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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培养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该专业的研究生人才应该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与此相适应,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从本质上而言,古代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它通过研究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和符号,探索以审美心理为主的古代人类心灵运动轨迹,又通过古人的心灵感悟了解各时代社会的全貌。它与探索古代人类认识发展的哲学史一起,构成了一部有层次的人类精神史,进而与主要研究古代人类物质活动的一般历史科学一起,构成了整个古代社会的立体透明复原图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带有深厚历史积淀而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学科,其发展的空间经受了种种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唯有不断更新和改进古代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和方法,挑战和考验才会转变成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现实。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准确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塑造。这里所说的“研究生人才”,具体是指学历在本科层次以上的硕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当前学界对古代文学专业的本科层次教育―通识教育探讨甚多,而对该专业研究生层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国大学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一文,该文从学习重点的差异、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过程的艰难三方面对怎样培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精英素质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宁教授所论皆为凿凿之见,然笔者读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故作此文以论述之,聊作宁教授文章的一点补充。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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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文学;课程体系;问题;优化
【中图分类号】:G423.07【文献标识码】:A
古代文学课程是本科院校中文系的一门基础课程,也是传统课程。从长期发展看,虽然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但不能否认的是,由于古代文学课程本身的非功利性,不与学生就业发生直接关联,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有所下降。不少学校以此为依据,大量缩减古代文学学时。以湖南科技学院新闻传播系为例,2013年上学期前,《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开设了两个学期,每学期48学时,但2013年下学期后,古代文学课程缩减至一个学期,每学期32学时。
不仅湖南科技学院如此,其他一些本科院校,甚至以文科为主的本科院校,古代文学课时也大量减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课程的合并,大多数院校将原来分开的《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合并为一门课程,而在学时的分配上,却没有做相应增加,这实际上导致了古代文学课程的减少;二是授课学时的直接减少,在上个世纪前十年,不少院系古代文学开设在四个学期以上,进入本世纪,大多数本科院校缩减至三个学期。但即使如此,许多学生仍然认为古代文学课程太多,希望进一步缩减。
一味地迎合学生的要求,不一定会带来好的教学效果,不少人发现中文系学生不像中文系学生,没有应具有的文气。他们进入工作单位后,也开始面临一系列问题,师范类学生教不好古代文学,文秘类学生写出来的文章缺乏文采。忽略了中文系学生基础课程的学习,导致了学生参加工作后后劲不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学生对古代文学学习兴趣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又要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其实也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不少学校开始对古代文学课程进行了改革,改革的结果有成功,也有失败。其中,复旦大学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现简单介绍如下:复旦大学目前从事古代文献或文献学研究的教师有22人,《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基础课开课三个学期,合计118学时,6学分。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誉,但在基础课程的开设上,似乎名不副实。实际上并非如此,它除了基础课外,还开设了大量与古代文学或文化相关的选修课程,主要有:《唐代政治与文学》《中国文学史料学》《文化新诗学》《屈原与世界文化》《中国古代游侠文化与文学》《商人与文学》《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国古典美学》等,另有《东亚古代文学关系史》《东亚汉文学史》《女性文学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等选修课程与古代文学紧密相关。这样的改革,无疑极大促进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有利于培养学生学有所专、学有所长、学有所好。
南京大学也是如此,在开设四学期《中国古代文学》之上,又开设了《古代文化史专题研究》《校雠学》《近代学者治学方法》《唐宋笔记研究》《石刻文献学》《佛道二藏文献研究》《辞赋研究》《诗经研究》《楚辞研究》《史记研究》《文选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杜诗研究》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也开设了四个学期,另外还开设了《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先秦韵文研究》《汉赋研究》《研究》《六朝诗歌研究》《陶渊明研究》《宫体诗研究》《唐诗传播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古典文学学术史》等。这两个学校在开设《古代文学》时,同时开设相关选修课程,做到基础课和选修课、必修课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极大加深了学生对所授课程的理解。湖南师范大学则把《文献学》教学和毕业论文写作结合起来,具有较好的教学效果。
