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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国际教育大潮流下,与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外国留学生汉语普通语言进修教学相对照的,是平稳有序的汉语言本科专业的学位教育。我们在重视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生的量的同时,也应注重汉语教育的质,即切实地培养具有良好的汉语言能力和汉语文化知识的人才,这项任务需要汉语言本科及硕士甚至博士教育来完成,虽然与普通进修生的汉语教学相比,学历教育培养的数量有限,产出周期较长,但是它有着普通语言教学所不能相比的意义。张和生先生曾指出一所大学的汉语国际教育事业要依托汉语言本科专业,以及随之建立起来的研究生学位教育。高等院校理想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生结构应当是以四年制汉语言专业本科生为主体,同时招收应用语言学专业对外汉语教学方向的中外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中、短期汉语进修生。人为地适当控制汉语生或非学历生在留学生中的比例,将是高校特别是知名高校发展的一种趋势。这种高瞻远瞩的观点无疑是将我们的汉语教学放在全球知名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中来关照的。值得汉语国际教育界借鉴。
针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言本科专业教学体系既属于汉语国际教育的范畴,也属于国家高等教育本科教学体系范畴。因此留学生汉语言本科教学就包含了二者各自的教育教学特征,也应遵循二者的教育规律。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的教学体系要从各类课程上保证本科培养目标的实现,确保培养符合本科培养目标的人才。规范的四年制汉语言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通过系统的汉语语言知识的学习和汉语语言及文化类专业课程的学习,培养出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的汉语技能,并能熟习中国国情及中国文化的复合型人才,甚至学生有潜质成为各国的汉学家。
在汉语言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根据大纲的要求,教学内容包括:1.汉语言语技能教学,也就是进行汉语听、说、读、写各专项技能及综合训练,逐步提高学生的汉语言语能力及交际能力。2.汉语知识教学,比如词汇、语音、汉字等基础知识的讲授,使学生具备系统完整的汉语言理论知识。3.中国人文知识及与专业方向有关的知识教学,比如中国文化、中国概况、中国文学、人文地理等,使学生熟悉中国国情,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具备基本的中国人文知识。课程体系体现了由打好语言基础到对语言理论的掌握,再到文学文化知识的浸润的过程。课程体系尊重二语习得的规律,也重视了人文知识的传授要求。
作为在高年级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学课是文化类专业的必修课。古代文学课是依据国家汉办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属于中国人文知识课群。在该课群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修习时间是在第四学年,每学期2学分,共4学分,与之相应的,还有中国名著选读和汉语古籍选读课程,均为4学分,三门课程总计12学分,在人文知识课程类别中占重要地位。中国名著选读与汉语古籍选读均属作品选读鉴赏类的课程,在教学中可单独开课,也可以纳入中国古代文学课中,与文学史的教学相得益彰。我校在课程设置中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作品赏析两门课由一位老师统讲,在教学中既介绍文学史的发展流变,又赏析经典作品,使学生对古代文学有感性和理性的双重理解,便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古代文学这门课程。
一门语言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就是这门语言的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和手段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们的精神境界,通过审美的方式发挥其多方面的社会作用。文学一方面是语言的精华,另一方面也体现着该民族认知世界的方式、审美特征、民族人格内涵等。因此,学习一门语言都要升华到学习该民族的文学的层面上。通过文学可以更好地掌握语言,也可以探究语言背后的文化意蕴。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就是基于此,我们不但说中国古代文学是民族文化遗产,是中国的文化精华,更是基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学饱含着丰富的人文底蕴,寄托着古人或空灵或济世的人生理念,其中蕴含的中国士人的精神和傲骨值得中外学生学习并成为滋养自身精神世界的养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大美境界,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让现代人在这个科技化的时代还保有着心灵的自由与惬意。对外国人的汉语言专业教育,我们也要考虑到美育和思想领域的教育,这种教育靠什么?就要靠中国传统的文学。崔永华老师认识到对外国人的汉语言专业教育,也要利用课堂教学、语言实践活动和校园的文化环境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文化科学、身体、心理、审美、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素质的教育,培养勤奋学习、工作和团结协作的精神,使他们能成为适应国际社会需要的高质量人才。注意到了德育和美育的问题。中国传统的文学和艺术就是最好的载体。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承担着独特的责任,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和文化的教学,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跨文化阅读与交际的能力,在教学体系中它既是文化类专业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起着汉语言专业的精神导师的作用,使留学生在学好汉语的基础上,能够体认中国的文化精神,让中国古代的优秀作品滋养自己的心灵世界。
