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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艺术;古典艺术;发展;社会功能
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中有一个观点,文化的不同阶段是文化发展和进化的不同阶段,而一个阶段都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影响未来发展的进程。正是古典写实艺术的不断发展,才最后确立了西方艺术的精神直接承受古希腊罗马艺术和文艺复兴的陶冶,直接承受希伯来文化及其宗教精神,科学理性、思辩哲学和人文主义、资本主义观念的影响,理性、严谨、准确。而现代诸流派固然由工业文明直接引发,但在看似反叛的面目里却保持着与其古代文化艺术,古典艺术一脉相承的西方传统精神的内心逻辑,因此,现代派艺术不可能从根本上与传统决裂。
艺术家是一个时代的视觉好奇心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过去的艺术杰作来谈论现代社会的画家、雕塑家。虽然,现代派艺术一直打着与传统决裂的旗帜,但事实上,有部分现代实验艺术家从禁忌的诱饵中寻求古典大师杰作的艺术养料。同时,在特定的时期和环境里也有艺术家或艺术家流派从时代潮流中分离出来,而在古代艺术大师遗留下来的杰作中寻求灵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建筑艺术大师约翰•索思爵士和卡尔•弗里德思克•辛格尔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艺术以各种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出现。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艺术成为古典主义的表现形式以来,一些绘画艺术也受其影响,在表现手法上出现大同小异。这些流派风格全部借助于古典艺术大师的精华,尽管其中各种表现形式均被解释为借用了基本的讽刺手法。
既然在艺术精神上,现代派艺术与古典艺术有着其传承性,而在绘画的形式语言上,古典艺术也一直在被现代艺术学习、借鉴,所以,不管对于现当代绘画艺术的任何流派,古典大师的巨作都是一片沃土留给后辈充足的养份。盲目的与传统决裂既不科学也不事际。特别对于具象绘画,古典艺术更是它坚实的根基,不论绘画艺术本身,还是从欣赏的角度来看,在五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都给创作者、观赏者先入为主的概念。所以具象艺术的发展是必然的.虽然对于后辈具象艺术家,古典艺术的成就象一座高峰难以超越,但也只有攀上巅峰,才能领略到最壮丽的风景。
“艺术不是发展而变化”,它是随着时代变化所产生的心理变化及欣赏口味的变化。它是一个高峰随着一个高峰,相互不能替代。到了十九世纪,由于当时官方艺术界的专横和学院派、官方沙龙对艺术的控制,典型的沙龙绘画渐变为假古典主义的“机器”。自从塞尚翻来复去捣弄他的那些苹果为事物探求永恒秩序时,就预示着美术史翻升了新的一页.从这开始,造型就跟情绪联系起来了,形式变得重要。正如吴冠中先生所说的“形式即内容”。现代艺术主要研究由形式体现一种精神和情绪,不象以前,通过写实来说明一个事情,或说明宗教,或说明历史.艺术的功能从实用到欣赏。不管怎样,在纯抽象艺术主义产生前,现代派艺术或多或少对形象有着依赖,换言之,便是充分利用了形象以达到宣泄内心的情绪。例如,表现主义大师蒙克,在绘画主题上迷恋于描述死亡的恐惧和性的烦忧,常用梦幻般的线条勾画形象,在造型上追求色彩的强列对比,形象的痛苦扭曲和形式的粗野放纵。他的画中,无论痛苦还是欢乐,都是实在的形象而加以夸张。因此,被赎予一种带狂热激情的色彩,让人更易体会,感到不安。再看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作品,地平线的界定消失了,空间变得虚幻而无限,画中人物形象倾向于写实的古典主义,画中内为更为复杂,场面宏大辉煌,因为传统与超现实主义的接合而显示出一种全新的理念。他的作品包含了非常复杂的艺术美学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通过具体、逼真、实在、在生活中常见的物体,安排在一个荒诞、错乱的空间,产生了超于现实的感觉,人们能够深深地为它吸引。由此看来,不管任何绘画因素,只要被积极调动起来,便能获得到新的艺术自由。
现代艺术发展到今天,由于它一开始就被烙上时代的印迹,所以从二十世纪以来至今这个不平衡的时代里,现代艺术发展似乎有些走向极端,过分重视表现自我,忽视表现客观世界。砚代派强调自我,强调“发泄’,也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大生产束缚自我,消灭自我的抗议,是对社会生产关系不重视人的个性的反驳。但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想以人性对抗中世纪的神性,在艺术上表现为古典主义,面现代派反对古典主义也就是反对人道主义,这违反了人类的习惯道德标准。而且现代主义片面强调感性或片面强调理性,产生不同形式的形式主义,僵化沉闷或是一片混乱。有的现代派艺术家认为艺术仅仅是艺术家个人的、群众能否看懂,艺术是否有知音,他们是不管的。当然,艺术品的好坏也不是以群众能否看懂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但如果认为观众越是看不懂,水平就越高、越好,那就未免大玄乎了。过分强调个人主观感受,漠视艺术的社会功能,必然导致忽视群众的审美习惯和审美功能。有的艺术派别昙花一现,这本身就说明其脱离了社会群众的审美能力。不少现代派画家提出“与传统决裂”的口号来标榜革新精神,强调随心所欲的主观表现,否定主观要受到客观的制约,无视群众的审美趣味有传统的继承性和持久性.其实,现代美术各流派本身都直接间接地受它前期画派的影响,是有继承和发展的。(作者单位: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魏娟.油画创作中的构成形式[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0:20-21
[2]宋小青.论西方油画中主观性色彩的发展与特点[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7:13-14
【关键词】 复制;传统;灵韵;现代性
西方的艺术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遇了重大的挑战,即现代艺术对传统艺术的挑战。而艺术思想的变革在当时不是孤立的,它是伴随着西方社会思潮的来临而出现的。德国的现代著名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认识到了这种变化,并从摄影切入,从艺术制造技术的角度剖析了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区别,并预见机械复制导致大众文化的产生,这就是本雅明的技术复制美学。他的这一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1936年完成《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在本雅明的思想发展中,历史哲学、文学批评和语言哲学这几个方面是互相渗透,密不可分的。
