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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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管理制度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 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行使制度直接关涉未成年人生命权及身体健康权的保护，但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此却无任何规定，形成立法漏洞，亟需弥补。应在结合我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立法例的有益经验，规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因智力障碍不能理解医疗行为性质和后果的未成年人无医疗同意能力，其医疗同意权由其父母或监护人代为行使；其他年满14周岁、智力正常的未成年人具有部分医疗同意能力，对风险较小的医疗行为可自行行使同意权，对风险较大的医疗行为其本人的决定需得到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父母或监护人须按照符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代行医疗同意权，否则相关个人或组织可以提请法院审查和作出决定。
一、问题的提出
医疗同意权的行使是现代医疗知情同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然人享有生命权及身体健康权的重要体现，是自然人行使其生命及身体健康自决权的应有之义。在2009年《侵权责任法》颁布前，我国相关立法和医疗实践中即使对正常成年患者也一直采取剥夺其自行行使医疗同意权的做法，而是将其赋予患者的家属、单位甚至关系人，如卫生部1982年颁布的《医院工作制度》第40条附录第6条规定：“实行手术前必须由病员家属或单位签字同意（体表手术可以不签字）……”；国务院1996年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前一规定直接剥夺了患者的医疗同意权，后一规定要求患者和其家属或关系人共同行使医疗同意权，且将签字同意权赋予患者的家属或关系人，这是对患者医疗同意权的间接剥夺，如患者本人的意见与其家属或关系人意见不一致时，患者的意愿将得不到实施。《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从总体而言纠正了既往相关立法剥夺正常成年患者自行行使医疗同意权的做法，肯定了国际通行的相关惯例，．即正常成年患者的医疗同意权应由自己行使。[1]然而，《侵权责任法》对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的行使问题却无任何规定，形成立法漏洞，对未成年人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的保护十分不利，这种状况亟需改变。有鉴于此，笔者在剖析我国现行相关制度缺陷的基础上，通过对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行使制度所涉基本问题的具体分析，结合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立法例的有益经验和我国的现实国情，提出合理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行使制度的立法建议，以期对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完善有所助益。[2]
二、我国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行使制度的缺陷
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我国并无任何民事基本法律或其他的基本法律涉及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的行使问题，而仅有两个部门规章对此有所涉及，即卫生部2000年颁布的《临床输血技术规范》，以及卫生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2年联合颁布的《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临床输血技术规范》第11条规定：“新生儿溶血病如需要换血疗法的，由经治医师申请，经主治医师核准，并经患儿家属或监护人签字同意，由血站和医院输血科（血库）提供适合的血液，换血由经治医师和输血科（血库）人员共同实施。”《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第10条第1款规定：“对按照有关规定需取得患者书面同意方可进行的医疗活动（如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手术、实验性临床医疗等），应当由患者本人签署同意书。患者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应当由其法定人签字……”由于前者仅适用于新生儿且仅针对溶血病换血疗法的情况，而后者系针对所有未成年人（乃至有精神障碍者）以及所有病情适用，具有更普遍的效力，故《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第10条第1款的规定实际上构成了以往我国关于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行使的基本的也是仅有的规则。深入分析该规定的内容可以发现，我国既往立法关于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行使制度的规定存在如下重大缺陷。
一是不合理地认定所有未成年人均不具备任何医疗同意能力，损害了未成年人应有的医疗自决权。未成年人能否自行行使医疗同意权应取决于其医疗同意能力，也即其对医疗活动的性质、作用和后果的认识与理解能力。由于未成年人个体之间的年龄、智力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差异很大，其医疗同意能力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如刚出生的婴幼儿与正常智力水平的高中学生之间是无法等同的。但以往相关立法无视这样的客观现实，简单武断地规定所有未成年人均不具备任何医疗同意能力，均由其法定人代行医疗同意权，其后果是不合理地剥夺和损害了很多未成年人所应该享有的医疗自决权，从而侵犯了这些未成年人对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自我决定权。
二是对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的代为行使没有作出任何限制和约束，使未成年人的生命权与身体健康权的保护缺乏最起码的法律保障。在《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中，对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的行使只有“患者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应当由其法定人签字”这样寥寥数语的规定，其中没有任何限制代行同意权的实体规范和程序约束，一旦法定人的决定损害未成年人的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时，其将无任何可予救济的途径。由于这一严重立法缺陷的存在，直接导致了现实生活中种种严重侵犯未成年人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的悲剧频频发生，如2005年发生在江苏南通的智障女孩子宫被切除事件，以及2010年发生在天津的无肛女婴被放弃治疗致死事件等。在前一事件中，为减少智障少女来月经时的护理麻烦，南通市儿童福利院于2005年4月辗转联系到该市城东医院为两名14岁的智障少女实施了子宫切除手术。