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决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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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决策分析范文第1篇

近年来，供应链管理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决策者行为因素对决策的影响[1]。Simon(1988)最早提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认为完全理性只是一种假定的理想状态，决策者追求理性却并非最大限度追求理性，追求满意标准而不是最优标准[2]。Hammond等人(1989)认为部分决策者甚至是单纯凭直觉进行决策，追求自身认为满意的利润，往往不是科学最优化的利润[3]。Tversky等人(1988)认为很多情况下，决策者连自身有限理性也忽视不用，而是凭借过往经验来对目前面临问题进行决策[4]。Robbins(2005)认为人存在理性、有限理性、直觉三种类型，其中理性即假设决策者的决策是追求特定条件的价值最大化[5]。Shull(1970)等人认为理性研究的问题往往是具有各种假设条件限制的简单的、可测量问题[6]，但决策者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的问题并不能完全满足假设条件，单从理性角度进行研究，会导致研究的结果与实际存在严重偏差。刘作仪等(2009)指出根源在于运作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忽略了人的因素，因此使得研究的价值大打折扣，明确地提出了行为运作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7]。在行为供应链的研究中，以研究包含不同风险态度决策者的供应链契约机制构建方面的文献较为多见，其普遍的研究假设是风险偏好者倾向于多订货。Giannoccaro(2004)[8]、叶飞(2006)[9]、桑圣举(2008)[10]和袁润松(2009)[11]等在研究收入共享契约模型时认为:风险追寻者对市场前景乐观，倾向于加大订货量，风险厌恶者市场前景不乐观，倾向于减少订货量。但事实上，这一重要研究假设并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尤其在不同的风险情境下，供应链中不同风险态度的决策者的订货决策行为研究显得比较欠缺。Hollenbeck J.R.(1994)[12]、Slattery J.P.(2002)[13]等发现人们在动态情景下的风险决策行为与在静态情景中观察到的风险决策行为存在显着的差异。同时，心理学家Lichtenstein(1971)最早发现了风险偏好逆转现象[14]，风险偏好会随着不同场合及不同决策情景而变化，风险偏好逆转是值得关注的研究问题。由此，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尝试使用实验的研究方法分析在不同的风险情景下零售商风险态度对其订货决策的影响及其偏好逆转现象。

2 实验情景设计与实施

2.1 实验简介本实验改进了MIT的“啤酒游戏”，研究的对象为具有一个生产商和一个零售商的两级供应链。实验首先通过对被试进行风险态度测试，筛选出具有明显风险偏好和风险规避特征的被试扮演零售商，风险中立的被试扮演生产商;其次，设置了相应的实验情景，并采用Excel辅助实验，对数据进行收集;最后，使用SPSS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不同风险态度的零售商的订货决策行为。实验假设生产商产能有限，市场需求在一定范围内随机波动。零售商需要对每周的订货进行决策，生产商需要做出生产决策。

2.2 情景设置为模拟在正常、利好和不利的情景下需求的波动，由计算机在预设区间随机产生需求数据。其情景设置和市场需求波动如下所示。(1)第1~10周:市场需求正常(前6周数据主要用于让被试适应实验);(2)第11~16周:利好因素出现(可预知因素，提前告知，假设世界杯比赛到来);(3)第17~20周:利好因素影响结束，需求恢复正常水平;(4)第21~26周:不利因素出现(不可预知因素，突然出现，假设政策严查酒后驾驶);(5)第27~30周:不利因素影响结束，需求恢复正常水平。

2.3 样本选择本项研究选取的被试是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具备供应链管理专业知识的学生，通过发放问卷对被试进行风险态度的测试。预测试发放问卷80份，回收7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3.8%。结合问卷的信度效度分析风险态度量表，修正原有的题项;正式测试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73份，回收率93.2%;有效问卷339份，占回收问卷90.8%;经过计算筛选后，选取被试人员共计178人，其中男98名，占55%，女80名，占45%，组合成89组进行实验，实验后回收实验数据表，严格审核并剔除无效数据后，共有53组有效数据。特别地，订货决策属于操作层决策，其决策者为基层工作人员，其年龄、思维和行为模式与大学生较为接近，故选取大学生作为被试。同时，国内外学者在管理科学方面的研究大多采用学生样本，主要取决于学生样本的可获得性。关于学生样本的代表性问题，国外学者Hodgkinson等人研究框架效应与战略决策关系时，同时采用学生样本和企业样本，发现两者并无明显区别[15]。国内学者张文慧等人在研究决策者认知特征对决策过程和战略抉择的影响时，也采用了部分企业样本与学生样本对比，发现数据并无明显区别[16]，因此，本实验采用大学生作为研究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

2.4 角色设置对被试人员进行风险测定后，选取具有明显风险偏好(P型)及风险规避(A型)者扮演零售商，选取风险偏好为中性(M型)的被试扮演生产商，组合成M-P、M-A两种不同的供应链。

3 数据收集与分析零售商和生产商做完决策后在已经设计好的Excel表格中相应位置输入决策数据，计算机程序会自动记录下数据并保存成数据表形式，实验结束后，对原始数据表进行回收。实验后收集数据表并通过SPSS进行统计分析。

