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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诗文;古代文化常识;继承;梳理;文化素养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07-0063-01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了解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传统文化积累。2015年全国新课标Ⅰ涉及“登进士第”“兵部”“庙号”“太子”等关于古代科举、职官、姓名等方面内容,是符合新课程标准精神与要求的一次变化。在教学中通过教师的引导与归纳,激发趣味性,进而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传统文化的积累,在大数据时代显得意义重大。
通过研究,对人教版必修教材古代诗文部分进行归纳,形成相对完整的古代文化常识。归纳时,一是结合注释,在简单的解释中挖掘丰富的内容,二是在一定时期进行整体分类,三是在文本叙述的过程中,于无疑处生疑,四是尽量进行追根溯源的丰富,厘清本源,激发兴趣,在有趣中积累,而非死记硬背,同时也要把握好深究与拓展的度,不可本末倒置。
《沁园春・长沙》中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其间的“万户侯”注释为:食邑万户的侯爵。在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侯爵”地位很高,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的特权。“万户”是说所食户数是一万户。在古代地广人稀、人口数相对今日较少的情况下,可以想见“万户侯”的优越地位与显赫权势。而词人却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把极高的权势地位视为粪土一般,表现出词人和战友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关于官职,在古代散文中出现频率较高。如果简单告知学生是一个官职,就如同向大海投掷一枚石子,不会泛起任何的涟漪。了解官职的职属,对于学生把握作品中人物行事用语、经历乃至人物形象和精神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史记》在文末有“太史公曰”,这里的“太史公”指的是司马迁,司马迁继其父“太史令”,掌天文图书等,古代主天官皆尚公,所以称司马迁为“太史公”。《张衡传》中有“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的句子,这里的“太史令”,学生可能望文生义,理解为和历史有关的官职,实则就是掌管天文、稽定历法的官。张衡在此职位上所为就可以理解了:“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
再如《烛之武退秦师》中的“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其中的“行李”注释为:出使的人。在备课过程中,要有于无疑处生疑的精神。“行李”和“出使的人”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问题,虽然对于理解文本可能不是一个障碍,但是,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研究,培养质疑探究精神。
再比如,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古代社会,大到国家政治活动,小到家庭生活、人们的交往,都要在“礼”的约束和指导下进行。礼仪的制度化,使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伦理道德色彩。《周礼》把礼仪分为五类,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任何一种文化的存在,都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从礼法角度来看,有一些是等级制度下的贵贱尊卑的体现,让学生加以了解,对文本阅读不造成障碍即可。比如,古人出使礼节讲究繁复,有信物:《苏武传》“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持节”之“节”:旄节,以竹为竿,上缀以牦牛尾,是使者所持的信物;有礼物:《荆轲刺秦王》“持千金之资币物”,指的是钱财礼物;有仪式:《廉颇蔺相如列传》“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之“斋戒”,说的是古人在祭祀或行大礼前,洁身清心,以示虔诚。这些礼节,或表明苏武始终如一的爱国忠贞情怀,或表明荆轲在完成使命时的聪明智慧,或表明蔺相如在秦廷之上为不辱使命而表现出的沉着镇定。小小礼节,彰显人物性格,这是不可小觑的。教者可以进行整合,在学生的头脑中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古人出使礼节系统,体会人物形象时,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而有些礼节,教师要密切联系当下生活,对学生进行最基本的礼仪教化,实现语文的德育熏陶功能。