本雅明把他所处的时代称之为一个“艺术裂变的时代”,在他看来,当手工劳动社会完成向机械工业社会的转变时,伴随而来的必然是与先前手工劳动社会相对应的以叙事艺术为主的古典艺术的终结。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与人之间的主要传播方式是叙说,与之对应的是以叙事性为主的艺术形式;而到了现代工业社会,机械制造所提供的便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也改变了艺术的生产方式,使复制的艺术完全摆脱了以往在艺术制造时所面临的技术局限,从而把艺术生产置于一个新的历史情景中。本雅明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感性认识方式是随着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而改变的。人类感性认识的组织方式――这一认识赖以完成的手段――不仅受制于自然条件,而且也受制于历史条件”[1]这一见解显然深刻地贯穿着马克思历史观的影响,那就是把精神领域的一切现象放置在物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动中来加以理解。
时代在推演的进程中裹胁着技术、艺术、政治、经济诸多文化的变形或提升。就对艺术的影响而言,技术进步引发了文化传播方式和大众文化内容的变革。技术与艺术的密切关联,这一在美学思想史与艺术史中常为人所忽视的方面,成为本雅明艺术理论的主题。本雅明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艺术的可复制性在古典艺术时代就已经存在,如“木刻就已经开天辟地地使对版画艺术的复制具有了可能”,而随着石印术的出现,复制技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随后照相摄影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使复制的艺术从根本上取代了古典的艺术,由此导致了传统的仅仅依赖于个人体验和手工制作的“灵韵”艺术的崩溃,用他本人的话来说:“随着第一次真正革命性的复制方法的出现,即照相摄影的出现(同时也随着社会主义的兴起),艺术感觉到了几百年后显而易见的危机的逼近”[2]。这种危机的具体表现是,在机械复制的艺术中,传统艺术所特有的“灵韵”(aura)、“本真性”和“膜拜价值”均已消失殆尽。这是本雅明文章的中心论题,现代复制技术的发展对艺术作品造成很大的冲击。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期,这是西方近代社会重要转型期,在这一段时间内,工业技术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尤其是流水式作业打破了传统的人的连续性认识事物的方式,使人们认识的事物变得片段化。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因机器生产、经济关系而变得疏远。
在论述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价值差别时,本雅明认为,传统艺术主要体现为膜拜的价值,而现代艺术在主要体现为展览价值。本雅明从艺术作品接收方式进行探讨,他概括为两种:凝神专注和漫不经心。追根溯源,艺术作品是伴随着礼仪而产生,所以艺术品也充满一种神圣感,也就是本雅明称之为“灵韵”的新的理论术语。每一件艺术品都有它特定的独一无二的意义,从一产生就成为了历史的存在。从而也与人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在对艺术的接受方式上,人们采用的是一种“凝视”的方式,通过这种“凝视”达到全神贯注,达到冥思以感悟神圣力量的存在。而另一方面,“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使艺术越来越摆脱崇拜价值,艺术作品的展示价值愈益压倒崇拜价值。”[3] 他认为技术复制取消了艺术的深度,并加大了艺术传播的广度和速度,艺术越来越体现出展览的价值和人们生活的消遣功用。艺术品被大复制而产生变化,成为普遍而平等的日常物品,与大众的距离因此近了。这样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消遣性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漫不经心。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又看到了技术复制的优势。“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观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对象以现实的活力”。我们不难看出本雅明对技术复制的肯定。 显而易见,技术复制能把众多艺术复制品带到“原作”本身无法抵达的地方,艺术的传统接受模式因此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不仅极大拓展了艺术的影响力,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推进了艺术的“民主化”进程。如果复制机械没有影响作品的艺术质量而且当这种技术为艺术生产形式所必需的话,复制品同样可以被看成“真正的艺术品”。正因为如此,本雅明被某些评论家认为他的身份 “暧昧”。之所以暧昧是因为,一方面,他称“机械复制”使艺术形式产生了异化,成为“找消遣”;另一方面,他又兴高采烈地指出,机械复制时代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本雅明对艺术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是在他构建现代性社会理论的背景中进行的在本雅明的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洞见到科学对艺术的深远影响。本雅明重视并尝试从接受者角度来探讨艺术的特质价值与功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相当敏锐地体察到了传统艺术历史性转型,他对美的艺术与机械复制艺术特点的比较,的确触及到了后现代西方艺术变化的核心――灵韵的消失以及美的变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理论文本毫无抽象范畴的堆砌与晦涩特点,而是以富有诗意的语言和含蓄多义的思想给我们呈现了他对艺术不变的精神底色,通过本雅明我们倾听到了遥远的灵韵余音,它已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其生命力不可低估。
参考文献
[1]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2
