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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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范文第1篇

进一步确定美学史研究的对象，这是关于美学史“是什么”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美学史应当避免中国文学史著中所出现的两种偏颇现象：中国文学史仅以文学作家和作品为对象；而中国文学理论史就纯然讲述的是文学理论家和著作了。当前最需要克服的则是把中国美学史写成美学理论史即美学理论的史的偏向。在研究对象上，我们认为应当实现美学思想和审美形态的结合。后者表现于艺术事实中：前者或体现在美学理论中，或体现在审美实践者借助于感性形态的美学作品所表达的美学思想中。一部中国美学史如果离开了千姿百态、斑斓多彩的艺术事实，将是何等地缺少血色！当然，艺术事实不是美学史的全部或基本对象，但是，它在千百年中所创造出来的美态、美色、美感，正是美学研究所应加以体认和需要回答的。应从艺术事实出发，概括出各个时代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审美趣味，跟美学理论所揭橥的美学思想相比照、相辉映。但常常是某一美学门类的形态已经产生和出现，而其理论概括却迟迟没有产生和出现，例如对陶器、青铜器的研究。因此，对这些审美现象的解读就无法依靠姗姗来迟的美学理论。同时，一些个体的美学理论和审美实践是错位、不同步的，“说的”和“唱的”不一样好听。例如严羽、王士祯的美学理论何等精彩，但诗的制作实践却逊色许多。因此，不能只专注美学理论而忽略艺术事实，应从美学理论与艺术事实的结合上解读美学史。就艺术事实的解读而言，应由艺术具体事实而深究艺术心理和社会心理，进而再由艺术心理和社会心理反观艺术事实。

“史”是什么？中国文学史界（包括古代和现代）几年来谈得最多的是“重写文学史”的课题，因为文学史著已有许多部，才谈得上“重写”。美学史的状况却不是这样，它所解决的是原初性的建设，“重写”还谈不上。因上，新世纪的初始时期，美学史的撰写只能处于起步阶段。它虽然才起步，但起点较高，它应避免中国文学史撰写中存在的缺陷，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免得日后再来“重写”。

“史”写什么？笔者概括为16个字：历史复活，现时视界，现象描述，经验揭示。前贤曾言，学术研究的对象是地下和地上的。这确定了研究的全部范围。然而，地下的文物、地上的文献，物化的或纸上的，都是死的，这就需要加以复活，即把“史”的过去时态所沉积下来的存在现象和事实复活起来，通俗地说，就是把死人复成活人，把美学理论家、把创造了美的实践者真正当作生机饱满、生气盎然的活人，始终进行活的描述，使美学史成为活史。所谓现时视界，就是以现时代的当下美学史家的主体心态、观念、视角、方法，对待彼时的美学史存在现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已成为一个普遍认同的命题，其内涵就在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写的，有着当代人的体认方式。美学史也是这样，并从而构合为美学史的当下特征。所谓现象描述，因美是感性体的现象存在，所以现象描述有助于审美的历史现象的复原，有助于生香活意的审美历史现象的保鲜。美学史不仅要让人们看到历史上的人解说了什么，而且要让人们看到他们创造了什么。所谓经验揭示，是对美学史的发展历程、经验原因、轨迹线索的理性体认。这是美学史之深度所在。一些史著的最大缺陷就是缺乏史识。识，就是史家们主体识见的高度和深度凝结。史著变成了历史上所曾经发生过的现象的堆积，毫无识见，这是成批量史著质量低下之原因所在。识见不管正确与否，但必须有深意，即使是偏见，也是深刻的偏见。美学史研究需要有智慧和深沉的思虑。

“史”应有史象——史的现象，还应有史感——体现出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深邃的历史感。现在的史著包括美学史著最需要加强的就是历史感，而它是以思想深度为内核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研究，陈寅恪的传以代史的研究，无不闪烁着史识、史感的光芒。21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之构想史识、史感是通过对历史及历史事实的准确评说、深邃评判所得出的理性结论，它往往是不移的、不刊的。在这一点上，21世纪的学术研究者们倒反而要向20世纪的大师们学习。

然而，21世纪毕竟是前进的，在观念、方法等方面，有超越过去的地方。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曾经以检索资料宏富博多而自诩的研究方法黯然失色。然而电脑产生不出思想。就美学史而言，21世纪的美学史研究应该是思想家的美学史研究，应表现为深隽的发现、深邃的解读、睿智的概括。