如《滕王阁序》中的“他日趋庭,叨陪鲤对”,这里的“趋”就是走过君长面前时小步快走,是对长者尊者表示敬意。在古代有“成丁礼”,近似今天的成年礼,程序相对是复杂的:由父亲在宗庙主持仪式。要选定日期、参加仪式的来宾,行礼时加冠三次,分别表示有治人权、服兵役、参加祭祀权等。繁复的礼节其实表明成人之后所具有的权利,当然还有义务、责任的担当。从这个角度说,“成丁礼”是极具教育意义的一种形式,对于青少年而言,成就人生关键在于责任和担当意识的形成。涉及此类古代文化常识,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包括天文地理、礼仪习俗、衣食住行、姓氏称谓方方面面,虽庞大却有序有趣。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梳理探究,应该可以体现趣味性、科学性、系统性的。对于古代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意义在于思考当今的价值。就是说让所谓久远的、似乎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当今寻找到它的影子,挖掘出当展前进的根。基于此的文化学习,才是最具意义的学习。
参考文献:
关键词:古代汉语 教学 激趣
古代汉语教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和语言工具课,更是文学院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对更好地阅读古代文献和相关专业学习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理论在西方逐渐盛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人们的认识不单纯是外部刺激的产物,而是外部刺激与内部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内部心理过程是指认知主体的兴趣、爱好、态度、需要以及主体原有的认知结构[1]。利用构建主义理论,能够有效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古文的兴趣,更好达到古代汉语教学目标,下面笔者分三部分谈谈对古代汉语教学的思考。
一、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现状
“古代汉语”是一门语言工具课,它始终面临着内容多、课时少、学生不爱学、不易学的问题。近几十年来,许多工作在教学一线的教师对这一问题都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思考,这些思考有从古代汉语的教学目的、教学理念方面探讨的,如王洪涌的《古代汉语课程教学目的改革探讨》(《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肖瑜的《创新型古代汉语课教学刍议》(《广西大学学报》2007.2);有从教材建设方面探讨的,例如柳士镇的《古代汉语教学与教材琐谈》(《中国大学教学》2003.6);有从教学内容方面探讨的,如李先华的《高师古代汉语教学内容改革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2.5);也有从教学方法方面探讨的,如季云起的《高校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优势及其应用对策》(《中国成人教育》2007.13),张振羽、谢序华的《古代汉语教改的关键在激趣》(《凯里学院学报》2007.2);更有各方面综合探讨的,例如薄守生、赖慧玲的《古代汉语教学的困惑与思考》(《中国大学教学》2007.7)。总的来说,前人的研究对我们古代汉语的教学有着很好的帮助。
但是,新时代下,随着新的教学理念出现、现代教育技术普遍运用,我们在激趣教学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高校学生依然普遍对古代汉语有着畏难情绪、恐惧态度及回避的意识,这种情况对我们教学目标的实现极其不利。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有必要对古代汉语“激趣教学”进行研究,从而化解学生畏难情绪,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古代汉语的兴趣,进一步解决“内容多、课时少”的矛盾,达到古代汉语的教学目的。
二、古代汉语激趣教学方法
古代汉语“激趣教学”关键是在教学过程中激起学生对古代文献的兴趣,进而能够克服语言上的困难,主动进行学习,弥补课时不足的缺陷,体味和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使古文活起来
要想使古文活起来,首先就要求教师提高自己的古文素养,使语料烂熟于心,拈之即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降低学生的畏难心理,从而激发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
古代汉语课时一缩再缩,文选列的虽多,奈何学生没有时间和兴趣课后自学,如果对古汉语不感兴趣,就更不用说希望他们能自觉扩大阅读了。那么古代汉语教材和课堂上经常会使用的古文例句,大多成为孤立的,是学生所陌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课堂上只是一个一个的例句举出来,学生不能理解句子的语境,干巴巴的文言文,听起来毫无趣味,就无法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补充例句的语境,增强例句的趣味性,使一句句古话活起来,使一个个古人动起来。