二、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策略
基于留学生的汉语认知水平及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了解的局限性,在针对留学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要充分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在教学中实施切实有效的教学策略,以帮助学生真正地体会古代文学作品的博大精深,能够激发学习热情,达到教学目的。从教学实际出发,笔者在从教的过程中积累了以下三方面的策略,收到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一)文学史发展脉络作品赏析作家地位三位一体的讲授策略
对于外国留学生而言,他们不似中国学生那样,在中小学阶段就对古代诗歌和散文有所接触,对古代文学有着感性的认识。古代文学于留学生而言,不仅具有语言文字的难度,也具有理解中国独特审美情怀、中国士人文化精神方面的难度,而后者的难度更大。讲授中国文学,留学生可以通过古代的经典作品体认中国士人的审美世界,家国情怀及思辨精神,这些毋庸置疑是语言的精华所在。另一方面,要想让他们能够真切地理解作品的优秀内涵与文艺特色,就要对文学的发展脉络,甚至是中国历史的大致走向有所了解。吕蔚老师也曾提到这一点,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古代文学课应当让学生对古代文学有一个史的了解,这一了解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哲学等基础之上的针对中国学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一般称作中国文学史或古代文学史,要使学生掌握古代文学的发展流变,首先要对各种文体的演变历程有理性的把握,对古代文学各个阶段的特征也要有所掌握。对于留学生而言,我们对文学史甚至是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的介绍目的不同于中国学生,而是要通过文学史的简要介绍,让学生能加强对作品内容的深入理解,感知作者的写作动机与蕴含的感情。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很有必要对文学史的发展做以简要的介绍。经典作品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的中心内容,扫除作品中的古汉语语言障碍后,教师应着重将教学内容放在对作品的赏析上,让留学生仔细体会作品的美感和思想深度。古代文学课是以语言课为承载的文化及艺术鉴赏、审美鉴赏的课程。对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的艺术欣赏,从而感知中国文学的深厚与美感,是课程的一个重要意义,孙兰也在文章中指出,文学所承载的教学任务是什么?是文化的输入,也是审美鉴赏的输入。中国文学所追求的意境之美,是中国文艺美学的独特之处,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境界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这种以含蓄为主的文学面貌就形成了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此,只有通过对经典作品的解读,才能让学生亲自去感知。
在对作品解读之余,也要给学生介绍重要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名垂千古的作家的风格及其对后代的影响有较为理性的认知。比如在学习陶渊明的田园诗作的同时,学生也应该了解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教师应该介绍陶渊明对后代的影响及他的诗作的开创性,才能与作品的赏析交相辉映。我们在留学生的古代文学课上,要做到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与优秀文学作品阅读赏析、作家的艺术特色及地位三者统一结合起来,让学生既对作品有感性的认识,又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对古代文学的发展流变有一个清晰的把握。
(二)移情策略的有效实施
中国的《尚书尧典》就曾经提出诗言志,作为中国文学大观的诗歌,是历代文人表情达意抒发内心情感的工具,诗人们借诗来将内心的情志抒发得淋漓尽致。不论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亘古未有而孤独大气的内心独白式感慨,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灵动淡然,无一不体现出作者个人的独特精神气质与别样的情感世界,而这种精神、这种感情也正是后人所敬仰的精神丰碑。所以我们给留学生讲授古代文学,就是将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我们中国人所敬仰并传承的精神,传达给外国学生,让他们也能领会人类的精神高点,感受作者的真情实感。笔者在教学中,常常将作者所处的情境及生活境遇介绍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体会,如果换成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想?是否与作者有相似的情感表露?有很多时候,留学生感受到,作者是代自己说出了心中要表达的语言。将作者情之所动,情之所处让学生来体会,可以增强学生对作品意蕴的理解,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种移情的策略重在让留学生能够从情感上体认经典作品中蕴含的作者的情与志。笔者很赞同涂文晖老师的见解文学艺术最讲究传情,不能调动学生的感情,这门课就是失败。对外汉语教师在古代文学课上不仅仅是知识的传输者,更应当担负起情的搭建者。在文学巨匠和外国学生之间搭建起一座情感的桥梁,让我们的经典作品真正以情打动留学生的心灵,带给他们别样的情感体验,感受诗作中的韵味。
