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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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成果转化范文第1篇
创新体制夯实制度基础
1993年，厦门大学成立了校办产业集团――建南集团，较早地运用企业集团的模式，集中管理校办企业。但是，由于校办企业管理体制没理顺，政企不分、校企不分，学校对企业投入和撤出的机制不够健全；科技体制机制没有理顺，成果转化渠道不畅，蕴藏在学校中的智力优势远未得到充分发挥；校办科技型企业数量少，校办企业产品科技含量低，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因此，通过新一轮深化改革，为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提供制度保证，已成为当务之急。
2002年11月，厦门大学党委、行政联合颁发了《关于深化厦门大学科技产业与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意见》，正式启动了在学校科技产业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方面的深化改革。
1．组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从2002年初开始，学校就开始了深入而又广泛的调研工作，并对全校30多家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委托社会审计机构对校办企业的资产进行了审计、评估及确认。学校对原校办核心企业――建南集团公司进行改制，组建了厦门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简称“资产公司”）。资产公司于2002年12月26日经工商注册并授牌成立。
学校明确规定，资产公司具有两大职能，一是负责管理学校经营性资产，二是促进学校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作为承担独立民事责任的法人单位，资产公司代表学校负责管理、经营学校在校办企业和经营实体中的经营性资产（含股权）和学校对外投资的股权，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资产公司设立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主席、监事会主席、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由学校党政推荐任免；总经理采用公开招聘或组织推荐，学校党委考核认定，董事会聘任的方式和程序产生。
学校还成立“厦门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工委”，“党工委”作为校党委派出机构，统筹加强校办企业和后勤经营实体党建和政治思想工作,党工委正、副书记由学校党委任命。学校同时调整原产学研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能。产学研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学校派出的资产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合二为一，从事学校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规划、协调、监督等工作。
2．明晰产权，建立资产纽带。经过清产核资、产权界定及确认后，厦门大学将建南集团公司及所属企业、高新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出版社等企业中的经营性资产全部无偿划转到资产公司，作为投入性经营资产，由资产公司自主经营。同时，属学校所有的科技成果、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经科研管理部门认定后，无偿划转到资产公司，由资产公司进行管理、转化和实施产业化等投资经营活动。
厦门大学将原来在校办企业中的部分经营性资产（主要是与学校后勤保障有关的资产），如宾馆、物业、餐馆、运输、商贸等剥离出来，划归后勤集团经营管理，并由其按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原则实行企业化运营。资产公司对后勤集团行使出资人的权利，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资产链”的关系，是投资与回报的关系。
3．政策配套，提供制度保障。2002年以前，学校曾经出台了《厦门大学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鼓励教师从事创新应用研究和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在《厦门大学人文社会科研体制改革与创重点研究基地工作纲要》中，号召教师要从学科建设和为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的需要出发，多做贡献。在这些政策的导引下，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不断受到重视和加强。
2002年以后，厦门大学陆续出台了《关于深化厦门大学科技产业与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意见》、《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若干规定》、《支持和加强厦门大学科技园建设的若干意见》、《厦门大学科技成果经营管理的若干规定》等一系列配套政策，为学校科技产业工作提供制度保证。
例如：三年内，学校以增加投资的方式返还资产公司的利润上缴，以满足其注册、大学科技园建设、重点科研项目产业化等需要；对科技型企业，在执行相应的行业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实行成本核算的基础上，2～3年内，分别实行不同的优惠上缴政策；鼓励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期权分配和借用等形式参与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工作；教职工可带技术转岗专职从事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工作，其业绩和贡献可作为岗位评聘的重要依据；高年级学生可申请休学2年创办科技企业或从事科技产业化工作等。
规范经营推进企业改制
1．完成资产划转及后续工作。经过全面的清产核资和严格的评估审计，并报经教育部批准，厦门大学全资企业的净资产和学校对外投资的股权资产共5863万元顺利划转到资产公司。在资产划转的同时，资产公司已陆续关停、重组、兼并了部分无主营业务、长期亏损的企业。截止至今，资产公司的净资产为1.51亿元，注册资本为1.38亿元。
2．建立健全校办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制度建设迈出实质步伐，企业经营管理逐步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制订并试行了《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制度》、《行政管理条例》、《财务管理制度试行办法》、《职工考核暂行办法》等一系列项规章制度。
3．着手推进企业改制工作。2005年，在全国高校科技产业工作会议之后，厦门大学将产业规范化建设列为学校工作重点，并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校办产业规范化建设领导小组，并已形成了《厦门大学校办产业规范化建设实施意见（草案）》，今年底基本可完成校办全资企业改造任务。
依托学科坚持自主研发
近年来，厦门大学积极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从学科特点出发，凝聚优势学科方向，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积极创办学校学科优势和社会优势密切结合的高科技企业，涌现出一批科技创新型企业。