真正的史感是什么？20世纪的一些史著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课题留给了21世纪。构合为史感的，是当时性的呈示和历时性的展示。前者说得过多，后者说得太少。就“当时呈示”而言，也是罗列得多，解读得少。如何进行“当时呈示”呢？首先要明确的是，所选对象不是某一部美学类别史中的对象，也不能包揽无遗，而是要选择具有审美代表性和对美学史发展产生影响的对象。所呈示和解读的，首先应是其美学性质、特征、形态，发掘其审美质素。其次要扣合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探究审美性质、特征、形态、审美质素产生的主体依据。第三是探寻审美心态所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不同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不同，所孕育的审美精神也不同。例如六朝玄学与美学、隋唐佛学与美学、两宋理学与美学。安史之乱带给唐代社会状况以至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对诗人们的审美所造成的影响是深重的，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杜甫就达不到他现在被公认达到的水平和高度，只能是像高适、岑参那样的大诗人，而不是“诗圣”。历史变动对审美变化的影响可谓大矣。但这又取决于历史大变动的历史内涵是什么，其容量有多大、程度有多深。两宋更迭，靖康之难，建炎南渡，宋元易代，明清换朝，给予人们的社会心态进而审美心态的撞击是巨大的，从而影响其审美性质、特征、形态和质素。这样就寻找到了审美形态和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结方式和转换过程，从而实现了有描述、有说明、有现象、有原因的现时性解读目的。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范文第2篇

建安文学研究可分为古代和现当代两个时期。古代建安文学研究几乎与建安文学创作同步进行，这主要表现为诗人之间的互相品评评论。较有系统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等。曹丕等人既是诗人，又对别的诗人颇为了解，他们的评论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六朝时期，陈寿、沈约、挚虞、颜延之等均极重视建安文学，特别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对建安文学作了精辟的论析，一些观点被后人视为定评。唐代的王通、骆宾王、陈子昂、李白、杜甫、元稹、皎然、李商隐、吴兢等诗人、学者对建安文学都有独到的见解。宋元明清时期研究继续深入，主要表现有：其一，涌现出大量诗话，对建安诗人及其诗作从不同侧面进行评论。著名的有《岁寒堂诗话》（张戒）、《升庵堂诗话》（杨慎）、《四溟诗话》（谢榛）、《姜斋诗话》（王夫之）、《围炉诗话》（吴乔）、《历代诗论》（吴景旭）、《随园诗话》（袁枚）等。其二，出现了许多选本，如元人刘履的《选诗补注》明人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清人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王夫之的《船山古诗评选》，沈德潜的《古诗源》，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等选本中选录、评论了许多建安诗篇。其论析简明扼要，闪烁着真知灼见。其三，对建安诗文的整理，最出色的当推明人张溥，他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收录了建安时期三曹和孔融、王粲、阮瑀、陈琳、刘桢、、应璩等十人的集子，为建安诗文的保存、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四，明清学者还为建安作家集写序题辞。如张溥为三曹集分别题辞，李梦阳、徐伯虬、李桢、毛一公、张炎、陈朝辅为《曹植集》作序。其五，对建安诗文进行考订、论述，叶燮的《原诗》、何焯的《义门读书记》、朱乾的《乐府正义》、张玉谷的《古诗赏析》、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丁晏的《曹集鑫评》、刘熙载的《艺概》、吴汝沦的《古诗钞》等尤为突出。

总体说来，古代学者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一如他们的全部文学批评一样，对建安文学的研究也显得零散、片断、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述。其中试图全面把握建安文学特征的只有刘勰、钟嵘、严羽等数家。刘勰《文心雕龙》对建安文学作了多角度的论述，他认为：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慷概以使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明诗》）

他把三曹乐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述酣宴”，另一类为“伤羁戌”（《乐府》）。邺中文士“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明诗》），“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时序》）。刘勰对建安文学的论述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他能够联系汉末时代背景来探讨建安文学的成因，识见高远；二是他对建安诗人作出了前无古人的高度评价，这些评价大多是较为中肯的；三是他第一次论述了诗歌的“风骨”，为后人提出“建安风骨”创造了条件。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他具有浓厚的宗经思想，他说：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戌，志不出于，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乐府》）

将曹操反映战乱之作和曹丕游子思妇之词一概斥为“郑曲”，不言而喻，论者是站在封建正统诗教的立场上的。

钟嵘的《诗品》使诗学脱离经学而独立，成为纯文学性质的诗学。他首次提出了“建安风力”：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为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孙绰、许询、桓、庚诸公诗，皆平曲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总论》）

