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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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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经济

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第1篇

关键词:资源环境经济学 溯源 研究进展

资源环境经济学是运用古典和现代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工具,来研究环境与资源的合理利用与规划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伴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对象为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一个具有历史范畴的经济学概念,人类早期的生产与生活活动尚未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时,自然资源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然而随着人口的激增,工业文明的进步,人类生产生活所产生的排泄物超出环境容量时,环境容量也成为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近年来,可持续发展观念随着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而逐渐步入人们视野,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可持续经济学也因此应运而生。

本文从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发展源头出发,沿着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论述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的相关问题。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源流:古典经济理论

古典资源环境经济思想。古典经济学家所关注的资源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限制性这一问题上。在他们眼中,所谓的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古典的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可以追塑到17世纪的威廉·配第和18世纪的马尔萨斯。前者经济学名言“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可以认为是资源价值论的最早萌芽。而后者在其着作《人口原理》中,第一次强烈地提出人口同其他生物一样,具有一种迅速繁殖的倾向,这种倾向受到自然环境(主要指土地、粮食等)的限制,第一次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激发的思想渊源。因此,资源环境经济学滥觞于古典经济理论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集中体现古典经济学家思考资源环境问题的理论成果大致可分为两派,分别是“悲观的马尔萨斯”模型和“乐观的李嘉图”模型。

“悲观的马尔萨斯”模型又被称为绝对自然资源稀缺理论。该理论的前提假设认为,整个经济体系依赖于可耕地存量这一核心资源,而可耕地存量是存在一个绝对界限的,一旦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这一上限,人口的持续不断增长将会对可耕地存量形成巨大压力,进而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

与“悲观的马尔萨斯”模型相对应,“乐观的李嘉图”模型也被称作相对自然资源稀缺理论。这一理论否认了绝对自然资源稀缺理论所认为的可耕地存量的绝对上限,但是认为可耕地存量的边际产出递减,在质量上是逐步降低的。这一学派认为可耕地存量这种相对的稀缺性,一般情况下耕地存量的限制只会对经济的增长造成暂时的影响,不会成为长久的制约。

对于上述两种理论的联系,可以认为,李嘉图理论实质上是对马尔萨斯理论的约束条件的放松。而且这两种理论都假设科学技术水平保持不变,其理论前提都认为经济增长会受到土地这一稀缺资源的制约。然而不同之处在于,悲观的马尔萨斯理论认为可耕地只在数量上存在差异,在质量上是没有差别的;而乐观的李嘉图理论则认为可耕地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存在差异的。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奠基: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着手从市场机制的角度对资源环境经济学进行新的探讨。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资源存在着相对稀缺性,因为与人类的需求相比较,物质资源永远都是稀缺的。这些相对稀缺的资源在市场经济中,通过价格机制这一无形的手来进行优化配置。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最优化的动态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资源环境问题是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限制的。因为,虽然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会导致资源的质量品质降低,资源的平均成本也必然会增加。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价格必然会刺激新技术、新发明去生产替代性的产品或是对已有的自然资源进行深度加工、回收与高效利用。所以,在新古典的语境下是不存在资源环境问题对经济增长的限制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一观点实质上可以看做是李嘉图模型的进一步放松。在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是比较正统的资源环境经济思想,并为后世的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马歇尔的资源环境思想是新古典的代表性理论。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是比较推崇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来指导经济发展,并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然而飞速的经济发展也使西方各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并日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能源危机”、“矿产资源危机”等问题日益严重,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资源环境思想。他们开始怀疑市场机制在配置环境资源方面的作用和能力,并对资源的最优耗竭率、污染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针对人类应该采取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使社会福利在资源环境的约束之下实现最大化这一问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行为和长期以来所坚持的经济发展理论,选择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一系列突破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资源环境思想的新的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应运而生。

(一)自然资源价值与定价理论

根据马克思对自然资源无价值的命题,关于自然资源的价值问题,理论界一般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无价值但有价格,自然资源的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第二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决定于自然资源对人类的有用性、稀缺性和开发利用条件;第三种观点是在肯定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认为自然资源在人类经济社会初期没有价值,但在当代却是有价值的;第四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的价格应该与地租与代际补偿问题联系起来,地租就是自然资源的价值。对自然资源进行定价就是根据价格理论确定自然资源价格。基于对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的认识,目前价格理论主要有两种:的价格理论和市场经济价格理论。

的价格理论的核心理论是劳动价值论,即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商品价格的制定应该以价值为基础,价值量的大小决定了价格的高低。而价值量的大小则取决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市场经济价格理论的核心则是效用价值论,该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价格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二者的关系,当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相等时所决定的实际商品价格即为均衡价格。在市场经济价格理论中的主要定价模型有影子价格、边际机会成本、均衡价格模型和效益换算定价模型等。

