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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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案例教学

一、商科院校开展《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意义

1、可将深奥的理论通俗化

《西方经济学》对于大多数大一、大二的本科生来说是一门抽象、深奥、逻辑极为严谨、思维极为缜密的课程。在过去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很多商科院校的任课老师对教材的钻研很深，讲解也很严谨、准确，但课堂教学效果仍不理想。原因是没有采用案例教学的方法。近年来，湖南的一些商科院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师，通过案例教学将抽象、深奥的理论形象化、通俗化，大大地提高了《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的质量。本人也在案例教学中获得了较多的体会，如笔者在讲解博弈论时，运用了案例“过路客和回头客”来阐述卖者和买者在信息对称和不对称情况下的交易行为。案例指出：一个湖南人在三亚买水晶眼镜和一个海南人在三亚买同样的水晶眼镜的价格是不一样的。经商者出售给“过路客”的商品与“回头客”的商品往往是同货不同价，或同价不同货（质量不同）。出售给“过路客”的商品，要么高出当地售价，要么是质量低一档，即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交易行为。而卖给“回头客”的往往是当地市场价或当地消费者熟悉的商品。即信息对称下的交易行为。同时借题发挥，进一步阐述，信息的对称是通过重复博弈形成的。学生在案例分析的启发下，比较容易地理解了“信息不对称”和“博弈”的概念及和两者的关系，以及博弈的内容。

2、有利于将分散的课程元素进行整合，帮助学生从体系上掌握基本原理

如案例“汽油价格与汽车的需求”综合了单个商品（汽油、汽车）的需求规律、互补商品的需求规律、替代品的需求规律以及互补商品的需求交叉弹性等原理。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分析，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掌握了需求规律和弹性理论。

3、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在讲解“谷贱伤农”时，运用了自编案例“柑橘的丰收与橘农的损失”成功地解释了经济实践中看似矛盾的现象，让学生深刻地理解了在常规思维下被认为是“悖论”的经济学原理。同时，借题发挥，引导学生观察生活、关注社会，将理论很好地与实际相结合。

4、可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社会经济问题，提高学生的观察思维能力

从教学这一狭义的范畴来看，似乎案例是为经济理论服务的，但实际上，经济理论本身就是为经济实践服务的，案例反映的是经济社会实例，因此，通过案例教学，一是可以帮助学生弄懂经济学原理，二是可以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知识来解释、解决经济社会中的现实问题，达到教学的真正目的。

二、编写《西方经济学》案例应注意的问题

1、《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构成要素要完整

《西方经济学案例》应由题目、资料、问题和案例分析四个部分构成。其中“题目”，即与所讲解的原理相关的事例的名称；“资料”，包括例证（事件）中的时间、数据、人物、文献等；“问题”，就是根据案例中涉及到的疑问、矛盾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针对案例本身揭示的疑问或矛盾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如针对案例“1988年旱灾对于美国农产品供应的冲击”。提出以下几个问题：（1）运用供求理论分析旱灾造成玉米、黄豆、小麦、大麦和燕麦的产量下降导致价格如何变化？（2）玉米、黄豆、小麦、大麦和燕麦价格上涨将导致畜牧产品的供给量、畜牧产品价格以及相关肉类产品的价格如何变化？并分析其原因。（3）政府应采取什么措施保证畜牧产品和相关肉类产品的持续供给？而对于有些综合性较强的案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此案例涉及到哪些相关的西方经济学概念和理论”。目的在于让同学们将案例中的疑问和矛盾与西方经济学原理紧密地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案例分析”就是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借助图形、数学模型等工具分析解决案例中的问题。

2、《西方经济学》案例的编写应力求恰当、准确、经典、精练

所谓：“恰当”，指案例的内容必须与所阐述的原理吻合，要做到通过一个案例的分析帮助学生更加透彻地理解相关深奥的经济学原理。如果举例不恰当，就会让学生知所云，不得要领，将会适得其反。“准确”是指文字表达要准确，事例（事件）的阐述要清楚，因果关系要符合逻辑，数据材料要到位。“经典”指案例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应从以下几方面打造案例的经典：一是常理和公认的逻辑相悖的事件，特别是与权威的预言和论断相悖的事件。二是现行政策明令禁止而又不断发生和广泛存在的事件。如一经济杂志中题为“民间金融的生与灭”，就是一个经典的宏观经济案例。案例选取了温州非正规金融部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故事，来阐述政府政策与民间金融的矛盾。三是充满内部矛盾、存在相互冲突、看似无法解决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必然是复杂曲折、跌宕起伏，选择这种事件作为案例，就会使所描述的故事生动具体，活灵活现，引人入胜。如笔者在一些相关的经济文献中阅读到的张帆关于民航改革的故事，陈宗胜关于天津鸡蛋价格管制的故事，光关于山东惠民“大市场”要灭“小”市场与浙江义乌小市场变成大市场的案例，都是很经典的。“精练”是指案例的篇幅不宜过长，文字要简明扼要。这个问题在《宏观经济学》案例中比较突出。如笔者在以前的案例教学中采用过“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等，都是一些篇幅长、内容涵盖面广的案例。因此，在分析此类案例之前，我都将其做一些必要的删节整理，既葛清了线索，又减少了篇幅。

3、《西方经济学》案例的选择和编写应兼顾中西方文化特色

既然是西方经济学，就应该有西方特色。而作为经济学原理，可用于分析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现象和解决其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因此，在采集和编撰案例时，应兼顾文化的多样性特征。如编辑消费者行为案例时，可结合中西方民俗，点染一点民族文化的色彩。如由笔者编撰并引用到课堂中的“法国的酒文化”、“中国的美食文化”、“麦当劳的文化战略”等，都是文化色彩很浓的案例，将这类案例注入到《西方经济学》这种极其严谨缜密的课程中，无异于一种活性元素，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4、西方经济学案例应紧密联系我国经济社会中相关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

如2007年末至2008年初我国以及“5・12汶川大地震”，都是国人关注的焦点，因此，在讲授微观经济学第二章时，笔者编写了案例“2007年末至2008年初南方发生冰雪灾害对食品供应和物价的影响”，通过这个案例，有效地将案例与供求规律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提高了《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应用性，又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5、《西方经济学》案例应力求通俗，并讲究趣味性

从普遍现象来看，北津学院的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稍微差一点，因此，应更多地注重案例文字的通俗和内容的趣味性。如上文述及到的“麦当劳的文化战略”、“篮球比赛与市场竞争”、“过路客和回头客”等都是兼具通俗性和趣味性的案例，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广受学生的好评，较大程度上提高了教学效果。

