运,而应努力追求。孟子还区别了“天爵”、“人爵”之分。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即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人们应该追求天爵,即仁义忠信,把修天爵放在第一位,天爵修了人爵(公卿大夫)就会自然而来。
后世儒家对力命观有了更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突出人的主观意志方面,逐渐淡化命定、突出人力作用。东汉的王充提出了“察气受命说”,对先天命定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人与万物都由气构成,由于人察气的不同,造成了人性的差异,也造成了人们不同的后天命运。柳宗元说:“变祸为福,易曲成直,宁关天命,在我人力。”(《柳河东集》卷二,《愈膏盲疾赋》)二程也说:“人事胜,则天不为灾;人事不胜,则天为灾。”“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数,直到不得已处,然后归之于命可也。”(《河南程氏外书)卷五)更重要的是二程提出了“循于义”、“命在义中”、“命以辅义”等观点,将命置于义之下,降低了命的地位,重视人事、人力的作用,具有积极的历史进步意义。明朝中后期,一些思想家如王夫之、颜元、魏源提出了“造命说”,主张“造命回天”、“主宰气运”(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赵盾第十六》),这些观点强调了人们的理性精神的自觉和主观意志能力的功用,也反映了时代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的启蒙与觉醒。
四、行为评价中的志功结合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的意志自由观点还在道德行为的判断、评价标准上有所体现。总体上讲,儒家伦理是典型的道义论,义以为上,看行为是否符合道义的标准,但我们不能将儒家伦理学说归为动机论。实际上,儒家很多思想家对行为的考察,既看动机“志”,又看行为的效果“功”,也就是志功结合的观点,应该说,这是一种较为全面的道德行为评价标准。
孔子虽然对志功问题没有直接论述,但综观其思想,其中确有志功结合考察道德行为的思想倾向。如孔子称许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观其语脉”,程颐解释说“称其仁之功用也”,显然孔子“亦计人之功”,并非通常人们理解的只讲“义以为上”的纯粹动机。孟子对志功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孟子有“尚志”之说。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尚志指的是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坚持仁义的原则,也就是要有高尚的意志目的和动机。孟子又主张“食功”,即对于有功的,应给以报偿。
孟子认为,士从事道德实践,也就是从事宏伟的事业。孟子认为士不是“无事而食”,士从事教育事业,也是有功的。孟子的观点是肯定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就是典型功利主义者的陈亮,在强调功效的突出地位和作用时,也并不忽视动机的作用。如他在评价汉初王陵和陈平时说,两人“发心”都“不欲王诸吕”,而欲“刘氏之安”,尽管他们“不幸或事未济而死”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诬也”。反之,“若只欲得直声”或“若占便宜,半私半公”,“则济不济皆有遗恨耳”,“皆有罪耳”(《复吕子阳》)。可见,陈亮也主张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而不是“以成败论是非”的效果论者。
与志功问题相似的还有心迹问题。心是思想,即动机,迹是行动上的表现,即实际效果。隋代王通曾说:“心迹之判久矣。”(《文中子中说·问易》)在这里,王通将思想和行为、动机和效果看做是不同的东西,强调他们的不一致。而这遭到了程朱的批判。朱熹说:“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乱说。故不若且于迹上断定不与圣人合。其言有合处,则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近思录·异端之学》卷十三)程颐也说:“有是心,则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乱说。”(《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在这个问题上,程朱强调的是思想和行动、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五、道德修养中的存养功夫
儒家伦理思想中就如何培养道德意志,如何实现意志自由,提出了一系列修养理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孟子、荀子的存养功夫。
传统的儒家思想范文第5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艺术设计；影响
中图分类号：J505；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186-03
一、当代儒家思想的变化和意义
“儒道同源”是我们对儒家思想比较广泛的认识，然而，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比道家思想要深刻和广泛得多。在中国，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社会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而在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儒家思想在其社会思想体系中也有不可磨灭的地位。我国在追求变革的途中，也曾经打出“打倒孔家店”的旗号，但随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进而使儒家思想得以再度兴起。而目前，受到西方文化等的冲击，我国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面临着适应当代社会的境况，而经过一定阶段的探索和发展，现在的儒家思想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取得了广泛的认可。
（一）儒家思想的要义
无论时代如何改变，一种思想的主流要义是应该保持其独立性的。而儒家思想的要义中，贯彻始终的是“仁”，其次是“义”、“礼”、“智”、“信”。这“五常”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之中。而儒家思想的道德制高点则在于“中庸”。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内涵和解释方式呈现出多样化、阶梯性的发展，但是其核心内容仍然在社会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二）当代儒家思想的意义