例如,讲到古代汉语常见的修辞方式之引用时,有一个例句:“故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首先,我们以学生熟悉的成语“一诺千金”引起学生对此谚语的兴趣,知道此句谚语就是后来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学生产生一定的兴趣之后,我们可以利用《史记·季布列传》给大家补充大将季布的相关故事,引发学生对季布的兴趣,进而引起他们翻阅《史记》的兴趣。
讲古书注解,介绍重要学者时,可以补充一些相关的史料使学生对其有一个更形象、鲜明、直观的认识。例如介绍马融时,可结合《后汉书·马融传》进行补充介绍:马融是东汉著名经学家,活了八十八岁,貌美才俊,学生数千,东汉著名学者卢植、郑玄都是他的学生,马融此人性格高傲、热情放达,史书传云:“行动浪漫,善鼓琴吹笛,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人入其室者。”这样,通过补充,话语不多,马融其人已跃然浮现在我们面前,学生对其兴趣倍增。此外,还可以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去看一些史书,了解一些历史人物,诸如卢植、郑玄等,增加他们对古文的兴趣,从而增强古代汉语的趣味性。
(2)使古物动起来
在新的教学手段帮助下,古代相关的文物都可以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学生眼前,更具直观性。因此,善用现代教育技术,利用相关图片、音频、视频资料,跨越三千年的时间长河,可使古代的文字、器物、服饰、古籍文献、人物、历史事件等重活于今,使学生消除时空上的距离感,寓教于乐,使学生乐于学习。
汉字的形体结构、汉字的发展演变、古代的用字这些理论方面的内容可以借助多媒体使古老的汉字形体活生生地动在学生眼前,《左传》、《论语》、《史记》等文选的学习,我们也可以充分的利用多媒体。
例如,讲解《左传·鞌之战》等文选时,我们可以借用视频把古代的车战呈现在课堂上,可以把古代的战车通过多媒体直观地放在学生眼前,从而使学生对相关的常识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讲解《论语》时,我们可以适时播放上海电视大学鲍鹏山教授在《百家讲坛》栏目的相关视频,生动有趣地把孔圣人和他的弟子们的活动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学生们的面前,如此以来,毫无疑问学生对《论语》相关篇目的理解会更深,想必也更有兴趣进行相关的拓展阅读。
(3)使古今连起来
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是一脉相承的,教学中需以今比古,善用方言解决相关语言现象,善用古代汉语知识解决现代社会各种新的语言现象,古今一体,从而减少古代语言的晦涩感,使古代语言形象化。
《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这样一句:“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觳觫”一词,王力教材相关注释为“恐惧的样子。”[2]郭锡良教材相关注释为:“叠韻联绵词,恐惧的样子。”[3]“觳觫”一词在《孟子》中首次出现之后,后世诗文中亦常出现,有的成为牛的代称,例如《池北偶谈》卷十一:“时见牧人蓑笠,御觳觫,归村落间。”有的则保留了形容词的用法,例如《蟹略》卷一:“亦不见蟹躁扰,亦不见牛觳觫,此亦是蟹箴。”后来所指范围扩大,不仅用于牛,也可以指驴,《耕学斋诗集》:“石磴牵确驴觳觫……”,还可以指人,《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六:“今见出关觳觫之状,视关内如……”对“觳觫”一词,《汉语方言大词典》 亦有释义:“【觳觫】面容憔悴。闽语。广东潮州、汕头。翁辉东。”还有一些相关的词,比如“觳觳掉”、“觳觳掣”、“觳觳颤”等:“【觳觳掉】发抖;哆嗦。闽语。福建厦门。【觳觳掣】闽语。福建厦门。1、形容因害怕而微微发抖的样子。2、形容小心谨慎的样子。【觳觳颤】战抖。闽语。福建厦门。”[4]《汉语方言大词典》所记由“觳”组成的词条,均是闽方言,或作动词,或为形容词。在文选教学中,讲到这个词时,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和现代方言结合起来,引导学生通过方言去思考古代的一些词语。就笔者来说,“觳觫”一词绝对不仅保留在闽语之中,河南方言中亦有体现,不过它的读音在方言中稍有变化,河南方言中的【和萨】一词正是形容人或动物因恐惧、寒冷等而颤抖的样子。
教学中以今比古,古今连为一体,想必会消除古语的晦涩感,增强古语的形象性。
(4)把古字用起来
教学中,笔者发现,大多学生古文基础较薄弱,即使是对古文有兴趣的同学,对教材中经常出现的繁体字,也往往不知是何字,更不用说古文中其它异体字、假借字、古今字的辨识了,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们对古代汉语产生畏难心理的一个原因。因此,“激趣教学”除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之外,还必须帮助学生解决基础薄弱的问题,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古字用起来。