6、应注重版面设计的艺术性

在以往的案例教学中，更多地注重案例的内容，而忽略了视觉艺术，因此，《西方经济学》任课老师应在科学设计案例内容的同时，加强案例版面设计的艺术性，在构图、色彩、动画等方面着力创新，以增强视觉效果。力争在短期内将《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推上一个新台阶。

7、案例分析要简洁、贴切、形象、生动

案例教学最本质的意义是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引导学生解读抽象、深奥的原理。因此，第一，进行案例分析时应运用最简洁、最准确的语言概括案例的内容，将最核心的内容与相关的课程内容贴切地联系起来，准确地解读经济学原理。第二，讲解应生动形象，切忌照本宣科。把握以上两点才能让学生印象深刻，达到案例教学的预期效果。

8、应注重案例形式的多样化

最好能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形式的案例。如讲解一些经济指标时适合运用一些块状或柱状图形；讲解消费者行为理论（即效用论）时，除了文字案例外，还可运用图形（如某些品牌商品）或声像、动画，用于演示消费者的购物等消费行为；讲解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内容时，可播放相关的会议录像片段，或播放一些名人、权威人士的讲话录音。但是，无论哪种手段，都应组合得当、紧凑有序，重点突出。总之，应尽量有机地采用多样化的手段，增强视听效果，增强案例教学的感染力，推进案例教学上台阶、提升案例教学层次。

三、开展《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第一，师资条件。任何一个商科院校应有一支比较稳定成熟的《西方经济学》教师队伍。一是《西方经济学》教师应谙熟教材，能贯通教材的体系、框架、原理，在教学中能自如地将案例与相关的经济学原理相结合。二是具有运用多样化教学手段的能力，如制作多媒体课件、操作电脑等基本的电子设备。三是《西方经济学》教师具有敏锐的思维和观察力、有独到的见解。四是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并能勤于探索，不断出新。

第二，技术设备。21世纪高校的课堂，应配备起码的视听设备。包括电脑和屏幕、功放机、话筒等。

第三，资料储备。仅仅有图书资料还不足以支撑《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教学。因此，除了图书资料外，还必须储备相当数量的声像资料。

第四，教学软环境支持。开展案例教学首先需要科学公平的激励机制。开展案例教学需要各位老师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大量细致的工作，包括案例的收集、整理、编写、制作等，如果没有科学公平的激励机制是很难开展起来的，即使开了头也难以持续。激励的方式不是简单的物质刺激和表扬，更重要的是对教师劳动的尊重。如对做出贡献的教师应给予更多的关怀和鼓励，除适当的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外，还应该优先给其提供外出学习、调研的机会。其次是有序的管理机制。包括案例教学的组织分工、督促、检查、评比等。再次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开展案例教学需要购买各种图书以及声像资料、需要主持或参加会议、调研等，没有一定的经费资助是办不到的。

【参考文献】

[1]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学习与教学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3] 薛求知、黄佩燕、鲁直、张小蓉：行为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微观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范文第2篇

【摘要】By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firm theory， this articlefocuses on the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 that hasemerged in recent years. theory views the firm as anagency that integrates its employee’s special knowledge. Froma brand-new perspective，it explains the issues including theexistence and the boundary of the firm， the coordination inthe firm，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ructure，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the knowledge.

【关 键 词】企业/企业理论/知识整合/知识

enterprise/firm/theory of the firm/knowledge integration/evolution

【 正 文 】

澳洲莫纳什大学的杨小凯教授1994年发表了“企业理论的新”的论文［1］，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自科斯1937年的经典到90 年代初这段时期内企业理论的发展，并着重探讨了“剩余权”的理论含义及其对改革的意 义。毫无疑问，杨小凯的这篇论文对企业理论是一个很全面的概括，并指出了其前沿所在，这对于了解企业理论的新进展的确很有帮助。但是，近些年来，企业理论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学者相继提出了基于知识的企业观点，逐步形成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这是一种建立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走出理论体系相似的企业理论。因此，现在看来，虽然不能说杨小凯所归纳的企业理论新发展已经过时，但是对其进行补充是必要和有益的。

一、企业理论的演进过程

企业理论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 它的可追溯到古诺1838年的论文。一百多年来，企业理论的演进过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即新古典企业理论和企业理论。下面就是对这两大阶段的简要回顾。

1.新古典企业理论

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基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利用最优决策理论进行了经济，它的假设是完全理性和利润最大化，在这种假设下，企业内部的运行被视为一个黑箱，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2］。企业为了实现最大利润， 必须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单一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决策。

新古典企业理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企业理论。因为它没有回答有关企业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企业内部是如何运行的，企业是选择生产还是从外部市场购买，它仅仅是利用局部均衡分析预测企业在输入市场的购买决策和输出市场的供应决策。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静态优化理论，它隐含地假定人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产权界定清晰、零交易成本、人具有完全理性等。这些隐含假定决定了新古典企业理论存在一些缺陷［3］， 它无法解释企业内部组织及企业范围的整体布局；无法解释企业中的一般契约关系；也无法解释企业绩效与国家经济效益之间的联系。总之，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假设前提阻碍了企业理论的发展。

2.现代企业理论

一般认为，科斯（Ronald Coase）在193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标志着现代企业理论的诞生。在该文中，科斯利用交易成本的概念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出现”这一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忽视的简单问题。科斯认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办法，二者具有互替性，企业的存在是由于它能节约市场的交易成本，所以交易成本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真正原因。但是，企业不能完全代替市场，也不能无限扩大，企业的边界是由企业内部行政管理费用与市场费用相比较来决定的。遗憾的是，从3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几十年内人们对科斯的这种新观点“引而不用”，企业理论未能得到实质性的进展。

80年代以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分支，一是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nlson）借鉴有限理性的假定，假定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提出了资产专用性概念，证明事前的合约是不完全的。二是张五常、杨小凯加以发展的间接定价理论，张五常在1983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企业并不是用非市场方式代替市场方式，而是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因为中间产品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会产生极高的交易成本，而劳动市场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企业的出现就在于用交易成本低的要素市场代替交易成本较高的中间产品市场，中间产品通过企业获取的收益相当于对其进行间接定价［2］。

以阿尔钦（Amnen Alchian）和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 ）为代表的产权理论主要是分析企业内部的激励结构问题［4］， 它是科斯在产权、交易费用和外部性等方面成果的发展。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实质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在团队生产中，一个人工作的努力程度会他人的效率，因而一个监管生产的人成为必要。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提出了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剩余索取权”的概念。

现代企业理论除了上述核心内容，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企业契约理论和委托——理论等。