全球化,或然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如此,文化、艺术亦与之相关。可是,这种近乎必然而然的态势在我们的文化建设方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却是另外一个需要好好想一想的问题。因为,实际的情形可能会比人们的想象更加复杂甚至棘手。我们不能回避全球化所蕴涵的正负两方面的意义。现在,的学者们借座香港中文大学,畅谈全球化下中华文化的发展,实在是一桩意义深远的事情。
毫无疑义,全球化目前已经成为一个需要深入反思的话题。
在通常情况下,与某种经济强势裹挟而来的特定文化不仅有可能冲击某些相对处于经济弱势的地域中的本土文化,而且,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通过诸种喜欢最大限度地占据人们注意力的媒体占据相对主流的影响位置。在文化"帝国主义"的情形下,本土文化的活跃程度尤其有可能受到一定的威胁。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全球化(或者说"西化"、"美利坚化")未必会是一个纯粹平等的文化境遇的产生和维持。如果说排斥与经济强势俱来的文化是一种不甚明智的态度的话,那么,无视无论是历史抑或意蕴均有不可企及之处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典美术)可能又是更加愚不可及的事情。从理想主义的角度看,全球化不应当是导致文化单一化的理由,而应该是多元文化发展的又一契机。自然,多元文化的景象不会是一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一种意识自觉的作为。同时,我们应该比较清醒地意识到文化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差异所在,特别是要认识古典艺术作为文化的重要表征所具有的特殊品性。
在这里,我们主要不是讨论全球化过程中的利弊的方方面面,而是侧重于描述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古典美术的流布与弘扬,试图进一步地揭示中国艺术的内在精神魅力,认识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美学价值。在如今文化领域里欧风美雨无处不在的氛围里,谈论中国古典美术的当下意义,大概是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
一.
应当承认,一方面,我们今天处于全球化语境下现代媒体巨大影响中,领略着资讯量极其可观的各种文化信息,譬如,就像著名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所形容的那样,"唱机:没有围墙的音乐厅。照片: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影视:没有围墙的教室"。[1] 因而,无论是艺术作品的存在样式、接受模式,还是艺术作品的影响力,都已产生了饶有意味的变化。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成熟,相信这方面的变化会更加日新月异,甚至产生我们无法预想的崭新格局。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新颖性等都应当获得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
但是,另一方面,现代媒体的负面性也绝非轻描淡写的话题。不难理解,由于其巨大的、有时是全球性的辐射范围,媒体的更多地接近甚或迎合时尚的倾向极容易影响人们偏离对古典艺术精神的接受,或者说,流行的、大众的趣味会极大地压倒精英的、古典的趣味,从而导致另一种令人沮丧的文化单一化甚至文化的强迫化。确实,新的媒体在使我们的感官急剧延伸的同时,也令我们的感官变得麻木不仁。信息的过量以及选择的多种可能使得那种与古典艺术的欣赏有时所需要的含英咀华的心态产生一种根本的矛盾。人们不能不考虑如何摆脱被动的选择,如何提高对媒体中的艺术的媚俗化的抵御与批判。这种将古典艺术考量在内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甚至有意站在一种未来的立场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或许未来的人都会惊讶过去的人们曾经连续不断地看了那么多的电视、看了如此多的糟糕电影,听了那么多的平庸的音乐,阅读了那种垃圾杂志和书籍,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甚至"未来社会将回过头来把我们的媒体文化时代看作是一种令人惊讶的文化野蛮主义的时代"。[2] 在这种意义上说,对于全球化与传统的、经典的艺术的关系的探究非但不是什么趋旧、背时和保守的话题,而且恰恰还是具有未来意识的一种作为。何况,我们现在多多少少是缺乏一种媒体批判的声音的,或者说,即使有这种声音,也是微弱之至,并没有强大到令人警醒的程度。譬如,媒体诸种哗众取宠的噱头所酿成的非历史化、非经典化的现象--大多数是完全不谙历史与经典的硬伤而非特定知识背景上的"反其道而行之"的"误读"或"误视"的作为--更多地成为低俗化的趣味的蕴积,而不是时时脸红的原因。应当说,不会脸红是一种文化的尴尬,无疑是极其糟糕的现象。[3]
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越来越全球化的媒体信息可能导致一些极为负面甚至在未来看来是滑稽可笑的愚昧,但是,现代媒体的影响已经不是什么一鸣惊人、昙花一现的现象。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全球性的媒体文化由于其强势的特点,使人们受到左右的程度变得更加深层化。道格拉斯·凯尔纳就敏锐地指出:"媒体形象有助于塑造一种文化、社会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以及人们的最深刻的价值观: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以及什么是道德的或邪恶的。媒体故事提供了象征、神话以及个体藉以构建一种共享文化的资源,而通过对这种资源的占有,人们就使自己嵌入到文化之中了……在西方国家以及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中,个体从摇篮到坟墓都沉浸在某种媒体与消费者的社会里"。[4] 换一句话说,通过媒体传载的文化信息有可能成为一种个人予以认同的"参照体系",从而极为深刻地影响人的内心世界与相应的行为方式等。如果说,有这种强劲影响的媒体文化携带意蕴丰富的古典艺术的风韵,那么,它或许就不会被总体上看作是大众化的文化载体了。事实上,媒体文化至多是一种多重化的信息簇,以最大限度地面对大量的受众,绝不会为了某种纯正而又高雅的价值而牺牲收看率,从而流失经济的价值,哪怕是一点点。
因而,鉴于媒体文化的生产特点及其选择,在如今全球化的影响无所不在的语境中来讨论中国古典美术的当代意义,就尤其具有特殊的文化的针对性。如果说眼光只落实在时间长轴上过去维度的研究有可能只是"入乎其内"而已,那么把当下乃至未来的维度作为考察取向的研究就有可能获得对中国古典美术的新认识。 二.
