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古代文化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第1篇
《说文解字》：“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这就是说，“祭”就是手里拿着肉祭祀神灵的意思。“祭”字的甲骨文字形作，左边像肉（即楷书“祭”字左上角的部件），右边像手（即楷书“祭”字右上角的部件），下面的点像血滴，点的多少不一，表示刚刚宰杀的牺牲，还在滴血，就拿来祭祀，这说明当时还保持着血食的习惯。“血”字甲骨文字形作，正像祭祀时将血盛在器皿中的样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古者茹毛饮血，用血报神。”古人自己吃生肉，饮鲜血，也拿生肉鲜血来祭祀神灵。久而久之，“血食”也便成了祭祀的代称。我们经常在古书中看到“社稷不血食”的说法，意思就是社稷之神得不到祭祀，象征着国家的灭亡。这种杀生血食的祭祀习俗，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记载，直到今天，中国部分地区还有以“血食”祭祀鬼神的做法。
当然，对于“祭”字中的点到底代表着什么，还有些不同的看法。如有人认为，点代表的不是血，而是碎肉末。古代祭祀的时候，为了方便神灵的享用，人们事先要另外准备一些切碎的肉末，撒在大块的肉上，祭祀时祭祀者左手提着肉块或盛肉的器具，右手抓取上面的肉末慢慢抛撒，好让神灵前来享用。随着祭祀的进程，肉末越来越少，就好像神在一点一点地享用一样。这有点儿类似于现在殡葬时撒纸钱的仪式，左手持斗，右手从中抓取纸钱撒向空中，口中不停地祷告让亡灵前来拾取。《仪礼》说：“右手执肺，左手执本……绝末以祭。”这里的“本”应该是大块的祭品或盛祭品的器皿，“肺”应该是切碎的肺末，可以抓取，“绝末”就是把肉末一点一点地撒出去。从《仪礼》的这一记述来看，把“祭”字中的点解释作肉末，似乎也有一定的根据。还有人认为，“祭”左边的不是肉，而是盛酒器，手持酒器将酒倒出，以这种方式进行祭祀，点就代表从器皿里淌出的酒滴。不过，这种说法目前还找不出更多的证据。
“祭”字甲骨文还可写作、，字形中除了手、肉、血滴之外，下面增加了或，所增加的部分就是“示”字。其实，多数与祭祀或神灵有关的字，都会带上这样一个偏旁。《说文解字》：“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许慎对“示”字的解释，依据的是其小篆字形，他认为，上面的两横是“上”字，“上”代表天，下垂的三笔分别代表日月星，上天用日月星所形成的不同天象，映射人间的祸福，提示人们遵照行事；人们则通过天象观察自然的变化，了解神的旨意。这种根据小篆字形所得出的解释，无法与“示”的甲骨文字形相切合。“示”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写法，按照叶玉森《说契》的说法，“乃最初之文。上从一，象天；从丨，意谓恍惚有神自天而下，乃以丨为象征。变作，下从一，象地，谓神自天下地也。又变作、，上从二，乃从一之讹。……更变作、，与小篆合。即许（慎）三垂日月星之说所由来，亦即近儒汉族崇拜三光之说所由推演。实则初民崇拜大自然，惟觉有神自天下降而已。‘示’本繁变之字，许君及近儒之说，并不免附会。”叶玉森批评了许慎的说解，但他自己的解释也同样有附会之嫌，把其中的“丨”解释作仿佛有神自天而降，确实显得过于玄虚。
将解释为神主的说法也很流行。神主大致相当于现在所供奉的神灵或祖先的牌位，古时候的神主多为一根竖立的木头，或者将几根秸秆捆在一起，外面涂上泥，以此作为神的依附，供人们祭祀供奉。但这种说法很难解释神主上面所加的一横究竟是什么含义，变成两横又是什么含义，酒或者血为什么能从神主上流淌下来，这些都还是疑问。相比较而言，我们更愿意相信另一种说法，即像祭坛， 像祭坛上摆放有祭品，、、则像酒或血从祭坛上流淌下来，或者是祭品的碎末从祭坛上撒落，这样解释似乎可以与“祭”字中的点相印证。
我们还可以通过“祝”字的甲骨文字形（见图1）来观察的形象。祝是祭祀时负责向神祷告的人，也指祭祀时的祷告词。其甲骨文字形正像一个人跪在地上，面向神坛向神祷告的样子。“祝”的这些字形中，有的祭坛上没有祭品，只是跪在神坛前作祷告状；有的则像伸开双手，在祭坛上摆放祭品之形；更有的就像前面所说的左手持盛肉的器具，右手抛撒肉末的样子（如第一行的第4、5个字形），这说明，认为“示”字中的点是肉末的说法，在字形中也可以找到根据；而第二行第1个字形中，“示”字的四点从祭坛的两侧直接下落，又确实像液体（血或者酒）向下流淌的形象。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当时祭祀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有的以血与肉祭，有的以酒与肉祭，有的则是“绝末以祭”，不同的造字者选取不同的方式作为字形的取像，于是便有了“示”和“祝”等字的不同写法。这种为同一个字选择不同取像的情况，在甲骨文中相当常见，如“牢”本指圈牲口的地方，有的圈牛，有的圈羊，有的圈马，于是“牢”字也就有了、、等不同的写法，这是因取像不同而给同一个字造出几个不同字形的典型例证。由此看来，关于“祭”字中的点究竟代表什么，正确答案很可能不止一个。
图1中第二行的前5个“祝”字，跪着的人形上面都加上了大“口”，意在突出这个人在张着大嘴不停地祷告；最后一个字形的“口”虽然放在下面，也起着同样的作用。祷告时所说的言辞叫祝词。祝词有的是程式化的，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祝词是固定的；有的则针对不同的祭祀内容而有不同的祝词。在古代文献的记述中，有不少祝词是非常个性化的。如《尚书・金》篇，就记录了周公为周武王的疾病而作的祝词：周灭商后的第二年，周武王生了重病，身体不适。武王的母弟周公旦为了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武王，就把自身作为抵押，建成三座祭坛，修整祭祀的场地。又在三坛的南方筑起一座台子，周公面向北方立于台上，安放好璧，手拿着，向武王的曾祖、祖父和父亲祷告说：“你们的长孙（武王）患了重病，如果你们三位先王在天上有助祭的职责，就用我来代替他的身子吧！我仁厚孝顺，多才多艺，善于事奉鬼神。你们的长孙比不上我的才艺，又不会事奉鬼神，（还是让我去帮你们助祭吧，别让他去了。让他好好地活在人间吧！）而且他在天帝那里接受了任命，获得了整个天下，因而能够使你们的子孙在人间安宁，天下的老百姓无不敬畏他。唉！不要丧失上帝降给的宝贵使命，我们的先王也就永远有所归依了。现在，我来听命于大龟，你们如准许我的祈求，我就带着璧和去追随你们，听候你们的命令；你们如不准许我的祈求，我就将璧和收藏起来，再也不向你们请求了。”于是用龟甲卜问了三次，都显示出吉兆。第二天，周武王的病就好了。周公旦的这段祝词的确很有特色，他为了达到代替武王去死，以便让武王继续治理天下的目的，故意在先王的神坛面前夸耀自己的本领，好让先王相中他而放回武王，这种为国家社稷牺牲自我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第2篇
