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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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1.民间舞蹈是人体动态文化
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传情达意，抒怀。民间舞蹈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相连，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感情，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争战、祭祀和等一切领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舞蹈也随之发展分化，一部分成为为奴隶主表演的舞蹈，以后发展为宫廷舞蹈；另一部分是奴隶们的舞蹈，从祭祀性或其他功能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民间舞蹈。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平衡，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很少在史书中留下它们的踪迹。然而极为宝贵的是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民间舞蹈，经过数百上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流传于各民族群众生活中，尤其是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较多地保留着原形态的舞蹈特征，具有舞蹈史前史的性质。它们的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涉及到民族历史、、生产方式、风土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民间舞蹈是社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汇演。
2.民间舞蹈的文化结构
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在长期的创造、传承和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结构。从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视角，通过文化层次分析法来剖析研究，以便使我们更为准确地揭示其全貌和特质。
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民间舞蹈的时间性，即民舞文化的纵向面，展现民舞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可称之为“时间文化层”，即其历史层面。从时间文化层来分析民间舞蹈的形态，可分解为“原生形态”和“变异形态”二种形式。二种形态的生成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民舞群体的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等方面的综合互动作用。原生和变异二种形态的演变，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累积和融合，它表现为原生形态舞蹈的基本节奏、步伐、动律和体态的基因及其功能、文化内涵，有选择的保存和新形态的重新整合。民间舞蹈的空间性，即民舞文化的横断面，展示民间舞蹈的结构、表演环境、表演形式和程式，可称之为“空间文化层”。从空间文化层来分析民舞结构，可分解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二种构架。表层结构是指民舞表演中可见的物质性、动态性等符号，符号象征物具有指称、意味和记忆等功能。深层结构是指民舞主体即特定民族群体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等无形的意识形态，它是蕴藏在民族群体头脑中的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生死观念等。
二、民间舞蹈与当代社会转型
1.“社会转型”简说
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现象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变异性是永恒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在社会转型期尤其如此。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型的加速期。何为社会转型？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1〕社会转型期不是一切都变，也不可能一切都不变，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都有一个向度的问题。本篇论文无意去探讨“社会转型”这一社会学术语，而是想通过吸收社会学家的科研成果，在当代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从人文学科透视、分析传统的民间舞蹈生存与发展的现状，剖析其变异原由，使我们能较为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现象。
2.民舞生存空间的变化
我们知道，历史上由于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制约，千百年来民间舞蹈是在特定时空、特定群体中传承的，这个“特定时空”大多包括宗教仪式、祭祖祈神、年节聚会、生产劳动、婚丧嫁娶、谈情说爱等各种民俗事象；这个“特定群体”是指各民族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总是喜爱用本民族的民间歌舞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就是在劳动小憩或亲朋相聚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要唱唱跳跳歌舞一番，民间歌舞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产的快速发展，通讯、交通的大力改善，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空前的提高。特别是在一些交通较为便利，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在发展富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民族贸易等地方经济中，接触了外界，开阔了视野，他们还通过电视、电影、广播、报刊、电脑网络等现代化传媒方式，认识世界，了解经济文化的最新信息。当代色彩纷呈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的迪斯科、现代舞、卡拉ok等娱乐方式迅速传播，尤为青年人所青睐，传统的民间舞蹈不再是群众唯一的娱乐形式。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由于传统文化因素和现代文化因素的摩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撞击，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性和普及性，特别是价值观念的转变等诸多因素，使古老的民间舞蹈文化正在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这一变化呈多元、多样、复杂性的发展态势。
三、民间舞蹈的时空移位与新包装
1.民舞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90年代，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对外联系，为该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创造了条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奇山异水风景秀丽，文物古迹多有保存，奇特的民族风情，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这些民族地区发展的首选项目，旅游业的发展使该地区走出封闭的山寨，逐渐摆脱贫困，走上致富的道路。与此同时，在一些大中城市，也掀起了兴建民俗村、民族园、风情园的热潮，这些旅游景点规模不等，他们将各民族风格独特的建筑荟萃一起，并配上身着盛装的本民族群众载歌载舞，动静结合，交相辉映，使游客在一天或半天之内饱览民族风光。这一时期利用传统的民俗节日，采取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生造出各种五花八门的节日，民族歌舞自然是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此间的民间舞蹈在旅游景点或节日活动中，展现风土民情，渲染节日氛围，增加活力和参与性，加强与商客游客的感情交流，创造宽松和谐的气氛等，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民舞文化时空的移位
