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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金融形势 贸易顺差 社会保障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11-08-03
认识中国经济要立足全球化背景。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全球的分工和市场体系中,这样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经济得益于全球化,中国也可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大门实际上很难再关上。中国的生产、贸易、资本和人员的流动,现在都在全球市场上配置资源。我们思考问题、制定政策和规划,必须有全球视野。
在全球生产分工和供应链中,中国出口是一个大亮点,同时中国也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油、有色金属、大豆等农产品和原材料。认识中国的经济成绩和问题离不开全球市场,分析中国的价格和经济中的问题也要从全球市场分析。如果我们的电便宜,就会有很多厂商把最费电的工厂建在中国;如果我们的油价低于国际油价的幅度比较大,就会发生香港的卡车到深圳和广州加油的情况,甚至会发生向外走私成品油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定价政策必须考虑全球经济。
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劳动生产率。中国一直讲有一个无穷的蓝领工人的供给,现在这个供给慢慢地近似于均衡。这些蓝领工人、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最近三年,全国各地的工资都有所增加,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这一方面是由于劳动供给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也是长期累积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在劳动供给发生变化时的一次全释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03-05年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涨,从05年到现在差不多每年农民工的工资能够涨10%左右,所以应该更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下表是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情况(表1 劳动生产率增长情况1978-2005)。我建议大家仔细分析中国服务业、制造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这样细分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为今后制定政策、发现商机和稳健经营打下坚定的基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也是令人高兴的(表2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 1978-2005)。最近这几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是正的,每年都有百分之一点几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经营机制和管理能力变化的综合指标,是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那块多出来的产出,如果多出来的产出是正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正的、增长的。它特别关系到中国经济是否有潜力、是否可持续。建议大家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
中国有“成长中的烦恼”。比如投资过多、储蓄率高、顺差大、税收增长率远高于消费增长率、人民币也面临升值压力。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唯独环境污染在哪儿都是坏的)。但如果我们把握不住这些“成长的烦恼”的度,就有可能变成问题,我们一定要把它们处理好。
市场已经对不均衡做出了调整。在调整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看上去是价格变量的调整,背后都是经济变量的调整。这两个价格都是对不均衡的一种反映。
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很多综合政策。其中一个表面的现象就是涨价和升值的压力。我们的产品中有很多外部的污染,负的外部性的增长没有包含在产品的价格中。如果加大环境的执法力度和对环境的保护,使这部分治污成本由企业承担,那产品价格肯定就高了,所以看上去升值的压力是价格的调整,但它背后反映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是整个经济体调整的必然反映。如果加强劳动保护,实行最低工资制,给农民工也上三险,这些都会在成本和价格中有所体现。既然是市场的选择和调整,那我们对这种调整就要有正确认识、要有平常心,要看到调整的必然性和价格调整背后经济体实际变量的调整。一件小事的背后实际上是价格和体制问题。如果我们看得更深,就会更加理解价格变量的调整。
大额的贸易顺差并非常态。我认为贸易基本平衡对国家经济体制的持续发展才有利。如果是大幅度的贸易顺差,第一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第二也不是常态。经济学家也很难论证大幅的贸易顺差是必然的。长期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是比较小的,只有在最近三年贸易顺差在GDP的比重才越来越大。所以,如果顺差占GDP的1%、2%甚至3%,这都是正常的。但如果超过GDP的5%,这个时候就要引起注意了。很多出口导向国家,比如韩国、泰国和菲律宾,在它们增长最快的历史时期,也并未呈现大幅度的贸易顺差。日本是典型的贸易顺差国家,美国有99年的贸易顺差,但目前日本的顺差也仅占GDP的1%-2%,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应该予以重视。
过去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经常说中国有两大隐性的财政赤字,一个是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第二个典型的财政赤字就是社保欠帐。十年前,我们的银行确实存在巨额的不良资产,特别是国有银行,十年前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断,叫做中国的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经过97、98年以来的银行改革,特别是最近五年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成功上市。成功上市后,大幅度减少了这些银行的不良资产、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转变了公司治理结构,使得这些银行的竞争力、知名度、服务水平和内部管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整体上看,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从超过30%降到了一位数。正是由于这些坚决的改革,抓住了机遇和时间,使得中国银行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现在有评论说,外国战略投资者在改革中按照现在的市值计算,他们的股份增值了多少。我觉得这种计算多少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希望这种计算要更加全面,要看到中国的社会保障、境内的战略投资者和境内外的公众持股人的股权增值情况。在刚才我说的中、工、建、交中,国家控股是绝大多数的。国家控股的概念不仅仅占简单的多数,而是占了绝大部分。除了国家控股以外,还有社会保障、有境内投资者以及境内外以境内为主的公众持股人。如果要计算境外的战略投资者赚了多少,你可以有一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要乘以一个很大的数,就是国家、社保、公众持股人和境内战略投资者。如果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其他转轨国家以及发生危机的国家比较,就会看到中国的银行改革和处理危机的方式坚持了国家控股。引进战略投资者实际上是使得机制更加顺畅、更快地改变预期、更快地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使得市值和市场预期发生较大变化。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还有什么可以完善的地方,是可以讨论的。但东欧和其他转轨国家,拉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亚洲国家,他们在处理危机中外国资本占银行股的比重,都远远超过中国。所以对银行改革要有基本的判断。