“车”字在甲骨文中有、、、等多种不同的写法（见附图）。在西周金文当中，“车”就已经简写成，与现在“车”的繁体字“”结构基本一致了。而至今所见到的最复杂的“车”字，莫过于刻在商代晚期青铜器《车父己簋》上的“车”字了（见图1）。这一字形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古代马车的基本形制：字形下部贯穿左右的一横像车轴形；车轴上有三个形构件，其中两边的像两个车轮，位于两轮中间的像车舆之形；车轴两端分别有两个短竖，这是用来固定车轮的零件，叫做辖，其作用是管着轮子不让它们从车轴上滑脱，所以“辖”字后来可以指管辖的意思；与车轴成十字相交、贯穿上下的一竖像车，车就是车辕（早期的车是单辕，后来才发展成双辕）；车上部横置的弓形构件像车衡，车衡即固定在车辕前端的横木；车衡上有两个“人”字形的构件，是车轭，车轭呈倒叉形状，可以夹在马的脖子上，从而使马带动马车前行；位于车衡两端下垂的构件像系在车衡上的饰物。在这一字形中，几乎车的所有重要零件都刻画出来了，可见其描绘之细致。
金文中还有一个“车”字(见图2)，与图1的构件基本相同，但取象角度稍有区别，其字形的上部朝右侧弯曲，这体现了车的特殊形制。《周礼•考工记》：“凡揉欲其孙而无弧深。”通过这一描述可以了解到，古代的车并不完全是直形的。车是一根用火煨烤而成的整木，压在车舆下面的部分与舆底平行，探出车舆底座的部分呈浅弧形，逐渐上扬，至顶端又趋于水平，整个外形就像一个左右拉伸开的“Z”字形。制作车时，要让它的弯曲处自然顺畅，不要有太深的弧度。图2的字形正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巧妙地反映了车的微曲上扬的姿态。
车上最重要的部件莫过于车轮了。据说古代的圣人从转动的飞蓬中得到启发，从而发明了轮子。但单纯的轮子只能转动，而不能载物，所以圣人又制造了车厢，安置在轮子上，于是便有了车（《后汉书•舆服志》）。且不论“观蓬为轮”说是否可信，但车轮的发明，一定与古人对圆形物体便于旋转的生活经验有关。“轮”字是从车、仑声的形声字，其声符“仑”同时又兼表意义。汉代的《释名》是专门解释事物名称来源的书，该书解释“轮”字说：“轮，纶也。言弥纶周匝也。”之所以可以用纺车的线纶来解释车轮，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一方面它们的功能都必须通过旋转而获得，另一方面线圈的缠绕和车轮辐条的分布都必须很有条理。《说文段注》说：“三十辐两两相当而不迤，故曰轮。”《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制作车轮的技术要求有十条之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用悬线察看相对应的辐条是否笔直，三十根辐条要两两相对而不倾斜，才能达到要求。可见，旋转和有条理，是车轮得名的两个重要依据，而这两层含义都是由“轮”的声符“仑”表达的。《说文》：“仑，理也。”《康熙字典》：“仑，叙也。”“仑”的繁体字作“”，从从册，是个会意字。，音jí，义同“集”。册就是把用竹简编制的简册卷积起来，所以“仑”既有条理的意思，又有旋转的意思。还有几个以“仑”为声符的字也与“仑”的这些意义有关。如“伦”是人的不可混淆的辈份、长幼次序，“论”是有条理有层次的语言，“沦”是有条理的水的波纹，等等。这些字都可以和“轮”“纶”“仑”构成同源关系。了解了“轮”字的声符“仑”所提示的意义，我们对车轮名源的理解也就更深刻了。
车的另一个重要部件是车轴。《说文段注》：“轴，所以持轮者也。从车，由声。”“轴”是一个形声字，其声符“由”同时也兼表意义。“由”是从的意思，可以表示一件东西从什么地方出来。“轴”与同声符的“抽”、“袖”是一组同源字，它们都含有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意思。“抽”就是把一件东西从别的东西中拉出来；而衣袖的“袖”得名的原因，也就在于它们是筒状的，两臂可由其中抽出。同样，车轴的得名，也是因为它可以从轮毂中抽出来。《释名》说：“轴，抽也。入毂中可抽出也。”“轴”的这一意义特征，与古人对车轴的保养意识有直接的关系。
古时候的车轴多为木制的，车轴伸出车轮外面的两端很容易被撞坏，为了保护轴头，人们用金属制成两个圆筒状的套，套在两端的轴头上，这种零件叫軎（音wèi）。《说文》：“軎，车轴（即“端”）也。从车，象形。”字形中的“口”就像套在轴头的軎的形状。杨树达说：“（此字）当横看做‘’形乃得之。车轴两端皆当有軎，此省去一端也。”軎上和车轴的两端有对穿的孔，将两轮装在车轴上之后，用一个插销从孔中穿过去，以防止车轮和軎从车轴上滑脱，这个插销就是前面所说的辖。辖虽然是一个小零件，但却是行车的关键；没有车辖，车轮就会脱落。《淮南子•人间训》：“车之所以能转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辖。”《汉书•陈遵传》：“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由此可见车辖作用之重要。由于车轴肩负着承载整个车身及货物的任务，容易断裂，所以古人很注意保护车轴，不用的时候便将车辖取下，将车轮卸下，以减轻车轴的负担，需要用车时再重新装上。而卸下车轮，就相当于把车轴从轮中抽出，“轴”字的命名就包含有这层意思。
《说文》还收了一个“车”字的籀文形体，从两车两戈。《说文段注》说：“从戈者，车所建之兵，莫先于戈也。从重车者，象兵车联缀也。重车则重戈矣。”意思是说，车上所配备的兵器，最早的就是戈。所以“车”字中可以增添部件“戈”。类似的形体在金文中也能见到，如图3所示，其中的构件就是“戈”的象形字。而配备有戈的车无疑是古代的战车。河南淮阳马鞍冢出土的古代战车，车厢上就设有专门插戈的圆筒，正好与此字形相印证。
古代的战车多用马驾。驾马的数量有二、三、四、六不等。《说文》中“骈”、“骖”、“驷”分别表示驾二马、三马、四马，这几个字的意义都跟它们的声符有关。“骈”字从“并”得声，含有“两个并列”的意义特征。“骖”字从“参”得声，《广雅》：“参，三也。”因而“骖”就有了“三”的特征。“驷”字从“四”得声，《说文》：“驷，一乘也，从马四声。”由四匹马拉的车称为一乘。《论语》中说：“驷不及舌。”由四匹健壮的马所拉的车，其速度之快可想而知，但它还是赶不上舌头的速度，这话是告诫我们说出的话就难以收回了，所以要出言慎重。成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源于此。而驾六匹马的是级别最高的车，只有天子才能使用，一般人是不敢僭越的。在春秋战国时期，战车的多少是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指标，“千乘之国”便是大国，“万乘之国”要算是超级大国了。