1.当代儒家思想仍是人们道德体系的基石。尽管受到西方文化一定程度的冲击，当代的儒家思想仍然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占据基础而又重要的地位，进而形成人们的思想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而“仁”、“义”始终处于大众道德体系的顶端，经过其自身的理解和演变，形成独特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对其精神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2.当代儒家思想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儒家思想所设立的行为标准并非遥不可及，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其在保持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已经产生多重衍生意义，并且在保持其现实性的同时，也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因此，即使是普通的百姓，也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应用或者遵循。例如，“诚实守信”的到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
3.当代儒家思想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儒家思想一直保持着“兼容并包”的特征，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其更加能够“独善其身”。但是，儒家思想并不拒绝承认个文化主体之间的矛盾，而是使其能够并行，进而和谐相处。站在较高格局而言，这对解决民族文化的冲突，构建和谐中国以及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中原地区主要的传统艺术形态及其特征
从五帝时代开始，中原地区的文明就一直带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并且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笔笔浓墨重彩，期间发展起来的广泛艺术形式，至今仍旧受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人民的追捧和探索，并且已经成为了中原地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原地区主要的传统艺术种类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在我们的祖先努力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的同时，将自身朴素的审美观念与实际的生活需要相结合，并且就地取材，创造出具有一定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产物，甚至有的艺术种类直到如今，仍旧让人叹为观止。
1.中原地区的工艺美术资源。审美情趣的发展使依靠人民的实际生活体验为基础，并且使之与相应的技术结合，进一步产生精美的成果，继而陶冶人们的情操。中原地区资源丰富，文化发展繁荣，自然风光秀丽，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制造了许多的工艺美术产品。例如在瓷器方面，有洛阳的唐三彩、宇宙的钧瓷；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朱仙镇的版画，将传统的工艺设计与中国的丰富文化结合在一起，不仅具有很高的审美和欣赏价值，更具有较高的文化研究价值。此外，南阳的玉雕也是一门精美的艺术，并繁荣发展至今，据多方考证，开国玉玺“和氏璧”即出于南阳。中原地区也是青铜器的故乡，青铜器的历史比唐三彩更悠久，价值也更高，因而也越来越受到瞩目。作为四大名砚之一的澄泥砚，其精品也出于中原，加之其上所雕刻的精美图案，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除此之外，仍旧值得一提的还有淮阳的泥泥狗以及中原某些地区发展成熟的剪纸艺术、以及洛阳宫灯即彩灯艺术等。
2.中原地区的其它艺术形态。除了传统的手工艺品等艺术资源之外，中原地区还有较多的其它艺术形态。例如从夏朝开始即形成一门艺术的舞蹈形态，从仅具祭祀性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兼具娱乐欣赏功能的舞蹈，不仅受到了宫廷的重视和支持，也引发了出儒家之外的道家、法家等各个学派对乐舞的关注和评价，促进了中原乃至全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如今已经自成体系。另外，中原的音乐发展也时刻与文化和政治历史等深刻结合在一起，具有是跟重要的地位。除此之外，中原地区在服装的装饰方面，也发展了良好的艺术审美形态，例如中国传统刺绣工艺中的洛绣和汴绣等技术，其款式和图案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另外，服装的饰品诸如“荷包”等，不仅体现了古代女红的高超水平，更变大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以及人们之间美好的祝福。
（二）中原地区传统艺术的主要特征
1.传递情感、折射民俗。无论是荷包还是剪纸，都传递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朴素情感，至今看来，仍旧充满了弄弄的“人情味”。同时，这些传统的民间艺术，也承载着传播民俗的重要使命。其中的内同与神话传说、时令节气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其表达出来的形式则涵盖了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人物山水等方方面面。无论是传递人与人之间美好而纯粹的情感，还是表达对自然和信仰的敬畏和折服之情，这些传统的工艺品无不向我们展示着曾在这篇土地上生活的祖先以及他们的勤劳品性、智慧以及朴素的审美。
2.结合了各个时期的文化特征。中原民间艺术的形式种类繁杂，内容丰富多样，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主流文化都在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得以深刻的体现。仅仅以一个小荷包而言，就能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重要缩影。例如，荷包的形制千姿百态，颜色千差万别，皆因使用者的性别、等级不同而严格分类，这是传统儒家文化“礼”制中的尊卑、等级等的直观体现。再者，以中原地区的传统民间服饰而言，其中的装饰图案和款式设计都极力依照对称和均衡的形式美法则进行相应的设计，体现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而具有美好寓意的各种装饰图案，则体现了中华文化中以善唯美的纯粹思想。
