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批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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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修辞批评、文学性、哲学反思、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修辞批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被视为文学批评的最重要的一种形式。西方文学批评始祖，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其批评理论的建构，都与其对修辞的理解和阐释密切相关。修辞批评强有力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8世纪，在这之前，它一直是西方批评分析的公认形式。而在中国，从孔子起，就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主张“修辞立其诚”、“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以“比、兴”言诗，把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修辞分析上。但是，这种公认的批评形式，在近代，随着浪漫主义诗学的兴起，却受到贬斥和放逐，修辞批评几乎成为实用批评的代名词。而在中国，由于受到近代西方文学理论和观念的影响，修辞批评也被视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东西，在很长时期内受到轻视和忽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批评理论在经历了浪漫主义的情感表现诗学和形式主义批评的作品本体崇拜阶段之后，再一次把眼光投向古老的修辞批评，并试图在古老的修辞批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修辞批评形式。比如，特里·伊格尔顿就认为，现代文学批评理论需要一种新的修辞批评，这种修辞批评正来源于“文学批评”的最早形式，即修辞学。希利斯·米勒也认为未来文学批评的任务，“将会是调和文学的修辞研究与现在颇吸引力的文学的外部研究之间的矛盾。”保罗·德曼也认为，19世纪期间随着浪漫主义诗学兴起的传统修辞形式名誉的一落千丈，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现代批评的发展，愈来愈明确地显示出可能产生一种新的修辞学，“它不再是规范性和描写性的，而是多多少少能够公开提出修辞格意向性的问题。”西方修辞学的复兴，还不仅仅表现在文学批评领域，而是表现在哲学和社会政治生活公共领域等方面。加拿大学者高辛勇博士在谈到西方现代修辞批评理论的复兴时认为，西方现代批评的许多模式都植根于过去的修辞学传统之中，现代学者普遍认识到，语言的一般修辞特征(特别是比喻性)，是文学和哲学话语根深蒂固的特征。所以，修辞性已“变成近年来文学与哲学阐释方面的中心议题。”
与西方批评理论的转向相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有的学者也注意到修辞批评的重要性。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王一川，他明确把修辞论转向看成是认识论、感性论和语言论美学转向后的中国美学的第三次转向，认为这种转向成为摆脱当前中国美学困境的一种必然选择。他所说的修辞美学转向，实际上也是针对文学理论和批评而言的，他所提出的内容的形式化、体验的模型化、语言的历史化、理论的批评化，对我们认识修辞批评在中国当今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价值是很有启发的。但是，从总体看，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对修辞批评仍是漠视的，我个人认为，修辞批评对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反思文学与文学性的问题，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价值。下面，我就这两个问题具体谈谈。
一、修辞本性的哲学反思与文学性问题
要认识修辞批评对于当代文学理论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应从哲学高度对修辞本性有清楚的认识。西方现代批评理论对修辞的重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已认识到，修辞作为一种话语实践，不单纯是一种言辞上的美化，而是涉及到人生存本性和思维本性。“修辞”(rhetoric)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写着“rhetorike”，原意是指如何使用语言的技艺，主要针对对象是具有说服性的论辩演说。西方古典修辞学对修辞的理解并没有局限在演说形式和风格技巧范围内，而是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修辞与人类生活、话语实践、真理表现的关系。高尔吉亚是西方最早的修辞学家，从他所留下的两篇修辞学范文《为帕拉墨得辩护》和《海伦颂》可知，它涉及到语言的地位，“physis”(自然)与“nomos”(习俗)、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关系诸多问题，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深刻的哲学论文。柏拉图就认为高尔吉亚等修辞学家提出了“可能性比真实更值得重视”的修辞哲学问题。柏拉图所理解的修辞也是与哲学相关的。从表面上看，柏拉图肯定辨证术而否定修辞术，认为修辞术只知道技巧而不能表现真理，贬低了修辞，而实际上，他是把修辞提升到哲学智慧的高度，认为只有具有哲学智慧的人才能把握真理，并试图从中发现一种新的修辞学的基础。所以，加达默尔说，柏拉图的修辞学著作如《斐德罗篇》等是“致力于赋予修辞学一种更深刻的意义并使之也得到一种哲学证明的任务”，并认为“这种修辞学与其说是一种关于讲话艺术的技艺学，毋宁说是一种由讲话所规定的人类生活的哲学”。亚里士多德则把“修辞”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到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明确肯定修辞术与辨证术一样都可以表现真理。同时，他还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提出纯粹科学、技术与实践智慧(phronesis)等知识形式的区分，认为修辞所涉及的不是一种确定性和普遍事物的知识，而是非确定性和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与人类的善，与人类的实践行为密切相关，这些都进一步明确了了“修辞”的哲学品质，使“修辞”超越单纯的语言形式技巧而成为人类生活行为和哲学思维的一部分。
西方现代修辞学理论对修辞本性的哲学认识，正是承继了古典修辞学的这一传统。不过，在对修辞本性的哲学认识上，西方现代修辞学与古典修辞学也有很大不同。在古典修辞学那里，修辞学被视为是与逻辑学既相关又对立的学科，逻辑学关心的是命题的真伪问题，修辞学则是论辩的艺术，是关于命题的可能性和可信性的问题。但是西方古典修辞学在强调修辞与逻辑既相关又对立的同时，还发展出一种倾向，那就是将逻辑与哲学和认识论相联系，而把修辞看成是一种方法和技巧的学科，轻视和排斥修辞在认识真理和表现真理中的作用。柏拉图认为修辞知道技巧而不能表现真理，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是对真理的论证，表现的是完全的真理，而修辞是对可然性问题的论证，不能表现完全的真理，实际已隐含着一种修辞在表现真理方面不及逻辑的倾向。这种倾向，在西方近现性主义哲学家那里更是发展到极致，修辞被完全排斥在真理认识之外。比如，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就明确宣称，修辞学的一切技术都只能暗示错误的观念，都只能动摇人的感情，迷惑人的判断，完全是骗人的，与真理无关的东西。而西方现代修辞学理论则不然，它认为人在本质上就是修辞性的，真理从哲学本体意义上说，它不再是绝对的、超越具体现实的存在，不再是人们逻辑思辩和形而上思辩的产物，而是与人的活动，与人对世界的理解和交往相关的。真理是人们努力获取的东西，而不是先验存在的东西，因而不可能脱离人们的修辞本性和话语行为。肯尼斯·博克是西方现代修辞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动机修辞学》中把修辞定义为人使用来形成态度和影响行动，认为人总会象征性地对他所生存的环境作出反应，所以人从本质上也就是象征或修辞的动物。美国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约翰斯顿则把修辞定义为“唤起及维护交流所需的意识”，认为修辞作为体现的人的本性的方式，渗透到真理和客观事实中，真理则离不开人的心灵参与和交流传播，因为“事实永远不能为自己说话，它们的对与错总是由陈述这些事实的情景中的修辞环境来证明。”另一个代表人物司各特则明确提出真理是人类创造的、修辞本质是认知性的观点：“人类必须将真理看作不是固定的、最终的，而在各种我们身处其中并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中不断被创造的……在人类的事物中，修辞学是一种了解事物的方式：它是认知性的。”加达默尔则提出诠释学的真理观，并认为这种真理观正来源于一种修辞学智慧，与修辞学的真理观之间存在着同一性，因为它们都是对绝对的、可以作形而上思辨和准确阐释的真理观的否定，都是人的实践智慧的体现而非逻辑理性的证明。这些观点，可以说从根本上颠覆西方传统的视真理为绝对的、客观的理性主义真理观，充分肯定了修辞在认识理解世界和真理发现中的作用。