二、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的主要观点

近年来，现代企业理论随着知识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作用的日益提高，逐步出现了新的发展。这一新发展得益于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知识库的重要命题［4］，也就是说，出现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 它来自技术管理、创新与信息经济、基于资源的理论和组织等最新研究成果。在理论层面上，潘罗斯（E·Penrose）、阿罗（K·Arrow）、哈耶克（F·A·Hayek）及其他学者的知识中心论，由于演进经济学家尼尔 森（R·Nelson）与温特（S·Winter），以及认识论学家波兰伊（M·Polanyi）等人的贡献而得到极大的丰富［5］。

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与新古典企业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根本不同的解释［6］。

·企业为什么存在；

·企业的边界是如何决定的；

·企业中协调的本质是什么；

·企业的组织结构意义，即层级和决策权分配的意义是什么。

1.企业为什么存在

德姆塞茨（1991）认为，企业的存在代表一种对知识经济学基本非对称的反应，知识获取比使用需要更强的专业化，因此，生产需对处理许多具有不同类型知识的个体专家进行协调。但市场不可能确保这种协调作用，因为市场无法面对：（1）稳含知识的不可流动性；（2）潜在购买者占用显性知识的风险。这样，企业作为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机构而存在，因为这种机构能够创造使多个个体整合其特有知识的条件。

这种把企业的作用看作是整合知识的机构的观点与科斯－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企业理论是很不相同的，交易成本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存在是因为它们能够避免同市场交易相关的成本；而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则关心与特殊交易类型（包括知识）相关的成本。然而，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强调企业是管理团队生产的组织，而非交易的机构。Ghoshal与Moran（1996）认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优势不是简单地避免交易成本，而是以与市场很不相同的逻辑控制某种特定经济活动的独特优势［7］。

2.企业的边界

如果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整合大量个体所拥有的特殊知识（因为这样的整合不能通过市场来有效地进行）。那么，由什么决定企业的边界呢。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根据知识利用的相对效率来分析企业的垂直和水平边界。

德姆塞茨在1991年解释了企业在垂直边界［7］， 如果市场能有效地转换产品而转移知识缺乏效率，如果在生产阶段B需要使用阶段A所利用的知识，则生产阶段A和B的垂直连接将被整合在同一个企业中。另一方面，如果阶段A和输出不需要使用阶段A所利用的知识就可在阶段B 来进行处理，则阶段A和阶段B能有效地通过由市场界而相联系的独立企业来进行。

企业之间的水平边界出现在产品与知识群体的空隙中。许多知识并非要求产品的特殊性，而是要求范围经济。因此，有效的知识利用要求多产品企业和企业的知识领域与其产品领域相一致。一般来说，完美的一致性是不存在的，因为企业的知识领域并没有完全被其提供的产品所利用，反过来，产品生产所需要的知识也不可能全部从企业中获得。这样，为了实现知识的充分利用，经济中便出现了反映产业特征的产品——知识包（bundle）［6］，其中小包表示个体企业， 不同的产品——知识包决定了企业的水平边界。

3.企业中的协调

企业中的协调是企业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对企业中的协调提出了崭新的观点。传统组织理论认为组织的基本任务就是协调多个专家的努力。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强调，实现有效的协调是企业的一个主要任务。在协调理论的研究上，劳伦斯和罗斯齐（Lawrence and Lorsch，1967 ）把协调看成是组织内部目标冲突的解决［8］。

传统组织理论对于协调的研究着重于作为基础结构的层级，因为复杂活动的组织集中于权力关系，合作的实现是通过幕僚程序的垂直影响。基于知识企业理论已有的研究结果认为，如果大部分与生产有关的知识是隐含的，那么知识在组织成员间的转移将是极其困难的。如果生产要求整合许多个别的专家知识，那么效率的关键是在组织成员通过交叉学习使知识转移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有效的整合。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有希望作出较大贡献的就是对企业中协调的分析。

4.组织结构

上述把企业作为知识整合的机构的观点，对企业内部结构有重要意义，一是层级的作用；二是决策权的分配。

（1）层级的作用

组织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组织所包含的许多个体中实现有意义的、协调的行动。这个问题有二重性，一是纯协调问题；二是合作问题。即使协调的技术问题可以解决，分歧的个体目标应如何解决呢。层级就是作为有效地解决个体分歧目标的机制而出现的。层级对于协调一个包含多个特殊单元的复杂系统是一种有效的机制。

基于知识的企业观点认为，如果高层次决策依赖于低层不流动的知识，那么层级就会 降低高层决策的质量。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生产（包括生产决策）需要许多类型知识，如果这些知识存在于许多个人之中，并且整合机制仅包含相当少量的个体，那么，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是可行的。最近几年流行的基于团队的结构，实际上是对缺乏效率层级的一种改善，基于团队的组织的实质是通过直接接触个体专家能够最有效地实现协调。如果专家协调者（管理者）不能利用必需的专家知识，他们就无法有效地协调。

（2）企业中决策权分配的意义

企业中决策权分配的意义与层级在知识整合中的作用有关。传统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所有者拥有决策权，作为所有者的代表，董事会把决策权授予高层管理人员，然后管理者依次向下授权给各层级。基于知识的企业观点对决策权分配作出了新的解释。

第一，关于决策权与所有权的关系。如果企业的主要生产资源是知识，而且知识存在于个体雇员之中，那么雇员拥有大量的企业资源，企业同雇员签订合约是为了使用那些知识资源。然而，雇佣契约不像实物资产，它无法明确规定企业对雇员知识资产的所有权关系，如果决策权由所有关系授予，且如果企业资源由股东和雇员共同拥有，那么管理的决策权由股东或董事会向下授予，由雇员向上授予。

第二，关于决策与知识的关系。决策的质量决定于其所依据的相关知识。如果与某一特殊决策相关的知识能集中于组织的某一点上，那么集中决策是可行的，但转移与积累知识的能力由于知识类型的不同而不同，显性知识是可转移的，但不一定要集中于某一点上。特殊知识（包括无法以统计形式积累和分析的隐含知识与显性知识）是转移成本很高的知识。因此，即使决策所要求的知识是集中的，根据隐含性经验知识所作的决策可能是分散的。

三、组织创新与管理创新：竞争的必由之路

通过对企业演进过程的回顾，我们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在一些关键方面与新古典企业理论及企业理论的重要区别。概括起来，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主要是作为整合知识的机构而存在，它能把存在于个体中的特有知识整合成产品与服务，并降低知识交易的成本；知识利用的相对效率决定了企业的垂直与水平边界；协调是企业内部目标冲突的解决，企业的首要任务是为知识整合建立起必要的协调；层级对于协调一个具有多个特殊单元的复杂系统是一种有效的机制；有知识的雇员拥有大量的企业资源，决策权由雇员自下而上授予，决策的质量取决于作出决策所需的相关知识，知识的属性决定了决策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