(三)通过吟诵体会古代文学作品的韵律美和意境美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诗歌在诵读的过程中更能展现其韵律美和节奏美。诗,读起来朗朗上口,余音绕梁。中国古代的蒙学即要诵读诗歌,孩童虽不通其意,然而在诵读的过程中已经慢慢影响了他们,使他们感知古文古诗,随着时间的推移,转而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化的血液,文化的根基。同时我们也历来重视吟诵的意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即是也。在教学中,教师声情并茂地诵读,会将诗中蕴含的感情生动传情地传达出来,易于学生接受并乐于去认知。引导学生们自己去诵读作品,既可以体会汉语的韵律美,又可以增强学生的汉语语感,领会古诗中汉语的语言规律,语法规则,从而可以将学生的汉语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丰富学生的词汇量。
中国的诗歌十分讲解意境之美。诗作中往往会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汉诗之大美,也在于不可言说的意境。兴象玲珑不可凑泊是诗作的较高境界。这种韵味与意境仅仅通过讲授是很难体会的,必须通过阅读者的参与,即留学生要通过自己的诵读来感知其中所蕴含的意境,在诵读的过程中体会作品的意味悠长,获得美的享受。这种个体的审美认知是他人所代替不了的,因此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多诵读,从中获益。此外,一些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品也应该适度要求学生们背诵,教师的吟诵以及学生的诵读和背诵的要贯穿教学始终。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教学策略外,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自己去写对优秀作品的读后感想,不必长篇大论,只要有自己的观点即可,重点在于让学生们从中得到了一些感受和启示,这是让学生能够内化所学优秀作品的一个方法。留学生的古代文学课与中国学生的教学有所不同,既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接受水平,又要兼顾知识点的讲授,引导学生对作品的理解欣赏,教师在教学过程应该分清教学轻重,不必面面俱到,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重点。
三、基于此教学策略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阅读 鉴赏 研究 学生能力 文学教学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course should cultivate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from read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allusions, style and so on; by substitution method, reduction method and comparative method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of appreciation, and to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guidance etc..
Keywords reading; appreciation; research; students’ ability; literature teaching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中文专业的核心课程,一般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中国古代作品选讲,但大多数高校将这两种课程归并讲授,多数在大学二年级开设。除此之外,中文专业学生还需根据自身情况,接受各类后续的提高性课程,亦即专业选修课。传统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多以讲授为主,强调知识授受,较忽视技能培养。古代文学课程不论教学时间长短,都应该培养学生阅读、鉴赏的能力,也应该适度培养学生进行初步研究的能力,帮助学生提高口头表达、写作的能力。本文拟对现有条件下,如何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相关应用能力,略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1 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首先,繁体字成为“拦路虎”。学生从小接受的是规范汉字教育,学习使用简体字,对繁体字认同度不高,存在距离感和陌生感,面对繁体排印的书籍十分茫然。虽然大一时已经开始学习古代汉语课程,但毕竟我们的社会语言是简化后的规范汉字,国家也倡导规范汉字,因而我们生活的环境中,仍然以简体字为主。学生看到古籍难免心生恐惧,但古代文学教学中应帮助学生尽快适应繁体字阅读。
一方面,尽可能地创造繁体字环境。例如,课堂上使用繁体字板书,制作的PPT也使用繁体字。另一方面,尽可能地让学生有机会使用繁体字。老师在教学时可以布置与繁体字相关的课后作业。这样,学生既熟悉了经典作品,又手写了繁体字。当学生经过一个学期的适应,扫清繁体字识别障碍,学生可以独立查阅、参考繁体字文献。这对学生后续的学习深造是有所帮助的。
其次,典故成为“挡道车”。使用典故委婉曲折地表达含义,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常用技法。但典故本身数量巨大,涉及面甚广,没有长期的积累很难熟悉典故的含义。这也成为学生们阅读的障碍。如辛弃疾《鹊桥仙・寿余伯熙察院》是结末云:“好将三万六千场,自今日从头数起。”①“三万六千场”看起来每个字都认识,却非常不易理解。事实上,这平白一句也在用典,出自苏轼《赠张刁二老》诗中“共成二百七十岁,各饮三万六千场”。但其典源自李白《襄阳歌》之“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②所以不借助旧注,不熟悉典故就无法读通作品。教学过程中所能做的是,遇到熟典,可提醒学生留心。遇到生僻典故,则解释典源、含义,并适当再举例证。当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适当地总结用典习惯。当然,这仍然不是最佳的解决之道。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会学生熟练使用工具书,或许是更直接的办法。