3.1 订货量分析在对各周期的数据进行比较中发现，大体上两种类型的零售商在订货决策上具有一致性，都围绕市场需求量上下波动(如图1所示)，在不同因素影响下存在周期性差异。在适应期(1-6周)市场需求持续稳定时，零售商都趋向于减少订货量，甚至出现风险偏好的零售商(下称偏好者)比风险规避的零售商(下称规避者)订货更少的情况。这跟多数研究中认为风险偏好的零售商会倾向于多订货的研究假设不完全一致。当预期会出现利好因素时，规避者的订货量均值出现高于偏好者的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利好因素持续期间(11~16周)，偏好者对市场需求波动的反应较规避者敏感(MP=40.44，MA=40.68，SDP=7.05，SDA=6.43，离差率VP=0.174，VA=0.158)，在不利因素持续期间(20~26周)，偏好者存在同样的敏感状况，但订货均值高于规避者(MP=10.79，MA=9.23，SDP=3.62，SDA=2.94，VP=0.335，VA=0.319)。这充分表明了风险偏好零售商的订货波动大，而不一定订货量大。在利好因素作用下，偏好者订货比规避者少。这是因为规避者害怕缺货损失，因此更倾向于多订货。而偏好者由于能更好地承担损失风险，因此订货量反而较小;在不利因素的作用下，偏好者往往过于自信而低估了市场的不利因素，订货量较规避者大。规避者则因为害怕库存损失，而减少了订货量。对比有利时期和不利时期的离差率，可以发现不利时期的离差率接近利好时期的2倍，表明零售商面对不利的环境，订货决策的波动性更大。 为了更进一步分析样本的差异，对实验数据进行t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首先对偏好者和规避者的订货量做方差齐次性检验，两个样本的显着性水平为0.314，大于0.05，表明具有方差齐次性;再结合表2中假设方差相等的数据分析，偏好者订货量与规避者之间的差异显着水平为0.037

风险决策分析范文第2篇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12M521685）；成都市软科学项目（12RKYB164ZF-002）

作者简介：顾 婧（1980-），女，江苏扬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投融资决策和风险管理；陈 豪（1990-），男，浙江杭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险投资决策研究；田晓丽（1989-），女，四川江油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险投资决策和运筹学。

摘要：在双边道德风险框架下的最优努力程度模型的基础上，讨论了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心理情绪因素对风险企业价值和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适度自信都能够抵消道德风险的影响，风险企业家过度自信的心理会导致风险企业价值降低，但可能使净收益为负的风险企业得到投资，风险投资家的过度自信会使得风险投资家在投资决策中存在过度反应；风险企业家的消极保守也会使得风险企业价值降低且可能使净收益为正的风险企业遭到拒投，风险投资家的消极保守会使得他在投资决策中反应不足。

关键词：风险企业；心理情绪；过度自信；双边道德风险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8-0104-06

1 引言

风险投资也称创业投资，具有高风险和高潜在收益的特点。风险企业的运营往往包含两个主体：企业的管理者—风险企业家、资金的供给者—风险投资家。学者Harry等[1]对风险投资家的多重作用作出了假设和实证检验，Hellman和Puri[2]的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家除了向风险企业提供资金，还会提供风险投资运作经验和商务关系，在运营过程中起到监督监管和帮助支持的作用。他们对风险企业的资金运营管理、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领导团队的建立、产品市场的拓展均有重要贡献。因此，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付出的努力程度共同影响了风险企业的成功概率。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双方都有追求个人私利的心理动机，从而形成双边道德风险。双边道德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如表1所示。

很多学者对双边道德风险进行了研究，如Houben[3]的研究说明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双方的信息没有得到完全披露，信息的隐藏导致对双方的激励不足，存在信息披露和双边努力水平问题。Repullo和Suarez[4]的模型分析表明无论投资前的信息是否可以被证实，双边道德风险都会对最优契约安排产生很大的影响。上述研究将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视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认为他们的行为遵守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然而人们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总是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有限理性的特征。行为金融学的蓬勃发展已经向人们展示了在传统完全理性假设下所未能发现的一些经济规律。

自Roll开创性的提出“傲慢”假说以来，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已经成为公司金融的行为学解释。所谓过度自信是指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而低估失败的概率的心理偏差[5，6]。事实上，心理情绪因素会对管理者或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如Heaton[7]的研究表明：在不考虑信息不对称或委托冲突时，过度自信会导致管理者对现金流的敏感性更高。王霞等[8]的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过度投资。王声凑和曾勇[9]在双边道德风险的框架下，讨论了风险企业家过度自信对创业企业项目价值的影响。他们认为随着项目盈利能力的差异以及企业家自信程度的不同，风险企业家过度自信对项目价值的影响也随之不同。Polk和Sapienza[10]考察了投资者非理性对公司投资的直接影响，如果公司股东是短视的，管理者会追求短期股价的最大化，在投资者情绪高涨时增加投资推动股价上升，而在投资者情绪低落时减少投资。另一方面，关于消极心理的研究，Raghunathan和Pham[11]发现诱发焦虑增加了决策主体对低风险、低回报项目的偏好，而诱发悲伤具有相反的结果。Lerner和Kltner[12]发现恐惧使个体高估风险并回避风险。

目前，在双边道德风险的框架下，同时考虑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心理情绪因素对风险企业估值及对其投资决策的影响还鲜有研究。本文试图在双边道德风险的框架下，探讨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心理情绪因素对风险企业估值及其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以期得到一些更符合客观现实的有意义的结论。