该事件在网络和媒体上被披露后，当地警方随即立案对事件展开了调查。[3]由于我国立法对法定人代行医疗同意权的行为无任何限制性规定，相关医院和医生也对自己涉嫌构成犯罪感到难以理解，其认为自己是接受福利院的委托且与之签订了“免责协议”的，故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且其并未从中牟利，因此其实际所做的应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4]而根据业内专家的说法，对智障女孩切除子宫“在全国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5]实际上，仅南通市儿童福利院在此之前就先后至少将7名智障少女送到医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6]而在后一事件中，出生于2010年1月的天津女婴“小希望”由于患有先天无肛症，尽管医学上可以治愈，但女婴父亲仍瞒着其母亲将女婴送至临终关怀医院。虽然其行为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并有热心网友表示将捐资救治“小希望”，多家医院也表示将给予免费治疗，但女婴的父亲认为孩子可能终生都要随身携带个“粪袋子”，长大了她会觉得这种状况“生不如死”，所以执意放弃治疗，最终导致女婴不治而亡。[7]
以上案例反映出正是由于我国立法缺乏对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代为行使的限制性规定，以致悲剧频频发生。令人遗憾的是，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对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的行使问题仍未作任何规定，形成不应有的立法漏洞，而卫生部于2010年1月新颁布的修订后的《病例书写基本规范》在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的行使问题上并未对原规定做任何修改。[8]此种状况应予尽快改变。
三、我国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行使制度的理论构建
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行使制度的合理构建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有三个：其一，未成年人医疗同意能力的确定；其二，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的代为行使；其三，对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代为行使的合理限制。
（一）关于未成年人医疗同意能力的确定
未成年人医疗同意能力的确定所要解决的是未成年人可否自行行使医疗同意权的问题，这是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行使制度的合理构建中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医疗同意能力系指患者就医疗机构拟对其采取的医疗行为的性质、作用及其影响或后果的理解能力。[9]具有该能力的患者可以自行行使医疗同意权，而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该能力的患者则不能自行行使医疗同意权。就成年患者而言，所有正常成年患者[10]均具有医疗同意能力，故可自行行使医疗同意权。但由于未成年人的年龄跨度很大，从呱呱坠地到18岁成年，[11]其智力水平以及对问题和事物的理解能力差别很大，故对医疗行为的性质、作用及其影响或后果的认识和判断能力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所以其医疗同意能力不可能一样。因此，立法有必要根据未成年人的理解与判断能力的不同，对其医疗同意能力予以区别对待，相应地，对未成年人是否能够自行行使医疗同意权的问题也有必要做不同的立法设计。从世界范围来看，对此问题有一元化立法模式与多元化立法模式。
一元化立法模式也可称为一揽子否定模式。其特点是认为所有未成年人均无医疗同意能力，其医疗同意权需由法律规定的其他人代为行使，其以我国台湾地区及日本的立法例为代表。如我国台湾地区“医疗法”第63条第1、2款及第64条规定，医疗机构针对未成年人实施手术、侵入性检查或治疗等，由其法定人、亲属或关系人等签具同意书。[12]日本也是将未成年人的医疗同意权交由其父母或法定人等行使。[13]
多元化立法模式的特点是根据未成年人医疗同意能力的不同将其分为不同类别，其又可细分为二元化立法模式与三元化立法模式。其中，二元化立法模式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取。如在英国，16岁以下以及有精神或智力障碍的未成年人被称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立法上认为其无同意能力，其医疗同意权由父母代为行使；16～18岁之间的正常未成年人被称为成熟的未成年人，立法认为其原则上具有医疗同意能力，有权自行决定接受某项医疗措施，但如其拒绝接受医疗，其父母可以否决。换言之，后者在接受治疗时只要其本人同意即可，此时如果其父母反对则反对意见是无效的；而如果其本人拒绝接受某项治疗，但只要其父母同意，医院有权也有义务进行治疗；[14]但是如果本人和其父母都拒绝治疗，则医院或未成年人保护当局应向法院申请审查其父母的决定是否符合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如法院判定其父母拒绝治疗的决定是不符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该拒绝治疗的决定无效。[15]与英国一样，美国采取的也是二元化立法模式，[16]不同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州都按照16岁的年龄标准对未成年人进行划分，如有些州是根据14岁的标准将未成年人分为两类而分别适用不同的标准。[17]三元化立法模式为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所采取，其做法是将未成年人按年龄分为以下三类而分别适用不同的标准：[18](1)很幼小的儿童不具有医疗同意能力，其医疗同意权由父母代为行使。属于该类别的儿童的具体年龄在各国规定得不完全一样，如有的规定为12岁以下，有的规定为14岁以下。(2)一般未成年人具有不完全的医疗同意能力，可自行行使医疗同意权，但该同意权的行使如要有效还必须得到其父母的同意。关于该类别的未成年人的具体年龄，各国的规定也不完全一样，如有的国家规定为12～16岁，有的国家规定为14～18岁。(3)较成熟的未成年人具有完全的医疗同意能力，由自己行使医疗同意权。大多数国家均规定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该类别。[19]
在未成年人医疗同意能力的确定问题上，我国现行相关规定与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一元化立法模式一样，采取简单地一揽子认定所有未成年人均无任何医疗同意能力的做法，其既不利于未成年人医疗自决权的合理保护，也不符合现实生活的实际和常理，如不满18周岁的高中生尽管是未成年人，但在理解日常就医行为或风险较小的手术和检查、治疗等行为的性质、作用和后果等方面应该说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能力，其日常就医或接受风险较小的手术如门诊手术等治疗活动也并不需要其父母或监护人等随时陪同。为此，笔者建议在其医疗同意能力的确定问题上，借鉴国外相关立法例的多元化模式，将我国未成年人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不具有医疗同意能力的未成年人（或曰不成熟的未成年人），一类为具有部分医疗同意能力的未成年人（或曰较成熟的未成年人）。其中，不满14周岁的以及因精神障碍或智力发育障碍而不能正确理解医疗行为的性质、作用与后果的未成年人不具有医疗同意能力，其医疗同意权由其父母或监护人等代为行使；其他未成年人也即年满14周岁的正常未成年人具有部分医疗同意能力，对风险较小的医疗行为，如风险较小的门诊手术、检查或治疗等均可自行行使医疗同意权；对风险较大的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等的医疗行为，其本人的决定需得到父母、监护人的同意。之所以采取二元化立法模式即将未成年人医疗同意能力分为两大类而不是三大类，乃在于我国人口众多，这一分类方法在实践中较为便于操作和提高效率。而将其年龄划分标准设定为14周岁，乃是考虑到该年龄段以上的未成年人已具备相当的理解和判断能力，而这也是多数国家所采用的年龄标准。