民间舞蹈多与信仰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俗紧密相连，其表演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无不受到民俗活动时空的制约。长期以来各民族各地区都形成了独特的节日、祭日，并从常日中突出出来，且以年为周期，循环往返，周而复始，不同的节日、祭日还形成了程式化、仪式化以及禁忌等约定俗成的风习。然而旅游景点的民族节日和歌舞表演，打破了原时节性和空间性的局限，反复再现节日民俗事象和民间歌舞等场景，使民间舞蹈赖以依存的民俗文化时空发生了变化，其内容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含义，成为旅游观赏文化的组成部分。以贵州雷山郎德村为例：这一带风俗约定，农历六七月间吃新节后才开始吹芦笙，到正月十五以后禁止吹奏，据说是春天后吹芦笙惊动谷神会造成粮食歉收。过去对违者处罚很重，要本人宰牛扫寨发誓不再违犯。作为旅游点开发后，现在只要游客一到，不论春夏秋冬哪一天，村民们照常吹芦笙跳《芦笙舞》迎接。过去只有在十二年一次的“鼓社节”（吃牯脏）才敲击的铜鼓，也照例每日向游客敲响。〔2〕滇东南彝族地区也有此风俗，每年四月初八“跳宫节”后不能再敲击铜鼓，理由也是铜鼓声会惊动谷神而使庄稼歉收，如今也已改变。
云南石林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石林周围居住着彝族支系撒尼人和阿细人，边弹大三弦边跳《阿细跳乐》，是他们的代表性舞种。改革开放前，彝族人民基本按照传统习俗过火把节，没有表演成分，没有商业性质。节日期间或花好月圆之际，撒尼、阿细青年男女总要会聚一起，围着篝火跳乐（月），他们以舞蹈的方式自娱自乐，表达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近十多年来，节日活动产生了质的变化，节日期间国内外、省内外游客和商人大量涌来，其人数无数倍于当地彝族人。昔日彝家老少高举火把游弋田间驱瘟逐疫的火崇拜仪式，变成了广场的象征性篝火；昔日围着篝火自娱自乐、谈情说爱的《跳乐》，变成商业性的歌舞表演；昔日以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为节日的主体，变成数倍于本族人的外来者。
3.民舞形态的新包装
民间舞蹈在新的时空环境内，展示给游人的舞蹈形态大多是经过加工后的新包装，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经改编更加光彩夺目，显示出民间舞蹈无穷的魅力，此种民舞具有“新民舞”的意义。旅游景点的民间舞面对的是广大游客，经过加工改编后的民间舞突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强化了原民舞的风格韵律，动作变化更为丰富优美，既保持了民间舞蹈的“土风”味，又适应旅游文化的艺术欣赏品味。云南德宏州的《新嘎光》就是生动的一例。傣族人民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傣家人说“没有歌声和舞蹈的日子，就像吃菜没放盐巴一样”，“看不见孔雀跳舞，就得不到幸福和吉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德宏地区成为国内外旅游和经贸的热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食粮的需求越加迫切，旧的民舞形式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80年代中，州歌舞团和群艺馆的舞蹈家们，在原民间舞的基础上，从中加以精选、提炼，整理改编出《新嘎光》，既保留了抒情典雅、韧性起伏的动律特点，又规范发展了动作组合，很快得到傣族群众的认可，特别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
全国民舞集成工作的大力开展，有力地促进民间舞蹈的收集、整理与改编，使一些濒于失传的民间舞蹈获得了新生，也使一些基础较好的民间舞更加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藏族《龙鼓舞》是青海省黄南州新挖掘的原始祭祀舞蹈，每年于六月跳神会时祭祀神灵、禳灾驱邪、保佑村民人寿年丰，青壮年男子手持单面鼓在神师的引领下边击鼓边跳。经整理加工，将流传下来的13段（套）动作，更趋完整规范，以雄健粗犷的跳跃击鼓动作，表现了请神、敬神、送神、降魔以及模仿雄鹰、骏马、海螺、太极等形象，无论从动作的发展、队形的变化或情绪的渲染，使这古老的舞种得以新生。陕西的《安塞腰鼓》、安徽的《花鼓灯》、山东的《鼓子秧歌》、青海玉树的藏族《卓舞》等一大批民间舞蹈，都在保留原基本节奏、步伐、动律、体态的基础上，进行了不伤筋骨强化精华的加工，在服饰、道具、音乐伴奏上突出了民族色彩，加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适应了当代审美的要求。加工后的民间舞又回到民间，从而带动了民间舞蹈形态从原生或半原生形态向变异形态的发展演变。
四、多元、多样、复杂性：90年代民间舞蹈的发展态势
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促进了传统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90年代这一发展呈多元、多样、复杂的发展态势，即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民舞生存时空的多样性，民舞群体观念的复杂性，以便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求。
1.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首先表现在其内涵和功能的大包容量，在当代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浸染下，使其古今交错、新老混杂。青海玉树草原的赛马会是康巴藏区远近闻名的草原盛会，每年于七八月水草丰美、牛肥马壮时节，都要在玉树结古镇草滩上进行民族歌舞、格萨尔说唱、赛马、射箭等表演，以及贸易交流等。90年代初，玉树当地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把法舞《羌姆》搬上民俗节日赛马会进行展演，这在佛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数百年来，《羌姆》作为藏传佛教法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方式始终恪守传内不传外的原则，即遵循在寺院内由喇嘛僧侣表演的规则。现在寺院的活佛和喇嘛自愿地把法舞和群众性民间歌舞联合演出，从而使《羌姆》冲出了寺院的禁锢，增强了表演性、娱乐性，淡化了佛法的神秘感、威慑感，把宗教和世俗的关系拉近了，这一作法在全民信教的藏区很有积极意义。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落实的结果。《羌姆》法舞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表演时空的移位和表演程序的简化，更重要的是加强了人神同乐、宗教世俗化的发展。
民间舞蹈的内涵和功能是通过民俗事象的主旨予以体现的。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鼓社祭”（俗称“吃鼓脏”）是其最为隆重的神圣节日，它是一个由血缘家族、宗教为核心的“江略”（类似军事联盟的氏族组织）举行的祭祀祖先的活动，每隔12年举行一次，届时众人要跳《踩鼓舞》，踩鼓时要身背祖先“央公央婆”跳舞。央公央婆的象征物是用杉木雕刻成的男女半身像。在踩鼓时象征交媾的表演中，要绕寨一周，表示祖先看望子孙繁衍，人人都是央公的孙子。〔3〕80年代以后，苗区的生产单位“家庭化”，加速了家庭经济的私有化，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劳动，再一次呼唤人们的劳动互助，这种互助自然是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发生。由此给人们提出了恢复“江略”团结的需求，通过鼓社祭，人们在祭祀祖先时同跳《踩鼓舞》，共饮“江略”酒，似乎又回到了同一血缘的圈子里，使人们获得“江略”认同感的满足。从苗族鼓社祭的活动中，我们看到这里既有祖先崇拜的信仰痕迹，又有加强群体之间的心灵交流增强认同感的心理需求，还有击鼓而舞的愉悦。多元多层文化内涵和功能的特点在当代民间舞蹈中具有共性。
2.民舞生存空间的多样性
民间舞蹈生存传衍的空间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随着当代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这一空间呈现出多样、交叉的立体式形态。绝大部分的民间舞蹈仍然在原产地传承发展，它们较多地保留着民舞的原生形态，或原生和变异并存的状态，只要这个地区和民族继续保留着适合于民间舞蹈生存的民俗活动空间，民间舞蹈将与人民永存。作为某一特定民间舞蹈形态和风格的传衍，往往伴随着一个时代的需要或结束而延续或消失。旅游文化、商贸集会或各种文化节，扩大了民间舞蹈传播的空间，经过加工整理的民间舞蹈，增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当其反馈回群众后起到升华提高的作用。当然，这种改编应该十分慎重，不负责任瞎改乱编只能糟蹋民间舞蹈的精华，尤其给青年人造成误导，成为披着民间舞外衣的假冒伪劣产品。