显然，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对新古典和现代企业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它必将引起企业管理的一场革命，企业管理将进入适应知识要求的，以拥有知识资本的人才作为管理核心的“知识管理”新时代。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创新与管理创新是企业对知识进行有效的管理、增强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组织创新就是要建立能有效整合知识的企业组织，这是一种把与企业有关的人和企业内部的人用联结起来的型组织，该结构能最充分地利用知识并再生知识，使企业具有活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的核心任务是建立一种智力基础设施，使知识能够彼此联系并发生作用。所以，管理创新的目标就要建立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要求的管理体系，以知识为纽带，将人力资源、信息技术、生产过程、市场开发乃至企业的经营战略等协调起来，形成一种能够创造、使用、保持、更新以及转让知识（智力）的全新的管理模式，使整个企业的生产经营高效地运作。未来的企业将主要通过知识而不是有形的物质资源进行创新的管理来获取竞争优势，求得持续发展。

四、结束语

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从理念上突破新古典主义的禁锢，把企业看作是整合知识的机构，从而为企业的组织创新与管理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知识企业理论所包含的一系列新观点及其引发的企业管理革命，对我国的企业管理具有重要指导和启迪意义。当前我国企业正处于转型时期，普遍需要一种有效的管理新思维和新，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才能满足这种需要。因此，知识管理是我国企业在知识经济时代进行管理革新的必然选择。

【】

［1］杨小凯.企业理论的新发展［J］.经济，1994，（7）.

［2］符正平.西方企业理论研究中的三大研究纲领［J］.经济研究学术动态，1998，（3）.

［3］［丹麦］尼古莱·J·福斯，克里斯蒂安·克努森编，李东红译，企业万 能：面向企业能力理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4］Alchian. A. A. and H.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C］.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62:777－795.

［5］Spender J. C. and R. M. Grant. Knowledge and the firm:overview［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17(WinterSpecial Issue):5－9.

［6］Grant， R. M.. Toward a knowledge based theory of the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17(Winter Special Issue):109－122.

微观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规模经济　奶牛养殖

一、规模经济的涵义

无论是规模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还是其后的经济学家，其对规模经济的定义基本上都是围绕成本概念来展开的。微观经济学认为，所谓规模经济又称为规模节约。规模经济最核心的涵义是指在投入增加的同时，产出增加的比例超过投入增加的比例，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即规模收益(或规模报酬)递增；反之，产出增加的比例小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即规模收益(或规模报酬)递减；当规模收益递增时，称作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规模收益递减时称作规模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ale)。规模经济的分类方法很多。按照生产要素在企业的集中程度和投入产出量的大小，可以把规模经济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单一产品的规模经济；第二个层次是工厂水平上的规模经济；第三个层次是多工厂水平(多种产品工厂)上的规模经济，或叫企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本文主要研究单一产品的规模经济。

二、规模经济的理论综述

自经济学成为一个专门学科起，对经济生活中规模经济现象的研究就开始了。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然而，自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马歇尔之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则基本放弃了分工理论，转而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为人们更好地认识规模经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分析工具。

(一)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传世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序言中指出了国民财富增长的两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分工。他认为通过社会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在既定的资源基础上增加社会的资财。为了说明分工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他详细地比较了独立生产与分工组织生产的效率差距。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分散生产、简单协作与工场手工业等不同分工形式的比较，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大规模组织生产带来的生产效率的巨大进步和财富的巨大增长。同时也使人们看到了机器大工业所引起的对工场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消亡。

马歇尔是第一个重视并较为系统地研究规模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根据分工与生产专业化的程度，马歇尔从企业的角度将规模经济的多种形态归结为两类，即：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他认为，内在经济的产生是由分工和机械的使用造成的。企业内部的分工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与管理的分工；另一种是生产过程中工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对于外在经济，则主要是从分工与决定工业地点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上来论述。当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时，外在经济就产生了。

阿林・杨格发展了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理论，第一次论证了市场范围(规模)与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的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从而超越了斯密定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杨格的分工理论被后人命名为“杨格定理”，即：“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

(二)新古典经济学规模经济的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领域是在价格机制引导下的资源配置。由于规模经济包括内在规模经济和外在规模经济两种情况，而外在经济是与报酬递增联系在一起的，这在杨格和马歇尔的分工理论中都可以看到，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静态分析无法解释报酬递增的动态增长。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就仅仅研究由技术决定的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存在一定缺陷，但它对规模经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观察和认识的有益视角。

(三)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科斯在《企业性质》一文中提出了有关企业存在的交易费用理论，其核心内容是：企业将倾向于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交易费用理论进一步阐明了企业代替市场交易中管理对规模经济所起的作用。当时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协调机制能够自发地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科斯交易费用理论的产生恰恰是从研究产业一体化的规模问题中遇到的困惑而引发的。

(四)“木桶理论”

“木桶理论”又被称为“短板理论”，指某一事物的发展和成效取决于全部因素中最为不利的一个因素，即“短板子”，其实质是要求对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目的是使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的效益。

三、制约规模经济的因素分析

规模经济效应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可将这些条件分为内部可控因素和外部不可控因素(能否控制是一个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概念)，而这些因素一旦不能满足或变化，将改变农户的规模经济效应。即影响到规模经济性曲线斜率的变大或变小，左移或右移。如图所示。

(一)外部不可控因素

1．市场需求规模

产品不同，对生产企业的规模要求不同。在发达国家中，市场规模较大的产品要求生产企业必须超过大规模地生产，通过与生产技术相适应的规模化生产来实现低成本，如汽车业、钢铁业的生产规模一般很大。就奶牛养殖业而言，养殖规模的大小与市场对乳制品的需求直接相关。奶牛养殖业所提供的原料奶是乳品行业生产链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奶制品平均消费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消费水平，具有很大的消费市场。

2．买方市场

在卖方市场的条件下，只要提高价格，就可立竿见影提高经济效益，因而降低成本被视作是次要因素。这时，生产经营的目标是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以获取更大的利润，生产企业的规模经济性将不被考虑。而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由于出现激烈竞争，企业无法通过降价来获得更大盈利，因此，谈规模经济必须是在买方市场的前提下。就呼和浩特市奶牛养殖户而言，他们多是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不能与大市场抗衡，且处于近乎完全竞争市场，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无法通过改变原料奶市场价格获得经济效益，只有通过扩大养殖规模，降低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来获得更大的利润。

3．行业状况

行业不同，生产企业进入退出的壁垒不同。大企业是以高投入高产出方式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因此必须有强大的资本后盾，其高额的资金投入是规模化生产的重要壁垒。而对于呼和浩特市地区的奶牛养殖业来说，行业进入壁垒相对较低，95％属于分散养殖，养殖户进出相当自由。

