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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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的主要特征范文第1篇

建安文学研究可分为古代和现当代两个时期。古代建安文学研究几乎与建安文学创作同步进行，这主要表现为诗人之间的互相品评评论。较有系统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等。曹丕等人既是诗人，又对别的诗人颇为了解，他们的评论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六朝时期，陈寿、沈约、挚虞、颜延之等均极重视建安文学，特别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对建安文学作了精辟的论析，一些观点被后人视为定评。唐代的王通、骆宾王、陈子昂、李白、杜甫、元稹、皎然、李商隐、吴兢等诗人、学者对建安文学都有独到的见解。宋元明清时期研究继续深入，主要表现有：其一，涌现出大量诗话，对建安诗人及其诗作从不同侧面进行评论。著名的有《岁寒堂诗话》（张戒）、《升庵堂诗话》（杨慎）、《四溟诗话》（谢榛）、《姜斋诗话》（王夫之）、《围炉诗话》（吴乔）、《历代诗论》（吴景旭）、《随园诗话》（袁枚）等。其二，出现了许多选本，如元人刘履的《选诗补注》明人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清人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王夫之的《船山古诗评选》，沈德潜的《古诗源》，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等选本中选录、评论了许多建安诗篇。其论析简明扼要，闪烁着真知灼见。其三，对建安诗文的整理，最出色的当推明人张溥，他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收录了建安时期三曹和孔融、王粲、阮瑀、陈琳、刘桢、、应璩等十人的集子，为建安诗文的保存、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四，明清学者还为建安作家集写序题辞。如张溥为三曹集分别题辞，李梦阳、徐伯虬、李桢、毛一公、张炎、陈朝辅为《曹植集》作序。其五，对建安诗文进行考订、论述，叶燮的《原诗》、何焯的《义门读书记》、朱乾的《乐府正义》、张玉谷的《古诗赏析》、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丁晏的《曹集鑫评》、刘熙载的《艺概》、吴汝沦的《古诗钞》等尤为突出。

总体说来，古代学者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一如他们的全部文学批评一样，对建安文学的研究也显得零散、片断、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述。其中试图全面把握建安文学特征的只有刘勰、钟嵘、严羽等数家。刘勰《文心雕龙》对建安文学作了多角度的论述，他认为：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慷概以使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明诗》）

他把三曹乐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述酣宴”，另一类为“伤羁戌”（《乐府》）。邺中文士“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明诗》），“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时序》）。刘勰对建安文学的论述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他能够联系汉末时代背景来探讨建安文学的成因，识见高远；二是他对建安诗人作出了前无古人的高度评价，这些评价大多是较为中肯的；三是他第一次论述了诗歌的“风骨”，为后人提出“建安风骨”创造了条件。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他具有浓厚的宗经思想，他说：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戌，志不出于，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乐府》）

将曹操反映战乱之作和曹丕游子思妇之词一概斥为“郑曲”，不言而喻，论者是站在封建正统诗教的立场上的。

钟嵘的《诗品》使诗学脱离经学而独立，成为纯文学性质的诗学。他首次提出了“建安风力”：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为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孙绰、许询、桓、庚诸公诗，皆平曲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总论》）

他将从汉至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为三品，上品共十一位，建安诗人就占了三位（曹植、刘桢、王粲），列入中品的有曹丕、应璩，列入下品的有曹操、曹睿、曹彪、徐干、阮瑀。他认为曹植之作“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刘桢之作“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最足以表现“建安风力。”

宋人严羽《沧浪诗话》首次提出“建安风骨”，他说：

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陶渊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以下。（《诗辩》）

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支摘叶。（同上）

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悲壮，曰棲婉。（《诗辩》）

严羽认为建安风骨的特征在于气象雄浑，格调高古，这主要是针对“近代诸公”－－江西诗派而言的。他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诗辩》）

据上可知，古代学者对建安诗歌总体特征的把握，因时代与历史的局限，与我们今天对建安诗歌的理解是有差距的，但古代学者的研究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材料。

到了现当代，建安文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首先，在诗文整理，诠释方面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校注本，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文本，如黄节的《魏武帝魏文帝诗注》、《曹子建诗注》，余冠英的《三曹诗选》，夏传才的《曹操集注》，夏传才、唐绍忠的《曹丕集校注》，赵幼文的《曹植集校注》，郁贤浩、张采民的《建安七子诗笺注》等。此外，张可礼的《三曹年谱》，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的《三曹资料汇编》为后人了解三曹生平创作和检索古人研究建安文学的论述提供了方便。其次，出现了许多论述建安文学的著作。在五十年代之前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朱自清《经典常谈》，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五十年代后大陆地区出版的专著有张可礼的《建安文学论稿》，王巍的《建安文学概论》，钟优民的《曹植新探》等，许多历史学家和古典文学专家都对建安诗人和诗作作了深刻的论述，他们的研究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最高水平。

从对建安文学总体特征研究的角度看，近代影响最大的当推刘师培与鲁迅先生。刘先生摈弃了旧的研究方法，首先系统地研究建安文学，功莫大焉。他将建安文学的特征概括为“清峻、通脱、骋词、华靡”，并分析了出现这一现象的社会思想因素。他的失误在于过多的重视了形式而忽略了思想内容。其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将建安文学风格概括为“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认为“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是有点异彩。”他对曹氏父子和孔融等建安诗人进行了分别论述：