西方现代修辞学这种理论观念也充分体现在其文学批评实践中。西方现代修辞学以对修辞本性的重新认识而解构了传统的真理观，将修辞看成是体现人的生存本性和认识真理的重要方式，将修辞的范围扩展到人类所有的领域和言语行为中，以此为出发点，它对文学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西方现代修辞学对文学本性认识和反思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不再把文学看成是一个不变的实体和独立自足的东西，而是关注文学与话语实践的关系。话语理论实际上也是西方现代修辞学理论的一个基石，正是话语的研究，使文学超越了自身，指向更大的行动和社会实践领域。伊格尔顿明确把修辞学称为话语理论，认为它关注的不是诗歌或哲学、小说或历史等一类作品的语言表达，而是社会整体中的话语实践。他说：“我的观点是，最好把‘文学’视为一个名称，人们在不同时间出于不同理由把这个名称赋予某些种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处在一个米歇尔·福柯称之为‘话语实践’的完整领域。”德里达则特别强调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在修辞学意义上的同一。他认为，任何标榜文学的自由和独立而排除哲学思想的写作都是危险和有害的，文学作为一种不受制约的修辞本身就反映着某种哲学意愿。解构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保罗·德曼也明确地把文学看做一种话语修辞，认为文学实际上是附属于修辞学的，体现着修辞的认知本性。他说：“文学代码，是本身并非代码的某一体系即修辞学的次代码。因为，修辞学不能同它的认识论功能割裂开来。”他还提出语法的修辞化与修辞的语法化的观点，反对西方传统的逻辑优越论，反对将语法等看成是正确表现逻辑和修辞的形式而认为修辞对语法的越轨有可能导致意义的含混不清的观点。他认为修辞不能纳入语法的轨道，它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打破语法模式寻求意义概念清晰统一的幻想，修辞不仅比语法更富有创造性和个性色彩，而且还可以打破西方长期以来将文学与现实混淆起来的美学意识形态的迷思。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则试图将历史话语中的修辞与文学想象统一起来。他认为历史学家在处理材料时，总是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中加入个人理解和文学想象的成分，体现出文学想象和修辞的特点。与逻辑因素相比，文学想象和修辞在历史叙述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西方现代修辞学对修辞本性的哲学认识和批评实践，对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性这些有关文学研究的最基础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一种绝对的、确定性的思维模式来看待和理解文学问题，认为文学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人类其它活动，有着自己明确边界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想象虚构，以审美活动为中心的。我们并不否定这种看法的合理性。想象虚构、审美性等的确是文学的重要特性。问题在于，这种想象虚构性、审美性的文学规定一旦脱离了文学的历史存在，脱离了文学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它能具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回顾文学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被人们称之为文学现象的历史，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很悠久，迄今已有两千多年。但是，将文学看成是审美、情感、虚构想像的文本的观念的出现，则是近一百多年的事，它是与浪漫主义文论的兴起和对情感性、想象性、审美性等价值的强调密切相关的。文学的特殊性和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则更晚，它是随着专业性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兴起，由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雅各布逊首先提出的。雅各布逊认为，文学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科学，就得首先明确文学研究的对象，而文学的对象并非是传统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所强调的作家个人生平、心理和社会意义，而是“文学性”，“即是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他和其他的俄国形式主义者都把文学性限定在文学的语言层面，认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文学的语言形式，是文学语言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殊性。不过，俄国形式主义远没有解决文学和文学性问题，他们所说的文学性，只是西方诸多关于文学和文学性的理解中的一种，远不能概括文学的全部。根据史忠义先生的概括，西方学者针对“文学性”提出的定义，可以分为五大类：形式主义、功用主义、结构主义、视文学的本体为虚构、强调文学叙述与文化环境关系的定义等。实际上，这五种定义也远没有概括出西方有关文学和文学性理解的全部，像精神分析，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关于文学和文学性的理解和规定并没有包括在内。中国古代将文学看成是想象、虚构、纯审美的事实则更晚，它大致是起于王国维等人引入西方文学观念，将小说、戏曲等推上文学的正宗地位以后。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章炳麟《文学总略》那样反对从纯文学角度规定文学的著作。事实上，有关文学本体的规定和文学性的定义无论怎样全面，都无法准确地描述文学现象存在的事实。因为，文学是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文学性的定义也应该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决不可能存在永恒不变的定义并用这样的定义把文学的历史和现实封存起来。伊格尔顿曾说，文学不是一个稳定的实体，它“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构造物。”文学是人们建构的产物，它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不可能离开作家和接受者积极主动的心灵参与与创造，不可能不受到社会制度、习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德里达在《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一文中说：“没有任何文本实质上是属于文学的。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物。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的相关物，这种意向关系作为一种成分或意向的层面而自成一体，是对于传统的或制度的——总之是社会性法则的比较含蓄的意识。”文学从它最基础的意义上说，应该被看成是某种社会传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法则的体现，而非纯形式、纯审美的存在。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我赞成把文学看成是一种修辞和话语实践。文学作为一种修辞和话语实践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被陈述的东西，是一种言语事实，具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特征，是作者与读者、创作主体和鉴赏主体充分对话和交流的产物。从修辞和话语实践角度来理解文学，我们必须承认文学超越想象、虚构和个体审美体验的重要性，承认文学所潜含的丰富的社会意识形态内涵，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对文学特殊性的理解，并不能只限于文学自身，而是应超越文学自身，进入更广阔的社会人生和语境交流领域。
将修辞提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将修辞看成一种话语实践，看成是对真理的认识和表现，实际上也会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意蕴和表达有新的认识。修辞批评在近代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之所以被放逐，被贬低为实用批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能从哲学本体的高度认识修辞，把修辞只看成是一种美文辞，一种形而下的语言技巧，一种与表达内容无关的东西，否定修辞像逻辑一样，也体现了人的思维本性，具有认识和表现真理的可能。而从哲学高度认识修辞的本性，修辞就不再是一种与表达内容无关的形式技巧，而是与逻辑一样，是人们认识真理、表达内容的重要形式。有论者说：“修辞的本体性质在逻辑语言终止的边界上才开始显现的，并与逻辑语言构成并列对应的两个表达向度，”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这也就是保罗·德曼所说的“修辞功能突出于语法和逻辑功能之上的语言运用”。在逻辑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有修辞，修辞与逻辑构成了人类思维的二元对立与互补，修辞不像逻辑那样具有思维的确定性，指向文本的确定意蕴，而是更多地指向文本的不确定性意蕴，这种不确定性也可以说是开放了逻辑认识的边界，为人们更好地认识生活和体验生活提供可能。修辞的这一特点，也正说明了‘它与文学的姻缘关系。文学具有只可意会和不能言传的特点，具有信息的隐藏性和飘浮不定的特点，这正好切合修辞的表达。修辞可以说是文学的根本特征，正是因为有修辞，有对文学语言修辞特征的认识，人们才能从熟知和习见的常规思维中突围出来，以一种新的感知和思维的眼光来看待文学，更好地理解文学的意蕴。