驾战车参与战斗，有一点必须注意，那就是在奔赴战场之前，一定要把马的尾巴打个结挽起来，否则，在战斗中马尾巴会被东西挂住，致使战车无法前行。秦始皇陵兵马俑中马的尾巴都是挽结起来的，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说文》中也有一个专门表示将马尾挽结的“”字：“，系马尾也。”其实，这个“”与“”字是同源字。《说文》：“，簪结也。”《说文通训定声》进一步解释说：“结马尾如人之。”这说明，结马尾的方法跟女子盘头的方法大致是一样的。《左传•成公二年》记述了春秋时期一次主要的战役――之战，其中就有关于结马尾的情节。成公二年六月十七日，齐晋两军在地摆开阵势。齐侯非常轻敌，一大早便说：我姑且消灭晋军再吃早饭！于是“不介马而驰之”。这里的“介”字是“”的通假字，全句的意思是不把马尾巴挽起来就驱车进击晋军。结果，由于晋军将士团结一致，全力作战，最终使齐军溃败而逃。晋军乘胜追击，齐军只好绕着华不注山逃窜。在逃窜的途中，由于齐侯乘坐的战车事先没有给马尾巴打结，结果挂在了树上，马车跑不动，被晋国的将领给追上了。幸亏齐侯的御者急中生智，自己冒充齐侯坐在齐侯的位置上，才使得齐侯免于被俘。可见，在车战前给马尾巴打结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环节。
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汉字 历史文化 活化石
汉字来源于生活，基于生产的需要而创造。中华民族创造汉字的时候，充分考虑了自身的思维特点，字和思维相融合，字和生活相关联，字可以是所代表含义的直观体现。汉字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字、楔形文字并称为世界三大文字，后两种已经湮没于历史的长河，只能在博物馆一览真容，只有汉字顽强生存下来，并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主要的原因就是汉字是适应汉语特点的文字系统。历史悠久的汉字，保存了我们民族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形音义之间本来存在一定的理据，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透过汉字的构造我们常常可以阅读古代有关生活方式、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的信息，成为一种可直接“研磨”的“活化石”文字。著名学者于丹认为：“汉字是握在中华民族掌心里的纹路，循着它的指事象形，可以触摸到所有观念由来的秘密”。
一.文化的定义和特点
《易q贲q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天道自然，人文是社会人伦。治国者必须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来掌握耕作渔猎之时序;又必须了解现实社会中的人伦秩序，以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等级关系，让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并由此而推及天下，以成“大化”。西汉刘向《说苑q指武篇》，其辞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功。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意思是，有头脑的人治理天下，会先用文德教化天下，再用武力征服，如果仅仅动用武力征服天下的，国民会信服。先用文德感化，但是却也改变不了，就可以诛罚他。以上可见，“文化”本来是指以文德进行教化的意思，是个政治性术语。
不同的民族，因为生活环境、语言习惯和自身发展的快慢不同，表现出来的文化形式和特质就不一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其重要方式就是通过汉字来传承。汉字不仅是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而且负载着古代科学知识和文化观念。中国文字---汉字，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造，又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延续的主要脉络。传统文化和汉字虽出现有早晚，但相辅形成，互相促进。自从有了汉字，中华民族有了自己的历史，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延续，所以我们既可以通过传世文献来挖掘悠久的历史文化，也可以通过汉字研究来了解古代社会，了解我们先祖的发展历程、生活方式、价值观念。
二.汉字与历史文化
汉字不仅记载了古代中国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汉字本身也充分体现了光辉灿烂而又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
（一）汉字与祭祀文化
祭祀最开始的对象是神灵，上古时代，人们思维简单，富于幻想，对于自然物和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神秘而恐惧，认为冥冥中有神主宰着宇宙间的万事万物。
在古文字中，凡与拜神有关的字多从“示”旁，如：神、祖、祝、社等。
《说文》：“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但是《说文》的解释不见的都是正确的，据有些文字学家解释“示”的古文写作，中间的T形像古代祭祀的桌子，上面的一短横像是古代祭祀时用的生肉，下面的的两点就是滴下的血。这形象的表明了古人在祭天时的场景。“示”表明了远古初民对自然神的信仰。
1.祭