厦大肽谷药业有限公司：作为学校医药类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平台，依托厦门大学的人才、学科、科研等优势，专业从事厦门大学化学医药和生物医药领域科技项目的转化和产业化工作。目前，该公司主要从事赵玉芬院士“丙谷二肽”项目的产业化工作。
厦大建南应用技术有限公司：依托厦门大学优势学科的专业人才致力于各类应用技术项目的成果转化及产品的开发、研制。以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陈朝教授的“光电探测器芯片”技术为依托的主导产品，广泛应用于半导体照明工程等领域。
厦门大学化工厂：始建于1971年，工厂依托于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雄厚的科研力量和人才优势，已建设成为其科研成果转化基地，主要从事精、细、特、专等化学品的研究、开发与生产。目前主要产品为乙苯脱氢系列催化剂、高级醇系列产品和CO钴钼系列变换催化剂。
厦大科晟基因工程有限公司：以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章军副教授的技术为依托，主要从事蓝藻、螺旋藻基因工程系列产品的研发、中试和生产，该项目现拥有三项发明专利，并入选国家“863”和星火计划，成果可应用于医药、保健食品、名贵饲料和美容化妆品等。
整体规划构筑发展平台
近年来，厦门大学积极发挥学校学科、人才、技术和社会市场、信息、资本等资源优势，以建设国家大学科技园为主，积极构筑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醇醚酯化工清洁生产国家工程实验室、海峡西岸集成电路产业基地等多层次的各类平台。
1．厦门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获得国家正式认定。厦门大学科技园始建于1999年，是促进学校学科建设和发展、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重要平台。2005年10月27日通过了科技部、教育部组织的专家现场评估，并于当年12月20日被正式认定为国家大学科技园。现已完成一期校内孵化中心建设，建成生物医药、合成化学、纳米科技、微光机电、新型能源、农业技术等孵化中心，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要创新源泉之一。
在福建省、厦门市的支持下，二期曾厝孵化区和三期集美生物医药科技园即将启动建设。其中，曾厝孵化区毗邻厦门大学，占地约100亩，主要依托周边的理工科院系从事学校科技成果的转化；集美生物医药科技园占地800余亩，主要依托厦大生命科学学院和医学院从事学校生物医药类科技成果的转化。
2．启动建设“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06年1月，经科技部批准，厦门大学与养生堂有限公司联合组建的“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式启动建设。该中心现有一线研究人员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0人，近五年到位科研经费约6000万元，主要从事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研发工作。
近几年来，中心已承担多项国家“863”计划、国家攻关计划、省部重大重点科技项目以及重大产学研合作项目。获得6项国家新药证书、3项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14项发明专利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十余项科技奖励，近百篇。其中：
――在国家攻关计划资助下，中心研制出国内第一个能完全满足生产使用的重组抗原，并研制出国内第一个第三代HIV诊断试剂盒，其质量达到国际同类主流试剂水平。2001年该技术迅速推广到国内十余家主要诊断试剂厂商（占我国HIV诊断试剂市场的75％以上）和临床单位，使国产艾滋病毒诊断试剂盒实现了全面更新换代。至2005年底采用该技术的试剂盒已累计销售约1.5亿人份，创造产值约15亿元，中心获得的技术成果转让费累计已超过2500万元。在自主研发的抗原基础上，中心又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个HIV快速诊断试剂盒。
――2001年，中心与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等单位合作，研制出国内第一个HTLV抗体诊断试剂盒，质量优于国外同类试剂。
――2005年，中心与香港大学国家新发传染病重点实验室联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专门针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并且是当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做到疫区现场检测的快速诊断试剂盒，检测时间不超过2小时。
――中心通过自主研发，鉴定出戊型肝炎病毒的两个重要中和表位，在戊肝疫苗的国际竞争上一举占据了领先地位。目前，戊肝疫苗正在申请III期临床研究，将成为我国第一个原创性基因工程病毒疫苗和世界上继乙肝疫苗之后的第二个基因工程病毒疫苗。
生命科学成果转化范文第2篇
十年磨砺，十年耕耘，“6・18”走过不平凡的历程。
――从2003年的福建省一家“单打独斗”，到今年科技部等18个单位与福建联办，“6・18”已成为国家部委、大型央企支持福建建设和海西发展的重要载体，参会高校也从第一届的100多家增至本届的2000多家。
――累计推介科技项目成果5.5万项，成功对接2.1万项合同项目，80%以上涉及福建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直接带动社会投资5000多亿元，有力地推动了“福建制造”向“福建创造”升级。
――在全国众多的科技展会中，“6・18”脱颖而出，已成为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品牌，推动福建科技活动产出指数由原来的全国第26位跃升至第13位，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明显上升。
“6・18”成为福建科技创新、项目生成的重要载体，两岸合作、国际交流的重要纽带，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重要平台。
自主创新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无论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都离不开创新平台。在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在日趋严格的资源环境约束下，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创新驱动，实体经济从“6・18”汲取了转型升级的源源动力。
“6・18”组委会办公室今年评选出的60个优秀项目，清晰见证了10年“6・18”科技成果转化、企业自主创新的历程。
福建宏远集团是一个典型。
宏远集团是福建最大的棉纺企业，2008年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对接了“新溶剂法再生竹纤维纺织材料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后，企业由此翻开了发展的新篇章。用竹纤维丝生产出来的再生纤维素纤维，被称为“会呼吸的生态家纺”，颇受市场欢迎。去年初以来，当传统纺织业遭遇融资难时，宏远却因竹纤维项目获得多家银行的绿色信贷扶持，顺利扩大生产。
2010年，宏远集团又与东华大学成功对接“再生纤维素纤维新溶剂法用离子液体的合成及回收技术推广研究项目”，离子液体的回收率达到97%以上。这种离子液体可推广应用到黄麻、秸秆、芦苇、木浆纤维等可再生生物材料中，使纺织原料多元化，缓解棉花紧缺局面，对推进福建纺织行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积极作用。
