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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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管理制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确认无效诉讼；确认无效判决；无效行政行为；撤销诉讼
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一）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那么，《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在原有的撤销判决之外增设确认无效这一判决形式，是否意味着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已经建立了确认无效诉讼制度？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司法实践的考察、对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和确认无效诉讼与撤销诉讼之间关系等问题的分析，就建立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确认无效诉讼制度进行探讨。
一、我国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司法实践
在我国，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司法实践最早始于普通诉讼中。一个典型例证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3月30日的《关于企业开办的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法复[1994]4号）。该批复认为：“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上没有投入自有资金，或者投入的自有资金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七）项或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数额，以及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上并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企业，应当依据已查明的事实，提请核准登记该企业为法人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吊销的，人民法院对该企业的法人资格可不予认定。”根据这一批复，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可以直接认定已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上不具备企业法人法定条件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从而间接确认其由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无效。
就具体的司法实践而言，法院经常在涉及婚姻效力的民事诉讼中，以及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有效性为要件的刑事诉讼中，否定某些行政行为的效力。例如，在黄某诉罗某某、张某重婚一案中，黄某为能在本单位分房，要求与罗某某先行办理结婚登记。罗利用其担任乡人民政府民政助理员职务之便，开具了结婚证。后来罗某某对张某发生好感，在未经张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开具与张的结婚证并藏匿于办公室抽屉内。案发后，黄某以罗某某、张某犯重婚罪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追究罗、张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最终，法院认定罗某某与张某的结婚登记无效，于是宣告两被告人不构成重婚罪。[1]
在涉嫌妨碍公务罪的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有时通过宣告不构成妨碍公务罪从而间接认定公务行为不成立或无效。例如，2002年陕西延安“夫妻黄碟案”以人民检察院认定“妨碍公务”的证据不足，决定不批准逮捕张某而告终。
在行政诉讼中，由于行政诉讼法未规定确认无效判决，法院只能以撤销判决撤销本属无效的行政行为。[①]但是，也有一些法院大胆地尝试对某些行政行为适用确认无效判决。[②]特别是1996年10月1日行政处罚法生效后，司法实践中还出现了确认依法“不能成立”和相对人“有权拒绝”的行政处罚无效的案件。例如，在慈某诉某市容所、某工商所、某区巡警支队侵犯财产权、人身权案中，慈某在未取得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利用其租住的民房开办小吃店。1996年12月18日，由某市容所、工商所、巡警、交警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队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慈某无证经营。市容所执法人员甄某、邵某和工商所执法人员牛某遂口头要求慈某缴纳罚款50元，被慈某拒绝。牛某当即宣布对慈某无照经营行为予以取缔，并在未与慈某一起当场清点、制作清单的情况下，强行搬走其经营工具。慈某向某区法院起诉，要求法院确认某市容所、某工商所、某区巡警支队的行为违法，并返还搬走的物品，赔偿损坏物品以及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4800元。法院经审理后判决：1.确认某市容所口头罚款50元、取缔无照经营的处罚行为无效；2.确认某区巡警支队行为合法；3.责令某工商所重新作出处罚；4.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2]（p.230-241）显然，在该案中，法院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第41条、第49条和第56条关于“无效”、“不能成立”、“当事人有权拒绝”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上，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中首次确立了确认无效的行政判决形式，从而为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司法实践提供了依据。
二、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及其存在问题
《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确认无效判决，但是行政法学界和实务界对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争议颇大。首先，确认无效与确认违法之间如何界分？即何种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确认无效判决？何种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违法判决？其次，如果确认无效判决仅适用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③]那么“依法不成立”与“无效”之间又如何界分？
关于“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的含义，学者们争议颇多，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三∶（1）“‘不成立’的行为不仅仅限于‘无效’的行为，还包括‘不成熟的行为’。所谓不成熟的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正在运作，但尚未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而无效的行为，指的是行政机关已经作出，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3]（p.167）（2）“被诉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是指行政行为还在运作过程中，没有发生效力，也就是说，还不成其为行政行为。”[4]（p.177）（3）“判断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成立的标准最主要的是看其是否经过了法定的程序，这些程序包括步骤、时限、方式、形式等诸方面要求，不符合这些法定的程序即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5]（p.249）这三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第一，行政行为是否成立与行政行为是否无效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行政行为的不成立，是指行政行为在事实上并未作出或形成，而无效行政行为则指成立后的行政行为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法律行为的成立与否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其着眼点在于：某一法律行为是否已经存在，行为人从事的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属于其他表示行为。而法律行为有效与否则是一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其着眼点在于：行为人从事的某一法律行为（或表意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精神和规定，因而能否取得法律所认许的效力。”[6]（p.183-184）
第二，不成熟的行政行为一般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对象。为避免法院过早卷入行政决定的程序，许多国家确立了司法审查的成熟原则。所谓成熟原则，是指行政程序必须发展到适宜由法院处理的阶段，即已达到成熟的程度，才能允许进行司法审查。在美国，衡量行政行为是否成熟的标准，除是否存在法律问题之外，主要看最后的行政决定是否已经产生，即通常情况下，只有当行政决定具有最后性时，司法审查才有可能。[7]（p.642-648）在日本，最高法院判例严格要求纷争的成熟性。即关于形成有关行政过程的行政厅的行为，只要没有到达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最终决定的所谓终局阶段，便不承认其具有处分性。[8]（p.730）虽然近几年来，各国判例发展的趋势是放宽成熟原则的解释，以方便当事人起诉。“最近的一个判例更为明显地表明，如果行政行为尚未变成某种正式行政行为，只要它符合不利之影响的标准，法院则愿意复审这种行政行为。”[9]（p.490）即使如此，法院仍然要求当事人受到行政行为的实际的不利影响才进行司法审查，而当事人受到行政行为的实际的不利影响实际上意味着行政行为客观上已经存在。在我国，行政诉讼也同样只能针对已存在的行政行为提起，即使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法律文书，相对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也必须证明行政行为存在。[④]据此，“不成立或不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就不适宜运用确认无效判决，因为如果一个正在运作、尚未正式对外作出的行政行为被提起诉讼，法院应该裁定不予受理而不是越俎代庖地宣告其无效。”[10]