（二）关于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的代为行使
医疗同意权的代为行使制度要解决的是依法被确定为不具有医疗同意能力的未成年人，其医疗同意权应由谁代为行使的问题。由于未成年人中的婴幼儿及其他因年龄或智力障碍而不能正确理解拟对其采取的医疗行为的性质、作用或后果者是不具有医疗同意能力的，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自行行使医疗同意权，须由法律所规定或允许的主体如父母、监护人等代其行使，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未成年人的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等合法权益。因为如果任由这些不具有起码或必要的理解与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自行行使医疗同意权，其后果是或者根本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或者可能导致损害这些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结果出现。所以，无医疗同意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医疗同意权由谁代为行使的问题也是未成年人医疗同意制度合理构建中的基本问题。而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对此问题的回答也不尽相同。
根据英国的相关法律，无医疗同意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医疗同意权一般是由其父母代为行使的，在其父母因没有尽到法定职责而被剥夺或限制了“父母责任”的情况下，则由代行“父母责任”的地方未成年人保护当局代为行使。[20]在特殊情况下，临时监管照顾儿童的教师或其他人员也可代为行使。[21]在父母作为代行同意权人的情况下，父母任何一方都有权单独作出决定，但法律规定，任何一方在作出涉及子女的重大或具有长期影响的治疗措施的决定前，有义务与另一方充分协商。[22]如父母之间的意见不一致，应由法院裁决。[23]在美国，无医疗同意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医疗同意权系由其父母、其他法定监护人或法院指定的监护人代为行使。[24]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医疗法”第63条第1、2款、第64条的规定，可代未成年人行使医疗同意权的人为其法定人、亲属或关系人。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可代为行使同意权的人主要是父母。该规定中关于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代行主体的范围要广于英国、美国，但却并未规定未成年人保护当局有此权利。在日本，尽管并无法律明确规定无医疗同意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医疗同意权应由谁代为行使，但有学者认为可以适用民法上的法定制度，实践中也多是按此处理的，故在日本，未成年人的医疗同意权一般均是由其父母代为行使的。[25]
笔者认为，我国台湾地区由未成年人的法定人、亲属或关系人等代为行使医疗同意权的规定太过宽泛，不利于未成年人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的保护，故我国相关立法应合理借鉴英美等国的做法，规定可代无医疗同意能力的未成年人行使医疗同意权的第一顺序人选是父母，而在未成年人没有父母或父母被剥夺了监护权或本身也没有医疗同意能力的情况下，则由其他依法对未成年人承担监护责任者也即监护人代为行使，如有权代未成年人行使医疗同意权者的意见不一致的，相关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审查决定。由于无同意能力的未成年人经常处在脱离父母或监护人之直接监管之状态如人托、就学等，立法有必要规定，临时承担无医疗同意能力的未成年人的监管责任者，对拟针对该未成年人采取的风险较小的医疗行为，可代行医疗同意权，但风险较大的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等，仍需由其父母或监护人等代行医疗同意权。
由于已满14周岁的正常未成年人系具有部分医疗同意能力的人，对风险较小的手术、检查与治疗行为等具有同意能力，可自行行使医疗同意权，但对风险较大的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等不具独立的医疗同意能力，在此情形下，与上述无医疗同意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医疗同意权行使规则相一致，该部分未成年人本人的医疗意见需得到其父母的同意，在没有父母或父母被剥夺了监护权或本身也没有医疗同意能力的情况下，则需得到其他依法对未成年人承担监护责任者也即监护人的同意。
（三）对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代为行使的合理限制
由于代未成年人行使医疗同意权的后果直接关涉未成年人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的处分，如无严格而明确的立法限制，在代行医疗同意权者滥用权利的情况下，未成年人的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将不可避免地遭到侵犯和损害，所以对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代为行使的合理限制问题构成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行使制度的合理构建中最为关键与重要的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早已形成了如下共识，即认为对代行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的行为予以合理限制是完全必要的，否则无异于肯定代行医疗同意权者拥有对未成年患者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既不符合保障未成年人基本人权的要求，也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26]在究竟应该如何对代行医疗同意权者的行为予以限制的问题上，域外立法例则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英、美等国设置专门的制度和程序予以直接限制的做法，另一种是我国台湾地区与日本所采取的通过民法上的亲权或监护人变更制度和程序予以间接限制的做法。