宏远还与数十家单位成立了福建省竹纤维纺织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合作完成了20余项科技创新项目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进一步推进竹纤维产业化进程。“近3年内，公司将力争成为国内最大乃至世界第一竹纤维生产基地，引领品牌发展。”公司副总裁陈苍松信心满满。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创新，这正是福建举办“6・18”的初衷。
依托“6・18”平台，一大批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项目成功转化落地，使小微企业演绎“神话”、传统产业华丽转身――
搭上“嫦娥”工程。福州麦特新高温材料有限公司与欧洲科学院院士尤里・亚列克山德罗成功对接后，吸收改进引进技术，开发出具有使用寿命长、化学功能性强、强度高等优点的高性能泡沫陶瓷，推动了我国铝行业生产技术的升级。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以上，还被东北铝合金公司用于生产“嫦娥”、“神舟”系列工程及高速列车等的关键铝合金材料。
粗老茶里“淘金”。福建仙洋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首创了先进的提取茶浓缩汁技术，不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茶叶原有的风味，还以工业化生产方式解决了粗老茶出路问题。企业凭借这一强势“中间体”，与康师傅、娃哈哈、农夫山泉等大饮料品牌结为合作伙伴，成为全国最大的茶浓缩液制造商。
十年跻身行业十强。2003年首届“6・18”，圣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杜云贵结识了上海交大太阳能研究所所长崔容强，开始步入太阳能热水器行业2007年又与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成功对接，通过密切合作，在同行中率先拿到了通往国际市场的“绿卡”。如今，圣元已经跻身全国太阳能行业十强。本届“6・18”，圣元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耀明合作成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将共同拓展太阳能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应用。“没有‘6・18’这个红娘，也就没有圣元的今天。”杜云贵表示。
项目带动促产业提升活一方经济
18日，福建金牛电机有限公司总经理詹吉荣在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客人去机场时，仍恍若梦中：没想到自己身为小企业的老板，有机会送这么重要的客人。当天，双方决定牵手开展合作，并确定了合作项目、合作模式以及共同开发的途径。“我们的传统产品将实现转型升级，并推动福安电机产业迈向高端。”詹吉荣表示。
几年前，福安电机产业还是小、散、弱，污染严重，产值不到180亿元。而今，一大批企业科技创新、拥有品牌、经营规模全面迈上新台阶，今年产值可达400亿元。
在福安电机变大变强的过程中，“清华对接会、老板包飞机”的故事一度脍炙人口。
福安电机业占据我国中小型电机1/3的出口市场。在快速发展中，也面临严峻挑战：人才技术短板显露，产品同质化严重，高新技术含量低，利润率不高，抗风险能力不足。
2008年4月，福建省发展改革委、福安市政府和北京市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联合搭台，在清华大学举办福安电机（北京）专场对接会。初定30名企业代表赴京参会，可消息一经，报名者踊跃，很快达到60多家企业，一些在外省的分支机构也闻讯要求参加。
最后，电机企业120多人包机赴京，与90多名国内电机行业顶级科研单位的专家直接对话、对接，迈出了科技创新的新步伐。
对接一个项目，提升一个产业，振兴一方经济。
福建鑫晶精密刚玉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工业技术研究院对接，于今年3月成功研发出80公斤级蓝宝石晶体并量产，突破了国外大尺寸蓝宝石晶体的技术封锁，填补了福建在LED上游――蓝宝石衬底生产领域的空白，解决了LED产业发展的瓶颈。该项目2014年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将达20亿元，蓝宝石衬底片的年产量将占全球的30%以上。以该项目为龙头，连城县正大力发展光电、新材料产业，加快建设海峡光电产业园，开展产业链招商，将形成蓝宝石原材料、芯片、封装、应用等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完善的产业集群，打造全球最大的蓝宝石衬底材料生产基地和全国最高端的LED研发生产基地。
地处晋江上游的永春县生态环境良好，野生药材资源丰富，历史上曾是省内著名南药出口基地。2006年，永春县提出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利用“6・18”平台，从引进一批行业高端、领军人物入手，建立2300亩的生物医药产业园，与中科院上海生物所、清华大学等全国10多所一流校所签订协议，建立生物医药科技转化和科技创新基地，聘请中科院院士、上海生命科学院院长裴纲等28名国内外顶级专家为顾问，建设生物医药公共服务（产业孵化）平台。以产业园为载体，以项目带动产业链招商，永春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高新技术项目落户，初步建起“药用植物组培克隆一药用植物种植一医药中间体生产一新药研发一成药生产”产业链，从“柑橘之乡”转身为“闽南药都”，成为福建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试点县。上月底，永春县与厦门火炬高新区携手，打造“海峡西岸经济区国家海洋与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合作基地”，加快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依托“6・18”专场项目对接会平台，龙岩机械、晋江装备制造、仙游改性塑料等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新兴产业集群。
引智聚才搭建海西人才智力高地
荷兰鲜花正在福建美丽绽放。
荷兰范德伟杰登玫瑰有限公司总经理与清流县盛雄花卉有限公司对接“荷兰玫瑰鲜切花新品种及现代工业化生产技术引进示范和推广项目”后，平均每隔两个月就从荷兰来到福建，深入山区企业进行项目指导，共培育了9种花色玫瑰产品，还捧得第二届中国福建花王评选“花王奖”。目前，清流已推广种植荷兰玫瑰100多亩，产品供不应求，亩产值是国内玫瑰的3倍以上。
在荷兰瓦格宁根大学校长阿洛托・戴克豪森的全力推动下，今年4月，欧中现代农业技术研发中心在漳州市正式投运。今年“6・18”，他又与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签订《中荷花卉引种选育及研发示范基地建设框架协议》。
今年，福建省公务员局通过与国内外知名猎头公司合作，邀来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60多名海外学术大师、知名专家学者参加“6・18”，并深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重点实验室开展重点项目建设规划论证、技术指导、学术交流、项目合作等。世界太阳能之父新项目落户福州，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研究中心主任马丁・格林教授带来的最新科研成果“铜锌锡硫薄膜太阳电池”，成功与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签约。22名海外汽车机械类留学博士应邀回来洽谈，令招贤若渴的福建各大车企喜出望外。
10年来，“6・18”不断加强与国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中介组织的战略合作，征集推介美国、德国、荷兰、俄罗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所高校、科研单位的科技成果9000多项，促成1600多个项目对接，有效推动了福建产业技术水平提升。