中国古典美术到底具有怎样的延伸到现在与未来的独特魅力,是一个十分巨大的问题,可能远不是本文力所能及。不过,我们或许从一些侧面可以看到其闪烁的奇光异彩。
首先,我们要出乎其外地引证某些非中国文化系统中的艺术家的观感,这样可能更加客观地反映出研究对象本身的实在价值。或许是一种"误解"的原因,中国画漫长的历史曾被西方学者比拟为一种抽象化的历程,并且帮助了西方人更深地理解其自身的现代抽象主义艺术。形式主义的代言人弗莱就认定,中国画"总被表述成为一种有节奏的姿态的视觉记录,这真可说是一种用手画出的舞蹈的曲线"。[5] 大概这也正是像马克·托比这样的画家在走向所谓"白描"时的一种微妙影响源。不过,在形式范畴之外,还有令人感兴趣的对"抽象主义"的作用事实。譬如,美国著名雕塑家和设计家野口勇(Noguchi)30年代年轻时逗留北京8个月的经历 (尤其是亲从齐白石先生学习花鸟画的特殊感触) 使他最终能把时间之因深深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汲取到最为奇崛的灵感并获得与众不同的眼光。[6] 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时间之因 (而非空间之因) 正是抽象艺术的一种要义,是其舒展内在精神使之流动的不可或缺的维度。令人惊讶不已的还有对中国画内里精神的特殊汲取。例如,1978年3月,纽约画派的干将菲里普·库斯顿(Philip Guston)在明尼苏达大学所作的一次公众讲演中第一次如此坦陈自己的探索心态:
我认为,在研究和反思以往的艺术时,我最伟大的理想就是中国画,特别是约从10世纪或11世纪开始的宋代绘画。宋代的练笔是数千次地描绘某一东西--譬如竹叶和鸟儿--直到变成是别的人而非你自己在画,直到有一种气韵贯彻于你的全身。我想,这就是禅宗所谓的satori(开悟),而我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是双重的所为,此时你似懂非懂。[7]
在这种意义上说,古典的中国画(宋代绘画)仿佛已然是"现代"意味十足的践履了。不过,人们确实不可小觑中国古典美术的奇特魅力,它的影响微妙而又执着。我们知道,毕加索是一位艺术创造的奇才。可是,他似乎又是把我们所能想到的任何他性艺术的影响都一一地经历过来。如今,在他巴黎的故居(即现在的毕加索博物馆)顶楼上陈列的不少水墨戏笔便可大略见出他对古老的中国水墨艺术(绘画与书法)曾经心仪不已的过程。尽管其中有比较稚拙的痕迹,但是,那种虔诚而又认真地学习的态度则是确确实实的。[8]
其次,尽管中国古典美术是一种历史的遗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面对这份遗存的整全面貌了。其实,尚有许多隐而不显的美或者因为技术的限制或者因为资金的掣搦甚或因为尚未出土的原因而暂时无以原真地体现出来。譬如,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发掘出来的秦始皇兵马俑从一开始就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奇观。浩浩荡荡的兵马俑雕塑成为人类雕塑史上的一座绝无仅有的丰碑。但是,西安的秦俑博物馆从今年4月开始展出的1999年3月在秦俑二号坑出土的6尊保护较为完好的彩绘跪射俑中的2尊又将改变人们印象中的兵马俑雕塑是不着色的印象。而且,在5月展出的还有二十多年来出土的唯一一件绿脸陶俑也揭开神秘的面纱,以极为罕见的美把人们带向奇异的境界。其实,兵马俑作为秦始皇的陪葬队伍,在制作之初都是通体彩绘的。只是在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它们经历了诸如焚毁、坑体倒塌以及山洪的冲刷等,兼之地下多种不利因素的侵蚀,大多数陶俑出土时,其表面的彩绘面几乎已是剥落殆尽,即使有彩绘的残存面,也已经是面目不清,同时一出土就颇难保护,也很快脱落光了。好在十多年来,为了保护这些弥足珍贵的彩绘秦俑的原貌,两代文物工作者不懈地努力,现在终于有了两种相对可行的保护方法。一种是用皱缩剂(PEG200)和加固剂(聚二酯乳液)联合处理的固色方法,而且具有出土现场进行保护的工艺特点;另一套则是单体渗透、电子束辐射固化的保护方法。据报道,2001年11月,"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这一有开创意义的文物保护科技成果通过了中国国家文物局的鉴定。无疑,一对对多彩多姿,呼之欲出的兵马俑形象无疑会是更加令人兴奋不已的审美对象。
其三,那些出土相对较为完整的艺术品,有不少也是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力所无以企及的美学对象。以在杭州郊区良渚一带出土的玉制艺术品(指以装饰为主要用途而无其他实用性的物品)为例,我们难以想象在新石器时代尚无金属或钻石工具的年代里,那些规正、精致、典雅的玉器究竟是怎样打磨出来的,同时形制大小不一,造型颇为讲究的各种玉器又究竟是面对什么特殊的心理功能?它们和中华文化的其他形式有怎样的内在联系?这些大概至今都是意味十足的谜,令人回味,同时也让人惊叹。