第三，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不等于行政行为没有成立，也不表示其一律无效。首先，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在性质上属于违法行政行为，而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与行政行为是否成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行政行为只有在成立后才发生合法与违法的问题。其次，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会产生多种法律后果。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的处理涉及到许多复杂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诚如大多数国家所规定的，明显的行政程序违法并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害的行政行为应属无效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明显轻微的，可以通过在法定期限内加以补正的方式得到解决。但大部分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属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而这种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又会遇到各种复杂情况。因此，对这一问题不宜片面化、简单化。[11]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2款中所谓的“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并不分别对应于学理上的行政行为不成立和无效，而是指现行立法（主要是指行政处罚法）中所明确规定的行政行为不成立和无效。[⑤]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通过比较和分析不难发现，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中的“行政处罚无效”实为广义的无效，而第41条中的“行政处罚不能成立”并非行政处罚事实上没有成立，而是指行政处罚因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因而在法律上视为不成立，其实质是自始无效。[⑥]显然，无论是《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还是行政处罚法等具体的法律、法规，其相关规定的科学性和技术性都不无问题。
总之，《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2款的规定并未确立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而无效行政行为判断标准的模糊势必会使法院适用确认无效判决的司法实践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法官因为无所适从而谨小慎微，基本上不适用确认无效判决，即使有心适用，也可能会更多地请求最高法院作出答复；二是法官凭借自己对无效的理解，大胆地、经常性地作出确认无效判决，以至于形成混乱的、缺乏一致性的法律适用状况。[10]
司法实践也确实如此，自2000年《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公布以后，法院适用确认无效判决的案件极其有限。即使是对于“依法不成立”的行政行为，法院也很少适用确认无效判决，而往往以撤销判决代替。例如，在王某某不服泸州市江阳区公安分局治安拘留决定案中，二审法院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本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形式上看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但从内容上看，并未告知上诉人准备给其何种处罚的具体内容。该告知程序的证据，不能证明告知程序合法。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不依照该法第31条规定履行告知义务的，行政处罚无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在程序上不能证明具有合法性，该处罚决定应归于无效。但是，法院最终却未按《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2款第3项作出确认无效判决，而是依照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第1、2、3目，以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和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被上诉人的治安管理处罚裁决。[12]（p.371-376）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法院不顾《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在原有的撤销判决之外增设确认无效判决的意图，随意适用确认无效判决。这种滥用确认无效判决的情形在本来为数不多的确认无效判决中却占有相当的比例，有的法院甚至将确认无效判决适用于违法程度较为轻微或并不违法的行政行为。例如，在福州海利达贸易有限公司不服福州市工商局强制变更经营范围案中，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17条规定：企业法人改变名称、住所、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经营性质、经营范围、经营方式、注册资金、经营期限、以及增设或者撤销分支机构，应当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在我国，企业法人需要变更经营范围，应当由企业法人提出变更登记申请。而原告福州海利达贸易有限公司依法取得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经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五金、交电、办公设备、文教用品等的批发、零售等”，不存在需要变更经营范围或者经营范围不明的问题。因此，被告的执法人员在原告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签注“禁售电动自行车”字样的行为，缺乏程序法依据，客观上也没有必要，该行为应视为在原告合法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任意涂改的无效具体行政行为。故判决确认被告福州市工商局在原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加盖“一个月内办理变更手续”印章和签注“禁售电动自行车”的字样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⑦]笔者认为，确认无效判决应当适用于具有严重而且明显违法情形而自始无效的行政行为，如果被告在原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签注“禁售电动自行车”只是客观上没有必要（法院认为原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已经明确），法院就没有任何理由作出确认无效判决，而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上，被告变更原告经营范围的行为之所以构成无效，不是因为客观上没有必要，而是因为变更经营范围依法属于依申请的行政行为，未经原告申请而单方面主动变更经营范围显然构成严重违法。
三、确认无效诉讼的特殊性与特别要件
确认无效诉讼，是指行政相对人主张行政行为自始无效，请求法院以判决加以确认的诉讼。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把无效行政行为与可撤销行政行为相分离，主要是基于两者在诉讼程序上的差异。因为无效行政行为不受争讼时效的限制，相对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向有权机关提出确认无效的请求；而可撤销行政行为受法定时效制度的约束，相对人必须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救济。对于无效行政行为，相对人既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提起一般诉讼，即任何法院在任何诉讼中都有权确认无效；而对于可撤销行政行为，相对人只能通过撤销诉讼请求救济，普通法院无权审查并予以撤销。
在中国，虽然《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在原有的撤销判决之外，增设了确认无效这一判决形式，但它并没有规定确认无效的特别诉讼程序。所以不能据此认为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已经建立了确认无效诉讼制度。“虽然无效性属于实体法范畴，但其根本意义首先表现在程序法方面。”[13]（p.253）无效行政行为的实践，必须得到程序法的支撑。如果没有特别的诉讼程序，无效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将成为一纸空文。如果确认无效诉讼与撤销诉讼在诉讼程序上完全一样，确认无效判决就不具有任何独立存在的价值。所以，要使确认无效判决真正具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必须在诉讼程序上使确认无效诉讼与一般的行政诉讼相分离。笔者认为，确认无效诉讼的特别程序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确认无效诉讼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因为无效行政行为属于自始、当然、确定无效。这就意味着，无效行政行为从作出时就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作出无效行政行为的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得随时宣告或确认其无效，相对人也可随时请求有权机关宣告或确认其无效；无论相对人是否主张无效，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是否确认无效，无效行政行为均属无效，任何人可以忽视其存在而不予尊重和执行；无效行政行为的内容绝对不可能被法律所承认，它不仅从一开始就无效，而且不因事后的追认、转换等补救或时间经过而变为有效。