英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代行医疗同意权者所做的决定必须符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否则法院有权剥夺其代行医疗同意权的资格，并颁发许可令或禁止令授权医院采取合理措施。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最常发生于父母基于某些原因拒绝对未成年人予以治疗的情形，如在S案[27]中，一名4岁的小男孩因严重受伤需要输血，但其父母基于其宗教信仰，认为血是不净之物，输入他人的血灵魂将无法升入天堂，故拒绝医院所提出的输血建议。医院立即将此情形报告给了当地未成年人保护当局，后者立即向法院申请颁发允许输血的许可令。而与此同时，儿童的父母也向法院申请颁发禁止输血的禁止令。法院毫不犹豫地立即颁发了允许医院输血的许可令，因为法院认为，父母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放弃有治疗可能的孩子，都不符合孩子的最大利益，因为生命对任何人而言都是神圣的。[28]代行医疗同意权者如有权代为决定放弃治疗，无异于拥有了“杀害病人的权利”，这毫无疑问是法律所不允许的。[29]而且根据英国法律，父母如果基于不合理的理由拒绝医生对子女的医疗行为，还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或遗弃罪。[30]可见，英国立法从实体上明确规定代行医疗同意权者必须按照符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行使医疗同意权。在程序上，如代行医疗同意权者拒绝治疗的，必须提请司法审查决定，这样就非常有效地保护了未成年患者的生命权及身体健康权。美国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与英国是一致的，即如果父母的决定不符合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法院将会颁布禁止令予以禁止，美国1990年的Curran v. Bonze案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该案中，一对三岁半的双胞胎的父亲向法院请求颁发许可令，要求对他的双胞胎孩子进行骨髓采集，以捐献给双胞胎的同父异母的已患白血病的兄弟，但遭到双胞胎母亲的反对。法院以骨髓采集不符合孩子的最大利益为由支持了母亲。[31]
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理论界均认为，未成年人处于成长期，需要他人的保护和养育，基于父母身份、血缘、道德及公共秩序，该责任自然落在作为亲权人的父母身上，但“亲权的行使，并非漫无限制，必以为子女之利益与幸福为原则……”[32]这与英、美等国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其却并未如英、美等国那样有明确和专门的制度与程序，而是借由民法上的亲权或监护人变更制度和程序来间接实现的。如我国台湾地区学界认为：“如亲权之行使损及子女利益，即属亲权之滥用，得声请法院宣告停止其亲权。”[33]法院这样做的依据是其“民法”第1090条的规定：“父母滥用其对于子女之权利时，其最近尊亲属或亲属会议，得纠正之；纠正无效时，得请求法院宣告停止其权利之全部或一部。”如在日本，人们认为“阻止法定人不以子女或被监护人之最善利益行使同意权可透过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的程序。要点如次：父母滥用亲权时，该孩子之其他亲属或检察官或儿童福利机关得向家庭裁判所提出声请，请求法院宣告该亲权人丧失亲权（例如日本民法第八百三十四条）。如果有紧急情况时，在提出上述声请的同时，得先请求法院选任职务代行人作为审判前的保全程序。医师在得到职务代行人之同意后，得进行该当医疗行为。”[34]
由于代行医疗同意权直接关涉未成年人的生命和身体健康，故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早已形成了必须对此予以严格限制的共识，我国在此问题上的立法空白使我国未成年人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的保护失去最起码的法律保障，亟待予以改变。而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笔者认为应借鉴英、美等国的做法设置专门的制度和程序予以直接限制，因为从未成年人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保护的实际效果看，其比我国台湾地区与日本通过民法上的亲权或监护人变更制度和程序予以间接限制的做法更加有效。如在前述英国S案中，尽管需输血儿童的父母是耶和华证人信徒，但其拒绝为儿子输血的要求被法院断然驳回，故孩子的生命得以拯救。但在日本，受伤儿童或少年因父母是耶和华证人信徒故而被父母拒绝输血而导致不幸死亡的案件却屡有发生，这与其间接限制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代为行使的做法不无关系。如在1985年6月，一名10岁的男孩因交通事故骨折，其父母由于是耶和华证人信徒而拒绝给孩子输血，4小时后孩子死亡；1989年8月，一名高中二年级学生骑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其父母也是耶和华证人信徒而拒绝医院给儿子输血，5小时后该少年死亡。[35]为此，笔者建议我国相关立法应明确规定，父母、监护人等必须按照符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代行未成年人的医疗同意权。[36]即其代行医疗同意权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而不是可以为所欲为，如果父母、监护人等的决定会危及未成年人的生命或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体健康的，必须由法院审查决定。父母之任何一方、未成年人的其他亲友、医院、国家或社会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乃至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等均可向法院提起该审查之诉，[37]而我国《民事诉讼法》也应设置相应的专门程序，法院得依该专门程序尽快做出决定。法院司法审查机制的介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破除封建家长制野蛮思想的残留。那种认为孩子得病该不该治、怎么治都是家庭内部的事，完全由家长、亲属或监护人做主的封建落后意识将不再有市场，而类似福利院擅自切除智障女童子宫、父母擅自放弃救治未成年残障子女的悲剧事件也将不会一再发生。
由于已满14周岁的正常未成年人系具有部分医疗同意能力的人，因此，对风险较小的手术、检查与治疗行为等可自行行使医疗同意权，但对风险较大的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等，其本人意见需得到其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为保护这部分未成年人的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立法还应规定，在未成年人与其父母或监护人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如未成年人希望采取某项治疗方式，而其父母或监护人不同意，或者反之，未成年人希望放弃某项治疗而其父母或监护人不同意，则应由法院审查决定。而在此情况下，未成年人本人、其父母或监护人等均有权提起该审查之诉。在该种诉讼中，法院应为未成年人指定适格的诉讼人，该诉讼人可以是与未成年人意见一致的父母中的一方，也可以是未成年人的其他亲友或未成年人保护机构乃至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等。而即使已满14周岁的正常未成年人与其父母意见一致，如果该意见系放弃治疗且会危及未成年人的生命或严重损害其身体健康的，也必须由法院审查决定。在此种情况下，医院、未成年人的其他亲友、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及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等，均可提起该审查之诉。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满14周岁以及因精神或智力障碍不能理解医疗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的未成年人无医疗同意能力，其医疗同意权由其父母代为行使，在没有父母或父母被剥夺了监护权或本身也没有医疗同意能力的情况下，由其他有医疗同意能力的监护人代为行使。学校、幼儿园等临时承担该等未成年人之监管责任者，在其监管期间，对拟针对该等未成年人采取的风险较小的医疗行为可代行医疗同意权。父母之间或监护人之间意见不一致的，应申请法院审查决定。父母、监护人、临时监管人等，必须按照符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代行医疗同意权，如有违反，医院、未成年人的其他亲友、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等组织或个人均可向法院提起审查之诉，由法院审查后决定。
