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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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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热点

古代文学研究热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体学 本土 本体 文章学 研究空间

[中图分类号]1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5-0125-05

清代纪晓岚在评论《文心雕龙・通变》篇时说:“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如果撇开《通变》具体的时代背景,那么纪晓岚所说的“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的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上。倒是不乏这种“通变”之例的。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体学之兴盛,不免让人想起“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这句话来。文体学,并不是从西方传人的新学术,本来就是中国“古人之旧式”。“以文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原则。历代学人不断强调:“文章以体制为先”、“先体制而后工拙”、“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文辞以体制为先”、“文莫先于辨体”、“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中国文体学成熟相当早,《文心雕龙》在文体学方面已经相当精深而有体系,此后的文体学可谓久盛不衰。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文体学日益式微,甚至成为被人淡忘的知识。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新的学术意识的推动下,文体学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之一。近年来,文体学研究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学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前沿学术领域和倍受关注的学术热点。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兴盛有当代文化的催化背景: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对于文体的重视与实验、西方文体学理论的译介与传播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文体意识自然有影响,而更根本的原因则是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与自然趋势。

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兴盛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意义,意味着中国文学研究内部已出现一种悄然而自觉的学术转向。简要地说,中国文体学兴盛,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

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中国文学其实是“文章”体系,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迥异于西方式的“纯文学”体系。这种差异决定了中国文学样式及其发展的特色,也决定了中国文学的研究范围、研究方式之特点。近代以来,随着西防文学观念的不断输入,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所谓“纯文学”观逐步占据主流地位。文学史家所理解的“文学”逐渐向欧美近代所谓“纯文学”靠近,文学体裁主要限定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之中,离本土传统的“文章”实际愈来愈远,由此也影响了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与局部的理解与阐释。这种西化的影响有其正面和积极意义:大量被传统文学观藐视和排斥的文体如小说、戏曲作品进入文学史,这是重要的发现和拓展。但是又出现了削足适履之弊:一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并曾受到重视、具有本土特色的传统文学作家和作品则被搁置甚至排斥。这是从传统走向现代所付出的代价与教训。尊重古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回到文体的历史语境,将文学观念和理论建筑在具体文学史实之上,回到中国“文章学”来发现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自以来套用西方文学分类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学造成的流弊――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源于自身需要与反思所形成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中国文体学兴盛的背景。

文体学不仅仅是文学的体裁问题,而是古代文学的核心问题,也是本体性问题。中国文体学的“体”,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本土文学概念,它是指文学艺术赖以存在的生命形式,具有极大的包涵性与模糊性。“体”兼有作品的具体形式与抽象本体之意,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有机结合,既有体裁或文体类别之义,又有体性、体貌之,义;既可指具体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又可指文章或文学之本体。在西方文论中,“文类”、“风格”与“形式”词义各异,在理论上,分工明确,但在中国古代却统一在“文体”之上,“体”是本体与形体之奇妙统一。“体”是一个无法完全用英文对译的概念,“style”、“genre”、“types of literature”,这些只是“体”的部分意思,无法完全对应。所谓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就是要突出中国文学特有的语言形式与审美形式的特点,从中国文学固有的“文体”角度切入来研究中国文学。

当文体学研究成为学术热点的时候,也就是需要我们冷静思考的时候。目前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有些学者,尤其是年轻的学生,把文体学片面地理解为文章体裁或文类,而在传统文体之中,又比较刻意地寻找一些偏僻的文体来研究,这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我们绝不能满足于此,更不能形成一种主流风气。我们要防止文体学研究走上烦琐与生僻之径,向往更为通达开放的学术胸襟,更高的学术境界,更开阔的学术视野。中国文体学的研究是开放的,具有很大的学术研究空间。

刘勰《文心雕龙》已经为我们确立了早期文体学研究的经典研究模式,而明代的《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等又大体勾勒出传统文体的研究范围。前人的研究成果,一方面留给我们一笔巨大的古代文体学理论遗产,同时,也为我们的研究设置了超越的高度与难度。正如一位禅宗大师说的:“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我们就算把《文心雕龙》与《文体明辨》等著作所论述的文体都研究个透,也只达到基本掌握和理解古人知识的程度。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中“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文体学研究也不能局限于片面的理解,固守一成不变的模式。我们向往的是“万里之逸步”而不是“庭间之回骤”。中国文体学研究是为了从中国古代文学的本土实际出发,解决中国文学史问题而进行的,而不是钻牛角尖式的,或者为了所谓的“填补空白”而研究。我们的文体学研究,不能只满足于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研究,我们更向往在学术领域上的开疆辟壤,有更多的“自主创新”的原创性工作。

回归本土与本体,并不意味着满足于回归到“旧式”那里去。我们强调回归到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原始语境与内在脉络,同时又不能也不可能排除现代意识。西哲曾云:“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虽然,中国文体学之复兴,为“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作为“新声”的“旧式”已经完全不可能与古代的文体学相同。我们要站在21世纪学术高度来研究中国文体学,回到中国文体的历史语境,但又不仅仅是要回到刘勰等古人的理论,同时必须具有当代的学术意识,反映出当代 的学术眼光、学术水平与境界。