他将从汉至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为三品，上品共十一位，建安诗人就占了三位（曹植、刘桢、王粲），列入中品的有曹丕、应璩，列入下品的有曹操、曹睿、曹彪、徐干、阮瑀。他认为曹植之作“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刘桢之作“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最足以表现“建安风力。”

宋人严羽《沧浪诗话》首次提出“建安风骨”，他说：

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陶渊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以下。（《诗辩》）

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支摘叶。（同上）

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悲壮，曰棲婉。（《诗辩》）

严羽认为建安风骨的特征在于气象雄浑，格调高古，这主要是针对“近代诸公”－－江西诗派而言的。他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诗辩》）

据上可知，古代学者对建安诗歌总体特征的把握，因时代与历史的局限，与我们今天对建安诗歌的理解是有差距的，但古代学者的研究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材料。

到了现当代，建安文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首先，在诗文整理，诠释方面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校注本，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文本，如黄节的《魏武帝魏文帝诗注》、《曹子建诗注》，余冠英的《三曹诗选》，夏传才的《曹操集注》，夏传才、唐绍忠的《曹丕集校注》，赵幼文的《曹植集校注》，郁贤浩、张采民的《建安七子诗笺注》等。此外，张可礼的《三曹年谱》，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的《三曹资料汇编》为后人了解三曹生平创作和检索古人研究建安文学的论述提供了方便。其次，出现了许多论述建安文学的著作。在五十年代之前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朱自清《经典常谈》，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五十年代后大陆地区出版的专著有张可礼的《建安文学论稿》，王巍的《建安文学概论》，钟优民的《曹植新探》等，许多历史学家和古典文学专家都对建安诗人和诗作作了深刻的论述，他们的研究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最高水平。

从对建安文学总体特征研究的角度看，近代影响最大的当推刘师培与鲁迅先生。刘先生摈弃了旧的研究方法，首先系统地研究建安文学，功莫大焉。他将建安文学的特征概括为“清峻、通脱、骋词、华靡”，并分析了出现这一现象的社会思想因素。他的失误在于过多的重视了形式而忽略了思想内容。其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将建安文学风格概括为“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认为“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是有点异彩。”他对曹氏父子和孔融等建安诗人进行了分别论述：

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曹操）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

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以曹丕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之外，加上壮大。

鲁迅先生的论述颇为精采，他对曹操、曹丕等人的评价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我们也有必要指出：二十年代后期，政治舞台和思想领域内都极为复杂，作为斗士的鲁迅先生在他的学术活动中不能不带上自己鲜明的感情和强烈的情绪，而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一次讲演稿，与冷静的客观的学术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两汉文学史》等）是有区别的。我们今天不能脱离时代而盲目地照搬鲁迅先生的论断。当然鲁迅先生的研究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建国后大陆地区对建安文学的研究，或可概括为两个派别：一是“现实派”，一是“觉醒派”。现实派的观点长期流行，影响最大。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建安文学特征的根括可视为现实派观点的简明表述：

他们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概，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后来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认为：现实派的概括抓住了建安文学的主要方面，但同时又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大批“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作。强调了诗风上慷概悲壮的一面，忽略了委婉绮丽的另一面。该派以“建安风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是欠准确的，这一点已为有识之士所指出。张可礼先生认为：古代讲“建安风骨”，都是对建安文学某些特点的概括，而对于某些特点的概括，又多是侧重在艺术表现方面，强调的是建安文学明朗刚健、古朴自然的艺术表现。至于建安文学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描绘，建安文人抒发的消除动乱、恢复封建治世的理想和抱负等特点，则基本上没有涉及。因此，现在学术界流行的所谓古代提出的“建安风骨”“是对整个建安时代文学的面貌的概括”的说法，与古人讲的“建安风骨”的含义是方圆不合的。［（1）］

“觉醒派”在新时期出现，近年来颇为盛行。该派认为魏晋时代是一个“人的觉醒”时期，魏晋文学主要表现了“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概、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族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2）］“在这以前的文学，许多都重在政教，……但都并无尊重个性的要求。提出这一要求，实从这时期的文学开始。”“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最值得注目的一点，是自我意识的加强。”“由于自我意识的加强，文学的社会使命感减弱了。文学的创作首先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政治、教化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自己，获得心灵上的。”［（3）］“觉醒说”的出现使许多历来被曲解被忽略的问题被凸现出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本文并不能完全同意“觉醒说”，因为在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士风－－诗风有数次大的变化，就建安时代而言：建安士－－诗人与西晋士－－诗人的人生观并不相同；“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并不是建安诗歌的主调；建安诗人在关注个性的同时，亦关注着政教和功业。