4．饲料供应

规模化低成本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供应是形成规模效应的重要前提。奶牛成本及日常的饲料消耗是影响奶牛养殖户规模效应的主要因素。由于乳制品企业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奶牛饲养出现“泡沫”，拉动奶畜价格上升，增加了奶农的投资负担，同时，提高进入壁垒。充足的饲料供应及饲料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影响奶牛饲养的成本支出。完善的、稳定的饲料供应市场，有利于奶牛养殖规模的扩大。

5．政策制度安排

生产企业的规模经济与当时的社会的政策制度安排有着密切关系。不同时期，政府的制度安排不同，企业对生产规模的选择不同。目前，国家很倡导乳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呼和浩特市，要努力打造“中国乳都”，积极鼓励奶牛养殖业的发展，并为其创造有利条件：对奶牛养殖户的贷款支持，技术培训、完善服务体系等。

(二)内部条件

1．农户素质

养殖人员素质的提高反映在规模效应上，即在相同的投资、生产规模条件下的成本降低。养殖人员素质高，可更快吸收先进的养殖技术，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科学饲养奶牛，减少饲料资源的浪费，还可减少单位产出的工时或提高单产，从而降低牛奶的单位成本，提高奶农收益。

2．基础设施投入

在现代化的生产中，设备要求较高，生产设备的高额投入，固定资产折旧费很高，这就要求规模化的生产以降低单位产出的固定成本分摊。因此，在生产规模不是很大时，设备的投资越少，经济性越高。对于奶牛养殖行业，经营适度的奶牛头数有利于养殖户采用合理有效率的饲养管理，同时也降低了单位牛奶的固定成本分摊，便于提高养殖规模效益。

3．饲料地面积

对于不同的产品，考虑到各个产业的投资要求、资金使用不同，有不同的自制率要求。自制率越低，降低成本的因素越少，产品的规模经济效益越差；反之，产品的规模经济效益越好，投资规模要求越大。对于不同的产业，合理的制定自制率将有完全不同的规模经济效应。对于汽车工业来说，自制率不应低于30％；对奶牛养殖业而言，饲料成本占饲养总成本的70％～80％左右，没有足够的饲料地面积，很难满足奶牛的饲料消耗，容易造成投资收益不明显现象，奶农扩大规模的积极性受到挫折。因此，饲料地面积对养殖户饲养规模有很大的制约性。

4．养殖经验

养殖经验丰富的奶农，饲养管理经验丰富，饲料配置合理，同时可以及时地发现奶牛身体的异常，疾病防御能力极强，能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由于多年的养殖经验，他们已经从养殖中获得了甜头，愿意继续投资，完善养殖中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样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了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

5．经济效益

养殖投资回报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规模经济性，它主要表现在奶牛养殖的投资收益是否大于其从事其他职业的机会成本。如果养殖的机会成本很高，养殖收益不明显，乳品市场不稳定，鲜奶收购不及时，则会造成奶农屡屡倒奶现象。饲料价格攀升，而鲜奶的单位价格基本保持不变，奶农无奈杀牛卖肉。低投资、高收益，是奶农继续养殖和扩大规模的主导因素。

在追求规模经济的过程中，除了上面论及的需求问题和市场条件问题外，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愈来愈大，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作用升值已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在我国养殖业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也日益递增。

四、结论

微观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观

新制度经济学市场观，是指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诸如市场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其有效的运行需要什么样产权制度前提、有什么经济社会代价等有关市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分歧。他们的思想揭示并弥补了主流经济学市场观许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们对市场获得更为完整、深入、科学的认识。

一、市场是一种制度

“市场并不像它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经济学者对“市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买卖双方自由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地方，是价格存在并受供求关系影响的地方。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货物交易场所，而是指地区的全部，在这个地区中，买主和卖主彼此之间的往来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价格有迅速相等的趋势”。②斯蒂格勒也认为，“市场是一个区域，在其中一种商品的价格是趋于一致”。③普瑞尔指出，市场是“（1）买者和卖者碰面议定商品和劳务交换的过程，（2）价格存在的地方，（3）价格受到供求力影响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地区”、“区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确定的空间，也包括无形不确定的空间。④在逻辑上，价格的存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是买卖双方在自由进行商品或劳务交易时必然伴生的现象。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买卖双方对商品或劳务进行自由交易的行为是“市场”的根本。只要存在着关于某种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着关于该物品的市场的存在。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看法与主流经济学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个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时才会普遍存在和有效地进行的现象。科斯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经济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私人法律，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则和规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达成”。⑤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市场意味着一系列运作规则，“个人行为恰好是在这些规则之下在市场中产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自由交易行为并不是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是使此种行为能够有效进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则和规定”的“法律体系”。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们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安排”或一种“制度”。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个社会体系视为依靠技术、法规或习惯对稀缺资源使用导致的冲突的解决方案”，市场只是人类所曾采取的许多“解决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种⑦。张五常说，“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样，市场被创造出来在其他约束条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鲁博顿和瑞切特说，“市场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进行反复交易（与个体之间的零星交易相对应）的社会安排，‘市场’这个组织由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一种制度）和人构成，人们创造了这些规则并将它运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这些制度“决定了每个潜在交易者的产权分配并对这些产权如何使用或转让作出了规定”，其目标是使“绝大多数潜在交易方有机会参与竞争”，⑩并“有效地组织交易”。[11]

总之，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是一种制度，是价格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们所看到的买卖双方自由地确定交换物品的价格和数量的过程或行为，只是在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社会安排”或“法则和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普遍性存在的现象，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所力图促进的东西。

二、市场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

由于主流经济学把市场归结为人们自由自愿的交换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自由交换行为的发生，即意味着市场的产生。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导致交换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作为人类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14]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无论是斯密说的交换倾向，还是门格尔所说的人类经济行为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还是“分工”，都不是由人们可识辨的外在于个人

的人为的有形强制行为的结果，而是自然或基于个人理性而自发生成的。把交易行为的发生或市场的产生归因于这些自发性或自然生成的有关人性或经济的事实表明，在主流经济学里，市场被看作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资源稀缺性所必然导致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这种利益冲突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产生存在的。阿尔钦指出，经济资源的稀缺性“阻碍了每个个人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它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通称为竞争。因为，按照定义，既然没有办法消除竞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竞争形式。”[15]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人类为解决这种“利益冲突”而“作的安排包揽了人类经验的全部范围，包括战争、罢工、选举、宗教权威、法律仲裁、交换和投机。每一个社会都采用过这些方法。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它们所强调的解决与资源稀缺相联系的问题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这里的“交换”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安排”，因此显然不是主要指行为，而是指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为他人拥有的财物的制度，即其所说的市场制度。