中国文体学仍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中国文学特有的语言形式与审美形式,如体裁或文体类别、体性与体貌、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等,这些当然都是中国文体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与此相关,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思考。以下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中国古代的文体谱系的形成与结构、方法与观念,这是一个很重要但仍模糊不清的问题。光是要弄清楚古代文体的命名与分类方法就非常复杂。罗宗强先生曾说:“决定文体生成、定名和发展的,都不是单一的因素,又对于古人文体观念的理解与评价,也乱如理丝。”他认为,文体的定名涉及体裁与体貌两大类,其中又包括体裁定名与体貌定名、体貌定名与体裁定名之关系、文体定名涉及的文学与非文学问题。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究竟有无一种统一的内在标准?事物的分类本来是一种逻辑活动,假如按照西方的文学理论,文体分类应该始终贯彻着一个逻辑标准,揭示文体之间内在的逻辑层次与本质联系,所以必须有统一的文体分类规则。但是古代文体分类的标准确是比较模糊的,有些是从功能来分的,有些是从功用来分的,有些又是从表达方式或形态来分的,文体之间又有互相交叉、甚至矛盾之处。奇怪的是,这样的分类法在古代并没有产生多少混乱。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与文体谱系相关的是文体价值谱系,这也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正如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古代的文体与文体之间也存在着尊卑等级之分,作为文学风格的“体”也有审美价值品位的问题。中国古代的文体价值谱系大致是由实用与审美两方面原因形成的。一方面,由于早期古代文体的产生与礼乐制度密切相关,文体使用者的身份、文体使用的场合与实际功用具有尊卑之分,受此影响,文体也就有高下等级。所以,在中国文体价值谱系中,小说、戏曲自然不能与诗文相比,而诏、策、奏、启等等实用文体内部之间,也存在着不同价值的序列。值得一说的是,那些运用场合与对象越神圣与尊贵的文体,也越讲究语言形式典雅之美,尽管它是实用文体。另一方面,古代的文体价值谱系表现出古人的审美观念。在他们的观念中,文体有古近、正变、雅俗、高下之分。如文体正变高下的观念,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积淀的审美理想,这就是推崇正宗的、古典的、高雅的、朴素的、自然的艺术形式。相对轻视时俗的、流变的、繁复的、华丽的、拘忌过多的艺术形式。从这方面来讲,文体学研究应该与审美结合起来,它所反映的是中国人深层的审美理想。

中国文体学研究回归文学本体又不可能只局限于文学学科之中,它需要有更宽阔的学科背景。有时也需要跨学科的研究。如果我们承认文体谱系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密切相关,那么,一系列的论题也就相应而生。比如:先秦的礼乐制度与文体产生、秦汉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文体谱系形成、历代政治制度的变迁与文体演化、举士制度与文体演化……这些都有待我们去探讨。文体学不但与历史学相关,有时也需要用哲学的眼光来考察。比如,古代有一种文体叫“诸言体”。《文体明辨序说》“诸言体”:“自宋玉有《大言》《小言赋》,后人遂约而为诗。诸语、诸意,皆由此起。”六朝人主要是写“大言”与“小言”,如萧统《大言》、《细言》,沈约、王锡、王规、张缵、殷钧都有《大言应令诗》、《细言应令诗》,这种诗体是从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而来的。这种文体的特点就是夸张与谐趣,所以徐师曾称为“诙谐诗”。如果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文体并不重要,属于“大雅弗取”的“杂体”。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大言”与“小言”其实是有丰富的哲学意蕴的。诸言体的文体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哲理论题。“大”、“小”之辩是先秦时代一个常有的话题。如《晏子春秋》卷七《外篇第八》中,晏子以形象和夸张的话语回答景公“天下极大”之问:“足游浮云,背凌苍天,尾偃天间。跃啄北海,颈尾咳于天地乎,然而渗渗不知六翮之所在。”又回答“天下极细”之问:“东海有虫,巢于蚊睫,再乳再飞!而蚊不惊。臣婴不知其名,而东海渔者命日焦冥。”洪迈《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卷第十三“物之大小”,谓“列御寇、庄周大言、小言,皆出于物理之外”,又引释氏“语大”、“语小”之说,最后引用《中庸》“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评论道:“明白洞达,归于至当,非二氏之学一偏所及也。”可见语大、语小不仅是修辞问题,对于极大与极小的描述是古人的哲学命题,而这个命题正反映出古人对于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理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小言”,就有特别而重要的意味。

文体学与语言学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我们从《说文》与《释名》等语言学著作对于文体词语的解释中,就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汉代人的文体观念,也可以看出刘勰《文心雕龙》文体学的语言学渊源。出土文献中的文体史料也值得注意。比如,问答体是春秋战国出现的一种著书体例,这方面就有大量出土的文献提供准确而书三富的史料。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外经》、《十大经》、《伊尹》等,都是用的问答体。银雀山竹书中的《孙子兵法》有吴王阖庐与孙武问答之辞,《孙膑兵法》多为齐威王、田忌与孙膑问答之辞,《六韬》托言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问答之辞,《晏子春秋》多为齐景公与晏婴的问答之辞,《尉缭子》多为梁惠丰与尉缭问答之辞等等。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以问答的形式展开理论探讨与叙事,是一种流行的文化。这种形式后来明显地遗存在汉赋的宾主对问,及解嘲、论体文中的解、难等文体中。

中国传统文体的现代转化是一个沟通古今文学的关键,其中折射出语言、文学、社会、政治、体制的种种巨变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文体与语言变化,或者说近代以来的文体转换,这是一个极大的题目,也是很有意味的。社会制度、社会生活、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文白的转换,势必反映到整个文体谱系的重新编定。在这方面,近现代文学史家已经先开风气了。陈平原教授早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已成为这种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夏晓虹教授近年则从文学语言的角度,考察晚清至“五四”的文章体式的流变。她所重点关注的是“晚清文界革命的发生、新名词的输入、报章文体的出现,以及拼音化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白话文(包括政论文与学术论文)的书写,对于‘五四’文学革命、国语运动、现代文体意识,以及现代散文与论说文走向的意义”,由此从整体上考察“从晚清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文章观念与白话文变迁”。这充分地反映出近现代文学史家在理论上的敏感。中国传统文体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富有理论意义与魅力的学术话题。其实,有些看起来完全是新创的当代文体,仍可能与古代文体有某种若近若远、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时期全国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给的“致敬电”,这是特定时期的特有文体,曾全国风靡,万口争诵,其影响之钜,一时无二。“致敬电”那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赞扬谀美之辞,那种夸张、排比、铺张的修辞,就含有中国古代文体的某些文化基因。那些“致敬电”的写作者未必接触过古代的章奏、贺表、捷报等文体。但这些文体所具有的封建精神的文化基因却在标榜“革命”的“致敬电”中不知不觉地泄露出来。