甲骨文时期“祭”左边是一块滴着鲜血的生肉，右边是一只手，好像是手拿着生肉祭祀。到了金文时期，在下方加“示”，表示“祭”与神有关。《说文解字》的说解是：“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是一个会意字。清朝文字学家段玉裁注解说：“此三字会意也。”其中的“示”是神，左上方的形体是“肉”，右上方的形体是“手”，人们以手持肉，恭敬地向神明拜祭，这是古人祭神的生活写真。“祀”，《说文解字》：“祀，祭无巳也。”从字形上看，是一个人在祭祀桌前跪拜。《玄应音义》：“祀，祭无巳也，谓常年祭祀洁敬无巳也。”《国语》：“夫祀，国之大节也。”因而可知“祀”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祭祀的礼仪和制度。
2.祝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祝”字的左边是一个“示”字，右边是一个“兄”字。“示”表示与神灵有关，“兄”像是一个人面朝左边跪着进行祷告、祈福。《辞海》中解释： “祭祀中司告鬼神的人。”也就是祭祀时司祭礼的人。祝，意为巫祝，即是古代祭祀时祝告的人。 据考证，甲骨文和金文的“祝”字左边是“示”， 表示神灵， 右边是一个面朝左边跪着的人形表示祈求， 求神保佑， 求神赐福。段玉裁也注解说：“此以三字会意，谓以人神也。”意思是：巫祝用口与神交往。这里表现人们希望能通过巫祝与神的交谈来寄托自己的一些愿望，祈祷求福。
（二）汉字与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
饮食文化是物质文化的基础，也是一切文化的基础。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古人进入饮食文化要从火说起，因为有了火古人才进入人类的文明熟食时期。所以与饮食有关的古字一般都带有“火”字。
1.炙
从“炙”的金文我们可以看出，上半部分是“肉”，下半部分是“火”。肉放在火上烤就叫“炙”。《说文解字》云：“炙，炮肉也。从肉在火上。”
2.煮
金文不是太清楚，小篆中，我们可以看出“煮”上边像是盛满东西的器皿，下边是给器皿加热的火。把盛满东西器皿放在火上加热就是“煮”字的意思。“煮”是制作食物的一种手段。
（三）汉字与中国古代的居室文化
1.巢
从“巢”的小篆字形中我们可以看出，“巢”像人攀援木而居。
2.穴
从小篆字形可以看出上面是“宀”，表覆盖物;下面两边表示洞孔。本义是土窟窿，地洞。《说文》：“穴，土室也。”
古代居室有两种方式：一是上古野外穴居，人们生活在洞穴之中;二是沼泽低湿之地，人们在树上筑巢而居。《始学篇》：“上古皆穴居，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俗也。”南方多雨潮湿，北方干旱势高，巢居和穴处因地势和雨水的不同而不同。长江流域以南，由在独树上筑巢而居，经过多树巢居，最后定为干栏式房屋;黄河流域由凿穴而居，经过半地下穴居，最后定型为木骨泥墙的地面建筑。
3.家
《说文》：“家，居也”。从“家”的字形看，它是个会意字，表示屋子里养着猪。上古以畜牧、狩猎的社会转入农业社会时，人们过着定居的生活，于是出现了家庭。早期家的职能，不仅供人居住，而且也供家畜居住，所以猪和家分不开。
（四）汉字与中国古代的服饰文化
1.冠
小篆“冠”，像一只手将一顶帽子加于一人头上之状，这是成年男子加冠礼时的镜头。在汉代，士族加以冠，庶人只能带巾，可知帽子是权威的象征，由于庶民不戴帽，暴露乌黑的头发，固秦朝以“黔首”称庶民。
2.履
古人称鞋子为履，履字的西周字形作一人的脚上穿着一只如舟形的鞋子状。
（五）汉字与中国古代的行旅文化
1.行
从甲骨文和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行”就是一个十字路口。“行”象形字，本义是道路的意思。《说文》：“行，道也。”《诗q豳风q七月》：“遵彼微行。”意思是络绎地走在小路上。
2.涉
“涉”金文是两只脚在河里一前一后的过河，小篆演变成左边是一条河，右边是前后两只脚组成的“步”字。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沿承下来且使用者最多的充满哲理内涵的表意文字。汉字的发明揭开了了我国文明发展的序幕，从甲骨文到现在的汉字，经过了漫长的演化革新过程，而这些革新既是其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又是时展的需求，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汉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汉字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灿烂辉煌文化，是中华文化永不熄灭的明灯。作为东方文明的象征，汉字被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借用为自己语言的书写符号，形成超越国界的汉字文化圈，中华民族的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我们应该把汉字文化和汉字艺术发扬光大，共同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郭锦桴.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7.
[2]叶正渤.汉字、文化以及汉字与传统文化[J].汉字与历史文化，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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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贾湖刻符龟甲――追寻汉字源头的痕迹.维普网.[引用日期2014-06-15].
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汉字 传播 使用 文字政策 东亚
一、引言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已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他领域中。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如今，越南已经完全废除汉字，有了自己的官方语言。相比之下，韩日两国仍受汉字的影响并以不同的方式保留着汉字。两国虽然一直提倡“减少汉字”的语言政策，却始终未能完全废除汉字的使用。