“6・18”还充分利用海峡西岸的特殊区位优势，推动闽台科技合作与产业对接。共征集推介台湾科技项目成果4800多项，举办数十场闽台产业合作论坛和项目对接会，成功对接700多个项目；数百家来自台湾的科研院校、行业中介机构的数千人次专家学者参会参展，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6・18”带来更多的是国内高端智力人才。据不完全统计，10年来，共有431名院士走进“6・18”，已落地83个科技含量高、产业化前景好的院士项目，总投资达160多亿元。2008年以来，在全省各地共建立88个院士专家工作站，与福建有关企业、高新科技园区等建立具有长效机制的项目对接转化平台。
目前，福建已建立拥有162名院士、200多位专家以及3000多名省内咨询专家的人才库。一批又一批院士、专家踏上八闽热土，使福建成为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智力资源。
本届“6・18”，国内39所“985”高校和福建50多所高校携带7000项科技成果参加展示、推广和签约等活动。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和福建有关部门签订共同推进福建省实施“蓝火计划”协议，给科技创新尤其是产学研合作又添了一把火。继漳州、龙岩之后，福州、泉州也即将启动实施“蓝火计划”，加快高校创新成果向社会转移及产业化。
“十年前，我们组织院士八闽行时，只是务虚，邀请一些闽籍院士、专家回乡考察讲学、学术交流、普及科技知识。福建举办‘6・18’后，注重项目落地，大大提高了院士来闽的积极性，院士八闽行从初期十几人参与活动，到如今每年上百名院士专家参加，充分说明了‘6・18’讲求实效的魄力。”福建省科协院士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惠及百姓推动科技悄然改变生活
连日来，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人流如织，每天引来大批市民参观。“6・18”展馆为何人气如此旺盛？
“太方便了！”――太阳能聚光板在冬季阳光不足时也可用热水器；卧床不起病患有了“方便”的高科技马桶……
“太神奇了！”――触摸笔一画，电子黑板上的笔迹消失得干干净净；高楼起火，可高精度发射“绿色”灭火弹……
“绿博会”上展示的近年来福建建筑节水、绿色装修、节能建材等领域的节能减排新技术、新产品和工程实例，更是令人欣喜不已。
科技引领时代，创新决定未来。“6・18”不但是各种奇思妙想的展台，更是让“创意”变成产业的通道。十年来，一大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花鲈鱼成为老百姓盘中餐。花鲈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但一般要4年才达到性成熟，此后每年只能繁殖一次。2007年，福建闽威水产实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工程院院士雷霁霖对接，培育出的新品种一年可育苗3次，苗种的孵化率由60%提升到95%以上。如今，福鼎鲈鱼养殖网箱已达1万多箱，年产量1万多吨，成为鼎鼎有名的“中国鲈鱼之乡”。
三氯蔗糖满足健康新需求。福建科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生产出了高甜度、低热量的甜味剂三氯蔗糖，甜度是蔗糖的600倍，使甘蔗的附加值提升400多倍，满足了消费者追求“零卡路里”甜味剂的健康需求。产品供不应求，已成功销往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际市场，成为国际上知名的三氯蔗糖生产商之一。
环保胶让制鞋业不再污染。中科华宇（福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接了由中科院福建物构所所长洪茂椿院士为首的科研团队研发的无苯水性聚氨酯胶粘剂项目，为我国制鞋业和玩具及礼品制造业等大量使用胶粘剂的行业带来一大福音，产品还可扩展应用到木材加工、建筑、汽车、轻工、服装、包装、印刷装订、家用电器、住房设备、运输、医疗卫生和日常生活等领域。
菌草成为能源草、生态草。2009年起，“6・18”大力推广菌草技术，召开菌草推广及产业化开发研讨会，在“6・18”网站开通菌草频道，在新浪网开菌草博客、在腾讯上设菌草QQ群，并将菌草开发利用及产业化项目列入扶持项目，甚至还专门写了歌词“歌唱”菌草。去年，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落户福建农林大学，首批18个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示范基地在本届“6・18”成功对接，其中福建省内13家。小小菌草不但能“以草代木”解决食用菌生产过程需消耗大量阔叶林的问题，还在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中大显身手，并成为替代燃煤发电的能源草，菌草产业将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机制创新打造成果转化福建模式
与全国同类展会相比，“五天盛会，常年对接”，是“6・18”的最大特色，被央媒称为“科技成果转化的福建模式”。
而10年来持续不断地创新体制机制，使“6・18”的生命力愈发旺盛。
组委会办公室和各成员单位每年都结合福建产业发展规划和企业需求，有重点、有针对性地组织上百场形式多样的常年项目对接活动。
全链条的服务方式。从成果、项目、企业技术难题的征集、筛选，到会务的组织；从项目成果的对接到落地转化的跟踪落实；从沟通国家科研机构与地方的联建共建，到相关扶持政策的制定实施，处处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服务的身影。产业、教育、科技多部门的资源优势相结合，共同推进项目对接，服务实体经济，各级政府部门服务型的新定位日益彰显。
永不落幕的对接平台。先后设立了“6・18”网站、《“6・18”博览》半月刊、“6・18”经济科技讲坛，开通了24小时提供服务的969618热线，成立了“6・18”项目交易服务中心等对接服务平台，还开通了“6・18”官方微博，目前已各类项目成果信息3300多条，被转发1万多次，吸引4万多名专家学者、企业家加入成为订阅信息的“粉丝”。
创新的还有――
从政府搭台到市场化办会。“6・18”吸引了一批有实力的社会团体、产业组织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服务其项目对接，一批科技经纪组织和经纪人队伍在服务“6・18”中产生。今年组委会办公室还进一步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知名品牌企业巩固战略合作关系，借用外力，盘活资源，调动各方面力量，搞活项目成果的征集、推介、对接、转化等中间环节。
生命科学成果转化范文第3篇
1999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其中规定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其宗旨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的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该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人，获奖者的奖金额为500万人民币，不分等级。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需要层层筛选，大致经过“推荐—打分—评选—审定—核准—批准”六个步骤，最后颁发证书和奖金。应该说，评选的宗旨不可谓不明确，评选过程不可谓不复杂，奖金不可谓不丰厚，但繁琐哲学注定是行不通的，如果指导思想不端正，到头来只能是走过场。谓予不信，请看对12年以来评选结果的分析，以及国内外对这项奖励的评论。
自2000年到2011年，这12年间共评选和颁发了11届（2004年空缺）国家最高科技奖，总共有20人获得此荣。从学科分布看，涵盖了数学、物理、化学、化工、生物、计算机、材料、建筑、气象、地球、航天技术、医学、农业等13个学科，而且基本上是平均分配的。从获奖者的年龄分布看，60岁以下是空白，60多岁的只有1人，70多岁的4人，80多岁的12人，90岁以上的3人，获奖者的平均年龄为82.1岁，80岁以上的获奖者占了75%。而截至2013年初，共评选了13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者总共22人，平均年龄81.68岁（比2011年的平均年龄只下降了0.42岁）。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中看出，有两个因素始终起着重要作用：一是平均主义；二是论资排辈，唯老是尊。所谓的平均主义，是指各学科风水轮流转。众所周知，自然科学是从最初的数学分化和演化而来的，数学历来被称为科学的皇后，所以国家最高科技奖第一个颁发给数学家也就不是偶然的了。然后，依次是物理、计算机、地球科学、航天技术等，显然是人为的排列起着重要作用，而非平等竞争的结果。