古代文学研究热点范文第2篇

1.积极引导,加强学生对课程重要性的认识。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学家往往兼具政治家、思想家的身分,往往具有较高的音乐、美术、书法等艺术修养,他们留存至今的作品,也因此具有较高的思想与文化价值,为后世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当今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使用的文学手段,大多可以在古代文学中找到源头。因此,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读懂各历史阶段重要的文学作品,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嬗变的历史,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意义重大。此外,文学作品所展现的丰富多样的精神世界、思想内蕴、感情意象可以使学生在怡悦精神和情感满足的艺术享受中增益自身的心灵美和情操美。如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光明幸福的憧憬可以培养他们的崇高理想;仁人志士报国济时、视死如归、持节不渝的忠诚可以激发他们献身国家的浩然正气;哲人学者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博襟可以培养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清流贤达反势利、反庸俗的磊落气度和冰清玉洁涅而不缁的高尚品质可以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风范;自然风光、人文胜迹的讴歌可以培养他们对祖国山水的自豪与热爱之情。而且中华民族文学独有的样式和特色,可以使青年学生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了解祖国优秀的思想道德传统,更能够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深刻理解理想信念、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真正做到用人类创造的财富和知识,丰富武装自己的头脑。可以说,古代文学是我们祖先创造和留传下来的珍贵财富,而古代文学教学,是这一珍贵财富继承和发扬的重要途径。通过学习,学生可以了解丰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培养扎实过硬的专业基础、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对课程的这些重要性,教师有必要在课前和课中对学生进行相关讲解和引导教育。有了这样的思想动员,学生可能不会再存在“有用无用”的顾虑,而是去想方设法完成好学习任务。

2.优化教学内容,适应课程改革需要。从时间跨度上看,古代文学教学的内容从先秦到近代,纵贯三千年,涉及的作家作品浩如烟海;从涉及学科上看,它是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因此,它知识覆盖面广、内容难度大。与庞大的教学内容相比,几乎所有的高校在古代文学教学中都存在教学容量大而教学时数少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使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既获得开阔的知识视野,又能获得审美直觉能力与对经典作品的感悟能力,这就需要对该课程内容进行大胆改革。一直以来,教师授课都遵循着以文学史为纲的基本线索,以作品阅读分析为辅助,以选修课为补充,力求全方位打好学生古代文学知识基础这样一种思路,笔者认为这是不应改变的。教师需要的是对具体教学内容的深度认知及如何科学地传授等问题的思考,这是改革的关键。文学史的基本知识、发展线索、文学流派、作家风格等,属于基本知识积累的层面;文学发生原因的深层追寻,文学发展嬗变的逻辑归纳,以及对经典作家作品的深层体悟等,属于思维训练与能力培养层面。两个层面怎样才能进行科学的结合,笔者认为关键是课程设置及处理好基础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的关系。基础课强调基础知识的积累,选修课则强调研究性与前瞻性。两者相互补充,不仅可以使学生建立起系统的知识结构,而且也有利于思维训练,能力培养,并使知识结构趋于优化。

为了提高教学效率,节约教学时间,针对文学史和作品阅读与分析的不同特点,应采取不同方式。文学史以点带面,其基本知识、发展线索等以教为主,文学流派、作家风格等则以自学为主。作品阅读与分析点面结合,经典性作品以教为主,一般性作品可以以讨论的方式进行。这样在知识优化的同时,又进行了思维训练,培养了审美直觉能力和作品感悟能力。古代文学在教学内容的改革上还应做到与相关学科的整合。应该强调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近缘整合,这对打牢基础、充实底气、克服浮躁学风都是必须的;还应强调关于与中国古代史、文化史、哲学史等近邻学科的整合,目的是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多维视角和众多参照系;还要强调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整合,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自身的需要,因为对教师来说,若不收集完备的资料则根本没有发言权;同时要强调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美术等学科的整合,使教学在新世纪体现与时俱进的特色,并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的“文学”还原,对她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分析探索。教学中还应注重当代意识与古典领域的交融,注重古今贯通,引导学生从民族精神文化底蕴,及历史变化角度理解古代作品。努力发掘古代文学史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的人文价值,启发学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人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3.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手段单调,教学形式单一,以“填鸭式”、“满堂灌”为主,师生之间沟通不够,相互启发、促进不够。然而,作为教师如果想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的话,就应该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待教育教学工作,努力改革教学方法,找到一个良好渠道与学生进行沟通。改革教学方法,应加强教学设计,提倡在采用传统讲解法的同时,采用讨论法教学,推行畅所欲言式教学方式。这种方法能引导学生关注学术热点,特别有利于打开学生的思路,引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专业知识的传授和学生智力的开发与创新意识的培养结合起来,从而师生形成对话格局。关于讨论的问题,可以布置一些热点话题,也可以布置课堂讲授的一般性问题,要求学生阅读、收集材料,形成自己的基本观点,然后在课堂上评述各家观点,有根有据地表述自己的看法,加深学生对问题进一步理解。学生课外查阅资料,动手动脑,更容易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推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改革,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已成为提高教学效能的新途径。将现代化多媒体手段引入古代文学教学,以声光画综合形式感染学生,使学生自然亲近古代文学,可以提高古代文学教学效率和质量。文学作品是作家通过艺术体验和艺术想象营造的“幻象”世界。在古代诗词教学中,有些诗歌的“幻象”就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能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古代文学的许多名诗词、名小说、名戏曲都已经谱成歌曲、拍成电影电视,我们在讲授这些内容时都可以利用,以便寓教于乐,使学生在形象生动的愉悦中受到古代文学的熏陶和影响。

在介绍作家、引证材料、相关比较等方面,都涉及大量的文字板书,运用课件形式直接提供给学生,只须辅之以简单叙述,这也能节约有限的教学时间。为了适应多媒体教学手段的需要,教师应该大量收集准备音像资料,制作成多媒体课件。运用多媒体教学,要注意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加大信息量、增强讲授的直观性、形象性、引发学生兴趣,也要注意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交流和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回答问题,活跃课堂气氛。此外,根据古代文学课程的内容和特点,文献检索和搜集学术信息非常重要,通过课件,把图书馆电子检索手段与传统的古文学文献查阅结合起来,丰富了教学内容,也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使他们获取了更多学术信息,为古代文学学习打下了厚实基础,也调动了学生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积极性。总而言之,虽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只要我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创新意识,发扬扎实苦干的精神,锐意改革,加强学生对课程重要性认识方面的引导,优化教学内容,革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努力提高课堂效率,那么,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是容易克服的。