再次,不谙文体成为“堵门墙”。我国诗文之体,由简而繁,至《文选》已细分为三十九体,明清又有拓展。普通大学生自然不需要对此有过细的了解,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仍然会接触到若干常见文体。这些看上去很面熟,细看又不了解的文体成了学生阅读的障碍。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关于文学史现象、作家等的知识传播,介绍文学史发展沿革,以及各个时期的代表性文体,可以起到促进学生的文体认知初步作用。但在作品分析时,若遇到初次出现的文体,仍需详细说明。指出该文体的特殊语言形式,区别相似的文体。例如介绍到近体诗时,常规的讲授一般都会说明黏对和拗救。单是一两次课程的讲授,并不足以让学生完整掌握,可以推荐学生阅读相关读物加以补充。另外,也应该善用网络资源,将课堂延伸至课外。相关的慕课课程、国家精品课程等,一般都有助于学生复习巩固。
当然,也应该鼓励程度较高的学生进行诗文创作。因为课堂上讲授的文体知识,内容比较抽象,只有当学生自己动手,考虑诗词中的平平仄仄、一东二冬三江四支、起承转合等,才可能有更直观的感受。而创作本身,也有利于学生理解古代文学经典,有助于提高他们的鉴赏水平。
2 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
阅读障碍扫清之后,还应向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事实上,古代文学的专业选修课,更适宜在提高学生鉴赏能力处着力。在课堂讲授时,或许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赏析名篇。
其一,代入法。古代文学作家描绘的场景与当下自然会有距离,但经典作品之所以能流传千古,成为经典,其中反映的人类普遍情感,能引发后人的共鸣是其重要的原因。所以,鉴赏作品时,提示学生作品中反映的人类共通情感,贯通今古,代入作品角色,可令教学效果更加明显。例如五代牛希的《生查子》描写情侣送别的场景。分析这首词时,不但分析结拍“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两句,取草色与衣裙色彩上的相似为喻的修辞技法,还可请学生代入角色,体会女子期待恋人睹天涯青草而思人,多多怜惜守候在远方的她之内在情感。
其二,还原法。古代文学作品基本是书面的、案头的,学生理解、背诵总感觉不亲切。遇有叙事性的作品,还可以通过还原作品所叙述事件的方法指导学生理解。还原的办法,既可以采用现有的视频资源,也可以指导学生排演。如叙事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故事性很强,可以请学生改编、表演。在还原作品现场的过程中,也可以使得学生对作品把握更到位。再如一些山水游览诗文,也可采用此法。潘阆《酒泉子》(长忆观潮)写观看钱塘江潮水的感受,就可以找到钱塘江潮的图像、视频资料,以帮助学生理解词作。
其三,比较法。一是以经典作品相互比较,增进学生对美的感受;一是以不太成功的作品与经典作品比较,帮助学生鉴别优劣。
例如在讲述苏舜钦《庆州败》诗时,可以与高适《燕歌行》作对比。两首诗都是写敌军寇边,但苏舜钦的诗歌情感直露,将矛头直指领军将领,并且刻画了宋代边军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意志力涣散的丑态。高适的诗歌也批评边军将领,不关心将士,但仍然写出唐军战士血战沙场的雄心。相互比较,有助于学生在对照中了解两首诗歌的相似之处,与不同特点,了解唐宋诗歌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形成的时代原因。
电化教学手段使得类似的比较非常容易实现,在课件制作上,两首作品并排录入在同一张PPT上。播放时,让两首作品比较的部分同时出现,学生可以直观感受到其异同。有时向学生介绍的作品是同题之作,恰好是两位作家或多位作家相互唱和的作品。如唐代元稹、白居易;宋代苏轼、苏辙都多有唱和之作。以比较之法教学,其效果均胜于单独分析一位作家的作品。
当然,文学史教学本身有规定动作,限制较多,采取比较之法不宜过多、过频。否则牵扯过多,影响教学进度,反而不美。但专业选修课,如《唐宋名家专题》、《宋元诗歌专题》、《唐宋词专题》等,教学内容较为灵活,涉及作家、文学史现象等并不十分多,则均可采用比较法讲授。学生就像一位美食家,在比较的过程中,发现作家、作品的差异,提高他们的鉴赏能力。
3 培养学生初步研究的能力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相当部分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其中还包括一些进入研究生阶段深造的学生。本科阶段,为学生打下一个初步进行研究的基础,不论对他们今后从事科研工作,或是从事其他社会服务工作都有一定的帮助。我们在培养学生初步进行科研能力,应该是贯穿在学生学习全过程的。培养形式可以多样,可以结合本科培养方案的学年论文写作一直到毕业论文写作,也可以在不同类别的学生创新活动中进行。
首先,讲授课的课堂上,应该着重培养学生对研究的兴趣,引导他们发现问题。讲授文学史课程时,可以穿插介绍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可以渗透学术史的讲述。例如向学生介绍陶渊明、杜甫在当时的文人眼中的地位,以及后世的变迁。陶渊明和杜甫都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史要着重讲述的对象,占的课时比较多。但陶渊明在宋代之前,地位并不特别高。在陶渊明自己的时代,魏晋人也不怎么欣赏他,《诗品》中也只给了他一个下品。直到苏轼肯定他,又写作多组和陶诗,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才上升。杜甫也是一样,唐人选唐诗很长时间都不选杜甫。杜甫的地位也是到宋代才开始经典化的。类似这样的现象很多,我们可以在授课时提出,并且引导学生进行课后思考。当这些问题积累多了,学生自然也就有了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观念。