3.舞群观念的复杂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指民舞的载体——舞群的思想观念，即其、价值观念、婚姻观念、生死观念、审美取向等。舞群的思想观念受到社会主体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舞群的年龄、职业、接受教育的程度等对其思想观念也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一切文化观念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原生形态的祭祀舞蹈的核心是万物有灵观念，其中以祖先崇拜尤甚，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奴隶制或早期封建社会，祖先崇拜是压倒一切崇拜的宗教活动”〔4〕人们以为只有隆重的祭祀，才能获得祖灵的庇护，避免灾难，因为祖灵是直接掌握人们命运的。祖先崇拜的意识根深蒂固，在少数民族的生活中通过传统的祭祀年节和民间舞蹈，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土家族《跳摆手》祭“八部大王”，瑶族、畲族《跳盘王》祭始祖盘王，苗族“吃牯脏”跳《木鼓舞》、《芦笙舞》祭祖神等，均系祭祖仪式和舞蹈。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把民间舞蹈视作民族历史的教科书，通过民间舞向族民传授民族历史知识，使子孙后代永不忘本。如今生产生活水平提高了，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成果。但是，人们仍然希望得到祖先神灵的庇护，使自己的生活幸福、事业发达，家族兴旺，寻根念祖、祈求祖神保佑的思想并未消除，通过参加祭祖民俗活动，同胞共跳摆手舞、芦笙舞，与祖神进行勾通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寄托的观念依然在一部分人心中延续。当然，中国民众也在努力使民间信仰适应新生活方式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郑杭生.中国文化模式转型中的几个问题［a］.人类学与西南民族［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2〕杨正文.黔东南苗族社区的变迁态势［a］.人类学与西南民族［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3〕杨＠①国.苗族舞蹈与巫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4〕蔡家麒.论原始宗教［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巫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1.民间舞蹈是人体动态文化
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传情达意，抒怀。民间舞蹈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相连，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感情，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争战、祭祀和等一切领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舞蹈也随之发展分化，一部分成为为奴隶主表演的舞蹈，以后发展为宫廷舞蹈；另一部分是奴隶们的舞蹈，从祭祀性或其他功能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民间舞蹈。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平衡，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很少在史书中留下它们的踪迹。然而极为宝贵的是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民间舞蹈，经过数百上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流传于各民族群众生活中，尤其是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较多地保留着原形态的舞蹈特征，具有舞蹈史前史的性质。它们的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涉及到民族历史、、生产方式、风土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民间舞蹈是社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汇演。
2.民间舞蹈的文化结构
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在长期的创造、传承和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结构。从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视角，通过文化层次分析法来剖析研究，以便使我们更为准确地揭示其全貌和特质。
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民间舞蹈的时间性，即民舞文化的纵向面，展现民舞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可称之为“时间文化层”，即其历史层面。从时间文化层来分析民间舞蹈的形态，可分解为“原生形态”和“变异形态”二种形式。二种形态的生成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民舞群体的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等方面的综合互动作用。原生和变异二种形态的演变，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累积和融合，它表现为原生形态舞蹈的基本节奏、步伐、动律和体态的基因及其功能、文化内涵，有选择的保存和新形态的重新整合。民间舞蹈的空间性，即民舞文化的横断面，展示民间舞蹈的结构、表演环境、表演形式和程式，可称之为“空间文化层”。从空间文化层来分析民舞结构，可分解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二种构架。表层结构是指民舞表演中可见的物质性、动态性等符号，符号象征物具有指称、意味和记忆等功能。深层结构是指民舞主体即特定民族群体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等无形的意识形态，它是蕴藏在民族群体头脑中的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生死观念等。
二、民间舞蹈与当代社会转型
1.“社会转型”简说
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现象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变异性是永恒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在社会转型期尤其如此。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型的加速期。何为社会转型？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1〕社会转型期不是一切都变，也不可能一切都不变，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都有一个向度的问题。本篇论文无意去探讨“社会转型”这一社会学术语，而是想通过吸收社会学家的科研成果，在当代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从人文学科透视、分析传统的民间舞蹈生存与发展的现状，剖析其变异原由，使我们能较为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现象。
2.民舞生存空间的变化
我们知道，历史上由于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制约，千百年来民间舞蹈是在特定时空、特定群体中传承的，这个“特定时空”大多包括宗教仪式、祭祖祈神、年节聚会、生产劳动、婚丧嫁娶、谈情说爱等各种民俗事象；这个“特定群体”是指各民族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总是喜爱用本民族的民间歌舞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就是在劳动小憩或亲朋相聚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要唱唱跳跳歌舞一番，民间歌舞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产的快速发展，通讯、交通的大力改善，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空前的提高。特别是在一些交通较为便利，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在发展富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民族贸易等地方经济中，接触了外界，开阔了视野，他们还通过电视、电影、广播、报刊、电脑网络等现代化传媒方式，认识世界，了解经济文化的最新信息。当代色彩纷呈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的迪斯科、现代舞、卡拉OK等娱乐方式迅速传播，尤为青年人所青睐，传统的民间舞蹈不再是群众唯一的娱乐形式。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由于传统文化因素和现代文化因素的摩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撞击，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性和普及性，特别是价值观念的转变等诸多因素，使古老的民间舞蹈文化正在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这一变化呈多元、多样、复杂性的发展态势。