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曹操）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

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以曹丕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之外，加上壮大。

鲁迅先生的论述颇为精采，他对曹操、曹丕等人的评价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我们也有必要指出：二十年代后期，政治舞台和思想领域内都极为复杂，作为斗士的鲁迅先生在他的学术活动中不能不带上自己鲜明的感情和强烈的情绪，而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一次讲演稿，与冷静的客观的学术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两汉文学史》等）是有区别的。我们今天不能脱离时代而盲目地照搬鲁迅先生的论断。当然鲁迅先生的研究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建国后大陆地区对建安文学的研究，或可概括为两个派别：一是“现实派”，一是“觉醒派”。现实派的观点长期流行，影响最大。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建安文学特征的根括可视为现实派观点的简明表述：

他们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概，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后来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认为：现实派的概括抓住了建安文学的主要方面，但同时又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大批“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作。强调了诗风上慷概悲壮的一面，忽略了委婉绮丽的另一面。该派以“建安风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是欠准确的，这一点已为有识之士所指出。张可礼先生认为：古代讲“建安风骨”，都是对建安文学某些特点的概括，而对于某些特点的概括，又多是侧重在艺术表现方面，强调的是建安文学明朗刚健、古朴自然的艺术表现。至于建安文学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描绘，建安文人抒发的消除动乱、恢复封建治世的理想和抱负等特点，则基本上没有涉及。因此，现在学术界流行的所谓古代提出的“建安风骨”“是对整个建安时代文学的面貌的概括”的说法，与古人讲的“建安风骨”的含义是方圆不合的。［（1）］

“觉醒派”在新时期出现，近年来颇为盛行。该派认为魏晋时代是一个“人的觉醒”时期，魏晋文学主要表现了“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概、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族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2）］“在这以前的文学，许多都重在政教，……但都并无尊重个性的要求。提出这一要求，实从这时期的文学开始。”“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最值得注目的一点，是自我意识的加强。”“由于自我意识的加强，文学的社会使命感减弱了。文学的创作首先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政治、教化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自己，获得心灵上的。”［（3）］“觉醒说”的出现使许多历来被曲解被忽略的问题被凸现出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本文并不能完全同意“觉醒说”，因为在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士风－－诗风有数次大的变化，就建安时代而言：建安士－－诗人与西晋士－－诗人的人生观并不相同；“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并不是建安诗歌的主调；建安诗人在关注个性的同时，亦关注着政教和功业。

二

在前修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汉末士风的走向，将建安诗歌的总体特征归纳为“一体两面”。

一面是，与昂扬奋发的时代风尚相应，建安诗人创作出了反映社会动乱，描写人民苦难生活，抒发建功立业、重建天下宏伟抱负的诗篇。此类诗篇的风格是康慨悲壮，刚健豪迈，语言质朴。从创作时代上看，多完成于曹操平定北方之前。本期内建安时代的主要诗人尚未集中，正如曹植所云：“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与杨德祖书》）曹操的《薤露行》《篙里行》，王粲的《七哀诗》其一，孔融的《六言诗》等为此期的代表作。到了曹操平定北方之后，建安主要诗人云集邺城，年轻诗人曹丕曹植兄弟走向成熟。本期内题材广泛，诗风多样并存。反映动乱现实和人民苦难的作品还在不断涌现。曹操的《苦寒行》写士卒行军之苦，表现不得已而用兵的悲哀；曹植的《送应氏》其一写洛阳城的残破荒凉；女诗人蔡文姬痛定思痛，以自身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长篇五言诗《悲愤诗》，哭诉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表现统一天下之志，展示奋力搏击之情的诗篇始终是建安时代的最强音。步入老境的曹操，为求得“天下归心”的局面而效法“周公吐哺”，思贤若渴，从而老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唱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之歌。曹丕亦多“壮思”，以“我独何人，能不靖乱”而自励，曹植则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为榜样，志在“建金石之功，流惠于下民。”王粲陈琳等人亦表示“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建功不及时，钟鼎将何铭？”充满了英雄意识与功业思想。

“慷慨”是建安诗风的主要特征，曹操诗云：“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短歌行》），曹丕诗云：“余音赴迅节，慷慨时激昂“（《于谯作诗》），曹植诗云：“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箜篌引》），“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刘勰《文心雕龙》概括建安文学特征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时序》），又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慷慨”的原义既有充满正气，情绪激动之意，又有感叹唏呈，伤心不已之意。可后项意义往往被人忽略，遂对“慷慨”有了狭窄的理解。建安诗作中既有慷慨激昂的因素，也有悲凉伤心的成份。前者主要体现于表现理想壮志之作，后者主要存在于再现苦难现实的作品中。

其二，与建安士风相应，建安诗歌中出现了许多表现生命意识的作品，同时建安诗人为了消解生命悲剧意识创作了大量的饮宴之作、游仙之作，山水池苑之作，男女欢爱相思之作等。沈德潜云：“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古诗源》）曹操与曹丕父子的区别也正反映了建安诗歌前后期的区别。此类诗的涌现集中在邺下时期，曹丕曹植兄弟及王粲刘桢等人以抒情性代替了写实性，从对社会现实的描摹转向对士人心理的展现，对自我意识的渲染，从而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典论·论文》的出现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宣言，从此，文学名正言顺地成为抒情写意的艺术。诗人开始讲求文彩，注重雕饰和炼字。并注意到了音律的特点，格调婉曲、清新、明丽。钟嵘认为曹丕“‘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瞻可玩，始见其工。”又赞美曹植之作“词采华茂”、“体被文质”（《诗品》），明确反映出建安诗风从率真自然走向华丽绮靡的过程。