课堂的讲授,还需要穿插文献学的知识。文献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研究的基础,文献的采集、校勘、辨伪,以及相关的版本、目录等学问很多都不仅仅是知识性的内容,恰恰偏重应用。可以在课堂上介绍知识性的内容,而由学生课外动手操作。例如,向学生介绍进行作家研究,如何获得该作家较为完整的信息,有哪些文献是需要参考的。这可以在讲授文学史的作家生平时,告诉学生如何参考已有年谱,如何查阅、使用昌彼得、王德毅的《宋人传记数据索引》、《明人传记数据索引》等工具书。
其次,讨论课的课堂上,也是进行初步研究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在讲授课程的基础上,设置适合讨论的话题,供学生课后准备。这种方式,使得学生掌握了学习的主导权,提高独立思考能力。在熟悉文献之后,学生自己到课堂上参与讨论,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口头表_能力。
与讨论课的课堂相似,课堂展示也可提供学生独立L集阅读文献资料、独立思考讨论话题。课堂展示也宜事前设置话题,由学生课后准备。课堂展示也可以与鉴赏能力中的还原法结合,由学生展示他们所还原的作品场景。
再次,学年论文写作帮助学生初步建立学术论文的规范意识,树立明确的学术道德意识。进入学年论文写作的阶段,学生已经基本解决了阅读鉴赏、查找文献的问题。他们应该也具备了较成熟的写作能力,有一定的问题意识。论文写作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过程。学生前期受到的训练效果基本上就此体现出来。这时需要着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从写论文的最初阶段,就牢固树立不踩学术红线的意识,并且引导学生学习使用论文引文规范。这些问题看起来既琐碎,又费力,但只有从学生踏上科研外缘之路时,帮助他们及早、从速树立正确的科研观念和规范意识,对他们今后发展也会更有利。
总之,古代文学虽然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的一个门类课程,但因为其特殊的教学内容,承载传统文化的信息量,仍然有其特殊性。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适当注重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应用能力,在学生本科阶段就系统培养其读、赏、研究的能力,夯实基础,树立规范意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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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eoryofPoetryandTheoryofPainting:TheFunctionandSignificanceofInvokingthePaintingTheoryintheCriticismofCiPoetrySUNKeqiang
6.LawasanImportantCategoryintheAncientChineseFormalCriticismWANGYonghao
中国文化,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时代、心理认识的原因,主要顺着“综合的、尽理”的精神为线索发展,它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强调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阴与阳的合一,知与行的一致等:是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宇宙观,强调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上下通彻,内外贯通”,即《中庸》说的“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综摄以成”;孟子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荀子说的“圣人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尤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义务,很少考虑独立的人格和个体的意愿。“个体人格的自足意志就是做孝子的意志,做忠臣的意志,济世为民的高尚意志,就是忠君报国的集权意志,实现个体人格的价值目的变为实现。‘君’、‘国’意志的有效手段,个体人格至上说变为君王至上,国家至上……”。
这反映在生命的观念上,中国人与希腊人对自然的把握就不同。中国人首先把握的是“生命”,其主要精神是《尚书·大谟》的:“正得利用厚生”,即儒家的“修己以安百姓”。“正得”即“正德”,“修己”是对待自己的生命,这是内圣事:律己要严;“利用厚生”或“安百姓”,则是对待人民的生命,是外王事:对人要宽。三皇五帝,正是这样的“内圣”才达到了“外2E",达到了“仁道”的标准。这一过程的中心和前提是“内圣”——“仁义内在”。而达到“内圣”,首先就要“性善”:“由恻隐之心见仁,由羞恶之心见义,由辞让之心见礼,由是非之心见智”。这才能做到上文所说“尽心”、“尽性”、“外王”,也才能顺理成章,自然达到“尽伦”、“尽制”:以“亲亲尊尊”定人伦秩序(后演生为“五伦”、)以“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定礼制纲常,再以此伦常之道维系社会,即可直接推出“外王”。这样,中国文化自然便罕元独立的个体人格。古代文学中的抒情、叙事主人公当然也要“正得利用厚生”,也要“修身以安百姓”,理所当然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审美理想,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没有真正意义的神的文学,而只有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的传统之形成的主因之一。