三、民间舞蹈的时空移位与新包装
1.民舞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90年代，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对外联系，为该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创造了条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奇山异水风景秀丽，文物古迹多有保存，奇特的民族风情，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这些民族地区发展的首选项目，旅游业的发展使该地区走出封闭的山寨，逐渐摆脱贫困，走上致富的道路。与此同时，在一些大中城市，也掀起了兴建民俗村、民族园、风情园的热潮，这些旅游景点规模不等，他们将各民族风格独特的建筑荟萃一起，并配上身着盛装的本民族群众载歌载舞，动静结合，交相辉映，使游客在一天或半天之内饱览民族风光。这一时期利用传统的民俗节日，采取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生造出各种五花八门的节日，民族歌舞自然是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此间的民间舞蹈在旅游景点或节日活动中，展现风土民情，渲染节日氛围，增加活力和参与性，加强与商客游客的感情交流，创造宽松和谐的气氛等，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民舞文化时空的移位
民间舞蹈多与信仰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俗紧密相连，其表演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无不受到民俗活动时空的制约。长期以来各民族各地区都形成了独特的节日、祭日，并从常日中突出出来，且以年为周期，循环往返，周而复始，不同的节日、祭日还形成了程式化、仪式化以及禁忌等约定俗成的风习。然而旅游景点的民族节日和歌舞表演，打破了原时节性和空间性的局限，反复再现节日民俗事象和民间歌舞等场景，使民间舞蹈赖以依存的民俗文化时空发生了变化，其内容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含义，成为旅游观赏文化的组成部分。以贵州雷山郎德村为例：这一带风俗约定，农历六七月间吃新节后才开始吹芦笙，到正月十五以后禁止吹奏，据说是春天后吹芦笙惊动谷神会造成粮食歉收。过去对违者处罚很重，要本人宰牛扫寨发誓不再违犯。作为旅游点开发后，现在只要游客一到，不论春夏秋冬哪一天，村民们照常吹芦笙跳《芦笙舞》迎接。过去只有在十二年一次的“鼓社节”（吃牯脏）才敲击的铜鼓，也照例每日向游客敲响。〔2〕滇东南彝族地区也有此风俗，每年四月初八“跳宫节”后不能再敲击铜鼓，理由也是铜鼓声会惊动谷神而使庄稼歉收，如今也已改变。
云南石林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石林周围居住着彝族支系撒尼人和阿细人，边弹大三弦边跳《阿细跳乐》，是他们的代表性舞种。改革开放前，彝族人民基本按照传统习俗过火把节，没有表演成分，没有商业性质。节日期间或花好月圆之际，撒尼、阿细青年男女总要会聚一起，围着篝火跳乐（月），他们以舞蹈的方式自娱自乐，表达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近十多年来，节日活动产生了质的变化，节日期间国内外、省内外游客和商人大量涌来，其人数无数倍于当地彝族人。昔日彝家老少高举火把游弋田间驱瘟逐疫的火崇拜仪式，变成了广场的象征性篝火；昔日围着篝火自娱自乐、谈情说爱的《跳乐》，变成商业性的歌舞表演；昔日以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为节日的主体，变成数倍于本族人的外来者。
3.民舞形态的新包装
民间舞蹈在新的时空环境内，展示给游人的舞蹈形态大多是经过加工后的新包装，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经改编更加光彩夺目，显示出民间舞蹈无穷的魅力，此种民舞具有“新民舞”的意义。旅游景点的民间舞面对的是广大游客，经过加工改编后的民间舞突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强化了原民舞的风格韵律，动作变化更为丰富优美，既保持了民间舞蹈的“土风”味，又适应旅游文化的艺术欣赏品味。云南德宏州的《新嘎光》就是生动的一例。傣族人民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傣家人说“没有歌声和舞蹈的日子，就像吃菜没放盐巴一样”，“看不见孔雀跳舞，就得不到幸福和吉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德宏地区成为国内外旅游和经贸的热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食粮的需求越加迫切，旧的民舞形式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80年代中，州歌舞团和群艺馆的舞蹈家们，在原民间舞的基础上，从中加以精选、提炼，整理改编出《新嘎光》，既保留了抒情典雅、韧性起伏的动律特点，又规范发展了动作组合，很快得到傣族群众的认可，特别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
全国民舞集成工作的大力开展，有力地促进民间舞蹈的收集、整理与改编，使一些濒于失传的民间舞蹈获得了新生，也使一些基础较好的民间舞更加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藏族《龙鼓舞》是青海省黄南州新挖掘的原始祭祀舞蹈，每年于六月跳神会时祭祀神灵、禳灾驱邪、保佑村民人寿年丰，青壮年男子手持单面鼓在神师的引领下边击鼓边跳。经整理加工，将流传下来的13段（套）动作，更趋完整规范，以雄健粗犷的跳跃击鼓动作，表现了请神、敬神、送神、降魔以及模仿雄鹰、骏马、海螺、太极等形象，无论从动作的发展、队形的变化或情绪的渲染，使这古老的舞种得以新生。陕西的《安塞腰鼓》、安徽的《花鼓灯》、山东的《鼓子秧歌》、青海玉树的藏族《卓舞》等一大批民间舞蹈，都在保留原基本节奏、步伐、动律、体态的基础上，进行了不伤筋骨强化精华的加工，在服饰、道具、音乐伴奏上突出了民族色彩，加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适应了当代审美的要求。加工后的民间舞又回到民间，从而带动了民间舞蹈形态从原生或半原生形态向变异形态的发展演变。
四、多元、多样、复杂性：90年代民间舞蹈的发展态势
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促进了传统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90年代这一发展呈多元、多样、复杂的发展态势，即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民舞生存时空的多样性，民舞群体观念的复杂性，以便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求。
1.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首先表现在其内涵和功能的大包容量，在当代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浸染下，使其古今交错、新老混杂。青海玉树草原的赛马会是康巴藏区远近闻名的草原盛会，每年于七八月水草丰美、牛肥马壮时节，都要在玉树结古镇草滩上进行民族歌舞、格萨尔说唱、赛马、射箭等表演，以及贸易交流等。90年代初，玉树当地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把法舞《羌姆》搬上民俗节日赛马会进行展演，这在佛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数百年来，《羌姆》作为藏传佛教法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方式始终恪守传内不传外的原则，即遵循在寺院内由喇嘛僧侣表演的规则。现在寺院的活佛和喇嘛自愿地把法舞和群众性民间歌舞联合演出，从而使《羌姆》冲出了寺院的禁锢，增强了表演性、娱乐性，淡化了佛法的神秘感、威慑感，把宗教和世俗的关系拉近了，这一作法在全民信教的藏区很有积极意义。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落实的结果。《羌姆》法舞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表演时空的移位和表演程序的简化，更重要的是加强了人神同乐、宗教世俗化的发展。
