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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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学评论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A．G．斯蒂芬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文学创作标准；文学经典；文学民族化

在短短一百余年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评论家A．G．斯蒂芬斯(AlfredGeorgeStephens，1865—1933)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位饱含民族主义激情的文学评论者，A．G．斯蒂芬斯提携了众多与其同时代的澳大利亚作家和诗人，向其国人推介了许多同时期的海外文坛作家，并终其一生坚持倡导其澳大利亚文学创作的普遍标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澳大利亚文学指引了明确的方向：文学创作的民族化。然而，他的努力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人误解和忽视。不过，他毕其一生的努力为他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一位坚毅的澳大利亚民族文学旗手。

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利安·坎垂尔(LeonCantrel1)在其1978年整理出版的《A．G．斯蒂芬斯写作选集》(A．G．Stephens：SelectedWritings，1978)一书中这样评论斯蒂芬斯：“澳大利亚产生这样的一位知识广博的评论家还是尚属首次，他深谙文学创作的标准，并且从不慑于将它援用到文学评论中去”…”，“他的批评与编辑工作，尤其是通过悉尼《公报》杂志著名的红页专栏，成就了他在澳大利亚文学界无与伦比的地位”…；“从1890年到本世纪(20世纪)头几年走红的每一位重要的澳大利亚作家都在A．G．斯蒂芬斯的作品中被评论过”，“都与他有来往”…。另一位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汤姆·英格利斯·摩尔(TomInglisMoore，l90l—I978)则将A．G．斯蒂芬斯描述为“澳大利亚文学形成过程中最强有力的孤军”。这样的评价得到了澳大利亚著名文学评论家万斯·帕默(VancePalmer，1885-1959)的认同他认为，斯蒂芬斯的文学评论是给其同时代作家的“一份十分幸运的礼物”。这些评论之所以给予A．G．斯蒂芬斯如此之高的地位，原因主要是：作为一位文学编辑，他慧眼独具、成竹在胸；作为一位文学评论者，他恪守标准、坚毅不拔；作为一位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者，他审时度势、洞察内外。

1865年8月27日，A．G．斯蒂芬斯出生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图乌姆巴(Toowoomba)，是家中13个孩子中的长子。父母均是英国移民，1863年在英国结婚后来到澳洲。1877年，A．G．斯蒂芬斯成为其父创建的图乌姆巴语法学校的第一位报名入学的学生。14岁时，他通过了悉尼大学的入学考试，第二年就跟随当地的一位印刷师当学徒。1886年，他从悉尼技术专修学校毕业后成功加入新南威尔士州印刷者协会。1888年，在从事印刷业和写作与出版的兴趣方面略有所成后，斯蒂芬斯回到北部，加入了昆士兰印刷者协会，并且担当起《金皮采矿者》(TheGympieMiner)杂志的编辑一职。由此，他开始了一生在澳大利亚从事新闻和文学工作的事业。

此后，他担任过多家杂志和报纸的编辑，其中，他供职最长的一家杂志是《公报》(hTeBulletin)，从1894年起到1906年11月，长达12年之久。1893年至1894年间，他用卖出自己所拥有的《阿耳戈斯》(TheArgus)杂志的股份所得，去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海外旅行。此次旅行加深了其爱国情结，使他成为慷慨激扬的民族主义者，并开始了他一生创立澳大利亚民族文学事业的活动。供职于《公报》杂志期间，他于1896年8月29日出版的新一期《公报》杂志中设立了著名的文学专栏“红页”(RedPage)。此前，此专栏只是该杂志前内页的新书介绍列表，有时附有简短的评论。“红页”专栏设立后，斯蒂芬斯将其改为周刊，一方面，它向读者介绍国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它推介国内的文学新作。“红页”专栏很快便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之窗”…。1906年11月，由于与当时的杂志经理不和，他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公报》杂志。此后，从1907年至1933年他去世时止，斯蒂芬斯只是零星地供职于各家杂志和报纸，靠从事自由撰稿和演讲得来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斯蒂芬斯1894年结婚，婚后生有6个子女，家庭负担沉重。他于1933年4月15日去世，去世时负债巨大。

A．G．斯蒂芬斯一生著述颇多，其文论思想散落于他所编辑的各类文集的引言或杂志专栏评论中，没有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其成为l9世纪末20世纪初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奠基人和旗手的地位。他对文学创作、文学经典以及文学民族化的真知灼见时刻闪现在他那文笔精炼而又观点独到的字里行间。

一、A．G．斯蒂芬斯的澳大利亚文学创作标准论

自1788年首批欧洲白人移民定居澳大利亚后，有笔头记载的澳大利亚文学主要是殖民文学。一个世纪后的1888年，当移民们庆祝定居澳大利亚整整100年时，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活动不断风起云涌，此时的澳大利亚文学正处于一个由殖民文学走向民族文学的分水岭。1901年，澳大利亚宣布结束殖民统治，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国家。作为编辑兼文学评论者的A．G．斯蒂芬斯正生活于这样的年代。他以其敏锐的眼光提出了澳大利亚国内文学创作的标准论：澳大利亚文学必须有自己的普遍性标准(universalstandards)，那就是，澳大利亚的文学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或本土特色。A．G．斯蒂芬斯曾分别于1901年、1907年和1922年发表了三篇题为《澳大利亚的文学》(AustralianLiteratureJ、盯、II)的短论，专门论述澳大利亚的文学状况及其文学创作，并提出了自己对新兴的澳大利亚文学该向何处去的看法。

三篇论文的核心正是澳大利亚的文学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或本土特色。在《澳大利亚的文学(II)》一文中，他指出：“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文学繁荣是靠掠夺希腊的文学宝库而形成的。大批的形象、大量的情感以及众多的想法——所有从古典文学中重新发掘的财富都被那些中世纪的精英所利用。他们窃取了现成的笤帚。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其说是激发灵感的时期，倒不如说是一个大规模盗窃的时代。”