2 假设及变量解释

21 假设前提

本文假设风险企业的创始人风险企业家（Entrepreneur，以下简称EN）拥有某项新兴技术，前期缺乏资金，需要向风险投资家（Venture Capitalist，以下简称VC）融资，经评估筛选后VC决定分阶段投资该风险企业。为构建模型方便，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前提：

（1）EN和VC不再是完全理性的，将EN和VC复杂的心理情绪因素划分为三类：过度自信，完全理性，消极保守。

（2）不考虑税收、利率、汇率等其他市场因素对EN和VC投资决策的影响。

（3）VC所获得的股份比例和投资所占资产比例一致，且不考虑优先股的清偿优势，收益分配按照股份比例分配收益分配的假设是VC和EN契约的基础，现有收益分配基本假设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按照股权契约，按股份比例分配；二是按可转换证券契约。。

（4）EN只提供专利技术和人力资源的管理，EN自身没有货币性的资本投资。

（5）EN接受VC投资后，不再有其他融资借贷活动，风险企业的初始资产为CA。

（6）EN和VC的努力水平是较难观测的，VC和EN双方努力投入后，每一投资阶段的努力水平都视为不变。

（7）风险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产生中间收益。在投资阶段全部结束后，如果风险企业成功，则产生高收益RH；如果风险企业失败，则产生较低的收益RL。

（8）风险企业的成功概率仅仅与EN和VC的努力水平有关。

（9）无风险收益率为r，本文以无风险收益率r作为贴现率。

22 努力成本函数构建

在0时刻，VC和EN签订合约。为控制风险，VC将分阶段投资，在0阶段投入启动资金I0， 在第t年预计投资It，如果该年不投资，则It=0。预计投资T年，总投资价值IS占初始资产CA的比例为q。

根据假设（3），合约确定VC的股份比例也为q，其中0

劳动力效用规律要求成本函数满足二阶可导凸函数，努力成本（努力负效用）函数大多采用关于努力水平的二次函数[5]。

本文假设成本规模和收益规模正相关，c为常数，表示二者间的联系，0

因此，总成本函数的现值为：

（1）

23 风险企业成功概率函数构建

借鉴杨青和李珏[13]的概率模型，假设该风险企业成功获得高收益的概率符合以下函数形式，即：

其中β表示该风险企业的贝塔系数，表示该风险企业的系统性风险。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风险企业，该类企业风险大于整个市场投资组合的风险，易得β>1，说明该风险企业的风险收益率高于市场投资组合平均风险收益率。β越大意味着风险企业的系统性风险越大，成功的概率越小。α为成功概率调整系数，调节成功概率对于风险的反应程度，本文假定α为常数，且α>0。若α>1，则表示成功概率对风险存在过度反应；若α

此外，r1和r2（r1，r2∈（0，1））分别反映EN和VC各自的努力水平对风险企业成功概率的贡献率。一方面，如果风险企业的成功更依赖EN所掌握的专利技术，则r1>r2； 另一方面，如果风险企业的成功更仰仗VC的管理经验和市场帮助，则r2>r1。（r1d+r2e）（r1+r2）表示内生因素对成功概率的影响。

24 VC和EN主观成功概率函数构建

VC和EN的主观期望成功概率在风险企业客观成功概率的基础上引入心理情绪系数k，用来反映VC和EN的心理情绪因素。VC的主观成功概率为：

（2）

kVC=1表示VC是理性的；kVC>1表示VC投资心理情绪是过度自信的；kVC

① 根据CAPM模型，b=r+β（rm-r）。 同理可得EN的主观成功概率为：

（3）

25 收益函数的构建

本文将风险企业最终的自然状态刻画为二项结构：高收益RH和低收益RL，即=RH，RL，不失一般性，本文假设低收益RL=0，而高收益RH=R（CA），收益是资产的函数。假设收益函数为：RH=R（CA）=（1+b）·CA。

其中b①为常数，与风险企业的系统性风险β正相关。

3 模型的构建及分析

31 无道德风险且“理性人”假设下的风险企业价值分析

在无道德风险和“理性人”假设下，此时双方努力水平可测且相互知晓，构建风险企业价值模型：

32 考虑心理情绪因素的风险企业价值和决策分析

在现实中，VC的决策会因为心理情绪产生偏差，VC的期望收益由VC的主观成功概率PVC（d，e）决定。VC的投资情绪会对投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当kVC远大于1时，VC处于极度自信状态，会忽视投资风险而加大投资力度，存在过度投资现象；当kVC0时，投资者处于极度消极保守状态，他将尽可能规避风险，减少投资甚至不投资；当kVC小于某个临界值时，VC将拒绝投资，类似于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如图1所示。

设IVCS=I（kVC），当0KVC′时，dI（kVC）dkVC≥0，即总投资价值IVCS随着投资心理情绪因素kVC的增加而增加；当kVC=1时，IVCS=IS，2Ι（KVC）K2VC=0；当kVC>1时，2I（KVC）KVC2>0；当KVC′

其中，约束条件（a）表示EN的努力水平d要满足使EN的主观期望收益最大化；约束条件（b）表示VC的努力水平e使VC的主观期望收益最大化；约束条件（c）表示投资净现值大于0。

