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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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当代语境；文学理论课程群；教学改革；课程建设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243-02
一、高校文学理论课的教学现状
高校的文学理论课程大都属于专业基础课或者专业必修课，对于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教学环境的变化，这些课程在教学中所出现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注重历史经典，很少顾及当下的现实生活。学生现在明显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知识僵化和老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也不能解释当代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和审美体验，从而产生了对文学理论课程的消极态度。第二，大都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任课教师往往是从理论到理论，高高在上，少有对于文学问题的具体阐释和实践环节的锻炼。第三，各课程之间独自言说，很难做到相互融通。文学理论课程的本质是形同的，都是对文学现象的总结和文学规律的把握。但现在一些教师往往将时间和精力局限于某一单一的课程，从而固步自封，缺乏更宽阔的学术视野，不能使学生获得触类旁通的学习效果。
针对以往局限于单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不足，因此有必要把文学理论课程作为一个群体来统筹考虑，实行文论间的现代转换，避免单兵突进，以有利于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的整体优化，产生规模效应。同时，坚持以当代意识为指导思想，在教学中注重补充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教学内容，删减陈旧和晦涩难懂的材料，力争在规模上瘦身，在内容上新鲜，以适应新形势下教学的需要。
二、文学理论课程群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1.关于核心概念的界定
第一，关于“当代意识”：广义上的当代意识是指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产生的并且能够反映这个时代本质的，具有指导和推动这个时展的先进意识、科学意识。狭义上的于“当代意识”是指文学理论课程教师置身于当代的文学和文化环境，面对当代的社会现实，把握时代的精神特征，并将对于当前形成的感知、价值和理念等自觉地运用到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和研究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进行具有当代意义的阐释，以此来促进文学理论课程健康发展的改革意识。第二，关于“文学理论课程群”：从教学及其课程建设的角度出发，把从理论上把握文学现象及其规律的相关课程称为广义的文学理论课程群。在这个群体中主要有《文学概论》、《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文学批评》、《马列文论》、《文艺心理学》、《中西比较诗学》和《美学》等课程。
2.关于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一，关于文学理论教学改革的当代意识的研究：在此领域主要以徐一周的《文学理论教学论》（接力出版社，2006年）最为代表，指出了当下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的十一个问题，其中脱离现实的问题最为明显，解决的办法是必须具有当代意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以发挥文学理论的审美作用和指导作用，提升其生机与活力。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还停留在理论上的研究或者限于局部的问题上，文学理论课程中的当代意识体现得还不明显。第二，关于文学理论课程群之关系的研究：对此理论研究，主要有童庆炳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主张将古代文心与现代心理美学的互相阐释，以逐步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顾祖钊的《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尝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主张中西文艺理论的融合和将古代文论的范畴和理论做出现代的阐释，转化为现代文论的范畴，以防止某些西方文论的缺陷。关于文学理论课程群之间的关系在理论的研究上已经比较成熟，并且在实践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继续做好文学理论课程之间的渗透和转换，发挥好课程间的辐射作用和课程群的整体效益。
3.当代语境中文学理论课程群建设的理论依据
第一，“课程群”理论。在20世纪的90年代，为了适应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和发展形势，提出了课程群的概念，它是指“以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为指导，对教学计划中具有相互影响、互动、有序，相互间可构成独立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的相关课程进行重新规划、设计、构建而成的整合性课程的有机整体”。本课题所指的文学理论课程群已具备了这些特点和要求。第二，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认为文学观是冲突的产物，没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文学观念，任何文学观念都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处于一定空间位置的文学活动者建构的结果。因此，从事文艺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应该将文学观还原到其产生的文学场域、文化场域和社会场域，将经验分析与理论阐释结合起来，解读其背后的社会实践内容，不能将文学观念从其产生的“文学场”中抽取出来，进行抽象的分析。第三，“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理论。1996年10月，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主办的会议上，正式拉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序幕，主张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吸收其精华，同时深入研究西方文论和我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联系现实社会生活，以此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体系和文艺学教学方式。
4.文学理论课程群建设的内容