从修辞批评角度来理解文学和文学性的问题，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我们可以避免许多有关文学本质命题规定的无谓争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语法逻辑的角度，习惯以一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把许多本应属于修辞学意义上命题，理解为逻辑意义上的真命题，真陈述，结果导致许多无谓的争论。比如，“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就不属于语法逻辑意义上的真命题，而是一个修辞学的命题和陈述。如果按照罗蒂的说法，它也可以说是建立在西方哲学镜像式思维传统基础上，是一种隐喻而非真实的陈述。艾布拉姆斯以“镜”与“灯”的两种隐喻性说法来概括西方批评的传统，“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显然是属于“镜”这一文学的隐喻传统。我们说“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实际上是假定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可以镜子般的心来准确地再现和反映现实。这一命题，如果站在修辞学的立场上，以“反映”为喻，说文学可以像镜子一样去反映现实，在文学与生活、主体与对象之间建立一种可能的或者说或然的关系，是可以的。但并不能因此从逻辑上严格界定文学，把文学只看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如果按照法国新修辞学和比利时列日学派修辞学中的零度和偏离理论看，任何话语陈述都可以看成是对作为零度形式存在的语言系统和规则的偏离，都具有某种“示差性”，那么“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的这一陈述本身就包含对所指称对象的偏离，绝不能说提出“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就等于把文学的功能只局限为反映生活和准确地再现生活。弗莱在谈到到西方人最重视的“隐喻”修辞格运用时说：“隐喻从语法上确认A即是B，但同时又提示，谁也不会愚蠢到竟然相信A的确等于B。因此，‘A是B’这个陈述既不是逻辑的，也不是反逻辑的，而是对应逻辑的。”“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说法，我们都可以看成是一种隐喻的说法，从修辞学而不是从逻辑学意义上理解。“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隐喻修辞，它说明文学与生活，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决不能简单到“是”与“不是”的关系上。如果要从逻辑意义上理解，也应如弗莱所说，它既不是逻辑的，也不是反逻辑的，而是与逻辑相对应的，用保罗·德曼的说法，可以看成是对逻辑的突破和补充。这些命题最终所揭示的意义应该是文学与生活、与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将文学与生活，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
二、修辞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价值的再认识
我们今天强调修辞批评，并不是简单地与西方文学批评对接，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发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价值。修辞批评，与近几十年我们不断地套用的西方许多批评模式不一样，它不是船泊货，不仅是西方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种重要批评形式，在中国古代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西方批评理论中常有一种倾向，将修辞学与诗学对立起来，其实，修辞学与诗学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和区别，它们都要以语言为媒介，都要打动人们的情感，都要考虑文本语言组织创造和读者、听众的接受意识和效果，实际上是很难分开的。修辞学与诗学这种同源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表现的更为明显。中国古代由于缺乏严格的学科分类观念，并没有形成西方那种纯文学、纯审美的文学观念，所以更加重视语言修辞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文学的审美特征有着深刻的认识，但就其主导观念而言，不是以审美为内核的而是发生在广阔的语言文化背景中，是文以贯道，文以宗经，礼制典策为文，修辞润色为文，以语言文字的系统构成和表达功能而非纯文学(抒情、叙事、戏剧)的区分为特征。这一点，我们从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表现出来的以原道、宗经、征圣为本，主张弥纶群言，强调语言修辞的文学观念中就可以强烈感受到。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相比，特别是与西方近代强调审美、想象、虚构的文论相比，应该说是更靠近修辞批评的一种批评理论。
另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所以更靠近修辞批评，具有修辞批评的特色，还在于中国语言自身的特点。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言，词与词之间没有很明显的语法联系，所以，它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发展出一种将语法、逻辑与修辞的对立，并把语法、逻辑的作用强调到极致的倾向，而是更重视修辞的作用。郭绍虞先生在他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中之所以提出“语法修辞结合”的观点，也是看到了这点。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我写这部书的意义，当然重在说明汉语语法必须结合修辞的论点。环绕这个论点，于是从汉语特征讲起，谈到汉语语法的简易性、灵活性与复杂性，说明汉语语法决不能受洋框框格局的影响和束缚，否则不会适于实用。同时又指出了汉语的音乐性和顺序性，从而更强调汉语语法必须结合修辞和逻辑才能发挥它的实用意义。”郭先生这一看法与保罗·德曼有相似之处，都强调语法与修辞的结合并把这种结合看成是对语言意义的解读而非某种言辞的修饰和美化。但德曼是站在哲学认知意义上的对西方传统语言观和真理观的颠覆，而郭先生则是从汉语语言特点自身而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王先霈；文学批评学；圆形批评
王先霈多年来一直从事文艺学研究，先后出版了《文学评论教程》、《圆形批评论》、《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等学术专著20余部。他以圆形批评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思想为我国新时期文学批评学建设确立了科学的学科观念，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一种新的批评观念，是我国新时期文学批评学建设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范畴。
一
“圆形批评”作为贯穿王先霈近20年来文学批评学思想始终的一个核心概念，由酝酿到提出，先后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倡导独立性的文学批评学学科
1980年代以前，我国的文学批评长期被视为文学创作和社会政治文化的附庸，缺乏独立、自觉的学科意识。而在王先霈看来：“文学批评也需要批评，也需要专门的研究，作为对批评的批评或对批评的研究的批评论，不但有存在的理由，而且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所以，他率先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文学批评学专著《文学评论教程》，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文学批评学研究中心，倡导建立独立的文学批评学学科，并得到了认同。
在他看来，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即“文学批评，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评价和研究活动州。王先霈对文学批评学学科的倡导为我国发展独立的文学批评学作了探索性的贡献。
(二)倡导开放性的文学批评方法
1980年代末，文学批评学在我国获得迅猛发展，特别是在“新方法热”中，西方近百年来的文艺思想蜂拥而至。紧接着，如何处理外来文论和本土文论的关系就成了摆在每一位学人面前的时代命题。在切实研究了不同文化传统之后，王先霈开始倡导一种开放性的社会历史批评。他在充分肯定社会历史批评这一具有民族性文论传统的基础上，还指出了一个各种文学批评方法理应共有的理论品格——开放性。社会历史批评需要开放，其他文学批评方法也需要开放，这种体现在开放性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中的理论思维观念恰好是“圆形批评”所追求的“互谐”境界，只有具备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开放性品质，方能在互谐中获得自身的长远发展。
(三)倡导整合性的文学批评观念
1992年，针对当时各执一端的直线型文学批评、缺乏确定审美内涵的散点型文学批评以及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操作主义倾向问题，王先霈在其《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一文中明确提出“圆形批评”观念。在他看来，文学的性质并非单一的文学批评学派、文学批评理论所能涵盖的，因为深刻性往往与片面性结伴而行，所以应该提倡文学批评多种角度、多种方法的共存，且在各种角度中应始终把握住文学的审美特质，因为那种机械、琐碎、技术化、程式化的解剖可能背离文学批评的根本旨归。
于是，取直线型文学批评之周严的理性分析、散点型文学批评之鲜活的感性体悟及操作主义文学批评所忽略的文学之审美特质，王先霈最终提出了一种可以用来整合所有文学批评角度和方法的圆形批评观念，即要求文学批评克服孤立的、僵硬的、片面的、直线型的批评观念，通过批评主体的自谐及与不同批评流派、不同批评风格的互谐使文学批评走向一种批评的“圆形”境界。