由约束条件（a）、（b）知：EENd=0；EVCe=0。

解得：

（19）

由S>0，可以得出EN的心理情绪因素对VC投资决策的影响：EN越是过度自信（这样的过度自信可能会导致风险企业价值的降低），会被VC判断成一个利好信号，VC预期获得的收益越大，越愿意投入资金，这可能会造成实际价值小于零的风险企业因为EN的过度自信而获得投资。EN表现得越是消极保守，被VC判断为一个利空信号，VC预期获得的收益越少，这可能造成原本价值大于零的风险企业因为EN的消极保守而被拒投。

由SkVC>0，可以得出VC的心理情绪因素对其投资决策的影响：VC的过度自信会引起过度反应。VC的消极保守，会引起反应不足。一方面，在VC过度自信的情形下，EN的过度自信心理情绪作为一个利好信号的效果被VC所放大，VC的期望净收益增大。EN消极保守的心态作为一个利空信号的效果被VC所放大，VC的期望净收益减小。另一方面，在VC消极保守的情形下，VC的消极保守情绪会削弱各种信号对VC期望收益的影响，存在反应不足。将式（15）、式（16）代入式（4），得到考虑心理情绪因素的风险企业价值的表达式E（d，e）。

若kEN=1，即EN处于完全理性状态时，（dkEN=1）dg，虽然EN的努力水平因为EN的过度自信而增大，使得风险企业成功的概率增大；但努力水平增大引起的成本负效应反而降低了风险企业的价值。综上所述：EN和VC博弈中应当保持一种乐观、适度自信的心理情绪。

另外，kVC的作用机理和kEN相类似，当kVC=1qVC时，恰好抵消了其道德风险对努力水平的降低，但是由式（20）可知，kVC=1qVC不是风险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因为kVC的增大会增大IVCS，从而引起qVC和RHVC增大。

由于IVCS的具体表达式无法准确估计，所以较难求出VC的最佳投资心理情绪kVC。因为道德风险的存在会减少风险企业的价值，而自信投资心理情绪会抵消道德风险的影响，所以我们不难猜想出kVC>1，VC处于适度自信心理情绪状态是风险企业价值达到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下面将对相关模型和参数作出数量假设，通过实例证明kVC的存在且大于1。

4 数值例子

当kVC=kVC=1527>1，证明VC持一种适度自信投资心态是风险企业价值达到最大的必要条件。 当kVC>kVC，VC是过度自信的，风险企业价值随着过度自信程度增大而下降，且下降速度不断加快。VC过度自信心理情绪不仅增大了VC的投资风险（对于风险企业股份的控制比例增大），还会引起风险企业价值的下降。

5 结束语

在风险投资中，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往往表现出有限理性，不满足传统理性人的假设。因此，本文在双边道德风险的框架下，讨论了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的心理情绪因素对风险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说明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适度自信都能够抵消道德风险的影响，使得风险企业价值达到最大。此时，风险企业家的适度自信行为恰好完全抵消其道德风险，而风险投资家的适度自信行为不能完全抵消道德风险。风险企业家过度自信的心理会导致风险企业价值的降低，但可能使净收益为负的风险企业得到投资，风险投资家的过度自信会使企业价值迅速下降且风险投资家在投资决策中存在过度反应；风险企业家的消极保守也会使得风险企业价值降低且可能使净收益为正的风险企业遭到拒投，风险投资家的消极保守会使他在投资决策中反应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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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霞， 张敏，于富生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异化——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8（2）：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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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olk Christopher， Sapienza Paola. The Stock Market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A Test of Catering Theory[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9（1）：187-217

[11]Raghunathan R， Pham M T All Negative Moods are not Equal： Motivational Influences of Anxiety and Sadness on Decision Making[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9， 79： 56-77

风险决策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企业管理；税务管理；税务风险；防治；现状

中图分类号：F279.2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引导市场公平竞争，维护经济市场秩序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财富的不断积累，我国市场竞争中参与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国有企业实力得到了不断的壮大和雄厚。依法纳税是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中，是社会纳税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市场经济利益的驱使和企业纳税制度的缺陷等方面，使得一些企业在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税务风险不断增加。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企业纳税情况的监管，依法打击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企业为了自身发展，必须简全军自身纳税体制的建设，提高企业的纳税自律意识。一些大型知名企业由于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依法纳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同时也使得企业社会名声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使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因此在当前时期，企业的发展必须要重视对税务风险的防治方面。就当前阶段我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税务风险防治当面的缺陷和不足还表现得很明显，这就需要对当前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以及成本控制进行具体探讨，找出强化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

税务风险概念分析

税务风险是指企业在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的过程中，在税收政策的有效影响下，由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涉税行为与现行的税法出现抵触，出现违反现行税法要求的行为，从而影响到企业纳税的规范性活动，而导致企业的利益由于纳税风险造成一定的损失，摒弃对企业的社会声誉也造成一定的影响，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市场占有比重。税务风险的出现会造成企业利润的流失，摒弃税务风险中存在的不可知因素对企业的发展和稳定也造成较大的制约性。税务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税务风险的不确定性

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改变生产经营模式来适时调整企业运行效能，从而使得企业生产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决策能够为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调整方向，转变企业职能提供理论依据，这就需要企业决策者对企业发展转变的成本和效益进行量化分析，在对企业成本丽丽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企业的税务问题，在企业盈利情况产生不同的阶段性影响的效果下，企业决策者也可能由于市场环境的客观导向或者自身主观意识等方面来制定企业发展决策，而这些量化条件都属于对企业财务条件的“预测”范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征，这就使得企业决策出现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企业税务风险的增加。