以当代意识为切入点，探讨文学理论课程群的教学改革研究和实践，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古代文论与当前文艺作品和现实生活之关系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所产生的时代环境已经远离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加之语言的陌生和现在学生对文献理解能力所限，导致古代文论与当下的教学环境有着一种将行渐远的趋势。但是，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特色文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采取“扬弃”的态度，充分发挥其对现实文艺的指导作用，努力缩短两者的距离，因此可以把当前的文艺作品植入到对古代文论的阐释中，把对古代文学理论的阐释植入到现实语境中，使两者之间成为有机的联系而不是互不关联的割裂体，以此来增强学生的亲近感，使他们在心灵上走进古代文论并且喜欢它。第二，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性研究。现在的文学理论教学大都忽视了理论学科的应用性能，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明确目的性。在课程群的建设中，应当努力打破学术与实用的界限，注重加强实践环节，对当前的文艺生活发挥指导作用，甚至可以来治疗当下文艺创作中的种种弊症。第三，文学理论课程群间的知识融通研究。文学理论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对文学现象的概括和文学规律的总结，因此在整体而言，不管是古代文论或是现代文论，不管是中国文论或是西方文论都只是时间和地域上的区别，其实在知识上相互间是可以融通和转换的。在课程群的建设中，应特别注重文学理论课程群间的知识融通，在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在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比较中，来进行对话、交流，以相互理解，以更宽阔的学术视野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其中各课程间融通的模式和特点是研究的重点。第四，坚持整体性研究原则，确定好文学理论课程群中的专业基础课、专业限选课和选修课，做到有主有次，重点突破，整体推进，避免平均使用力量。
三、结语
通过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群的建设，在当代意识的指导下，对文学理论课程在教学内容上进行精简和适当增添当代新的研究成果，侧重应用能力的培养，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以便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同时，文学理论课程群不是把每一门课程孤立的对待，而是把形态或者性质相关的课程当作一个开放的系统，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握学科发展的整体趋势，有利于从大系统的角度来思考性质相关的课程间的联系和各自特定的位置，从而在这个大的课程群的系统中相互促进，使这个系统充满生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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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前景[J].文学批评，2001，（3）.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古代文论；形式批评；研究
提到文学的形式研究，论者大多会把目光投向西方。似 乎“形式”批评本是西方文论的产物。纵览二十世纪的西方 文论，在文学语言研究方面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就。无论是以俄 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语言形式”，还是结构主 义文艺理论的“结构形式”；无论是符号学理论的“符号形 式”，还是神话原型批评的“原型”和格式塔理论的“格式 塔”概念，这些形形的批评理论都可归之于“形式批评” 的范畴。六十年代以后的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 历史主义等等，也都给文学语言问题以优先的地位和特别的关 注，并且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可以说，西方 二十世纪文论是以文学语言的研究为重要标志的.zclunwen.com
中国古典诗学是以汉语言文字为基础的，汉语的独特性决 定了中国诗歌在形式方面的天然优势。中国古典诗学在形式批 评方面有诸多阐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古代文学创作的“形式”之美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形式美。而中国古代文 论一方面强调“言志”、“宗经”、“载道”，另一方面又始 终对诗歌语言问题相当重视，产生了大量的有关诗歌语言的论 述，其成果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西方传统文论.
以唐诗为例，唐诗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高峰，其形式上的 成就远远高于内容。几万首唐诗里表达的思想情感，如爱国思 乡、友情爱情、春愁秋恨、山水隐逸等，在先秦至六朝的诗歌 里已表达的很多了。哈罗德·布鲁姆说“：一部文学作品能够 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唐诗中的情感肯 定已不存什么陌生性了，只有语言而且是不断翻新的语言，才 使唐诗赢得了经典地位.
汉语的诗性也促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魅力。中国古 典诗学是以汉语言文字为基础的，汉语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诗 歌在形式方面的天然优势。王力指出：“因为汉语是单音节， 所以排比起来可以弄得非常整齐，一音对一音，不多不少。有 了这种特性，汉语的骈语就非常发达。”正因为此，中国古典 诗歌在对偶、平仄、用韵等诸多方面是颇为讲究的。与这一创 作现实相适应，中国诗学在这方面的理论总结和思想阐述也异 常丰富。流传甚广的贾岛“推敲”的故事，郑谷“一字师”的 故事都是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推敲辞章的桥段。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词句，表现了他对锤字炼句的 重视。白居易令老妪解诗，王安石诗中“春风又绿江南岸”的 “绿”字，改十许字才定稿为“绿”。文学史上这样注重文学 形式锤炼的例子不胜枚举。也正是古人对于文学形式美的不懈 追求，这些优秀的诗篇才能给我们以独特隽永的审美感受.
二、古代文论的“内容”与“形式” 当然，我们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才把文学分为内容 和形式。实际上中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古代文论 中“文”、“质”作为对举的观念范畴，论述了内容与形式的 关系。文质说源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早在孔子就注意到了 内容与形式统一，认为这才是君子作文的准则。孔子的这一理 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最大，引发的论述也最多，几乎古代 的每个有影响的文论家都谈到过这个问题.