与此相应,在价值伦上,与西方认识论上的功利主义相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义的。《伦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强调“舍生取义”;荀子说:“之人可以为禹”;王阳明说:“满街是圣人”;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重义轻利,以道制欲;重生活改善的兴趣,重道德完善的追求,而忍受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以换取道德上的平等,这是中国文化的价值主流。为此,孟子把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分为“天爵”和“人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人都需要“宠辱皆忘”去达到道德上的平等。于是屈平以死殉道,古今赞美,司马迁辱中著史,深为古今良史效法;同一个李白,出山了就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嵩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失败了,只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同一个杜甫,早年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落空还寄望于朋友;“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陨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呈苏焕侍御》),英雄末路,饥寒交加,还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无论怎样,都离不开现实、品德、社稷、苍生之类的人生追求,这就很难产生西方意义的“神的文学”,必然形成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以此类推也就自然形成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弘扬正气、同情民瘼、鞭笞邪恶的文学传统。而且正因为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中国传统写诗作文往往是为着“内圣外王”的兼善天下,慢慢地文学自然成了“载道”“明道”“贯道”的工具,成了政治的工具。正如曹丕《典论·论文》强调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道德”、“文章”相并列,早列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范畴,所以,中国文学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传统、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英雄的传统,一句话,“修身——平天下”的文学传统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的。是“综合的、尽理的”文化铸造的成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这一“综合、尽理”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文学,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西方文化,主客体二分,是对立的。“无论处理人事还是置身自然,都有一个坚固的人格矗立着”。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名言,早已渗入人的心灵的各个角落。独立的个体人格,对自然不懈的开发与征服,在社会上,有强烈的意识去获取个人权利,即使是神仙也决不例外。西方多神,而且神都具有人格,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和权利。神并不比人高尚,并不比人崇高。宙斯、赫拉、甚至美神、智慧神都贪财好色,爱享乐、好虚荣,复仇心、嫉妒心都很强。他们敌视人类,为自身利益不择手段。而中国则不同,不仅人是尽理的,需要修身才能治国、平天下,而所谓的“神”更如此,女娲为人类补天,精卫为人类解除溺水之患填海,后羿为人类消除炎热射日,神农为人类尝百草,伏羲为人类造八卦,鲧、禹为人类治水等等。他们都威严伟大,纯洁高尚且富理性,达到了“内圣外王”。这已经不是西方传统神的范畴。再说,中国虽也有过神话时代,但到西周时代就已成为过去,老早就把人类美丽童年时代的遐想丢开,脚踏实地地过成人的生活;而且一开始就巫史并生,以史为重,从《诗经》、《楚辞》、《左传》到汉晋文学,基本是写人的文学。魏晋以后,虽有过佛教文学的兴起,但一切外来的观念,只有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只有通过这一文化背景的改造,才得立足于中国社会。所以,佛教禅宗文学,也是“综合、尽理”的、天人合一的。《目连救母》算是流传最广的佛文故事了,但它宣扬的还是“忠孝节义”,强调的是“内圣外王”之情,而不是神之情,“游仙诗”,算是真正的“神仙文学”了吧?但神仙的极乐,仍是清静无为,跨鹤乘云,不像荷马的“已腊司仙石”、但丁的“天堂”、密尔敦的“乐园”。因此,生硬地照搬西方文学理论是不妥当的,死套形而上学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标签也走不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路。一部《离骚》,因大量写了神仙幻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争,纷纷纭纭长达半个多世纪就是一个明证。
西方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分离,二分的,这便于对审美主体、客体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所以西方有的是分门别类的文艺理论,死搬西方这些理论的“钥匙”,不一定都能打开中国古代文学问题的“锁”。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还应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的文化思维为基石。因为如上所说中国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一体、阴阳合一,本质上是一种整体的直觉思维、朴素的系统思维。这种“直觉”是理智的不是感觉的,而这种“理智”,又是直觉的,不是思辨的,逻辑的;它一般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通过一系列意象组合和直觉判断的矛盾运动,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认识完成,逐渐逼近其中的本质意义,达到“目击道存”。