政治风险的影响

企业进行发展或者在投资的情况下，需要根据国家政策引导适时调整企业发展结构，转变企业发展观念，而国家制订的政策会根据当前社会发展的总遂平以及社会转型的需求进行调整，这就可能由于国家制订的政策发生变化而导致企业税务风险的加剧。尤其在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过程中，根据国家政策引导进行相应的投资管理，但国家宏观调控手段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是政策影响与税法约束的双重制约条件下，就可能导致企业税务管理的风向上升。

企业内部环境变化对税务风险的影响

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会对企业内部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尤其在企业生产和经营环节进行相应的变化，会使得企业内部环节出现一定的变化，这就会间接使得企业的生产收益产生一定的变化，从而使得企业部分征税方面与税法的基本原则出现偏差，使企业产生税务风险。

企业纳税滚利的不准确性造成税务风险

企业财务税收管理的非专业化管理，企业财会管理制度出现一定的偏差，就可能导致企业税务管理方面出现一定的偏差，使得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与税法不相匹配，从而加剧税务风险的存在。

企业税务风险管理

当前情况下，我国大多数企业已经开始从工作中重视对税务风险的防治观念，但是在制定成本费用预算管理额度时，很少考虑将缴纳的税金额度纳入预算管理中。这与很多企业管理层对待税务问题的被动心态有关，他们认为税金作为一项法定义务，并非其所能控制，不需要专门进行管理，只要财务人员依据企业实际经营的情况，按规定申报缴纳就可以了。这种认识误区导致企业对涉税问题疏于管理和控制，进而很可能产生税务风险税务风险管理，就是将现代风险管理的原理，即识别和应对遵从风险的一般原理运用到税收管理中，控制企业税收遵从风险，其主要目标是：1．税务规划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并符合税法规定。2．经营决策和日常经营活动考虑税收因素的影响，符合税法规定。3．对税务事项的会计处理符合相关会计制度或准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4．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符合税法规定。5．税务登记、账簿凭证管理、税务档案管理以及税务资料的准备和报备等涉税事项符合税法规定。

在传统意义上，企业税务风险主要是对企业的利益获得造成巨大的损失，尤其是税务风险会对企业的实际经营价值造成一定的损害，而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又始终有各类风险现象存在，可以说风险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在经理和规避每一次风险中而实现的效益增收，然而风险对于企业本身也具有制约作用，如果企业对风险规避不及或者遭受重大风险，就可能对企业本身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客观对待企业经营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问题。企业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同时，需要考虑现有风险能够为企业价值的增长所具有的促进作用，以量化的方法正确分析企业风险与利益之间的平衡关系，并且在对风险量化评估的基础上，尽量以最小的企业风险来提升企业最大的发展利益，通过对风险控制与企业成本关系之间的转化来使企业的发展平衡。

税务风险管理成本分析

税务风险管理以及成本风险控制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具有相同的地位，所谓税务风险管理成本，主要指企业在进行税务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对于规避风险和制定风险防治措施所耗费的支出形式，以及在遭遇风险的过程中，对企业经济利益方面所造成的损耗，这类资金归结在企业经营成本支持以内。税务风险成本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风险预防支出成本

风险预防支出成本主要是企业为了防治税务风险的发生，通过对企业内部经营状况以及市场改革目标进行改变，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运作全过程进行监管，通过制定相应的风险应激保障指数，来衡量在各个阶段企业可能遭受税务风险的情况，这一方面需要对企业的管理控制环节进行资金整合，在增加放线管理与风险监测的基础上，还需要就税务风险的具体指向性进行研究，并投入相应的风险防治资本，另一方面，对于一些由于企业决策经营失误而导致的税务风险问题，对企业直接或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算作是风险成本支出。一些企业在制定风险管理与防治措施的过程中，由于对风险发生的阶段把握不准，使得风险管理环节与风险防治方法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无法完全契合，如风险管理环节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前移，风险监督办法的实施相对比较滞后，就不能从根本上有效防治风险情况的发生，一方面，企业税务风险应急防治办法无法在第一时间对风险产生情况进行核查，在风险发生的过程中，对企业本身所造成的损失，风险管理系统又无法为其提供有效的风险治理办法，之久使得企业会由于税务峰发现问题出现一定的经济损失。风险预防措施应当与企业经营环境、市场运行状况以及企业决策导向等问题进行直接联系，使影响企业税务风险的因素之间有机联系作为一个客观的整体，提高风险预防的精度。

风险纠正支出成本

风险纠正支出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现了风险的存在，对税务风险隐患以及即将发生的风险根源问题进行纠正和处置所花费的一切费用。风险纠正支出成本是以风险预警为最初前提的，在企业相关风险应急预测部门对税务风险以及财务风险情况进行有效预测之后，企业决策者根据产生风险的联动因素，对风险隐患进行处置。这主要表现为企业财务部门能够通过税务风险预测和风险评估等手段，对产生风险的玉照进行优先评估，并且识别出风险发生的种类；另一方面，企业决策人员能够及时制定出风险防治纠正手段，通过对企业内部资金运营情况以及外部经营措施进行纠正，尽可能使企业的经营过程避免风险的发生或者将风险损失降到最小。这就需要企业财务人员对风险评估措施以及风险纠正支出成本进行专业化预算，以相对较小的经济投入来避免企业发生税务风险后产生的巨大经济损失，在纠正预防风险问题的同时，需要对风险问题进行追加和补充，极可能使投入风险控制资本发挥最大的运行效能。