2.确认无效诉讼应以行政确认程序为前置条件。对于无效行政行为，作出无效行政行为的原行政主体及其上级行政主体有权依职权或依申请确认其无效。如果原行政主体或上级行政主体已经依职权确认无效，说明关于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争议已经得以解决。此时确认无效诉讼自然没有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故为防止滥用确认无效诉讼，可规定相对人在提起确认无效诉讼前，必须先向原行政主体或上级行政主体请求确认无效。如果原行政主体或上级行政主体确认行政行为为有效或在法定期限内未予答复，则可向法院提起确认无效诉讼。
3.在确认无效诉讼中原告负有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第26条进一步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 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1条又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和第43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很显然，在行政诉讼中，如果被告不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法院只能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予以撤销或确认其违法，而不能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有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而确认其无效。所以如果相对人向法院提起确认无效诉讼，在行政诉讼中只能由原告对行政行为无效承担举证责任。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行的。因为在行政诉讼中，法院的调查取证权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⑧]期望通过法院的调查取证进而认定行政行为无效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由于无效行政行为系具有重大和明显违法情形的行政行为，对普通相对人来说是容易识别的，原告并不存在举证上的困难。因此从举证责任的分配来看，由原告来证明行政行为无效也是合理和可行的。
四、确认无效诉讼与撤销诉讼的关系
关于确认无效诉讼与撤销诉讼的关系，有两种模式可供我们选择：一是德国模式，即把确认无效诉讼和撤销诉讼视为适用于不同对象的完全并列的两种诉讼类型。在德国，被诉行政行为无效的，公民仍然可以提起撤销之诉，也就是说，行政行为是违法还是无效不影响起诉的适法性。因为违法的——可撤销的与违法的——无效的之间的界限在具体案件中很可能是模糊的，因此选择适当诉讼种类起诉的风险不由原告承担。在适法提起的撤销之诉中，查明行政行为无效的，作出确认判决。此时撤销诉讼就转变为确认诉讼。[13]（p.254）在台湾地区，如果“行政法院”认为原告请求撤销的对象为无效行政处分，可要求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撤销诉讼转换为确认诉讼。如果原告不愿变更，则原告之诉因欠缺诉讼对象之诉讼要件，应以裁定驳回。[14]（p.185）二是日本模式，即把确认无效诉讼看成撤销诉讼的补充诉讼类型。因为在日本，无效确认诉讼可以说是“乘坐定期公共汽车”而晚了点的撤销诉讼。所以作为在诉讼上的体现方法，二者以各种方式相互关联：（1）即使在撤销诉讼中主张了属于无效原因的瑕疵，只要作为撤销诉讼来审理也足够了；（2）在起诉期间内提起了无效确认诉讼的情况下，作为撤销诉讼来处理；（3）在无效确认诉讼中主张了不过是撤销原因而已的瑕疵时，请求将被驳回。[15]（p.404-405）
如果仅仅从理论出发，确认无效诉讼确实填补了一个漏洞：自始无效的行政行为是没有效力的，所以本来就不可能通过某一形成之诉予以撤销，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有待形成的东西。[16]（p.323）但是，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为相对人提供足够的救济，所以确认无效诉讼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在诉讼之前起诉期限的延长和救济途径的选择上。因此确认无效诉讼制度的建立应当着眼于这样一个问题，即相对人对于本来应该在起诉期间内提起撤销诉讼而没有提起的情况下，是否开拓救济途径、承认给予其特别救济。而在诉讼阶段，即使是对于无效行政行为，通过撤销诉讼来处理，不仅同样可以排除行政行为的效果，而且可以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以及法院出现错误确认的风险。所以，如果相对人在起诉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法院通常可以甚至应当作为撤销诉讼来处理。只有当原告明确提出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时，确认是否无效才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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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张正先不服龙岩市新罗区烟草专卖局以擅自收购烟叶对其处罚决定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3-1155页。在该案中，法院认定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时，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31条和第32条规定。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32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第41条进一步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从法理上分析，依法“不能成立”的行政处罚是根本就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因而无须撤销，而只需确认其无效即可。
[②] 例如，天津房地产管理分局不服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等吊销房屋所有权证决定案。同上，第926-930页。
[③] 这是目前许多学者和法官的理解，即对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违法判决；对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法院应当作出确认无效判决。参见江必新著：《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甘文著：《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5页；张树义主编：《寻求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249页。
[④] 参见《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第40条。
[⑤] 这一点可从原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的观点中得到印证。江必新认为：“一般说来，没有成立的行政行为是不能被诉的，应当视为起诉时机还不成熟。但是考虑到行政处罚法已使用了不成立的行政行为的概念（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视为行政行为不成立），不能说不成立的行政行为就绝对不能进入诉讼过程。不成立的行政行为既然是不生效的行政行为，当然不能用撤销判决，只能用确认判决。” 江必新著：《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⑥] 从理论上说，行政行为是否成立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其着眼点在于判定行政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形成或存在；而所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则是法律在对行政行为是否客观存在这一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判断，即价值判断。
诉讼管理制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 必要性 具体设想
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当事人的管辖权异议制度，但该项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一直没有涉及。而在国外一些国家，例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日本等，还有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在刑事诉讼中对管辖权异议制度作了规定。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缺位导致诉讼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当事人刑事诉讼中如果认为司法机关的管辖错误或不适当，却无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使管辖权异议问题得不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了刑事诉讼的公正、顺利、及时进行。笔者认为应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现实，结合相关国家或地区合理、成熟的经验，建立起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从而保证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
因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行政诉讼的不同，所以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定义与民事、行政诉讼中的管辖权异议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另外，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相关国家或地区存在差异，必然导致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与相关国家或地区规定的差别。这里笔者尝试着给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下一个定义：在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是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在司法机关管辖了其无权管辖的案件或者认为其他司法机关更适合管辖的情况下，在法定期限内向有审查权的法院提出要求该司法机关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或更适合管辖的司法机关管辖的主张。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是刑事诉讼程序法制原则的必然要求