对澳大利亚而言，他认为，作家不能像欧洲白人前辈那样去窃取他国的文学经典，而应该“将已有的技法应用于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我们的作家可以在自己的新环境中去重复古老的故事——这是这个时代和澳大利亚所要求的全部。创新是文学的魅力，多变是艺术的调味品，因此一本书不经意地提及了金合欢树就给它打上了澳大利亚的印记”。还是在此短论中，斯蒂芬斯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学与另一国文学的不同在本质上只是因为地方特色不同而不同，而文学的激发手段仍然相同并且一直是占优势地位的。他很形象地借用酒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所有酒精带来的不同愉悦感仅仅是因为酒中所含百分之二的香料物质的不同，不同国别的文学也无外乎于此。法国白兰地与澳大利亚威士忌的不同也只是地方特色的不同。我们只能用新瓶装旧酒，如果我们酿了新酒，那还是古老的酒精给了新酒以酒效。“那么，我们就应该用澳大利亚来重述这个熟悉的世界，我们的文学才是澳大利亚的文学，才会成为世界性的文学。”

在有关澳大利亚文学创作标准的讨论方面，斯蒂芬斯评论的一个典型就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亨利·劳森(HenryLawson，1867-1922)。斯蒂芬斯曾多次撰文评论劳森及其作品，观点中肯。在评价劳森及其作品时，斯蒂芬斯认为，“作为澳大利亚作家的代表，劳森是澳大利亚到目前为止培育出的最具原创性和特色的澳大利亚作家之一”“，其作品的价值就在于他的作品是个人的、地方性的，体现了澳大利亚的价值，但其“卓越的澳大利亚特色削减了其作品的世界性文学的力量。他的眼界狭小。这也就增加了他对澳大利亚的诉求，但却降低了他对文学的诉求”。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斯蒂芬斯在用一种双重的文学标准衡量劳森，其实，斯蒂芬斯在用十分恳切的态度批评劳森及其作品，他意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眼界狭隘’的文学可以传播极为重要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而无需成为伟大的作品。依照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劳森显然失败了。但依照澳大利亚体验的最高标准，他的‘短处’和其功劳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了。”…”作为一位澳大利亚作家，劳森对于澳大利亚读者来说，显然要比其他国家的作家更重要。这是因为劳森在用自己视野中的澳大利亚阐释这个为人熟知的世界，他的文学作品首先必须是澳大利亚的，然后才能成为世界性的。斯蒂芬斯在《澳大利亚的文学(III)》一文中指出，“尽管那些历史久远的国家自然而然在艺术的开发和对美的认识上比澳大利亚走得更远，但没有哪个国家的地方文学比澳大利亚的地方文学更具活力。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地方文学比澳大利亚的地方文学被倍加审视和珍惜”。由此，澳大利亚作家创作的文学首先就应该是具有本土特色或民族特色，这就是20世纪初澳大利亚文学创作的标准。

二、A．G．斯蒂芬斯的文学经典认识论

A．G．斯蒂芬斯的视野非常开阔，他总是用“向外看”的方法来“向内看”，引领澳大利亚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以，他非常留意国外作家及其作品。这些作家，无论是欧洲的还是美国的，如勃兰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罗伯特·彭斯、罗素、斯蒂芬·克莱恩等等，无一不在其审视和评论的范围。这些欧美作家的作品在A．G．斯蒂芬斯生活的年代有的虽然还未成为文学经典，但他利用“红页”专栏及时绍介，不吝提出自己的看法，言辞肯切。他认为，夏洛蒂·勃兰特“有着非凡的观察和分析力、颇为引人瞩目的才智，以及敏锐而带有强烈感情的语言天分……她的洞察力和行文能力使其成为天才”在评论罗素时，斯蒂芬斯认为罗素的行文风格就如其大脑一样玄不可测。美国作家斯蒂芬·克莱恩的作品《红色勇士勋章》，在他看来，更像是托尔斯泰和左拉的作品。他认为，斯蒂芬·克莱恩“意在呈现事物本来的面目，呈现本真的男女。他从不赋予其作品中的对象任何诗化的痕迹，从不使用花哨的修饰语，除非它能更准确地反映事实。他认识世界的能力与其语言表达能力相当：他的语言使其思想活灵活现”，但他“缺乏史诗般的理性，而想象力对于这种理性十分重要……他的思维太过靠近描写的对象；而它需要宽广的视角。他的小说都是些精美的图案或轮廓的描绘，与外在的世界断裂”。我们可以看到，A．G．斯蒂芬斯始终以批评者的眼光审视这些欧美作家。

关于文学经典问题，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家都会对其阐释一番独到的观点，A．G．斯蒂芬斯也不例外。在他看来，诗歌中的时尚就如同服装中的时尚一样，但不同的是，在诗歌领域，我们的祖辈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荷马、但丁、弥尔顿对于后人的影响深远，尽管他们的诗歌，按照现在的创作标准，已经倍显沉重、落伍，但他们依然被人崇敬，这是因为“我们从父辈们那里继承了崇敬的传统，我们很难强大到将它从我们的思想中抖落”“。这样的传统已经深深地刻印在后来的每一代作家心中，他们无法摆脱。因此，“只有那些口味很差的人才会拒绝承认《失乐园》和《得乐园》是人类诗歌史上的两首最伟大的诗歌成就之一”。

尽管如此，斯蒂芬斯还是指出，今人对荷马和但丁的态度只不过停留在口头上而已，人们关心更多的是现在的诗人和作家。他在《诗歌中的时尚》(FashionsinPoetry)一文中这样写道：“即使你去问那些应该具有品味和经典口味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正在阅读的却是济慈、海涅，或是斯蒂芬·菲利普斯；如果你去留意他们正在不厌其烦地著述哪些作家的话，你会发现是勃朗宁、马拉美，或是吉卜林。但丁与荷马毫无疑问都是大家；但他们的作品却是与雷德的《地方政府议案》一起被束之高阁。”…这是因为“荷马毫无疑问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位或几位伟大的诗人，但那不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有其它的想法、其它的品味、其它的需求。荷马的魅力和人文主义将会一直有其价值，但是使2700年前希腊人欣喜若狂的直白情感和单一场景并不是现代读者所期待的富于诗意的最高恩赐”。