这种思维的机制与生活保持直接联系,不是向分析、推理、判断的抽象思辨方向发展,而是横向铺开,向事物的性质、功能、序列、效用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整体把握方向开拓。这种思维机制,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身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强调它们的整体存在,这是最为深刻之处。它蕴含着理性的沉淀,又与个体的感怀、情感、经验、历史有关。它是一个有机的思维整体,想象、猜测、灵感、幻觉、情感、假设都在其中秩序地起着作用。“中国古人这样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美学、艺术有机统一,难舍难分、互相结合的面貌”。它既酿成了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又阻碍了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诸子文章,在哲学家的眼里是哲学,在文学家的眼里是文学,在史学家眼里是史学。一部博大精深的《史记》,既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著作,又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学著作,被郑樵称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诗经》算是纯而又纯的文学作品了吧,然而古来的儒学大师们却都把它当作政治著作,说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列为与《尚书》、《易经》一类的“五经”之一。这是“悲剧”、“喜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难以解释和难以概括的。其次,中国古代文学,循整体的直觉思维,强调的是“气”、“道”、“理”、“神思”、“妙悟”、“中和”、“神韵”,强调的是“意象”、“意境”。其基础和核心就是“意象”论。而“意象”的前提是“气”,“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既要研读经典,又要广闻博见,既要下功夫修炼,又要有聪颖的悟性。由此,才能“知人论世”,“立象以尽意”。有了这样的“意象”,文学作品才谈得上“风力”、“风骨”、“神韵”、“中和”、“妙悟”、“道”、“理”、“意境”,因此,中国只有“意象”论,而无“典型”论,也不好用“表现”、“再现”的术语去硬套分析。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释不了整个的中国文学;西方的“诠释学”看来也诠释不了这个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文学。所以,客观地说,从内因来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还是要从中国文化背景人手,要从中国的文化思维入手。
一. 上古期:先秦秦汉时期
在先秦秦汉时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文学形态是混沌的,模糊不清的。很明显的,文史哲不分,在这时候,文学文献很大一部分应该来源于史。像约写成于战国时的《左传》,它虽是一部以记事为主的史书,但它却是作为先秦文学研究的重要文献。这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在记事,写史,它还站在儒家思想的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这就超越了史学意义。更为可“贵”的是其文中还用了大量的篇幅记录了《诗经》流传过程中“赋诗言志”,而且还记录了当时人们对于《诗经》的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文化艺术形式的看法。这对于后人对《诗经》的研究,包括了思想和艺术形式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和《左传》相类似的还有两汉时期的《公羊传》、《谷梁传》等,它们同时作为对《春秋》的注释,对于文学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
到了两汉时期,在史书方面最重要的文献是《史记》和《汉书》及《后汉书》。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对于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开创了传记文学。它的七十列传。还有重要的是在这七十列传中,有些直接就有文学史料研究价值。像《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直接为后来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更真实的资料。
《汉书》中对于文学文献的价值在于它继承与发展了《史记》中的传记文学。像着名的《司马相如传》、《司马迁传》、《贾谊传》等。另外,它还有自己不同于《史记》的独特贡献。其中的《艺文志》应该是第一部真正讨论中国古代早期文学发展的着作,所以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后汉书》更是继承了《汉书》关于文学发展论的传统。对后来的史书都更多的关注文学有很重要的意义。
另外,除了史书作为文献研究的对象外,经类的更早的像《周易》、《诗经》、《论语》等。《周易》更多的是在论及卦象方面,所以它应该更属于美学范畴。但美学一直被视为是作为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出发点或原则。因此,《周易》被视为最早的对于文学创作思想和原则的重要文献之一。《诗经》中涉及到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语》应该说是先秦时期文献研究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在《论语》中,涉及了很多关于诗歌创作与鉴赏的原则与理论。并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对于道德、伦理观念的宣传,以及对于思想的传播。而且,也对《诗经》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进行分析和评论。另外,在先秦时期还有诸子百家的着作像《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也很很重要的意义。