已满14周岁的正常未成年人具有部分医疗同意能力，对风险较小的手术、检查或治疗等医疗行为可自行行使医疗同意权，但对风险较大的手术、特殊检查或特殊治疗等行为，其本人的决定需得到其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如未成年人与其父母或监护人意见不一致的，需法院审查决定。未成年人本人、父母之一方或双方以及监护人等，均可提起该审查之诉。在该种诉讼中，法院应为未成年人指定适格的诉讼人，如与其意见一致的父母之一方、其他亲友、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等组织或个人。如未成年人与其父母或监护人共同做出的放弃治疗的决定会危及未成年人的生命或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体健康的，必须由法院审查决定。未成年人的其他亲友、医院、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等均可向法院提起该审查之诉。
注释:
[1]但其中有关“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的规定带来了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不宜”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不宜”的判断标准应由谁掌握？医院是否应承担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责任？患者近亲属的具体人选如何确定？尤其是在“不宜”的情况下，由于医疗措施未经过患者自己的同意，如果患者本不想采取某项治疗措施但医院经其近亲属同意采取了该项治疗措施，或者反之，患者本想采取的治疗措施被其近亲属否决了，由此造成的损害该由谁承担责任？这些问题的存在仍为一些医院继续剥夺正常成年患者的医疗同意权留下了法律通道，故立法实有必要尽快予以明确和完善。
[2]本文对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行使问题的探讨仅聚焦于未成年患者病情非属危急的情况也即一般情况。而在患者病情危急，不立即采取相应救治措施将危及生命或造成重大身体健康损害的情况下，应该适用危急救治规则。根据国际惯例，在此情况下，医院有义务立即采取相应的合理救治措施。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侄权责任法》第56条的规定却与此背道而驰，对医院采取危急救治措施设置了种种限制条件和程序，给广大急危患者的保护造成严重隐患和威胁，亟需纠正。
[3]参见杨华云、简光洲等：《福利院切除少女子宫续：此前至少有七起先例》，《东方早报》2005年6月1日。
[4]参见汪震龙：《残疾人如猫狗？实施子宫切除“公益”难成挡箭牌》，《北京青年报》2005年5月8日。
[5]杨华云：《福利院切除智障女子宫续：专家称切子宫已成惯例》，《东方早报》2005年12月12日。
[6]同前注[3]，杨华云、简光洲等文。
[7]参见《“成人”网友称愿领养天津无肛女婴，为了她天赋的生存权利！》， http: //Iaiba. tianya. cn/tribe/showArticle. jsp? groupld =116728＆articleld = 272503967283460410336728，2011年5月24日访问；《希望不在，婴儿何往》， http: //blog. sina．com．cn/s/blog-573e68a701001ryw.ht，2011年5月24日访问。
[8]参见卫生部《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10条。
[9]参见黄丁全：《医事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271页；赵西巨：《医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2 ～84页。
[10]正常成年患者系指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且并未因疾病或事故陷入昏迷或严重意识不清状态者（如正常成年患者因疾病或事故陷入昏迷或严重意识不清状态，其医疗同意权的行使应按照有精神障碍者医疗同意权行使的规则处理，我国《侄权责任法》对此也无任何规定，形成立法漏洞，有待弥补）。
[11]大部分国家规定18岁为成年年龄。
[12]我国台湾地区“医疗法”第79条第1款规定：“医疗机构施行人体试验时，受试验者如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应获得其法定人的同意。”
[13]参见夏芸：《医疗事故赔偿法—来自日本法的启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17页。
[14]See Michael Davies， Textbook on Medical Law， Blackstone Press Limited， 1998，pp.148-149.
[15]See Kennedy＆Gmbb， Medical Law， Butterworths， 2000，pp.777-778.
[16]参见许晓娟、彭志刚、黄河：《论“知情同意”的若干法律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7]参见裴绪胜：《论未成年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保护》，《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第3期。
[18]参见[德]克雷斯蒂安：《欧洲比较侄权行为法》，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33页。
[19]但如果“可以推定，该未成年人尚不能完全理解治疗对他产生的后果”的，则其不具有医疗同意能力。同上注。
[20]同前注[15]， Kennedy、 Grubb书，第774～775页。
[21]英国《儿童法案》对此有规定，但这种情况的出现几率很小。因为如果未成年人的疾患属于危急情况，医生会按照紧急救治规则进行处理，即无需任何人同意即应采取合理的救治措施。而如果不属于危急情况，教师与监管者必须在第一时间与其父母或代行父母责任的当地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协商，按其指示行事。当然，此种情况下未成年人的父母或保护机构可以委托教师或监管者代为行使同意权，则教师或监管者即成为代行同意权人（同前注[15]， Kennedy、 Grubb书，第776页）。
[22]同前注[15]， Kennedy、 Grubb书，第775页。
[23]同上注。
[24]同前注[17]，裴绪胜文。
[25]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民法上的法定制度是针对财产管理而设置的，对医疗行为意思决定的涉及对患者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的处分，适用财产上的法定制度显有不妥，故建议成立一个由家庭裁判所、医院方、患者三方面共同组成的专门机构予以判断和行使（同前注[13]，夏芸书，第539～540页）；另有学者则认为应设立一个由医生、法律专业人士、一般人等共同组成的中立机构，专门审议判断涉及患者有无同意能力、代无同意能力者行使医疗同意权等一切事宜（同前注[9]，黄丁全书，第279页）。
[26]同前注[15]， Kennedy、 Grubb书，第858页。
[27]1993]1 FLR 376.