但是，斯蒂芬斯在《诗歌中的时尚》一文中进一步说明：现代诗歌实质上却又是寄生于荷马、但丁和弥尔顿的诗歌。他认为，现在的作家全都是站在古人的肩臂上，在现代的作家笔下很容易就可找到抄袭古人的内容，在现代与古代之间，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光彩的事情显然是存在的。斯蒂芬斯借用婴儿在大人的引领下学会走路为例来说明今人回归和寄生经典其实是在潜意识中完成了对传统的遵循，接受了“弥尔顿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样一个概念。现在的作家如果要摒弃传统，那就像是婴儿拒绝学习走路，因此，传统，作为一种规则，已经预先占领了现代作家的思维，他们无法逾越这一门槛。他们头脑中所可能产生的任何有别于传统的想法都将显得柔弱。鉴于此，我们因而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人总想摆脱传统去追求文学领域的创新却又欲罢不能了。

在《诗歌中的时尚》中，A．G．斯蒂芬斯还援引了澳大利亚诗人布朗特恩·斯蒂芬斯(BruntonStephens，1835—1902)模仿英国诗人丁尼森的诗歌来论证传统对于个人的约束。诗人布朗特恩·斯蒂芬斯在澳大利亚可谓名声大噪，但其无法逾越传统，他的诗歌带有大量丁尼森诗歌的痕迹，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会永久带有同时代名人的想法的一些色彩；名望具有传染性，就像天花肯定会使身体表面变成麻子一样，名望会使人的大脑产生缺陷。就像我们会得流感一样，我们很容易受到流行作家的影响……但是，有一条自然法则，它使上一代体内的毒素能够提供抗体给下一代：我们的上一代所忍受的苦痛会逐渐使我们对上一代的疾病免疫”‘。因此，布朗特恩·斯蒂芬斯的诗歌在模仿丁尼森的诗歌时，“就如服饰的时尚一样，实际上是保留了19世纪中期的怀疑和问题直至它们与周围的环境十分不协调”。但是，布朗特恩·斯蒂芬斯无法超越传统，只能看到丁尼森高高地屹立在所有伟大诗人之上。

三、A．G．斯蒂芬斯的文学民族主义论

A．G．斯蒂芬斯的一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澳大利亚文学民族化奋斗的一生。斯蒂芬斯曾经于1893年至1894年游历了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后来，在《一个昆士兰人的旅行笔记》(AQueenslander Travel-Notes)中，他这样写道：“我建议所有年轻人都去做做类似的事情——周游世界，看看世界各地，回国后肯定会确信澳大利亚是所有国家中最好的国家。”…这样的言辞非常明显地反映了斯蒂芬斯的偏激民族主义观点，但在澳大利亚国内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这样的言语更可以鼓舞士气。

斯蒂芬斯对澳大利亚文学民族化的认识首先表现在他对澳大利亚文学史的分期比较客观。在《澳大利亚的文学(I)》一文中，他认为，澳大利亚文学有三个明显的分期，每一个时代分别与一份报纸紧密联系。第一个时期是《帝国》(TheEmpire)时期，以亨利·帕克(HenryParkes)为代表；第二个时期是《澳大拉西亚人》(hTeAustralasian)时期，以约里克俱乐部(YoirckClub)为代表；第三个时期是《公报》时期，出现了像劳森和达莱(Daley)这样的新派作家。他对未来的澳大利亚文学充满希望。在该文中，他用了两个英文单词来表述：OURCOUNTRY(我们的国家)。在他看来，澳大利亚文学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走向民族化阶段。

其次，斯蒂芬斯担心澳大利亚没有坚毅的作家来为澳大利亚创作民族文学。在1901年发表的《的引言》(IntroductorytohTeBulletinStoryBook)中，他表述了对澳大利亚文学民族化过程的担心：“如果用高标准作为判断依据，我们许多有才能的作家还仅仅是写作艺术的学生。只有两三位已经能够以文学为职业来谋生，但就是这样的作家也还不得不与新闻业作很危险的妥协。”在《澳大利亚的文学(I)》一文中，斯蒂芬斯认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形式，是闲暇与安逸的产物，而闲暇与安逸又是与财富相关联的；19世纪下半叶的澳大利亚仍然是在创造财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人才：如果他们具备足够的敬业精神和毅力，他们足以能够创作令人铭记的澳大利亚文学；澳大利亚文学仍不繁荣的原因乃是这个国家没有产生足够的能量去利用这些人才。他同时指出，澳大利亚作家所缺乏的不是资助，也不是才能，而是“个性的力量、勤劳和毅力”，这是典型的澳大利亚人所不具备的。而这些品质在毛利人身上却显得非常充分，可惜他们没有艺术气质。但他对澳大利亚充满信心。他认为，“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澳大利亚值得用宏伟的风格来讲述，但不是它的任何部分或环节都值得这样讲述。澳大利亚的历史更应该作为社会史和运动史讲述，而不是作为政治史和人类史……某一天，当一位澳大利亚人与毛利人结婚成家，他们的后代就可以书写这本书了”。另外，他对澳大利亚文学的民族化也充满信心。他在《的引言》中指出：“具有澳大利亚精神、情景或事件的文学作品才刚刚开始被创作……今天澳大利亚的民族性就如炼金术士的在炼黄金时的坩埚，红色的火苗在下面烧得正旺，散发出奇怪的味道，有时在液体的汩汩气泡和沸腾中会闪烁出耀眼的光芒。”不过，他提醒澳大利亚作家要用清晰可辨的澳大利亚眼光来观察澳大利亚，观察澳大利亚的一草一木、一川一山，而不带有任何被偏见模糊的英国眼光，这样就不会有比澳大利亚更美丽的国家了。他说：“如果澳大利亚文学没有逐渐地变得令人铭记，那将不是这片国土的过错，而是澳大利亚作家的过错。”