这些高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的成功经验对于我校中文专业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借鉴和启发作用。湖南科技学院古代文学学科有教师16人,学科建设分四个方向,即先秦汉魏与舜文化研究、唐代文学与柳宗元研究、宋元文学与周敦颐研究及明清文学与潇湘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基础课程,开设了五个学期,除此之外,还开设了专业任选课《中国古代诗词专题》《柳宗元研究》《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专题》等课程。古代文学教学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与一些重点院校的中文专业相比,本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还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课程的设置与地域文化结合不紧密。湖南科技学院是一所地方本科院校,所处地永州地方文化丰富多彩。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四个方向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从研究层面看,舜文化研究、柳宗元研究、周敦颐研究、潇湘文学研究在省内乃至国内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课程的设置却处于滞后状态。除开设了《柳宗元研究》外,其他与地方文化结合紧密、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且能与《中国古代文学》相互补充的课程却没有开设,古代文学的地域特征得不到彰显。
其次,课程重复开设现象严重。《中国古代文学》在本校开设了五个学期,每个学期48学时,合计240学时。这一学时量,是复旦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的2倍多、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1.7倍,《中国古代诗词专题》《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专题》等课程虽在这些学校有所开设,但由于他们基础课学时较少,开设这些,是对基础课程的一个有益补充。但我校基础课学时充足,所授内容与选修课程重复严重,如《诗经》《红楼梦》等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都作了重点讲授,再开选修课程,学生受益不大,故学生在选修课程时,开设的课程学生选课率不高。
再次,应开设的一些课程没有开设。由于师资的缺乏或其他原因,一些基础课程讲授较少,而目前国内研究已经成熟的一些课程得不到开设。如文献学在许多重点本科院校中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学科,有专门的教师队伍,但在本校,文献学不仅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甚至连课程也没开设,结果导致了许多学生在写作论文时所引文献错误百出,对于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后思维条理是否缜密也有重大影响。
针对本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加强与本土文化紧密相关的课程建设,对于已具备开设条件而未开设的的课程,应及早开设。就本校中文专业而言,《舜文化研究》《周敦颐研究》都已具备了开设的条件。《潇湘文学研究》《永州摩崖石刻研究》稍显薄弱,但也可以以教促研,只要有老师愿意开设,就应及早开设。这些课程的内容,基础课程涉及较少,又与永州本土文化紧密结合,可以把理论授课和实践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使培养学生较好适应永州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是对基础课程的一个有益补充。
二、调整已有课程机构,优化课程设置。对于选修课与基础课重复严重的现象,可以采取两种办法进行调整。或者缩减基础课学时或学年,或者减去与基础课重复严重的必修课。这样,既能为学生节约大量的时间以选修其他课程,又能有效避免因授课内容重复而导致学生选课率不高的现象,这样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在优化课程设置时,要注意师范方向和文秘方向的差别,这不仅要体现在专业限选课上,同时也要体现在基础课的授课上,要适当把握好不同方向的学生在史集作品的讲授上时间分配的不同,从而有效培养出具有不同技能的不同方向的学生。
三、增开专业选修或必修的课程,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一些与古代文学学科关系紧密,与《古代文学》相互补充的课程,如果在师资力量具备或可以具备的条件下应及早开设。如《文献学》《校雠学》等在条件成熟时应及早增设。另外,基础课程较少涉及,但在国内已经成熟的课程可以增设。如《老庄哲学研究》《文选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敦煌文献研究》《历记小说研究》《禁毁小说研究》《域外汉文学研究》等都是可以增设的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将极大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结语:总的看来,古代文学课程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又必需的任务。改革过程中,也许会触动少数人暂得的利益,但从长远的目光看,改革不仅会给学生带来益处,会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且对于教师科研的转向和重新定位也具重大意义。
关键词:文学研究;语言问题;语言思考
一、前言
文学是一种语言上的艺术,所以立足于语言这个角度进行文学研究可以说是应文学研究发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一种本质方面的研究,同时也是一种本体方面的研究。分析目前的实际情况得到,大部分中国所谓的“外国文学”一般都是选择翻译这一个形态来完成行世工作的,在实际工作中,外国文学研究的“第一问题”就是有效的“翻译”,但是,翻译的本质其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问题,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立足于语言这一个角度,来实现外国文学的有效研究,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本真性的更深刻认识[1]。
二、辩证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同语言情况
我们可以在辩证分析文学史发展、文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对于文学史发展、文学理论发展等,其中非常重要的重要标志或者表象就是语言,同时,文学史发展、文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也是语言,所以,语言是文学史发展、文学理论发展最为主要的基础。语言不同是中国现代文学跟中国古代文学最为不同的一个点,在分析两者外形差异的时候,其中最为显著的差异就是语言上存在的差异。汉语文学同时包括古代文学跟现代文学两种类型,但是古代文学跟现代文学两者可以算得上是不同类型的文学类型,古代文学其实质上具有非常明显的古代性的古代汉语的文学,对于古代汉语体系来说不同类型文学其发挥的影响是不一致[2]。同时,现代文学是具有现代性的现代汉语文学类型,对于现代汉语体系的现代性来说,其所存在的现代性跟其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联系。一般情况下,现代汉语其实质上是白话文的形式,相比较于古代口语白话文来说,其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也就是说可以实现古代汉语语言词汇的吸收,同时还可以从根本上吸收西方词语,实现西方思想文化以及科技词语等的有效融入,跟中国古代的词汇、语法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同时跟西方语言体系之间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区别。