风险惩治支出成本

风险惩治支出成本主要指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遭受的风险问题，对企业内部以及经营环境问题造成损害，需要对风险产生后的危害情况进行补偿所支出的企业成本。如企业在出现税务风险问题，使企业在社会方面以及法律层面出现一定的损害，使企业社会信誉降低，同时，企业在银行贷款以及在发展方面受到限制，这就需要企业启动风险惩治支出成本，来弥补风险对企业造成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因素。风险惩治支出成本一般是可以有效避免的，只要企业决策者在制定风险防治方法的过程中能够对潜在的风险问题进行及时纠正，就能有效规避风险问题的发生。

风险损失支出成本

风险损失支出成本主要是指由于税务风险管理工作薄弱，缺乏风险防范机制所导致的直接的、间接的、有形的、无形的、经济的、社会的、短期的、长远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经济损失。这种损失有的可以准确确认和计量，有的则难以准确计算。税务风险管理的损失成本是由于企业对税务风险管理不利而对自身的一种惩罚。损失成本是预防成本和纠正成本投入不足的必然结果。

企业风险管理成本决策分析

企业在涉税经营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税务风险深思是难以避免的，但企业在获得社会利益的同时，需要对企业涉税风险支出成本进行准确核算，并且制定相应的企业税务风险应激标准，对潜在的风险隐患能够做到及时排查和发现，并且就企业涉税风险要素做好决策成本分析，调整好企业风险防治预案，在企业获得社会收益的同时，又能够有效避免涉税风险问题的发生。

税务风险管理调控手段

税务风险管理效益高低问题的实质在于在既定的企业治理环境及其变迁中，税务风险管理机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成本并同时获得多大的税务风险管理收益。税务风险管理效益最优化问题即在其他条件既定之下的税务风险管理成本最小化或税务风险管理收益最大化的求解。

（二）企业风险利益平衡调节手段

这是税务风险管理成本与收益的对称性要求。建立健全税务风险管理体系需要考虑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该系统运行成本能否为企业所承受且达到合理的成本效益比。从技术层面上说，企业管理者就是要考虑税务风险监控、检测与预测系统的设计、部署应达到什么要求和程度等问题。如果其过于简单，控制环节和检测点偏少，就不能起到对税务风险探测和预测作用。

参考文献：

[1.邓忠.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之我见[J].注册税务师，2012(9)：32-33.

[2].陈湘燕.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探索与实践[J].时代经贸，2012(24)：115-115.

[3].胡国强 吴春璇.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系统：研究综述与框架构建[J].会计之友，2012(31)：65-69.

[4].王影.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及其成本的分析与决策探析[J].中国外资，2012(21)：189-190.

[5].周萍.企业税务风险管理问题研究[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2(9)：57-58.

[6].袁凤冰.浅谈企业税务风险管理[J].经济研究导刊，2012(23)：177-178.

风险决策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风险 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

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在生存与发展中都力不开人力资源的管理与控制，可以说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优劣直接决定着整个企业的未来。但是就当前人力资源管理决策而言，其作为一项面向未来的行动，由于未来不像过去那样已经成为定性，而是一种存在着多种未知性和影响因素的概念，因此其在管理工作中各种管理结果也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因此在工作中极容易导致各种风险的客观存在。但是在目前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我们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与缺陷，这就需要我们在工作中进行深入、系统的思考与总结，针对其中存在的种种质量问题和现象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使得其中各种问题都得到有效、系统的优化与完善，使得各种问题都得到有效的解决。

一、人力资源概述

1、概念

人力资源管理在目前的社会发展中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在目前的社会发展中，知识经济时代的成型促使了企业运营的繁荣，也使得企业经营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经济活动，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通常都是由人力、物力和财力共同构建而成，并且彼此之间相互协调、相互搭配，从而形成了商品与劳动的综合体，这种结构体系中，人力资源一直都是企业发展和生存的重点要素，也是企业竞争力得以发挥的核心。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新时期，企业竞争日益复杂，人力资源在企业竞争中的作用也逐渐明显。

在目前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为了完成企业管理工作的整体目标和发展重点。在目前的社会发展中，相关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通常都是采用各种技术手段和方法去激励员工的工作行为、工作态度和素质，从而使得其在工作中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一般来说，在目前的工作中编制科学、全面、系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对于人力资源的发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2、特点

就目前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而言，在管理的过程中具备着以下几方面特点：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管理方法的应用通常都具备着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历来都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主体因素。（2）时效性：在管理工作模式的应用上，要确保实践的应用能够形成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同时对于其约束机理和作用进行全面的总结与分析。（3）思想性：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主体——人本身具备着独特的思想，富有丰富的想象力与生命力，因此在工作中要区别于其他工作模式和流程进行分类管理。（4）全面社会性：社会性主要在一般情况下，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不仅是一项双赢的局面和结果，还需要在工作中关注个体的态度和心理满足程度与要求。