此外，建安诗人创作了大量五言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心雕龙、明诗》）。五言诗的盛行，论者多从其自身特点考虑，常借用《诗品、总论》中的一段话来解释，即：（四言）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五言）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这只是内因。从外因考察，则五言诗的盛行亦与建安士风相关。挚虞《文章流别论》云：五言者，……于俳谐倡乐多用之。黄侃《诗品讲疏》亦云：凡非大礼所用者，皆俳谐倡乐，此中兼有乐府所载歌谣。建安士－－诗人冲破了传统礼法思想的束缚，不以采用俳谐倡乐为耻，大胆地将民间俗乐及五言句式，引入音乐与文学的大雅之堂，使五言诗成为抒情写意的主要形式。

上述两面共存于建安时期，共同组成了建安诗风的特征。其中，以关注汉末社会政治，再现汉未动乱现实，抒发以天下为己任，昂扬进取之雄心壮志，诗风以慷慨悲凉、壮怀激烈的一面为主，以展现建安诗人对生命意识的体悟及消解，诗风委婉华丽的一面为次。这两个方面互相渗透，互相关联，同时存在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之中，共同构建了建安诗歌系统。

这与建安士风之特征恰恰对应！

注：

（1）张可礼：《建安文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2）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古典文学的主要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红楼梦》 回目 英译 对比研究

1.引言

《红楼梦》属于章回体长篇小说，成书于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全书共一百二十回，现在一般认为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著，后四十回为程伟元和高鹗所补，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其中包括节庆、风俗、婚恋、称谓、服饰、饮食、建筑等，一些文人把对《红楼梦》的研读和评说称为“红学”，因其丰富的文化内容，以至于掀起一股“红学”热潮，至今人们对它的研究仍乐此不疲，但《红楼梦》不仅在文化上是个资料宝库，而且是语言上的宝库，从文体上来看，书中包括叙述体、描述体、对话体、诗体等，其中诗体内容博大精深，值得后人细心研究；从修辞方面来看，包括炼词、措辞、语形修辞、语义修辞等；从习语方面来看，包括谚语、俗语、成语、歇后语等，这些生动、形象的习语从多角度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吩咐内涵，从而使《红楼梦》更具民族性和艺术感染力[1]。

正是红楼梦有着“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的美誉，引起了国外一些学者注目，在1830年至今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许多翻译家对《红楼梦》进行了节译或全译。《红楼梦》译本有将近20种文字，近60种译本，其中全译本12种，其中英译全译本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卫・霍克斯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另外一种是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共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

2.章回目录简介

章回目录是章回小说的主要特征，章回小说是长篇小说的一种、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形式，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由于“讲史”很难在一两次“说话”中把一段历史兴亡争战故事讲完，“说话人”就分次连续讲述，每次“说话”前用题目向听众提示本次主要内容，这就成了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至明末清初，回目采用工整的偶句，逐渐成为固定的形式。回目往往是一个对仗工整、整齐划一的概括性词句，能极好地概括出每一回大致上的内容。标题一般比较简略，通俗易懂。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其语言和内容都极具研究价值，因此对《红楼梦》的研究一直以来经久不衰，甚至形成专门研究学派――“红学”。《红楼梦》的英译研究也不在少数，一般都是以霍克斯与杨宪益译本为研究对象，这两种风格迥异的英译本，代表两种不同翻译理念，国内大多研究者从人称、俗语、文化等方面研究其英译，很少人完整探究红楼梦章回目录翻译，但恰恰这方面是整篇文章的浓缩，是精华之所在，是章回小说最鲜明最有特色的标志，其体现的语言与文化内涵，令人回味，尤值得探讨。

3.对杨霍译本章回目录中多方面的对比研究

章回小说《红楼梦》的回目在语言层次上既有传统回目格式的特征，又有独特的语言美感。语音上叠音叠韵，双声平仄重复出现，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抑扬顿挫，流畅婉转；字词上处处锤炼，其回目体现了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创作艰难；句式上对仗工巧而又自然天成，互文错综，整齐划一而又灵活多变；辞格上比喻、借代、戏名频繁运用。

3.1 修辞

修辞是增强言辞或文句效果的艺术手法。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先生大量运用了修辞，使文章增色添彩。借代是借用与所指事物（本体）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事物（借体）来代替所指事物，强调事物间的相关点的一种修辞方式。

例：林潇湘魁夺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第38回）[2]

杨译：The Queen of Bamboos Wins First Place with Her Poems on Chrysanthemums

The Lady of the Alpinia Writes a Satire upon Crabs.[3]

霍译：River Queen triumphs in her treatment of chrysanthemum themes

And Lady Allspice is satirical on the subject of crabs.[4]