三、在语言的层面的文学研究思考
研究文学理论的话语,同时研究文学问题的关键词研。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曹顺庆等学者对文论话语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同时还相对提出了“失语病”观点以及“中国文论话语重建”观点。并且完成了系列论文的发表以及专著的写作。同时也完成了文学话语问题的研究。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文论话语方面的研究以及文学语言专题方面的研究等,侧重于文论术语以及文论概念的研究分析。因此,比较研究范畴以及中西方文论也是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部分,其中,《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项著作,同时还有《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侧重于比较分析中西诗学,同时还取得了中西文论范畴研究的成果比较多,但是需要重点关注自觉语言意识的培养,同时还要关注话语意识的培养[3]。立足于语言这一个角度来完成文学的研究翻译,同时还要完成其跟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存在的联系的研究翻译。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深已经逐渐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目前在新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正在实现西方文学的学习以及借鉴,所以一般会选择使用翻译文学的中介来实现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所造成的影响。需要从根本上说明,中国文学怎样对西方文学进行学习,同时还需要定位在学习西方文学具体该学习些什么,所以都可以在文学翻译这个部分得到其应有的解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翻译文学并不可以跟外国文学想等同,其还是明显区别于真正外国文学的,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其存在明显的汉语性,逐渐汉文化、汉文学汉语的特性,其本质上是在交流和碰撞中西方两种文学的过程中产生的妥协。因此,需要从根本上立足于语言这一个角度来完成翻译文学的研究,重点分析在现代汉语发展过程中,翻译文学所造成的影响,同时重点分析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立足于语言这一个角度对文学理论、文学史等内容进行研究已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过程中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在学术方法上述得到明显的创新,同时还创新了学术模式。但是需要重视的是目前语言视角文学研究过程中还是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的,还需要重点研究史实清理,同时研究理论方法,在上述的基础上实现研究的深入化以及细致化。随着各方面研究的深入,促使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了语言哲学、语言学等内容,将来在语言视角文学问题方面的研究将会更加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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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性、师范性、经典性与教学内容的资源开发
1 不同的需求及开发比较。“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程的通行教材是由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与社科院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上用得比较多的教材是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改革开放后,古代文学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也有各种新教材、新作品选诞生,但用来用去,大都觉得游国恩、朱东润的这两套教材是很不错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重点是作品,作品是稳定的,那么教材也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
但也应该注意到,当前各地研究地方文学史的热情很高,有的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省级、校级项目就更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地方文学史时,古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也应该属于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范围。各地方文学史和民族文学史因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从大一点的范围说,以长江为界,南北文学的不同早引起历代学者的注意;又如广西广东虽然同属岭南文化,但二者地方文学的差异不言而喻。科研上对地方文学的资源开发,必定影响到教学。一是从观念上讲,要不要让这些内容进入课堂;二是从方法上讲,如何让它们进入课堂。以前,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是依照通行教材来进行的,如果现在有意识地适当增加或突出这些地方色彩内容,不仅仅可以提高地域大学生的自信心、适应各地方提出的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而且从文学史本身来讲,发展主线与个别现象的比较使人们能更设身处地地感受和理解古代文学。
而作为师范院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又面临着如此现实:与综合性大学或其他单科性大学相比,师范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是有特殊性的。这是因为师范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理工科院校相比,学生的就业、工作性质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此二者的古代文学教学是不是也应该有所不同?就师范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来说,其开发古代文学教学资源的努力方向之一,就是想方设法突出师范教育特点,把古代文学教学与师范技能的训练结合起来。
2 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目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古代文学教学与“五四”以前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不同。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一是读“经”,即读以“十三经”为领衔的先秦诸子著作;二是读文学作品,读“一代之有一代的文学”,即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现在先秦诸子著作的内容已分散融通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没有单独成为一个系统来教授,能体现其独立性的只是作为文学史的一个时段。但是,自古以来,“十三经”和先秦诸子著作是国学的基础与灵魂,也是古代文学的根本与精髓。一来因为“经”的意义指向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与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的道德修养、立身处世,其核心的儒、道之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立身世界文化之林的实践及其象征,意义定位在人文关怀与直指人心上。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不是仅仅教现在的学生懂得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人生拼搏与物质消费,而更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完整的人。二来先秦诸子著作是古代文学的活源之水,所谓“文出于《五经》”、“文出于六艺”。而一个人诗意化生活的基础就是文学修养。因此,如何开发以“经”为领衔的古代文学资源也应该在我们教学改革的视野之内。