根据这个判断,我认为现在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天赐良机。当前税收好、股市好,应当抓住机会划拨一部分国有股权充实个人帐户。我以前做过一个“转型名义帐户”的社保总体方案,我认为抓住这个时机大大充实个人帐户是非常好的。在转轨国家,把股票分给了老百姓,老百姓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股票卖出,所以这些股票短时间内聚到了寡头手中。如果我们用国有股权的一部分充实养老帐户,这个股权是一个组合,而且有利于收入分配和低收入群体。而且老百姓不能马上卖这个组合,必须等到60岁才能开始拿回他的钱。这些钱可以一次性,也可以分月拿回。这些都是技术上的问题,都可以设定。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们要抓紧时机把这个事也做好了。这样中国就能够解决另外一个隐性的财政赤字。如果我们把银行不良改革的隐性赤字控制住,再抓住一个改革的机会把我们社保的欠帐、个人帐户的空帐户充实,那10年以前观察家们批评中国经济的两大隐性财政赤字问题就都得到了解决。
积极推动资源价格的改革。在控制通货膨胀和积极推进资源价格改革的过程中要两害相权取其轻。改革可以促进节能减排、减少浪费。但改革在一定的时点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但如果总是推迟改革,扭曲会逐步累积、损失更大。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积极推进改革。对一些局部的问题可以考虑通过财政的办法来解决。
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财税制度。以物业税为例,十六届三中、五中全会都提到要实施开征土地规范的物业税,它可以稳定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使得财权和事权更加匹配,激励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有了物业税后,地方政府可以不搞工业也能有税收,并且有积极性搞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于物业现在非常复杂,全国非常大,物业税的实施可以采取中央决策、省人大通过法规、县市具体征收等可操作的原则,应当加快物业税的试点工作。
金融形势有所改善
据悉,本次会议是俄罗斯担任2013年G20轮值主席国后举行的首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全球经济形势、G20“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长期投资融资、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以及金融部门改革等议题。会后发表了联合公报。
会议认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尾部风险下降,金融市场形势有所改善。但全球经济增长仍然疲弱,并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主要包括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私人部门持续“去杠杆化”、信贷中介功能受损以及全球需求再平衡进程尚未完成等。为应对当前挑战,发达国家应首先制定出可信的中期财政整顿战略,货币政策应以国内价格稳定和经济复苏为目标,并尽量减小对其他国家的负面溢出效应。各国要继续落实金融部门改革和结构改革的政策承诺,促进需求再平衡,推动全球经济尽快复苏,同时继续推进市场决定的汇率体制,坚决抵制竞争性贬值,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会议强调推动长期投资融资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要性,决定就动员各种长期投资融资问题开展研究;要求尽快落实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并就份额公式改革达成共识,确保在2014年1月前完成份额总检查;要求全面、及时地落实有关金融部门改革承诺,敦促所有辖区尽快实施巴塞尔协议III;决定制定一套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措施,继续加强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提出在遵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原则和规定的基础上,继续就气候变化融资问题交流经验、深化合作。
中国致力于调结构
周小川在会上强调,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调整结构、扩大内需,政策效果显著,为全球再平衡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全球需求再平衡关键在于有关国家加快结构改革,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竞争力,同时出台中期财政调整计划,减少政策不确定性,以启动私人部门需求,恢复增长。
他呼吁G20分析各国储蓄水平差别悬殊的深层原因,探索促进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的有效途径。此外,他还呼吁相关国家加快落实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并确保第15次份额总检查按时完成;同时希望IMF有效落实监督新决定,加强对有关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及其溢出效应的监督。
谢旭人介绍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指出2013年中国政府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积极扩大内需,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经济发展内生活力和动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发表主旨演讲时说:“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他还指出,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5%左右,将从改革、调结构、改善民生三个方面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
2014年初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3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4%,通货膨胀指数温和,大幅低于今年控制在3.5%以下的目标;令人担忧的是生产者物价指数(PPI),3月份PPI同比下降2.3%,较2月份同比降幅进一步放大,至此已连降25个月,反映出工业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当前乃至过去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明显增加,中长期阶段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
在市场对我国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充满疑虑之时,的此番讲话对于判断今后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势极为重要。尽管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发展遇到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带来的诸多困难,但综合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仍能保持稳健运行。速度并非一切,经济增速放缓实际上反映着一国经济的成长和成熟,这既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和经济体运行内在矛盾与风险逐步释放、国民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结果,也有国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压缩过剩产能、调整债务杠杆、增强资金面约束等积极主动调整因素的作用。目前我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并不是速度,而是结构和可持续性,此时经济增速放缓正是调整结构、为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的表现。