在对生态与资源环境经济价值评估方法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国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1991年国际科学联合会环境委员会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如何进行生物多样性的定量研究,这次会议促使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成为目前生态学研究的热点。此后,众多学者纷纷对生态和资源环境经济价值评估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二)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理论和污染问题理论

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使用制度,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涉及资源保护和产权诸方面的经济政策、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的总和。自然资源的产权必然被层层委托给众多具体人去行使,其间必须经过很多中间环节。然而,国家及其各级委托人都有着不同的行为和利益目标。每个环节的人与它的委托人的利益目标都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涉及到各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问题,就我国而言,自然资源使用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化改革方面。

污染问题。污染问题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经济活动负外部性问题,尤其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基本上继承了庇古和马歇尔的理论观点,他们认为污染与最优资源利用无关,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污染与排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价格机制也不能有效地激励消除污染的经济行为。另外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对污染环境的经济行为进行征税可以有效地遏制污染问题蔓延,而且这样也有助于在价格中便能反映出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经济学家在研究可持续发展时往往把可耗竭自然资源和环境作为两个参数出现在一个统一的模型中,因为可耗竭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环境污染在短时间内的不可逆转性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矛盾。

(三)新环境贸易理论

从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人们对规模收益递增、非完全竞争、产品差异等理论的探讨促进了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考虑了跨国公司与企业或资本的国际流动性等特殊因素。博弈论是主要的研究方法,这里涉及不合作政府行为、环境法规约束的后果、公司决策等多阶段多层次的问题,使应用这一方法更复杂。基于这些原因,大量实例用于检验有关最优政策等观点。这方面研究可能扩展到投资的不可逆性和时滞性、完全不同的策略抉择等问题,也有一些实证论文探讨了环境经济的国际性问题。

(四)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来自各方的生态环境与舆论压力迫使人们不得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理论来保证人类的延续和社会的发展。作为当今世界以至未来世界的最炙手可热的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其发展和完善成为大势所趋。1987年世界发展与环境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明确的定义:满足现有一代的需求而不损害将来几代人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的探讨。例如,如何看待生态系统与环境功能的经济地位;怎样才能使可持续发展更切合经济实际;如何对环境保护的价值做出经济分析等。

为了系统系地分析生态系统及其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生态学家们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持稳定与持续发展能力的条件,尤其是对人类活动干扰的情况下,可控生态系统如何保持其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的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各国有志之士也发起声势浩大的公益活动以推广可持续的、绿色的、环保的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以提高民众的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而提出,并受到了当代经济学家们的广泛推崇。各国的政府组织和NGO都正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之中。

结论

综上所述,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发展主线。古典经济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对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限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肯定了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则对市场经济拥有绝对的信心,这一信心否定了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对摆脱这一限制的途径进行探讨、做出各种各样的说明。而且这也使得近现代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无法摆脱这一问题。纵观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发展的整个脉络可以得知,西方环境经济理论从最初的“环境资源的稀缺理论”发展到如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发展趋势已经涉及到了经济、政治、社会、科技和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等,都已经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范畴逐渐扩展到了对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系统性考察。资源环境经济理论不断发展的本质实质上是人们在其生产生活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变得理性和谐的过程。人们只有深刻把握人类发展与环境问题的本质,才能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邵赤平,李慧凤.资源、环境与发展.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8

2.沈满洪.环境经济手段研究.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

3.郑玉歆.环境影响的经济分析—理论、方法与实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李慧凤.西方资源环境经济理论评介.商业时代,2006(33)

5.杨昌明,成金华,邵赤平.资源环境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改革 理论创新 辩证分析

从1978年党的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己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国有经济改革还远没有最终完成。目前,对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的国有经济改革,还涉及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需要突破一系列障碍,对于有关所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更深层次、更具体或更敏感的理论问题,必须有进一步的突破和创新。本文试从这个角度着手,对国有经济改革与经济理论创新进行辩证分析。

一、国有经济改革关键在于理论创新和突破

国有经济改革,首先解决的不在于方法,而在于改革原因、改革目标和改革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取决于理论创新。科学的理论不仅成为国有经济改革的有力理论支撑,而且在不断地转变为改革的设计和实践。

近年来,对于国有经济的社会属性、职能定位、运行方式以及一系列管理原则等方面,我们在理论上已经基本有了一个实事求是的界定和较准确具体的阐述,各方面的认识也正在逐步的统一。因此,改革的步伐近来正在逐步加快,成效也非常显著。然而,要更加有效地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在国有企业中真正建立起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对于有关所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更深层次、更具体或更敏感的理论问题,必须有进一步的突破和创新。

二、国有经济改革与理论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说,国有经济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我们可以把直接指导国有经济改革的经济理论简单概括为:所有制理论、国有经济功能理论、控制力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等几个重要理论。