原文用居住的地点指代人，即以地名代本体。在大观园内，黛玉住在潇湘馆，宝钗住在蘅芜院，因此“潇湘”和“蘅芜”分别代指二人。这样，回目语言既生动形象，又增添了无限雅趣；既能让人知其人，又能让人想象出其所居环境之幽雅，还与小说充满诗情画意的情境妙合无垠，同时能令人由此想象到二人的不同性格特征。杨译用“The Queen of Bamboos”，“The Lady of the Alpinia”来翻译“林潇湘”和“薛蘅芜”，源于林黛玉住在潇湘馆，里面满是竹林，薛宝钗住在蘅芜院，栽种着奇藤异草，所以译者使用了以特征代本体的借代修辞手法再现原文的修辞技巧，再现原文的艺术手法。

霍译用“River Queen”，“Lady Allspice”来翻译。因为潇湘在旧诗作中常指“泪水”，林黛玉爱哭，而“潇湘”有水深而清的意思。“蘅芜”泛指生长在地上的呈匍匐状且具有香气的多年生草本香草植物，译者采取了以具体代抽象的借代修辞技巧，再现原文的艺术手法。

由上看出，有些借代修辞文本通过译者的变通处理能达到一定的再现效果，有些则无法在翻译过程中找到等值翻译，译者在做出取舍时，某种程度上会损失原文的修辞价值或使原文的意义改变。

3.2 炼字

炼字是根据内容和意境的需要，精心挑选最贴切、最富有表现力的字词来表情达意的一种修辞手法。在回目中，曹雪芹经常在人名前面用一个十分精简的形容词做定语修饰，勾勒人物的性格特征，这个定语往往是单字，却有一字千金、言简意赅的效果。杨译和霍译在处理这些人名前的单字定语时都煞费苦心，在《红楼梦》的翻译上，霍译主要倾向于追求功能对等，旨在使译文读者能感受到和原文读者所感受到的一样的效果。如：贤袭人、俏平儿（21回），呆霸王、冷郎君（47回），俏平儿、勇晴雯（52回），敏探春、识宝钗（56回），慧紫鹃、慈姨妈（57回），憨湘云、呆香菱（62回），苦尤娘、酸凤姐（68回），痴丫头、懦小姐（73回）等。

例：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慈姨母爱语慰痴颦（第57回）[2]

杨译：Artful Zijuan Tests Baoyu’s Feelings

Kindly Aunt Xue Comforts Daiyu.[3]

霍译：Nightingale tests Jade Boy with a startling message

And Aunt Xue comforts Frowner with words of loving kindness.[4]

“慧”、“忙”、“慈”、“痴”四个字分别用来形容紫鹃、宝玉、薛姨妈、黛玉四个人的性格特征。在杨译本中，“慧”、“慈”分别被译为artful和kindly。而“忙”、“痴”二字却没有译出。霍译倒是把重心放在了“情辞”与“爱语”上，分别译成了a starling message和words of loving kindness，而杨译却省而不译。霍译中宝玉被昵称为jade boy，黛玉被昵称为frowner，“忙”、“痴”二字未表达出来。有学者认为此回目中，“忙”、“痴”二字用得最精当，因为“忙”字刻画出宝玉这位富贵闲人整日为大观园中的女子“忙忙碌碌”；而“痴”字则形容了黛玉对宝玉的一往情深。两位译者都没能为西方读者传递出作者对人物性格凝练的刻画，实为憾事，这也许就是翻译难以跨越的极限，一种语言的形式与内容永远也很难以用另一种语言完全对等地再现出来。

4.对比结果分析

4.1翻译结果分析

在语言运用上，杨宪益先生以作者为基点，注重原文的文化与语言形式，着重直译，竭力保留原作的原汁原味。霍克斯先生则以读者为基点，注重意译，采用了比较细腻的语言和文学技巧，注意到了英语的习惯表达方式以使西方读者接受。在文化传递上，杨先生将《红楼梦》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涉及深层传统文化时，霍克斯先生多采用回避的形式，而杨宪益先生却是尽其所能找出英文中对应的表达方式，传达原作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霍克斯先生在翻译中更倾向于可接受性，努力使译文符合英语的习惯表达，让西方读者更好接受。霍克斯的这种翻译方法更加符合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即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在表达时作适当的调整，在翻译中更多地考虑到了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程度及可接受性。

4.2原因分析

两位译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杨宪益先生虽然曾在英国留学，但毕竟还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情感。尽管有英国出生的妻子戴乃迭陪伴，共同翻译，但杨宪益先生是主译。霍克斯先生虽然对《红楼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显然不如杨宪益先生浓厚。土生土长的原因使霍克斯先生对英语的驾驭能力较强，同时受到英国翻译规范的影响，使其在语言运用上较为灵活。霍克斯先生翻译的《红楼梦》由英国著名的企鹅出版社出版，大部分面向英国读者。杨宪益先生所译的《红楼梦》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很大一部分应该是面向中国读者或是在中国的西方学习者。

5.结语

《红楼梦》集结了曹雪芹先生一生的心血，翻译这样的名著，对译者本身有很高的要求，即使是著名大翻译家，要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也是非常困难的，翻译《红楼梦》这样的古典文学巨著更是难上加难。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还有英国人霍克斯都完成了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的译作不仅是对翻译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还为翻译研究引领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冯庆华.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5-20.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古典文学的主要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日本文学课 教学现状 教学效果 对策 问卷调查