在新的发展阶段,新一届政府已经明确表明了我国经济三大方面的全新动力:改革、调整结构、改善民生,即通过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工业、新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开发,来形成新的增长点。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出现积极变化的迹象也不容小觑,从投资驱动看,在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减少审批事项的推动下,民间投资热情有所上升,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超过20%,高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占全国的比重为63%;从吸纳社会就业人口情况看,我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5%,反映出我国服务业仍在继续扩张,将对就业人口增长形成强力支撑;从产业结构调整看,当前我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企业业务总量呈较快增长;从金融风险缓释角度看,在出现个别金融产品违约事件后,刚性兑付被打破,整个金融体系的抗风险意识已经有明显增强。此外,庞大人口规模所形成的消费潜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等等,均会支撑国民经济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速,而社会上数量庞大的微观经济主体基于强烈发展愿望的自发性经济行为与调整,也会给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托底”,能够有效止住经济增速的进一步惯性下滑。综上所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将呈现如下特点: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将会紧盯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区间,相机进行政策调整以实现经济维稳;出台较大规模刺激性经济政策几无可能;央行货币政策以稳为主,不能寄望于通过放松货币、扩张信用、货币政策“一松就灵”的方式;政府强调“简政放权”,更多地创新宏观调控政策,构建新的内在稳定增长机制。
“转方式、调结构”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经济任务,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忧虑我国经济前景的“悲观论”、“危机论”甚嚣尘上。对于我们自身,不再需要GDP统领一切的政绩观,不再需要高能耗、高污染的“强势发展”,不应再为速度而牺牲环境,不应再为追求增长数据而忽略其背后的经济质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各种资源要素调整配置,提高资源和要素的利用效率,这依赖于顶层设计和及时推出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只有坚持深化改革,告别以往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惯性,坚定于调结构、重环保、重民生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不为外界杂音所左右,才能迎来我国经济社会期待已久的“全新动力”和绿色、可持续增长的美好未来。
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FUel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进入“十一五”时期,我们面临新的经济形势。据有关数据显示,河北省目前人均GDP约1200美元,仅相当于上海20世纪初和江苏、浙江两省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专家组还得出了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其他结论:投资增长趋于下降,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贫困化问题突出。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更应该抓好宏观经济,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作用,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原则。
宏观经济政策就是短期的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需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作调整,不宜长期化,因为经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今天,一国的经济形势,不仅取决于国内的经济走势,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经济的走势。
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原则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急则治标”,是指运用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处理短期经济问题,如刺激经济增长,防止通货紧缩、应付外部冲击等;“缓则治本”,是指通过结构政策与经济改革处理长期经济问题,如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实现持续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远期战略相一致的政策组合。
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去年以来,国家一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前经济形势,同前几年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实行双稳健政策的重要原因。
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碰到一个特殊的形势,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来治理;又不同于前几年经济偏冷和经济紧缩趋势,需要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治理。从经济运行看,当前既有局部过热,特别是一些部门投资增长过快的现象,又有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现在实行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有保有压,有紧有缩,上下微调,松紧适度的政策。由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含有紧缩的意味。这是因为:一是担心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大规模发行国债,会使中国财政赤字增加,债务余额增加;二是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形成对财政支出扩张的日益严重依赖。所以要针对这些问题,做出适当调整。
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适应我国总体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趋势的。河北省在经济发展中要贯彻这种政策,作为一种宏观经济发展背景,主要用来调节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个人的经济行为,使市场主体能够在这种宏观环境下权衡利弊,作出合适的、符合经济发展形势的决策和行为,不至于因盲目投资或盲目借贷等造成巨大损失。
三、收入政策