从以上几个理论要说明的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应该是互为条件的,而且应该表现为逐层递进的关系,从前到后每个理论分别可以作为下一个理论的基础。但要强调的是,在实践中,它们之间未必表现为一种绝对的先后关系,如我们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控制力理论是在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但从现在来看,控制力理论已经影响到了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已经成为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理论基础。而且,以前我们的改革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些理论往往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但每一个重大理论的创新都会反过来再次影响实践,成为实践的指导原则,保证实践的有序进行。所以,从现在来看,我们可以将国有经济的改革过程大致看作是与理论创新同步的过程。

因此,国有经济改革的逻辑思路完全可以结合理论创新的逻辑加以更加明确的说明。

首先国有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所有制问题,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处于基础层面和居于核心地位的改革。由于原有的所有制理论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首先要突破传统的所有制理论,所有制理论不创新那么其他改革都将无法开展;

其次,所有制理论决定了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受所有制理论创新的影响,国有经济的功能重新定位为对整个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以此来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不是面面俱到。而明晰了国有经济的功能,也就决定了国有经济的改革方向;

再次,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通过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把原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导地位,改变国有企业范围过宽、数量过多、比重过大的局面。因此,必须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和“抓大放小”的战略调整,通过控制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实现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从而提出了国有经济控制力理论;

第四,为了更好地实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从微观层面来看,必须实现微观主体的再造,即需要运用现代产权理论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实现政企分开。通过股份制改造,不仅可以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竞争力,而且,通过国有资本的独资和控股形式可以保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更重要的是股份制具有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从而可以更好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最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投资主体多元化,即要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这需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式,从而也符合了公有制创新理论所要求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从目前情况来看,以股份制改造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己经成为公有制的最重要实现途径。

总的来说,国有经济改革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最后终于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为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我们现在的国有经济改革,完全是由这条战略指导思想即改革思路决定的。而且,通过以上分析,也可以说我们己经找到了一条逻辑清晰的、科学的国有经济改革思路。

参考文献:

[1]宋涛.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的实践和问题[J].《经济评论》.1996年第2期

[2]袁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意见[[J] .《求是》.1996年第11期

[3]张卓元.国有企业改革―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J],《新视野》,1999年第4期

[4]周叔莲.国有企业改革仍需克服思想障碍.《发展导报》.2001年3月2日第3版

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分享经济;比较研究;李炳炎;威茨曼

一、两种分享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及相同点

分享经济思想是与利益独占思想相对立的,指各利益集团共享经济利益的一种经济思想。我国学者李炳炎教授在《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和《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两篇文章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作为新成本价格的生产资料成本价格与企业净收入的概念,工资不进入成本、用净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资制的观点。该理论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工资范畴和利润范畴,突破了旧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价值构成新公式:w=c+(v+m)=c+n=新成本价格+净产值。随后,李炳炎教授在《关于建立以净产值为中心的企业核算新体系的设想》中进一步提出将净产值划分为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三部分的观点及“净产值分成制”的概念,从而提出完整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的理论公式:w=c+n,n=n1+n2+n3;公式中w代表社会主义商品价值,c代表社会主义生产成本,n代表净收入,n1代表国家收入,n2代表企业收入,n3代表个人收入;调整后的净收入=m的一部分+v,m的另一部分(税收)已事先扣除,如果把m的两部分合起来为(m1+m2),则w=c+(m1+m2)+v=c+n=c+(n1+n2+n3);调整后的净收入=n2+n3;调整后净收入的分配,就是从(n2+n3)中分别划分出n2与n3两部分,即分别划出企业收入与职工收入。在总结理论与实践经验后,李炳炎在《新成本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形式》一书中,提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即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并对新理论进行了全面总结:提出并界定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三个基本范畴,即“自主联合劳动”、“需要价值”和“社本”;进一步明确了作为理论总纲的社会主义价值构成论,明确了新价值的三部分划分及其次序;发掘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成本范畴是生产资料成本价格的观点;完善了新生产价格和二次按劳分配论;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资金循环公式;应用新成本范畴和净产值范畴建立企业核算体系和新概念成本核算办法与成本控制法;总结了分享经济理论的实践形式,将“企业净收入分成制”作为典型形式。