在刑事诉讼中必须要求司法机关严格按照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对犯罪进行管辖。一方面，有关法律、司法解释对刑事管辖权作了具体划分，赋予了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管辖犯罪的具体权能，这正是从积极的角度实现国家对犯罪进行程序性的管辖。另一方面，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赋予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司法机关错误或不适当行使管辖权的行为，使司法机关管辖权的行使符合程序法制原则，保证刑事诉讼程序合理启动、规范运行。①
(二)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是保障人权的有效手段
1、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对保护被害人的意义。在刑事诉讼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简称二者）的犯罪行为是真实的，那么此时被害人的权利比二者更应该受到保护。如果司法机关的错误的管辖权有可能导致二者获得不正当的利益，被害人应该提出管辖权异议，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自己的合法权益。例如，被告人抢劫了被害人的巨额财产并导致被害人重伤，在此情况下，应由中级法院进行管辖。假如此时基层法院进行了管辖，则可能使被告人获得比较低的量刑，那么对被害人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
2、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对保护二者的意义。二者无论在自诉案件中或公诉案件中均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尤其在公诉案件中， 二者的防御能力与司法机关的追诉力量相比较常常处于劣势。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保护二者的人权。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对保护二者的意义在于：（1）可以使二者获得公平审判。在刑事诉讼中，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是二者等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性权利，也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必然要求。例如，赋予被告人刑事管辖权异议权，可以避免因级别管辖错误以及地域差异而导致的对被告人的不利后果。(2)（2）提出刑事管辖权异议是二者行使辩护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二者可以对司法机关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否认司法机关错误或不当的管辖权，使司法机关对其的追诉失去法律效力，排除司法机关行使错误或不当的追诉的实际危害和潜在危险，使二者获得正确的审判，以保证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结果公正。（3）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是二者诉讼主体身份强化的体现之一。目前刑事诉讼中，将二者作为诉讼客体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漠视甚至侵犯二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大量存在。其中在刑事管辖方面， 二者的诉讼主体地位也得不到应有的体现，正如学者所言，“对于案件的管辖问题，被告人即使在管辖发生争议时也不能自行选择他所信任的法院，而只能完全听任有关法院的指定。这种为人们所司空见惯的诉讼现象，其背后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被告人诉讼主体性的弱化或虚无。”(3)既然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二者的诉讼主体身份，那么就应该允许二者对司法机关的追诉和裁判进行直接、有效的对抗，允许二者行使刑事管辖异议权，使二者在涉及个人基本权益的诉讼事项上积极主动地行使选择权和决定权，体现并强化二者诉讼主体地位。
（三）)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可以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益
刑事诉讼的经济效益是指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应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它要求刑事诉讼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这里的“投入”不仅包括司法机关的诉讼资源投入，还包括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投入。首先，从当事人及其亲属、其他诉讼参与人如人、证人出庭的角度看，管辖地的不同也会带给他们出庭成本的不同。司法资源是有限的，赋予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审判管辖的异议权，可以防止因错误或不当管辖带来的成本增加， (4)从而使司法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其次，赋予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有助于当事人息讼服判，接受法院的裁判。如果当事人对法院的管辖权有异议而无救济途径，那么很有可能导致当事人的上诉和无休止的申诉，反复地申请再审，这变相地浪费了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成本。
（四）建立刑事管辖权异议是诉讼民主的内在要求之一
目前的刑事管辖制度缺乏当事人意思的参与，具有过强的行政色彩和职权色彩，与诉讼民主精神相违背。目前在刑事审判管辖问题上法院拥有绝对的决定权， 当事人根本不具有任何影响力。现代诉讼的民主意识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增设当事人的审判管辖异议权，既可以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使刑事诉讼更具民主性。(5)
三、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具体设想
既然我国有必要建立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笔者认为应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目的、主体、职能、阶段的规定，以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职能管辖和审判管辖的基本规定为框架，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具体特点，借鉴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合理规定，合理地建立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使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规定具有明确性，操作具有可行性。
（一）在何种管辖下可以申请管辖权异议
相关国家或地区刑事诉讼中的管辖通常是指审判管辖，没有类似我们的立案管辖的分工，因为他们认为侦查、起诉活动是诉讼的准备，只有审判才是实质意义上的诉讼。因此它们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审判管辖方面，在职能管辖方面对管辖权异议的规定几乎没有。(6) 由于刑事诉讼审前制度的不同，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种类同其他国家或地区存在差异，而同时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种类的规定又比较合理、简便、易行，因此我国管辖权异议的规定不能像上述国家或地区那样，只集中在审判管辖方面，而是应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种类来确定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种类：即刑事管辖权的异议分为职能管辖权异议和审判管辖权异议。职能管辖权异议主要是对立案、侦查阶段的司法机关错误或不适当管辖提出异议；审判管辖权异议则包括一审中的级别、地区（优先、移送）、指定和专门管辖权异议。这样才能适应我国现有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权的基本框架，科学界定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合理构架，使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立法简便、运行顺畅。
（二）申请管辖权异议的主体
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当事人与案件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而且又处于弱势、被动一方，他们往往对司法机关管辖权问题也最关心、最敏感，所以我国管辖权异议的申请主体应该是当事人，即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像相关国家或地区那样仅仅局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7)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当事人包含单位当事人。而且不同性质的案件，申请管辖权异议的主体也不同：其中，对于公诉案件涉及的所有的职能管辖或者审判管辖，如果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存在错误或不适当，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从而保证上述管辖机关依法行使管辖权；在自诉案件中，一是在共同自诉中如果有的自诉人不同意另外的自诉人向某法院起诉，则有权对该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二是自诉人在自诉案件存在优先、移送、指定管辖的前提下，自诉人如果认为以上管辖改变存在错误或不适当，则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三是自诉案件中的被告人在任何情况下，均可提出管辖权异议；鉴于附带民事诉讼的附属性，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另外，如果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人由于法定理由无法参加诉讼或无法亲自提出，其法定人、近亲属、委托人可以代为提出管辖权异议。另外，公、检、法之间以及法院之间因职能管辖或者审判管辖的争议而引起的管辖权异议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它们不属于这里所论述的申请管辖权异议的主体。