结语

经典文学评论范文第2篇

    一、英美文学的特点以及英美文学评论

    英美文学是英国民众和美国民众艺术化地使用英语的体现,是他们对现实生活审美的体现。英语这个语种具有很强的表意功能,英美文学的风格和问题灵活多变,或者婉约如少女窃窃私语,或者粗狂如野马狂奔于野;或者高雅如阳春白雪,或者庸俗如下里巴人;或者含蓄如弱柳扶风,或者明快如急雨直下。可以说英美文学表现力丰富等,魅力独特,可以感受到英语所带给我们的色彩斑斓的英语词汇和音乐节奏鲜明的语调。英美文学的分类主要有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文学批评理论等。

    (一)英国文学的特点

    英国文学可谓是源远流长,它的演变过程可谓是长久而复杂,在这个过程当中,英国文学受到了文学本体之外的宗教、政治、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文学内部遵循自身规律,历经盎格鲁-萨克逊、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不同历史阶段。战后,英国文学大致呈现从写实到实验和多元的走势。

    (二)美国文学的特点

    19世纪末,美国文学脱离英国文学而自立,正如胎儿脱离母体一般,虽然初期仍然带着英国文学的特点,但是在以后的岁月当中,它逐渐在漫长的成长过程当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战后美国文学历经50年代的新旧交替、60年代的实验主义精神浸润、70年代至世纪末的多元化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鲜明特色和特征。美国文学表现为平民化、多元化,富于阳刚之气,热爱自由,追求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美国梦。美国文学大致出现过三次繁荣:19世纪前期形成民族文学。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学两度繁荣并产生世界影响,已有近10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十分活跃。30年代重视文本研究的新批评派,到50年代便失去权威,此后兴起的文论派别繁多,主要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等,呈现出多元和非主流化的态势。

    (三)英美文学评论

    文学伦理学批评仍要直面三个敏感的问题:一是文学伦理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二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问题;三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审美的关系问题。而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关系问题仍是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的关键问题。20世纪被称为“品评的世纪”,文学品评理论沿一条从“内在的研究”到“外在的研究”轨迹生长。“新品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精神阐发、读者应声品评、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种种品评思想和理论,改造了文学观念,从基础上转变了人们对文学传统、典律构建、文学与文化、文学与社会关连的认识,为文学研究开发出新的天地。

    二、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的影响

    (一)英国式英语和美国式英语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英语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大约有了1500年的高龄。英语漫长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OldEnglish,时期为公元450年至公元1100年;第二个阶段是MiddleEnglish,时期为公元1100年至公元1500年;第三个阶段是ModernEnglish,时期是公元1500年至现在。在早期,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还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随着英国英语和北美大陆的印第安土着语接触,并且在适应北美大陆的同时,许多新的词汇出现,在这个时候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英语。语言作为一国文化的载体,起着传承和发扬本国文化和思想的作用,文学评论作为文学的一个种类,其语言是经过加工和整理的,其本身往往含有特定的含义,更加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至此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语言的差异对文学评论的深远影响。英国英语作为英语语言的“正宗”,因为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文化的传承作用在语言的使用上就显现了出来。可能是由于英国的文学评论家们在英语的使用张狂程度上有所顾忌(当然这种顾忌可能是潜意识的,也可能是出于对语言传统神圣性的由衷地尊崇),英国英语在文学评论中的语言使用上就显得中规中矩,这种中规中矩的原因正如前文所说,可能是对随意破坏语言传统的顾忌,也可能是出于对语言传统神圣性的由衷地尊崇。美国英语作为英国语言的衍生,虽然一些核心的东西没有改变,但是,美国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它的一切包括国家本身、政治制度、本地文化、美国民众都是新的,新生的事物充满了叛逆和创新。因为美国本身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包括历史、政治和文化方面),因此在语言的使用上大胆张狂之极,没有丝毫的顾忌,充满了创新的精神,这也与美国一直标榜的“一切皆有可能”的美国精神相符合。一切皆有可能,美国文学评论在语言的使用上也是如此。

    (二)文化内涵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英国文学评论的文化内涵英国的文学评论在继承和反叛之中挣扎。《哈姆雷特》是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之一,他的作品在英国非常具有代表性。《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哈姆雷特在替父复仇和力挽狂澜之中苦苦挣扎,经典名句“生存还是灭亡,是一个问题”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哈姆雷特优柔寡断的性格。然而,性格决定命运。英国文学评论似乎也具有哈姆雷特的性格,从17、18世纪英国文学评论具有的神秘宗教色彩,到现在的边缘体验创作理念、荒诞派的创作手法、非个人化理论等一系列的文学评论的新理念的提出,都表明了英国的文学评论在继承传统和突破传统之间徘徊不定,犹豫不决。20世纪以来,英国文学评论界正在经历着蜕变,正在重新理解、重新铸就和重新阐释先前的理论成就。客观地说,英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没有出现能在世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呼风唤雨的泰斗、明星人物(英国新文论家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除外),但是它的影响是深远的,至今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感觉得到,甚至在当今那些非常有影响的文艺理论那里都可以感觉得到它的影子。我们无论从结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等文学理论那里都可以找到英国文学思想的痕迹。在这里可以对英国的文学评论作一下简单的展望———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方向是朝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权主义。在英国文学评论应该不会再向《等待戈多》这样的荒诞力作来挥舞大棒,因为“世界末日”的预言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可笑和荒诞的,是作者撒的弥天大谎。文学评论界不但要对以往的荒诞、绝望和迷离进行深刻的反思,而且还要对以前的理论成就进行纵向的和横向的重新理解、重新铸就和重新阐释。

    2.美国文学评论的文化内涵自从有了文学,就有了文学评论,所以在谈论美国文学起源的同时,不应该忽视对美国文学评论起源的探讨。欧洲大陆的文学还是当时已被殖民化的北美大陆的印第安土着文学是美国文学的起源,历来争论不休。但是笔者认为,既然美国文学被冠之以美国之名,就充分说明美国文学的独立性。美国文学的起源与其说是欧洲大陆的文学或者是当时已被殖民化的北美大陆的印第安土着文学,还不如说是起源于美国本身。当时的欧洲文学对于北美大陆来说就像是一粒陌生的种子,而北美大陆对欧洲文学而言更像是一片陌生的土壤,当陌生的种子和陌生的土壤相遇之时,只能结出全新的果实,虽然美国文学有两者的影子,但是它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了。美国的文学评论就更是如此了。