二

在前修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汉末士风的走向，将建安诗歌的总体特征归纳为“一体两面”。

一面是，与昂扬奋发的时代风尚相应，建安诗人创作出了反映社会动乱，描写人民苦难生活，抒发建功立业、重建天下宏伟抱负的诗篇。此类诗篇的风格是康慨悲壮，刚健豪迈，语言质朴。从创作时代上看，多完成于曹操平定北方之前。本期内建安时代的主要诗人尚未集中，正如曹植所云：“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与杨德祖书》）曹操的《薤露行》《篙里行》，王粲的《七哀诗》其一，孔融的《六言诗》等为此期的代表作。到了曹操平定北方之后，建安主要诗人云集邺城，年轻诗人曹丕曹植兄弟走向成熟。本期内题材广泛，诗风多样并存。反映动乱现实和人民苦难的作品还在不断涌现。曹操的《苦寒行》写士卒行军之苦，表现不得已而用兵的悲哀；曹植的《送应氏》其一写洛阳城的残破荒凉；女诗人蔡文姬痛定思痛，以自身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长篇五言诗《悲愤诗》，哭诉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表现统一天下之志，展示奋力搏击之情的诗篇始终是建安时代的最强音。步入老境的曹操，为求得“天下归心”的局面而效法“周公吐哺”，思贤若渴，从而老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唱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之歌。曹丕亦多“壮思”，以“我独何人，能不靖乱”而自励，曹植则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为榜样，志在“建金石之功，流惠于下民。”王粲陈琳等人亦表示“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建功不及时，钟鼎将何铭？”充满了英雄意识与功业思想。

“慷慨”是建安诗风的主要特征，曹操诗云：“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短歌行》），曹丕诗云：“余音赴迅节，慷慨时激昂“（《于谯作诗》），曹植诗云：“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箜篌引》），“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刘勰《文心雕龙》概括建安文学特征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时序》），又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慷慨”的原义既有充满正气，情绪激动之意，又有感叹唏呈，伤心不已之意。可后项意义往往被人忽略，遂对“慷慨”有了狭窄的理解。建安诗作中既有慷慨激昂的因素，也有悲凉伤心的成份。前者主要体现于表现理想壮志之作，后者主要存在于再现苦难现实的作品中。

其二，与建安士风相应，建安诗歌中出现了许多表现生命意识的作品，同时建安诗人为了消解生命悲剧意识创作了大量的饮宴之作、游仙之作，山水池苑之作，男女欢爱相思之作等。沈德潜云：“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古诗源》）曹操与曹丕父子的区别也正反映了建安诗歌前后期的区别。此类诗的涌现集中在邺下时期，曹丕曹植兄弟及王粲刘桢等人以抒情性代替了写实性，从对社会现实的描摹转向对士人心理的展现，对自我意识的渲染，从而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典论·论文》的出现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宣言，从此，文学名正言顺地成为抒情写意的艺术。诗人开始讲求文彩，注重雕饰和炼字。并注意到了音律的特点，格调婉曲、清新、明丽。钟嵘认为曹丕“‘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瞻可玩，始见其工。”又赞美曹植之作“词采华茂”、“体被文质”（《诗品》），明确反映出建安诗风从率真自然走向华丽绮靡的过程。

此外，建安诗人创作了大量五言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心雕龙、明诗》）。五言诗的盛行，论者多从其自身特点考虑，常借用《诗品、总论》中的一段话来解释，即：（四言）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五言）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这只是内因。从外因考察，则五言诗的盛行亦与建安士风相关。挚虞《文章流别论》云：五言者，……于俳谐倡乐多用之。黄侃《诗品讲疏》亦云：凡非大礼所用者，皆俳谐倡乐，此中兼有乐府所载歌谣。建安士－－诗人冲破了传统礼法思想的束缚，不以采用俳谐倡乐为耻，大胆地将民间俗乐及五言句式，引入音乐与文学的大雅之堂，使五言诗成为抒情写意的主要形式。