由于在历史上或在现实中，人类还常用许多非市场手段如战争、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来解决经济利益冲突问题，所以他们强调，人们选择市场作为解决因资源稀缺问题所导致的利益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17]自由交换要成为一种现实的普遍的行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权力来加以补充”，[18]需要得到“以国家暴力或惩罚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没有政府的协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用于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经济问题即由于稀缺资源使用而发生的利益冲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强调它需要公共权力的“补充”表明，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市场不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而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或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是基于集体理性人为建构的，具有强制的性质。这一点在新制度主义所提出的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三、市场是确保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实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要对为什么市场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就需要对他们赖于解释的市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对于人类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换这个倾向”，斯密本人和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没有予以解释或证明，也是难以证明的[21]。分工的程度与市场范围是相互依赖的[22]，所以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独立于市场对其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人类经济行为遵循“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只是经济人假设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西方经济学家至今都没能对该假设的普遍存在性进行严格的逻辑证明。所以，总的来说，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里，还没有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

由于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选择的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安排的一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就从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较的角度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他们认为，之所以是市场而不是“战争”等其他手段成了人类社会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为总的来说，市场制度的运行成本较低，能确保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率。

德姆塞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产权制度其实就是一组界定行为的原则，它规定了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而具体规定“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与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他说，“依靠暴力进行竞争一般不受称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许使用暴力，就看不清这种竞争的前提，即无法估计其净收益了”。而在市场上“通过‘自愿’谈判进行的竞争”之所以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就是因为它“提供了权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术手段，同样还提供了排除造成净损失的手段”，[23]即“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这就使得它“要比通过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竞争，更能为社会增加实际财富”。[24]德姆塞茨还认为，如果不经过市场协调就使用民主政治体制的集体决策或法庭裁定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就无法得到通过自由市场交易所揭示的为确保经济的高效运行所需要的信息，这样“不管

它们采用哪一种效率标准，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痒’，还很容易错判”，导致比市场更低的效率。总之，在他看来，“恰恰是由于要掌握这些关于效率的先决性条件过于困难，才使得通过自由市场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权及资源使用方式成为一种很实用的方法”。[25]

张五常指出，市场上的竞争“汇集了所有潜在所有者的知识——即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知识和资源使用的知识”，而“合约当事人之间的竞争”又“降低了执行合约的成本”，这样就“降低了寻找和追求最有价值的选择来签定合约把一种资源用于生产的成本”。[26]他还认为，市场价格是“唯一已知的几乎不导致或完全不导致租金消散的标准”，[27]所以在他看来，“一般来说，管理决策是不可能优于通过价格机制作出的决策。当价格信息引导从事的每一种活动时，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必然减少”。[28]因此张五常认为，正是由于实施自由市场制度社会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场制度的社会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经济生产力，才使得市场能广泛地拓展到原来排斥市场的国家。[29]

很明显，德姆塞茨和张五常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从市场更能促进经济效率或生产力的角度来解释，而后者则是从市场更能节省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但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来说，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这表明，他们二者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场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为根据来解释市场的普遍存在性。这种解释也进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集体理性和集体选择的基础。

 四、界定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是使市场有效运行的一个前提条件

市场运行是买卖双方的自由交易过程，也是物品价格的形成和决定的过程。价格形成和决定的理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运行的理论。从该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主流经济学家把任何经济物品或劳务的价格描绘成了只是由那些与其产权制度安排无关的诸如偏好、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资源结构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函数，因此，完全忽略了产权安排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另外，在该理论里，“交易成本被假定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界定不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会影响市场运行的效率。这表明，主流经济学蕴涵着产权与市场运行效率是不相关的市场观。

对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来说，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该经济理论的最为核心的命题。它认为，在该假设条件下，产权界定会通过影响市场交易成本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所以，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的关系是该学派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根据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强烈的动力以最有价值的方式使用其产权”，[33]而个人产权即个人对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等的任何弱化，如产权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无法获得有效的保护，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场价格信息质量的下降，[35]从而使得以市场出清价格的交换不能实现，影响资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37]。要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产权界定必须首先高度稳定”，[38]“要求不存在对合约条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对合约选择的限制”，以确保每一个人即“可以自己将物品或资源用于他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用途，也可以与其他人进行合约安排达到这种用途”。[39]由于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要靠国家，对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来自国家。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对尊重私有产权给以可信的承诺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40]严格限制政府剥夺财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础是繁荣的市场所必备的。[41]

五、市场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

为给市场经济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除了宣扬社会利益会因为个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为得到有效促进的“无形之手”原理之外，他们还不断地提出各种不同的学说或定理来证明，在市场经济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普遍和谐。如萨伊定律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利害是休戚与共的；[42]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则更是把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能让每一个人“凭自愿对它作出贡献，而获得的则超过他的贡献，并且总是增加着他的满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个人独立完全协调”的“美丽组织”；[43]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把自由市场经济描述成为没有剥削的正义的世界。[44]在目前，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把介绍阿罗和德布鲁等所证明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作为微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来宣扬任何一个人的

福利都不可能因竞争性市场的存在而变得更差的观点。[45]

新制度经济学家明确反对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这种和谐论。在他们看来，市场并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益冲突是市场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还在于他们认为：

1. 市场并不能消除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冲突，任何交换都必然包含着冲突或竞争的方面。阿尔钦说，由于资源“稀缺”这一“约束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资源不能同时用来满足竞争性的需求”，[47]“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在每个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必然地”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市场”是“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在市场制度下，“交换行为是一种手段，借助于这种手段，买者就能够为了从卖者那里获得商品而同别的买者展开竞争”。[48]因此，市场交换固然可能因为它是每个买者和卖者借以达到更理想境况的手段而具有协作行为的性质，但它具有竞争行为的性质也是显然的。所以，阿尔钦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该只把交换当作协作行为来考察，忽视它的“竞争方面”。[49]

2. 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说‘自由市场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也能使社会效用实现最大化’就不正确了”。因为“市场在权衡比较得益和受损时，是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自由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举例说，“当新产品进入市场时，自由市场在运作中承载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种新产品能给其消费者带来多大的益处，人们购买了这种产品，则被它取代的、原有产品的生产者就受到损害。”所以，他强调指出，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或认为 “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的观念”，是出于“对市场功能和运营”的“完全错误”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必须摒弃”[50]。

3. 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场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认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常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种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那样，那么也会因其无法容忍的非实用性（即没有效率），而很快就让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场“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该制度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尔钦认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个完美无缺的标准是有效的”。“市场”的这种“不完美”或“缺陷”是人们要获得它的“更大优点”所必须承受的“代价”。[52]