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大量出土的四川广汉的三星堆真正是"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1000多件来自地下的美妙绝伦的珍贵艺术品,引起了世界的轰动,其中的一些精品已先后到瑞典、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台湾、美国等地巡回展出过,不知令多少观众为之倾倒。三星堆出土的艺术品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罕见的艺术品美到了极致,而且其内涵的精神追求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已远远地越出了我们现有的理智水平,我们难以确切地阐释特定造型的铜铸艺术品。惟其如此,令人们心愈向往之。
当然,中国古典美术的意义远不至此。[9]在总体意义上看,与其说我们对中国古典艺术的美学价值已经了然于心,还不如说只看到冰山一角而已。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美术(加上依然会源源不断出土的作品[10])宛如深蓝的大海,吁求我们潜泳其中,却又只让我们经历沧海一粟而已。任何对中国古典美术的轻描淡写,恰恰是无知与迟钝的结果。
三.
在不少人的观念里,似乎津津乐道于中国古典美术的人总脱不开过时而又封闭的审美趣味与观念。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其实未必准确。因为,一旦我们接触到中国古典艺术,就有可能十分自然地体悟到一种完全是"世界性"的气度。1996年10月7日至15日出土的400余尊青州龙兴寺石刻佛教造像群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它们所包含的时代自北魏,历经东魏、北齐、隋、唐、直至北宋年间,其中又以北朝时期的贴金彩绘石造像最吸引学者的注意。这些为数众多但又极为罕见的佛教雕塑使海内外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人士为之一振,有不少人由此认为,如果如此登峰造极的雕塑不载入史册,那么,中国美术史乃至世界美术史(或世界雕塑史)就显得极不完整了。因而,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务必重写中国美术史和世界美术史!中国古典美术何止是青州的佛教造像群!
从中国的艺术经典中可以感悟某种世界性的视野,这其实与中国古典美术的历史有着内在的关联。中国古典美术不是什么自我封闭的文化产物,有时恰恰是不失天性地吐故纳新的结果。早在先秦,无论是陕西扶风西周宫室遗址出土的西亚人模样的骨雕,还是山字纹的战国铜镜,都已经透露出中外艺术相互辉映的诱人景象。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的开通与佛教艺术的东传成为中外美术相互融合的重要时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与中亚的佛教艺术(特别是犍陀罗和笈多艺术)又对中国艺术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隋唐五代一方面见证了印度、波斯艺术的融入,另一方面也以罕见的规模向东方各国(尤其是日本)流布中国艺术的影响。至于宋元时代,一方面仍是向海外传输中国艺术(绘画与陶瓷)的独特韵致,另一方面继续汲取外来艺术的营养(譬如尼泊尔艺术、波斯艺术)。明清以来,随着西方宗教的传播、中西贸易的发展,中国艺术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广泛地领略了外来艺术的推动。[11] 总而言之,中国古典美术的开放性是一种历史的事实,也是我们不断亲验与反思其无可替代的美学魅力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只要人们不是主观地设置认识的方向和范围,中国古典美术与世界其他文化艺术的融合与自身的天性的持续强化,无疑是一个极具启示性的命题。从中,人们可以不断地读解中国历史的重要馈赠价值,具体而微地体会到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如何"刚健既实,辉光乃新"。这何尝不是当代中国文化获取卓越建树所要求反省的课题!
四.