美国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马丁·L·威茨曼在其1984年所著的《分享经济》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分享经济理论。威茨曼认为,资本主义“滞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现存工资制度的不合理。在工资制经济中,全部利润被资本所有者拿走,工资与企业的经营状况无关,而与某些外在因素相联系。当经济运行健康时,固定工资制可作为一种调节手段,刺激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自动把劳动力从边际价值低的地方转移到高的地方,从而成为在各种不同职业需求间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然而,一旦经济状况不景气,随着社会总需求的萎缩,由于工资是固定的,厂商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只能维持产品的既定价格并通过裁员降低成本,以便保持劳动成本与劳动收益的平衡,而这种决策势必引发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失业,并反过来加深了需求不足,进一步恶化经济运行,最终导致滞胀。为此,“我们要选择一种具有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功能的报酬机制,即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相联系。”分享经济旨在提高薪酬的可浮动程度,与传统的薪酬制相比,利润分享制下的薪酬水平随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薪酬水平如能随经济周期的循环而波动,则就业规模的变化幅度就会缩小,经济衰退期的失业水平就会下降。在分享经济中,企业的劳动成本与企业的产品价格直接挂钩,任何价格变动都能自动地反馈给劳动成本,因此,分享经济总是有较少提高价格和较多降低工资的倾向及内在的反通货膨胀的倾向。在固定工资制条件下,工资报酬与企业的人数无关,劳动的平均成本始终等于劳动的边际成本,企业会因雇佣一单位劳动所追加的劳动成本等于追加收入而放弃扩大雇员人数。在分享制条件下,每增加一个工人,其他工人的收入就会稍微下降一点。增加的工人使劳动的边际成本下降,且低于劳动的平均成本,企业追加一小时劳动所带来的收入增加总是大于追加的成本。所以,当劳动力市场上有剩余劳动力时,企业就会选择扩大生产。正因如此,分享经济必然具有扩大就业和增加生产的倾向。

比较李炳炎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与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可看到,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一是两者要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是一致的,都要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问题。二是两者的研究出发点是一致的,都从微观的企业行为出发,在分配领域中探寻经济动力不足的原因。三是两者都以改善现行的经济刺激结构、建立新的动力刺激机制和微观经济基础为目标。四是两者都把现行的工资制度视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根源。五是两者提出的新方案是相同的,即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的利益矛盾。六是两者都对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给予高度重视,并将其视为影响经济活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七是两者都把制定新的有效的财税政策作为新制度运行的保证,强调政府在确定分享比率和推行新制度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两种分享经济理论的区别

两种分享经济理论都是从微观的企业行为出发,从分配问题入手,希望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体制中的利益矛盾,以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但两者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两者的理论来源不同

威茨曼分享经济理论的实践来源是日本的劳工制度。日本劳工制度的特点一是终生雇佣制与奖金制度,奖金与工资分开,与利润挂钩。从十九世纪末起,利润分享制度开始在企业管理中应用。二战后,西方各国政府纷纷从法律角度规定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在理论渊源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公司和投资金融律师路易斯·凯尔索对员工持股计划的理论和建议作了论述,他的《资本家宣言:如何通过借贷使800万工人变成资本家》和《两要素理论》两部著作被公认为关于利润分享思想的经典之作,对薪酬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理论与实践背景下,威茨曼提出了西方分享经济理论。李炳炎的分享经济理论源于《资本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成本范畴的一个直接论述。在这一论述中,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商品成本的经济实质是“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这表明,社会主义商品价值由c和新价值两部分构成,新价值包括工人的工资和工人为自己占有的剩余价值。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的实践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的所引发的新的经济思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分配方案规定:生产所得的农产品除扣除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和各项社会基金(包括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金、后备基金、一般管理基金、公共福利基金等)外,剩余部分直接归农户所有。由价值构成公式表示,则为w-c-m=v,或w-c-n1-n2=n3。式中,w为总的产品价值,c为已耗费的生产资料的补偿价值,m为公共需要价值,v为个人需要价值,n1为国家需要价值,n2为集体需要价值,n3为个人需要价值。这一价值构成公式是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这一分配公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集体企业改革中被发展为“除本分成制”的分配方法,直接构成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基础。“除本分成制”的具体做法就是从企业每月的实现销售收入中,扣除职工工资以外的一切成本支出后,剩余部分为企业的纯收入;将纯收入按上级核准的比例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为企业分成额(包括应上缴的所得税和合作事业基金),另一部分为职工工资总额。工资不包括在成本中。实行工分制浮动工资,职工收入随企业经营状况和个人劳动量而浮动。

(二)两者的理论研究目的和出发点不同

威茨曼分享经济理论从解决资本主义“滞胀”这一经济顽症出发,以寻找“滞胀”的原因为目的,侧重于分析分享制度对解决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的缓解作用。同时,从利润分享制度的发展上看,利润分享计划的实施数量与罢工事件的数量有着密切的联系,利润分享明显带有抑制工会运动,调节劳资纠纷的倾向。然而李炳炎的分享经济理论的目标是让全体人民更好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把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应然模式,试图说明企业净收入分成制是建立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的基本途径。它可使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动力驱使下,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分享。