收入是目前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市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所以,政府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加大对其宏观调控力度:
1.较大幅度提高工薪阶层收入水平。目前,工薪阶层收入水平偏低是一种普遍现象。所以应该加强对工薪阶层的关注,提高他们的收入,避免由此引起众多的社会不和谐现象产生。首先,应该从经济方面改变现状,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所在。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是我们时刻不能放松的重要任务。其次,要缩小与其它地区其它行业的差距,必须从自身抓起,提升工薪阶层总体素质,并逐渐把他们推向市场,不断增值。
2.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方面,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核心。它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改革和建设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从政府职能转变入手,从经济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其次要切实从现有人们需要出发,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尤其是要建立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机制。要扩大覆盖面,提高征缴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等。
3.扩大就业。解决就业问题,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扩大就业不仅要解决城镇新增适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还要切实解决在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其中,关键是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扩大就业的关系,通过发展经济扩大就业,通过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发展,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河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目前待就业人数还在呈上升趋势,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解决就业问题,就要采用多途径,多方法,来加快河北省经济发展步伐,为增加就业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4.依靠政策和科技增加农民收入。当前种粮效益低、主产区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尤为突出,必须尽快加以解决。选择一部分有基础、有潜力的粮食大县和国有农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国家优质专用粮食基地。要着力支持、重点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基本农田。扩大沃土工程实施规模,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加强大宗粮食作物良种繁育、病虫害防治工程建设,优先支持主产区推广一批有重大影响的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围绕农田基本建设,加快中小型水利设施建设,扩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提高排涝和抗旱能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等。
四、消费政策
目前,扩大内需仍是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继续增加投资、扩大出口的同时,千方百计启动消费,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更新消费观念,刺激消费。消费是一种正常的经济行为,良性消费对于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良性循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一定要明确扩大内需、提高消费的重要现实意义。这在我省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发达,思想观念也还没有全面改善。一方面,对消费者来说,由于各种因素影响,一些过时的消费观念还在左右着他们的思想,攒钱、守财的现象还普遍存在,这对于经济的总体提高非常不利。另一方面,受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和思想影响,目前存在的一些政策制度与现在经济发展形势很不适宜,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消费。当然,我们提倡消费,要把它与浪费划清界限,提倡合理消费,防止过度消费。
第二,调整供给结构,扩大消费容量。一是对供过于求、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行业和产品,要坚决实行限产压库,避免边生产、边积压的情况继续发生;二是实行资产并购重组,促使资本和社会资源向优势产品、名牌产品集中,扩大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三是采用高新技术推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拓展消费总量。
第三,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形成消费群体。通过深化房改,取消福利分房切断职工对就业单位分房的依赖,愿意买房,同时增加买房补贴,降低房价,又买得起房,才能把大多数人推向商品房市场,形成购房群体,也才能使住房消费真正成为消费热点。从消费结构的演变趋势看,可能形成消费热点的除住房外,还有轿车、家庭电脑、旅游、教育以及新一代的高科技产品等。工作重点应当放在培育消费群体方面,通过消费热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五、价格政策
当前,宏观调控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但生产资料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后对下游的传导开始显现,煤电油运供应紧张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引发价格异常波动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所以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继续加强价格调控,努力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第一,要认真研究分析价格形势,明确我省价格水平预期目标。充分认识当前做好价格总水平调控工作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以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价格形势为基础,适当调节限价。加强对医疗、烟酒、水利、通信及娱乐、饮食、美容等暴利行业价格的控制,适当均衡行业间的利润冲突。出台相应政策,以关系国计民生,促进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维护人民生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协调。