古代文学研究热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本文是宁夏大学2010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立项“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之阶段性成果。)

独立学院是中国高校教育体制近十年来出现的新尝试,如何建设自己的办学内涵,形成自身鲜明的办学特色,走出一条全新的完全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需要的办学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学生的知识现状、学院的教学现状,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探索符合独立学院特点的新型实践性教学体系。本文针对笔者在独立学院承担《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工作所推行的实践性教学改革提出若干粗浅的看法。

一、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是切合学生实际知识结构与学习诉求的最佳教学途径。

毋庸讳言,独立学院所招收的学生绝大部分在中学阶段都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差,基础知识的掌握较为薄弱。笔者曾在汉语言专业四个年级的班级进行过问卷调查,问卷中罗列的问题从中学阶段是否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无兴趣?是否主动参加过古典诗词诵读活动?上大学之前是否阅读过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到进入大学以后对古代文学的兴趣有无变化?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学习古代文学的目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85%以上学生的回答竟然都是没有。由此可见,中学阶段以高考取得高分为目的语文教学使得一部分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兴味索然,在他们看来,古典文学就等同于杂乱无章的知识碎片,是老师强行灌输、注入于他们心田的,学生只需要机械地去背诵、接受即可。因为学生并没有被激发起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更没有养成以一种主动的精神去接受古典文学精品的浸润、熏染,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培育自身的人文情怀,所以进入大学以后,学生头脑中关于古典文学零碎的知识碎片,早已被时间的流逝荡涤殆尽,他们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感受力与领悟力存在着先天不足,故而,进入大学后,他们会带着某种成见来面对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绝大多数学生学习兴趣也就自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独立学院教学对象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现实基础。

与此同时,笔者的调查问卷中也涉及到了独立学院学生对古代文学教学的学习诉求与最佳教学途径。下列问题引起了接受调查的学生较为深入的思考:现在大多数人都不屑于古典文学,你对此抱有何种态度?95%以上的学生回答是古典文学并没有过时,学习它有助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你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目的是什么?90%以上的学生回答是,了解古代仁人志士的优秀道德品质,更好的为自己修身养性;你希望教师以什么样的教学方式讲授古代文学?98%的学生回答是,联系现实,古为今用;你觉得采用n+2教学改革模式①的学习效果到底好不好?85%以上的学生回答是很好。

通过调查了解,独立学院的学生也有着比较强烈地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愿望,只是他们更加渴望这门课程的学习与讲授能够立足于他们自身的知识现状,能够为他们健全人格培养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进而为将来步入社会从事某种职业提供实际的能力培养。

二、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实践性教学目标不明确。

独立学院要创出自身特色,培养的学生在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就必须要有明确的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培养目标。它的“新”要以教学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普通应用型人才为核心目的,体现在教学上就是要探索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全面转型革新。《中国古代文学》作为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新闻、文秘等专业的必修课程,学时较长,内容广博,课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目前独立学院在对这门课程的教学中流行的教学模式,是“文学史”加上“作品选”,而以“史”为主,许多学校甚至将这门课程直接当做“中国文学史”。既然是“史”,所讲就多为作家地位、艺术成就、时代思潮、发展规律之类宏观问题。这种教学模式的局限与流弊是显而易见的:学生缺失对古代文学优秀作品魅力的直观感悟,凌空蹈虚的理论概述不但会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也会引导学生去应付教学、应付考试,使得他们只须死记硬背文学史上归纳的条条款款就能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轻松过关。这样的教学模式,既与学生学以致用的学习愿望想去甚远,而且学生走出校门也定会难以适应当今社会对文科人才的要求。

(二)实践性教学体系的建构不完善。

独立学院在成立之初多依附于一本大学,所以其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方案先天嫁接母体,教学基本上延续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素质培养的问题比较突出;实践教学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即使有实践教学的环节,也往往多半浅尝辄止,缺少系统性、多层次性和相对独立性;实践教学的内容比较单调,达不到培养学生实际能力的需要;课程考试多沿用传统的闭卷考试方法,实践教学的成果无法反映到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考核之中。

(三)实践性教学资源相对不足。

独立学院发展速度较快,但似乎更多是在追求一种量的增长,不乏一些学校在盲目地扩大招生规模、拓展招生专业,无暇顾及教学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无力量投入经费保证实践教学的正常进行。实践教学需要的图书资料及相关的教学辅助设备得不到保障,从而导致学生实践训练不足,直接影响了实践教学的质量。

(四)实践性教学所需要的指导教师较为匮乏。

由于独立学院成立时间较短,师资力量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近年新招进的老师都比较年轻,普遍缺乏教学经验,外聘教师的流动性较大,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形成一个固定的教学团队,良好教学传统的传承更是无从谈起。而《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又对教师的教学技巧与自身的知识储备、科研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如果因为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不足,或是指导实践的教师频繁变动,实践教学自然会失去对学生应有的吸引力。实际上,独立学院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队伍质量,已然成为了能否推行实践教学的瓶颈。

三、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的策略与方法。

(一)确立以综合素质的提升为培养目标的教学模式。

笔者认为,独立学院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不应该简单地把这门课程当成“史”或“论”来教学,而应该着重讲授中国各体文学本身,应该引导学生多读和细读经典文学原著。通过多读与细读,去感受中国文学的艺术魅力,从而培养学生典雅的气质与高雅的情操。“我们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使他们不仅具有开拓新知识的创造力,而且具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具有正确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及对社会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成为对社会有贡献有价值的一分子,他们才能作为一个完整人格的人度过更有意义的一生。”[1]完整的人格应该具备乐观豁达,积极向上,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等一系列基本特征。而《中国古代文学》俯拾皆是的真善美的内涵,不但完全能够提供完整人格塑造的基本素材,而且它还能以厚重的文化濡染力量,沁人心脾的优美意境,润物无声地发挥对学生理想人格的熔铸作用。袁行霈先生说过:“中国文学的创作注重表现意境,文学的鉴赏当然也应该力求感受和进入意境。当我们读着那些意境深远的作品时,可能暂时忽略了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整个心灵沉浸在想象的世界之中,有时是自己的审美经验被唤起,并和诗人取得共鸣,有时会对一种新生活、新的性格,对宇宙和人生得到新的理解。有时会感到超越了故我,在人格和智力上走向更加光明和智慧的世界。”[2]