二
圆形批评观念对我国新时期文学批评学学科建设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科学性学科观念、民族化批评思维和整合性批评观念三个方面。
(一)确立科学的学科观念
王先霈圆形批评观念的首要贡献在于他对独立性文学批评学学科的倡导，划清了文学批评学在新时期文艺学整体发展中所处的不同的理论维度，确立了科学的学科观念，且始终“走在学科领域的前沿，筚路蓝缕、拓荒垦新”，为我国文学批评学科的建设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1．匡正对传统文学批评观念中的种种“误区”在我国传统文学批评观念中，文学批评历来被视为“小道”、“附庸”，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这种观念严重束缚文学批评学的发展，致使我国的文学批评学建设在1980年代以前步履维艰。而圆形批评观念对文学批评学学科性质的定位进行了探索，实质性地推进了我国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学的学科建设。
2．廓清当时流行的文学批评观念1980年代文学批评中流行的两大批评观念，一个是以横向移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为特征的各种科学主义文学批评；另一个倡导“批评即选择”，认为批评是一种相遇的各种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这两种批评观念，一方面将文学批评从意识形态主宰的话语枷锁中解放出来，使批评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们自说自话、互不相容的存在也造成批评理论某种程度上的混乱。在这种时代境遇下，王先霈深人总结了这两种批评观念，指出文学批评既不是纯客观的“科学”，也不是纯主观的“选择”、“相遇”，而是“一种融合着艺术思维的理性思维活动”。这种试图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寻求某种契合的界定，无论正确与否，都在一定程度了弥合了两股思潮的极端性与片面性，为文学批评学的继续发展开拓了一种新的思路。
3．对当下的文学批评学建设仍具重要启示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学批评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如文艺评论队伍中有些人奉行“一切向钱看”的准则，大写广告评论、有偿评论，以为生财之道，还有的人急于成名，耐不住寂寞，追新猎奇、哗众取宠，贩运一些域外文化中的词语，生搬硬套、故弄玄虚，等等。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社会批评这一重要的思想维度，其价值因此而大打折扣。面对此种现状，王先霈对文学批评性质和功能的定位，无疑是对当下流行的各种错误的文学批评观念最深沉的批判，也是对未来文学批评健康发展最真诚的告诫与期盼。
(二)圆形批评观念的思维特征
圆形批评观念理论为新时期文学批评学的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即“周严而又洞达，缜密而又玄远”的圆形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仔细体会古代文学批评思维在稚拙、朦胧中的灵动”和“细致鉴别现代文学批评思维在琐细、生硬中的精确”的基础上，返本开新，成功实现了“古代文学批评的灵动和现代文学批评的精确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
1．非直线型思维他用传统哲学、美学中的圆形观念来涵纳各种批评维度和批评方法，倡导多个思维角度、多种思维方法的和谐共存，进而以一种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思维方式引导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这一新的思维模式有效地避免了文学批评中单一视角的局限性，从而打破了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圆形思维倡导的圆形批评是把对作品政治、道德意识内容的挖掘和韵律、辞藻、句式等形式的剖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弥合各种尖锐之说自身理论局限的同时，以圆满、周全地解释原本就内涵丰富、意韵无穷的文学现象，从而彻底颠覆所谓“深刻的片面性”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传统，做到“把握对象周严而又洞达”。
2．非散点型思维在文学批评的具体操作过程中，运用适当理论思维来传达相对确定的审美内涵，注重文学批评理论自身感悟性与思辨性的有机统一，即“思考推论缜密而又玄远”。在文学批评的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关系问题上，圆形批评观认为：“如果把批评家的艺术直觉作为思维活动的起点，那么，它一开始就具有向理想提升的动势，而深刻的理性洞见总是与精细的艺术直觉如影随形。
如果把某种理论见解作为思维活动的起点，那么，理论见解一开始就努力吸取艺术直觉的充实和修正，活跃微妙的审美感受总是与清朗缜密的理性互融互渗。”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西方现代思维模式缺乏审美灵性的不足，另一方面还可以弥合自身理论建构乏力的局限，进而在固守民族批评思维传统的同时，完成自身现代化进程中自我价值的重建。
3．非固化思维圆形思维并非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以及批评过程中一系列内外部因素之间简单的、静止的、机械的相加，而是指各种批评因素在文学批评活动整体中的良性互动。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哲学全体，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但哲学的理念在每一个部分里只表达出一个特殊的规定性或因素。每个单一的圆圈，因它自身也是整体，就要打破它的特殊因素所给它的限制，从而建立一个较大的圆圈。因此全体便有如许多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这里面每一个圆圈都是一个必然的环节，这些特殊因素的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念，理念也同样表现在每一个别环节之中。”黑格尔的圆圈哲学在这里为我们很好地描述了圆形思维的运动轨迹，即从史的角度来看，圆形思维是一种螺旋，螺旋运动本身意味着否定之否定，不断的发展与更新构成了一切有深度的文学批评思想在个体自谐与整体互谐中求得某种良性互动的最终动力，而整个文学批评史则在这种若干次无始无终的循环往复中不断推演、前进。
总之，圆形思维模式在充分了解中外文学批评思想的长处与短处的基础上，不拘泥于各家批评理论的门户之见，使各家之长在互补中互融，同时使各家的局限性得以消解，使审美的智慧和科学的智慧相互融汇，从而使文学批评的世界无限丰富多彩。
(三)圆形批评观念的整合性特征
圆形批评观为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学建设提供了一种更为综合、辩证、更富统帅性意义的批评观念。
1．方中见圆，圆中见方从横向共时性角度来看，圆形批评“并不是要把多种多样的文学批评消融于某一种大一统的文学批评，而是倡导各种文学批评彼此独立又彼此渗透”，倡导多种批评因素的对立统一。所谓“对立”，即“方”，指圆形批评观念并不否认某一个别批评思想或批评学派的独立性与特殊性，“个性和棱角在圆形思维中仍然存在，尖锐的批评和瞬间的感知也并未被谋杀”。所谓“统一”，即“圆”，指圆形批评观念在倡导文学批评“自谐”的同时，还积极主张多种批评因素、多种批评方法的“互谐”。任何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在专攻文学某一侧面的同时，还要时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单一的批评学派或批评思想都不可能脱离批评整体而完全独立存在，而且也只有在某种“互谐”中才能获得自身长远发展的可能。所以，“方中见圆，圆中见方”就是要实现文学批评的自谐与互谐，促进文学批评的整体和谐发展。
2．螺旋上升从纵向历时性角度来看，“圆形批评是一种螺旋，而螺旋运动本身就意味着否定之否定”。这是圆形批评观念对文学批评发展规律的界定。所谓的“圆形”，“一是在过程中实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研究活动之中，经过正、反、分、合趋向圆的境界；二是经由不同个体、不同群体的对立、争论和交融而实现。”各种文学批评方法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不足。圆形批评就是要在这种差异性之中，通过争论和交融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整合，而整个文学批评就在这样一种一正一反、～分一合的运动中不断地趋向于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3．无始无终从整体态势来看，圆形批评观念最终指向的是一种无始无终的“圆形”批评境界。这一批评境界从某一横断面上来看，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的点、圆，或是不断趋向于圆的弧段，它们在共时性层面上不断地吸纳各种批评方法、批评学派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得文学批评始终保持鲜活的理论姿态，与时代同行并进。而从纵向发展历程来看，圆形批评中的每一个彼此独立的点、圆，或者不断趋向于圆的弧段又在彼此的冲撞与交融中完成更高层次的递进与推演，整个文学批评就在这种否定之否定式的运动中不断地扩大和完善批评整体之“圆”，恰恰是这一历时性维度使文学批评的发展最终指向一种螺旋上升状的无始无终。
三
(一)圆形批评论研究的问题意识