（三）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期间
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期间的设计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期间因管辖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二是要保证有关申请主体有必要的时间提出申请；三是要考虑刑事诉讼的及时性。根据以上原则，公诉案件中对职能管辖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应在侦查终结前的任何阶段提起；公诉案件中对审判管辖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应该在一审法院法庭调查阶段开始之前提起；自诉案件中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包括三种：一是共同自诉中有的自诉人不同意其他自诉人向某法院起诉，提出管辖权的期间是一审法院法庭调查阶段开始之前；二是自诉人认为优先、移送、指定管辖存在错误或不适当，提出异议的期间应在优先、移送、指定管辖裁定送达后，承受的审理法院法庭调查阶段开始之前提起；三是自诉案件中的被告人在一审法院法庭调查阶段开始之前有权提起管辖权异议。
（四）申请管辖权异议的具体理由
建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具体理由如下：1、管辖错误。刑事诉讼中的管辖错误也主要表现为职能管辖错误和审判管辖错误。前者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的保卫部门、监狱、海关、检察院和法院违反刑事诉讼法中的分工，没有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管辖刑事案件；后者是法院没有按刑事诉讼法中对审判管辖的规定，行使自己对刑事案件的管辖权，管辖了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8)对以上两种情形，有关当事人都可申请管辖权异议。2、管辖不适当。引起管辖不适当的主要原因有：（1）回避。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35条规定：申请管辖权异议的理由之一是“根据一方的请求，如果依照本法典第65条该方提出的关于该法庭全体组成人员回避的请求得到满足”。这是因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当事人提出侦查或审判机关工作人员回避并得到批准，那么当事人可能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引起侦查或审判机关的不满，从而导致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如果当事人要求回避的申请被批准，我国应参照俄罗斯的规定，允许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2）媒体、当地舆论偏见。媒体、当地舆论偏见的影响有时是非常可怕的，许多国家都对媒体、舆论干预司法活动进行了合理的限制，例如在加拿大，被告人有权申请改变审判地点的理由是“避免被告人受到有偏见的陪审团审判。”(9)因为媒体、当地舆论偏见经常会使办案人员产生错误的倾向、心理上的压力，影响办案人员作出决定，从而导致诉讼活动对当事人的不公平。在此情况下，我国应参照加拿大等国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其他地方的侦查或审判机关进行管辖。（3）诉讼效率、经济的要求。这一点笔者已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必要性部分中论述过，故不再重复论及。
（五）申请管辖权异议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一般情况下，由控方承担证明和举证责任，因此除自诉人外，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和举证责任。但是，笔者认为，当事人申请管辖权异议的，应当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这是因为，首先，当事人应该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主张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举证的证据要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使人们对司法机关管辖的正当性产生合理的怀疑，否则其异议将会被有关法院被驳回。(10)其次，管辖问题属于程序性事项，往往不是很复杂，而且管辖方面的证据也很容易获得，所以当事人一般有能力承担起举证责任。最后，由当事人承担申请管辖权异议的举证责任可以防止当事人滥用提起管辖权异议的权利。在诉讼实践中，有时并不能排除当事人出于各种不正当的目的，例如故意拖延诉讼等，因此举证责任由当事人承担，可以对其申请权的随意使用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使当事人真正出于合法或合理的目的提出管辖权异议。 转贴于 （六）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效力
有关主体一旦提出管辖权异议，此时便会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在此问题上，日本刑事诉讼规则第6条规定：“系属法院的案件已有指定或者转移管辖的请求时，在作出裁定以前，应当停止诉讼程序。情况紧急时，不在此限。”笔者认为日本的上述规定一方面肯定了管辖权异议会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也照顾到刑事诉讼特殊阶段的特殊性，因此有其合理性。我国应借鉴日本的做法，根据诉讼进程的特点来确定我国因有关主体提出管辖权异议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在立案、侦查阶段，由于立案、侦查活动，特别是由于侦查活动的紧急性，因此，有关主体一旦在此阶段提出管辖权异议，诉讼程序应该继续；在审判阶段，由于审判活动一般不具有紧迫性，所以有关主体提出管辖权异议后，法院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应该暂时中止，即实体审理暂时中止。
（七）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机关
首先，对刑事诉讼审判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的机关应该是正在进行审理法院的上一级法院。这是因为必须吸取我国现行的民事、行政诉讼法中对管辖权异议审查机关规定的教训：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中对管辖权异议审查机关是正在进行审判的法院。上述规定在诉讼实践中存在严重的缺陷：正在进行审判的法院由于利益驱动、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其他原因，往往会找种种借口驳回申请人的请求，而申请人此时往往又会上诉，二审法院又要进行审理。这样会使当事人对法院产生严重的对立情绪，有损法院的公正形象，而且使诉讼时间人为的不合理延长，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实际上，有些国家也采取了类似做法，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17条规定，管辖权异议“应当向直属上级法院提出转移管辖的请求。”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四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管辖权异议“由共同的上级法院负责裁定。”因此将审判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机关赋予正在进行审理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可以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有利于诉讼的顺利、及时进行。
其次，对刑事诉讼职能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的机关，如果管辖权异议不涉及到法院，应该是侦查机关的同级法院。原因如下：一是由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上下级之间是一种领导关系，在其系统内处理与之有关的管辖权异议问题，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无法得到当事人的充分信任；二是司法作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由法院处理当事人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管辖权分歧也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司法审查的应有之意；如果管辖权异议涉及到法院，则审查的机关是所涉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其理由前面已经阐述。
（八）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方式
在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方式上，有些国家或地区规定必须以书面方式。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82条就规定各诉讼方可以在侦查过程中向预审法官提出书面和附理由改变管辖的请求。日本刑事诉讼规则第2条规定：“请求指定管辖或者转移管辖，应当向管辖法院提出附理由的请求书。” 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当事人申请指定管辖者应以书状叙述申请理由。(11)但我国香港《刑事程序法》第5章关于裁判法院的审判中规定被告人对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可以提出口头异议。笔者认为，我国人口众多，目前有相当多人口文化水平较低，所以考虑到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方式应该综合上述国家或地区的做法，以书面申请方式为主，以口头申请方式为辅助，这样才能保证各主体行使管辖权异议的及时性和方便性。另外，申请人可以向正在管辖的司法机关提出申请，然后由该司法机关将申请移送有管辖权异议审理权的法院；申请人也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异议审理权的法院提出申请。
（九）管辖权异议的审查、裁决程序