民间舞蹈的内涵和功能是通过民俗事象的主旨予以体现的。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鼓社祭”（俗称“吃鼓脏”）是其最为隆重的神圣节日，它是一个由血缘家族、宗教为核心的“江略”（类似军事联盟的氏族组织）举行的祭祀祖先的活动，每隔12年举行一次，届时众人要跳《踩鼓舞》，踩鼓时要身背祖先“央公央婆”跳舞。央公央婆的象征物是用杉木雕刻成的男女半身像。在踩鼓时象征交媾的表演中，要绕寨一周，表示祖先看望子孙繁衍，人人都是央公的孙子。〔3〕80年代以后，苗区的生产单位“家庭化”，加速了家庭经济的私有化，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劳动，再一次呼唤人们的劳动互助，这种互助自然是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发生。由此给人们提出了恢复“江略”团结的需求，通过鼓社祭，人们在祭祀祖先时同跳《踩鼓舞》，共饮“江略”酒，似乎又回到了同一血缘的圈子里，使人们获得“江略”认同感的满足。从苗族鼓社祭的活动中，我们看到这里既有祖先崇拜的信仰痕迹，又有加强群体之间的心灵交流增强认同感的心理需求，还有击鼓而舞的愉悦。多元多层文化内涵和功能的特点在当代民间舞蹈中具有共性。
2.民舞生存空间的多样性
民间舞蹈生存传衍的空间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随着当代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这一空间呈现出多样、交叉的立体式形态。绝大部分的民间舞蹈仍然在原产地传承发展，它们较多地保留着民舞的原生形态，或原生和变异并存的状态，只要这个地区和民族继续保留着适合于民间舞蹈生存的民俗活动空间，民间舞蹈将与人民永存。作为某一特定民间舞蹈形态和风格的传衍，往往伴随着一个时代的需要或结束而延续或消失。旅游文化、商贸集会或各种文化节，扩大了民间舞蹈传播的空间，经过加工整理的民间舞蹈，增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当其反馈回群众后起到升华提高的作用。当然，这种改编应该十分慎重，不负责任瞎改乱编只能糟蹋民间舞蹈的精华，尤其给青年人造成误导，成为披着民间舞外衣的假冒伪劣产品。
3.舞群观念的复杂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指民舞的载体——舞群的思想观念，即其、价值观念、婚姻观念、生死观念、审美取向等。舞群的思想观念受到社会主体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舞群的年龄、职业、接受教育的程度等对其思想观念也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一切文化观念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原生形态的祭祀舞蹈的核心是万物有灵观念，其中以祖先崇拜尤甚，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奴隶制或早期封建社会，祖先崇拜是压倒一切崇拜的宗教活动”〔4〕人们以为只有隆重的祭祀，才能获得祖灵的庇护，避免灾难，因为祖灵是直接掌握人们命运的。祖先崇拜的意识根深蒂固，在少数民族的生活中通过传统的祭祀年节和民间舞蹈，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土家族《跳摆手》祭“八部大王”，瑶族、畲族《跳盘王》祭始祖盘王，苗族“吃牯脏”跳《木鼓舞》、《芦笙舞》祭祖神等，均系祭祖仪式和舞蹈。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把民间舞蹈视作民族历史的教科书，通过民间舞向族民传授民族历史知识，使子孙后代永不忘本。如今生产生活水平提高了，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成果。但是，人们仍然希望得到祖先神灵的庇护，使自己的生活幸福、事业发达，家族兴旺，寻根念祖、祈求祖神保佑的思想并未消除，通过参加祭祖民俗活动，同胞共跳摆手舞、芦笙舞，与祖神进行勾通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寄托的观念依然在一部分人心中延续。当然，中国民众也在努力使民间信仰适应新生活方式的需要。
〔收稿日期〕1999—06—10
【参考文献】
〔1〕郑杭生.中国文化模式转型中的几个问题［A］.人类学与西南民族［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2〕杨正文.黔东南苗族社区的变迁态势［A］.人类学与西南民族［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3〕杨＠①国.苗族舞蹈与巫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4〕蔡家麒.论原始宗教［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巫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光谱技术是现代物理中有效测定物质组成和含量的方法，该方法在物理学，考古学等领域都有极大的运用，而将其利用到临床，也能发展出一套完善的物质检测技术。光谱分析技术是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最常用的技术。该技术主要是利用物质对特定的光谱具有吸收或者发射或者散射的能力，来通过检测光谱对物质的种类和含量进行分析。按照物质发射光谱的能力进行临床检验的方法有火焰光度法、原子发射光谱法和荧光光谱法，分别检验特定物质发射的光谱来确定该物质的种类和量，其中火焰分析法，利用物质被电弧或者火花的作用，产生高温气态时变成等离子体，检测其激发的光谱，来确定物质组分和含量。按照物质吸收光谱的能力构建的检验方法是最为常见的光谱分析法，主要分为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红外光谱法和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法，该类方法需发射特定的光线对相关物质进行照射，获取其吸收光谱数据，再确定物质种类和数量。按照散射光谱分析的方法主要有比浊法。
2电化学分析技术
化学电池可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而在检验物质组分时，电能的量可以逆向地确定化学物质的种类和含量，利用该思想的检验方法即为电化学分析技术。电化学技术利用了物质的电性质来获取其组成成分和含量大小，物质的电化学性质有电流、电导、电阻等，通过检测这些性质，可以较为精确地获取物质的含量和种类，在精确度上，可以非常的高，同时使用仪器和检测方法简单。电化学检验通常会用待检测的溶液构成一个化学电池，检测该电池的电性质，即可确定物质量。以待检测液浓度在实验条件下的电性质进行分析的方法是最普通的电化学检验法，该类方法有电位分析法，电阻分析法，库伦分析法和伏安特性分析法。第二类方法是对待检测液进行滴定分析，以在突变时对物理量的变化进行分析，常见的有电位滴定、电导滴定、电流滴定。第三类方法是将待测液中的某成分通过电极转换为固相，由电极上析出固体的质量来分析组成成分的量，该法为电解分析法。目前较为常用的是离子选择电位分析法，该方法利用了电极的电位和待检测液中物质活性的区别进行检测，该方法灵敏度较高，操作简单，但是运行成本较高。电化学方法对离子层次的物质定量分析有较强的效果。
3生物芯片技术
前述的方法都是传统的临床检验，基于个体待检测数据，获取疾病的信息，而在未来，生理信息的检测数据量越来越大，尤其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出现之后，大规模高通量的基因检测的需求摆在科学工作者和临床医生面前，传统仪器昂贵而单一，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检测和收集，同时，需要经验丰富的人员对数据进行分析，也极大影响了大规模高通量的生物化学检测[3]。生物芯片技术是近年来新出现的检测方法，该方法结合了生物科学的大分子反应和集成电路、微流控方面的技术，将分子化学的反应集成到芯片上，进行分析，可以实现高速大容量的检测分析，生物芯片可以分为基因芯片，蛋白质芯片，细胞芯片和组织芯片，该方法的大规模检测能力十分突出。生物芯片将大量的大分子集成固化到芯片表面，形成一定排列，然后让待检测物通过芯片，对排列产生的信息进行分析，可以迅速获取物质种类和量，生物芯片目前得到最多利用的地方在基因检测上，生物芯片高通量大规模的特点对基因检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生物芯片为生物化学检测走出单一的分子组分检测，提供了一条新路，在基因遗传领域，即时检测也成为可能。
4总结
巫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1.产业整体形象模糊破碎