在基础知识的掌握方面,重点要求学生体悟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此同时,辅以背诵与模拟练习,将古典名篇的语言艺术化为己有,从而转化为一种实用的技能,即能以优美雅致的文笔撰写各类文章,包括应用文,学术文以及美文等。至于文学发展史一类见仁见智的理论问题,作初步了解即可。事实上,独立学院中文系的培养目标,主要是社会各行业包括国家各级机关广泛需要的文职人员,而不可能是作家、诗人或文学批评家。众所周知,作家或诗人无法由高校批量生产,而文学批评家则社会所需有限。所以,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应该既务虚又务实,以培养学生的气质、情趣、谈吐与文笔等为主要目标。

在能力培养与提升方面,通过《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要求根据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以就业作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具的具体要求,着重培养学生以下几方面的能力:第一是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能力:作为中小学语文教师应具备的古典诗词教学的实践能力和分析归纳与综合鉴赏作品等专业技能。第二是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能够通过古注阅读古典文学原著,具备文本解读的基本能力;能够检索使用文献资料,并且把握学界相关问题的研究动态,具备独立撰写文学专题研究报告或文献综述的能力。第三是从事其他行业的竞争能力:未来从事与汉语言文学相关的职业,诸如文秘、新闻、传媒等职业所具备的人文素养、综合素质与听说读写的能力。

(二)制定以自我实践为导向的课程改革措施。

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如何对学生进行实践训练?通过我们几年的教学实践验证,以下措施效果颇好:

首先,任课教师要对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有明确的认识,课堂教学要围绕形成学生能力为核心而展开。具体做法是,通过古典文学原著的精讲来建构学生听说读写实训的基本内容。譬如古典诗词的讲读,不能只停留在一般性的鉴赏和了解古诗词体制常识层面,而是要让学生在掌握古诗词鉴赏技巧的同时,能够自己去作诗和填词,对学生写作能力进行训练,以学生的古诗词创作代替传统的课后练习,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更加感性地巩固了所学的知识,另一方面,达到了学以致用,强化了学生的写作能力与学习兴趣的目的;“文读百遍,其义自见”,古典文学经典作品需要大量吟诵,课堂教学中,适当组织学生学习吟唱古典诗词作品,或者进行诗词的背诵与诵读比赛,让学生在朗朗读书声中去体验作品的美感,培养学生的审美感悟力以及对传统经典作品内在精神的把握能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也应积极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通过播放一些优秀文学作品的声像资料,以更加灵活有趣的方式来激发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兴趣,也可以让学生将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片段排练成话剧或情景剧的形式在课堂上演出,通过场景的再现,真正引领学生走入古人的世界,去切身感受他们作品所表达的喜怒哀乐之情。笔者曾在讲授屈原《九章》和司马迁《史记》的时候,就曾让学生自导自演过《山鬼》和《高祖本纪》中的鸿门宴,学生的反映非常好。

其次,以学生知识的应用与提升为目标,拓展学生学习与实践的平台。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要时常有一种引起学生思考一些学术问题意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或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可以在课堂上介绍给学生,并给学生提点一些思考的门径,让学生课下去尝试搜集相关资料,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解决的方案。另外,教师也应该将学生纳入到自己的课题研究工作之中,按照一定的步骤与计划让学生参与一些研究的基础工作。通过引导学生进入古代文学的现代研究,让学生去了解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而促进学生科研能力的形成。

再次,教师要注意培育《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学习的氛围,注重发挥一种积极参与的群体效应。可以组织学生成立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小组,以团体的形式让学生分工协作去制作一些课件在课堂上进行演示;也可以根据学生不同兴趣成立读书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分享阅读感受;也可以组织部分学生成立古典文学研究小组,由教师给出相关的问题,让学生利用团队的优势去锻炼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最后,要注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教学效果的检查。独立学院课程改革的实施,不能只停留在某种方案的提出,而是要落到实处并且使任课教师和学生都看到实效。从学院教学管理的层面来说,要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检查的办法,切实保障实践性教学的常态化,从具体任课的教师来说,不但要担负学生一系列实践活动的指导教师,而且也要负责考核检查学生的实践成果。

(三)完善实践性课程的管理体系。

独立学院推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着眼于课程管理体系的完善与建构,制定好本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标准、实践教学教学质量规格、反映实践教学成果的考试大纲、实践性教学指导纲要等教学文本,从体现实践性教学大纲的指导性和规范性出发,不仅结合每章的教学内容,设定考核目标作为评价实践性教学效果和实践性教学目标完成的尺度,而且制定统一的实践性教学质量规格要求。同时,还要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和课堂延伸的学习内容的指导,提供相应的参考书目和具体学习要求,使学生的学习有明确的指向,真正在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中能将自己锻造成为人格健全、具备一定实际能力的合格人才。

注释

①“n+2教学改革模式”是我院采取的一种教学、考试模式。其中n是指教学的动态化管理或教学过程考核,包括课堂实践、讨论、考勤、作业等,原则上n要求大于或等于3,2是指读书笔记加期末考试。这三项考核成绩构成本课程最终成绩,其比例是40%+20%+40%。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研究热点范文第4篇

在策划选题时,所谓“知彼”,就是了解对方:一是了解处于竞争对手地位的其他出版社,尤其是其出版的同类图书;二是了解我们策划的选题的读者对象;三是了解处于合作对象地位的作者。所谓“知己”,就是了解自己:一是了解自己的知识功底,是否能够胜任所策划的选题;二是了解自己所在的出版社是否支持出版此类图书,是否符合本社的出版方向和品牌要求;三是了解自己所从事的出版业的有关规章制度。只有做到知彼知己,才能在选题策划中,百战百胜,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这里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轼全集校注》为例,谈谈古籍图书选题策划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技巧。