到了两汉时期,对先秦典籍的研究更为专注更为集中。例如对《诗》、《书》、《礼》、《春秋》、《易》五经的研究,成为了两汉时期重要的文献。其中有《毛诗》、《周礼》、《礼记》。等。
《毛诗》重要的是对《诗经》训诂方面的研究。把视角从思想和内容上转向了文本研究上。“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可以说《毛诗诂训传》是第一次系统地,有意识地对诗歌文本的研究”(《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中古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创作的自觉化和个性开始凸显。但是并没有很凸显的成就。然而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却异常的繁盛。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景象。像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尤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些专门研究的集子出现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推向了历史的最顶峰。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一部很有体系,很专业化的研究论籍。它针对以往的文学研究提出了批评。其中一点是“贵远贱今,向声背实”,针对这一点,他提出了“审己以度人”的批评原则。这在文学理论上,尤其在文学鉴赏(诗歌鉴赏)方面有重要意义。
陆机的《文赋》是文学研究史上第一次把视角转向了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他强调在于“用心”。要心有所触,心有所思,心有所感,心有所意。因此孙立说它是“迄今为止古代文学批评文献中对文学创作研究最为深入的一部文献。”(《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
无论是从魏晋南北朝还是从整个文学批评史来看,《文心雕龙》都是一部最重要的着作之一。《文心雕龙》共分为五部分。这五部分的体例组成一个非常严整的体系,其中涉及了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文体论、文学史论、文学鉴赏论等。《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的体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因此后来的学者几乎奉《文心雕龙》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界的圣经。以致后人对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清代散文家孙梅在《四六丛话》中说:
赋家之心,包括天地;文人之笔,涵茹古今。高下在心,渊微莫识。尔其徵家法,正体裁,等才情,标风会,内篇以叙其体,外篇以究其用,统二千年之汗牛充栋,归五十首之掐肾擢肝,捶字选和,屡参解悟;宗经正纬,备着源流,此《文心》所以探作家之旨,而上下其议论也。
三.中古期(二):隋唐至明中叶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兴盛景象并没能够延续到唐朝以后,这种到了唐朝随着社会的安定也逐渐安定下来。虽说这种繁盛的景象已经被文学创作夺取,但这种稳定也保证了文学批评的全面性。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研究之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界也都趋于成熟状态。形式和角度也不再单一化。而且文学批评范围也随着文体的扩大而拓宽。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文献所涉及的文体,除了以前一直都很繁盛的诗歌散文之外,还包括新增的“词”,另外还有以前很少涉及到的小说和戏曲。这些此前批评家较少或从未涉足的领域的拓展丰富了中国文学批评文献的形式,扩大了文学批评的领域。同时这种稳定成熟的状态与领域的拓展也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而且研究成果的形式也有多样。诗话是宋代文学批评的奇葩,撰述甚多,影响巨大。例如《六一诗话》(欧阳修撰)。欧阳修主要在诗话里谈到了诗作为艺术。把文学纳入了艺术,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是他开创了用诗话体作为文学批评的方式。
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专着如宋代的《古文关键》(南宋吕祖谦编撰)。主要是“论作文法”、“看文字法”,此书对后世文章学尤其是宋元时期的文章学影响深远。
《崇古文诀》三十五卷,南宋楼昉撰。它主要更注重于文学成分的艺术分析,这和《六一诗话》颇有相似之处。此书可以和《古文关键》并肩而站。
四.近古时期:明中叶至时期
明代文学批评一项不是太景象。状况不容乐观。但也有其自己的成就。主要是在对戏曲、小说的批评方面,还有对传统的诗文评论方面,明代都超越了前者。
明代研究的形式还是师从宋代的传统。尤其师承宋代的诗话形式。
《菊坡丛话》二十六卷,单宇撰。绝大部分乃收辑历代论诗之语而成。
《归田诗话》三卷,瞿佑撰。主要以记事为主,像《菊坡丛话》一样,很少涉有自己的评论。
到了清代时,比起明代,文学批评有利进一步的发展。发展也有自己的独有的特色。他们开始倾心于学术研究,因而,当时的文学批评更具学术研究的色彩。他们都很注重学术素养,这对现在的研究者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正因为更倾向于学术研究,因此清人的诗文评着作更具理论特点,而且更注重其系统性。各种诗说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学说范畴,象“神韵说”、“性灵说”、“格调说”、“肌理说”等。较明代的研究,清代还有一个显着特征是诗话的明显增多。针对此现象,郭绍虞先生就曾说:“诗话之作,至清而登峰造极,清人诗话约有三四百种,不特数量远较前代繁富,而评述之精亦超越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