一.本调查研究的意义

日本文学是高校日语专业本科高年级的主干课程。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制定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对以日本文学作品选读、日本文学史为主要课型的日本文学课教学目标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即“通过文学课教学，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还要开拓学生视野，陶冶学生情操，培养良好的素质和气质。另外，还应使学生初步掌握文艺批评的方法，为将来从事日本文学研究、教学或撰写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打下基础。”[1]这充分说明了该课程在新世纪高素质日语人才培养计划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日本文学课的教学既不能像精读课、泛读课那样一味教授单词、句子、语法，也不能仅仅让学生了解一些日本作家、作品方面的文学常识，更主要的是通过文学教育来使学生了解日本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掌握日本文学作品的解读方法及不同流派的主要特征，提高理解、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日语水平、非语言交际能力和文化修养。

目前，浙江省开设日语本科专业的高校有18所，日本文学课作为教学大纲规定的必修课，应该在这些高校以不同方式被讲授。因此，选择日语本科专业较多的浙江省进行日本文学课教学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因为这不仅能够推动我省日本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且对全国的日本文学教学和研究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日本文学史》和《日本文学作品选读》课的调查结果

本次的调查对象是浙江省内开设日本文学相关课程的全部18所本科院校，其中既有重点大学，也有普通本科院校和独立学院。笔者向各大学的日本文学课教师共发出问卷18份，收回有效答卷15份，回收率达到83%，因此可以说本次的调查结果真实、有效。

笔者在《日本文学史》的调查问卷中设计了12个问题，囿于篇幅，不能用图表的方式一一列出结果，只能用文字描述一下主要内容：1、15所大学中有4所没有开设本课程，可见本课程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另外11所大学一般在三四年级安排一学期（有两所大学安排两学期），每周2课时。2、采用的教材主要有崔香兰的《新编日本文学史》（4校）、李先瑞的《日本文学简史》（1校）、高文汉的《日本古典文学史》（1校）、自编教材（3校）、日本出版的教材（2校）。3、讲授内容为从古至今（7校）、仅近现代（1校）、仅古代（3校）;认为教材内容适中、能在规定时间内讲完全部内容的大学仅有3所，可见本课程知识点多且复杂。4、11所大学中有8所大学的任课教师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都使用中日文两种语言来讲解，另外3所大学的教师是用日语授课的日本人。5、11所大学的教师基本上都使用PPT等教学手段，但是8所大学的教师不让学生分组讨论和发言，还是以教师讲授为主。6、从学生们的反馈来看，绝大多数学生认为本课程难懂且不感兴趣，但也有少部分学生认为应该学习本课程。7、关于《日本文学史》和《日本文学作品选读》的开设顺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文学史》先开（3校）、《作品选读》先开（3校）、同时开设（3校）、只开设《文学史》（2校）。从以上结果来看，本课程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能够讲授整部文学史的教师人数不多，教学方法比较单一，教学效果不够理想。

笔者在《日本文学作品选读》的调查问卷中也设计了12个问题，囿于篇幅，不能用图表的方式一一列出结果，只能用文字描述一下主要内容：1、15所大学中有3所没有开设本课程，另外12所大学一般在三四年级安排一学期（有3所大学安排两学期，还有1所大学在第7学期每周安排6课时），每周2课时。2、采用的教材主要有王志松的《日本近现代文学选读》（2校）、谭晶华的《日本文学作品选读》（1校）、王吉祥的《日本文学作品选读》（1校）、笔者编著的《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鉴赏》（1校）、自编教材（7校）。3、讲授内容为从古至今（1校）、仅近现代（10校）、仅古代（1校）。4、12所大学中有8所大学的任课教师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都使用中日文两种语言来讲授，另外4所大学的教师是用日语授课的日本人。5、12所大学的教师基本上都使用PPT等教学手段，但是有5所大学的教师不让学生分组讨论和发言，还是以教师讲授为主。6、从学生们的反馈来看，很多学生认为本课程较难且不感兴趣，但也有少部分学生对本课程感兴趣。7、4所大学只选用小说这一种体裁，8所大学还涉及到小说以外的体裁。从以上结果来看，本课程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教学内容偏重于近现代的小说，教学方法比较落后，教学效果不好。

三.结果分析与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对两门课的调查结果来看，日本文学课具有历史跨度大、文化背景知识多、作家风格多样等难点，再加上教师和学生的个人因素及教材、教法的影响，因此本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4个难以妥善解决的问题：

一是师资薄弱，能够讲授从古至今整部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的教师相当少，大多偏重于较容易讲授的近现代部分。而本课程牵涉到的文化背景知识多，教师由于教学能力和课时所限，无法在有限的课时内大量地、生动地、多渠道、全面地向学生传输信息，只能简略介绍一下作家、作品等的概况，致使学生往往感到文学课程空洞和难懂。

二是学生对本课程不感兴趣，而且有错误认识。一些学生往往片面追求日语的听说能力、交际能力和考级分数，对不能立竿见影地提高分数和能力的本课程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由于入学前受到应试教育的制约，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文学欣赏能力。因此学生们在阅读日本文学作品时，由于生词量大、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的困难多，在阅读过程中达不到深层理解，以至于学生们学完该课程后，除了能记住一些作家姓名和作品梗概外，对作品的整体印象仍然模糊，对作家和文学现象的理解还不够深刻。由于学习兴趣不高，学生们课下自主学习动机不足，不事先进行有效的预习，仅依靠课堂上被动接受教师的讲解，因此难以养成和提高作品鉴赏的能力。