结合教学内容和教学实际,适当设置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主动研读古代典籍,适时举行有关古文识别及书写的各类小竞赛,引导学生使用古文创作,使学生学以致用,增强代入感,消除他们古代汉语“学而无用”的认识。例如讲解“六书”理论时,可以使用多媒体把洛阳最大公园隋唐遗址公园石头上所刻篆书显示出来,以此增强学生的代入感,引起学生学习、研究的兴趣。
总之,激发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兴趣,需从多方面着手,彻底解决学生的畏难心理,使之较好地掌握相关知识,并在以后的人生中阅读更多的古代文献,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培养良好的人文素养。
三、结语
古代汉语作为大多数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对外汉语专业、播音与主持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为培养和提高古籍的阅读能力而开设的,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能够阅读一般的旧版古籍,从而吸收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此课程内容多,既有文言文阅读,也有文化常识学习,还有大量基础理论知识,教学任务繁重;此课程学习内容以先秦语言为主,年代久远增加了学生理解上的很大难度,而现代社会经济价值取向也使学生对“古文”越来越漠视;另外,随着高校的课程改革进程,各专业基础课都在大量压缩课时,古代汉语课更是由原来的周四学时逐步缩减到现在的周二学时,在这种条件下,必须在课时内最大程度地培养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兴趣,使学生不再“怕”学古代汉语,而是“喜”学古代汉语,才能达到古代汉语的教学目标。
“使古文活起来、使古物动起来、使古今连起来、把古字用起来”是我们在激趣教学方面进行的一些尝试,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能使古代汉语教学更易于进行,从而更好的达到我们的教学目标。
注释:
[1]何克抗:《从Blending Leaning看教育技术理论新发展》,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第37~48页。
[2]王力:《古代汉语》,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90页。
[3]郭锡良:《古代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632页。
[4]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314页。
参考文献:
[1]何克抗.从Blending Leaning看教育技术理论新发展[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9):37~48.
[2]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Z].北京:中华书局,1999:7314.
[3]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0:290.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现状及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作为传统性较强的一门古老学科,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一直秉持着自己的传统。强调学术性、传承性和知识性。这种教学模式当然不会错,中国漫长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传承,使得众多研究者极度重视考据、义理、辞章的方法论体系,大文化背景的时代色彩使得传统的教学模式根深蒂固。我们的时代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时代,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过于强调理论的体系化,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即复合型人才。因而,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呼之欲出,它或许是这个学科教学改革的破冰之举。