至于论资排辈，我猜想，在评委会的工作班子中，有那么几个人，就是专门从老年科学家中，依据他们的年龄、知名度和所从事的学科，进行排列组合，制定了获奖者先后的名单。不能不认为，国家最高科技奖不允许自由申请或毛遂自荐，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缺失，从而导致了科学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能显现的现象。
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发12年以来，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对我国科学发明创造又起了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呢？国内外学术界有识之士对此有不少的质疑。例如，有的人诘问：“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何时不再是白发苍苍”，“最高科技奖不能总是老人奖”，“最高科技奖何时颁发给黑发人”。
为什么中国最高科技奖评选造成如此错位？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是违背了最高奖励的评选原则。在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中，关于最高科技奖规定“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或“在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虽然最高科技奖获奖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按照“重大突破”、“卓越建树”和“巨大效益”这三点来衡量，除了少数几项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以外，其他大多数获奖者都是不符合要求的。从国际最高科技奖的标准衡量，更是偏离了“最高奖”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是：最高的创造性，最根本的突破，对科学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学术价值。在国际上，最负盛名的莫过于诺贝尔奖、菲尔兹数学奖、沃尔夫奖、高斯奖、图灵奖、日本奖、法国科学技术大奖、美国科学奖章等，这些奖励都是突出奖励某学科的某研究项目最高的创造性、最大的突破和最大的学术价值，并不注重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和论文的数量。例如，詹姆斯·杜威·沃森和弗兰西斯·克拉克于1953年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仅有960字的在当年4月25日的《自然》杂志上，在学术界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是划时代的发现，是生命科学领域100年中最伟大的发现，并引发了该领域里一系列新的发明创造。因此，沃森、克拉克和威尔金斯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对比之下，我国最高科技奖强调的却是研究成果的积累、论文的数量以及获奖者的知名度。
第二是违背了人的创造性的“黄金规律”。人的智力开发是有着内在规律的，总的来说是要早开发，抓住智力开发的关键期。同样，人的创造力的发挥，也有一个“黄金年龄”。美国经济研究局曾对5.5万名创新专利持有者进行调查，最后发现能够激发一个人创造力的年龄是29岁，这与以前认为30岁是人的创造黄金时期的观点是一致的。科学发明创造年龄的黄金律，几乎得到了世界各种大奖的证明，也受到了普遍的尊重。例如，菲尔兹奖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年龄不得超过40岁；德国莱布尼兹奖获奖者平均年龄48.2岁，印度政府颁发的巴特纳加尔科学技术奖，获奖者年龄必须是45岁以下；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颁发的科学研究奖章，平均年龄为62.2岁。
自古英雄出少年，基本上少有老年结硕果的，这是自然规律。例如，英国劳伦斯·布拉格25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美国沃森和英国克拉克发现双螺旋结构时分别是25岁和34岁；美国天才的纳什21岁在仅仅27页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纳什均衡博弈理论”；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分别是31岁和35岁；提出“创新理论”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时年仅29岁；钱学森36岁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美国劳伦斯·萨默斯28岁成为哈佛大学教授，39岁获得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45岁任美国财政部部长，47岁成为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等等。
可我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绝大多数都是垂暮老人。64岁的王选院士——获最高科技奖中最年轻者——是唯一否认自己是权威的。他说：“世界上从来没有55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55岁以上犯错误一大堆的。我38岁发明了激光照排技术，是真正的权威，却不被承认，说是‘数学游戏’。我们看看世界上一些创业者、发明家，没有一个超过45岁的。”王选院士的一番话是实事求是、符合科学发明创造规律的，也佐证了我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存在的问题。
我国最高科技奖严重老化是明显的。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唯老是尊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于是，老年社会、老年科学、老年权威等，就成了重要的资源，社会各界见怪不怪，并形成思维定势。
生命科学成果转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生物学；实践教学；专业实验
中图分类号：G642.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6）04-0164-03
Explore Practical Education System of Biolog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LIU Yan， SHAO Yan， ZHOU Yulin， JIANG Dan， MENG Wei， TENG Lirong， MENG Qingfan
Abstract As the main problem existing in the practice teaching link of biology， so the 3， 4， 2， 1 practical education system of biology is built. It improves the practice innovation ability， employment competition 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students.