    3.文化内涵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英国的文学评论虽然也有创新和突破,但与美国文学评论相比显得更加“血统纯正”,在不经意之间总是能够流露出本身厚重的历史文化感,让人不敢轻视,但是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那就是,英国文学评论的性格犹豫不决,不能很好的在保持自己的优秀传统和寻求新的突破之间掌握分寸尺度,因而纠结非常。悠久的文化传统是后世人们取之不尽的优秀的文化和精神源泉,但是有的时候又会成为人们创新道路上沉重的负担,往往距离理想的效果一步之遥,达到那种效果确实千难万难。美国文学评论是开放性的文学评论。美国文学评论本来就是混血儿,没有沉重的历史文化负担,因而创新能力尤为突出,它在吸收欧洲大陆的文学和北美大陆的印第安土着文学的优秀基因的同时,对各种理论应用起来更是轻松自如,一切优秀的文学理论成果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它的视角是世界的视角,全世界的文学评论的优秀理论和成就都可以纳入自己的麾下,因而显得更加开放。

经典文学评论范文第3篇

一，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文学史事实依据何在?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是经典?如何判断?标准是什么?

二，当代文学研究，为什么应该以经典化研究作为必要的研究思维和学理参照系?

三，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换一种表达，如何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路径和方式?

四，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是一个能够形成并可能产生文学经典的文学时代。从社会文化层面考虑，新时期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而且全方位的社会文化的变革与转型时期。近代以来，大凡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往往会在诸如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民生，文化与文学的多层面，纠集聚合了太多的复杂的多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内容和要素。如百年前的五四时期，也如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像恩格斯对于欧洲文艺复兴的论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因为，从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代而言，文学经典，往往生成于繁杂而且多元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因为，转型期社会，具有非常态的社会文化性质。非常态，蕴含着方生方死，混沌不清，模糊不定，是非莫辩，已知与未知，新生和老旧等一切的复杂状态恰恰，这类状态正是文学得以生存，赖以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地带。因为，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表述，文学，它的本体意义在于发现:对于人与人性的发现;对于人的存在人与现实，人与历史的复杂性存在的发现;以至于文学的话语形式，表达方式的发现。所以，当代中国的转型期社会，更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异常丰富的社会文化土壤，为作家提供更为丰富的时代感觉，历史视野，生命经验和话语形式。

从文学发展状态考察，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是中国文学逐渐回归文学本体性的时期文学本体性回归，应该是文学经典的原创性，超越性等属性得以形成得以保证的基本前提。可是，长期以来，因为中国文化的事功性传统，也因为中国社会历史的有关社会，民族，阶级，民生，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杂多而且沉重，我们的文学不得不被附加了相当的内容和功能。从文章，经国之大业，诗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近代启蒙者欲新一国之民，必欲先新其小说再到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人民服务以及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再度成为社会启蒙的轰动性载体;文学，作为与科学的，宗教的把握世界的方式相对的审美的把握世界的方式(马克思语)，它一直游离了它的本体，而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中心载体和事功性工具。

80年代中期的三种文学现象值得深究和铭记。一是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文学主体论从理论上澄清并确立了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方式与载体的文学，它的主体性(精神主题，价值主体)功能，地位与作用。刘再复理论上的登高立论，从此召唤者长期被放逐于文学之外的主体性的回归。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与回归，对于一直游离于文学本体之上的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有着为文学招魂的意义。二是韩少功等人的文学寻根。寻根文学的初衷与逻辑，虽然沿袭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紧贴现实问题的传统理路:试图从民族远古文化之根寻找现实之病原。虽然，面对中国文化之根那善恶难辨，文学寻根者们莫终于是，难寻病原，但是，它却客观上使中国当代文学挣脱了现实问题的羁绊与绑缚，放飞于亘古蛮荒诡橘奇异的文化资源视域，超验在现实范畴板块以外的更为丰肤开阔的文化的想象的空间。三是马原，洪峰，孙甘露，残雪等一批先锋作家们的文学先锋实验。先锋实验者们吸吮者异域文化精神的乳汁，生命哲学的存在性感知和现代派文学的实验性技法，是他们乐在其中的文学先锋实验。即便实验短命，先锋已死，但他们立足在人与文学的本体界面的文学性操演，其文学意义不能低估而且影响超远。如今活跃的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方方，文学创作的底子里，依然涌动者先锋的精血，便是明证。

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与确立;文学与现实的硬性关系的松动，以及题材空间视野空间想象空间的洞开;现代性的人性意识，文本意识的操演与实验;80年代的三种文学事件，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本体性回归，确立了实在的基础。当代中国文学，不再是此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学，文化学，新闻学，社会学等他者的附属物;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它已经区别于科学的宗教的认识反映世界的方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回归文学自身，回归文学本体，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可能形成并产生文学经典的时代前提，也是我们重提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前逻辑，是文学经典化研究得以成立的文学史事实支撑。因为，文学经典应该具备的自由意识，原创特征，超越品质，丰富内涵，恒久影响等经典型特征，必须以回归文学本体为生成前提。而80年代已降的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形成并具备了这样的文学经典的生成前提。文学史事实也在证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虽然存在着为数很多的，单薄，粗糙，庸俗等近乎顾彬先生所说的垃圾的文学;但也出现了一批批为数不少的，像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王安忆，迟子建，方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等一批优秀作家。在他们各具探索各有风采的文学创作中，显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时代，正在或已经到来。

垃圾与经典共生并存，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学事实。在看似垃圾的文学格局里寻找经典，或许，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应该从事的工作。因为，只有确立了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标准，才能真正剔除当代文学的垃圾，并能确立真正的经典。

在厘清了当代文学无经典的质疑之后，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文学经典不是由当代人所研究，而是交给时间，由后人所研究所指认。