首先，对申请人提起职能管辖权异议的， 不涉及到法院的，正在进行管辖的侦查机关将此异议移交同级法院审查，异议成立的，同级法院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处理，异议不成立的，驳回当事人的申请。为了保证诉讼的及时性，防止诉讼的过分拖延，防止申请人滥用权利，保证诉讼的效率，笔者认为，认可并决定移送案件或驳回异议的裁定书应该立即发生法律效力， 申请人或者对方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不能上诉。而且同级法院审查期间一般不得超过一个月，特殊情况下需要延长审查期间的，必须履行特定的手续。在同级法院审查期间，侦查机关并不停止相应的诉讼活动。
其次，对申请人提起审判管辖权异议以及涉及到法院的职能管辖权异议的，正在进行管辖的司法机关的上一级法院经过审查后，应当用裁定书认可管辖权异议成立并作出移送案件的裁定，或用裁定书驳回异议。同样，对认可异议或驳回异议的裁定， 申请人或者对方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也不能上诉，而且上一级法院审查期间一般不得超过一个月，特殊情况下需要延长审查期间的，必须履行特定的手续。此间，除特别紧急的情形外， 正在进行管辖的法院的审判活动应当中止进行，而侦查机关并不停止相应的诉讼活动。
（十）管辖权异议成立的法律后果
对管辖权异议成立的法律后果，我国澳门的规定最为完善，其刑事诉讼法典第二十二条规定：“一、宣告无管辖权后，须将诉讼程序移送有管辖权之法院，而此法院须将假设由其审理该诉讼程序时不会作出之行为撤销，并命令重新作出对审理该案件属必需之行为。二、由被宣告无管辖权之法院命令采用之强制措施或财产担保措施，即使在宣告无管辖权后，仍保持其效力，但有管辖权之法院应在最短期间内使该等措施成为有效或撤销之。”第二十三条规定：“被宣告无管辖权之法院须作出紧急之诉讼行为。”上述规定充分考虑到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是比较合理的。在此问题上，我国应参照澳门的做法，具体如下：
申请人的职能管辖权异议成立的， 正在进行管辖的司法机关应当将案件及时移送有管辖权或更适合管辖的其他司法机关。在该异议成立前的相应侦查行为和强制措施，特别是在紧急状态下实施的，并不因异议成立而失效;但接受移送的司法机关有权依法审查异议成立前的侦查行为和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合理性、适度性和适格性等，有权变更、解除、撤销或维持异议成立前的侦查行为或强制措施。
申请人的审判管辖权异议成立的， 正在进行管辖的法院应当将案件及时移送有管辖权或更适合管辖的其他法院，或者迅即将案件上报共同的上级法院依法指定管辖。在该异议成立前相应的审判活动以及相关审判行为（如附带民事诉讼的查封、扣押被告人的财产、先予执行的裁定、对被告人采取相应强制措施的决定等）仍然有效;但接受移送或被指定管辖的法院也应依法审查异议前的审判活动以及相关审判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适度性和适格性等，也有权变更、解除、撤销或维持异议成立前的相应审判活动或审判行为。(12)
（十一）管辖权错误、不适当的法律后果
对管辖权错误的法律后果，相关国家或地区的规定比较一致，即会导致程序上的否定后果。例如在法国，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为法律的利益提出上诉”的非常上诉，其原因之一就是作出裁判决定的法院无管辖权或越权。(13)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绝对上诉理由之一就是“法院错误地认定自己有管辖权”我国香港刑事程序法第9章规定“如果上诉法院推定在审讯过程中有严重违法问题，即错误行使管辖权的情形，就必然批准上诉。如果根据公诉书作出有罪判决的法院无司法管辖权，因而定罪是无效的，则上诉法院可以将之推翻。”在此问题上，上述国家或地区的合理规定给我们带来了启示：在刑事诉讼中，必须建立起我国因管辖权错误、不适当而导致否定的程序性后果的制度，将其列为程序性违法行为之一，必须受到程序性制裁。因为程序性违法行为不仅仅是警察、检察官、法官技术意义上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更重要的是它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14)如果不建立管辖错误、不适当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权利就难以得到真正的保障。参照上述国家或地区的规定，我国管辖权错误、不适当而导致程序性制裁制度主要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排除管辖错误、不适当的司法机关管辖权；二是如果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审判了案件，那么法院已进行的诉讼行为无效，有关当事人可以此为由提起上诉。二审中，二审法院应当以一审法院违反程序为由撤销原判，并将案件指定有管辖权的下级法院重新审理。
转贴于 注释：
①张处社: 《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 《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②审判级别管辖的错误可能导致被告人刑罚的加重，所以被告人在此情况下，完全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使自己获得公平审判。再如，地域差异对被告人的量刑存在影响。地域管辖中涉及的地域范围十分广泛，导致不同地方的法院都可以管辖同一刑事案件。这样会产生审理水平的高低、对案件定性认识的差异、各地经济状况的差异等原因，于是对同一被告人做出不同的定罪判决或在定罪相同情况下，也会对同一被告人做出不同的量刑处罚。
(3)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4)一般来说，当事人总是信任最熟悉地区的人，因此也最有可能聘请当地律师担任其人，其家属或亲友还会参加庭审。如果庭审地点与当事人最熟悉地相距甚远， 当事人及其亲友的经济负担就会增加，而这种额外负担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假如司法机关错误行使了管辖权，并且错误管辖的司法机关所在地又很远，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只能聘请外地律师担任人，可能会因地域隔膜或语言差异等原因与外地律师沟通不够，诉讼权的正常行使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5)陈岚，王媛媛：《刑事被告人的审判管辖异议权初探》，《河北法学》2003年第2期。
(6)例如，加拿大规定：地域区划管辖规则的例外是被告人有权申请改变审判地点。日本规定：对于地区管辖，未经被告人申请，法院不得宣告管辖错误。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35条规定：“1、在下列情况下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可以变更：……（2）根据一方的请求或由受理刑事案件的法院院长主动提出”而德国刑事诉讼法第六条a、第二百一十五条a第四项则规定：在审判开始之前，法院如果认为被告人管辖权异议正当，案件必须移送具有优先权的刑事法庭审理。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21条(a)款规定:“根据被告人的申请，如果法院有理由相信，在对被告人起诉的地区对被告人存在如此强烈的偏见以至于被告人在该地区任何依法确定的法院都不可能受到公正的审判，应当将此案移送其他地区。”
(7)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认为被害人不是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因此一般都规定申请管辖权异议的主体是被告人。例如在英国，“……被告人除作上述两种答辩——有罪答辩或无罪答辩——外还可以提出其他答辩方式，如对管辖权异议的答辩……”香港《刑事程序法》第7章关于高等法院的审判中规定:“在法庭上，被告人还可以以法院没有管辖权为由提出答辩。”。
(8)申君贵：《对建立我国刑事诉讼管辖异议制度的构想》，《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9)参见卞建林、刘玫著:《外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
(10)房保国：《刑事诉讼应确立管辖权异议制度》，引自rmfyb.com.cn.2003年7月4日的理论版。
(11)参见张处社: 《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 《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2)张处社: 《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 《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诉讼管理制度范文第3篇
企业合同管理，是指企业对以自身为当事人的合同依法进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转让、
终止以及审查、监督、控制等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其中，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转让、终止是合同管理的内容，审查、监督、控制是合同管理的手段。合同管理工作，是一个系统性的、动态性的科学管理工作。
1合同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
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曾说过：“在商业时代，财富大部分由合同构成”。合同是企业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法律文件，同时也是产生争议和纠纷的根源。合同管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核心内容，它不再是简单的要约、承诺，而是一个全过程、全方位、科学的管理。对市场来说，合同管理的重要性在于：实现企业对市场的承诺，承担社会责任，体现企业的诚信，提升企业的品牌和形象，使企业更牢固的立足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企业而言，合同管理的重要性在于：使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市场接轨，满足市场的需要，提高企业适应市场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同时，使企业在履约过程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避免和减
少企业损失，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2合同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
当今的大型企业，一般都是由老国企改制而来，仍然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再加上中国几千年来重刑轻民的法制理念，很多人都不重视契约，把合同简单等同于一种形式。目前，我们的合同管理工作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可以概括归纳为：