应该承认,迄今为止,我们对自己文化中的古典美术的特殊意义的把握条件是不甚理想的。不仅我们既有的教育构成中,这方面的侧重犹如凤毛麟角,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远离艺术本身的。即便是为数寥寥的研究中国美术史专业的研究生也绝少有机会亲睹一定数量的名作。人们所获得的有关中国古典美术的知识与其说是真实的,还不如说是间接的。譬如,究竟有多少人看过赫赫有名的北宋张择端的画作《清明上河图》呢?人们更多地是通过枯燥的文本资料以及与原作有千差万别的复制品来构建中国美术史的体会与理解,这种体会与理解极不可靠、极为脆弱。我在不同场合(有些甚至是学术的场合)听到诸如传统上中国人不具备对色彩的欣赏趣味,为此也做过辨正。[12] 其实,如果人们亲睹一些中国美术的原作就不会有如此不着边际的结论。譬如,对唐代张萱的惊世杰作《捣练图》(宋代摹本,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每年只在11月的第一、二周展出)的图像的感知只是建立在一种来自复制品的印象与记忆,就显得十分勉强,因为任何有关的复制品都无法一一具现例如画中女性纤细的青丝,因而体会不到艺术家用笔时对腕力的绝佳控制;同样,任何复制品也无法体现出画中色彩的曼妙、典雅与妩媚。[13] 同样,如果我们不是亲睹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南宋院本)的原作,那么就无法体会具有某种透明感的纤细线条的精妙。
遗憾的是,人们亲验中国古典美术的机会相当有限。一些绝世之作由于历史的诸种原因,或内地、台湾遥遥相对,或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国,研究者尤其是一般的爱好者所要经历的不便是可想而知的。同时,鉴于中国古典美术(特别是书画)的不易展示(极易在强光和空气中受损)以及展览的现实条件的不足,不能一一绽放出迷人的风采。博物馆中的一些极重要的作品甚至多少年都难得展现其原真的风采。因而,大多数人对中国古典美术的激赏很难从内心中自然地激发出来,这种艺术所具有美学质素随之也就成为一种相当概念化的存在。换一句话说,人们较难具体入微地感受到其中的经典性的力量;所谓"经典性",就是一种能够唤起人们本来就已经存有而又有待于唤醒的精神顺序的反应的一种性质。[14] 可是,看不到或者极少看到原作,就很难有"已经存有"的"反应",更难"有待于唤醒"。
由此看来,如何保护、展示和应对中国古典美术,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学理课题,而且也是当代中华民族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自身文化建设的一个实践课题。从我们自身对中国古典美术的由衷赞叹到一种更为国际化的普遍共享,其间有很大的空档。无疑,它有待于也值得一代甚或几代的中国人去努力填补与超越。 注 释
[1]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等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53页。
[2] Douglas Kellner, Media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Identity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Routledge 1995, p. 333.
[3] 行笔至此,我不由得要想起启功先生的一个感慨。他曾经说,好多电视媒体上的清代戏,单是服装就够让人别扭的,因为,有些演员的服装根本就不属于活人的服装!
[4] 道格拉斯·凯尔纳为笔者所译的中文版《媒体文化》撰写的序言,该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5] 转引自多伊奇:《勃鲁盖尔与马远:从哲学角度探索比较批评的可能性》,蒋孔阳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
[6] See Dore Ashton: Noguchi: East and West, pp.29-30, p.37, p.60, p.98, p. 23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7] See Dore Ashton, A Critical Study of Philip Gust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p. 185-6.
[8] 他作于1967年的一件小小的水墨画,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由德国收藏家捐赠。
[9] 譬如,中国古典美术有时甚至是把握中国新时期电影时的一种独特角度(see Jerome Silbergeld, China into Film: Frames of Refer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Reaktion Books Ltd., London, 1999)。
[10] 中国一直在源源出土的艺术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常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这里,仅仅以目前对2001年下半年(7月至12月)出土的艺术品的不完全统计为例,我们就兴奋地看到一道道耀眼的景致:
8月,山西娄烦县发现绘有精美壁画的宋代墓葬群;
8月,太原王家峰发现北齐时期彩绘壁画墓;
8月,四川文庙崇圣祠内发现一具琉璃质童人塑像;
9月,山西运城解州市发现金代砖室彩绘墓;
9月,山西霍州郭庄村西发现一组经唐、宋、元、明历代精雕细刻而成的千佛崖造像;
9月,皖南发现4块明清古木雕稀世珍品;
9月,贵州龙里县发现一个较大规模的岩画群;
10月,内蒙古发现一座罕见的元代壁画墓;
10月,山西发现一批隋唐石造像;
10月,山西灵丘县出土数十尊唐代石雕佛像……
【据《美术馆》"美术馆信息库(2001年7月至12月)",2002年总第2期】
[11] 参见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前言,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12] See Ding Ning et al, Concerning the Use of Colour in China,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April(1995).