上述两面共存于建安时期，共同组成了建安诗风的特征。其中，以关注汉末社会政治，再现汉未动乱现实，抒发以天下为己任，昂扬进取之雄心壮志，诗风以慷慨悲凉、壮怀激烈的一面为主，以展现建安诗人对生命意识的体悟及消解，诗风委婉华丽的一面为次。这两个方面互相渗透，互相关联，同时存在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之中，共同构建了建安诗歌系统。

这与建安士风之特征恰恰对应！

注：

（1）张可礼：《建安文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2）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李白；诗歌；意象；特征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8-0260-02

唐代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不朽的奇葩，而唐代诗人李白则是中国最富盛名的诗人之一。李白素有“诗仙”之名，他的诗歌飘逸潇洒，极具浪漫主义的创作色彩。李白的诗歌是唐代诗歌的典范，在他的诗歌中不仅意象丰富，而且寓意深远。可以说，内敛而平静的意境是李白诗歌创作风格的一项重要特点。在研究李白诗歌意象特征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注重李白诗歌浪漫、激越、奔放的特点，还应该研究李白诗歌意象中的含蓄之美，应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李白诗歌。

从总体上看，李白的创作变化多端，他打破了传统诗歌创作的固有格式，达到了丰富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诗歌创作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祖国山河和美丽大自然的赞美，其风格兼顾俊逸清新和雄伟壮阔。除此之外，李白的诗歌还常常使用想象、拟人、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搭配李白惯用的意象，往往能够描绘出诗歌里独特的意境，让人回味无穷。李白的诗歌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同时代的绝大多数诗人，对后世文学的创作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无论是韩愈、李贺还是苏轼、陆游无一不对李白的诗歌创作交口称赞。

一、诗歌意象及其作用

（一）什么是意象

意象是诗歌中描绘的具体形象，是融入了作者思想情感的物象，创造意象并借助意象抒发思想感情是诗歌创作的一种重要方法。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诗歌还是现代诗歌，对于意象与意境都是十分重视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意象即是意境。当然，我们现在认为，在诗歌当中两者还是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的，尤其是在现代诗歌中。现代诗歌的创作通常要借助一定的形象，这些出现在诗歌中的形象也就是意象。诗人对于意象的使用往往能够有效地烘托出诗歌的意境，表现出诗人的主观意识与情感。由此可见，对于诗歌而言，意象其实处于诗歌中美学的范畴，诗人通过意象的塑造让读者与自己产生共鸣，甚至通过意象来表达出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进而以此来丰富诗歌的内涵。由此可见，我们在阅读诗歌的时候，需要找到诗歌中所描绘出来的意象，并充分把握其表现出来的特征，才能体会诗人蕴含在其中的独特思想情感，更好地进入诗人所描绘的独特精神世界。

（二）诗歌意象的特征

我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是表现诗歌内涵和表达诗人情感的重要载体，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首先，诗歌意象具有情感性特征。意象本身就具有固定的情感倾向，又兼具了诗人特定的情感。诗歌中的意象往往蕴含着诗人更深层次的情感，他们将自己的情感隐藏在意象之中，既能够符合古典诗歌含蕴的表达方式，又能够利用意象更好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其次，意象具有含蓄性特征。古诗中的意象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具有含蓄、暗示的特质。中国古代封建时期对于文化的禁忌还是很多的，尤其是涉及到皇家，因此在长久的封建统治时期，诗人约定俗成地使用了一些意象来含蓄的表达某种情感，既能够让人理解，又不容易犯了忌讳而招惹是非。因此，借意象抒情，融情于意象之中，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是历代诗人的一致追求。第三，意象具有丰富性特征。诗人的感受往往会受到特定环境的影响，因此同一个意象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诗人的笔下所蕴含的思想情感往往也是不尽相同的。