武术文化产业发展先进地区一般都有较鲜明的产业主题内涵，且大多依托统一的、地标性的自然景观和宗教景观为载体，如河南少林、福建莆田、四川峨眉、湖北武当等。少林武术文化产业发展依托少林寺确立了“少林禅武”的产业主题和品牌形象，并打造形成了完整的武术文化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河北省虽然有着丰富的武术文化资源，但大多零乱地分散于乡间，空间聚集度低，名盛而形散，既没有统一的自然依托载体，也没有集中的人工展示载体，产业整体形象模糊破碎，不能形成统一的清晰完整的产业主题与品牌形象。由于河北省产业整体形象未进行有效整合，未确立统一的品牌形象文化诉求，因此武术文化产业一直难以形成发展合力和市场影响力，也未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2.文化品牌未转化为产业品牌
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产业经营模式，资源优势、文化品牌不容易转化为产业优势和产业品牌是武术文化资源富集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中只有河南登封少林文化成功地实现了这一转化。河北省也属于这一转化不成功的区域，武术文化品牌远未转化为武术产业品牌，转化相对较好的只有邯郸永年太极文化，沧州的这一转化刚开始起步，其他武术文化资源富集区几乎处于未开发阶段，其中武术文化大市保定的武术文化影响力与其产业发展落差尤为明显。摔跤是保定文化符号，不仅在国内很有影响力，在国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目前摔跤在国内一直停留在体育竞赛项目的层面，保定未依托摔跤发展相关产业，未对摔跤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这一强势文化品牌未转化为产业品牌。
3.产业规模小、载体弱、业态少
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总体规模较小。武术文化企业规模小、数量少、实力弱、层次低、经营分散，介入武术文化产业发展领域的企业也不多见，在武术教育培训、赛事、旅游、演艺等领域缺乏有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和品牌。从武术教育培训看，即使是邯郸永年这样的省内武术文化产业发展先行地区，也只有寥寥的几所武术学校，没有河南塔沟少林武术学校、山东莱州中华武校那样的国内名校。此外，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业态单一，一般停留在教育培训、图书音像出版、武术用品等基础性、初级性的产业业态，而武术赛事、演艺、动漫游戏等创意性较强的高级产业业态较少。邯郸永年太极文化产业虽然在影视、旅游等多业态发展方面有所成效，但在赛事、演艺、新兴娱乐等武术文化业态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
4.产业经营意识薄弱，产业经营人才缺乏
由于重侠义、轻功利的天性，产业经营意识一直是武术界人士的短板，对武术文化资源市场化、产业化运营比较生疏。河北省武术文化资源不仅在空间上较分散，而且大多处于市场经济意识落后的乡村地区，远离城市经济和文化消费大市场，产业经营意识先天不足，也不容易与城市市场和产业资本相联接。在教育培训方面，武术馆社大多沿用传统的口传身授的作坊式运营模式，教学方法陈旧，缺乏可持续性和成长性，管理规范、运营先进的武术学校并不多见，未形成科学的现代教育传承体系，武术文化赛事、演艺、新兴娱乐等高级业态更是鲜有成功运营的亮点。与产业经营意识不足对应的是产业经营人才缺乏，武术文化产业中多是单一的武艺技能型人才，缺乏熟悉武术文化产业运营规律的经营型人才。
5.体制机制不顺，政策法规不力
在我国武术文化产业发展中，武术文化产业、体育武术竞技、群众武术健身常常相互缠绕。武术文化产业是经济效益导向，而体育武术竞技、群众武术健身是社会效益导向，彼此界定不清往往造成产业发展载体不明确、发展动力缺乏和市场引导培育不力，因而形成了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羁绊。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发展中同样存在事企不分、政企不分等现象，尚未建立科学合理的武术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机制，武术文化产业与武术文化事业在许多方面未实现真正的分离，体育、文化等相关部门各自为政，未形成发展合力。此外，因武术文化产业尚未形成成熟的产业业态，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武术文化的产业价值缺乏关注，不仅没有健全的政策法规体系，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投入也明显不足。
二、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发展路径
1.整合武术文化的主题形象
我国传统武术不仅是技击之术，也蕴含着厚重的文化内涵，文化内涵是传统武术的灵魂和魅力之源。少林武术的影响力不仅源于“天下功夫出少林”，更源于中国佛教“禅宗”发源地历经千年历史积淀的拳禅合一、形神一体的“禅武”文化，并进而衍生出少林武德、报国精神等武术文化理念。少林武术正是以统一的“禅武”文化主线实现了形象整合和“少林”品牌塑造。武术文化主题形象的整合塑造是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具体分为两个层面：
（1）对武术文化资源的全面挖掘、搜集和整理。
要在全省范围内全面调查、整理和评价各地的传统武术文化资源，不仅要搜集拳种技法和功能、传承普及情况、产业价值和产业化开况信息，也要挖掘整理拳种起源、历史演变、传承人物、历史故事、精神内涵、武德修行等方面的文化内容。
（2）在挖掘整理的基础上，整合武术文化资源的主题形象。
在对武术文化资源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将分散在全省各地的众多拳种资源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主题，形成能集中体现河北省武术文化内涵的地域武术文化品牌形象。河北省武术文化具有与历史风云、社会变革、民族精神、燕赵文化、众多武林传奇人物紧密关联的独特文化内涵，应以“侠义”文化作为资源整合主线，塑造以“尚义任侠、慷慨悲歌”为内涵的“河北省武术”文化品牌。
2.推动武术文化品牌转化为产业品牌
文化品牌的文化影响力不等于产业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文化品牌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产业品牌，需要通过有效的产业化模式进行实质性的推动。长期以来，由于电影《少林寺》对河南登封武术文化产业的巨大推动作用，其他武术文化富集区都十分重视以影视剧拍摄带动当地武术文化产业发展，但并未达到预期的产业发展效果。以河南温县陈家沟太极文化为题材的电视剧《太极宗师》为例，虽然在影视剧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堪称《少林寺》之后的又一部武术文化影视经典之作，但是由于受到当地太极文化产业定位、商业模式选择等因素的制约，并未对当地太极文化产业发展产生明显的带动作用。电影《黄飞鸿》、《叶问》等大大提升了南派武术文化代表广东佛山的知名度，但佛山当地的武术文化产业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发展在主题形象塑造的基础上更要着力于实质性的产业开发，通过武术文化内容与现代产业形式的创意融合，发展武术文化教育、赛事、演艺等产业业态，推动文化品牌向产业品牌转化。
3.打造武术文化产业发展载体
（1）发展武术文化企业，形成产业发展主体。
一是大力推动武术文化的企业化、市场化经营。作坊式的传统武术文化经营要向现代企业经营模式转化，事业性的武术文化组织和活动要视具体条件进行企业化改造，以形成支撑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的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二是着力培育武术文化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通过资源整合、内生发展、外延扩张，发展大型武术文化企业，提高武术文化产业集中度，并形成武术文化产业的品牌化发展，以发挥其对整个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的带动和引领效应。三是积极引导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进入武术文化产业领域。
（2）打造武术文化产业城（园），形成产业集聚优势。
依托各地特色武术文化资源，打造集搏击赛事、武术演艺、教育培训、武术旅游、武术影视、健身养生等业态于一体的武术文化产业集聚区（城、园等），以集聚整合当地的武术文化资源和武术文化企业，形成各地武术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发展，提高产业发展的空间集中度，发挥产业发展的聚集效应，并形成直观展示当地武术文化产业形象、内外一体、形神兼备的综合性武术文化景观和地标性武术文化载体，改变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名盛形散“的窘境，如“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城（园）”等综合武术文化产业集聚区和“沧州武术城”、“保定（中国）跤城”等特色武术文化产业产业集聚区。
4.优化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1）规划组织与政策扶持。