《苏轼全集校注》是笔者近年来策划、组织、责编的一部古籍整理图书。对于策划该书来说,所谓“知彼”,首先要了解研究对象。苏轼,是我国宋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许多领域都富有创造性,堪称开宗立派的人物,无论是诗词、文赋,还是书法、绘画,皆有极高的造诣。论书法,苏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大家”;论绘画,苏轼善画枯木竹石,是宋代文人画的代表;在诗坛上,苏诗内容丰富,境界开阔,格调清新,与黄庭坚一起并称“苏黄”;在词坛上,苏轼开创豪放词派,并提高了婉约词的境界,与辛弃疾一起并称“苏辛”;在文坛上,苏文恣肆,明白畅达,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与欧阳修一起并称“欧苏”。苏轼的诗、词、文、赋,数量之巨为北宋著名作家之冠,品质之优代表着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其次,要了解市场上同类图书的出版情况。在《苏轼全集校注》出版之前,市场上有珠海出版社的《苏轼全集》、中华书局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以及语文出版社的《三苏全书》等。《苏轼全集》只有苏轼作品原文,没有任何创新因素和附加内容。《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只是对苏轼诗、文进行了校勘,虽然附有校记,但缺乏进一步的创新。《三苏全书》是包括苏洵、苏轼、苏辙在内的三人全部著述之总集。该书附有集评,但由于内容创新不足,没有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再次,了解读者对象。由于苏轼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关于苏轼的研究成为近年学术界的热点;同样,由于苏轼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有关苏轼的图书在大众市场也有卖点。所以,策划出版《苏轼全集校注》不仅会获得学术界的认可,也会赢得大众读者的欢迎。复次,要了解作者的情况。《苏轼全集校注》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集体承担的项目,最早由著名学者杨明照先生主持,其后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教授主持,是集三代学人、二十余年之功而完成的一项艰巨而浩大的文化工程,是对苏轼诗、词、文的总结性而又为开创性的集大成之作。主编张志烈,196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史学家庞石帚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1995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并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编马德富,1978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院工作;1983年调入四川大学,现为四川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主编周裕锴,198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93年5月晋升为教授。1994年2月在职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成为中国首位具有教授身份的博士生。1997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可以说,几位主编均是学养深厚的著名学者,他们深厚的学术功底,能够保证书稿的学术质量。

所谓“知己”,首先要了解自己,自己的知识积累能否胜任策划古籍整理图书;古籍整理图书对编辑的文史素养的要求较高,如果自己学养不够,要抓紧补充文史知识。其次,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出版社能否出版古籍整理图书,当年本人供职的河北人民出版社具有出版古籍图书的资质。再次,了解国家的有关政策。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古籍整理图书的出版,为此专门设立了国家古籍出版基金,资助古籍整理图书的出版。

后出必须转精,否则就没有出版的意义。《苏轼全集校注》,与此前出版的同类图书相比,学术贡献颇多,对苏轼的诗、词、文作了“五通”工作,即通收、通校、通注、通编、通评。(一)通收。在中华书局版《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及商务印书馆版《东坡乐府笺注》的基础上,又做了辑佚工作,补充了一些前人未曾发现的苏轼作品。(二)通校。校正了中华版苏轼诗、文与商务版苏词的失校之处,并且校记力求简明,凡底本不误而校本异文有参考价值者出异文校记,凡底本误者则据校本改正后出校记。(三)通注。苏诗、苏词是在旧注基础上另作新注,苏文绝大部分为自作新注。对于前人注释,经过作者的细心考辨,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在作品的作时、作地的考辩上下了不小的功夫,创获颇多。(四)通编。对苏轼绝大多数作品进行了编年,其中有相当多的作品属首次编年,发现颇丰,堪称一部北宋中期的文学编年史和文人交往录。编年时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来国内外苏轼研究学者的成果,以便为读者提供最新、权威的学术信息。(五)通评。评论苏轼作品代不乏人,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己见,莫衷一是,该书在博览前人评析的基础上,对其中见识卓荦、富有代表性者予以采集,对于进一步研究苏轼作品,颇具参考价值。这五个方面的成就奠定了《苏轼全集校注》的集大成地位,凡是搞苏轼研究的几乎人人需要这么一部书,这就使得该书具备了赢得市场的基础。

该书出版前,即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入选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基金资助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燕赵精品工程重点项目、四川大学“九八五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项目、四川大学“二一一工程”中外文学与俗文化重点建设学科项目、《巴蜀全书》精品系列项目、河北出版传媒集团精品工程项目等多项桂冠。该书出版后,更是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不仅如此,该书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该书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基金资助2.5万元,国家出版基金资助80万元,河北出版传媒集团精品出版基金资助20万元,合计102.5万元。出版后一个月,一家文化公司一次买走300套,实洋57万元。该书2010年10月出版,到当年年底,不仅收回全部成本,并且已初步赢利。可以说,该书获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古代文学研究热点范文第5篇

作为一种教学模式,研究型教学是上世纪在西方兴起的。本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界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也大力倡导研究型教学。2005 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高校积极推动研究型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1]。对研究型教学的研究自然也成为高校教研的热点之一。学界对研究型教学的研究性内涵存在广义的、多向度的理解,如归纳为“研究领先的教学、研究取向的教学、研究为本的教学、研究支持的教学”等[2]。但不论侧重点何在,研究型教学都旨在促进学生的自主性、深层次学习,转变传统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的固有角色,在教师的“教与研”和学生的“学与研”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一教学目的如何体认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基础性、人文性属性,决定了其教学目的在于传道,既传天之道(真),亦传人之道(善、美),即将自然、社会、心灵的真、善、美展现和发扬出来,最终达成“立人”的目标。