二、汉字在韩日两国的传播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符号，对东亚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韩国和日本等地区还处于无文字时期时，汉字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使用，并起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2004）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就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的核心国家。关于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相关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起着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一）汉字在韩国的传播
根据朝鲜半岛的平壤和箕子陵的遗迹，中国战国时期的北方燕国和齐国都与朝鲜半岛①有来往。而到了秦朝和汉朝，中原地区的平民百姓为了逃避战乱和强制劳役移民到朝鲜半岛，更进一步促进了汉字的传播。另外，《廣開王陵碑文》中出现的“朕”字以及“帝王建號”“蒙天恩”“四方託境”“隣國誓親和”等字也都反映了朝鲜半岛接受汉字的事实。新罗时期的《迎日冷水裏碑》（公元503年）和百济时期的付札木简等也反映了汉字在当时朝鲜半岛用于国家运营以及支配社会的事实。在韩国的一些国语研究里，乐浪时代的文字被视为朝鲜半岛最初的文字，并认为乐浪文字依次继承到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乐浪文字中大多数为瓦当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丰富了朝鲜半岛的本土文化，而且还掀起了国民精读和了解汉文书籍的热潮，也增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到了汉朝末年，朝鲜人已经开始用汉字文言进行教育。372年，汉字再次通过佛经传入朝鲜半岛，汉字文言正式成为朝鲜半岛的通用文字。公元7世纪左右，新罗统一三国后，汉字又取得了公用文字（即官方文字）的地位。
黄贞姬把汉字传播到朝鲜半岛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第一个阶段是殷商时期到公元4世纪，这个时期是从古代朝鲜形成到三国鼎立的时期。中国的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汉四郡这一历史事实，是朝鲜人能广泛接触中国汉字最直接的先决条件。[3]当时，汉字是作为发达文化的象征而传播到朝鲜半岛的。第二个阶段是公元372年到13世纪末，这个时期佛教传播到高句丽，新罗的统一和高句丽王朝的政权交替促使大量汉字随佛教和儒教传入朝鲜半岛，同时高句丽产生了科举制度。第三个阶段为13世纪开始到李氏王朝时期结束，这个时期朱子学繁荣昌盛，也产生了“训民正音”。
（二）汉字在日本的传播
迄今为止，涉及汉字传播到日本的问题，最早在日本历史资料《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被正式提及过。根据《古事记》记载，公元712年，太安万侣按照元明天皇的指示编辑了古代神话、歌谣等。而《日本书记》是日本奈良时代元正天皇指使舍人亲王和太安万侣等人编辑的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传说和记录等都是用汉字表述的。诸多研究指出，朝鲜人阿直岐在应神天皇15年为宣传佛教，带着汉文佛教经典来到日本。第二年，通过他的推荐，中国人王仁也来到日本，并成为了太子的老师。《论语》和《千字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传播到日本的。
以山田孝雄为代表的日本国语研究家们认为，日本人是通过与中国人的相互接触或阅读汉文而接触到汉字的。但最初以什么样的途径传到日本、普及到日本社会，还是个尚未解决的课题。西岛定生等人却认为汉字先是为了维持政府之间的来往，也就是政治外交需要而传播到日本，随后应用于标记本土语言，之后大量地流入到日本社会内部的。也有些学者主张当时日本还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汉字也是通过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的。
1958年，日本考古学界在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发现了一些陪葬物品上刻着汉字，当时人们推测汉字至少是在汉朝后期就已经传播到了日本。1996年2月，在熊本县玉名市柳町的古迹中再次发现了包括“田”字在内的五个汉字刻在贝壳上。[4]同年，三重县安浓町大城的遗迹中也发现了写着“奉”字的食器。由此可见，汉字传播到日本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初的弥生时代初期。还有，在日本的长崎、佐贺、福冈、熊本、宫崎、广岛、京都以及大阪等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刻着“貨泉”或“貨布”等字的中国古代货币。直到2世纪，汉字才通过移居百济的中国移民王仁和百济人阿直岐传入日本。王仁到了日本以后，献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5]3～4世纪，汉字广泛普及到日本的统治阶级、贵族阶层和上流阶层当中。到了5、6世纪，儒教和佛教的相关文物大量传入日本，因此佛教用语和有关古代官制、官职以及日常生活的汉字词也开始大量地传播到日本。在7、8世纪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唐朝的汉音传播到日本。从此汉字在日本成为了公用文字，“汉字正体意识”和汉音汉文占据了语言领域的最高地位。武斌认为，遣唐使时期的金潘唐化热潮促使日本开始大量使用汉字。[6]
三、韩日两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的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7]
（一）韩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主要起着两种作用：一种是阅读中国的汉文或用汉文记录著述的作用，另一种是标记本土语言的作用，即汉字不仅用于阅读或记录汉文，而且用于标记本土词汇或文章。