2.1合同法制观念淡薄，风险意识差有些企业合同法制观念淡薄，重大的经济行为，仅靠个别领导表态或一纸“意向书”，不签订合同就开始履行，一旦发生纠纷，企业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护。有些企业虽然签订了合同，但在合同签订前，未对合同相对方进行必要的资信调查或资格审查，导致所签订的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或无法实际履行。有的合同签订人员在谈判合同的过程中错位的理解合同法意义上的“公平”，在做为卖方的时候，站在买方的角度理解“公平”，做为买方的时候，站在卖方的角度考虑“公平”，不知道利用“买方市场”的优势地位，合理的争取利益最大化。最终，导致被动，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总是处于受伤的一方。
2.2企业的合同管理制度不健全很多企业没有建立系统的合同管理制度，从签约前的合同谈判到合同履行完毕，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科学的管理标准。有的企业虽然有合同管理制度，但由于合同管理制度不科学、不规范，缺乏可操作性而未能落到实处。有些企业授权不明，一个普通员工也对外签订标的过百万的经济合同，有些职能科室或管理部门经常代表法人对外签订合同，更有一些企业的销售人员动辙代表企业签订大额合同，既无法人授权委托书，又无身份证明书；有些企业的合同专用章保管不严密，对加盖了单位印鉴的空白合同也疏于管理，这不仅是合同管理的重大缺陷，也为企业的风险防范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2.3合同文本制作不规范
2.3.1合同名称不准确有的合同张冠李戴。比如明明是承揽合同，做成买卖合同，就有可能导致承揽企业多承担买卖合同项下的那些义务，或者放弃留置权的优先适用。
2.3.2合同条款约定不具体一些合同的条款约定含糊不
清，执行过程中容易产生分歧。比如：交货时间：按需供货；合同单价：随行就市；违约责任：按《合同法》执行，等等。虽然从理论上讲，只要有主体和标的合同就可以成立，但就标的物数量、单价、交货时间、交货地点、争议解决方式、违约责任的承担等合同主要条款，还是约定得越清楚越便于执行。
3如何完善合同管理工作
3.1建立完善的合同管理制度要使合同管理规范化、科学化、法律化，首先必须从完善制度入手，制定切实可行的合同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合同的归口管理；合同资信调查；合同的签订、审批、会签、审查、登记、备案；法人的授权委托办法；合同示范文本管理；合同专用章管理；合同履行与纠纷处理；合同定期统计与考核检查；合同管理人员的培训；合同管理奖惩与挂钩考核等内容。建立建全企业的合同管理制度，必须以现行的《合同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为依据，并充分考虑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合同法》，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合同管理经验教训的总结，对我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性，可以直接纳入我们的合同管理制度中。通过建立合同管理制度，做到管理层次清晰、职责明确、程序规范、从而使合同的签订、履行、考核、纠纷处理始终处于有效的控制之中。
3.2建立完备的的信用调查体系在洽谈合同阶段，对对方的资信情况进行调查，是合同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防止合同欺诈的重要措施。首先，要求对方出示企业营业执照，签约人的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并对企业的生产资格进行审查。比如：特种机电设备生产的，要有特种机电设备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的，要有相应的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等等。否则，就会给企业留下不必要的隐患。其次，对于重大合同，应该在签订前组建考察团到对方进行实地考察，对对方提供的各类证件、执照、资格证明、许可证明、财务报表、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进行实地考证。根据合同的性质和侧重点不同，还可以到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查企业的年检情况及历年奖惩情况；到土地管理部门和房地产管理部门调查企业是否存在不动产担保或查封情况；到法院调查企业是否存在诉讼案件，等等。尽可能通过企业的公开信息查明企业的资信状况，把企业的合同风险降到最低。
3.3完善合同的评审把关制度设立专门的机构（法律顾问机构或法律事务机构）进行重点合同的审核把关，尽可能的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合同的评审把关，可以紧紧围绕着这些必备条款展开。
3.3.1当事人身份和资格审查这是合同审查中首先要确认的问题，因为合同当事人的身份和主体资格直接关系到所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也是合同否能真正履行的先决条件，当然，有些合同在资信调查阶段也做过了相应的工作。
3.3.2标的物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标的物数量、质量要求及执行标准、单价总价要明确具体，不能含糊。这些条款一般合同都要具备，评审中重点关注合同的表述是否清晰、准确，是否完整、具体。
3.3.3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对这一项的合同评审就很有技巧了，不同的约定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比如合同的履行地点，约定在对方，就意味着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从对方交货地，就开始转移到己方，同时，还意味着一旦发生纠纷，就有可能要到对方法院去诉讼，异地诉讼，必然导致诉讼成本的增加和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诉讼风险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作为买方还是卖方，都要争取在己方交货，从而最大可能的降低交易风险，有些交易对象法律意识不强，这样的条款就很容易争取。有些合同履行期限不明，造成合同另一方长期承担合同义务。比如，买卖合同的履行期限不明，会使得卖方长期承担仓储、质量保证等义务，也增加了合同期内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在负有质量保证义务的合同中，作为卖方就一定要明确约定提出质量异议的期限，以免自己长期承担着质量保证义务。在合同评审中，一定要充分利用自己在交易中所处的优势地位，灵活合理的运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最终实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3.3.4违约责任的承担很多合同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都是笼统的约定：“按合同法执行”，这样的约定形同虚设，毫无意义。双方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违约金或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一旦发生违约情形，直接援引该条款就可以索赔，不需要承担太多的举证责任。只要该违约金的约定不是过高，法院是很难找到理由不支持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条款的运用，是一把双刃剑，在制约对方的同时，也在约束自己，签订了高额违约金的合同以后，一定要信守承诺，不要轻易违约，否则，也会受到这把利剑的伤害。
3.3.5争议的解决方式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一旦发生争议，这个条款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解决争议的主要方式，一是诉讼，二是仲裁，诉讼强调的是原告就被告原则。当前，我国还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所以，不论是仲裁还是诉讼，宁可在其他条款作出让步，都要把管辖地点争取在本企业所在地。仲裁相对诉讼程序简单，而且一裁终局，对于重大案件风险实在太大，一般都不建议使用。另外，涉外合同中经常会碰到仲裁条款，在合同评审中要把握的原则就是，能争取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就要尽量争取，实在不行，就力争在新加坡，尽量避免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因为新加坡华人聚居，各方面更能适应，而且，各种费用相对也要低一些。
3.4建立建全合同的跟踪监督管理机制
3.4.1建立合同档案，保管好合同原件一份合同一个编号，不要重复或遗露。合同正本、副本、附件，以及双方变更、修改合同的协议或往来传真函件，都要妥善保管，一旦发生纠纷，这些都是最有力的原始证据。合同订得再好，如果这些原始证据保管不善，也会陷企业于被动的。
诉讼管理制度范文第4篇
2017年上半年，法律事务部紧紧围绕公司年初制定的年度工作目标和任务，在股份公司高管的关心帮助下，在分管领导的直接带领下，在各部门的理解支持下，按照法务部年初拟定的年度工作计划，积极有效的开展法务工作，力求做好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应对及总结规范等一系列工作，切实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现将本部门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做好公司制度建设，完善公司经营管理
法律事务部作为公司新成立的独立部门，制度建设刻不容缓，为配合公司制度建设的建立健全，在分管领导的指导下起草了《法律事务管理制度》，为公司法律事务管理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诉讼管理是法律事务必不可少的一项板块，诉讼不仅仅是解决纠纷的程序性手段，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司的声誉与社会地位，法务部为规范诉讼案件的管理，起草了《诉讼案件管理制度》，确保法律诉讼工作的制度化，有序
化和规范化的运行。
法律事务部2017年度上半年度已结案件及正在办理的公司涉诉法务共计18件。
二、做好合同审核工作，控制公司经营风险
在合同审核工作中，对合同文本进行认真审核、把关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处理审核中发现的问题，较好地完成了日常合同审核工作。截止目前，共审核各类经济合同130份；起草合同文本及相关法务文件约30份。
三、 做好知识培训工作，提高员工风险防范意识
为加强合同风险管控，根据股份公司的年度培训计划，结合各子公司在供气合同、安装合同订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专项培训，通过培训的方式帮助解答相关法律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针对公司业务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最新法律规定，法律事务部通过公司办公软件OA按季度更新法律法规，方便各部门和子公司的查询与了解最新法规。
四、做好咨询服务工作，确保公司重大项目依法推进