在教学活动中,笔者力求践行以上理念。为了突出教学的研究性,教师不仅要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具备学术眼光,而且应着力培养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提出问题的意识和能力。问题意识是进行科学研究的起点,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能锻炼人的创造能力。举例而言,笔者在讲授完唐五代的词之后,紧接着讲宋词,为了让学生对两者的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有意将唐五代和宋初几位重要词家的生卒年份排列出来。花间词的代表温庭筠卒于866 年,韦庄卒于910 年,南唐冯延巳卒于960 年,李煜被宋太宗赐死于978 年。而宋代最早的有成就的词人柳永、张先、晏殊和欧阳修四人,则分别生于公元984 年、990 年、991 年和1007 年。如此一排列,果然就有学生看出了问题。他们说,柳永等四人的创作活动显然都要在11 世纪20 年代之后,而此时距离宋代建国已有60 年时间,距李后主去世也将近半个世纪,也就是说,词在这一段时间内几乎是沉寂的。大家原来都以为有了五代词的积累铺垫,宋词马上就会踏上辉煌之旅,但没有想到宋词并未随着宋王朝的建立而立即发达,而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低迷才迈上高峰。几位细心的同学发现了这一问题,便来请教笔者。笔者提示他们可以从宋初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以及词体本身的发展等方面去寻找原因,并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几个学生得出了各自的答案,笔者又鼓励他们写出学习心得。其中一位同学据此写成了《试论宋初词坛沉寂的原因》一文,此文经过充实成为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

显然,如果只是满足于基本知识点的讲解而不具备研究性的目的和眼光,则我们就不会想方设法诱导学生发现问题,学生的学习也就不会具有主动性、探索性,所得也就很有限了。

如果说研究性的教学目的要求培养学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那么人文性的教学目的则侧重于提高学生感受、领悟和处理人情的共情能力。前者的核心在于“理”,在于锻炼受教者求真求实的智商;后者的核心在于“情”,在于提升受教者求善求美的情商,二者不可偏废。对研究型教学而言,后者尤为重要,因为研究型教学主要培养有探索能力和全局性能力的人,因此人文素质和能力重于知识[3]。为此,首先要求教师本身具有较丰富的历史、社会知识和人生阅历,具有较高的情感感受和传达能力,具有美善相兼的文化心理。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先入乎其内地被作品所感动所牵引,然后再出乎其外地将学生感染、将学生诱发起来,在教师———作品———学生的三维关系中起到良好的介质作用。

二教学内容如何确定

教学内容即教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的问题,一方面有培养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规定,一方面也受制于其他因素和条件,诸如学生基础之厚薄、授课时数之多寡、教师对内容之生疏与熟稔,等等。目前,研究型教学还不能也不必覆盖课程的全部内容,我们大致选取了30%的内容进行研究型教学尝试。这30%的教学内容之确定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价值的大小,二是教师和学生研究能力的高下。前者考虑的是客观必要性,后者照顾的是主观可行性。

以研究价值而言。中国古代文学经历了3000 余年的发展,积累了十分厚重的文化遗产,从理论上、从传承传统的角度来看,它们都具有研究的价值。研究型教学就是要从这些内容中选取适合学生自主研讨的部分来进行教学实践。

我们在选取教学内容时兼顾了研究对象的纯粹学理价值和现实情理价值两个层面。比如,汉末五言诗《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至今未有定论,如果通过考证能够确定其作者,当然是一个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突破。但其意义主要是学理上的,对本科学子而言,这一命题并不切近于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难以引发参与热情。又如,元末明初南戏的代表作品《琵琶记》,曾被晚明思想家李贽批评为“画工”,虽也不乏生动形象之意,但终究不如《西厢记》《拜月亭》这样的“化工”之作自然天成,尤其是情节上“三不从”的构思,颇受后人诟病。但在教学中,我们考虑到这一情节很能凸显传统道德系统的裂痕,对当今道德文化建设也很具有参考意义,所以将之作为研究选题让学生自由探讨。大家果然各抒己见,形成了争论,深化了相关认识,教学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一个好的研究论题能够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又循此旁涉到其他知识点、思考点、情感点,由点及面,学生思考和体会的深度与广度因之拓展开来。

以研究能力的高下而言。首先是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学术眼光。笔者在教学中的体会是,一方面要结合自己的学术专长选择合适的研究论题进行教学,以保证教学的学术性,此即以科研促进教学。另一方面也可以甚至应该拓展自己的学术领域,在教学中与学生一道探讨更广泛的学术问题,甚至可以将教学中的研究成果融入到自己的学术思考和写作中去,此即以教学促进科研。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可以相互触发思想的火花,彼此问难,教师就不仅仅是“教”,也是在“学”了。三教学过程与方式如何创新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4]。总之,传统教学方式是以课堂教学为核心的,课堂之外的教学活动时间既少,效果亦微。研究型教学在方法上要实现对以上局限性的突破。

从纵向的教学过程来看。研究型教学要打破传统的以课堂讲授为主导、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充分尝试建立以课外研讨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以保证研究性、人文性教学目的的实现。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试图将教学过程梳理为五个环节,特拟表1 以示。

很明显,五个环节按照:课外课堂课外课堂课外的顺序逐次开展教学活动。其中,课堂教学在整个教学时间上所占比重并不大,且其作用仅限于教师对课题的导入、必要的背景知识精讲以及最终研究成果的展示。事实上,研究型学习的主体即文献阅读、逻辑思考和成果写作等均需学生在课外进行。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基础性研究,其主要活动就是阅读文献、思考问题和写作文字,这些活动怎么可能在极为有限的课堂中完成?而且“所有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的具体事件,有4/5 发生在课堂外”。所以,我们认为课堂交流主要是一个成果展示的平台,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课外研讨才是研究型教学的主要部分,是水面下的冰山之根。

与此相应,教学主体也应由教师转换成为学生。在课前准备环节中,学生要根据学习范围精读相关作品和文献,获得初步的感性认识。在自主学习和小组研讨环节中,学生要泛览教师提供的

参考文献,搜集相关研究成果,思考论题,在师生、学生之间相互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研究报告。在课堂展示环节,小组代表以ppt 演示的形式向全班同学汇报本组研讨的成果,教师和其他同学可以随时提出辩难。在课后拓展环节,有深入研究兴趣的同学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继续探讨相关问题直至写出专业论文。

从横向的教学方式来看。课前准备主要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训练较好的文字感受能力。不同于一般的预习,它要求教师提出较为明确的研究范围,学生不仅需要熟悉教材,更重要的是要精读一定的文本,获得初步的感性体验,教师则以不定时交谈和翻看读书笔记的方式加以督促。