汉代的扬雄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文质兼备的思想，刘勰还 把“文质”辩证统一关系看作是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内在基本 因素。王充的“言事增实”说，陆机的“辞达理举”和“尚巧 贵妍”说，刘勰的“情采”说，韩愈的“陈言务去”和“气盛 言宜”说，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说，白居易的“尚质抑” 说，欧阳修的“道盛文至”说，程颐的“作文害道”说，黄庭 坚的“理得辞顺”说等等。“文质论”探讨的是文学的语言形 式与内容的关系，总的来看，重内容但又讲求文采的观点占上 风。中国古代的“文质”理论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文学历史 发展的艺术辩证法，以及其中对文学形式的论述在今天仍然具 有重大的文学理论意义.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是相当丰富多彩的， 对于文学语言形式，所论及的问题也非常广泛和深入。有些论 点极富启迪性，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宝库。我们可以站在现 代的高度上对传统做出新的阐释和评价。继承借鉴传统文论对 形式批评的丰富论述，对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无疑是非常有益 的.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比较文学;双语教学;软实力;多媒体课件
中图分类号:I0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229-02
比较文学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门从国际角度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基本规律的一门独立学科。
目前,比较文学得到各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成为国际文坛上软实力较量的舞台。“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到自己意愿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1]比较文学把各国文学放到一起,论其渊源影响、风格气质等的异同,多少连带着各国国力、风俗、文化、政治等因素的较量。各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在文化冲突日益严重的今天,用对话代替对抗,将敌意消融在萌芽状态是争取和谐的根本途径。因此,纷纷站在本国立场,试图用创新的学科建设理论占据学术前沿领域,获得优先话语权。
建立中国比较文学流派能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通过外语这一国际交流工具实现与域外学术界的有效沟通。据了解,我国比较文学专业最先是设在外语系的,上个世纪末,教育部依照国际惯例将其设置在了母语系。因此,目前我国比较文学的授课主力是在中文系,不在外语系。在比较文学教学领域引入双语教学,能使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以最快、最直接的速度与国际文化接轨,尽快建立并使西方学者熟知且承认以“跨异质文明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派”。所以,比较文学教学应当把提高外语水平和国学水平结合起来,强化双语教学模式,使中国比较文学领域尽快拥有大量双语学术人才。
双语教学是指用一门外语讲授非语言类课程,使学生通过接触两种教学媒介语,达到提高语言技能的目的而设计的教育课程。教育部2001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指出,要“积极推动实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要求“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教学。”[2]
只有通过双语教学模式,才能培养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学者,实现建立中国比较文学流派的愿望,在国际软实力较量中占有一席之地。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就要从基层工作抓起。但是,由于目前从事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教师多数是中文专业毕业(除四川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设立了专门的比较文学系,拥有一批学养深厚,具有中外融通视野的学者之外)的,面对的学生也大多是就读中文专业的,在国学方面的基础或许很雄厚,但是,外语功底并不是很扎实,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因此,多数高校还不能很好地采用英语授课方式,短时期里也不可能达到高水准的英语课堂教学。有鉴于此,在比较文学课堂上就可以发挥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作用,通过一些影音材料减轻比较文学的授课难度,达到培养双语人才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再掌握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方法,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要把比较文学、文学理论术语英汉双语汇释引入课堂教学,理解掌握基本的比较文学专业知识。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王先霈、王又平主编的《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释义对象主要取自文艺学学科专门术语,共收词目1 300余条。书中将文学理论批评术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术语,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依据理论体系构架排列。还适当收入了一些与文艺学密切相关的、常见于文学理论批评著述中的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学科术语,并予以释义。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术语部分外,其他部分均有英文术语通译。同时附有检索光盘,收入了书中所有批评理论术语词条,实现了全文检索、联机打印、内容保存等多项实用功能,为使用者将文本制作成电子课件创造了便利条件。
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学术资源是译介学,主要是指对文学翻译、翻译文学(译品)和翻译理论(译论)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由于译者是沟通源语文化和宿语文化的媒介,既是文学的接收者又是传播者,在翻译阐释原作时,往往会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进行分裂整合。同一本著作有不同的译者,就有不同的译作,就会体现出不同的文化品格,这是比较文学课程讲解中的一个难点部分。在讲解这一部分内容时,可以利用ppt或autherware技术将相关文字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如《伊利亚特》第六章里安德洛马刻和丈夫赫克托尔之间的一句对话“daimonie,phthisei se to son menos”,历代英国译者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做出了如下的词语选择:
1.考柏1791年译:
Thy own great courage will cut short thy days,
My noble Hector…
2.梅尔斯等1883年译,散文体:
Dear my lord,this thy hardihood will undo thee.
3.墨雷1924年译,散文体:
Ah, myhusband, this prowess of thine will be thy doom.