[28]同前注[14]，Michael Davies书，第152页。
[29]同前注[15]， Kennedy、 Grubb书，第858页。
[30]同前注[9]，黄丁全书，第278页。
[31]同前注[17]，裴绪胜文。
[32]同前注[9]，黄丁全书，第279页。
[33]同上注，第279～280页。
[34]同上注，第279页。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相比较而言，台湾地区的规定和做法不如日本的周密，因前者并未规定法院停止父母的亲权后，由谁代为行使（同上注，第280页）。
[35]同前注[13]，夏芸书，第517页。
未成年管理制度范文第2篇
一、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一)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责任
监护是为了保护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置的，其目的，一是保护被监护人本人，二是保护他人和社会。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八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责任和抚养义务。那么什么是监护责任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条的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责任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被监理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人发生争议时，其进行了诉讼。因此，监护人应对被监护人的行为进行监护，有义务保证被监护人不受他人的损害，有义务防止被监护人加害于他人。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6条规定：学校不能使未成年人学生在危及人身安全、健康的教室和其他教育教学设施中活动；17条规定：学校和幼儿园安排未成年人学生和儿童参加集会、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8条规定：学校应当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学校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的责任。在组织活动中有预防发生人身安全事故的责任，学校应制止有害于学生及其他侵犯学生合法利益的行为，学校的设施应符合安全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45条规定，学生的义务是遵守所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制度，必须服从学校的管理并接受学校的教育。
(三)学校与在校学生的监护人的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49条之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其未成年子女或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及其他被监护人进行教育，故监护人与学校之间实质上是一种委托教育管理关系，但不能等同于或代替监护关系。在委托期间，被监护人有侵权行为并需承担民事责任的应由监护人承担。但被委托人不能尽力履行被委托职责，有过错的，依法应承担责任。
二、归责的原则
根据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责任，学校对学生的责任及学校与监护人的关系和法律的规定可看出未成年学生在学校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的归责原则。
(一)、根据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根据此条规定，可以看出监护人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只要被监护人有损害他人的事实，并存在因果关系，监护人就应承担责任。
(二)民法通则第183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他人造成伤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予以赔偿。由此可以看出对学校实行的是有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造成他人财产权、人身权等方面的损害而承担的民事责任；过错推定责任是介于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之间的一种责任方式，是指法律推定加害人对损害有过错应负过错责任。对于学校来说，分析学校是否有过错，首先应从学校的职责方面看，如学校在履行教育管理职责中有不当之处，且这不当之处是造成损害的原因之一，学校就应承担过错责任，这里要特别注意学校是否尽了相当注意义务。所为相当注意义务，是指客观过错责任，根据正常预见水平和能力预见潜在危险或应认识到危险结果而没有注意或没有采取避免危害结果的措施，就是未尽相当注意义务，如果学校尽了相当注意义务，便可以负责。
(三)案件的解决和处理
(1)、学生在上课期间受损害的处理。学生违反学校管理制度，不听从教师的管理，故意或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加害人的监护人应承担主要责任，学校因管理教育不力，亦应承担次要责任。如系教师的失职行为，则学校应承担主要责任。加害人的监护人承担次要责任。学生不是故意和过失而造成他人损害的，如学校有过错，则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学校无过错，则受害人的损失按公平责任原则由加害人的监护人与受害人的监护人分担。如受害人有故意和过失行为，受害人的监护人应按受害人的行为性质承担全部，主要或次要责任。
未成年管理制度范文第3篇
近年来，关于未成年犯罪案件的报道屡见不鲜。例如2009年3月发生在四川中江县的5岁幼童被杀案。经查，该案系长期在外流浪的许某某(男，13岁，缀学)、蒋某(男，13岁，缀学)、彭某某(男，14岁，在校生)、彭某某(男，13岁，在校生)四人，将受害人代孝东(男，5岁，幼儿园学童)从家中骗出并唆使其偷窃财物，因代年幼几次偷窃未果，4人嫌其累赘遂将之带至野外殴打虐待后杀害。又如，发生在2002年10月9日的福建五少年杀死同学案警方缴获军用手枪。浙江校园暴力升级，学生组团买枪对抗黑社会。北京一少年为偷钱上网，将奶奶砍死爷爷砍成重伤。这些案件一经报道，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年龄、犯罪动机、犯罪手法引起全社会的震惊与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我们对如何设置少年司法制度以便更有效地防止未成年犯罪的深刻反思。
在参考《中国法律年鉴》之《全国人民法院刑事案件中青少年犯罪情况统计表》，以及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之《全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数》等统计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简要分析一下近年来我国未成年犯罪的状况。未成年人犯罪率在1999年经过四年攀升后进入高峰期，此次高峰期在2008年后有所缓解。但是，从2008年开始，未成年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80后”已经全部步入成年人行列，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90后则成为了未成年人的主流群体，同时也自然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力军，一次又一次地触痛整个社会的神经。在已有可查资料中显示，“90后”违法犯罪被捕时，年龄最小的刚满11岁，在正常的中国教育体系进度中，他还应该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在涉及的罪名上，除了常见的抢劫、杀人、故意伤害、和寻衅滋事外，还涉及最近几年才出现的贩毒和信用卡诈骗罪等等。相关司法机关公布的数据则更加让人震惊：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公布的信息中显示，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逮捕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69780人，在2006年批捕逮捕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92574人，而在2008年，这个数字就突破了10万，达到了101928人。从2000年开始，中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增长率已经超过了我国gdp增长率。多重信息表明，“90后”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急速增长的态势。而且以共同犯罪和暴力犯罪为主，重点犯罪凸显。由以上分析可知，未成年犯罪的形式是很严峻的。在这里笔者将着重从司法制度方面来探讨预防未成年犯罪的机制问题。