不必讳言，从以往的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间来看，所谓文学经典，大多不是在当代被指认，往往形成于后世。时间，往往成为衡量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的检验系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是时间长度与过程的凝聚和沉淀，是后世时间的文学历史文本，此话当然不谬。

当然也有例外。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因了当世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莫夫的富于当代性与前瞻性的文学批评，确立了普希金，果戈理，托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学经典地位与意义。这也证明，文学经典的研究和确立，不能全靠后世时间，不能完全依赖后人的研究。为什么?还是因为我们在前述里强调的:在某一民族某一时段的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期，因其社会文化的繁杂混沌多义纷呈，当代文学研究者恰恰最适合于文学经典的当下性阐释与前瞻性研究。因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不能缺少，相反更应依靠当代读者尤其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主体参与。从文学研究使命而言，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和回避的研究姿态与学术使命。

强调这一要义的另一理由还在于，当今世界，因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大地化，时间的高速性与时间同一性和平面性，成为人及其文学的当下生存的真实境况。在时间的高速性，平面感与同一性的当代世界，极容易损耗甚至变异着文学的语义真实性和丰富性这是当代社会区别于此前世界的重要特质。那么，当今时代的人与文学，抵御这种境况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于当下文学经典的自我确认。所以，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须。

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有着相当的学术难度。我们需要面临和克服的难度之一，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与运用。正如《后殖民写作》所揭示的，虽然后发展国家和地区，难免被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殖民的宿命;也即，虽然我们承认并继续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但我们不能只是西方话语的简单挪移套用。西方理论及话语的同质性，不能解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具像性与复杂性。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本质上是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寻找与建构。难度之二，是对于当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超时距，独到性的分析与抉发，判断与阐释。

如何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是一种富于挑战性的学术工作。

首先，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时评式，随感式的文学批评。即时性阅读感兴文字，把玩式的文学印象，碎片式的文学体悟，这类文学赏析性文字，当然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但它太轻太飘，不是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方式。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需要大视野，长视距，多学理，厚知识。

其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纯技术性，标签式的文学批评。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生命性消解，思想价值性退隐，人文理性夭折。代之而起的，是技术主义盛行。理论术语，文本分析技术，当然能为文学批评进入文本提供必要的方便;但是，难以进入文学经典化的堂奥。因为任何现成的理论，方法，都难以穿透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何况，术语的简单标签，技法的照搬套用，更难以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经典。

再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任何西方的，他者的理论套用式的文学批评。这绝不是对他者的理论排斥，实在是因为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成机制，语义成分，显现方式的太复杂太纠结。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实质上是文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的寻找，探索与建构;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体认，对中国当代文学生成土壤，成长机制，作家创作与文本内涵等诸多问题的深度体认，重新抉发，再度阐释。

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结合我们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研究中心两年来的学术工作而言，我们着力点在于，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多重研究路径，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多样态。

我们的学术工作重点，放在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喻家山文学论坛，是文学春讲，文学秋讲的重头戏。为了唱好这台重头戏，我们花大力气做好喻家山文学论坛的主题策划工作。每期一个主题，要求主题明确而且独到，既能够涵盖中心邀请嘉宾的创作实际，又能体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症结问题。这是论坛主题策划的第一层要求。在更深层次，我们是把论坛主题的策划和提炼，作为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的路径寻找，方法探索，和实施体现。

2012年的文学春讲，当作中心邀请山东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进驻华科。根据张炜长期创作体现的特质，我们为当期的喻家山文学论坛提炼策划了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学原创的论坛主题。因为，张炜创作的题材是近代中国到当代中国近百年的时限之内，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作家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如何不要成为百年历史的记录回忆，而要化为一种文学的原创?这既是张炜创作的特色，也是张炜面临的问题。广而论之，经验与原创，也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感遇到的，也必须解决的创作问题，也是当代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创作理论问题之一。为此，我们邀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江汉大学等高校文学研究专家，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联，湖北省作协，武汉市文联的文学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的文学研究刊物的专家，齐聚喻家山，纵论经验与原创这一学术问题。集社会学术界，创作界的一流专家和文学研究家，共同探讨涉及当代文学创作症结的，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路径的学术问题，并结集出版4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之一的《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张新颖卷》。

2012年的文学秋讲，邀请嘉宾是著名作家韩少功，和作家兼评论家格非。一位是文坛常青树全能怪杰，一位是先锋文学实验高手。为此，第二期喻家山文学论坛主题，我们精心策划为革命或游戏。从这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实际考虑，他们的确是革命或游戏的创作开创者和实践人;从中国百年文学历史发展而言，革命与游戏问题，可以视为继80年代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命题之后的又一中国文学问题而且，或许就是在这个悖论式的创作问题区间，形成并产生某种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因为，如此问题，西方全无，中国独有。

2013年的文学春讲，邀请嘉宾为著名作家苏童和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与此前的张炜，韩少功，格非比较，苏童创作那云雨朦胧的题材人物，那潮湿颓废气息，体现的写作路数内蕴气质，更为别致。为此，我们把苏童创作的病江南，提炼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边缘与颓废的论坛主题。缘此路径，我们发现，当代中国，大凡引领文学创作的，皆处于边缘性(题材与人性的边缘性)与颓废型的文学或许，这又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形态。

2013年的文学秋讲，邀请嘉宾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及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获得者毕飞宇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毕飞宇创作，看似与先锋为伍;实际上表面不温不火但却内含理性的张力和唯美的诗性。更重要的，毕飞宇默默地探索者如何把故为审美的文学问题。显然，从故事型叙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文学创作的特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普遍忽视的叙事问题。为此，故事与经典，成为这次文学论坛的主题。因为，如何从故事型叙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还有迟子建等)在文学审美性方面最为隐性的创作特质，也可能是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者又一经典形态，我们坚持认为，在技术化资讯化物质化时代，故事(虽然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构成要素)，不是文学本身。故事必须被审美性穿透(或者揉碎)，才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必要前提。要不然，文学又等同于资讯，类似于新闻，或者，历史文献和现实镜像的克隆品。而且，中国文学必须回到文学审美的本体层面，才是当代文学得以产生经典的美学前提。