4.里优1950年译,散文体:
“Hector,”she said, “you are possessed.This braveryof yours will be your end.”
5.理查兹1950年译,散文体:
“Strange man,”she said, “your courage will be your destruction.”
6.费茨杰拉德1976年译,散文体:
Oh,my wild one,your bravery will be
Your own undoing!
通过英汉对译的多媒体课程模式安排,可以明显看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词汇根据自身母语资源进行的文化整饬。首先是在文体上做出的选择,从最初的诗歌体到后来的散文体;其次是文字里妻子对丈夫称呼语从高雅王族到平民口吻的转化,可以看出由译者刻意营造的史诗色彩;此外还有不同时代的诗体在译作中的体现,等等。由此,使学生对“翻译就其本质其实是一种基于母语文化经验所进行的文化调适”的理解就更加清晰明了[3]。
其次,理论的研究探讨和中英文原典阅读是比较文学教学的两个基本环节,可以播放一些国外、国内著名学者的解读文学、文论原典、英文诗歌朗诵录像等。根据我国目前高校的基本教学条件,不是所有高校都能及时实现校际间的尖端学术人才流动的,也并不是所有高校都有能力从国外聘请一些知名学者访学的。我们可以从网上收寻一些类似资料,将其运用到多媒体教学中,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如将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给四川大学本科学生讲授的比较文学双语课,他的“如论形式手段、互文性与文体”学术讲座录像,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杜威・佛克玛的“松散的结尾并非终结”讲座录像,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马克・本德尔教授的讲学录像“文学人类学研究――美国当代民间文学理论发展动态”等制成课件放映给学生看,客观上也能取得一些良好效果。
最后,欣赏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较高艺术价值,相对较短的英语影视作品片断,营造良好的双语环境和氛围。在选择时,要注重资料选择的本土性和语音的纯粹性。目前,国内大多数学生都讲美式英语,高校普遍使用的语音教材也是以《AmericanEnglish》为主,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于许多学校的绝大多数外教都来自美国,中小学英语教师也大多教授美式英语;另外,美国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上影响很大,学生观看自己喜爱的影片时自然会受到语境的影响。安妮・海瑟威出演《成为简・奥斯丁》的女主角时,在电影开拍前5个星期搬去伦敦,跟从老师学习1775年英国汉普郡一带的口音。因此,教师作为教学主体,在放映影片时,要明确区分英语语音的纯粹性和标准音,以免误导学生。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范文第4篇
曹顺庆(以下简称“曹”)：我于198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同年考上四川大学研究生，拜在杨明照先生门下，1983年获硕士学位，1987年获博士学位。在我的求学过程中，明照先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严谨求实的治学理念和博雅亲切的人格熏陶两个方面。
先说治学理念。明照先生曾师从著名学者郭绍虞深入研究《文心雕龙》，出版《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著述，被誉为“龙学泰斗”。综观先生的学术历程，其学术上的最大的成就是校注和研究《文心雕龙》，其爬罗剔抉、考辨源流之细致，其考证辩驳、辨章学术之严谨，足以堪当今人治学之典范。无论在资料搜集、文本校勘，还是理论研究、体系建构上，他都能独树一帜。这种严谨、务实、求真的精神，影响着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学人。我在做博士论文选题时曾打算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但先生说龙学研究佼佼者众多，建议我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开辟新的古代文论研究路径。于是，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以“比较诗学”命名的专著《中西比较文学》。此时恰逢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积极复兴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从此，我便走向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
再说人格熏陶。在一般人看来，先生对学问研究是严厉而苛刻的，对学术是敬畏而真诚的，对学生是高标准和严要求的其实，从内心来讲，先生待人是极其和蔼而坦荡的，而待己则是严格而严厉。每次和先生谈完话后，心中总会充满温暖和激情。先生已经真正达到学术即生活，生活即学术的物我两忘的逍遥境界。总之，无论是治学的严格，还是人格的熏陶，杨先生都在学生的心灵中都树立了～块值得崇敬而难忘的丰碑。如启功先生在《祭杨公明照》中所言，可谓“后学仰止，千载留声”。先生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先生的高尚遗风永远与我们同在。这让我又想起先生那琅琅的川音，那飘飘的白须，那激情的手势，那亲切的笑容，仿佛他又回到我们身边。
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经久不息的“读经热”，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传统文化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您对此有何看法呢?国内出现“读经热”的原因有哪些呢?