(三)两者内容的广泛程度不同

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只包含改变工资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并未涉及所有制和企业控制权的问题。他曾表示,分享制的关键不在于谁拥有所有权,而在于工人参与利润分享,认为分享制是重新分配企业收益,而不是重新分配企业资产。李炳炎认为,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是劳动者因拥有公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与支配权、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及劳动产品的支配权进而劳动者是作为主体来使用生产资料,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公有制形式。它是一种多层次的公有制形式,可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社会所有制,即社会主义一国范围内的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全社会生产力的总和,属于整体自主联合劳动;第二个层次是集体所有制,即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局部实现自主联合劳动,自主联合劳动者以“总体工人”的形式存在;第三个层次是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自主劳动者个人构成联合体的细胞。这种个人所有制就是马克思在当年要求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即实现劳动者个人对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产品的个人所有权。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要其按自主联合劳动三个要求改造原有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只有将传统的以工资制和利润制为核心的企业经营机制改造成企业净收入分成制,才能使国家、集体、个人实现各自的所有权,充分有效地发挥各自的职能,才能真正实现自主联合劳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显然,李炳炎的分享经济理论包含内容更加全面。

(四)两者的基本原理不同

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主张应通过可变的收入和稳定的就业来发挥作用,通过降低单个工人收入来保持厂商收益,从而打消厂商裁员的意愿,保持就业率。而李炳炎的分享经济理论认为,中国的充分就业不全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劳动报酬制度难以对企业就业量起作用,净收入分成制不能引致就业量的变化,而只能通过真正实现按劳分配来调节个人劳动收入的变化。

(五)两者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不同

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在处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时,对劳动者的利益维护不够。他承认在经济繁荣时,固定工资制能自动地将劳动力从边际价值低的地方转移到高的地方,可刺激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从而成为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求间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而在经济衰退时,根据威茨曼的理论,“滞胀”被归咎为工资的刚性,似乎经济衰退是由工人的工资太高造成的。工人的人均收入与企业的产量、就业量和收益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而企业总工资额、总收益、总利润都会因就业量增加而上升,工人的人均收入则会下降。在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里,工人面临的选择,要么是丢掉工作并坚持固定工资制,要么是实行分享经济制度,保住工作但减少收入,不论哪一样都是对工人利益的侵害。而李炳炎认为,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所主张的净收入分成制因依据按劳分配原则,工人的报酬直接与自己的劳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相联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会出现分配过程中工人收入与企业效益呈反向变动的情况。而且不论在经济繁荣还是经济衰退时,李炳炎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都能起到保护劳动者利益、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

(六)两者对实现公平的作用是不同的

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克服滞胀而提出的一种旨在改变劳动报酬分配制度的一种微观经济理论,虽然在形式上是雇员和资本家共同分享利润,但实质仍是按资分配,不可能真正实现公平的收入分享。这一点国内学者姚海明教授早已做过分析:“威茨曼始终把劳动的边际价值作为确定分享比例的依据,无论是完全分享还是混合分享,工人的收入只能相当于劳动的边际价值。如果增加工资,哪怕是增加一个美元,由于新工人的不断涌入,企业产量的不断增加,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工人的工资也会降下来,直到恢复原来的工资水平;如果减少工人的工资,工人会离开公司,导致在业工人劳动的边际收益增加,迫使公司把工资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否则公司将无法维持它所需要的劳动者。由此可见,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制度仍是围绕着萨伊的工资铁律展开的,他所提出的分享收入方案,只不过将原来直接按劳动的边际价值确定每个工人的工资额,改为按公司总收入的比例来分发工资。工人没有多得到一分钱,资本家也没有少拿一个子。”而李炳炎提出的公有制净收入分成制则不同,因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和按劳分配的本质要求就是企业劳动者集体决定必要的社会扣除后的新价值的分配,因此实现真正的收入分享顺理成章。净收入分成制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及按劳分配条件下对新创造价值的分享,它可使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动力驱使下,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分享,这是威茨曼分享经济理论所无法比拟的。

(七)两者的立论基础不同

威茨曼分享经济理论以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为基础,通过分享制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挽救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李炳炎的分享经济理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社会主义商品特殊的价值构成出发,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实现按劳分配,以巩固壮大公有制,使劳动者致富,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

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物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1-0005-04

在西方,人本主义经济理论发轫于斯密,经过18~19世纪的西斯蒙第、布兰奎、卡莱尔、拉斯金、霍布森和20世纪的阿马蒂亚・森、马克・卢兹的不断发展,这种经济理论仍在延续。尽管这种独特的经济思维方式受到主流经济学的严厉批判,但是,直面主流经济学的巨大成就以及对经济效率盲目崇拜的压力,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观点正受到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因为,面对不断扩大和恶化的失业环境,持续拉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以及令人惊恐的自然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人们日益觉察到主流经济学对此开不出有效的治疗“药方”,而人本经济学却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