意识到1980年代以前文学批评学学科建设缺乏独立、科学的学科意识，王先霈开始倡导建设独立的文学批评学学科；意识到如何处理本土文论与外来文论的关系问题已成为每一位中国学人所必需面对的新课题，王先霈结合古今中外的“尚圆”观念，为我国的文学批评学建设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意识到多元化语境中的当代文学批评格局中各种直线型文学批评、散点型文学批评及文学批评向操作主义倾斜等问题，王先霈提出了一种更富统帅性的先进观念——圆形批评一即用传统哲学中的“圆”来辩证地、全面地整合各种彼此孤立、相互诘难的当代批评流派，从而为当代文学批评学的发展提出了一种建设性主张。纵观圆形批评的发展过程可知，问题、烦恼之于王先霈及其圆形批评，正可谓“菩提烦恼，名异体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总是在最烦恼的地方闪射出智慧的光芒。
(二)圆形批评论研究的民族意识
这种民族意识的独到之处就在于王先霈将其放置到文学批评的“全球意识”大背景下进行体认，并努力寻求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某种互动。如他在《国学举要·文卷》中对古代文学思想中文学功能的阐释，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将其概括为“以文为用”、“以文为哭”和“以文为戏”三个方面，其中，“以文为用”和“以文为哭”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性、伦理性和抒情性，而“以文为戏”则强调了文学的超功利性和审美性。这一独特的阐释昭示出这样一个现实，即传统的力量不在于它的位置和被供奉的程度，不在于我们以捍卫传统的名义和抵抗流俗的姿态去拒斥西方现代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或者拒斥不了就要到远古的思想中去寻找可以与西方现代的文学批评观念、方法相类似、相匹配的对应、原型，等等，而在于我们要在当下的文化语境和现实中不断地对它有新的理解和阐释，使其真正的扎根于现实。
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刘勰;伊格尔顿;文学观;文学发展观;社会;政治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6A-0068-02
刘勰与伊格尔顿时两位不同国籍、不同时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一千五百年以前,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包容着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体大思精,卓立千古,其文学批评理论,以今日眼光来审视,仍卓具价值。鲁迅先生曾将《文心雕龙》与《诗学》相提并论,极力推举。他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1]可见《文心雕龙》对文学理论发展史影响之巨大和深远。伊格尔顿则是当代英国具有国际声誉的英美新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他在文学批评、美学、文化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而富有创建的学术成果。笔者以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切入点,比较他们的文学观与文学发展观,相互阐发,以知相隔千余年之文理相通之妙。
一、相似的社会历史背景
刘勰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分裂、大动荡,但思想艺术大解放的时代。南北民族大融合,南方经济繁荣,三教与玄学互相激荡。由于政治社会状况及时代思潮的变化,人们思想活跃,呈现出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发展丰富多彩,成就卓著,空前繁荣,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等。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探索的时代,转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刘勰总结了前人的文论成果,概括了历史各种文学现象,写成了《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专著,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被誉为我国古代的“艺苑之秘宝”。全书近四万字,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其“体大精思”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其理论体系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千余年后的二十世纪则是一个充满矛盾,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风云变幻的动荡的世纪,一个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浩劫的世纪,一个展示了人类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日新月异和迅猛发展的世纪,一个弥漫着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的世纪。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使二十世纪的文学格局“三足鼎立”: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为原则和方法的无产阶级文学以及现代主义文学。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蜂拥而起,异彩纷呈。文学理论与批评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从形式主义到接受美学,从新批评到解构主义,从阐释学到新历史主义。所以这也是一个文学批评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伊格尔顿于20世纪60年代研究了与西方理论,他的文论由此应用而生,具有权威性的著作颇丰,如《莎士比亚与社会:莎士比亚戏剧论文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的作用》、《与文学批评》等。他用的美学理论来分析与评价一些英美作家的作品,并用新文艺理论去分析评论西方现当代各种文学批评流派。
由此可知,刘勰与伊格尔顿所处的时代背景尽管时差千余年,但其背景十分相似:他们的文学理论都产生于经济发达,思想自由,文化多元的时代,并呼应了这种时代精神和时代需要,以至能形成某些相似的文学批评理论。
二、不同的文学观
文学是什么?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导言中有个著名的论断:“如果把文学看做一个客观的、描述性的范畴是不行的。因为这类价值判断完全没有任何随心所欲之处:它们植根于更深层的种种信念结构之中,而这些结构就像帝国大厦一样不可撼动。于是,至此为止,我们不仅提示了文学并不在昆虫存在的意义上存在着,以及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提示了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它们最终不仅涉及个人趣味,而且涉及某些社会群体赖以行使和维持其对其他人的统治权力的种种假定。”[2]他在对虚构、形式主义以及文学经典的文学价值等诸种关于文学定义的辩析后,认为文学不是一种具有确定不变之价值的作品,文学是极不稳定的实体,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所以他说:“当我再在本书中使用‘文学的’或‘文学’这些字眼时,我将给他们画上隐形的叉号,以表这些术语并非真正合适,只不过我们此刻还没有更好的代替者而已。”[3]
而刘勰的文学观则很明白,所谓文学必须具有情感性、美感性和想象性的特征。“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序志》)是刘勰文学论的总纲。在《原道》中,刘勰提出“文”原于“自然之道”。他认为有天、地、万物、即有“天文”和“万物之文”,还认为具有灵性心思的人有“人文”,“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原道》)。他多次提到文学的情感性,如“五情发而为辞章”,“《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情采》)。“谈欢则字与美并,论戚则声共泣偕”(《夸饰》)。关于美感性,他认为“人文”要“郁然有彩”(《原道》),要“雕琢性情,组织辞令”(《原道》),“信,辞欲巧”(《征圣》)。《章句》《声律》、《丽辞》、《丰类》等篇都阐述了修辞技巧。对文学的想象性,《神思》所说的:“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以及“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即指此。
综上,刘勰与伊格尔顿对于文学的阐述是不一样的。其实, “文学到底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试图以‘诗性’来把握文学的本质,另一种倾向则把文学看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4]这如同人们看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事物的角度不同,就会导致事物属性描述的不同。再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由于其审美意识,思维模式,社会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文学价值观念往往呈现不同的形态。
三、相似的文学发展观