曹：所谓“读经热”，又可称为“国学热”。“读经热”在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出现和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文化转折。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和过激行为。中国知识界曾有人对传统文化持负面看法，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被动挨打的“祸根”，是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不打倒传统文化，中国就不能进入现代，就不能繁荣富强。然而，抛弃传统文化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我们当时的且的，反而使我们失去了文化之根，由此导致很多严重的后果。
第二，当代文化的失语与混乱。由于我们都对传统文化不熟悉，这就造成了我们文化上的“失语”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所谓”失语”，其根本的害处就是缺乏创新力，缺乏自主刨新性。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必然会形成“失语”现象，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的。
第三，中国文化的空心化趋向。在整个文化发展上，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我们整个文化出现了一种”空心化”的趋向。当代中国人缺少类似于西方的“诗意栖息”的文化家园感，当下缺少精神文明的核心理念，缺少有民族特色又适合当代人的文化思想支柱，”文化失语”，学术缺乏刨新性等现象也都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简言之，从本质上讲，读经旨在创新。读经不是我们的目的，一如学习西方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一样：读经只是一个手段和方式，正如借鉴西方目的在于从中得到启发。今天中国需要创新，而要创新，就应尊重、学习中国文化经典和西方文化经典，并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
涂：毫元疑问，中国古代文论与古代典籍对当代文化建设和语文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下的命运并不尽如意，甚至令人堪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呢?
曹：中国古代文论与典籍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当下的语文教学同样有着无法抹灭的价值。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要“立足异质，融会古今”。在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命题的积极回应中，学术界开始注意和重视中国传统的根本学术话语规则，有许多学者则开始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
对于如何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命题，学术界的讨论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讨论，主要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所谓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是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融汇中西，从而建立起真正能够成为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和文学艺术现象的学术表达、并能对其产生影响的、能有效运作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第二个阶段的讨论，则主要集中于研究“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和“中国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但中国文论因为没有自己坚实的话语资源，事实上又处于再次“失语”的状态。故应依据中国传统固有的主要文化规则，在“异质性”原则上走“古今融会”与“中西化合”之路，通过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最终实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
为了实现这一设想，对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并使之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工作，将成为重建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是首先进行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使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精神得以彰明然后使之在当代的对话运用中实现其现代化的转型，最后在广取博收中实现话语的重建。
涂：就文学理论而言，当下中国学界大致呈现出两种趋向：其一，普遍表现出对西方文论的偏好，而对中国古代文论则相对漠视，表现出典型的“失语症”：其二，普遍将中国文论和文学现象当作西方文论的注解，用西方文论来解释和分析中国文学，为中国文学界把脉问诊，即所谓的“西体中用”的变体延续。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
曹：的确，当下中国学界大致表现出“失语症”和“西体中用”的趋向。自我于1996年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以来，学术界就围绕
此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学理论争和哲理思考。赞成的、反对的都不少，我之所以提出“失语症“，主要是针对学术界的学术研究。
所谓“失语”，是说在中西知识的整体切换中我们丢失了自己的知识方式。一方面，我们坚信，只有现代西学质态的知识才是唯一的知识。20世纪，新知识之所以能够全面取代旧知识，是因为我们相信分析性质态的西学知识才是科学。旧知识被取代，是因为这种知识质态不行了，它在知识的质量和形态上都不科学。不行的不只是旧知识中某些观念过时，而是这样的知识本身。如果要以分析性质态为标志的科学知识为唯一的或标准的诗学知识，那中国人的命运只能是“失语”、“无语”，甚至“哑语”。
另一方面，经由一个世纪的演化，移植的知识已成为我们的新传统。我们被这样的新传统灌养成人，我们整个的知识立场和视野已全面系统地置身于现代西学的知识谱系中；我们对诗、对艺术、对事物，对一切可以用知识的方式来研究和理解的对象，都是用西学的知识原则和理论逻辑来处理的。如此一来，一、中国传统的诗学知识从现代中国的知识系统中逐渐疏离出去，成为“他者”。传统诗学由此而显得不科学，“模糊”、“含混”、“不清晰”、“不准确”、“无系统性”，成为异质性知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是用西学的知识原则和理论逻辑来理解传统，使得“研究”传统实质上就是将传统知识向现代西学知识质态同质化归，无论是阐释、分析还是评价，都是将传统知识“转译”为现代知识。
涂：您在1990年代末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的重要命题，可谓切中肯綮。经过十多年的探讨、研究和沉淀，您认为当下中国学界是否已经摆脱了“失语症”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才能改变这种面对西方文论的失语状态呢?