一、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

1.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内涵和假定前提

人本主义经济理论是从理论上探索、设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类需要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适当的制度安排,其主旨在于探讨满足人的需要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把研究促进或阻止人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作为首要的任务。它采取有机的、历史的、社会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把人类的本性视为原子式的、个人的、主观的、永恒不变的范畴的唯心主义的方法;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再被当成一个已知条件,而被看成是肯定会发生变化的变量;人也再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只知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孤立的、原子式的理性经济人,而是有着明确社会需要的人。

针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给定的“结构前提”,人本主义经济理论也提出了四个假定前提:一是把人放在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位置,设定“人类研究的对象就是人本身”,“衡量事物的标准就是人”,而人“在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加以考察时才最有意义;二是设定人性是复杂的,既有向善性又有向恶性,而利他主义所给予的品质至少是人性中最根本的方面,人的本性就是由这些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的;三是设定人的潜质是生长和发展的,潜质的生长是指人性中积极的、创造性的一面在人身上的凸现,它是人性中崇高方面的展示;四是设定任何社会或文化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动态过程中,此乃人的潜质生长之关键,即时间及其变化对弄清人类行为与各种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人本经济学的目标,就是要使经济学人性化。

2.经济研究和经济活动的“物本主义”倾向

经济活动是一种最普遍、最频繁的人类活动,是人类维持生存、追求发展的基本手段。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们争相追逐的目标,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在物质匮乏时代,物质动机是人类利己行为的出发点,因而经济学在当时被定义为“对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科学”有其合理性。

实际上,在经济学发展早期曾有两大传统,即注重形式化的英国传统和关注现实的德国传统。与之相对应,在研究中产生了两种方法,一种是所谓“工程学”方法,即数学、逻辑的方法,另一种是社会的、伦理的方法。这两种传统和方法,本来应是互补的。但是,受传统哲学“争第一”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关注的方面各有不同。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学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剖析的“同情心”,以及在《国富论》中剖析的“利己心”,就是这一萌芽的写照。然而,随着边际革命的到来,经济学开始偏离古典学派重视人的价值的研究方向,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解决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问题的学科。人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大多只被简化为生产要素、价格要素或经济人、理性人,追求财富增长、实现效用最大化成为近百年来经济学坚定不移的对象与目标,功利目标在西方经济学中表现得很充分。“同情心”范畴逐渐被“利己心”范畴泯灭,主流经济学也开始变得敌视人了。

3.在经济研究中引入人本主义概念的意义

人本主义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思想,尤其是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表达的思想。希腊语表示“经济”的词oekonomia,其意思是“家庭的管理”,用更广义的话来说就是“财产的管理”。这门科学的目标在当时不是积累财富或拥有最强大的军队,而只是使幸福的公民制和好生活成为可能。这就是政治经济的通常含义,甚至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在随后的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经萨伊、李嘉图、马尔萨斯之手,政治经济学越来越明确地被看成一门试图发现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而逐步失去了其原有的人文精神。19世纪末经济学研究的物本化倾向逐步占据主流地位,这是与经济学越来越局限于财富最大化研究的主旨相关,也是与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流行相关。

然而,在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中,人们发现了问题:人不仅仅是价格要素与生产要素,人类的生存目标也不只是功利的、物质的,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欲望和更高的存在境界与欲望等都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问题必须切实得到重视。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开始重新注重人的因素,“在绕了‘经济学地球’一圈之后,新经济学重新回到了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人本身”。

现代人本主义经济学以现代心理学为基础,认为人类的需要或价值观会发生变化,从注重低层次的生存、物欲的生理需要转变为更重视高层次的社会和精神需要,即归属感、自尊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经济学应跳出物质财富最大化的狭隘视野,将人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纳入分析框架,从更宽泛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后果。

二、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经历了一个从神本到人本、从人本到物本,再从物本到人本的演变过程。下面,从理性精神与人本关怀的角度来追溯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神本到人本

(1)启蒙阶段:从“宗教人”到“经济人”

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家从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自然欲望就是从人的本性出发,推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号召人们自由地去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摆脱宗教枷锁,并初步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学说。

英国哲学家T・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自我

利益是人类行为的最强大的内驱力,而自我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者洛克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爱尔维修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霍布斯的观点,洛克还进一步提出了合理的利己主义;休谟在对前人思想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人不仅是利己的,而且还具有普遍性的对别人的仁慈感情。“一个只爱自己,不关心友谊和美德的人,是应予以最严厉的谴责的。”他还指出,不同时期的不同人在追求自利方面是不同的,而这主要囿于对幸福与利益的理解不同;人性也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后天赋予的、可变的。