二、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风险与应对策略

1、甄选、录用风险与应对策略

1.1、风险

在目前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着极多的决策风险，一般来说，在衡量和甄选企业工作人员的过程中，我们该如何去正确、科学的对决策质量进行深入的分析与完善已成为人们关系著的重点。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检查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录用缺陷与问题，同时还需要在工作中对于评价组织标准和评价体系中的人力资源决策进行全面的总结与控制。甄选和录用决策的风险及对策分析：目前不少组织甄选和录用标准的内容和水平是基于以下前提：

1工作分析的信息来自于以前工作的个别经验

2）片面的认为组织的甄选和录用决策主体就是组织个别人的意志

3）甄选和录用标准来源于对以往招聘和录用的评价；

不难看出，在现实的甄选和录用实践中，以上前提不一定都是存在的，因此，由于认知的偏差和决策能力的限制，甄选和录用决策的风险就不可避免，错误的录用无论给组织还是个人都会带来一定的损失，由于“大材小用”使人的能力的发挥受到极大的限制，形成人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小才大用”，由于力所不能及，给个人带来的是巨大的心理压力，给组织带来的只能是低效率。

1.2提出以下对策：

1）明确组织甄选和录用的总原则是为了吸纳组织所需要的人员，使组织和成员获得更好的成长性，而非权宜之计。

2）甄选和录用决策是组织人力资源开发实践的始点，是组织对外传播自身形象，期待关心组织成长的人们作出积极反应的开始。

3）甄选和录用决策的主体是组织和应聘者双方，甄选和录用决策的实施过程正是双方了解的过程，组织按照自己确立的甄选和录用标准选人，应聘者也密切关注着组织的甄选和录用活动，以期作出组织所预期的反应。因此，组织的甄选和录用决策具有导向的作用。

2、绩效考评决策中的风险分析

考评决策中风险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只有针对不同原因，才能制定有效的对策：

2.1.信息的质量、数量、获取的途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考评决策的风险。由于考评各方信息的不对称性，任何一方都有可能仅仅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者设法制造障碍，使对方无法了解真实的信息，或者有意扭曲信息，如组织人员总是夸大工作的难度，而组织的工作分析总是降低工作任务的难度，个人的在于能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利益，同样组织也想以较小的人力代价获取更多的利润。

2.2.考评标准的选择：究竟考评什么？如何确定考评标准直接影响考评决策的实效。由于影响考评结果的因素是复杂的，所以考评标准应是客观的、可以考核和具有激励作用的。

归因理论认为；影响人们行为结果的因素有内在因素：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外部因素：任务的难度和机遇。其中有关个人能力和任务难度是比较容易测评的，而个人的努力和机遇对结果的影响往往是难以预见、观测和评价的。尤其这些因素综合存在时，人们很难分清。无疑增加了基于考评结果标准确定的难度，对于一些影响结果因素复杂的考评活动可以建立基于行为过程的考评标准，重视人们在实现结果目标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激励。

2.3.对考评结果的评价和分析应该建立在管理心理学家凯利提出的三个标准之上

1）差异性：考评结果应该能够敏感地区分出不同被考评者的行为特征。慎重对待对所有不同被考评者雷同的考评结论；

2）一贯性：评价者是否在任何时候和和情景下，对某一考评对象作出同样的评价。考评者的评价结果可能随着考评环境和时间的变化，也可能随着考评者自己情绪的变化而不同，当某个考评者提供的关于同一个人的考评结果变化较大时，切忌轻信任何一次考评结果而作出考评评价。

风险决策分析范文第5篇

关键词：掘进风险分析对策

中图分类号： U455.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工程概况

宁波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地下工程Ⅵ标段包括2个区间隧道：福明路站~世纪大道站、樱花公园站~福明路站。

樱花公园站～福明路站～世纪大道站区间隧道位于江东区中山东路路下，沿线多为居民楼，情况复杂。线路须下穿五座桥梁：洞桥、过旧桥、太古桥、七里垫桥及史家桥。下穿的五条河流均为后塘河支流。区间隧道采用盾构法施工，隧道主要穿越地层为②2-2层灰色淤泥质粘土、③2层灰色粉质粘土夹粉砂及④2层灰色粉质粘土。区间地层为极软土地层，适于盾构掘进施工，但软粘土强度低，扰动后变形大，稳定时间长 ，且淤泥质软土具有厚度大、压缩性高、灵敏度高、流变性大、承载力低和透水性差的特点。

本工程区间隧道施工采用一台日本小松公司产的外径为6340mm，长度为8680mm的TM634PMX---52型带铰接土压平衡式盾构掘进机。

2．盾构掘进施工技术要点

2.1 出洞段

出洞段推进指盾构机拼装第一环负环管片到盾构机刀盘完全出加固区。

2.1.1负环管片拼装

宁波地铁所用管片为通用环管片，负环管片的拼装首先需要通过三环管片的拼装完成，保证管片末端紧靠反力架，管片的姿态、环面平整，且坡度达到水平。第四环起封顶块的位置按照3点、9点交替进行拼装。

2.1.2加固区内掘进

加固区的加固土体强度较高，为了能够减小推力，将土仓内土压力设定为理论计算土压力的一半，同时必须要在加固区中开超挖刀，保证“乌龟壳”顺利的通过。加固区内推进时土压较低，要注意计算好刀盘的位置。当刀盘出加固区时，土压力要及时建立到理论计算值，防止盾构机重心出加固区后盾构出现“磕头”现象。