经典文学评论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拜厄特，译介，研究概况

 

拜厄特是英国当代颇具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她在叙事策略上的巧妙运用、对经典神话及童话的戏仿以及语言中层出不穷的旁征博引，使其作品无一不散发出智慧的光芒。自上世纪80年代起，拜厄特及其作品就一直是国外文学评论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在我国，有关拜厄特及其作品的研究却刚刚拉开序幕。

1 拜厄特作品的译介研究

A. S. 拜厄特（AntoniaSusan Byatt）自1964年以来，著有《太阳的影子》、《游戏》、《花园中的处女》、《平静的生活》、《占有》、《天使与昆虫》等九部长篇小说，出版有《马蒂斯故事》、《糖与其他故事》、《夜莺眼中的精灵》等五本短篇小说集，同时还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

目前，国外对拜厄特作品特别是其“布克奖”获奖作品《占有》的研究已呈规模化、系统化、多元化态势。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些海外学术出版社诸如Rutledge，Palgrav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等已出版拜厄特评论专著20余部。2001年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其作品及评论仅20余部，2009年则多达63部，其研究规模化态势略见一斑，研究范围涉及其各个时期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文论研究，研究视角包括女性主义、叙事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个角度译介，其研究的系统与多元化态势亦可一斑窥豹。

反观国内，关于拜厄特及其作品的研究则略显低迷。在作品翻译方面，虽然拜厄特的小说集和短篇故事集久享盛誉，但其译介并不多，代表性的仅有两部。其一是200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洪译本《马蒂斯故事》，其二是2008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于冬梅、宋瑛堂译本《隐之书》，即《占有》。除此之外，国内读者能看到的就是经常被辑入短篇选本的《七月幽灵》。在理论研究方面，据笔者统计，目前发表关于拜厄特及其作品研究的论文73篇，其中有43篇是针对小说《占有》展开的。

2 拜厄特作品的解读研究

2.1 拜厄特代表作品《占有》的研究

拜厄特的小说《占有》于1990年获得英国权威的文学奖“布克奖”，后又夺得爱尔兰“国际小说奖”，可称为其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国内目前围绕该小说所开展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小说的体裁、叙事特点、意象分析及其女性观等方面。

（1）体裁：拜厄特引起学者注意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不同体裁的融合。《占有》中拜厄特对通俗和传统文学形式进行了实验和创新，它的古今双重叙事结构的交叉并置以及戏仿、拟写和互文的充分运用使小说的叙事空间明显增大，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1]。

（2）叙事特点：《占有》中出现了多种典型的后现念和叙事手法，灵活地使用了多种形式的并置手段[2]，通过拼凑法、戏仿、自我指涉的话语、虚实相间和插入叙述突出了文本的虚构性质。

（3）意象分析：象征意象的成功运用是《占有》语言的显著特色之一。象征性对词的使用突显了小说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3]，象征意象连接历史和现实、时间和空间，在表现主题和建构文本方面极富重要性。

（4）女性观：拜厄特小说中惯用的主题就是女性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在《占有》中，小说通篇以女性主义的口吻写就。通过塑造拉莫特这样一个女性人物，揭示了她的女性主义观点：只要独立和敢于追求，女性最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4]。

2.2 拜厄特其它作品的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拜厄特其它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部作品：

其一，《园中处女》。从七十年代起，拜厄特就开始创作一组描写一个英国女人成长的系列长篇小说，《园中处女》便是此系列的第一部。该小说具有“编史元小说”特征[5]，阐述了小说中蕴含的深刻的历史讽喻意义，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虚构性，具有现实主义和实验主义交织的特征。

其二，《太阳的影子》。小说以“太阳喻指男人，太阳的影子喻指男人对女人的约束力”为切入点译介，写作特点既具有朴素的现实主义倾向，又富有比喻的妙用[6]。还有学者通过原型考证、互文性研究、身体形象描述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主人公角色进行了细致的分析[7]，肯定了小说中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和象征手法的巧妙运用。

其三，《夜莺眼中的精灵》。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集，其艺术成就可与拜厄特的其它长篇小说媲美，被誉为“最有魄力的后现代短篇小说之一”[8]，该小说可称为是一部“融合了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叙事手段，将经典童话的主题和模式进行后现代元小说式重构的经典之作”[9]。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拜厄特《玫瑰色茶杯》、《天使与昆虫》等作品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工作[10-11]。

3 结语

纵观国内近二十年来的拜厄特研究，尽管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尚存在着以下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国内对拜厄特作品的翻译过少，国内读者缺少充分的途径以广泛接触到拜厄特作品；二是拜厄特研究的发展不够全面，《占有》的辉煌成就赢得了诸多学者的青睐，但拜厄特其它作品的价值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相信随着今后对拜厄特及其作品研究的逐步深入，会有更多的人投入到解读拜厄特作品中去，必将有更多细致且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得以开发，潜藏在拜厄特其它作品中的深层内涵和文学价值也将能够得到更好的彰显。

参考文献

[1]曹莉.《占有》：历史的真实与文本的愉悦[J]. 外国文学研究，2005，（6）：75.

[2]钱冰.《占有》的悖论：高度的传统和醒目的现代化[J]. 外国文学，2005，（5）：77.

[3]刘爱琴，张琳.《占有》之象征意象的文化解读[J]. 泰山学院学报，2007，（2）：31.

[4]刘爱琴.拜厄特的女性主义思想——对《占有》的女性人物的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11）：129.

[5]姚贺成.A. S. 拜厄特《园中处女》之现实与虚构[J]. 当代外国文学，2010，（2）：75.

[6]徐蕾.身体的再现——论拜厄特小说《太阳的影子》中的父亲形象[J]. 当代外国文学，2009，（1）：116.

[7]许兰.逃离牢笼重拾自我——A. S. 拜厄特《太阳的影子》女性主义解读[J]. 邢台学院学报，2010，（1）：97.

[8]孟育凤.拜厄特小说《夜莺眼中的精灵》的互文性解读[J]. 社会科学战线，2010，（6）：268.