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少年司法制度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众所周知，世界少年司法制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是1899年美国的伊利诺斯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随后，各国都相应建立了符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少年司法制度，形成了不同的系统模型。对于这些不同的系统模型郭翔总结出自己的学说即“三模式说”，他认为就目前来说，世界各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一般有三种模式:(1)“法庭模式”，又称为“蓝色模式”(蓝色被认为是冷色，象征严厉冷峻)。这种模式主要强调少年司法应注重正当法律程序，而且主要应由职业法官担任对案件的审理。采取这种模式的主要是美国、日本。(2)“福利治疗模式”，还有人称“委员会模式”。由于福利机构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司法系统，它是属于行政部门的，所以它也被人称为“红色模式”(红色为暖色，象征热情激进)。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普通少年案件的处理中，强调少年的福利待遇和少年犯罪和错误的治疗以及继续教育。瑞典、芬兰、挪
转贴于
威、丹麦等北欧的一些国家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处于福利机构管辖下的未成年刑事案件，注重提高青少年的环境和福利待遇。(3)“社区参与模式”。考虑到这种模式兴起较晚，因此又被人们称做“绿色模式”(绿色意味着初生幼稚)。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把司法和行政机构的干预减少到最小的限度，提高社会及民众参与司法过程的积极性。综合考虑这三种少年司法模式，绿色模式的道路是最适合中国的。蓝色模式是美国等国家采用的模式，在具体的运作中这种模式有一系列正规的操作规范，需要较大的司法成本和一个更为规范的司法机构。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红色模式需要投入较高的福利，这种模式不适用于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国为了达到保护少年健康成长的目标，采用了绿色模式。这是由于绿色模式注重强调社区参与，这就相应的降低了司法成本，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在这种模式下，就我国现有的少年司法制度来说，还应着重把以下三方面纳入其中。
一、心理专家介入未成年刑事诉讼
心理专家介入未成年刑事诉讼，有利于查清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症结，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教育挽救的方案；为法院对未成年人被告人的正确量刑提供参考依据。
根据心理学理论，人生要经历三大嬗变期，即新生期、断奶期、青春期，都发生在未成年阶段。经过每一个嬗变期，未成年的生理和心理结构都会发生突变。由此可知，青少年时期特别是未成年人时期，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特殊年龄阶段。因此，为了实现预防和惩治未成年犯罪这一重要意义，了解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未成年犯罪的案件，心理专家应在法官审理完案件，合议庭已认定未成年被告人有罪，量刑宣判之前介入。先由主审案件的法官向心理专家介绍案件的主要案情以及在审理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心理专家再近一步倾听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被告的诉说。通过倾听来了解被告人以往的生活环境、社会交往是否复杂，借此挖掘他们犯罪时的心理因素，并掌握他们的心理状态。在此基础上心理专家要进行科学的分析，主要分析这些未成年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的大小程度，心理状态的好坏，被判缓刑后是否会转变心态，能否承受社会压力以及这一系数的大小，会不会再走回头路等等。心理专家把这些分析以咨询报告的形式提交给法庭，法庭经过分析后再近一步结合案情对未成年被告人作出科学准确的量刑。
未成年被告人被定罪量刑后，心理专家要及时的针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问题进行辅导教育，同时心理专家也要对老师、家长进行心理辅导。
二、在试行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推广
由于未成年人犯罪有其自身的特点，将他们与成年人犯罪同等对待给予严厉惩罚会给未成年人身上留下永久性的标记，这对未成年人未来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带来极坏的影响。鉴于此，前科消灭制度应运而生。前科消灭制度能够避免行为人因为一时的过错而永远失去某种资格和社会信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防止行为人再次违法犯罪的效果。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实施前科消灭制度，并使之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其认真悔过。
影响前科消灭的重要因素是那些具有前科的少年犯要真诚的悔过，渴望自新，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要有优良的表现。由于前科消灭制度的实施既不能过于严格也不能过于宽泛，必须使之维持在恰当的范围内。所以，前科消灭的必要条件为：具有前科者在法定期间没有再犯新罪以及未实施严重违法行为。
前科消灭应由具有前科者（被判刑、劳教、治安处罚的人）向对他们做出判决的公安机关、法院、劳教主管部门提交书面申请，由原决定机关对具有前科者进行评估。主要看具有前科者是否表明了悔改态度及悔改的表现；看他们是否履行了赔偿义务，这些赔偿义务主要是因犯罪人的犯罪对社会和公民造成的经济损失引起的；看他们是否遵纪守法，有没有重新犯罪的可能等等。审查机关进行考核和调查，作出最终决定后，对符合前科消灭条件的申请人作出撤销前科的裁定。
三、建立适合未成年特点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
社区矫正制度是一种新的刑罚执行制度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它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值得在我国有效的充分发展的。现阶段，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尚不成熟，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放弃这一制度。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在我国逐步建立和推广完善社区矫正，使这一制度符合我国的行刑制度。目前而言，十分必要的是针对未成年人特有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建立社会这个年龄段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进而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措施。