自主学习和小组研讨是研究型教学的关键,经过此前的阅读和导学,学生们对研讨内容有了基本了解,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进入具体的研究状态。如在一次教学实践中,笔者在系统讲述了唐五代及北宋词史的基础上,确定以“苏轼的词风”为题让学生研讨。先布置大家细读了苏轼的所有词作,然后将全班50 名同学自由组合为3 个小组,分别研讨“苏轼词风的表现”“苏词对前代词人的沿革”“对苏词的评价”等3 个分论题。同学们进行了小组分工,有的查找资料,有的负责筛选,有的拟定提纲,有的制作ppt,有的执笔撰写研究报告。大家有分有合,每组先后组织了两次集体讨论。最后写出的研究报告,笔者则逐一批改。经过一番钻研,多数同学的头脑都动了起来,对论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有一个小组谈苏轼词风的表现时,还能结合苏轼的生平经历来分析其词风的变化,比较难得。课堂展示也是研究型教学在方式上的一种创新。每组选出一位同学在课堂上以ppt 演示文稿的形式汇报小组研讨的成果,其他同学可以就相关问题提出看法,进行交流,教师则适时加以点评。这样的做法既能看到学生们集体研究的结晶,也能锻炼一定的师范技能如ppt 课件制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现场控制能力等。实际上,3 个小组的ppt 文稿制作得都很不错,陈述者能清晰流利地表达看法,其他同学也多能参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探讨“对苏词的评价”问题时,班上同学还各执一词,形成了争论,现场气氛热烈。大家都反映,经过成果的现场展示,对问题的认识更为清楚和深入了。

四教学效果如何体现

教学效果即教得如何的问题,是对本文第一个方面———教学目的的回应。研究型教学的效果可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在教学过程中某个环节所取得的具体效果,二是整个教学所实现的整体效应。教学效果的表现形式也不应拘于一律,或是物化的文字成果,或是无形的心理跃迁。笔者从教学实践中总结了阅读、表达、思维等三个衡量指标。

1 阅读效果

当下的年轻人其实并不缺乏阅读,从各种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体上他们接触了大量信息,但那些文字、图像和声音多数缺乏深度,有些则完全是信息垃圾。阅读方式的碎片化不利于深入的思考,反而助长着浮躁的风气。一些本科学生除教材之外极少专业阅读,导致在毕业论文选题时捉襟见肘,让论文指导教师很是为难,相信有过毕业论文指导经历的高校教师对此都深有同感。

有鉴于此,在课前准备和自主学习阶段,我们要求学生对专业书籍进行深入阅读,旨在开阔其眼界,沉潜其心境,培养良好的感受力。人文学科的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首先即要求研究者对文字具备敏锐的感受能力。文字塑造形象,文字蕴含情感,文字传达道理,对文字的敏锐感受即是对形象、情感和道理的敏锐感悟,而论题的提出也需在大量的、精细的专业阅读中才能实现。如在进行“北宋婉约词”的研究型教学中,学生较全面地细读了柳永、晏殊、欧阳修、秦观、晏几道等几位北宋重要词家的作品,便对北宋词的基本风貌有了具体感知,对词体的特点获得一些体认,为更深入地研讨打下良好基础。当然,为保障阅读效果,教师需多花精力指导、督促,有条件的话最好定期开展读书会之类的活动。比之一般教学,教师的付出会更多,而学生之阅读实效也会更好。

2 表达效果

文学不外乎对事、情、理的书写,如果说文学的阅读是对这些要素入乎其内的感受,那么文学的研究则是对这些要素出乎其外的表达。因此,包括口头和文字两种形式的表达能力的培养,当然是研究型教学的要求和教学效果的体现。笔者的要求是,对事的表达要具体、完整,对情的表达要有感染力,对理的表达要有说服力。

在小组研讨中,师生间、学生间的交流切磋有助于相互激发表达的欲望,理清表达的思路,选择表达的方式。为了检查小组研讨的实际情况,笔者有时会参加学生的集体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一般不轻易发言,而将话语权充分交给学生。笔者发现,一些平素较为内向寡言的学生也慢慢开始想说话、有话说并且说得不错起来,在此基础上,笔者鼓励大家将心得写成文字。一开始,也许并不熟练和规范,也较少创意,但总算是他们自己的想法,较之在网上复制抄袭而上交的那些“作业”要有价值得多。经过多次打磨,每个小组的研究报告基本上能够做到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有些甚至言之有文(采),文字表达能力大有提高。

3 思维效果

应该说,研究型教学对学生最根本的训练是思维的训练,这一训练及其效果也见之于教学的所有环节和细节当中。比如,阅读中的感受力,侧重于形象思维;表达中的说服力,侧重于抽象思维;对某些问题的较为深彻的领悟,则往往依赖于直觉思维的作用。但是要追问的是,通过整个教学活动,我们希望受教育者达到一种怎样的思想状态?对此问题的回答,当然因学科、课程之不同而有异。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这样的人文性基础课程而言,我们认为,应该让学习者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养成一种情感认同与理性思辨相结合的文化心理。

笔者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发现,有些同学对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非常热爱,但菁芜不择,茫无入处,可谓有心而无力;也有些同学虽然思聪意敏,资质尚佳,但盲目跟风,灵魂无根,可谓有力而无心。因此笔者认为,在古代文学的研究型教学中,要让青年学子对于所学内容产生“爱”和“懂”的心理效果。爱就是情感认同,即对于传统文化的崇敬心、自信心、担当心;懂就是理性思辨,即对于传统文化的辨别力、分析力、运用力。由爱而懂,因懂而爱,两者互为因果,共同建构起当代青年面对传统文化时的基本思维特质。笔者认为,研究型教学(也包括一般教学)要达到的这一思维效果相当重要,因为现在95 后的一代大学生,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生力军,他们的文化认同、文化姿态将决定中国梦的色彩。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汇路口何去何从?他们应该有心,也应该有力。

当然,从较现实的方面看,研究型教学的直接效益是对于学生学位论文写作和考研考学的积极推助。几轮教学实践下来,一些同学跟我反映,毕业论文的选题一下子明朗了,犹豫不决的考研方向一下子决定了。而作为他们的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因为在平时的教学中便已有过不少交流,因而在论文指导过程中就感觉省力不少,论文写作质量也明显提高了。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R].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734/200507/8296.html.

[2]汪霞.大学研究型教学中的“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2007(11):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