二、李白诗歌意象探析

（一）李白诗歌意象的分类

李白诗歌中意象的分类大多数还是与中国古代传统诗歌中的意象分类相一致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别：一是草木类。草木类中的代表意象有梅、兰、竹、菊、青草、杨柳、松柏、梧桐等。草木类的意象主要经常用来表现人物的人品或者性格，例如松柏表示刚正不阿、梅花代表高洁不屈等。李白诗句中有“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里用桃花表现的就是与世无争，其乐融融的境界，桃花是春天的象征，是理想桃源的象征。二是动物类。动物类中代表意象的有大鹏、大雁、蝉、杜鹃等。李白诗歌中典型的意象是大鹏。代表诗句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另外“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诗中的大鹏是作者李白的自我外化，诗人将大鹏视为理想与抱负的寄托，赋予大鹏气贯长虹、直冲霄汉的人格力量，是诗人慕自由、尚洒脱的独特思想意蕴的体现。三是器物类。器物类中代表意象的有酒、酒杯、剑、船、镜子等。酒和剑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比较典型的两个意象，男诗人用的概率更大，而且在描写战争的时候，剑这个意象出现的比较频繁。关于酒的诗句，最出名的诗句之一就是李白的那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虽然诗人在诗句中并没有直接写到酒这个字，但是诗人却用“莫使金樽空对月”描写出了一幅豪迈喝酒的场景，显得十分具有英雄气概。四是气象景物类。气象景物类代表意象的有夕阳、雨雪、流水、白云、蓝天、青山等。这类意象通常都是抒情意味比较明显，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出现的相对较多。如《独坐敬亭山》中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诗句中的“孤云”是失意落魄的自我形象，又如《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中的“兰生谷底人不锄，云在高山空卷舒”中的“云”是作者李白个性自由的精神写照。

（二）李白诗歌意象的特点

在李白的诗歌创作中，诗歌意象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个性特征，主要突出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李白诗歌中的意象组合丰富，变化多端。例如在《行路难》中，诗人写到“子青自弃昊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两个非同时、同地发生的事情，诗人把它们并列在一起，成为互相映衬的意象，揭示出正直之士的不幸命运，给人壮阔悲凉的艺术感受。

其次，李白善于利用意象表现其象征性，而这种象征大部分表现了诗人本身的仙风道骨及侠士风采。例如《将进酒》中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众所周知，黄河之水不可能从天上来，但是李白却用这样狂野的意象描绘了黄河的壮阔，让人身临其境。

第三，李白善于利用意象在自己的诗歌中营造一种奇突之美。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是有一定固有模式的，一般诗歌的意象都蕴含了自己固定代表的寓意。但是李白在使用这些意象的时候往往与其他诗人大相径庭，表现出自己的独到之处。例如在《赠汪伦》中，李白感叹“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水”这个意象在古代诗歌中大多数表现的是时光荏苒、岁月变迁，但是李白偏偏在这首诗歌中用潭水来表现与汪伦之间深厚的情谊，不仅让人有新奇之意，而且借助“千尺深”的潭水，让我们也轻而易举地体会到了诗人与汪伦之间情谊的深厚。

（三）李白诗歌中典型意象的分析

李白的诗歌中出现的意象数不胜数，但是仔细分析李白诗歌我们也不难发现，虽然意象的数量很多，但是李白却对一些意象更为偏爱，所表达出的情感与思想也更为深厚，下面我们就着重分析几个李白诗歌中几个比较典型的意象，这也是李白诗歌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几个意象。

1.李白诗歌意象之“流水”。水无形无态，水又千姿百态。水最轻柔，软如丝绵；水最刚强，滴水穿石。水最有艺术的可塑性，水是李白诗歌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意象，据相关统计我们可以知道，在李白流传下来的九百多首诗歌中，出现了将近四百次有关流水的意象。其中比较熟悉的诗句有“流水无情去，征帆逐吹开”、“流水如有情，幽哀从此分”、“好风吹落日，流水引长吟”等。李白格外钟情于流水这个意象，在诗歌中频繁使用，说明它与李白的思想情感紧密相联。笔者认为，李白诗歌中的流水意象其实是诗人比较隐秘的一种表现生命意识的情感。李白诗歌中的流水意象绝大多数并不是作者单纯的对自然景物进行描写，有的时候流水表达了时间内涵，而这一内涵正是折射出了诗人强烈的生命意识。用流水这一意象表达对生命的敬畏并非是李白独创的，事实上流水这一意象经过中国数代文人的反复锤炼已经沉淀为中华文化中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符号：和而不同，兼容并蓄。

2.李白诗歌意象之“剑”。李白不仅是一名浪漫的诗人，还是一名武功高强的侠客，因此在他的诗歌中频繁的出现“剑”这个意象，就显得十分自然。剑是我国最古老的兵器之一，代表的是力量与权威。在全唐诗中，李白笔下一共出现了一百零七次“剑”这个意象，由此可见他对“剑”这一意象的钟情。李白从小就学习剑术，对剑有着深厚的感情，甚至他在自己的诗歌中把自己的妻子也比作了“拙妻莫邪剑”。李白生活在我国古代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唐代民风开化，国威远扬，因此李白的个人理想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他在诗歌中频繁的使用“剑”这个意象，也表现了他想要建功立业的博怀。“剑”这一意象不仅寄托了诗人对于自由的渴望，还表现了诗人一生都想追求的报效国家的情怀。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宋代 女性诗词 题材内容