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的根本特征就是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学习过程变被动为主动,调动学生感性与理性的双重视角,全方位地培养其创新性和应用性。需要注意的是,强调实践教学的同时,我们要注重对学生基本知识、基本素养的培养。如果没有基本的文学史常识,没有对基本作家、作品的理解,实践教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模式刍议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模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构。其一,学时设置上,实践学时和讲授学时要进行有机整合,既要有一定的区分度,也要强调二者的可溶性。就前者而言,实践教学与课堂上的讲授教学有本质的区别。作为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涉及到众多的作家、作品,其没有讲授学时是不可能的。实践学时只能是讲授学时的有益而必要的补充。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实践教学与讲授教学二者在本质上并不矛盾,实践的过程也需要教师必要的指导,讲授的过程,也是实践的另一种模式。二者的融合,能够加强彼此所强化的领域,对学生的理论与实际操作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其二,要探索有意义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教学方法。目前,工作在第一线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对实践教学的方法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并有了较成熟的案例,诸如古体诗词的写作、古籍文献的整理、经典叙事文学的排演、古诗文的诵读与传唱等。任何成熟的教学模式,都需要有相应可行的教学方法作为支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方法是统摄整个教学改革的灵魂。从教学实践中得来,应用到实践教学终曲,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方法得以成熟的唯一选择。
其三,重视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之间关系的协调。理论上的宏观建构,或许不能保证微观与宏观的完全一致性。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教学模式,如果微观教学现实与建立的宏观模块不能完全一致的话,会导致一系列因素的随之变化。没有基本固化因素的存在,教学模式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协调教学过程中宏观与微观的诸多因素,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所要注意的问题之一。
三、个性化考查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模式的建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课堂上的闭卷考试或者开卷考查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基本要求。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对课程考查的改革,理应得到一定的重视。所谓的个性化考查,指在课堂的常规教学和实践之后,根据具体作家、作品或文学史现象,创造性地针对某一可操作性题目,进行考查问题的建构,问题要具有新鲜性和趣味性,其答案一定是开放性的,从学生的作答中,可以看出,其对专业的理解,以及对专业延伸部分的操作能力。
【关键词】字词教学;客家方言;成语;汉语语法
新课程标准已经颁布几年了,人们已经认识到文言文教学要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也认识到了文言文课堂气氛枯燥、逐字逐句串讲方式板滞等弊端。但传承文化,首先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抓好字词句,依然是文言文教学的重要目标。
我们可以把文言文与方言、成语、现代汉语联系起来讲[1],充分运用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能够为我们的“言”教增添活力与色彩,实现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一、利用客家方言
汉语方言都具有存古性质,客家方言延续千年,更是被誉为中国古汉语“活化石”[2]。很多文言词都能在客家话里找到对应的词。客家人用“拗”称“折断”,用“落”称“下”,“下雨”叫“落水”,非常形象朴素。用“遮”称“雨伞”,用“面”称“脸”;我们学校的学生食堂题名为“膳堂”,文言味很足;用“鸡髀”称“鸡腿”,其中的“髀”就保存了古义“大腿”意思,例如:《淮南子?人间训》中“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
另如一些名、动词的转换,在现代汉语中往往已经消失的用法,在客家方言里却仍然完好地保存着。如“吃饭”客家人仍用名词“食”表示,保留了“食”的动作义;将“早上”称为“朝”,“白天”称为“昼”,“吃早饭”就被称为“食朝”,“吃中饭”称为“食昼”。 “食”“朝”“昼”都是古汉语词。
如果能够将方言资源运用到文言文的教学中去,让文言文在日常口语中“复活”,会大大拉近文言文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获得一种亲近感。
二、联系汉语语法