金敏洙认为朝鲜半岛最大限度地利用汉字的优点，通过借音和借训的统合，完成了独创性的借用标记。他评价朝鲜半岛的汉字接受问题时曾指出，朝鲜半岛的借字标记经过誓记体、吏读文、乡札文、口诀文等发展过程，到乡札文的阶段，达到了顶峰。借字标记与上层的汉文不同，以中间层的吏读方式继续传承下去。吏读在汉文训读和正式文书的使用中，主导了人们的母语意识。[8]
朝鲜半岛借用汉字主要有两种使用形式：一种是按中国式使用汉字，另一种是按朝鲜式使用汉字（也称吏读），朝鲜半岛的汉字主要用于标记固有名词和句子，而标记句子又分“誓记体、吏札、乡札、口诀”等四种方法。记体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序化，吏札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法形态化（包括语序和助词），乡札是汉字的完全朝鲜化的使用（包括语序﹑助词及词汇），也是民族化最彻底的形式，口诀是汉文中加朝鲜语助词的形式。
朝鲜半岛的汉字音来源于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即元朝到唐朝的语音（即中国开封语音）[9]，在借音标记上采取借鉴汉字的“直音法”（或读若法）和借鉴汉字的“反切法”和“反复相摩而成音”等形式。朝鲜半岛的汉字又称“仿汉字”。“仿汉字”包括本土创造的固有汉字（即正体字和口诀简体）和借用中国汉字的新音字和新义字。正体字利用中国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组合成新字，而口诀简体可以说是汉字的附属字。[10]
1443年，为了解决汉字标记的不便现象，李氏王朝创造出了新的文字系统，命名为“训民正音”。它是运用中国音韵学最核心的知识和中世纪朝鲜语的音素系统而创造出来的音素文字，制造原理以象形为基础。正如郑麒麟先生在《训民正音》的序文中解释的“象形而字倣古箕”一样，“训民正音”在子音部分模仿了造音位置和造音方法，母音部分模仿了“天”“地”“人”等字并创造了它的基本文字。关于“训民正音”的起源，目前有很多种说法，如“古箕起源说、八思巴文字起源说、梵字起源说、发音器官起源说、太极思想起源说、薛聪起源说”[11]等。
（二）日本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在日本主要以表音文字的形式使用。据统计，日本奈良时代的古代文献《古事记》，使用的汉字总数为1，507个字；《万叶集》使用的汉字总数为2，501个字。《古事记》和《万叶集》使用汉字，采取了仅借汉字发音书写日语的形式。另外，汉字传入日本的最初500年间，产生了《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诸多以汉语文言为文字的中日共同教科书。
日语中的汉字主要有两种：一种起源于中国，古代从中国传入的“原汁原语”汉语，例如“道路”“土地”等，它是相对于日本的和语而言的；另一种是根据汉字的造语法加工创造出来的派生汉语，例如“政治”“经济”等。这类汉字在日本人的长期使用中发生同化，产生了一些变容。日本汉字的读法有音读和训读两种，它的汉字音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吴音、汉音、唐音等。[12]
日本人在借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过程中，认为光用汉字不能充分地表意，于是创造了汉字式的“万叶假名”。可以说“万叶假名”的创造背景与朝鲜半岛的“训民正音”很相近。它是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来记录日本的语言，最初是为了记录《万叶集》而被使用。“万叶假名”是古代日本最初的文字形式，从此日本从无文字时代过渡到了有文字时代，人们口中流传的传说与歌谣也开始用“万叶假名”记录。“万叶假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音节文字，减少了很多语言表达方面的不便。“万叶假名”是汉字现代假名的过渡阶段，在日本文字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之后，日本人对“万叶假名”实行了字母标准化，改进为今天的“现代假名”。“现代假名”又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它大概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出现，是“万叶假名”不断演化和规范化的产物。古人为了便于书写和理解汉文，不断地对“万叶假名”进行简化，从楷书简化成草书，又由草书简化成现代假名。这样形成的“假名”，形体结构比汉字简单明了，有利于阅读和理解，表现方法也极具多样性，因此很快就普及到平民百姓阶层。“假名”多用于和歌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中。
谈到汉字对日本语言文字体系的影响，可以说汉字促进了假名的创立和国字（和制汉字）的形成。国字又称和制汉字，包括假名和汉字在内的日本所有文字﹑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以及在日本制造的汉字体文字等。正式的日语为假名和汉字的混合体。日语有三种文字标记方式即汉字、假名、罗马字。
四、汉字在韩日两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一）汉字在韩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日本殖民地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废除学校的“朝鲜语教育”，朝鲜人被剥夺了接受国语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在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之下，朝鲜人一直渴望自己的国语能得到自由的使用权和应得的尊重。获得解放之后，这种意识渐渐与“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当时朝鲜半岛正处于开化期，受美国的影响颇大，所以也出现了不少主张专用朝鲜语的人物。之后在接受日本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同时，以民族解放为开端，“朝鲜语专用论”又成为了“自主独立的象征物”。文嬉真（2007）评价“朝鲜语专用”政策的实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时指出，“朝鲜语专用政策导致了汉字丧失的时代，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朝鲜人的汉字识别率。不仅如此，还成为了军事政府获得正当性和利用国字来焕发国民团结与爱国心的重要手段。”[13]后来，朝鲜战争又把朝鲜半岛分为南北地区，北部称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南部称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韩国的汉字使用期可以分为汉·韩并用期、汉·韩混用期、汉字复活期、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汉·韩并用期为1948年～1964年，汉·韩混用期为1964年～1972年，汉字复活期为1972年～1975年，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为1975年～现在。[14]