Key words biology； practice teaching； specialized experiment
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是高等教育深层次改革的重要内容；实践教学成为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的重要环节，是人才培养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吉林大学生物学类本科专业有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两个专业，在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建设中，构建了“3个衔接、4个结合、2个融合、1个融通”的生物学专业实践教育体系，提升了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就业竞争能力和持续发展潜力，2014年获得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生物学类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高校生物学类包括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和生态学四个本科专业。吉林大学生物学类本科专业在实践教学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虽然在相关知识、技术和方法方面存在诸多交叉，但缺少交叉学科综合大实验项目的设计，缺乏与科研生产相衔接实验项目的设计；专业实践教学方法多以实验课堂教学为主，缺少实训实习实践教学环节，专业实践教育特色不突出；专业实践教学队伍缺少高水平科研教师和具有丰富生产实践经验的教师参与，缺乏专兼职结合的专业化实践教学队伍；专业实践教学平台缺乏按人才培养特色统筹规划、系统设计，特别是理科高校缺乏校内实训基地，加之校外科研生产实习基地少，学生实习难以进入生产的核心部位，无法得到科研生产实际操作训练[1-2]。
2 “3个衔接”专业实践教育体系的构建
专业特色和本校人才培养目标是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决定性因素。为强化专业实践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吉林大学生物学类本科专业构建“3个衔接”专业实践教育体系。
专业实验内容与实训内容的衔接 为了培养学生科研、生产和经营管理实际应用能力，根据生物学各专业的特点，整合优化原有分散的技术、方法，科学设计基因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和细胞工程等实验技术路线，使专业实验内容与实训实验内容衔接，提高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术和方法分析解决科研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3]。
专业实践与科研生产实践相衔接 培养学生具有进行科研、生产实战的能力，是专业实践教学的主要任务，专业实践与科研生产实践内容的衔接，有利于提高学生岗位工作的适应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为此，在进行专业实践内容和技术路线设计时，加强专业实践与校外科研生产实习的衔接。
专业实践教育与创新创业实践教育相衔接 为促进专业实践教育与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有机结合，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每门专业实验课均设计有课程综合设计实验，学生根据选题自主设计实验方案，完成实验内容，撰写研究总结报告。
二是研究创新实验（2学分）列入教学计划。大三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主选题、查阅资料、设计方案，利用课余时间到实验室完成项目、撰写研究论文或项目计划书等。三年级下学期到四年级上学期，学生在校内实训基地或校外创新创业实习基地继续项目研究。四年级下学期，学生进入研究室、重点实验室等进行毕业论文工作。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热情，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能力和创业精神。
3 “4个结合”实践教育方法的建立
先进的实践教学方法有利于教学思想和教育理念的贯彻，经过多年探索，吉林大学生物学类本科专业建立了“4个结合”实践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实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研究性学习。
课内课外相结合 在传承基础实验启发式、互动式和讨论式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加强专业实验内容的开放式教学。
一是强化大型仪器使用技术的开放训练。通过每学期开学前三周实验室全天候开放，专门训练专业实验涉及的仪器设备，经考核合格，发给仪器使用证，学生方可进行下一步实验。
二是加强专业实验项目的开放力度。部分专业综合大实验、实训实习实验、设计实验和研究创新实验采用开放式教学，学生根据自己时间安排来实验室完成实验。为学生创造一个宽松的思维想象空间，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团队意识、攻坚毅力、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充分发挥了学生实验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校内校外相结合 从校内实训基地认知实习，到校外科研生产实习；从校内研究创新实验，到校外科研院所的科研训练；从校内动植物认知实习，到野外动植物实习基地实习；从校内生产实训实验，到高新技术企业生产实习基地实践；从校内大学生创业计划训练，到校外创业实践基地实战锻炼，使学生专业实践教育校内外有机结合，逐步强化学生社会岗位适应能力、实际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 恰当应用信息化、网络化的教育技术辅助实践教学，已成为现代教学方法的主流。针对生物学专业实践教学自身动态、连贯、微观等特点，根据不同实验内容采取不同表现形式。通过“网络交互课堂”，将生物学专业实验多媒体课件12个、网络课程3部、视频录像14个、模拟仿真实验2个和拓展资源在网上运行，用于学生预习、模拟实验、网络答疑、问题讨论、自测和实验教学效果反馈等，实现线上线下的良性互动。
交流与讨论相结合 搭建师生交流、讨论平台，对于启发学生思维、拓展学生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作用。在专业实验教学中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每个实验后组织学生总结讨论，提出问题，师生共同探讨成败原因，指导教师进行总结，加深学生对实验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掌握。
二是组织生物学技能竞赛、生命科学创新实验大赛和生物与医药创业设计大赛等3项赛事，激发学生创新创业兴趣，培养团队合作意识。
三是组织青年科学家论坛、校友报告会等学术活动，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科学态度和科学品质。
4 “2个融合”专业化实践教育队伍的组建
生物学类专业实践教学质量的提升，必须有一支业务水平高、科研生产实践经验丰富、专业化的实践教学团队作保障，为此，队伍组建中注重引进与培养相融合、固定与流动相融合。
引进与培养相融合 实践教师完善的知识结构和教育教学能力，要通过不断地实践、学习来不断提高，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一方面要引进国内外高水平的实践教师，带动整个实践教学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实践教师的培养培训，通过派出国内外进修交流、支持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深入企业第一线实践等，提高专业实践教师整体教学科研能力与水平。目前，吉林大学生物学类本科专业引进学科带头人4人，派到国内外进修与交流136人次，深入企业第一线生产实践培训21人次，教师承接企业开发项目12项，提升了团队整体的教育理念和实践育人水平[4-5]。
固定与流动相融合 生物学类专业实践教育，要求教师兼具专业知识和科研、生产实践经验。通过支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践教学项目，吉林大学生物学类本科专业教学实验室与设备对科研教师免费开放等措施，吸引8名高水平的科研教师参加专业实践教学工作；通过选聘11名科研院所和企业高级专家做兼职教师，联合指导实训与实习教学工作。现已初步建立起一支教育与管理理念先进、科研与生产经验丰富、固定与流动相融合的专业化实践教学团队。
5 “1个融通”实践教学平台的搭建
实践教学条件平台是实践育人方案实施的重要支撑。为此，吉林大学生物学类本科专业搭建了专业、实训、实习和创新创业融通的实践教学共享平台。专业实验教学条件平台：结合生物技术上游和下游技术应用特点，建立专业与校内实训融通的实践教学平台，承担本科生专业实验、认知实习、模拟生产实际训练、创新实验和毕业论文等实践教学。实习基地教学条件平台：目前已建立野外实习基地3个，生产经营管理实习基地4个，为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科学思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条件平台：充分利用校内教学实验室和科研实验室开放资源，校外2个创新创业实践基地、3个科研院所实习基地，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创造了优越的环境条件。三个平台相互融通、开放共享、集产学研功能于一体，使学生创新、创业和管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形成科学、系统的过程[6]。
6 结语
生物学专业实践教学是提高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环节，建立科学的专业实践教育体系，加强专业实践教学与科研、生产实践的紧密结合，对于促进学生知识结构的多学科交叉复合，突出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具有重要的作用。
实践证明，吉林大学生物学类本科专业通过构建“3个衔接、4个结合、2个融合、1个融通”的生物学类专业实践教育体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本科生承担创新创业训练项目505项（国家级64项），190篇（SCI、EI索引66篇），参与申请发明专利55项（获授权35项），获创新创业奖448项（省级以上152项）。实践育人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教育工作者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不断加强专业实践教育内涵建设，为大学生成长成才创造优越条件，推进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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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艳，闫国栋，孟威，等.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J].中国大学教学，2014（11）：35-37.