在宋代的诗词创作中，就性别来看，男性诗人要明显多于女性，因而成为了这一队伍的主流力量，这样的情况与唐代时的情况是没有差别的，这是中国文学上一种独特的现象，不过这也表明在诗词艺术极度繁荣的唐宋，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诗人至少也是起到了一种配角的作用。她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以男性诗词为主流的文坛上打造出了一片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绿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长期以来，很少有人专门对宋代女性诗词的作者数量和文学作品进行系统地研究，她们的诗词创作对于宋代文学的繁荣究竟有怎样的重要作用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定位。本文将以宋代的女性作者为基本的载体，对这一时期的女性诗词创作成就就行理论上的概述。

一、宋代女性作家队伍的总体概述

要想对宋代女性诗词创作艺术进行分析就要首先弄清楚这一时期女性作家数量的基本情况。根据《增订注释全宋词》（才）里面的统计，在宋代从事诗词创作的女性共计有118位（其中没有性别说明和名字遗失的不包括在内），诗词作品共计260首，其中有关宋人话本小说人物诗词40首，作者共计27人；元明小说依托宋人词40首，作者共计13人，除去以上两类的诗词，宋代的女性作家共计78人，诗词作品一共有180首。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宋代78位女词人进行更为详细地划分，作者的身份主要有以下六种类型：第一类，出身于大家闺秀或者贵妇人；第二类，出身于官宦家庭并且丈夫多为地方官吏的；第三类，普通家庭的女子；第四类，山林隐士或者佛道之流；第五类，宫女；第六类，歌姬。这就说明宋代的这78位女性词人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她们其中很多人都是有家庭的，有的生活很幸福美满，有的则是充满了忧愁和哀伤，因此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触决定了她们的诗词创作风格和当时的男性诗词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诗词作品有着很深的历史情感烙印。

从诗词作品数量来看，在这78位女词人的180首作品中，其中诗词作品数量最多的有三个人，她们分别是李清照：52首，朱淑真：25首，魏夫人：14首，剩余的最多的是一个人4首诗词，其他大部分都是一人一首诗词。在这180首诗词作品中，一共有78个词牌，这其中有中调和小令共计68个，长调10个，其中长调分别为：《凤凰台上忆吹箫》、《花心动》、《声声慢》、《满江红》、《满庭芳》、《念奴娇》、《望海潮》、《贺新郎》、《永遇乐》、《沁园春》。其中《满江红》、《念奴娇》、《满庭芳》都是各自有三个词牌，一共填词三首，是这些词牌中最多的。

二、宋代女性诗词的题材和内容赏析

宋代的女性诗词文学成为了我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宋代女性词人的数量最多，并且诗词创作的题材非常广泛，诗词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因此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对于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唐代女性诗歌所不能及的。因此唐诗就是一部男人的文学历史，宋词却是男性和女性的共舞，在这时期出现了像李清照、朱淑真和魏夫人这样的大家和名家，她们的诗词作品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示了一种大家风范。

（一）宋代女性诗词的男女情爱主题

宋代女性诗词中大多描述男女情感，其中有对一见钟情的难分难舍，也有对往日甜言蜜语快乐时光的回忆，更多的则是对身处两地相思之苦的描写。在这一类型的诗词作品中，以怨词的数量为最，并且很多都是经典传诵的作品，例如唐婉《钗头凤》（世情薄）、朱淑真（减字木兰花）（独行独坐）、阮逸女《花心动》（仙苑春浓）等等。一般来说，怨词的内容都是女词人心中情感的一种宣泄，所以诗词的风格就显得缠绵徘侧和哀婉动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要数戴复古妻的《祝英台近》：

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操碎花笺，忍写断肠句。道傍杨柳依依，千丝万缕， 抵不住，一分愁绪。

如何诉。便教缘尽今生，此身已轻许。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 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

戴复古是陆游的学生，一生喜欢游山玩水，根据毛晋《石屏词跋》中的记载，他曾经“南适欧闽，北窥吴越，上会稽，绝重江，浮彭盆，泛洞庭”。根据陶宗仪《辍耕录》中的记载，当戴复古在江西武宁游玩的时候，有一位富翁对他的才华非常仰慕，所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可是三年后当戴复古要返回家中的时候却告诉她自己家中已经有妻子了，因此不能带富翁的女儿回家，这才有了《祝英台近》，来和他进行告别，此女不久便投江自尽，因此这是一首诀别诗。