为实现对各子公司法律服务职能，针对各部门、各子公司在业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纠纷提出解决方案及法律建议。法律事务部就疑难、重大法律问题积极与相关领导沟通出具法律意见。
诉讼管理制度范文第5篇
东方歌舞团在1999年8月2日、3日主办的《东方之花》歌舞晚会的演出中，使用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管理的曲作家张丕基的作品《乡恋》，侵犯了作者的获得报酬权，故该协会起诉要求东方歌舞团支付著作权使用费2510元。东方歌舞团辩称其无法知道音著协依何收取费用，也不知道哪些作品为音著协管理的作品，音著协未向东方歌舞团出示过委托信托合同。而且东方歌舞团不是《东方之花》晚会的组织者，故不同意音著协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3年3月12日，张丕基与音著协签订音乐著作权合同。合同约定：张丕基同意将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授权音著协以信托钓方式管理；张丕基保证享有授权音著协管理的权利；音著协对张丕基权利的管理，指同音乐作品使用者商谈使用条件并按音乐作品使用情况向张丕基分配使用费，上述管理活动以音著协的名义进行；张丕基应将授权音著协管理的音乐作品向音著协登记，并为此填写由音著协提供的作品登记表；音著协为有效管理张丕基授予的权利，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者提起诉讼，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有效期为3年，至期满前60天张丕基未提出书面异议，本合同自动续展3年，之后亦照此办理；合同中所称的音乐作品指张丕基现有和今后将有的作品；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诉讼中，张丕基出具证明，认可与音著协签订的合同续展至今。张丕基虽未就《乡恋》向音著协填写“作品登记表”，但双方合同约定张丕基现有和今后将有的作品均授权音著协进行管理，该音乐作品在张丕基授权音著协管理的范围之内，对此，张丕基与音著协并无异议。
1999年3月16日，文化部下达了文艺函11999]510号《文艺部关于举办“庆祝50周年中直院团评比展演”通知》。1999年8月2、3日，东方歌舞团为参加文化部举办的评比展演活动，在世纪剧场承办《东方之花》晚会，东方歌舞团共获取两场晚会票房收入119，733.33元。在该两场晚会上，东方歌舞团使用了张丕基作为曲作者的作品《乡恋》。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丕基出证认可与音著协签订的音乐著作权合同续展至今，故音著协依据该合同主张张丕基作品的获得报酬的权利合法有效。虽然该合同中约定：“张丕基应将授权音著协管理的音乐作品向音著协登记”，但并不限制音著协主张张丕基作品获得报酬权。东方歌舞团在晚会中使用了《乡恋》这一作品，就应向音著协支付相应的使用费用。虽然《东方之花》晚会是依据文化部下达的通知举办的，但东方歌舞团是该台晚会的具体组织者，且东方歌舞团通过承办该台晚会获取了相应的票款收入，东方歌舞团应向张丕基托管的音著协支付使用费380.96元。
东方歌舞团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经审理，认为音著协依据与作者的音乐著作权合同向东方歌舞团主张权利，应予支持。在二审审理期间，东方歌舞团同意就所使用的歌曲作品《乡恋》向音著协支付相应的使用费，但认为原审法院计算使用费数额错误，也未能与音著协就使用费数额问题达成一致。二审法院依据国家版权局的《演出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确定东方歌舞团应支付的作品使用费。一审法院未查明《东方之花》晚会演出曲目数量，且将被使用作品《乡恋》的使用费全部确定给曲作者张丕基一人，导致所判定的给付张丕基作品使用费数额有误。故依法改判东方歌舞团给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作品使用费174.30元。
评析：
一、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人、邻接权人或者其他权利所有人授权有关组织，代为集中管理著作权、邻接权的行为。由于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作品的使用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国际化，著作权人对作品的被使用情况很难了解，因而出现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从事著作权、介绍或者信托活动。集体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监督有关作品的使用情况，与作品使用者谈判、签约，发放使用许可，收取、分配使用费和追究侵权责任等。
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提及著作权集体管理问题，只是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4条中规定，“著作权人可以通过集体管理的方式行使其著作权。”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我国目前的集体管理活动受到较大的制约。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自1992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我国唯一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2000年8月国家版权局批准了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的成立，表明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开始了进一步的发展。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集体管理制度多有探讨。许多学者都提出了确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立法建议，而且集体管理制度在网络环境下的应用问题也引起了版权界的关注。1999年国家版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曾联合举办了有关版权集体管理的研讨会，涉及到了现代信息技术对集体管理的影响及电子版权管理系统的运作、信息领域版权和邻接权集体管理的经验等问题。在网络环境下，网站的迅猛发展使得权利人一般很难知道网络侵权事实的存在，更难以发放许可和收取报酬。即使知道有时出于诉累的考虑，也很难逐一去主张权利。从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的角度看，网络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信息、作品，如要求他们逐一取得使用许可并支付费用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具有很大优越性。从现存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和国际上通行的的做法来看，解决数字技术环境下的著作权行使用问题，除通过著作权人个人采取一定的措施行使和保护权利外，主要是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来解决的。因此，著作权集体管理是适应网络环境的一种集中的、规模化的、经济的方法。根据国家版权局制定的《有关制作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国家批准建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各类作品的利用，包括以数字化制品形式的利用。”除音乐作品由音著协管理外，其他作品在其集体管理机构建立之前，暂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管理。目前，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已经开始筹备，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作为集体管理机构已对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使用费标准和制作数字化制品许可合同的样式作出了具体规定。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还向各数字化制品制作、出版单位发出了通知，明确由该中心管理涉及数字化制品的作品，并自2000年7月10日起受理有关许可使用他人作品制作数字化制品的业务。
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已开始不断发展，但在实践中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名义通过诉讼代表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案件尚不多见。1998年7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我国第一起以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为诉讼主体的案件，确立了集体管理机构在代表权利人方面的主体资格，为发展我国的集体管理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作为诉讼主体代表权利入主张权利的法律依据问题，可参见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音乐著作权人之间几个法律问题的复函》中所作出的较为具体的解释，即根据民法通则、著作权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双方订立的合同，音乐著作权人将其音乐作品的部分著作权委托音乐著作权协会管理后，音乐著作权协会可以自己的名义对音乐著作权人委托的权利进行管理。发生纠纷时，根据合同在委托权限范围内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此外，在前述暂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负责的数字化作品的集体管理制度中，也规定了“中心将代表著作权人或受著作权人委托依法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
鉴于集体管理制度是保护权利人的著作权，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极为有利而且极为经济的制度，因而我国法律中应增加有关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具体规定，确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法律地位，并在实践中加快相关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从本案可以看出，尽管音著协已经运作了9年的时间，其在运行模式、管理手段方面还存在某些不完善之处，对所管理的作品具体情况未作明确具体的登记，而且其对社会的公示方式也值得探讨。本案中东方歌舞团一审辩称不知音著协依何收取费用，也不知音著协管理哪些作品，这表明音著协对社会的宣传还很不够，同时也表明我国的集体管理制度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