曹：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规则。值得注意的是，问题在于“何以失语“，“失什么语”。“失语症”与传统文化的失落有着必然联系。我们对传统文化隔膜了，当代学生甚至很多学者都不读经典，而经典就是决定话语规则的基本东西。我提出“失语症”已有十多年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在争论。应该说这种争论是有益的，但有一点必须弄清楚，“话语”的实质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在我们的经典中形成的。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基本的“话语”，即“言”和“意”的关系问题。语言不能穷尽意义，这是我们的话语规则，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规则大不相同。
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传统诗学的“异质化”、古代文论的现代化等现象，都是中西诗学知识谱系全面切换的整体综合症。其背后，是中国现代知识建构所面临的在某种意义上比西方更为深重的现代性危机。就知识建构而言，一方面，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秉承了西方现代知识建构的固有危机；另一方面，植八的现代性又极为深重地导致了移植知识系统与本土生活世界的紧张和疏离。诗学的话语危机和与西方对话的立场危机，不过是其表征。在对中国的现代性危机进行反省和调整的时候，除继续引进西方资源外，我们实际上只剩下中国传统的诗学资源。中国传统诗学的价值，不在于可以用来确证现代诗学知识的正确性，而在于可以据之从另一个“异质知识”的立场和视角来反省和调整现代诗学作为一种诗学知识形态的偏差。因此，对传统的诗学资源，我们必须在保有其异质性的前提下进行利用，要防止在对异质性的研究中将异质性篡改为同质性!。
涂：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界的知名学者，您不仅撰写出《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比较文论史》、《比较文学史》、 《比较文学新开拓》、《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 《比较文学论》、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 《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比较文学学》、《比较文学教程》等煌煌巨著，也亲身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复苏和发展。您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可谓蓬勃迅猛，成就斐然，有目共睹。进入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则更上层楼，新论迭出，佳作频现。关于这一点，通过我和王向远教授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6―2007》和《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8》即可管窥一斑。“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既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成就，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最有创新性的表现。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7年，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开创与奠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主要关心研究方法、学科体系、研究边界等学科内部建设问题。第二阶段从1988年到1997年，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方法体系的建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主要关注如何以其特色加入到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去。第三阶段从1998年至今，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以自己的贡献积极推进着全球性普世理论的建构。
涂：的确，我们从您的等身著书中，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厚重成果。依您之见，中国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着哪些不足呢?换句话说，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曹：中国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亟需引起学界重视。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大致有三 第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方法论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孙景尧、严绍鎏、徐京安、叶舒宪、刘献彪、刘介民等大陆学者，李达三、古添洪、陈鹏翔、张汉良、苏其康、黄美序等港台学者都曾深入探讨过此问题。第二，比较文学的理论创新力尚待提升。比较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年轻而蓬勃发展的学科，深深植根于中国深厚博大的文化之中，照搬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也是行不通的。第三，比较诗学研究有待深入。在这种背景之下，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学科新理论，将弥补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之不足，推动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有益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
涂：比较文学不仅仅具有天然的比较意识、比较思维和比较方法，而且跨越不同民族、国家、语言和学科。这样一来，比较文学对学习者提出相对较高的要求。那么，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大致具备怎样的素质呢?
曹：比较是构成学识、获取知识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学术创新的基本元素之一。作为国际人文学科显学之一的新兴学科，比较文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如今，它在全世界的影响目益扩大，欧美国家的许多大学早有了十分正规的比较文学系，北京大
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许多著名高校，也先后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或比较文学系，这一切，表明了这门学科在20和21世纪的勃勃生机。
在这种宏观态势和学科背景下，一名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比其他人文学科具备更高的知识要求和素质。这要求学习者有献身学术研究的勇气，有甘于坐冷板凳的耐心，一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同时，研究者还应具备多样化和多元化的人文通识，深厚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能够熟练掌握和应用一门以上的外语。
涂：这对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的确是很大的挑战，需要沉潜学习多年才有可能达到。据我所知，您曾经编过《大学语文》、《中华文化》等普适性教材，对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充满7令人敬仰的热忱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您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怎样的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才能成为高素质人才呢?