现代汉语对古代汉语的继承性,最为明显地体现在语法和成语中。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汉语的词序的固定是汉语语法稳定性的最突出的一种表现。主语在谓语前面,修饰语在被修饰语前面,数千年如一日。[3]”具备现代汉语词性、语序等相关语法知识,才能对文言文中的词类活用、特殊句式形成一个系统、理性的认识,从而能举一反三,豁然开朗。
如:《荀子?劝学》:“假舟楫者,非能水也。”“水”本是名词,用在能愿词后面。按照汉语的一般规则,能愿词的后面,一般接动词,所以,“水”要活用为动词,是“游泳”的意思。
对照现代汉语语法规则,不难对词类活用进行有效的判断。但由于初中语文课堂淡化语法教学,高一学生在学习文言文时,往往无法透彻理解主谓倒装、宾语前置、定语后置、状语后置等文言特殊句式,有些甚至分不清词性。笔者认为针对高一学生补充一些现代汉语语法知识是有必要的,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1)补充现代汉语中词性知识和单句的语法知识,学会划分句子成分,便于学生理解文言文特殊的语言现象。(2)联系现代汉语中的倒装句式,进行能力迁移,加深学生对文言倒装句式的理解。
三、联系成语
成语古已有之,千年不变,保留了文言字词句法等多项知识,是探寻文言文和丰厚文化的一条重要线索。我们可以利用成语说解字词,还可以从成语中挖掘文化典故,领会古代文化,做到“言”“文”融合[4]。
1、结合成语,学习文言词语
(1)词类活用。 例如,“狼吞虎咽”中的“狼”和“虎”,解释为:“像狼一样,像虎一样”,属于名词活用为状语的典型例证;同类的诸如“ 星罗棋布”“车载斗量”“烟消云散”“玉洁冰清”等等。又如:“鱼肉百姓”中“鱼肉”在成语中理解为“把……当成鱼肉”,属于名词的意动用法。“不远千里”中的“远”,意为“以……为远”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不耻下问”“厚古薄今”中的“耻”“厚”“薄”也是如此。
(2)虚词用法。 如“引以为戒”中“以为”是“以(之)为”的省略,“把……当作”。而“以强凌弱”中的“以”字,则表示“凭借”的意思。再如“一蹴而就”中的“而”,作为连词,表示承接关系;“侧目而视”中的“而”则表修饰关系。又如“异乎寻常”中的“乎”,让我们学到“乎”用于形容词后,相当于“于”,表示“比”之意的用法。
(3)借成语推断新语境下的文言词义。 阅读文言文时,形成阅读障碍的常用字往往是由古至今都在使用的词语,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今义揣度古义。实际上很多古今异义词的古义在成语中都能找到印证。
很多成语都具备互文见义的特征,掌握一定的成语,能熟练运用互文见义的原则理解记忆成语,对于积累文言实词、学习文言文以及做题都有很巧妙的作用。
2、结合成语,学习文言句式
成语也保留了文言句式。例如“草木皆兵”“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表判断。“无济于事”的现代汉语语序为“于事无济”,是一个介词结构后置句。“见弃于人”就是一个用“见”表被动的成语,“为我所用”是用典型的“为…所…”结构表被动。“何患无辞”这个成语就照应了“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的文言句式规律。
3、结合成语,学习古代文化常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成语根植于古代汉语,大量的成语都蕴含了典故,或者直接关联到古代文化常识[5]。
《鸿门宴》中,司马迁详细地记述了宴席上各人的落座方位:“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一一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我们可启发学生思考这其中写作目的。联系“追亡逐北”“败北”,让学生体会古人以东方、南方为尊,西方、北方为卑的传统心理,由此感受到宴会上人物之间微妙又紧张的关系。
四、利用文言文知识的生成性特征教学
教学文言字词,还可以通过追本溯源,寻求本义,挖掘文言文知识的生成性特征,弄清某个词的演绎过程,来提高教学有效性和趣味性。
例如《师说》中“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中的“不齿”,课本注释为“不屑一顾,意思是看不起”。但这个意思是怎么来的呢?如果只要学生记住这个意思,估计并不深刻。如果教师加以说明:古人对牙与齿有所区别:牙指两颗犬齿及排列在它俩之间的“切齿”,犬齿和切齿与人类的语言能力密切相关,如果缺少了其中一颗,说话就会漏风,发音就会不标准。所以,“牙牙学语”不能改说成“齿齿学语”。“齿”本指排列在嘴后部的那些与咀嚼有关的牙齿。因为排列整齐,所以“齿”引申为“同列”“并列”。“不齿”,就是不屑与之同列,表示对其鄙视之意。
五、小结
文言文字词教学过程中,如果将看似枯燥乏味、零碎的文言字词放到古代文化的大背景中,借方言、成语拉近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化繁为简,以今知古,破除翻译、死记硬背的机械模式,会让字词变得鲜活起来,激发起学生学习兴趣,赋予文言基础知识教学课堂以巨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丁国荣.中学文言文教学应“言”“文”并重[J].2009届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1-25.
[2] 陈仁龙.文言词语释义教学的有效性探讨[J].语文月刊,2011(11)41.