一、横向打通文论要点与
柏格森认为笑是“镶嵌在活的东西上面的某种机械刻板的东西”,介绍他的生命哲学,“笑”的理论更易吃透。讲“精神分析学说”的文论,就必须介绍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人格是一个整体,指人的个性构成,与通常所指的人的品质有所区别。人格整体包括3个部分,分别称为本我、自我、超我。人格中的3个部分彼此交互影响,在不同时间内对个体行为产生不同的支配作用。与本我、自我、超我相对应的是快乐原则、现实原则和理想原则。如果只介绍“潜意识”、“俄狄浦斯情结”、或者梦的理论,没有精神分析理论基础的介绍就显得很突兀。对荣格“原型”理论的认识必须在弗洛伊德个人“潜意识”理论的基础上,引进“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分析心理学”的“原始意象”、“自主情结”等文论要点就会迎刃而解。再如,解构主义文论,罗兰·巴特是从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反思走向解构主义的。他在《S/Z》中开宗明义:“从每个故事里抽取出它的模型,以这些模型再建立一个巨大的叙述结构,然后(为了验证)又回到任何一部作品上去:这件任务使人筋疲力尽,而且索然寡味,因为文本因此而失去了差异。”而德里达是从语言学出发,反对逻各斯(语言)中心主义,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这里须适当介绍索绪尔的语言学知识。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就具体语言符号而言,能指是随意的,与所指没有必然的联系。任意性、差别性局限于能指领域。语言优于文字,文字的首要用途是记录语言。德里达认为“所指”领域同样存在任意性和差别性,语言并不优于文字。为此,他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达到反传统的目的,说明“所指”世界构成一个流动的意义指涉过程,它也是不确定的。至此,德里达在深广的背景下,打开了解构主义的大门。“言虽不能言,非言无以传”,他后来自造“分延”(differance)、“播撒”(dissemination),“踪迹”(trace)等新词也正是以自己的理论为基础的。
二、纵向梳理相关文论流派的发展
脉络,抓住不同流派嬗变的联结点20世纪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激变的世纪,具有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在传统的权威之下,人们充满了影响的焦虑。每一个流派都试图在前辈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突破。要讲透西方文论的知识点,就必须把握好各流派之间嬗变的联结点。就20世纪盛行的文本批评而言,它发端于俄罗斯形式主义文论,重点是什克罗夫斯基等人对“陌生化”的研究,雅各布森对隐喻和换喻的探索。另外还有普罗普对童话形态的研究,他从童话中总结出31个要素。形式主义文论打破了传统内容和形式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形式是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形成的系统,形式与形式相比较而存在,传统的内容,比如情节的安排是有机形式的重要部分。文学研究的重点是研究文学性。后来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是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布莱希特吸收什氏理论的精髓,综合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社会批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间离效果”(也译为“陌生化”),他侧重在叙事剧领域倡导文学手法的革新,使演员和观众都能跳出单纯的情境幻觉、情感体验,以“旁观者的”目光来进行理性反思,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同是“陌生化”,一个脱离社会现实,认为:“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一个讲究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功能。后者虽然受到前者的影响,其本体论精神实质却是迥异的。雅各布森的两个概念,与汉语中的比喻和借代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对此的讲解可以联系语言学纵向聚合与横向组合,共时性与历时性,弗洛伊德关于梦的“凝缩”与“移置”机制,欧洲文学中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思潮,原始巫术的相似律与相关律,现代科学中右脑与左脑的主要功能,以及电影的蒙太奇、长镜头等知识点,把它们放在一起考察,可以看出这些两两一组的概念中相似性和相关性是核心。文艺概念蕴含着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宏观梳理,易于阐明。结构主义学者格雷马斯等对神话的探索发端于普罗普的理论,他把31个要素概括为7个主要因素,重点研究神话,提出关于人类起源于大地或交媾的二元理论,这又是后来解构主义的分析目标。通过相关流派脉络的梳理,在先后映照的关系中更容易理解知识点。又如,西方文论的主要特点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审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高度重视文学的能动功能,很多理论观点是糅合经典马列文论、心理分析学说、存在主义等流派,结合当代现实条件下更彻底、更深入,有的也是更偏执的探索。适当介绍经典马列文论中“异化劳动”,人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国家机器,艺术生产,乃至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等相关理论,更容易切入“西马”重点。关于艺术起源,马克思、普列汉诺夫等人认为文艺起源于生产劳动。卢卡奇从劳动与巫术的相互一体、相互作用出发,认为原始人类的劳动和巫术模仿活动一起对艺术的起源产生决定作用,这一理论,既深化了赖纳等人关于艺术的巫术起源说,又丰富了经典关于艺术的劳动起源说,为艺术发生学做出了新的贡献。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观念、政治、工会、文化传播,具有非强制性)的理论是对暴力国家机器理论的丰富和补充。马尔库塞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消费控制”把人变成“单面人”,这个命题是“异化”理论的深入发展。他结合“”压抑的理论,认为当代艺术能够造就“新感性”,提出艺术的实质是“革命”和“造反”,是游离了经典马列文论,对艺术功能的过度发挥。本雅明认为古典艺术突出“膜拜价值”,具有独一无二性,当代艺术彰显“展示价值”,带有民主性,古典艺术在当代丧失了一时一地性,消失了“光晕”,这与当代社会艺术进入了机器复制的时代密切关联。这是在现实条件下对艺术的特性的深刻洞察,也是对艺术生产的“二重性”理论的创造性发挥。现象学文论家伽达默尔探索艺术与游戏、艺术与节日的关系,阐明艺术的象征性、特殊感受性、无目的性、共同参与性等特性,努力打通古典艺术与当代艺术的鸿沟,认为无论是古典艺术还是当代艺术,其基础都是人类交往共在的原初要求。