第二,落实和完善政府调价的相关配套措施。价格主管部门在制订调价方案时,必须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和群众承受能力,做好相关配套工作。调价前应当认真测算调价措施出台后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预先拟订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方案,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配合有关部门积极落实补贴方案,以提高低收入群体对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物价工作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第三,进一步做好价格监测预警工作。针对影响当前市场价格变动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情况,要切实加强价格监测,密切跟踪粮食、化肥、石油、煤炭、钢材、房地产等重要商品市场价格变动情况,以及生产资料涨价向下游产品价格传导的情况。要善于捕捉和发现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出解决措施;遇到价格大幅度异常波动的情况,要适时启动应急预案,为当地党委、政府出谋划策,当好参谋助手。要进一步健全价格监测体系,继续完善价格异常波动的预警和应急机制,重点防范局部地区、个别品种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做到早发现、早上报,及时预警、应对得当。
六、对外开放政策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我们实现现代化和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在当前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做好对外开放政策的规划和实施。
第一,扩大对外开放,要明确目标,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在这方面,政府要积极营造一种对外开放的宽松环境。扩大外商投资领域,进一步开放竞争领域,扩大石油化工、建筑业等利用外资规模。有区别、有重点地吸收外资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有步骤地推进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积极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水上运输等领域利用外资试点;扩大国内商业、外贸、旅行社开放的试点范围;扩大会计、法律咨询服务业和航空运输、业务等领域的开放;有步骤、有控制地开放金融和通讯等领域的试点,并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管机制。
第二,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重点鼓励外资投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环保产业和出口创汇型产业;引导外资投向传统产业和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发展符合产业政策的劳动密集型项目。多渠道多方式吸收外商投资,实行外资来源多元化。积极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稳步地利用国际证券市场引进外资,认真办好现有外商投资企业,积极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对于符合贷款原则的外商投资企业,可给予必要的信贷支持。
第三,在放宽政策积极引进的同时,也要做好防范和监督工作。一方面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尽量加强能源、交通、通讯、市政公用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进一步改善软环境,制止对外商投资企业一切形式的乱检查、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对依法收费的部门和单位实施规范化的申报监管。切实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管理自,维护投资各方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依法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等。另一方面,在引进外资的时候,也要分清良莠,防止恶意资金的进入,还要加强对外资的管理,防止外资对河北省内部企业的控制性渗透。此外,还要把防偷漏税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这需要有严格的法律制度和专业性知识为基础,严格执法,专业执法。
七、产业政策
近年来,河北省的产业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并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同时河北省的产业政策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如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实施产业政策手段不完善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省经济的全面发展。
所以我们在实施产业政策时,应针对存在的问题,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进。首先要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产业政策导向相结合,通过经济的、法律的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为各类投资主体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其次,在具体措施上,要深入调查研究,增强产业政策工作的针对性,及时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和解决办法,提高工作效率和实施效果。再次,要加强监督检查,会同有关单位和部门,对产业政策的执行和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积极开展对已产业政策执行情况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工作,定期评估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提出修改和调整意见。最后要突出重点,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在产业发展中的导向作用。政府各类财政性投资,要重点用于对整个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较大引导、示范和带动作用,有利于全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项目,特别是对具有区域特色、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劳动力就业的项目,要加大扶持力度。
八、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它涉及面广泛、也很繁杂,要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问题规划蓝图,以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一,河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尤其需要发展和完善。要高度重视农村、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农民享有社会公共服务条件差的问题,多方面调查研究,加大对农村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投入,并最大限度地加快农村与城市的衔接,促进城市化进程加快。
第二,在乡镇以及较大城市内,河北省各地也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及贪污受贿等问题,是我们居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居民切身利益和安全的重大问题。在这些方面,首先应从观念上加以改变,树立新的就业观,坚决杜绝以学历、证书为唯一用人标准的现象和高不成低不就一直在社会流浪的现象发生。同时,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关键是抓落实,各区市要抓紧出台促进就业政策;
第三,要抓好促进就业工作的落实。在治安和防腐败问题上,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坚持在统一领导下,各部门齐抓共管,协调一致,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等各种手段和方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在这方面尤其要突出公安和检察机关的执法和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