[9]孟育凤.《夜莺眼中的精灵》与后现代叙事策略[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97.

[10]李争，高兴.女性生存状况的历史性反思——拜厄特小说《玫瑰色茶杯》的女性主义解读[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57.

[11]金冰.天使还是昆虫——拜厄特笔下的达尔文主义与自然神论之争[J]. 外国文学评论， 2010，（3）：107.

经典文学评论范文第5篇

记者：作为北师大文学院教授，您如何评价王小波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否存在着一个标准?

赵勇：如果我来评价王小波，我会觉得他应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享有较高地位。我认为他的写作是一种智性写作，甚至是一种带有解构主义色彩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而这种写作在当时具有超前性。他生前比较寂寞，死后享有哀荣，这固然与他的突然去世有关(这一点有点像诗人海子)，但也意味着大家对王小波及其作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

对一个作家地位的判定可能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基本的标准应该有。要我来说，这个基本的标准就是思想性和文学性。我觉得王小波是将这两者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家，符合我心目中的标准。

记者：您认为王小波的小说是否存在没有被经典化的现象?

赵勇：我不太愿意在“经典化”这个问题上谈论当代作家。我在2010年曾写过《谁在建构当代文学经典?当代文学能否建构成经典?――“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反思》一文，其核心意思之一是：“文学经典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又对其艺术价值提出了很高要求。近20年的当代文学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它们在艺术价值层面还或多或少存在着问题，且没有经过充分的历史沉淀。”正是因为我持有这一观点，所以我觉得王小波的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也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15年左右的时间还太短。

但我也知道，当代文学界有一些学者是很在意“当代文学经典化”这个问题的，而事实上，他们也在通过各种方式，让一些他们所喜欢的作家成为经典作家。但在被经典化的作家作品中，王小波往往榜上无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小说的价值确实是被低估了。这也让我意识到，评论家，尤其是那些致力于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评论家，他们的评判标准、尺度等等可能会有些问题。他们还容纳不下王小波这个另类的作家。

记者：在当代作家、评论家这一方面，除了陈村、奠言、刘心武、朱文、林白、蒋平、许纪霖、崔卫平、艾晓明、朱正琳等少数几位谈及过王小波外。其余大多表示对王小波不很了解，不愿多谈，这与之前史铁生去世时的反差很明显，您认为其中原因是什么?

赵勇：如果真的读过王小波并了解他的阅读和写作情况，我觉得好多作家是应该感到惭愧的。王小波当年在美国时，读遍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我们现在的作家谁有这样的阅读经验?前几年顾彬说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马上引起了一些作家、学者的反感，并大力论证不懂外语也可以写出好作品。而在这一方面，王小波是远远走在中国当代作家前面的。

而关于史铁生，他也是很好的作家，这是其一。另外，他从出道起就一直在文学圈里，并在生前已得到了同行和读者的认可。而他的身体状况又让许多写作的同行和读者尊而敬之。还有，史铁生人缘非常好，许多作家都是他的朋友。所以，史铁生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突然去世，紧接着就在全国的多个城市形成一种自发或有组织的悼念和追思活动，应该有这样一层感情的因素在里面。

但王小波却是另一种情况。他生前并不在这个文学场里，也几乎没有作家朋友。一些作家愿意谈论史铁生，既是在谈一个作家，也是在谈一个逝去的老朋友；但王小波仅仅是一个英年早逝的作家，他们与王小波没有任何交情。

记者：不少学者都认为“幽默”这种写作手法是不入中国文学主流的，是很小的一个分支，仅鲁迅的《故事新编》、林语堂、钱钟书、张天翼有一些。对此您怎样看?王小波的小说充满了嬉皮式的黑色幽默，您认为这是他不被认可的一个关键吗?

赵勇：我基本同意这一看法。比如鲁迅，我们认可他的《呐喊》、《彷徨》、《朝花夕抬》和《野草》，但《故事新编》在学界至今依然存有争议。同时，由鲁迅开始，那种严肃的“为人生的艺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意”式的做法，现实主义传统等等，也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小波的作品不在创作主流之中。

但王小波不被认可，既有这一原因，也有他对小说的理解、他所使用的小说笔法等等很超前的原因。他接通的是卡尔维诺等作家的写作传统，使用的是巴赫金所论述的那种狂欢化的笔法。这种写法对于90年代的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还比较陌生。所以，他的写作与接受之间存在着一种错位。

记者：王小波曾提到过要与虚无主义划清界限。作家李静也认为他的小说更像是自由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直觉和混乱，与莫言、贾平凹有很大区别，或者换句话说，王小波的小说思考和反映出的东西，或许是中国当代作家至今没有意识到的，对此您怎么看?

赵勇：认同这一看法。在我看来，王小波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也是理查德-罗蒂所谓的“反讽主义者”。从哲学层面或世界观层面来看，他有自己清晰的理念，而把这种理念带人到小说写作之中，小说便有了根。像莫言或贾平凹这些作家有小说理念，但很可能还没有哲学理念。所以同样是写荒诞，我觉得他比莫言写得更深刻；同样是用反讽，他又比王朔用得更到位。

我也相信，一个作家拼到最后可能不是在拼直觉，而是在拼哲学理念。一些当代作家写着写着就觉得底气不足了，露出败相，我觉得是缺少哲学理念的结果。没有哲学理念的支撑，他们就会东倒西歪。有了哲学理念的观照，作家就会“看见”更多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小波所思考和表达的东西，走在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前列。

记者：您周围的朋友、同事、学生是否曾提起过王小波，情况是怎样的?

赵勇：我并不在当代文学专业，所以我的同事提到王小波的时候不多。为了回答您的这个问题，我曾专门问过我的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大都读过王小波的小说或杂文，有的很喜欢，有的很不喜欢，还有的则感觉平平。我也在近200人的本科生课堂上问了问那些“90后”的中文系学生，根据我的统计，绝大多数同学听说过王小波，有将近一半的同学读过他的作品，但问到是否喜欢王小波的作品时，应答者却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