关于韩国汉字的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5]：
1443年，李氏朝鲜（1392年～1910年）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创立“训民正音”。
1898年1月，李朝政府规定，政府公文改用韩文获韩汉文混合书写。
1948年，韩国制宪国会通过了“韩文文字专用法”。
1949年，有些国会议员在国会上提出“汉字使用建议案”。
1957年，文教部制定颁布“临时限制汉字”1300个。
1961年，军事和政权交替，进一步推进了“韩文专用政策”。
1964年，规定在中小学进行汉字教育。
1965年，国内外公文严格遵循“韩文专用”政策。
1967年，制定了“汉字略案方案”，拟定到1972年完全废除汉字。
1968年，制定“韩文专用五年计划”。
1969年，文教部规定从1970年起，在学校废除汉字教育。
1972年，文教部再次颁布“教育法改正令”，规定在初﹑高中恢复汉字教育。
1949年1月，朝鲜政府规定废除汉字。
1999年2月9日，韩国文化观光部颁布“汉字并用推进案”。
（二）汉字在日本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积极借鉴西方社会，并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随着西欧派文化在日本占主流地位，有些语言学家提出日本也应该像西欧一样，使用简单的表音文字，甚至有人主张废除日语，把英语作为国语。其中代表人物有幕府政府②的大臣前岛密（1835年～1919年），他曾经极力主张废除汉字，是日本国字国文运动的先驱者，也是近代邮票制度的创始者。前岛密在日本被称为邮政之父。1847年，他为了求医，离开日本江户，并学习了荷兰学和英语，曾向德川将军提出过汉字废除论。他强烈主张为了实现教育的普及化，要废除汉字，把“平假名”作为日本的国语。另外，还有两位坚持废除汉字、采用英语的人物，那就是当时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和原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森有礼是日本的一位武士，也是有名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他也是一桥大学的创始人。1885年被任命为第一次伊藤内阁的第一批文部大臣，对日后日本教育政策带来很大的影响。1872年，他写信给耶鲁大学的德怀特·威廉教授，主张要把英语当成日本的国语，遭到德怀特·威廉教授的反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明治政府终于决定把表音文字化作为国家的重要方针。
日本围绕语言使用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掀起了日本汉字改革运动。这项运动主要分假名文字论阶段、罗马字论阶段、汉字限制论阶段、汉字尊重论阶段。面对如此多的争议，日本政府在限制汉字使用的同时，也承认汉字在本国文字系统中的地位和存在，对于汉字问题采取了相对宽容的应对态度，学校的汉字教育也一直维持着一贯的做法。
日本的汉字使用期分为“当用汉字使用期和常用汉字使用期”。前者为1946年到1981年，后者为1981年到目前为止。[16]
关于日本的汉字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7]：
1866年12月，前岛密向日本末代将军德川信喜提交“汉字废除之议”。
1873年，福泽谕吉提出《新出汉字802字》。
1887年，失野文雄再次提出新出汉字3000字。
1902年，明治政府新设一门政府机关，名叫“国语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基本方针第一条明确规定“文字使用表音文字，主要调查对象为假名和罗马字”。
1915年，杉本京太提出日文打字机文字版2005字。
1923年，政府采取行政措施，文部省临时国语调查会公布了“常用汉字1962字”。
1931年，再次公布“常用汉字1858字”。
1942年，再次公布“标准汉字2592字”；标准汉字由常用汉字1012字，准常用汉字1346字，特别汉字71字构成。
1945年11月12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了“废除汉字”的口号。
1946年11月16日，选定“当用汉字1850字”，内阁命令发表于日本全国各地，作为社会语言生活的规范。
1949年，颁布“当用汉字字体表”。
1981年10月1日，颁布“常用汉字1945字”，作为新的标准。
五、结语
汉字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全世界共同财富，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为实现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全力推进和发展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能有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现代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出现的汉字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国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上，相互吸取经验教训，探索符合时展和各国国情的正确方向。