曹：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并非是把每个学生都培养成学者或作家，而是在通识教育背景下培养学生的求真务实、严谨认真的“学者精神”，在专业学习基础上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归纳问题的“学者素质”。前者――学者精神，呼应着大学生应具备的人文素养：后者――对应着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的综合能力；二者的密切结合构成一个合格而优秀的大学生素质。因此，我们应该培养基础牢、多层次、宽口径的通识人才：同时，要防止无边的宽泛，既不能搞成文、史、哲再加经、管、法，辅以理、工、农的平均主义，也不能是不论专业立足点的大杂烩。理想目标应当先博后专，太宽泛了不行。在博与专的问题上，重点应注意培养学生素质，高素质的学生应当知识博雅宽广，基础扎实。有的高校为了让学生毕业后好找饭碗，增加了许多实用的课程，这种素质培养和能力提升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冲击了基础课程。就中文系学生而言，中文学科是基础学科、人文学科，应当首先立足于人文素质教育，其次才是研究能力提升。我很乐观地相信，兼具学者精神和学者素质的高素质的中文学科学生，不但适应工作面广，动手能力强，思维灵活，而且在工作岗位上更有后劲，更有发现问题，于问题中成长的潜力。
涂：是的，我注意到您在本科和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多年来开设“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与“《十三经》讲读”等古典原著精读课程，我想这一定饱含您对高校中文系课程设置的学术理念追求，也体现您对如何培养高素质学术研究型人才的探索与创新意识。请您具体谈谈这种培养理念是基于怎样的一种学术考虑呢?就大学语文教育而言，我们应该怎样设置学科，才能合理地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发展，培养他们的学科意识和研究能力呢? 曹：目前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多、空、旧、窄。所谓“多”是指课程设置太多，包括课程门数多，课时多，课程内容重复多。不仅本科生与硕士生甚至博士生开设的课程内容有不少重复，而且有的课程如大学写作课、现代汉语等课程还与中学重复。问题是，给学生开设众多课程，灌输系列知识，何以未能培养出钱锺书、季羡林那样的大学者々这并非意味着学生不努力，而应当从教育机制上进行反思。课程越设越多，讲授越来越空，课程越讲越旧，专业越分越窄，学生基础越来越差，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范文第5篇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源于法国。为了避免盲目的比附，给比较文学“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1］，法国派学者把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人为缩小，其代表人物基亚明确地将其归为“国际文学关系史”。这样的研究思路把比较文学研究引入了死胡同，似乎比较文学研究就仅限于无休无止的实证，因而导致“一潭死水”局面的产生，其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今天自然被摒弃了。鉴于这种情况，美国派学者把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将比较文学扩展定义为:“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把文学和人类表达的其他领域相比较”。［1］此种定义把比较文学研究从“国际文学关系史”的局限中解放了出来，极大地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可这个定义也有不够完善之处。首先，研究的区分基础是不同国别，这种区分忽视了国界的多变性，忽视了同一国家内存在不同文化乃至文明的可能;其次，此定义把比较文学引入了一个大而无当的境地，似乎什么都可以拿来比较了。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与做法，针对自身具体情况也提出各种比较文学定义。总的来说，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致力于不同文化(或文明)间的交流与沟通，异质与互补。曹顺庆教授认为:“跨文化研究(跨中西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源泉，立身之本，优势之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2］。因此国内的比较文学定义大都强调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其具体表述有“两跨”、“三跨”、“四跨”、“五跨”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名目繁多的“跨越”着重点都在强调异质性，但实际上每个“跨越”后面都隐藏着许多问题，也不禁给学习者带来疑惑，到底哪些是比较文学应该“跨越”的?应该怎样“跨越”?
二、定义之争根源
造成定义之争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研究内容和方法论的模糊不清。下面就结合中国学派的具体情况，对比较文学作定义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作一个具体的阐述。
1．跨越性的模糊不清
既然把“跨越性”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本质特征之一，那“跨越”就不能是一个泛化无界定的词汇，必须要对跨越度有所规定，我们才能明确研究内容。比如，“跨民族”里的民族是以国家为单位呢，还是以种群为单位?而对“跨文化”的理解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是由于“文化”一词的多重内涵和人们对文化的不同理解，从而导致对文化跨度的难以把握。有的学者为了避免这种歧义，把“文化”改成“文明”，并特别说明:“‘文明’在‘跨文明研究’中指的是具有相同文化传承(信仰体系、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的社会共同体”。［3］这样的修改企图从大的方面、源头上来把握，其实这样还是有歧义。因为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会接受不同的文明。比如韩国以前接受的是中国儒家文化，而到了近现代，西方文明的痕迹处处可见。那么韩国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古代文学和受西方文明影响的现代文学相比较可以划作比较文学范畴吗?由此可见，如果我们的定义仅是一味注重跨越的领域问题而不对跨越性本身有所限制说明，那么无论怎样精确描述，都会有漏洞。因此，作为定义，我们必须对跨越度作出一些符合学科特点与发展规律的具体限定，才能完善并明确定义，从而形成一个相对一致的理解。另外，跨越性的模糊之处还在于众多的“跨越”之间是逻辑关系是“且”的关系还是“或”的关系。比较文学的研究材料是同时要满足这些条件，还是只需满足其中几个甚至是只需满足一个?它们之间有主次之分吗?好像定义中的一个个小小的顿号并不能解决这些疑问。现在有的定义前面几个“跨越”是“且”关系，可对后面几个“跨越”又是“或”的关系。如果没有明确的说明，读者是难以把握的，这也是造成混淆的原因之一。综上所述，要明确定义中的“跨越性”，我们在作定义时必须有所说明，不但要明确其内涵外延，还要理顺各个层面的关系。
2．对跨越性的过分注重