从其反对市场和谐论的最后一个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反对市场和谐论，揭示市场的不和谐性，特别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点，其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自由市场制度，而是为了反对那些一看到市场有缺陷就认为应该用政府来取代市场的干预主义。从这一角度讲，它的目的其实和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和谐论一样，都是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辩护的。

六、结语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主义市场观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观有深刻的差异。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新制度主义市场观是一种新的市场观。在笔者看来，无论从推进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来说，还是从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能够确保经济持续有效运行的稳定均衡制度的社会来说，这种新市场观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综合起来，它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它强调市场存在的制度基础，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自由交易并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样是仅仅依赖个人理性就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的行为，它需要某种特定经济制度的支持，好的市场（sound market）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完全自发的秩序，它包含并体现着某种人为的秩序，它需要建构理性主义的努力。其二，它指出市场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这一性质，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一个社会选择市场，首先并不是由于市场拥有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那些美好的性质，而是因为该社会存在着需靠它来解决的由于资源稀缺所导致的无法消除的使用冲突。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需要——但为他人所拥有的物品的市场行为，首先并不是如正统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是一种个人自发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强制的行为。其三，它较为深刻地阐明了市场在确保经济的普遍效率方面所具有的为其他任何社会制度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优势之所在，弥补了主流经济学的不足，有助于人们更为充分地认识到在现实社会经济条件下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四，它对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所具有的影响的揭示，有助于

政府认识到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制度对确保市场运行效率的重要性，意识到滥用国家权力——这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唯一能够合法地对个人产权进行侵犯的权力——对经济的可能的危害性。其五，它较为客观地揭示了那些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消除的社会冲突以及由这些冲突所导致的为有效率的市场所不能加以制止的有害后果的普遍存在性，有助于人们较为充分地意识到，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市场和谐论是不现实的，市场效率不是免费的午餐，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来应对市场经济的不和谐甚至危机，才可能实现市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谐。

注释：

①【美】e•曼斯菲尔德：《微观经济学：理论与运用》，郑琳华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6页。

②【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18页。

③【美】j•斯蒂格勒：《价格理论》，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3页。

④【美】f•l•普瑞尔：《东西方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指南》，钱伟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1-172页。

⑤r.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sep.， 1992）， pp. 713-719，p718。

⑥brennan，g.，and j.m.buchanan，1985，the reasons of rules.cambrie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⑦[16][17][33][36][47]a. a. alchian， h.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3， no.1，（mar.1973）， pp16-27、p16、pp19-22、p22。

⑧[27]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527、436页。

⑨⑩[11][18][20]【美】e•g•富鲁博顿、【德】r•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范式》，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4、350、365、343页。

[12][2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13、16-20页。

[1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20页；【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2月版，第18页；【英】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版，第81页。

[14][21]【奥】c•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00、97页。

[15][19][46][48][49][52]阿曼•阿尔钦：《产权经济学》，载于盛洪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68-80、68、69、68-69、79页。

[23][24][25][38][50][51]【美】h•德姆塞茨：《产权制度中的道德与效率》，载于【美】h•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段毅才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26-351、346、337、338、336-337页。

[26]张五常：《佃农理论》，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版，第83页。

[28]steven n. s. 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o. 1 （apr.， 1983）， pp. 1-21，p5。

[29]张五常：《共有产权》，载于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430页。

[30]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oct.，1960，

pp1-44。

[31]科斯：《科斯的评论》，载于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469页。

[32][3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70、pp56-58。

[34]h.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7， may， 1967， pp347-359.p354-35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64。

[35]h. demsetz，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7， oct.，1964. pp11-26，p19-20。

[37]r. h. co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 （oct.， 1959）， pp. 1-40，p27。

[40]d. c. north，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jun.，1994， pp.359-368.：p366，p361；d. c. north：《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2-178页。

[41]b.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转引自【美】e•g•富鲁博顿、【德】r•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范式》，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44页。

[42]【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10月版，第141-149页。

[43]【法】巴师夏：《经济和谐》，载于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1963年9月版，第205-220页。

[44]【美】克拉克：《财富的分配》，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2月版，第1-16页。

[45]【美】安德鲁•马斯-科莱尔等：《微观经济学》（下），刘文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737页。

参考文献：

［1］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界定理论述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6）.

微观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成本会计发展规律

一、成本会计的发展是管理思想不断演进的产物

（一）20世纪前期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阶段

这一时期，美国许多企业为了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危机，开始推行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其基本特点是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精确测算工人们每一步、每个动作、每道工艺流程所需花费的时间，制订出标准的操作方法和有刺激性的计件工资制度，力争以最简单的操作、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投入，完成特定的任务。当时的成本会计配合泰罗科学管理的需要，引进了“标准成本”、“差异分析”和“预算控制”等的技术方法。其成本会计的目的是在企业战略方向和管理决策已确定的前提下，协助解决在执行过程中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生产经济效果和节约的问题。在这个阶段，要求标准成本计算必须对全部成本计算进行全面地收集和合理的分配，使产品及其相关的费用能在已售的产品和未销的存货之间区分开来，强调以客观、明确的方法对全部成本进行分配。

（二）新管理科学理论形成阶段

这一阶段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引进行为科学管理，注重“人”的因素。正如梅奥的《人的行为科学研究》和麦格雷戈的《企业中人的因素》中所强调的：应发掘企业中人的发展潜力，承担责任的能力，以及为组织目标而奉献的意愿。即认为要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应以产品为中心，而应以人为中心，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求对组织的行为，以及组织中人的行为进行广泛地调查研究；让职工参与管理、决策，借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扩大企业利润。

二是增强竞争能力，优化目标管理。目标管理是由德鲁克提出的，即企业建立合适的组织条件和运作方法，使人们能通过使自己的努力符合组织的目标而最好地实施自己的目标。

三是强调经营决策。管理的重心在经营决策，这是现代管理科学与泰罗科学管理最本质的区别。

著名的管理学家西蒙认为，决策的过程就是全部的管理过程，现代企业经营决策的成功或失败往往是企业最大的成功与失败。c.w.杰斯曼强调有效的决策是分析、解决问题的合乎理性的逻辑过程。同时，在标准成本计算方面，还增加了现实性。把过去制订标准成本具有理想规范的倾向，即所谓“理想的标准成本”，改变为“现行的、可以达到的标准成本”。为了对间接费用进行控制，采用了编制“弹性预算”的办法，代替传统的“固定预算”。四是运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现代科学突飞猛进和大规模运用于生产，使生产力获得迅速的发展。同时，企业外部生产瞬息万变竞争加剧，因而，企业管理迫切要求管理现代化和科学化，利用科学技术提高工作效率以及企业管理的灵活性和高度适应性。五是采用系统管理。在现代管理科学基础上发展的现代成本会计体系，其成本管理是全局性、决策性的，以服务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这与标准系统中的成本控制不同，因而有必要建立区别于传统成本会计的现代成本管理理论。