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地区的汉字应用和发展、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固然很重要，但考虑到未来将要实现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同时为了维持它的顺利发展，我们更应该深入研究和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因素给汉字带来的深远影响，并确立出符合新时代的崭新课题和解决方案。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应用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内容注释：
①朝鲜半岛：中国、越南、朝鲜等地区称之为朝鲜半岛，韩国将
其称之为韩半岛。朝鲜半岛位于东亚，一千年以上维持单一国家的形式，直到1948年才分割为两个国家。南部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北部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本文主要探讨韩国的汉字传播使用情况，不涉及朝鲜地区。
②指日本的封建武士通过莫府来实行政治统治的政府，也称之为
“武家政治”。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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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形声字；汉民族；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H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096-03
汉字是世界上迄今为止仍在使用的独一无二的表意体系的语素文字，其形体结构与语素所固有的音与义结合，生动形象的造字心理机制，传载着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信息。然而，先秦以来人们更多关注的只是汉字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等理性意义，并未对汉字字形所反映的汉民族传统文化有太多关照。本文以传统语言文字学为视角，以汉字为本位，研究形声字系统的文化蕴涵和文化影响及对现代文字学、文化学和词汇学发展积极意义。
一、形声字字形与汉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
汉字作为唯一流传、使用至今的古老的表意的自源文字体系，显示了其顽强的生命力。几千年来，汉民族用汉字记录他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科技、战争等方面的认知，用汉字字形向我们展示、传递着富有汉民族鲜明特色的思S和认知方式，尤其是汉字中占相当比重的形声字所承载的汉民族的思维和认知特征。
通过对于形声字字形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汉民族生动的历史故事、文化心理，其形体的综合功能由此可见一斑。而形声字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功能，是源于汉民族以大观小、以简驭繁地把握世间万物的系统的思维方式。原始先民在制字之初就已将系统的思维和认知方法融入了形声字字形，并在形声字的繁衍中不断巩固和发展，使形声字的综合能力日益增强。从构形来看，形声字是由形符和声符拼合在一起来表义，而用来表示形声字义类的形符和表示命名理据的声符便丧失了其原始字形象形、指事、会意等用其具象所表示的意义。形声字就将音义两个符号的象形、指事、会意的表义方式潜藏在形声的框架之下，从而取得优良、便捷的整体效果。早在先秦时形声字大量派生的阶段，学者们就已经看到形声字声符的重要性，在为简化汉字表意需要而分化已有汉字所承担的表意方面的繁重职能时，在表意汉字基础上加注相同义类的声符构造新的形声字，就使汉字表意更加严密精确。北宋时，王圣美提出了“右文说”，认为形声字不仅形符表义，声符也能表义，同声符的形声字意义有某种共同之处，因此，形声字便可以声符的意义建立起与形符所表“义类”相互补充的新的“义类”系统，从而加深了对形声字的系统性的把握。如从“戋”得声的形声字都有“小”的意思，如浅为水之小者、钱为金之小者、残为歹之小者等，形成了“小”义统率下的一个义类系统。又如“娄”本义为“空”，引申为“堆起”、“重叠”，而以“娄”为声旁的一组字便在汉民族系统思维的熏陶下使我们得到系统性的认知：“楼”有“重叠”之意、“蝼”为挖“空”泥土的昆虫、“髅”是“中空”的骨架等。因汉民族系统思维方式的影响，造字用字过程中将孤立的形声字串联成为一个开放性的义类系统。
形声字以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为构件，在表意构件基础上添加声符来创造新字，使汉字形成声符和形符对立互补的有机整体，这是在汉民族辩证思维影响下产生的必然结果，并使其在汉字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如：《说文解字・卷四》：“受，相付也。从 ，舟省声。”许慎认为“受”字是形声字中的省声字，即把“受”的声符“舟”省去了一部分。许慎当时并没能看到比古文、小篆字形等更能表示汉字笔意的甲骨文字形，因此对汉字构形不可避免的会有或多或少的误解。从近代以来发掘的甲骨文字形看，“受”字当为会意字，像两手中间有一只舟，是一个人把舟传递给另一个人，表示传递东西。这个字形同时表示了接受和授予两个动作，“受”字最初承担着接受和授予两个意义。段玉裁注：“ 者自此言，受者自彼言，其相付一也。”同一个汉字字形，在汉民族辩证思维的影响下，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观察便产生了两个与字形相契合的意义。并且，随着汉字的不断孳乳和派生，又以“受”字为声符加注形符“扌”，造“授”字来记录“授予”之意，初文“受”记录“接受、承受”之意。将一个“受”字系统记录的两个相反相关的动作行为辩证地分化为用本字“受”和在本字基础上加注形旁造形声字“授”来分别记录，这正反映了在汉民族先民们在辩证思维影响下创制新的形声字的过程。
二、形声字字形与汉民族传统生活生产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