刘勰与伊格尔顿,一古一今,思想观念绝然不同,可在文学发展观上确有共性。刘勰比较明确地阐明了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他在《时序》篇中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十代九变。”接着,他在论述了夏商周等各个时期文学的不同特点之后,得出“故知歌文理,与世稚移”的结论。他还列举文学史上的事实,阐明了文学的变化与政治的动乱、风俗的盛衰、人民生活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他认为“建安风骨”是由当时社会“世积乱离”与“风衰俗怨”的社会环境形成的。从文学史实的回顾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平时序。”这么精到的见解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对英国文学的发展进行过批判式的探讨。他说,18世纪的英国文学要符合“优雅文章”的某些标准,即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要体现某一社会阶级的种种价值和“趣味”。19世纪的文学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它的任务是“改造社会” ,“浪漫人本主义服务于工人阶级运动”。文学还“与种种社会权力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的英国文学又是最富于教化作用的事业,是社会形成的基本精神。可见伊格尔顿文论思想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他的核心论题是“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
综上,两者相比,叫人豁然感到在文学发展观上他们有着质地的近似。借用索绪尔语言术语来说,他们都是在对文学进行历时性考察后,才得出相似的结论。不同的是伊格尔顿十分强调“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他研究的重点是文学与社会文学批评与历史的关系。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并以语言为工具,塑造具体生动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他还强调文学的理解必须坚持历史的观点。他说:“人们也许正在把某种文学作为一个普遍意义提出来,但是事实上它具有历史的特点性。”[5]西方一直认为唯有“文化批判”才能更有力地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的改造和克服人的全面异化从而走向自我本质的复归。确实,文学不能一味地强调所谓的‘自律’,它与更复杂的社会与文化问题紧密相关,纯文学终究只是一种神话。刘勰与伊格尔顿共同启示我们:社会现实影响决定着文学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政治的嬗变必然要反映在文学中,并影响着文学的盛衰。
参考文献:
[1]鲁迅:《诗论题记》,《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J].1974
[2][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3] [5]同上书,第10页,第9页
[4][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M],陈定家、汪正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6]宋占海,罗文敏.《西方文论史纲》[M],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页
[7]龙必锟.《文心雕龙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8]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政教之论；审美原则；维面；阐说
政教批评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基本批评观念与批评理论之一。它是指在开展文学批评时，批评主体从儒家教化及其审美原则的角度对作家作品所进行的理论批评。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政教批评有其源远流长的承传发展线索，从一个视角映现出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特色，具有独特的观照意义。本文对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政教审美原则论予以考察。
一、诗歌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阐说
我国古典诗学的政教审美原则论发端于春秋时期。孔子是最早提出中和审美原则的理论家，其《论语·八佾》云：“《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孔子从儒家中庸思想原则出发，认为《关雎》一诗在艺术表现上秉持了适度把握的原则，具有哀乐相谐的中和之美。其《论语·子路》又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对中和的原则从理论上予以阐说，他将士人中偏于两极之人称为“狂者”和“狷者”，认为他们的言行都是不合中和之旨的，是与一般人的行为准则所不合的。左丘明《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云：“《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左丘明推扬《春秋》在表现方式上微婉合度，含蓄而深寓旨意，认为它较好地起到了劝善惩恶的社会功能。孔子、左丘明对微婉合度的中和原则的倡导与论说，成为后世文学政教审美原则论之滥觞。
汉魏六朝时期，是我国古典诗学政教审美原则论进一步凸显的时期。此时，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的论说主要体现在司马迁、扬雄、《毛诗序》作者、刘勰等人的论说中。司马迁《史记·屈原传》云：“《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习舾司马迁承继孔子以来的中和审美原则论，论断《诗经》的主要篇什合乎中和之旨，他一反时人对屈原《离骚》露才扬己的指责，认为《离骚》怨而不露，诽而不乱，是合乎儒家中庸思想原则的。之后，扬雄《法言》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晚年的扬雄对自己早年致力于创作大赋深表后悔，他曾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扬雄在经过创作的长时间历练和反思后，他晚年崇尚华丽而合乎典则的。诗人之赋”，对过度渲染、一味追求夸饰的。辞人之赋”不以为然，体现出自觉地以中和审美原则指导文学创作的自律性。南朝时，刘勰《文心雕龙》多方面论说到文学批评的政教审美原则。如：《宗经》篇云：。《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摘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刘勰将温柔敦厚视为诗歌言说人的心志最本质的风格特征与审美要求，他界定具有。温柔”审美特质的作品是最容易感人至深的。《明诗》篇又云：。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刘勰进一步强调诗歌要温柔敦厚、持人情性，他将孔子等人以来所倡导的中和批评准则倡扬了开来。
唐代，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的阐说主要体现在孔颖达、刘蛲、徐衍等人的言论中。孔颖达《礼记·经解》云：。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ZS]船孔颖达进一步提出。诗教”的论题。他认为，《诗》、《书》等作为。六艺”各有所教，其教化也各有特点，其中，诗教乃。六艺”教化之首，在发挥教化功能中具有突出的作用和地位。孔颖达将。诗教”的最基本精神与特征概括为。温柔敦厚”，这从内在质性上对诗教的本质予以了界定，从此，汉代以来人们所常言的。温柔敦厚”作为诗教的核心观念之一，一直影响到历代文论家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孔颖达对。温柔敦厚”作为《诗》教之义的解说，在古典诗学政教之论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之后，刘蛲《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云：。昔之采诗，以观风俗。咏《卷耳》则忠臣善，诵《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诗教也。岂主于文哉!
刘蛲和孔颖达一样，也肯定。温良敦厚”是诗教的基本特征他明确反对过度的、违背中和原则的。文”。晚唐，徐衍《要式》云，。美颂不可情奢，情奢则轻浮见矣；讽刺不可怒张，怒张则筋骨露矣。”针对。美颂”容易辞不符实的状况徐衍强调要反对过于感情用事，避免轻浮不实；针对“讽刺”容易直露的情况，他又提出反对一味叫嚣怒张的做法，认为这容易使诗作筋骨尽露，缺少感人的意味。
宋代，邵雍、王安石、魏泰、黄庭坚、韩驹等人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都有所论说，他们将政教审美原则较广泛地推扬了开来。邵雍《答傅钦之》对诗歌的审美表现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即。恶则哀之，哀而不伤；善则乐之，乐而不，邵雍将孔子以来。乐而不，哀而不伤”的话题具体联系善恶观念阐说发挥了开来。王安石《诗义序》提出了。《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于礼义”的论断，对《毛诗序》中的。止乎礼义”之论予以了重倡。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强调。诗主优柔感讽，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张也。"黄庭坚也对中和审美原则予以过阐发，他反对。强谏争于廷，怨仇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创作旨向和路径，认为这是“失诗之旨”的做法，此论从一个侧面道出了诗歌创作要持人性情的主张。韩驹《陵阳室中语》则云：。诗言志，当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则道德仁义之语、高雅淳厚之义自具。三百篇中有美有刺，所谓‘思无邪’也。先具此质，却论工拙。”韩驹较早将诗作的社会功用与创作主体心志的邪正联系起来立论。他提出，要想让诗作具有美刺之义，合乎儒家。思无邪”的原则，首先必须要让创作主体。正其心志”，如果主体惰性淳厚，志向纯正，那么，诗作自然便会呈现出中和的审美特征。