未成年管理制度范文第4篇
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确定的依法治国方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校进程。增强在校青少年、学生家长和学校教师法制观念，了解法律知识，明辨是非，提高法律素质，从源头上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遏止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上升势头，并促进社会各界通力合作，重视在校青少年健康成长环境的整顿和建设，加强青少年道德品质教育、法制教育和对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预防和矫治，组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体教育网络，为实施依法治区，保证社会安定提供必要条件。
二、统一认识，加强领导，明确任务，精心组织
为了加强学校法制建设工作的领导，保证依法治校实施方案的顺利实施，决定成立陆慕高级中学依法治校领导小组，校长、书记**同志为组长，副校长(法制副校长)**同志为副组长，政教处**两位主任和团委副书记**及**三位年级组长为组员，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分工负责的依法治校工作网络，从而为全面开展依法制校工作奠定基础。
为了进一步深化和提高依法制校工作的实效性，我校依法制校工作的任务是：1、结合学校实际，依法制定学校章程，依照章程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并依法自主管理学校。2、坚持以法治校，切实提高办学水平。3、坚持依法治教，进一步规范教师行为。4、广泛开展普法教育活动，努力提高以法治校水平。5、坚持法制教育与法制实践的紧密结合，加强法制建设，全面推依法治校，做到“普”、“治”结合。
三、继续抓紧实施方案的落实，广泛深入地开展教育法制建设工作
1、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学校各项规章制，深化岗位责任制，明确学校各部门、各岗位工作职责，使各项管理制度有效得到落实。进一步完善教代会制度和校务公开制度，将学校管理和事业发展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
2、坚持依法管理，规范教师行为，提高办学水平。坚持学习法律制度化，有计划地组织教职员学习《宪法》、《刑法》、《教育法》、《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规，使广大教师依法治教。
3、充分利用宣传阵地，增强法制教育的直观性，让学生学习法律知识，了解法的基本概念、地位和作用，增强学生的法制意识，树立法制观念。
4、在法制教育经常化的基础上，举办法制教育专题讲座，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学生的特点，根据学生的年级层次、年龄特点，组织不同内容的学习，高一年级重点组织学习《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高二年级由政治教师组织学习法律基础知识，如《宪法》、《刑法》、《民法》、《经济法》、《民事诉讼法》、《青少年权益保护法》等；高三学生则增加专业法的学习。
5、举办“模拟法庭”活力，积极转化后进生，强化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并利用多种渠道，加强社会、家庭、学校三结合教育，将法律知识渗透到每个家庭，起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效果。
6、进一步规范师生行为，强化师生实践。一方面对全体教师师德要求提出明确的要求，同时，要加强对教师行为的检查考核，加强对青年教师的行为指导；另一方面，加强对学生行为的经常性检查指导、强化实践行为，如带领新生到德育基地进行参观和训练、举行十八岁成人仪式、组织开展扫幕、参观苏州革命博物馆等。同时为使学生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约束、进而规范行为，充分发挥共青团、学生会的作用，组织学生参加岗位值日，全面参与学校的全员管理。
四、突出重点、形式多样
未成年管理制度范文第5篇
一、营造良好的舆论、文化和法制环境。
我局一直把妇儿工作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精心组织部署，电台、电视台利用自身优势和特色，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原则，及时发现在妇儿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用电波荧屏将她们的事迹加以总结推广，在广大受众中间引起了良好反响，有效促成“保护妇女儿童、消除性别歧视”的舆论氛围。
此外，我们积极部署、督促各媒体及时报道公安、文化、工商部门严厉打击书刊光盘的专项斗争、报道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报道查处黑网吧、非法电子游戏室。在增强未成年人维权意识和安全感方面加大宣传支持的力度。
什邡的公安、文化、教育、工商等部门通力协作，加上我们媒体的宣传报道，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妇女儿童、爱护妇女儿童、关心妇女儿童、帮助妇女儿童的良好舆论、文化法制环境。
二、制播有益于妇儿身心健康的广播电视节目。
自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一系列“禁播令”之后，我局按照国家广电总局的要求，严格限制凶杀、暴力、影视节目的播出，禁止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对妇女儿童形象的污辱性宣传。同时，严格审查制度，领导把好播出审查关，决不让国家禁止的广播电视节目在玉溪电波荧屏出现。
什邡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近年来，每天都在下午6点左右，即孩子的“黄金时段”播出一档少儿节目，或是动画片、或是学习英语的节目，还开设了热线电话，让观众参与到其中答题抽奖，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积极性，从而收视率有了很大提高。这些有益于少儿身心健康的电视节目集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为什邡的广大未成年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
此外，在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期间，媒体都会制作一批相关主题的专题片，涉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妇女在各领域取得成绩，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三、积极探索宣传的新方式、新途径。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向未成年人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努力为未成年人开阔眼界，为他们提供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精神园地而努力探索宣传的新方式和新途径。
在节目制作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金，力求打造一批优秀的节目，不断扩大在受众中的影响力；在节目播出中，我们积极扶持国产动画片，把一批具有民族特色、适合未成年人特点，又能展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动画片系列带给什邡广大的未成年人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