[3]蒲小燕.对高校生物专业实践教学的几点思考[J].教育探索，2010（12）：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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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成果转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医药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同疾病斗争的经验结晶，在世界医药学宝库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近年来，随着人类回归自然、重视天然药物和自然疗法热潮的兴起，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再度引起世人瞩目，推进中医药国际化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高等中医药教育是实现中医药国际化的基础，在推动中医药国际化中其自身也不可避免地踏上了国际化之路。了解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背景，把握其特点与规律，化解其矛盾与问题，提出其办法与思路，对于加快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背景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
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有机部分。中医药教育，尤其是中医药高等教育是我国的传统优势学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包括本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远程教育在内，层次、科类齐全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目前，全国拥有独立设置的高等中医药院校44所，另有设置中医药专业的西医药院校75所，非医药院校、研究院所126所，在校生达30余万人。因为高等中医药教育地位的特殊性，国家有关部门在制订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时，总是把中医药连同中国传统文化一起作为最有条件首先走出国门的两个领域来规划。高等学校也完全有能力、有责任率先走上世界，实现与国际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对话与交流，并利用国际教育资源丰富和发展自己。实际上，我国中医药院校从1957年起就开始招受外国留学生，此后中医药留学生教育规模和范围持续、稳定扩大，目前已有10多所中医药院校设立了承担留学生教育和管理的国际教育学院，招收的留学生遍及世界各地。留学生教育层次也有了很大提高，学历教育包括博士、硕士、本科等层次，非学历教育包括高级进修生、普通进修生和短期进修生等多种形式。近年来，随着中医药在国际上影响的日益扩大，中医药学成为来华留学最热门的专业，其规模已牢牢占据我国自然科学留学生教育人数之冠。同时，在走出国门方面，经过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和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取得了重要进展，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显著标志之一。
(二)中医药国际化
中医药教育国际化和中医药国际化是同一进程的两种力量。它们互为基础、互相推动，将祖国传统医学成功推向了世界。实际上，尽管经济全球化是近年来才兴起的潮流，但中医药学的对外交流与传播，却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有史可查的范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9年，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徐福东渡扶桑，首次将中医药带出国门。从公元6世纪起，针灸学开始传向国外，先是朝鲜、日本，17世纪后传人欧洲，长期领先于世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直到进人近代，现代医学兴起之后，传统医学的地位迅速衰落，中医药学也逐渐沦落为“民间医学”甚至被讥为“伪科学”。近年来，“回归自然”、“绿色消费”成为时尚，天然药物在世界各国开始成为医疗保健的首要选择，中医中药在世界医药市场中重新受到重视。特别是在预防、保健、治疗人类疑难病症方面，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中医药正以其科学价值和确切疗效，不仅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视和各国政府的关注。在机遇面前，我国政府积极推行中医药国际化战略，努力使中医药重新走向世界、融人各国的主流社会，并在国际医药保健领域取得了较大的市场份额，正在实现从传统医药大国向现代中医药强国的跨越。实现中医药国际化，科技支撑、文化渗透、医疗服务、产业开发和人才培养是其五大支柱，而人才培养更是实现中医药国际化的重要基石。在中医药国际化战略布局中，高等中医药院校承担着重要的任务。一方面，他们要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中医药人才，将其输送到国外从事中医药国际化工作，同时吸引更多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医药学;另一方面，还要在各国政府推动下与国外高校合作举办各级各类中医药教育，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培养本土化的高级中医药专门人才。通过这些有效工作，最终在世界高等中医药教育中取得主导地位、发挥更大作用。
二、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关键环节
(一)推动中医药教育的标准化建设
标准化是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前提，也是推动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迫切要求。目前，世界上约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中医药教育，中医药院校达数百所，为各国培养中医药人才做出了贡献。仅在美国，就有60余所中医学校通过了美国教育部教育评审委员会的认定，拥有在校学生上万名;在欧盟诸国，有全日制中医学校11所、非全日制中医药培训机构近200所，每年培养中医药专业人才达4万人。即使在遥远的非洲，在我国援非医疗队及华人中医的努力下，也已开始接受东方传统医学，并不断派出留学生到中国留学，这些国家包括利比里亚、坦桑尼亚、贝宁、利比亚等。但总体看，中医药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极不平衡，尤其标准化程度低下更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除港台及少数东南亚、欧美国家外，各国多数中医药培训机构办学层次混乱，人才培养目标和知识体系互通性不强，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缺乏对学生中医药辨证思维能力的培养，中医药学术交流不足，中医药术语翻译标准极不统一。因此，制定一套包括中医药名词术语标准、中医药教育机构设置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在内的中医药教育标准体系，并逐渐实现与现代医学教育的接轨，已经成为推进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当务之急。实际上，医学教育标准化早已成为国际惯例。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就已经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本科医学教育质量保证指南》(GUMEWPR);2002年，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IME)颁布《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GMER)，对指导和规范世界医学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已经出台《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也了《中医学专业(本科)中医药理论知识与技能基本标准》。借鉴这些经验，制定出通用性的世界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是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奠基之作。2008年11月，在天津召开的首届世界中医药教育大会上，我国学者公布了《世界中医学本科(CMD)教育标准(草案)》，标志着世界中医本科教育标准化工作迈
出了重要一步。今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将依照这一标准进行中医药教育的行业约束，规范中医药教育市场，保证中医药本科教育的基本质量和办学水平。当前的任务，是加快“标准”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工作，并积极开展中医药教育标准的系列化工作，开展国际通用、符合中医药教育需求的教学大纲和基本教材编写工作，开展各种类型、各个层次中医教育资格认证体系的建设和教育质量评估工作，促进中医药教育在世界范围的规范、健康发展。
(二)中医药教育与文化传播相结合