[3] 王力.汉语史稿[M].中华书局,1980.
关键词:蒙学 教材 启示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材,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周秦至汉唐时期,蒙学教材多为综合性读物,以识字为主,同时进行品德教育,并包含各方面知识。《史籀篇》、《仓颉篇》(李斯)、《历篇》(赵高)、《博学篇》(胡毋敬)、《仓颉篇》(闾里书师)、《凡将篇》(司马相如)、《训纂篇》(扬雄)、《滂喜篇》(贾鲂)、《劝学篇》(蔡邕)等,都以识字为主,并讲求书写的训正意义与审美功能;魏晋南北朝时期,多种蒙学教材相与争发,束皙作《发蒙记》,顾恺之作《启蒙记》,周兴嗣作《千字文》,此外,还有《杂字指》、《俗语难字》、《杂字要》等。到了唐代的蒙学教材出了沿袭旧用,也产生了一些新抄重编的教材,有抄写名言谚语的,以《太公家训》为代表;有将典故编成韵语的,如《兔园策》和《蒙求》;有供学童讽诵的当代诗歌选本的,如《文场秀句》;有供学童临时查阅的字书和常识问答的,如《杂抄》和《俗务要名林》;还有专供蒙童用的习字教材的,其特点是:所有的字都是笔画少的常用字,编成语句,好记易写。这些也都吻合儿童发展时期的智能特征和学习效能特征,注重学习的趣味性和生活的经验性,使学习与儿童智能的发展、生活经验的积累紧密结合。
二是宋至清中叶,蒙学教材由综合性读物向分类专写的方向发展,在以识字为主的基础上,注意伦理道德教育。蒙学教材中出现了大量的生活日用常识知识,识字教材更加适合汉字的特点,多数蒙学教材采用韵语体裁和对偶句式,内容上更加注意适应儿童的各种官能能力的发展和美育要求。宋代以后的蒙学教材大体可分五类,内容各有侧重。一为综合性蒙学教材,以“三、百、千”最为盛行;二为伦理道德教育类蒙学教材,以《性理字训》、《小儿语》、《续小儿语》、《名贤集》、《增广昔时贤文》等为代表。三为历史知识类蒙学教材,有《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小学》、《童训》、《少仪外传》等。四为诗歌蒙学教材,有《训蒙诗》、《小学诗礼》、《童蒙须知韵语》等,尤其是《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流传最广。五为成典故事、名物制度常识类蒙学教材,有《名物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此外,还有专为女子编写的蒙学读物,如《女小儿语》、《闺训千字文》、《改良女儿经》、《女四书》包括《女诚》、《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等,多灌输“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也包括部分女子日常生活常识的内容。这些教材注重了儿童发展的各个层面,但每一种教材的编写中,都强烈地体现着审美追求和美育功能。而女子蒙学读物的出现和流行,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约束力已经逐渐增强,但性别教育的出现,也无疑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教育现象。其中不乏糟粕,但立足当今社会,以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其中诸多教导,也能发现性别教育的缺位。
三是清中叶民国初年,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原有蒙学教材已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才有扩充蒙学教材的出现,除了改编和续编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外,还有《三千字文》、《万字文》、《千家姓》等。另外,面对新式学堂所编教科书未能吸收和继承传统蒙学教材的优秀遗产现象,当时政府和许多文人都在尝试改革传统蒙学教材,使其在内容上、编排上更具有科学性。
从以上这些蒙学教材来看,在其漫长沿革发展与实践检验中,有一些优良而共通的教材编写思想逐渐稳定下来,并逐渐成为一种风尚。总的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具性目标的界定清晰,但不会偏执于工具性目标,而且始终是在美育中实现工具性目标;人文性目标丰富而内容广泛,但始终立足于儿童的发展需要和智能水平来实现教材编写的阶段性和连贯性。