元代，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的阐说主要体现在虞集、傅若金两人的论说中。虞集《郑氏毛诗序》认为诗歌可以。变化”人的。气质，涵养”人的。德性”，。所谓‘温柔敦厚’之教，习与性成，庶几学诗之道也”虞集把。温柔敦厚”的艺术原则放置到了诗歌审美表现的首位。傅若金《诗法正论》云：先生日：夫子删诗，列于六经，谓其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推之从政专对而无不可也。其所关亦大哉!若作者能以‘思无邪’而不堕不动声色奇怪之失，则固圣人所不弃也。傅若金在孔子所倡。兴观群怨”说的基础上，继续将心思无邪”定位为诗歌思想旨向和艺术表现的准则，其批评观念体现出过度的保守性。傅若金极力主张诗歌创作要有益于教化，要符合以比兴言说的传统，要吻合中和的审美原则，要得情性之正。他在这段不长篇幅的论说中，将儒家诗学政教批评的原则都端了出来。
明代，在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的阐说方面，杨慎，胡震亨、王祚、陈子龙等人对。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和审美原则也予以了高标。如：杨慎《选诗外编序》批评魏晋以来不少诗作，。详其旨趣，究其体裁，世代相沿，风流日下。填括音节，渐成律体。盖缘情绮靡之说胜，而温柔敦厚之意荒矣。”胡震亨《唐音癸签》云：。诗家虽刺讥中要带一分含蓄，庶不失忠厚之旨。”“王祚《学诗斋诗记》云：。诗以理情性，是故圣人有优柔敦厚之教焉。求止乎礼义之中而不失其所感之正，情性之道，斯得矣。”陈子龙《皇明诗选序》云：。诗由人心生也，发于哀乐，而止于礼义，故王者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一些诗论家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展开了理论探讨。如：谭浚《说诗序》具体地对中和艺术表现的内涵展开阐说，他认为，诗的最大功用在于养人性情，由养”到“中”，再由“中”到。和”，他批评。躁者肆而不遏，倨者疏而不缩，濡者咩而不谐，杀者竭而不泽，微者匿而不显。此词逐文变，匪所养也”；认为只有。君子”才能够。喜平则无乐，怒平则无恶，思平则无虑，悲平则无怨，恐平则无畏。”谭浚实际上旨在提倡一种不露声色、悲喜深寓的艺术欣赏与感受观，其论显见深受传统儒家思想观念的沾溉与局圃。又：王直《诗辨》认为孔子删诗，。十去其九”，则。其存者必合圣人之度，皆吟咏情性，涵畅道德者也”．其温厚和平之气，皆能感发人之善心者可知矣。王直之论，亦体现出对。温厚和平”创作取向的痴迷。
清代，人们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探讨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对温柔敦厚诗教原则的标树；二是从人的性情、品格论说温柔敦厚诗教原则的根源。在第一个维面，冯班、魏禧、徐乾学、田雯、田同之、吴雷发、翁方纲、方薰、潘德舆、何绍基等人作出了论说。如；冯班以“恩无邪”来概括诗歌的思想旨向，其《钝吟杂录》云：“诗者，讽刺之言也，凭理而发，怨诽者不乱，好色者不，故日思无邪。”魏漕《魏叔子文集》云：“诗之为道，主于温厚和平，此不恶之谓也；此于礼义，此严之谓也。”徐乾学《十种唐诗选序》云：“诗之为教，主于温柔敦厚，……惟恐稍涉凌厉，有乖温柔敦厚之旨田同之《西圃诗说》云：“不微不婉，径情直发，不可为诗。一览而尽，言外无余，不可为诗。吴雷发《说诗菅蒯》云：“诗须得言外意，其中含蕴无穷，乃合风人之旨。”
翁方纲《渔洋诗髓论》云：“诗者忠孝而已矣，温柔敦厚而已矣，性情之事也。”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云：“凡作讥讽诗，尤要蕴藉；发露尖颖，皆非诗人敦厚之教。”何绍基《题冯鲁川I小像册论诗》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等等。在第二个维面，赵执信、沈德潜、李重华、纪昀、焦循等人则作出了论说。赵执信《沈东田诗集序》云：“诗之教温柔敦厚，盖必人之天性近之，而后沐浴风雅，扬挖比兴，咀其精英而挹其芳润，庶几有得，非苟然也。赵执信论断“温柔敦厚”的诗教是与人的“天性”有着紧密联系的，是人敦厚性情的体现。沈德潜《施觉庵考功诗序》云：“诗之为道也，以微言通讽谕，大要援此譬彼，优游婉顺，无放情竭论，而人裴徊自得于意言之余。《三百》以来，代有升降，旨归则一。惟夫后之为诗者，哀必欲涕，喜必欲狂，豪则放纵，而戚若有亡，粗厉之气胜，而忠厚之道衰。其与诗教日以慎矣。”沈德潜是诗教的忠实提倡者和维护者，他在清代中期统治者崇盛文道的历史背景下，强调诗歌创作要走微言大义之路，“优游婉顺”，以陶冶人的情性为本。他反对非中和的创作路径，认为在对个性的偏扬中温柔敦厚之道会走向衰落，诗教会日渐式微。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云：“今既藉风雅一道，自附立言，则美刺二端，断不得轻易著手。大致陶冶性灵为先，果得性灵和粹，即间有美刺，定能敦厚温柔，不谬古人宗指，否则于已既导欲增悲，于世必指斥招尤，或谀人求悦，取戾自不小也。”纪昀将人品与诗格紧密联系起来加以阐说，认为人品与诗格是成正比的。他认为，李、杜相较，“忠爱悱恻，温柔敦厚”的性情和气质是杜甫让后人广泛接受和推扬的主要原因。焦循《毛诗郑氏笺》云：“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自理道之说起，人各挟其是非，以逞其血气，激浊扬清，本非谬戾，而言不本于性情，则听者厌倦。焦循明确将诗的本质属性界定为“温柔敦厚”，他具体从表现方式和艺术内容两方面立论，在表现方式上，强调要以“比兴”言说，委婉曲致，引人回味；在艺术内容上，则肯定“不言理”而“言情”，不追求超过人而追求感动人。
二、词学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阐说
我国古典词学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阐说相对于古典诗学而言数量是很少的，主要体现在清人的一些词学论评中。清代，对词学政教审美原则论予以过阐说的词论家主要有田同之、尤侗、彭孙通、蒋敦复、刘熙载等人。他们主要围绕诗词同道，词的创作旨向要人乎雅正、合于风雅之义来展开其论说。田同之《西圃词说》云：“王元美论词云：‘宁为大雅罪人’予以为不然。文人之才何所不寓，大抵比物流连。寄托居多。《国风》、《雅》、《颂》，同扶名教，即宋玉赋美人亦犹主文谲谏之义，良以端之不得，故长言咏叹，随指以托兴焉。必欲以柳屯田之兰心蕙性，枕言下等言语，不几风雅扫地乎?田同之针对明人王世贞论词所大胆吐露的欲为风雅罪人的言论展开论说。他认为，风雅谲谏在我国古代是具有悠久传统的，《诗经》中的“风”、“雅”、“颂”有功于名教自不必说，就连宋玉这样的才子，也以“美人”之喻托言谲谏之义，较好地将文人之才性与传统政教的要求结合在了一起。
但像柳永这样的词人则创作旨向相反，从创作主体而言，他具有灵心妙舌，但遗憾的是其出语猥俗，不合风雅之义，他将作词之道领向了脱轨风雅的道路。尤侗《<梅村词>序》亦云：“词在季盂之间，虽不多作，要皆合于国风好色、小雅怨诽之致，故予尝谓先生之诗可谓词，词可为曲。尤侗在论评吴伟业词作时，对词作的旨向明确提出了合于风雅之义的要求。此论在我国古代词论史上是较早从正面阐说政教之求的言论。彭孙通彭孙通《旷庵词序》云：“历观古今诸词，其以景语胜者，必芊绵而温丽者也；其以情语胜者，必艳而佻巧者也。情景合则婉约而不失之，情景离则儇浅而或流于荡，如温、韦、二李、少游、美成诸家，率皆以旅至之景，写哀怨之情，称美一时，流声千载。黄九、柳七，一涉儇薄，犹未免于淳朴变浇风之讥，他尚何论哉!……不知填词之道，以雅正为宗，不能冶为诲，譬犹声之有雅正，色之有尹邢，雅俗顿殊，天人自别，政非徒于闺檐巾帼之余，一味儇俏无赖，遂窃窃光草兰苓之目也。”彭孙通从词的创作对情景运用的角度来详细展开论说，认为词与诗一样，也有“以景语胜”和“以情语胜”两种艺术表现的偏重，相对来说，“以情语胜”更容易流于不合风雅之义的艺术表现情态中。同时，词作艺术表现也有情景交融和情景相离两种审美表现的不同情态，相对而言，情景相离容易使词作流于浅俗浮荡的艺术情味中。为此，他将宋代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词人词作划分为了两类，对黄庭坚、柳永词作予以了讥斥。彭孙通最后归结“填词之道”应以“雅正为宗”，在创作旨向的人乎雅正中尽辨“雅”与“俗”的内在本质不同。彭孙通此论体现出深受宋人执着辨分雅俗与贯通雅俗的影响，在古典词学政教审美原则论中是甚具典型意义的。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提出：“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蒋敦复和彭孙通一样，也从正面提出了词作要有“风人比兴”之义的要求，强调要在对事物凡俗和日常生活的吟咏中，体现出深致的寄托。他称扬南宋词人大都能于物有寄，继承发展了我国古代以来的“风人比兴”传统。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词莫要于有关系。
张元干仲宗因胡邦衡谪新州，作《贺新郎》送之，坐是除名，然身虽黜而义不可没也。张孝祥安国于建康留守席上赋《六州歌头》，致感重臣罢席。然则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刘熙载也通过例说张元干、张孝祥二人词作，阐说出诗词同道之理和词作艺术表现亦具有“兴”、“观”、“群、“怨”的效果。他在词的创作旨向上是明确持论有丰厚社会现实内涵的。
三、散文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阐说
我国古典散文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阐说是与诗学理论批评紧密相联的，两者相互纽结。从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人们的文学观念由诗文同体到逐渐异途，形成各异的文体批评观念。因此，在这一长段的历史时期中，我国古典散文政教之论并未开拓出多少独立发展的空间，其政教审美原则论是与诗学政教审美原则论交融在一起的。其论说也主要体现在孔子、左丘明、司马迁、扬雄、《毛诗序》作者、刘勰等人的言论中，我们不作复述。