三、儒家思想对中原地区艺术设计发展的新影响
即使是在传统的中原艺术表达形式中，其所在时代对其艺术表达的方式、效果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其文化特征、情感、民俗等都直接作用于艺术表达的过程和结果之中，继而展现出独特而又别致的审美情趣，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范本和线索。而在当代，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儒家思想再次成为影响着大多数人的主流思想，尤其是对于中原地区而言，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儒家思想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地区。新时代赋予传统儒家思想的新意义势必会对中原地区当代艺术设计的发展产生新的影响。
（一）对艺术设计理念的影响
设计理念是设计师对产品的概念等进行的构思，它直接体现在产品的设计成果中，并直接作用于产品的风格形成等。而设计理念的形成与设计师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文化都具有重要的联系。设计师灵感的来源需要丰富的文化熏陶作为沃土，而儒学思想中的美学观念运用到如今的社会当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中庸”对设计理念的影响。“中庸”亦称“中和”，是儒家道德体系中的重要标准，运用在艺术设计中，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要求产品的设计效果与其周围环境等具有较高的切合度，尽管设计需要一定程度的创新，但是其产品不至于太过标新立异，从而导致与其应用环境格格不入。同时，产品的设计理念应当贯穿于整个设计过程当中，每个细节的考量都应该收到足够的重视，不偏不倚，从而达到完美的效果。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外来的先进理念保持平和的态度。在面对外来的优秀技术时，既不盲目追求其新意而导致忘本，又不过分拘泥于中国传统设计理念的限制进而使产品设计理念落伍，而是取两者之精华，并经过自身的感受进行一定的融合，使二者之间形成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有利状态，进而呈现出极致、完美的效果。
2.儒家“仁”学思想对设计理念的影响。“仁”的思想，其本意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运用在艺术设计中，它主要体现于对设计理念的考量过程中人文思想方面的运用。一方面是“爱人”。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现代艺术，都是为人类服务的，其设计目的在于增加人类生活的方便程度，或者提高大众的审美情趣。因此，在有关的艺术设计中，理应以人为本，充分考虑各个因素所能影响到的人文情怀，与细枝末节中展现“爱人”的良好品德，使其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另一方面，是爱自然万物，以现代的理论而言，即为艺术设计中的环保理念，这是对自然界中生命的珍视和爱护，也是对其保持怜悯情怀。
（二）对艺术设计效果的影响
设计效果直接体现在产品的运用过程当中，这不仅包括对产品的实用效果的影响，也包括对产品的审美效果的影响，体现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其直接衡量标准就是大众的购买度和认可度。
1.“中庸”对设计效果的影响。大多数艺术设计面对的消费者人群是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中层消费阶级，其对产品的接受度和认可度直接展示了设计效果。中原的消费者深受“中庸”思想的影响，并且，由于自身购买力的限制，大多数群众会选择价格适中、质量适中的产品，既不愿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购买价格高昂的产品，又不愿降低自身的需求选择质量较差的产品，这就是儒家“中庸思想”的间接体现。
2.儒家美学对设计效果的影响。儒家美学包含的方面极广，传统的儒家美学，以“仁”为本，将文化的智慧与艺术的审美充分结合，大气而不标新立异，并于微小细节之处体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高度和谐。而中原地区的群众深受这一影响，对产品的审美需求既不停留在较为陈旧的审美观念中，又不盲目追求标新立异的方式，而是将智慧之美与产品的设计效果相结合，进而选择既适于自身又落落大方的产品。
（三）对现代设计师的影响
对中原地区的艺术设计师而言，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植根的这篇土地，其艺术设计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历史可以借鉴和引用，同时其艺术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在这里兴盛和传播，每一件传统艺术品都充分体现着浓厚的文化气息，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压力也是十分重大的，资源的利用似乎已近极致，这对他们的创新性要求更高。
1.儒学思想帮助设计师保持平和心境。面对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层出不穷的艺术设计产品及其飞快的更迭和淘汰速度，如何抵抗这样纷乱的干扰，而是关注于产品设计的本身，同时，保持自身特有的审美观念，对设计师而言是一种重要的考验。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面对压力和诱惑，设计师保持自身的平和心境，专注于对设计的精确考量，不断积淀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修养，继而拿出优秀的艺术产品，才能取得最深层次的广泛认可，这也是儒学思想的积极作用真实的体现。
2.儒学思想帮助设计师形成自身的独特风格。一个成熟的艺术设计师，必然有自己引以为傲，同时广受他人认可的设计风格，这也是将自己及自己的成果与他人进行区分的重要途径。而自身风格的形成，必然需要不断的积累和创新。在保持自身风格稳定性的同时，追求其细节等方面的动态变化，并吸收相应时代和地域的特点，加以借鉴，进而使自己的成果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更久远的流传。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经历了一定的发展变化，而中原地区的多种传统艺术形式深受其影响，二者的结合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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