现在国内学者普遍认同跨越性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基本特征，众多的定义已可以简化为“Ⅹ跨”。尽管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但它并不是比较文学的唯一特征，也不是它独具的特质———许多其它以“比较”为名的科目，其着重点也在跨越性。因此对比较文学的定义固然应当强调其跨越性，而对其它属性也不能忽视。毕竟，比较文学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各民族文学的特点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4］跨越只是手段之一，不是目的。对跨越的过分注重，会导致对比较文学其它属性的忽视，也混淆了比较文学和其他学科的界限，不能从整体上把握该学科的根本特征。仅以“跨越性”或者说跨越异质文化(或文明)作为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其实是不能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事实上，任何一个比较文学学派都可以说自己是“跨越”的。即使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也是有“跨越性”的———毕竟，没有“跨越”就没有“比较”。比如，梵•第根就曾指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应该超出一元性而具有跨越性”。［5］只不过他们所认为的“跨越”和我们中国学派的概念有所不同而已。当然，我们中国学派还强调跨越的异质性，但是我们也可以对“异质”有不同理解。虽然我们中国学派是以跨越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特征的，但是任何一个不属于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学派都可以称自己是在“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关注世界各大文明”［6］，都可以把这一特征纳入自己名下，那我们中国学派的特殊之处在哪里?虽然“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但是至少比较的重点要放在文学性上，否则我们这个学科就不能成立。杨恒达教授给比较文学下的定义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比较文学应该是重点在于探讨各文学现象(包括文学理论)之间文化差异及其人文精神内在联系的一种文学研究。”［7］该定义避免了众多“跨越”类定义所产生的漏洞与概念混淆，把定义重点转到文学性上。“根据这个定义，比较文学虽然以文化探讨为重点，但是毕竟同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不同，因为它的切入点是文学现象，它的研究对象是‘各文学现象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人文精神内在联系，严格限定在文学领域内，所以这门学科只能是文学研究，而不是别的。”［7］虽然学者们对此种定义还有不同看法，但这毕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杨氏定义为我们解决“跨越”类定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3．中国学派没有相对统一的方法论
既然跨越异质文化(或文明)不能成为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那我们中国学派要立足并发展，必须建立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特征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别具特色的方法。方法论不同于具体方法，它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细化到具体学科上，方法论特指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是具体科学的方法论。因此，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可以理解为指导比较文学学科研究的总的原则和方法理论。虽然在对比较文学定义的描述中，一般不会涉及到方法论，但是方法论的明确，对我们整体地把握这门学科，有效地界定比较文学，甚至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长远发展都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之所以站得住脚是因为其有坚实的方法论作为基础，而我们中国学派的方法论似乎就不是那么特征鲜明。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起源于西方，在西方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而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研究则相对滞后，这就使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打上了西方烙印，甚至有的早期学者认为“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8］因此，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要站稳脚跟，要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而要建立一套理论体系，必须要有方法论为指导。没有方法论，我们不管写多少论文，其实还是围着西方研究转。由于没有基本的统一认识，导致我们中国学派对比较文学定义众说纷纭。方法论对具体研究也会起到指导作用。虽然“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句名言在比较文学界尽人皆知，但究竟怎样做才不是“文学比较”?比附性文学研究固然浅薄，可怎样才能走向深层次的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其它文学的分支学科有什么区别?曹顺庆教授曾给出这样的“药方”:“文化异质性与互补性应当成为关注焦点。只有这样，才能避免“X+Y”型的浅度比附文学，从而走向深层次的比较文学研究”。［9］但是用这个“药方”还是可以进行浅度比附的———其实用任何有效的研究方法都可以进行浅度比附。因此还是要用方法论作指导。这里并非倡导学者们尽量多地探索方法，而是意在我们要首先确立方法论，这样我们才会知道可与不可，才明确我们所研究的目的，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要知道，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虽然给研究者指明了一条路，但毕竟只是一条，还有别的路可走?难道要全让别人指出来?如果没有一套方法论，我们只能是举步维艰。没有一个鲜明、坚实的方法论为基础，而想摸索出为大家所认可的研究方法是事倍功半的。说到明确方法论，就不能不考虑我们中国的文化实力，我们在选择或创立方法论时是应考虑到中国特色的。我们中国学派方法论的立足点应该考虑到我们中国(尤其是大陆)的现实与历史情况。既然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主导文化是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那我们的方法论就应以此为基础，结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再综合我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规律，建立起一套别具特色的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