（三）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管理科学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管理思想受微观经济学的影响，加之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推进，使成本会计实践更为丰富多彩，技术方法日新月异，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

一是成本会计中的权变思想得到体现。目前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及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企业管理（包括成本管理）只用固定的数学模式，就可应付自如，而必须把各种现代管理学派的理论兼收并蓄，取长补短，根据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权宜应变、灵活掌握，力求在工作、组织和人三者之间，形成最佳配合，以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二是信息经济学思想渗透于成本会计之中。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试图对信息的“需求”进行计量，而这种需求的计量是以信息的价值和提供该项信息所花费的成本为基础的。信息成本通常包括精确性成本和及时性成本两类，在实际工作中比较容易确定。但信息价值的计量则较为困难，一般通过决策者所面临的环境、决策者可采用的行动、实现环境和决策者采取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此结果是环境和行动的函数）、决策者对于风险的态度或偏好因素构成的模型求得。从理论上讲，信息经济学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成本会计核算中不能片面追求“真实性”而不顾取得信息所花费的成本，否则就得不偿失。目前为止，信息系统的成本会计核算还难以准确的定量化，强化信息系统的成本效益分析仍将是未来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是理论得到应用。理论认为，成本管理系统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中的一个子系统。而且是一个独特的系统，即“经管责任”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公司组织中，“人”是相对于“委托人”而言的。股东把决策权交给总经理，总经理再把管理权层层分配给各单位的负责人，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树状”的委托责任系统。

成本管理系统的目标不再是“真实性”，而是委托人和人之间签订的合同经济效率，即评价一个成本管理系统是否有效的标准，应视其是否能及时、有效地促使管理人员实现企业原定的目标。因此，委托人与人之间订立合同的出发点：一方面要使部门的管理者（人）分担风险；另一方面也要起到对全体员工的激励作用。必须指出，对于成本管理系统的这种认识，是从委托人与人之间订立合同的活动中引伸出来的。这使成本管理工作者意识到今后成本会计系统，应当利用以预算为基础的合同和特定的差异分析模型。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重大突破。四是信息技术冲击和影响着成本会计核算与管理。进入21世纪以来，与现代信息社会相适应的高科技突飞猛进，成本会计中的传统观念和视野，理论与方法等都显得有些不适应，信息技术通过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影响着成本会计核算与管理的思想与方法。如随着生产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产品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以成本为焦点的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如何科学有效地管理和控制成本成为现代成本会计理论中的重要研究课题。

二、成本会计的发展是各种成本管理方法不断交融再生的产物

（一）成本会计的发展体现了“整合”的内在要求

“整”是整体和整理。“合”是协调。“整合”是将全部资源，根据完整性、系统化与有序协调的原则进行整理，以达到最优化的效果。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各类文明、文化的多元与差别，使得整合对象不断扩大。整合不是排斥，而是建立在兼容基础上的壮大和最优，在取长补短中获得新生，这也是经济学中渐进式制度变迁的内在要求。制度变迁由渐进式和激进式之分，前者的变迁过程是缓慢和自发的，后者则具有革命性的特征。西方国家这两种变迁的制度之间是匹配的，而我国的制度变迁尚缺乏经验，加之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致使我国的制度变迁在激进与渐进之间往往难以协调。所以，容易出现国外“最优”的成本会计工具无法成功地移植于我国企业，究其根源就在于国情的不同。会计是环境的产物，从企业环境角度分析，影响成本会计整合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1）技术因素。上个世纪推动成本会计整合的最直接的技术因素有适时制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适时制（Just-In-Time）的目的是消除不增值作业（N0ValueAddedActivities），减少浪费。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SIMS）是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测试（CAT）、弹性制造系统（FMS）和管理信息系统（MIS）等各个系统的集合。SIMS对成本会计的冲击表现在：传统的成本结构发生了变化（机器折旧与研发费用增加），以及成本控制方法的整合变动（如各责任中心变为作业组，标准成本差异控制的效果减弱）等方面，本世纪对成本会计整合的最直接因素将是由智力资本所表现的各种技术要素。传统以节约为核心的成本会计理念是建立在资金、设备等有形资产投入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之上的，本世纪的成本会计发展将围绕品牌与技术标准的确立开展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整合与创新。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成本会计的功能将进一步扩大，未来成本会计系统的整合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技术因素。

（2）环境因素。在我国迅速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的同时，环境、贸易摩擦等问题也迅速成为成本会计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积极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些问题的诸多方面需要借助于成本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整合去加以解决。此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产品和技术的竞争，而更多的是规则的竞争，是对规则制定与参与程度的竞争。加强成本会计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工具开发与整合，并积极投身和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如会计规则、贸易规则等）的制定，将会在帮助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等贸易磨合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3）人文要素。会计活动既受制于技术性的规定，如记账方法等，更受价值观的支配，其中人文因素的影响极为明显。成本会计是企业文化的体现，从构成文化因素的前提条件看，成本会计体系的整合状况体现了国家和地区的大众文化与社会习俗。就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其目标是要明确产权主体，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但如果片面强调产权改革而忽视人文因素的作用，往往会出现不应有的发展阻碍。上个世纪末理论界普遍认为，产权清晰的企业环境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成本会计界也围绕产权问题开展了各种问题的探讨，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创新概念，如产权成本会计、产权财务成本、财权等。这些成果普遍认为，经济的增长、企业的发展是技术与制度的产物，是以产权清晰为基础的，进而得出结论：一个产权不明晰的企业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其实这种认识也具有片面性，没有注意到文化差异和文化创新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二）成本会计的发展符合科学研究方法观的发展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积极引进了欧美各国的成本会计技术与方法，同时在学术界的推动与支持下，几乎大部分的先进成本会计工具在各领域中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应用。但现实问题是企业在应用中客观表现出不太适应的倾向，迫切需要通过成本会计工具的整合来提高其应用的效率或效果。目前要注意研究、总结这些技术与方法应用中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企业特点加以整合与提炼。具体的思路是：理顺各种成本会计技术与方法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坚持技术的有效性和方法的实用性原则基础上，实现成本会计工具之间的互补，以及成本会计功能的提升，获得整合的综合效应；围绕企业特定环境开展成本会计工具的“个性化”改造，特别是针对我国经济转轨环境与文化特征，实现成本会计工具的“本土化”。如何将我国企业已经获得的成本会计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提高，使分散的经验更加合理、系统，进而成为具有科学性的方法体系，这是现阶段强化成本会计整合的根本目的之一。优化成本会计的技术与方法，需要从研究方法上加以整合，寻求突破。成本会计的研究路径大致有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