唐代，对散文政教审美原则的阐说主要体现在王通、李华、柳冕、崔元翰等人的言论中。王通在《中说》中对南朝许多有成就的作家如谢灵运、鲍照、江淹、吴筠、谢庄、王融、徐陵、庾信、谢胱、江总等人都指斥其不足，如云：“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洼，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王通推尚的只有颜延之、王俭、任防少数几人，其云：“子谓颜延之、王俭、任防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对颜延之等人简约典则的文风表现出倾赏之意。王通之论表现出平和中正的文学趣味，当然也同时体现出了其较为狭隘的文学审美观。之后，李华《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云：“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立身扬言，有国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于是乎观之。……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殁而孔及盂柯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李华认为，文章的写作因缘来自两个方面：从内在而言，是缘于创作主体的“六经之志”；从外在而言，则是缘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触动。他批评屈原、宋玉违背了儒家传统的中和艺术表现原则，致使六经之义在他们的创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亦云：“盖文有余而质不足则流，才有余而雅不足则荡；流荡不返，使人有丽之心，此文之病也。”
柳冕从“文”与“质”、“才”与“雅”这两对对立统一的要素范畴来论说为文的创作取向和风格，他反对骋才逐文的创作追求，认为这会导致文章风格的华靡浮荡，此乃为文之大忌。柳冕在这里实际上从文章风格形成的要素上探讨了如何合乎中和创作旨向的问题。崔元翰《与常州独孤使君书》又云：
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范文第5篇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世界观基础是一种泛联系思维方式,它认为世上万物都有其“同构性”,黄俊杰把这种思维机制表述为这样三项命题:“(1)宇宙间的事物都具有同构性,因此可以相互感应或类推;(2)宇宙中的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部分及全体之间均是有机而互相渗透交互影响的关系。”〔1〕这种万物同构的观念使人在认知客观事物的时候,省略了由表及里的分析过程,而直接将“心”———实际上是外物引起的心理联想植入被观察的事物本质之中。这种思维机制反映到文学批评上,就是强调在对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过程中,略过读者和作品—作家之间时空因素、文本因素等等物质隔阂,直接透过语言层面寻求一种心理共鸣的直觉感悟。如陆游说读东坡词能感到“天风海雨逼人”,就体现了上述的思维机制。笔者在这里将它称之为体悟型思维。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这种思维模式在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表现。
一、体味说
体悟型思维之所以称之为体悟,反映在文论中,首先强调的自然是用“体”的方式解读文学作品。体,本是身体,引申为动词的体验,《荀子•修身》:“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2〕再引申为亲近,《礼记•学记》:“就贤体远。”〔3〕再由亲近的体验而带有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意思:《礼记•中庸》:“敬大臣也,体群臣也。”朱熹注云:“体,谓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4〕因此,以体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即要求读者全身心投入其中,与作者为友,甚或化身为作家体验其诗文中所描写的情境。”〔5〕这种设身处地的投入,不但是化身为作家,而且在小说戏剧批评中,也主张化身为作品中的人物。如金圣叹评《水浒传》第五十二回“李逵独劈罗真人”一节,就是以作品中人物的自身体验为依据对古本作修改的:李逵……直至松鹤轩前,只听隔窗有人念诵什么经号之声。(金圣叹批道:不省得这般鸟做声,妙绝。俗本作玉枢宝经,谁知之,谁记之胡?甚矣,古本之不可读也。)李逵爬上来,搠破纸窗张时,……见罗真人独自一个坐在日间这件东西上;(金圣叹批道:云床也,乃自戴宗眼中写之,则曰云床;自李逵眼中写之,则曰东西,妙绝。俗本讹)面前桌儿上烟煨煨地(金圣叹批道:香也,却从李逵眼中写成四字,用笔之妙,几于出神入化矣。俗本又讹,真乃可恨)。……〔6〕
这一段文字中金圣叹共做了三处改动:一是听罗真人念经号,原本说是念《玉枢宝经》,金圣叹认为这不符合李逵的身份体验,李逵是个文盲,对道教一窍不通,怎么会稍微一听就知道是《玉枢宝经》呢?于是改为“念诵什么经号之声”。二是对云床的描写,因为在这之前戴宗见罗真人时,已经写到是云床了,那是因为从戴宗眼中看;而金圣叹认为李逵眼中就不能这么文绉绉地说云床了,只能是“日间这件东西”。三是对香的描写,金圣叹同样从李逵自身的体验出发,认为改成“烟煨煨地”几个字乃是“用笔之妙”。这些议论是很有见地的。以“体”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自然也强调感官体验在作品阅读中的作用,形成了中国传统文论中重要的“通感批评”特征。这种批评方式的思维路径主要是将读者对作品的理性思考化为感官体验的“联觉”,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要求读者将阅读结果转换成味觉体验,对其反复品咂,求得真味,也即求得真理。朱熹即以“吃果子”〔7〕作譬喻,说明认知事物的道理。“体”只是认知的手段,目的是为了获取其中的“滋味”。滋味说是钟嵘提出来的一种文学接受方法,他在评说五言诗时说:“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8〕。滋味说的核心范畴就是“品”。作为感觉动词,“品”意味着将审美体验转化为一种味觉体验,将精神上的审美感受转化为感官的直觉。朱熹在这里把“品”进一步阐释为“涵咏”,是因为将审美感受转换为感官直觉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为审美感受不单纯是知觉,还包括理性的思辩。因此,上述的转换就形成了从感性到理性,再从理性到感性的循环往复。
二、妙悟说
体悟型思维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来自于禅宗思维。我们知道,“悟”本就是佛家重要的思维手段,佛祖拈花,迦叶微笑,讲的就是“悟”。所以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9〕以禅入诗,以禅喻诗,是唐宋以来重要的文学风尚。唐代统治阶级明白儒以治外,佛以治内的道理,又尊道教始祖老子为先祖,因此兼容三教,交互为用。朝廷上举行三教辩论,也是“初若矛楯相向,后类江海同归”〔10〕,最终导致了禅宗的盛行。禅宗自诩是不着文字的,讲单刀直入的“识心见性”,主张“顿悟”,因此特别强调直觉、暗示、感应、联想在体悟中的作用,讲究“韵外之致,象外之意”,使唐人作诗“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1〕诗歌里以诗谈禅,以禅入诗,在禅宗里借诗明禅成为唐诗的一大潮流,“学诗浑似学参禅”〔12〕的看法殊为普遍。诗中既然有禅道,那么,读诗也如参禅。苏轼云:“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13〕就是用悟禅道的方式读诗。而严羽的《沧浪诗话》一开篇,便以禅论诗,提出了著名的“妙悟”说,指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14〕受严羽影响,清代王渔洋论诗也标举“入禅”之说,他公开宣称自己与严羽在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并特别推崇“妙悟”: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15〕
因此,王渔洋论诗“独以神韵为宗”,实与禅学就有深刻的联系,他推崇王孟诗派,也是因为其中富有禅机。不过,我们并不能认为以禅说诗者是用“悟”排斥理性思维,恰恰相反,“悟”只能是长期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考积累的产物。如严羽就把“读书穷理”作为能够达到妙悟极致的先决条件,就是认为理性思维能进一步使感性思维得到升华。他在《沧浪诗话》中反复强调要把作品“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熟读楚辞,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16〕这里的“参”和“读”都是对作品的反复品味、分析,最终达到一种“悟”。#p#分页标题#e#
三、微言大义说
上面我们主要是就诗歌作品的解读而言的,对于散文作品而言,体悟型思维则运用于一个更为古老的传统,即细致地品味文章中的“微言大义”。微言大义一说来自于后人对“春秋笔法”的理解。《孟子》说《春秋》的写作原因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17〕这是说明孔子在写作《春秋》时就已经寓褒贬于记事,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故而刘勰云:《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略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人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18〕刘勰总结了《春秋》笔法,认为和《尚书》相比,《春秋》在注重“辞”的明白晓畅的同时,寄寓了隐深的意义。这种以曲折的文笔寓含褒贬的写作方式被称为“春秋笔法”,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后世的散文创作。散文家往往追求“一字褒贬”的复杂意蕴,刻意求深。批评家也往往深究文内隐喻,抽丝剥茧,深文周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