所以,从霍布斯的极端利己主义到洛克合理的利己主义,再到休谟宣称人们具有普遍的对别人的仁慈情感,说明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是在更一般的层次上解释一般的人或人性。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正处在由封建君主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阶段,社会更需要从反封建、反神学的方面来高扬人性、贬斥神性。

(2)发展阶段:古典经济学时期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以浓厚的人本主义精神来展开他们对经济问题的理论阐述,字里行间浸润着对人性本质的洞观和理解,认为人的需求和自利本性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因。

斯密认为,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经济人是自利、自爱的,而自利并不意味着自私,只是说个人的利益是一个人最密切关心的事,但同样可能包含了家庭情爱、社会义务,甚至还包含在他看来具有重要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将自利解释为一定是“物质的”,是一种曲解。经济人是有理性的,这种理性就在于他在各种利益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在与他人利益的协调中才能实现。由于人是一种不完善的动物,其自利追求行为依靠看不见的手来化解利益冲突,同时还有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来遏制经济人的自利行为。斯密从没有将利己主义看作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而是认为互利才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应有的伦理秩序。

穆勒认为,经济学不研究人性的全部,只研究经济行为中的人性,同时经济学并不否认其他的人性;经济人并不是现实人的全部,而是现实人的一部分,同时承认社会生活中非经济欲望或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穆勒还是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在《功利主义》一书中的思想脉络是:社会产生于合作,合作产生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产生共同的追求目标,于是就有了利他主义。这样,经济人利己的天性和利他的行为终于统一了。

古典时期的经济学,滥觞于启蒙时期,它所关注的,也正是启蒙时期的主题,即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及自身的困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与理性精神并驾齐驱的“人本精神”。这种人本关怀,使古典经济学至今还焕发着人性的光辉。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理论既强调人的理性精神,又洋溢着浓郁的人本情怀。它是处于从神本到人本的发展阶段。

2.人本到物本:新古典经济学时期

随着18世纪末以来的经济自由化过程,经济学也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特别是在1870年以后,在新古典主义中形成了“纯粹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以17世纪的机械论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为理论基础,作为一种纯粹描述和说明性地把握事实的经验科学,把经济当作一个自然过程,个人在其中构成基本要素,赢利追求是一种自然的合规律,短缺和竞争是其框架条件,经济问题由此被完全视作一个由效率系统控制的纯粹功能性、技术性、策略性问题,其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在社会真空中运动的纯粹计算经济学,并导致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生。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理性精神与人本关怀并重的传统,而走向只注重理性精神的道路。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中,人完全被物化成“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的作用完全一样。亚当・斯密从人的需求、人的自利本性出发来研究人的经济活动,无论农民、手工艺人,还是工场主都始终是自身经济活动的主体,始终在追求着自身的福利与快乐。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从效用最大化或产出最大化的角度来设定人的经济行为,人成为经济这架轰轰运转的大机器身上的一部分构件。经济运行的刻板法则湮没了人的个性、情爱和偏好,湮没了人的道德、理想和创造力,人身上那些美好与崇高的东西在经济活动中都消失不见了,从而使经济学在偏离人本关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物本到人本――新时期下的人本主义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对自然开采、利用甚至制服力量的日益强大,人类的有限理性又把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偏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人本主义被发展成唯人主义,过分突出了人在世界的中心地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关系。

到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社会实践问题突出,人们发现:人不仅仅是生产要素;市场、竞争、效率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会产生不公,很容易蜕变为社会分裂和冲突,产生种种恶果;人的价值理念和更高的生存境界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等问题必须得到重视,经济学研究又开始注重人的因素,即经济学重又回到了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人本身。

最近几十年来,欧洲国家的福利主义制度安排实际上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制度实践。这一制度产生的深刻原因是,通过福利制度安排,鼓励人们对过度物质主义的放弃和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期待。而当前我国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思想,则更是争取“人”对“物”的自由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和谐。这既是新世纪人本主义思想的根本特征,也是当今世界逐渐上升的思想主流。

经济学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将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加以整合,重新回到人类自身,而不是仅仅将人作为物理生物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古典,重新关注人,重新将启蒙时期的两大思想成就――“理性主义”和“人本精神”――加以发扬,是经济学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陷在于其人文传统的丧失,这导致经济学尽管在数理分析技巧上取得重大进展,但最终仍不能回答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学命题,经济学既然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那么它就应该贡献有价值的思想,应该重新把视角投向人,从而再次关注苏格拉底提出的“人应该怎样活着”的根本性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不应只是理性的产物,还应是信仰的产物;它不单是逻辑推理和数理建模,还应是人类信仰和良知的载体;它不仅应在智力层面上拓展经济学的内涵,还应在人类终极关怀的意义上演绎经济学存在的真正价值,总之,经济学应该具有理性和信仰的双重维度,应该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