2.2试验段

试验段指盾构机出加固区到前一百环之间。该阶段是结合地基变位元情况、工程质量和设备的要求，对土压力、总推力、刀盘扭矩、推进速度、出土量、注浆量等施工参数反复量测、分析、调整、优化，找到本工程的最优施工参数。

2.2.1 参数设定

盾构机整体出加固区后，根据理论计算值，设定了初期推进参数，并将地表沉降监测加密，验证参数的设定。

2.2.2管片拼装

宁波采用的是通用环管片，管片的外形尺寸只有一种，拼装时封顶块的位置不固定，一周16个点位均可以拼装封顶块。这就要求，盾构机必须是所有推进油缸的长度均适合拼装封顶块。在拼装中，主要是通过选择合理的管片拼装点位来使楔形的管片拟合设计线路。管片拼装要测量的参数：超前量、千斤顶行程和盾尾间隙。

2.3 盾构正常段掘进

正常段掘进阶段各项参数的设定通过前100环的掘进试验基本确定，变化不大。盾构及其后配套已经进入隧道，管片与周围土层的摩擦力已经满足掘进推力要求，为了能利用盾构井进行垂直运输，需要拆除洞口段负环管片。割开反力架与底板钢板的连接件，拆除反力架下水平支撑和斜支撑，用千斤顶使反力架后移30厘米，进行负环管片的拆除。

2.4 盾构进洞段掘进

进洞测量需提前做两次地上地下联测，复核隧道内的导线点和水准点。由于进洞处于粉砂性土和淤泥质土层之间，为了防止盾构机进洞时流沙跟进车站，在洞门完全破除前用聚氨酯打了环箍。同时盾构洞门外排钢筋要保留完整。在加固区和非加固区交界注聚氨酯。聚氨酯要整环注，使其形成挡水的环箍。

3．盾构掘进风险事故分析

3.1管片碎裂渗漏

管片拼装过程中的三个重要参数：超前量、千斤顶行程和盾尾间隙与盾构机的姿态不协调极容易造成导致管片碎裂甚至渗漏，加强管片拼装质量、打压盾尾油脂质量都能够有效改善管片渗漏的情况。

3.2盾构机姿态不稳

在实际施工中，由于地质突变等原因盾构机推进方向可能会偏离设计轴线并超过管理警戒值；在稳定地层中掘进，因地层提供的滚动阻力小，可能会产生盾体滚动偏差；在线路变坡段或急弯段掘进，有可能产生较大的偏差。因此应及时调整盾构机姿态、纠正偏差。

盾构机姿态不稳主要分为盾构机下沉与盾构机上浮两种，其中通过宁波地铁一号线TJ-VI标的工程实际施工分析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

3.2.1下穿河流桥梁遇障碍物

盾构拼装福世区间右线214环时开始过七里垫桥，拔桩残留的障碍物导致螺旋机出土困难，土压力控制出现异常，盾构机上浮，姿态变化大。

3.2.2地质变化

盾构机在靠近世纪大道时遇见粉砂性土层。此时盾构机的刀盘扭矩明显上升，螺旋机出土速度较慢，注浆的需求量增加。盾构机在福樱区间左线施工533环时顶部出现大块黄斑泥，下部为淤泥质粘土。盾构机出现整体下沉的情况。

3.3地表沉降

3.3.1地质特点

宁波地区淤泥质软土具有厚度大、压缩性高、灵敏度高、流变性大、承载力低和透水性差的特点，受过扰动后强度会迅速降低，发生变形。盾构推进时对土体产生扰动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控制沉降变形是施工当中的难点。

3.3.2盾构机纠偏过大

在推进过程中，盾构姿态的纠偏对沉降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盾构纠偏就意味着盾构轴线与隧道轴线产生一个偏角。当盾构频繁的进行纠偏时会引起地面扰动，从而产生沉降。

4．盾构掘进风险对策分析

4.1加强管片拼装技术

在拼装中主要通过选择合理的管片拼装点位来使楔形的管片拟合设计线路。不同拼装点位的管片排列组合构成了隧道最后的姿态。所谓“拼装点位”，是指管片拼装时封顶块所在的位置，确定了整环管片的旋转角度。旋转角度一定是相邻纵向螺栓夹角的整数倍，故管片有多少个纵向连接螺栓就有多少个拼装点位。

管片采用错缝拼装，因此在下一环管片拼装前尽量不要选择出现与上一环通缝的点位。而且管片拼装时，当封顶块位于衬砌环的下方时，将给封顶块的插入带来困难，甚至使封顶块被挤碎，因此尽量不要选择将封顶块放在最下方。

超前量、千斤顶行程和盾尾间隙三个参数，是管片拼装前必须要测量的三个参数。这三个参数直接决定了封顶块需要拼装的位置。但超前量是最根本的控制指标，千斤顶行程和盾尾间隙只是辅助指标。当超前量（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满足盾构推进和管片拼装要求时，盾构机千斤顶的行程差值相差不大；盾尾间隙处于可控范围。正常情况下，千斤顶行程较长的一侧，盾尾间隙小。盾构处于转弯时，线型的外弧侧千斤顶行程较短，盾尾间隙较大时管片处于一种较为适当的状态。

图4.1 盾构施工管片拼装超前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