中国古人极重视蒙学教育,但并不会急于求成地使儿童超负荷完成智能目标,或以理性工具化的标准来评定儿童的发展水平,情操教育、意志教育、品质教育、德行教育等与知识性教育并不剥离,也不会将工具性目标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教学目标,更不会以牺牲儿童在情感、意志、品质、德行和兴趣的培养来完成知识目标。即使识字教育,也并不拘泥于认知或组词本身,而是深入到文字内部和精优的语言使用现象中去,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而灵活的知性发展链条,使对文字的认知回归于精良的语言生产中去,而语言所依托的人文目标,又是文字教育的首要目的。
当今的语文教育中,仍然存在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并且在儿童的启蒙教育中,过度追求知识目标,导致对人文性内容疏离或偏失,又使各个年龄阶段的心智发展适应不了儿童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实际能力,导致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整体目标和个体目标、形式目标和内容目标等之间构建不起平衡而协调的内在关系。而中国古代蒙学教材也值得我们从中反思当今的教育现状,并在蒙学教材的研究中寻找到适合儿童、青少年发展的教学启示和教材编写启示。
(二)遵循汉语言文化的内在规律,使学习既实现身体愉悦和心灵浸润,也使儿童在语言文字的基本功上做足功夫。
中国古代蒙学教材,多采用韵语及对偶句式,读来琅琅上口。流传最广的“三、百、千”,《三字经》是三字成句,或三字倍数成句,句句叶韵;《千字文》全书千字,四言叶韵,共250句,无一复字;《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易学易记;《千家诗》,无论作品朝代、作者何人,五言七言、绝句律诗,都是句句对仗,平仄准确,读来押韵,听来顺耳。《名贤集》《弟子规》等也都做到句句叶韵。从儿童习读的角度来看,这些都能带来身心愉悦和情操陶冶;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基本功做得足,也能为文献资料研究、文学作品的阅读与创作、文化精神传承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从教材编写的角度来看,许多蒙学教材编写者(如李斯、司马相如、扬雄、蔡邕、顾恺之、朱熹、王应麟等)本身就是史学家、书法家、文学家、小学家、文字学家、哲学家等。这种现象,一方面既反映了蒙学在语文文字基本功上对学习者的成熟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成熟的大学问家对蒙学的编写也是意义重大的,而在蒙学教材与大学问家相辅相成的关系中,蒙学教材编写语言特征我们也需要有充分的尊重和足够的认识。
当今文化传承遭遇的最大问题,恰恰就是语言文字基本功太薄弱,对汉语言文化的重视程度、教育水平,不仅体现在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还体现在医学、科技、教育等各个研究领域。而对中国本土汉语言文化的重视程度和研究水平,又直接决定了中国的语文教育水平和教材编写水平,乃至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从教师素质到学生能力,从工具性的识字到常规性的谈吐再到创造性的写作再到研究性的探索,都有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体现。
因此,重新正视、研习中国本土的文字语言的内在规律,对教育超越机械的识记式、工具式、应用式教学而真正益于学习者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也是意义重大的。
(三)在内容上吐故纳新,在形式上稳中求变,兼顾吸收传统蒙学的精华,并采纳当代信息,使蒙学教材既传承传统文化,吸纳传统文化的精华,也使儿童适应时展的需要。
《三字经》《千字文》等许多蒙学教材,在数朝数代的使用中,人们不断地加以修订、增补、更新,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断被稳固下来,而重大的时代信息又不断增进、沉淀,而非只是从选文内容上不断更迭、切换,却并不能从文化内核和现实需要上吐故纳新,与时俱进,为当代文化的定位和发展作出了较为务实的努力。
而蒙学教材之所以广泛流行、家喻户晓,并非因为古人因循守旧,而是因为许多优秀的蒙学教材的编写本身就是集大成者,不仅雅俗共赏,而且老少咸宜。儿童读之,蒙以养正;成人读之,修身养性。这就大大地增强了蒙学教材的实用价值和全民修身养性的风尚,也利于家庭教育理念和教育氛围的形成,更好地实现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