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把人放在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以人的需要而不是对物的需要应成为经济研究和经济政策实践的指导原则。所以,人本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个人主义观念提出挑战,对传统经济学的福利观念提出挑战,认为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研究应从以物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倡导具有社会价值导向的经济理论与政策。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通过认识并整合所有基本的人类价值观来促进人类的福利。

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第5篇

关键字: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比较

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之父,他的"国富论"被视为对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次系统阐发。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表明,无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还是现代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学说,都可以说直接渊源于亚当・斯密。然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对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辩证批判。而英国现代经济学之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名著代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下称《通论》)一书中,基于现代西方经济的现实及其发展要求,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缺陷与运行流程的弊端作了鲜明的批判、扬弃和补充,从而构架起了具有经典意义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

多年来,学术界一般认为亚当・斯密是市场经济万能论者,马克思则是市场经济的彻底否定论者, 凯恩斯的混合经济是一种由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经济。而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的区分三位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观点,从特定的时代和历史视角出发,认真探讨三位经典作家对市场经济所持的基本态度,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理解,从而大胆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为了考察亚当・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市场经济所持的基本态度,有必要扼要地陈述他们在此问题上阐发的基本观点。

一.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

斯密对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就不仅在于揭示了具体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而更在于他确立了一种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理想或信念。这种理想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打下了理论基础。

(一)自然秩序论--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基础

"自然秩序"就是用来保证竞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能得以充分开展并且贯彻下去,使价值规律的各方面作用得以充分施展出来的秩序。[1]这是一种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而人为的秩序是以各种干涉性措施和通过建立只对某一小部分生产者有利的特殊制度。

(二) 经济人--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定了微观基础

让个人广为追求自己的利益,可以最有效地将分散在社会的知识整合起来,结合成一个共同的资源,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单个人的非理性和无知对他人的伤害。

(三)"看不见的手"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

探索市场经济的运行就是使自然秩序在市场经济领域内的运行规律具体化,使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序上有意识地去遵循这种内在运行机制。他运用"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来揭示这种内在运行或自然趋势。

二.马克思的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对亚当.斯密阐述的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谐、万能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其基本观点是: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之上的,以等价交换为内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公开强制掠夺性的宗法经济的第一次否定,但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市场运行的最终结果,使商品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这是对等价交换原则的破坏。[2]

(二)以追逐私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私人企业生产行为与目的同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行为与目的的背离,将导致尖锐的市场"实现"问题。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盲目导向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必然导致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

(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盲目性的深层原因是由于受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驱使,以私人占有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能使其生产目的与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相统一。马克思看来,以资本主义财产私人占有制度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具有极大盲目性和破坏性,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是无法克服的。

三.凯恩斯的市场经济理论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在总结了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践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既继承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的优点,又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其缺点,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结合起来,把私人经济与政府经济结合起来,既保留了市场机制调节的效率,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公平,是一种比较成熟、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

凯恩斯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是一种由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经济。凯恩斯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不仅有私有产权的私人经济,而且还有政府经济以及私人经济与政府经济相混合的经济。[3]

(二)政府干预

凯恩斯革命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生活。《通论》一书,在批判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

四.造成三个理论不同的原因

比较一下三位经典作家的上述观点,不难看出,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持极端肯定和颂扬的态度,而马克思则是持辩证批判的态度。凯恩斯既继承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的优点,又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其缺点,形成一种由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何以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态度?我以为有必要从三位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所持的历史观和所代表的阶段利益去考察:

(一)不同的时代孕育不同的经济理论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是封建宗法式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的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确立其统治地位就要求摆脱封建宗法式生产关系的束缚,借以解放生产力。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普遍确立的时期。凯恩斯所处的时代是1929 年经济危机,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经济陷入停滞状态。

(二)不同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导致对社会经济形态存在方式上的两种不同态度

亚当.斯密所持只看到市场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从而断言市场经济形态是人类经济形态的唯一存在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经济形态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 ,市场经济只能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一种过渡形式。凯恩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内部机制的研究,顺应时代的需要对传统资本主义提出了批判与改变。

(三)三位经典作家代表各自阶级的经济利益,导致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分歧

在亚当・斯密那里,市场经济原则是唯一和谐、公正、合理的原则,是所有经济主体平等的基础。而在马克思看来,以等价交换为内容的市场经济活动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财产占有的不平等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之一。凯恩斯作为"修理资本主义的工程师"认为,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可以通过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克服。

以上分析说明,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之所以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因为所处的时代、所持的历史观和所代表的阶段利益不同。既然实践已经表明,市场经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既然单纯的计划经济既不能解决有限资源的合理和高效率的配置问题,那么,对市场经济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15,35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6 卷Ⅰ)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