三是教材编选不当。近几年这方面的教材出版数量较多，但由于教学理念和文学观的不同，在教材的侧重点上有很大的不同。文学史类教材大都侧重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等的介绍，对涉及到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则介绍较为简略。作品选读类教材的侧重点更是千差万别，有些教材主要侧重了作品的选读，而对作家流派、作品鉴赏等方面的介绍较少;有的教材侧重对近现代作品的选用，而忽视对古代和当代作家作品的介绍等等。这也为教师的教学增添了困难，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四是教法单一。无论是中方教师还是日方教师，无论是文学史还是作品选读，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以一言堂式教学法还是占据主流。虽然大多数教师使用了多媒体等教学手段，但是多媒体的教学优势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而学生依然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忽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样，学生对日本文学课程就会逐渐失去兴趣。

四.提高教学效果的对策

以上的这4个问题不但出现在浙江省高校日语专业的日本文学教学中，而且在其他省份高校的日本文学课教学中也普遍存在。这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也阻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我们必须从教师、学生、教材、教法角度入手，多管齐下，有的放矢地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和对策。

一是加强师资，提升教师的知识水平。目前很多高校的日本文学课师资力量不足，而且教师知识储备和授课能力有限，或只能讲授古代部分，或只能讲授近现代部分，或只能讲授文学史的固定知识。为了改变这种师资薄弱的局面，必须做到课课互动、师师互动、校校互动，即不仅要注重日本文学课与《日本概况》、《日本文化》等相关课程之间的联系和互补性，还要和本校及外校的日本文学课教师多交流教学经验，多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和教学研修班，以弥补自己的知识盲点和教学法上的不足之处。另外，《日本文学史》和《日本文学作品选读》这两门课程应该同时开设或者先开《日本文学史》，以便学生对日本文学有个整体了解，也便于教师统筹安排这两门课之间的知识点衔接问题。

二是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日本文学课是日本文化与语言知识完美统一的综合型课程，而且时间紧、任务重，特别是对于零起点的日语专业学生来说，在短短的3-4年内能够读懂文学作品，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首先必须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日本文学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等方面所发挥的潜移默化的特殊作用，摆脱依赖心理，同时还要在教学手段上有所创新，即灵活运用多媒体技术、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动漫和日剧素材、以及能够课下师生互动的网络教学平台。例如，在学习芥川龙之介的相关内容时，通过让学生欣赏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拍摄的电影《罗生门》（实际改编自芥川的小说《丛林中》）来探讨小说和电影在故事情节处理上的异同。网络教学平台板块多样，一般有任务、通知、学习模块、课堂讨论、作业板块等，学生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充分利用这一平台。比如教师可以将课程相关的文字、声视频文件等上传到相关板块，学生课下做好预习、复习和补充知识的学习以及讨论等，这样既补充了因有限的课堂时间难以讲解到的内容，又扩充了学生的知识面，增强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三是编选全面而合理的教材。目前国内的日本文学类教材除了侧重点失衡外，还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内容陈旧，语言僵化，资料不丰富，盲目照搬日本出版的教材，没有完整的体系。为了解决以上弊端，我们在编著《日本文学史》教材时，应该多插入相关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并且使语言难度与学生的语言能力保持一致;在编著《日本文学作品选读》教材时，应该注意做到以下几点：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并重、鉴赏与研究并重、古代与近现代并重、知识性与趣味性并重、小说与其他题材并重。

四是完善教学法和掌握相关文学理论。可以将学生3-5人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指定一个时期让学生课下查阅资料，将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制作成PPT文档或读书报告，并分别由小组成员在课堂上将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讲解;之后由其他学生就自己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感兴趣的内容提出问题或者自己的观点;最后由教师对学生们讨论的代表性问题加以归纳总结。这样，授课教师不仅可以了解到学生对日本文学感兴趣的内容，还可以使学生掌握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和提高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另外，大纲也提到“要把日本文学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研究，置于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去讲授……同时要理解各种文艺理论和研究方法。”[2]这就要求教师和学生都要掌握与本课程密切相关的比较文学理论、西方文艺理论，而“把西方文论引入日本文学选读教学，让学生学会运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从各个角度分析作品，就可以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展开交流对话，彼此充分听取各自对作品的不同理解，加强对作品的探讨，让学生在课堂上充分体验理论思维的乐趣。”[3]

笔者通过对浙江省15所开设日语本科专业的大学的任课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日本文学课教学中存在4个难以妥善解决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本课程的教学效果。为此，笔者提出了4个针对性的对策：加强师资，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编选全面而合理的教材，完善教学法和掌握相关文学理论。

注 释

[1]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6.

[2]同上

[3]兰立亮.西方文论与日本文学选读课教学[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6）.