一是对全省武术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在产业项目、园区建设、示范基地、品牌塑造、投融资政策、人才队伍等方面作出相应的战略部署，并把武术文化产业纳入文化产业发展大框架中。二是建立健全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体系，在资金、立项、税收等方面优化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尤其要重点支持有市场竞争力或品牌优势的武术文化企业、产业园区和示范基地做大做强，大力培育能带动产业发展全局的武术文化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
（2）完善产业管理体制机制。
巫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1.1政府主导力度不够，使传统炮龙节文化魅力逐渐缺失。
炮龙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体是政府，它通过制定具体的法律法规、投入经费、设计保护与发展规划、宣传政策、引导社会大众等行为对炮龙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政府部门在对炮龙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工作中做的还不够，没有制定出具体的政策法规、具体的保护与发展意见，没有形成整体规划和布局，没有明确分工和组织专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保护与传承工作。政府的宏观主导虽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诸如在保护炮龙节原貌等的细致工作上还不够，没有将舞炮龙的完整形式保护好，致使原有的吹八音、虾兵、虾将等表演形式逐渐的消失，而且在城乡之间炮龙节发展极不平衡，使散落在民间的炮龙文化元素逐渐消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1.2没有形成炮龙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职能管理机构和分级体系。
广西宾阳炮龙节在2008年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关于它的保护与传承的相应职能管理机构和分级体系没有建立。从2007年宾阳县政府提出“百龙舞宾州”，由政府主导开展炮龙节开始，政府主管炮龙节的职能部门仅是招商局和文化局，政府的主导目的主要是由招商局引导炮龙节的经济开发，由文化局主管炮龙节的整个活动安排，针对炮龙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没有设立专门的行政管理部门，而且没有相应的分级体系建设，致使各级职能部门针对各自相应的分管区域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处于随意状态，影响了炮龙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
1.3关于炮龙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相关法律法规缺少。
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是以法律法规的保障为基础的，炮龙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基础同样是法律法规，它不仅为炮龙文化提供制度保障，还维护其他主体对炮龙文化的保护行为，并促进对全社会力量的整合。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少主要体现在针对炮龙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出台，针对炮龙文化保护工作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对保护工作规划的实施与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依然处于停滞状态，这对于炮龙文化保护与发展的规范性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目前，还没有正式的法律法规提出对炮龙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因此，炮龙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处在了一个无法可依的境地，社会力量不能最大限度的整合，行为主体不能受到相应法律法规的规范和约束，这种状态将最终阻碍炮龙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
1.4专业人才的缺乏。
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核心元素是人才，人才的缺乏将最终导致文化的消亡。目前，掌握舞炮龙吞云吐雾技术的人已很少，诸如扎龙、吹八音、敲锣鼓等技艺也已经陷入了后继无人的境地，年轻一辈崇尚新奇事物，对舞炮龙技艺毫无兴趣，导致舞炮龙的艺人进入高龄化，后继乏人。此外，炮龙文化市场缺乏专业的管理和开发人才，导致炮龙节发展机制的制定滞后，宣传和产品的开发跟不上炮龙节的发展需求。
1.5城镇化水平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安全隐患严重。
近几年来，随着宾阳炮龙节的影响力逐年增大，宾阳县政府也在不断的改善城镇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一系列的消防安全举措来防止安全隐患。但是城镇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仍跟不上炮龙节的发展步伐，安全隐患形势依旧严峻。首先是宾阳县城的街道拓宽难度很大，丁字街较多，炮龙节时，参与的人多，就不利于交通疏导，安全隐患大；其次是接待、服务能力跟不上。由于炮龙节每年的参与人数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在接待宾阳县以外游客的住宿、餐饮、停车等方面始终跟不上炮龙节的发展步伐；再次是停车场、交通工具等基础设施的配置无法满足游客的需要。由于在炮龙节当天的下午四点，宾阳县城只准汽车出而不准进。因此：第一次来宾阳的外地游客会因找不到地方停车而错过进城时间；另外，宾阳的交通工具主要以三轮摩托为主，没有统一的规范，数量多且混乱。
1.6科研工作不够深入，人们的文化内涵和保护意识淡化。
文化内涵是炮龙文化的灵魂，是民俗文化旅游竞争力的体现。因此，不论是对炮龙文化旅游的开发，还是对炮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文化内涵都是很重要的。对于宾阳炮龙节文化的研究还是不够深入，没有依托相关科研机构和借助专家学者们的力量进行深入研究，这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炮龙文化内涵和保护意识的淡化。在炮龙老庙的修建上就曾出现过一次遗憾，即在修建过程中舍弃了一些原来老庙的石柱、牌匾和石刻，这些都是明清时期的东西，具有非常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对历史古迹的修复应在专家学者的指导下进行，要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尽量保存历史性的事物。宾阳炮龙老庙的修建从筹资到修建都是依靠民间的力量完成的，尽管新的宾阳炮龙老庙气势辉煌，但还是让人感觉缺少了历史文化底蕴。
1.7经济效益扩大，文化价值淡化。
经济效益是推动炮龙节发展的核心动力，但淡化文化价值势必会对炮龙节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旅游经济的效益很快显现，特别是人们喜爱和崇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更显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为了扩大经济效益，带动宾阳经济发展，建立炮龙文化旅游品牌，广西宾阳县从2007年开始重点发展炮龙节，每年参加的炮龙数增加至上百条，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到来，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宾阳炮龙节一时间声名鹊起。在找寻发展经济路径的同时，社会各界对宾阳炮龙节文化的不清晰认识，以及相关政策的落后，导致宾阳炮龙节的旅游开发仅是追求了经济效益，而逐渐使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淡化。
2、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广西宾阳炮龙节发展策略
2.1政府加大主导力度，加强与企业、民间组织的合作，扩大宣传。