从形态上看，中医药学虽然具有自然科学的一般属性，但同时也表现出深刻的人文学科特征。中医药学以其东方文化的深厚底蕴，坚持个体化辨证论治、求衡性防治原则、多样化的干预手段、天然化的用药取向，从整体联系的角度、功能的角度、运动变化的角度把握生命规律，已成为世界上独具特色的医学体系。但由于文化背景和理论体系的差异，中医药学与西方医药理论在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且限于目前科技水平，对于中医的治疗效果、物质基础、作用机理，还不能完全做出科学说明，尤其不能按照西方科学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中医药概念体系及中医学诊治疾病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加上以古汉语为基础构成的中医药术语表述古朴深奥，国外的普通学生一般很难理解和领会其中蕴含的博大文化精髓。因此，要实现中医药教育的国际化，有必要将中医药知识纳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与推广的大系统之中，逐渐推进世界各国和地区民众对中医药知识体系的理解与认同。当前，随着我国的迅速和平崛起，东方文化正在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重视，孔子学院等文化机构在世界遍地开花，与中医药一起成为盛开在世界文化园地的两朵奇葩。中医药教育要与中国传统文化汉语言教育互相造势、互相推动，使世界各国人民在接触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了解中国古代的自然观、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而理解中西医学的差异，信任中医药诊治疗效，让更多有志青年自觉自愿地选择接受中医药教育、从事中医药推广工作。
(三)加速中医药产学研一体化进程
中医药是我国对外开放中有望取得原始性创新突破、对世界医学乃至科学技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科。为此，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把“加强中医药继承和创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作为重要内容，把“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列为“优先主题”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中药的新药研发能力已基本形成，中药产业已初具规模。据2006年公布的数据，我国中医药制造企业1384家，产值1234.64亿元，中医药企业的发明专利迅速增加，其数量已与化学药品制造业大体相当。但总体看，我国中医药产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制药技术落后，基础研究和创新能力薄弱，与我国几千年的中医传统和中医药资源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尽管我国目前拥有各类中成药6000余种，每年还推出不少新药品种，但其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很少。在国际草药市场中，我国中药出口额仅占世界的3%左右，且主要以中药材和饮片为主，中成药出口仅占中药出口总额的15.400。即便如此，对欧美国家，我国的中成药只能以食物补充剂的身份上市。目前，在这一领域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是欧洲、日本、韩国，他们在国际市场上占有90%的份额。中药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稳定性和均一性是进人国际市场的必要条件。要想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不但要选择适销对路的产品，更要加强产品药材的可控化、制剂的现代化、工艺的工程化、质量控制的科学化、安全评价的规范化、疗效标准的严格化和产品包装的国际化等方面的研究，使中药产品符合国际标准，达到出口国食品及药品管理部门的基本要求。同时，中医药的研发工作还要加强与现代生命科学、生物技术、西方医学的结合，尤其要加强中医药科学原理和机理的研究，加强中医药创新药物的研究与开发，推动中医药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为此，要积极推进国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医院、企业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共建双边甚至多边的中医药临床研究中心、联合实验室、诊所等，全面提升我国企业在中医药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能力，取得我国在世界高等中医药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应有的权威地位。
三、推进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举措
(一)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中医药人才
要解决高等中医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培养一大批胜任高等中医药国际化推广的高水平人才，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教育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是相伴相生的。那些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无不重视国际化通用人才的培养。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要培养世界通用的日本人”，美国在其90年代制定的《美国200。年教育目标法》提出要通过国际交流，努力提高学生的“全球意识”、“国际化观念”。在韩国，其“21世纪委员会”提出的教育国际化培养目标，是提高学生国际化的意识，包括提高外国语言能力，增强自主的世界公民意识，加深学生对各国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知识的理解，等等。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起步较晚，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把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中医药高级专门人才作为推进中医药国际化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各高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中，要努力贯彻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本要求，努力培养中医药学生的国际观念、国际意识，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树立向全球服务、向全球开放的观点;培养中医药学生的国际交往能力，使其能与外国人和谐相处，尊重外国的风俗和，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法律权威;培养熟练的外语交际能力及对异域文化和国际知识的理解能力，使其在充分了解外国的历史、政治、地理、风土人情等前提下将祖国传统医学成功推向世界。
(二)加强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办学
合作办学是教育国际化重要形式之一。近年来，教育部先后批准上海中医药大学与英国伦敦都市大学合作举办药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批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与英国利兹大学合作举办护理学、药物制剂、制药工程、生物技术等专业的本科教育项目，与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医学院合作举办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200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按教育、医疗、科研三个类别在全国遴选首批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等11所高校被首批命名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国际合作交流基地”，使其成为承担国际合作任务，开展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产业和技术服务等国际合作交流的骨干机构，政府间开展高水平项目合作的平台，以及中医药国际化高层次人才的孵化源地。各高等中医药院校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强与各国高校在多层面的合作，不断拓展中医药教育的合作空间，不仅与亚洲中医药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地区高校开展合作，也面向欧美地区和澳洲国家，甚至面向非洲国家开展中医药教育合作。其形式也从传统的以民间、小规模的个体或团体性质的伙伴性合作为主，转向以各国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和高校为主。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高校自身的努力和国务院主管部门的推动，促使世界相关国家政府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开放中医药教育市场，帮助这些国家建设中医药教育、考试、注册和认证机构，通过这些具体工作促进中医药及中医药教育事业在各国的兴起。
(三)推进高校的中医药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所高校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近年来犷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此，要紧紧围绕中医药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建立健全我国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一方面，要重视中医药理论与基础研究，在自主创新与原始创新领域寻求新突破;另一方面，要以临床重大疑难疾病研究为切人点，推进中医药关键技术的创新突破;同时，要努力弘扬中医药特色和优势，重视健康产业的发展需求，多学科集成创新推进新药创制。为此，要努力打造一支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培养学术大师和科技领军人才，积极营造科技创新文化，着力推进科教经、产学研结合，力争在解决中医药关键问题、实现理论与技术创新、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更大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