古典文学的主要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广告设计 运用方法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之一，在传统文化上有诸多自己的特点，文化积淀浓厚。广告设计发展到现在，本着尊重传统，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理念，使传统与现代设计紧密联系起来。中国广告设计师开始重视设计的传承和教育，更多地从精神上、思想上、功能上来考虑，运用传统的理念，现代的元素和系统的构成手法，重新走在了设计的前沿。现代广告设计只有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养分，才会获得深厚的文化功底与修养，设计就会达到既具有简约而不简单的外在形式和深层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广告设计教育中我们知道，各种设计运动或者风格都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完善，但是世界现代设计史计划全部是介绍西方现代设计，而很少涉及东方，特别是中国的设计历史。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提升，中国风格开始广泛运用在各类设计中，而最为直接运用是在广告设计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不仅仅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也让我国的广告设计创作走上了成功之路。

中国的现代广告设计以其特有的民族性格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设计界取得一席之地，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显著成就的作品大都带有鲜明的中国身份。在现代高科技工业冲击中传统并没有消亡，反而与现代设计融为一体，作为精神支柱植根于中国的现代设计理念中，使中国的设计表现出独特的气质，成为无法取代的特征。

这就说明我们的广告产业要在全球化经济中立足，有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广告设计及广告设计教育尤为重要，只有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精髓，并使其当代化地进入到设计和设计教育中，才能体现出我们自身的价值，才能在激烈竞争的世界经济中立稳脚跟。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在广告设计教育中的意义和重要性，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广告设计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在教育环节中如何把传统文化应用于教学中，研究者和教师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本文仅就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中国现代广告设计中的传统美学法

在我国，广告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广告招贴设计思想。在广告设计方面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

第一，谈中国传统文化与广告设计的关系。广告设计的基础是文化，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是广告设计教育的根，广告设计教育应该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生长的参天大树，是为将来广告产品竞争服务的，只有在我们的广告设计教育中主动认识到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将来才可能培养出有别于西方审美模式的中国的广告设计大师，才可能出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中国设计师不能只躲在西方人的审美文化的大树下，因为说到底，设计的根本基础是文化，没有真正理解自己本民族传统文化本质的设计师，是不可能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设计大师的。

第二，是如何体现呢？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在设计中表现为其独特的造物理念、创造心态、视觉规律。从形象发生学角度讲求“观物取象”、“观象制器”，从设计美学思想范畴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中国广告一开始就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载体，沁润着活泼的生命情调。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质有真正理解，我们的设计才不会仅仅从传统文化的表象符号出发，而忽略其精神实质和境界。

第三，是传统美学在广告设计中的运用方法。第一，广告以丰富、圆满法进行设计，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情绪和美学观念，自始至终渗透着中国民族固有的精神，形成中国人喜爱丰富、喜庆、圆满的美学特点，精神上推崇内敛，自我控制，自我修养，喜欢热闹与团圆。广告的色彩是丰富的，热烈的，装饰的，华贵的，创造性的。其次，是以少胜多法，在喜欢热闹的另一方面，中国汉族的美学传统，重视细节，重视自然，讲究简单、朴素，讲究美学精神含义，构成了中国设计中的精神支柱。第一，广告传达信息鼓动宣传的作用肯定了它的特殊形式。中国传统的美学观，能够为设计者提供大量的营养。例如，构思上的“一以当十”、“以少胜多”的精炼，构图上“计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简洁，“疏可走马，密切不透风”的对比关系，“似与不似之间”的形象夸张，都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已经在我国广告设计的设计中得到充份体现。香港著名平面设计大师靳埭强，创作了大量文化招贴。他认为，美的原则有三条：立意――意念先行，以形取神；创新――承先启后，破旧立新；活用――适身合用，灵活生动。这实际上强调的也是老庄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山水画的表现意境。他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合到西方现代设计的理念中去。前面说过，广告属于“瞬间艺术”。好的招贴要做到既要让人“一目了然”还要做到让人“一见倾心”，为它所吸引，顾盼之余，留下较深的印象。这就要求广告具有精湛的构思。任何艺术，都不能说明一切，特别是像广告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能使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那就需要做到“以少胜多”“一以当十”。第二，是广告设计中的象征法，象征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可以表示很多抽象的意义。广告中经常运用象征法。在设计中，“言传”是手段，“意会”才是广告作品的最高境界。第三，是意境法，艺术的感染力最有直接作用的是感情因素，审美就是主体与美的对象不断交流感情产生共鸣的过程。艺术有传达感情的特征，“感人心者，莫先于情”这句话已表明了感情因素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在表现手法上侧重选择具有感情倾向的内容，以美好的感情来烘托主题，真实而生动地反映这种审美感情就能获得以情动人，发挥艺术感染人的力量，这是现代广告设计的文学侧重和美的意境与情趣的追求。“意境”是中国古代文论术语，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作为中国佛教宗派的禅宗哲学，在审美主体、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等方面对意境的生成和完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的来说，在广告设计的设计中要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入。

二、中国现代广告设计中的中国传统画面处理法

目前我们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多停留在表象的符号上，往往从已有的西方设计师应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作品出发，模仿和照搬西方设计师对中国自己民族传统元素的应用，造成了对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断章取义。西方的设计师有时会分解、解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再找出其构成的方法，在很短的时间里可以体现对传统民族元素的应用，可是这种设计站在西方人的角度对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所作的表面的设计解构，缺少深度的理解。其次，在广告设计中，还表现为设计师对关于传统文化了解不够，人文素质还需提高，设计和设计师的修养往往不可分割，而目前的常态是常常脱节，两者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界限，造成设计师没有注意从中国传统设计的自身规律和审美出发去进行设计。