政府加大主导力度，首先是通过制定宾阳炮龙节的相关政策法规，以此来约束各级主管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的行为规范；其次是出台具体的保护和发展意见，将宾阳炮龙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细化，做到保护和发展工作无疏漏；再次是加大财政投资，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长期的、完整的规划，以此宏观把握宾阳炮龙节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政府要主导扩大宾阳炮龙节的宣传力度，整合主流媒体和新媒体，除了运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进行宣传之外，还要运用手机信息、街边广告宣传牌、车体广告等新颖的形式进行宣传。广西宾阳炮龙节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民俗体育文化，对于炮龙节的开发，政府应首先放弃以往用行政指令为主的安排活动方式，根据炮龙节文化市场的需求来办节，还要动员企业和社会力量共同关注炮龙节，以经济创收带动炮龙节的发展。政府可以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调节，民间办节”的机制来开发炮龙节，这其中要按照市场和民间的需求来选择发展方向，将整个炮龙节活动按一项系统的旅游、文化、招商的形式来运作。政府部门在运作成熟后，将操办权归还给民间，由政府进行支持、引导和监控，民间进行操办，以此来推进炮龙节的正确发展，做到按原汁原味的形式传承发展炮龙节文化。
2.2建立炮龙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职能管理机构和分级体系。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职能管理机构，其目的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能够落实到实处，建立多部门协作的形式，并且明确各自的职责，避免了分工不明确和出现问题后的互相推诿等问题，有效的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正常进行。其中，分级体系的建构将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更加系统化，使保护与传承的工作从上级主管部门到下级执法部门都能明确各自的职责划分，依职责办事，将会推动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有条不紊的进行。建立宾阳炮龙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职能管理机构，可以以县委县政府为主导，职能划分给各个县直部委办局。县一级别的职能管理机构建立后，将这一模式引入乡镇和村，以此形成县到乡镇，乡镇到村的分级体系。
2.3构建炮龙文化的相关保护和发展法律机制。
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可以有效的对广西宾阳炮龙节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规划的实施进行监督，并且可以有效整合社会力量，为炮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工作提供思想指导和政策保障。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出台是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依据，宾阳县政府可以根据宾阳炮龙节的特性和需要来制定符合其发展的法律法规，如制定《宾阳炮龙节保护与传承计划纲要》、《宾阳炮龙知识产权条例》；另外，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化发展法律法规机制，以“市场运作模式为主，政府监督为辅”，综合把握市场发展规律，整合与炮龙节文化相关的，以及与宾阳发展文化旅游相关联的文化内容、景点，通过整合制定完整、统一的规划，形成一条专业的炮龙文化产业链。还可以对炮龙节文化品牌进行商标注册，从法律上对炮龙文化品牌进行保护，规范炮龙文化产业的发展，扩大知名度。同时，要缩短城乡间炮龙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政府统一规划，制定城乡炮龙发展规划责任书，整合具有举办炮龙节历史的村寨，给予政策与资金的支持，鼓励他们至少在正月十一的当天举行炮龙节活动。
2.4建立炮龙文化展示馆，提高炮龙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建立炮龙文化展示馆是来自于博物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启发，博物馆具有收藏、保护、展示、研究四大功能，是以实物的陈列来展示历史记忆，提供表现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在宾阳建立炮龙文化展示馆对炮龙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也是利用了收藏、保护、展示、研究这四大功能，这其中，收藏和保护的是历史上有关于炮龙文化的文物、产品、用品、书面记载等，然后将这些对炮龙文化的记忆展示给社会大众，让他们从中了解炮龙文化，并从炮龙文化底蕴中体验到中国传统民俗体育文化的精髓。研究的功能体现在通过对这些历史记忆的研究，可以了解到炮龙文化的萌芽、产生、发展的过程，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以及通过对历史上炮龙文化发展较快时期的研究和解读，有利于结合当代实际制定现代炮龙文化发展的策略。
2.5开展炮龙文化普查工作，加大科研力度，建立炮龙文化遗产数据库。
通过开展基层普查，收集整理关于宾阳炮龙的相关资料，建立起完整的炮龙文化数据库，还原宾阳炮龙的历史风姿。在现有的科研基础上，应依托广西的高校或相关科研机构，对宾阳炮龙节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凭借宾阳完整的炮龙文化，借助专家和学者们的力量，将宾阳创建成为中国特色龙文化的研究基地；另外，要加强炮龙文化的保护意识，对现有的炮龙技艺和炮龙文化事项进行最大限度的保存和记录，并建立相应的文化保存数据库。对于诸如扎龙、吹八音、敲锣鼓等濒临失传的技艺，要尽快将普查、教授、征集工作提上日程。想方设法搜集存在于民间的炮龙文化产品和用品，以及有关于炮龙文化的历史文物等，并将它们放入炮龙文化展示馆，以此保护和传承丰富多彩的炮龙文化艺术。
2.6注重对炮龙文化中人的保护和关注，加大培养专业人才的力度。
在当地，可以评选出杰出炮龙传承人和优秀炮龙技艺人，让他们定期给舞炮龙者和爱好者进行培训，特别对于那些濒临失传的炮龙技艺，要进行专门的培训。政府要给予特别关注，并给予他们经济扶持和场所支持，保证他们能够专心从事于炮龙技艺的研究和传授。此外，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专业人才也是传承炮龙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民族地区的民族院校有选择性的开展炮龙文化教育活动是很有必要的。通过在大中专院校的体育专业中开展民俗体育项目课程和管理课程，以龙为取材点的策划、营销、导游、翻译、包装、宣传等特色课教学，以此来培养炮龙活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和专业的管理、市场开发人员。在中小学的体育课和文化兴趣课的教学中开展民俗体育项目和民俗体育文化的教育，将炮龙文化作为民俗体育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介绍给年轻一代，培养他们从小热爱民俗体育和了解炮龙文化知识，为将来发展炮龙文化打好人才储备基础。
2.7保护与传承炮龙文化表现形式的同时，注重其文化空间的保护与改善。
文化空间，即炮龙文化存在的空间和环境。保护和改善其文化空间，就要提高城镇化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安全隐患防范宣传。政府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从政策上给予支持，大力吸收社会资金，为提高城镇化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前期准备。首先是加快旧城区的扩建与改造，积极的进行城区的美化和亮化工程，尤其是拓宽旧城区的街道，将丁字街打通，配套完备的路灯、路标、公厕等基础设施；其次是修建一批宾馆酒店，同时规划和建设一些大型的停车场，提高服务接待水平的同时，缓解交通压力；再次是积极开发农家乐，缓解住宿压力的同时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安全隐患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一方面提醒游客们注意一些炮龙节存在的潜在安全隐患，如要戴口罩参与活动，活动时不要抓龙身、不要拥挤，注意踩踏事件的发生等；另一方面，要在路边制作安全隐患及应急处理的宣传栏，以此供游客观看熟悉。此外，当地的工作人员和消防人员还要提前制定好出现意外事故的应急预案，配备足够的应急设备，以免出现火灾、踩踏事件时可以从容应对，减少伤亡损失。
2.8经济与文化并举，并驾齐驱促发展。
宾阳炮龙节作为一项民俗传统节庆活动，在大力提倡旅游开发的同时，要注意加强文化传播，既要以此带动经济发展，也要注重积极发展炮龙节的文化底蕴，不断的丰富和提高炮龙节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新时期的炮龙节发展，应是经济与文化并举，并驾齐驱促发展。政府应加大投资，并积极鼓励社会投资，加强政府与企业、民间组织的合作，同时，以文化协商为前提，了解民间对炮龙节活动举办的意愿，加大炮龙文化底蕴的挖掘和传承力度，使经济与文化共同发展。
2.9加强国际间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