当代艺术努力消除观众群、消费者群以及读者圈子与艺术作品之间保持的对立距离,使观看者和表演者邂逅,为当代艺术寻找合法性。这是“艺术终结论”在现实条件下激起的深度反思。总之,抓住文论要点的前后衔接处,对于理解当代西方文论是一把钥匙。当代西方很多文学名流集评论和创作于一身。讲解文艺理论既要打通衔接处,又要讲透知识点,即做到横向联结,纵向打通。与此同时,还要熟悉百余年的西方文学,这样参照文本便可信手拈来。西方文论不仅理论性很强,而且普适性、可操作性也很强。通过学习,学生可以获得研究中外文艺现象的崭新视角。比如,讲象征主义文论,可以联系波德莱尔《应和》、《忧郁之四》等。讲荒诞派戏剧可以结合尤奈斯库的《椅子》、《秃头歌女》、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讲意识流文学可以选讲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等人的创作。迈克尔·布莱顿用形式主义、性别批评等八种方法解读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用十多种方法来阐释莫瑞森的《蓝色的眼睛》,在评论家笔下文学像红魔方一样展示色彩斑斓的艺术魅力。又如,可以引导学生运用女性主义文论分析《三国演义》,用结构主义叙事学赏析《祝福》,用原型批评理论分析《雷雨》。这样便可避免用生涩的话语讲解外国的文论,达到深入浅出、学以致用的效果。讲授西方文艺理论在认清理论重心的同时,必须把握学界理论转型和热点。比如,20世纪后半期西方文艺理论宏观上出现了反中心、反确定性的特点,这在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酷儿理论等思潮中均有体现,与此同时,当下文论界在文本转向、读者转向后又出现了传播学转向,重点和热点的结合不仅有助于学生打好基础,同时能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目前我国的教学论中非师范院校的高等教育是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实际上,高等教育不同于中小学教育,研究生教育不同于本科生教育,各自都需要研究教学论。本科生、研究生教育需要教师发挥在理论深度上的引导作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不仅要让学生吃透知识点,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我更新知识的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理论思维的创造性。课程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提高。
作者:田兆耀 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艺术;写实;山水画;油画
中图分类号:J20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1-083-01
前言
中西方写实绘画在古典艺术时期所具有的基本形式为统一形态的艺术。这里的写实主义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艺术学的概念。按照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的研究,所谓“写实”只是西方艺术史当中一个对艺术发展所设置的目标,这个目标,用贡布里希借用波普尔的哲学术语来说,可以称之为“错觉主义”。
一、中国古典写实绘画产生的背景
写实,伴随着中国美术现代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它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的“意义”。是绘画的一种表现手法。然而从整个山水画发展概况来看,中国宋朝是我国古典写实艺术的巅峰。从五代宋初,山水画出现了“皴法”。北宋的写实主义影响到南宋画院,而画工专业性绘画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朝及清朝。譬如在清朝袁江的绘画中,北宋的写实主义已形成一种典型绘画型式。清朝的艺术家并不用新的观点来观察自然,他们只凭脑中的记忆来构思绘画。在北宋,当写实主义画家高唱直接观察自然时,却有一小群知识分子对绘画持另外一种看法。
二、西方古典写实绘画产生的背景
西方古典绘画里更多地表现具有写实、再现的意义。在写实主义以独立姿态之前,艺术是从属于皇权、宗法和政治的身份,即便是名誉极高、财产极丰的艺术家,只是御用(为国王、贵族)和雇佣(教会、有钱人)身份。只有从写实主义画家开始,艺术才广泛地面向大众,为大众而创作,反映大众的心声。这是因为,社会发展到这一特定阶段,艺术家也有了相应的条件,使他们能够把自己为大众创作的作品广泛地展示给大众,这就是印刷技术的提高。
三、写实在中国古典绘画中的地位
中国画中虽然出现某些写实性比较强的作品如宋画,但与其说是写实性,不如说是理想性,因为与写实性一比,便显示他们和真实物象的距离。他们并非完全照着物象描绘,而是包含相当多的理想性加工美化成分,无论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在真实的生活中找不到原型,他们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中国人习惯说:“江山如画。”就是绘画比真山真水更美,那是一种理想化的美。我们在自然界里,找不到宋代山水画中那种造型皴法完美的山石,因为画中的山石,是经过理想化加工的。而这种理想性,与西画古典主义的理想性又不同,后者是立体性的,中国画的理想性依然只有平面性。
四、写实在西方古典绘画中的地位
写实在西方古典绘画中走过了漫长的历史,整个十九世纪以前的绘画风格基本上是属于写实的,可见,“绘画是一种可以高度写实的艺术样式”。印象派以前的西方绘画都是以写实为主流的,直到塞尚的出现才发生了转变,他关注的更多是对自然的结构分析。“人们很难从他的画来判断一天中的时间甚至季节”,“立体感不是从透视或前缩方面实现的,而是通过一种极为微妙的色调上的变化得以体现。” 其代表作《浴者》非常激进,前景上的浴者性别都难以辨认,树木和天空之间没透视意味,仅仅是一种平面的排列,这是较前卫的颠覆传统的做法。
至此,西方的写实手法开始有所动摇,不再占有统治地位。理想性造型,使意象性造型在形神兼备的要求下向写实性靠拢一步的结果。在理解中西绘画区别时,必须严格界定写实性的含义,否则往往会混淆中西绘画的本质。
结语
现在我们讨论写实在中西方古典绘画地位比较时,主要从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书画同源”特点,绘画工具的“笔”、“墨”使中国绘画先天具有了长“线描”短“体绘”的语言形式特征;在造型意象思维方面使画面之形与客观之形仍然保持着一种 “传神”的超直观模仿关系,而不以通过“写实”达到再现的逼真刻画为目的。西方确实一直保留着写实的良好传统,以古代模仿论为美学依据,以近代科学精神为支柱,借助几何学、透视学、光学等科学精心再现了现实生活,写实能力登峰造极,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丁宁.西方美术史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李万康.儒生与画家:15、16世纪明朝与意大利绘画史的多维比较[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洪惠镇,邓福星.中西美术比较十书――中西绘画比较[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