如何在中国现代广告设计中的中国传统画面处理法获得新生呢?就从中国传统文化与画面处理法的关联开始，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意境”，在“意境”中，客观事物精粹部分得到了集中处理，达到了情景交融，能牵动人的某种情思，某种体验，某种联想。构图简单，却要求表现出一定的、能吸引人的意境。好的广告要能引人入胜，唤起人的联想，引起人的美好愿望，表现意境，就要有手段，我们称之为“意匠”。“意匠”具体说来就是选材（先取最精粹部分）、剪裁（去污存清），夸张（强调形象的特征）、经营位置（构图）、表现（选项用恰当的技法）而这一切，恰恰是我国广告设计者构思时的主要手段。单色的，直线的，修饰的，单纯与俭朴的，平面化的。画面处理法之二为图底转换，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均衡和内在的节律，我国篆刻艺术中有所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布局法则，强调变化中的均衡，这既符合科学上相对的原理，也符合艺术上形式美的规律。这种统一的，生动的，有韵律和节奏的审美感觉，在我国的广告中，动与静、疏与密、多样统一、宾主呼应、虚实相生、纵横曲直、黑白对比，重叠交错等传统构图法则中也屡见不鲜，其中最为主要的处理方法是图与底可以进行转换，极大的丰富了画面的形式感与变化感。图底转换在现代广告中的运用比较广泛。画面处理法之三为图形“符号化”，如果广告人善于将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广告设计相结合，对广告传达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大胆展现民族的、民间的、乡土的、传统的各种象征与神话表述，在保持本民族传统艺术风格的同时，融入国际通用的设计语言及现代设计理念，能使设计获得强大的精神支撑。因此，民族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语言的完美结合，是中国广告设计走向世界，得到世界文化认可的重要途径。所以，中国的广告设计师需要不断追求具有“符号化”的国际化语言和中国本民族内涵的设计。图形“符号化”就是懂得抽象的形式美在造型艺术中的重要价值。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形神兼备，讲究概括与变形，齐白石“画虾几十年才得其神”，就有一个不断概括，不断深入的过程，最终敢于舍弃虾的次要部分而突出主要特征，使母虾的形象更为完美更为生动。齐白石提出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种说法和石涛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说法是相通的。联系他的作品和实践可知，他主张的“不似”正是为了“似”，“不似”其实是在“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决不是“似是而非”，而是使形象更有概括性，利用了欣赏者相应的联想作用。再看我们的一些广告，就“似与不似”的观点来考察，就形象的简明与富于概括这一点来衡量，很多形象显然不是生活的简单模仿，某些概括的形象显然与素材有很大的差别，由复杂到单纯由繁杂到简洁，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符号化过程。画面处理法之四为平面化处理，西方的绘画是用面和面的关系把对象立体化，画一个苹果，它的颜色、明暗和背景的颜色明暗不一样，其立体形就显露出来了，形的边缘并没有线，是中国人把边缘轮廓线抽出来了，形里面的颜色是平涂的，甚至不涂颜色，整个形象在似与不似之间。我们儒家的思想是中道思想，是不偏不倚的，它既不完全地写实，不会像西方的画家那么像，但也不是抽象得一点形都看不见，我们在儒家中道思想的指导下，维持一种既写实又抽象，既不写实又不抽象的似与非似。中国绘画在写意的阶段走了很长的时间，而西方在写实走了很长，在写意走了很短，而当西方人在看到中国书法的抽象美之后，产生了抽象表现派。装饰化处理效果也是传统美术的图形与色彩处理方式，主要是装饰色彩的运用，由于广告设计的特征，决定了装饰色彩在画画上所起的作用。装饰色彩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正是广告画面所刻意追求的，“意足不求颜色似”说明了这种关系。

以上所述的仅仅是传统美学观对我国现代广告设计的一些影响。这些美学观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现代设计思想。当然，我们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设计思想的冲击，同样从中受益匪浅。我们相信，在这种世界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当中，凡是我们民族确有的长处，决不会丧失，只会发扬光大。

三、启示与反思

一切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有赖于设计的物化，从而使之成为方便实用的产品或商品。在现代社会，随着先进设计理念及高科技设计手段的应用，使得设计与科技结合更趋紧密，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之一，设计自身的“先进生产力”性质也日益明显。因此，设计行业受到空前重视势所必然。同时，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也面临着流失与更新。因此，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下，面对外国文化和现念的冲击，如何保护和利用传统文化，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日益凸显的问题。

中国的设计起步比较晚，就设计理论上来讲还相对薄弱，设计作品也还停留在对外国设计在物质层面的模仿上。我们应该意识到，更重要的是要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内质和精神。因为，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对文化的重视只会不断加强，设计中带有的本土文化的烙印是人们求得归属感的基础。在当今信息爆炸的社会，只有潜心研究、挖掘、融合传统文化，才能使设计脱颖而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很强，其意象特征和抽象性广为现代艺术及设计.所利用。把华人文化作为一个积极的设计因子进行利用、推广和发展，对于保护民族艺术、保留华人文化特色等方面都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要走出自己的路子，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本民族的审美心理，寻找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能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艺术魅力，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

如何把传统与设计艺术结合起来进行设计。我们传统的建筑、戏曲、古典文学、园林艺术中能体现中国的元素被简单的提炼出来，用于设计，更多的是一种表层的形式而已，这种设计思路几乎等同于老外对我们文化的简单理解一样没有太多意义。设计类学生的知识结构缺少一些文化传承性，民族性，地域特点的本国文化，缺少一些具有既有传承又有时代性的文化底蕴，相信设计师在今后的设计中也会更有处理方法与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