二、多媒体、网站、文史哲结合与教学方法的资源开发
古代文学课程以前是大学中文系的重点;而当全面铺开“大学语文”教学时,古代文学课程从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又成为全校的素质课,这就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对象的资源开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随着教学对象的扩大,教学方法的开发与新教学手段的开发也应运而生。
1 多媒体教学全面铺开。对于古代文学教学来说,多媒体技术可以提供各种典籍的图片、古代作家的手迹、画像,古代文学的原典图样,古代诗歌的吟诵、古代戏剧的演出实况、古代文学文物、景观、遗迹的照片、古代文学发生各时期的历史地图、古代文学改编的影视等等资料。这些弥补了传统授课的不足,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使学生可以更直观地学习,感觉古代作家离自己很近。
2 古代文学教学网站的建立。当代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技术和互联网的建立,突破了原来的空间观念,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为教学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有效的平台,网络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我校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建立了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网,为辅助传统课堂教学和多媒体教学做了有益的尝试。通过教学网将有关电子网络资源整合链接,整合了大量的网络资源文献,其中包括历代的史书文献、历代的文学总集文献、历代作家文集文献、各种电子数据统计系统、各种专题研究等。还可以及时把当前古代文学教研通讯、学术讯息动态地出去,也可以把历代作品、教学大纲、授课教案、课堂实录等放在网上,与学生组成互动空间,开展课外学习。让网站成为学生了解古代文学、理解古代文学的重要活动场地,并提高了学生的科研能力与运用网络学习和搜寻资料的能力,而通过对学生的科研辅导检验课堂教学的效果,可以强化学生对教师教学的反馈。
3 文、史、哲结合的教学实现多学科的交叉。大学里以前讲授古代典籍是以院系的学科专长为单位的。如讲授《论语》时,中文系把它当作文学读本,侧重于分析语录体散文的言简意赅、含蓄隽永,总结孔子的“思无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文艺理论观点。而教育系把《论语》当作教育读本,重点讲讲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而哲学系、历史系又把《论语》当作哲学读本和历史散文,侧重于讲孔子“仁”和“礼”的观念,讲孔子周游列国的史实。这样各个专业的学生学到的只是部分《论语》,看到的只是孔子的某一面。那么,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把完整的孔子、完整的《论语》教授给我们的大学生?这就要求实现多学科的融合。目前大学教育是分院系、分专业的,各院系、各专业都有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突破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将打乱当前的教学管理体系;而不突破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方面又有缺陷与遗憾。多学科交叉授课一方面要求老师具
有文、史、哲结合的教学能力;另一方面要开设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和公共素质课,让学生自由选课,按兴趣选课,按自己的目标选课。这样就为《论语》《老子》等国学经典完整地走进课堂提供了条件。
三、提高人文素质、强化动手能力与教学主体的资源开发
观念的转变在于:把本来是单纯知识传授的古代文学教学目标改变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时,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又有哪些资源可以开发?当把本来居隅于中文系或文学院的古代文学教学推广到全校文科、理科、工科作为素质课时,古代文学教学又有哪些特殊性?针对当前的“国学热”,我们组织大学生作了一个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首先阐述了在高校校园内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并通过对学生课程学习心得的整理,以及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反映本校学生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态度和看法,以教学实例体现国学教育对高校学子思想、言行转变的积极影响和重要作用。其内容有:当今大学教育的角度阐述国学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研究,阐述了大学生对国学经典教育的认识,大学生国学经典课程的学习反馈及国学教育对大学生人生道路设计、人际交往、价值观念、自我修养和社会工作意识的影响,并提出大学国学经典教育教学的实践探索与推广建议。通过调查与研究,我们认为可以把教学主体的资源开发进行定位:
1 教会学生把古代文学内化为自身素质。当把古代文学教学目标定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时,我们应该让大学生把古代文学的学习最终目的定位为一种文化观念、人文情怀的抒发,并要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一种可操作性的手段。以往古代文学教学的考核往往是作品背诵式与知识记忆式的,背诵或记忆一些古代文学作品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考核题目中有这样的题目: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是什么?对这样的问题大学生们往往也能侃侃而谈,但从根子上讲,学生中能把《李太白集》读完的实在是太少了,没读完《李太白集》,怎么能说出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呢?可见实际上他们都是在背诵某某文学观点中所认为的“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因此我们的古代文学科目考核,其指向应该做到使大学生们自己内心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是重复、背诵他人的意见。可以把课程论文作为载体,与大学生们交流学习体会。把对古代文学的考核与大学生对校园生活的体会结合起来,如让大学生结合对儒、道经典的学习谈自己的人生道路,自我反省学习生活,谈自己对社会、世界、教育等诸方面的看法。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2.
[2]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