（二）宋代女性诗词的宫女歌姬主题

宋代女性诗词除了有很多的情感诗词描写以外，还有很多诗词作品是关于宫女和歌姬生活的。这些女性词人都是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因为职业的缘故，因此和诗词艺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盼盼的《惜花容》（少年看花双鬓绿）主要是抒发了流光易逝，青春不再的感慨；平江妓的《贺新郎（春色元无主）则是抒发了和意中人分别后的那种愁苦心情；苏小小的《减字木兰花》（别离情绪）则是抒发了对异性朋友的思念之情；严蕊的《卜算子》（不是爱风尘）则是在讲述自己从良以后的心路历程；这些诗词作品都有着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宫女诗词则是更多抒发了对于故国的思念之情，例如金德淑、黄静淑、陶明淑、杨华淑、杨慧淑等10位宫女的《望江南》就是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这10首《望江南》都是宫女们为送琴师汪水云创作的。对于这一点在《词苑丛谈校笺》卷六乃有专载：“章邱李生至燕都……夜静，闻邻妇有倚楼而泣者，明日访之，则宋官人金德淑也。询李曰：‘客非昨暮悲歌乎？’李曰：‘歌非己作，有舟人自杭来，吟此句，故记之耳。’金泣曰：‘此亡宋昭仪王清惠所寄汪水云诗。当时吾辈数人皆有诗赠汪。’举其《望江南》词曰：‘春睡起，积雪满燕山。万里长城横编素，六街灯火已阑珊，人立玉楼间。’后遂委身于李。”这些宫女都是因为“靖康之耻”而南下的北宋宫女，因为终日思念故国而不能返。当得知乐工汪水云在获准由北南还时，她们遂各赋《望江南》以送。这些流落他乡的宫女们，无时无刻都在思念自己家中的亲人，因此赋予了宋代女性诗词一种新的精神面貌。

（三）宋代女性诗词的巾帼英雄主题

两宋动荡不安的政局不仅让宫女们深受其害，还有一些出身官宦世家的女子也是其中的受害者，李清照就是其中的一位。李清照在南渡以后终日生活在国破家亡，失去丈夫的悲伤之中，一直孤身一人，经常在南方各地流转。这一事情李清照的词创作虽然没有诗歌那样强烈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可是诗词的创作题材还是和以前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在《永遇乐》（落日铭金）这首词中，作者对于往昔京都的繁华场景进行了回忆，和如今的落魄景象进行了对比，字字扣人心弦，充满了真挚情感。另外根据《词苑丛谈校笺》卷七记载，在宋钦宗靖康年间，在金兵南下的过程中，武阳令蒋兴祖战死城中，其女被金兵俘虏走，于是在雄州骤中这个地方写下了颇有名气的《减字木兰花》：

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云。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百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

这首词可以说就是对蔡淡《悲愤诗》前半部分的一个缩写。在况周颐《蕙风词话》之《续篇》卷一对这首词做了这样的评价：“寥寥数十字，写出步步留恋，步步凄侧。所言甚是。”总的来讲，这首词的曲风婉转悲切，朴实无华，是当时宋代女性诗词的思想表达上的最强音。

（四）宋代女性诗词的咏物言志主题

宋代女性诗词中也有很多的咏物词，一般都认为宋代的咏物词是开始于北宋年初，林道的《点绛唇》（金谷年年）则是被认为是宋代的第一首，这之后柳永、张先、欧阳修、苏轼、周邦彦都参与到了咏物词的创作之中，其中又以周邦彦词最多。到了南宋的时候，咏物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且在艺术上开始走向成熟，北宋女性词人以朱淑真为代表，现存咏物词共计25首，其中主要的为“雪”、“梅”、“梨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那种高傲的心境。在南宋的女词人中，又以李清照的咏物成就最高，现存的咏物词共计有9首，其中有关梅花的有7首，梅花有着冰肌玉骨、斗雪傲霜、贞洁自守的特点，因此也成为了宋代文人的精神象征，因此朱淑真、李清照都特别喜欢写梅花，例如李清照的《孤雁儿》：

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沉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萧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侍。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在这首词中，李清照进行咏梅，可以说是物我相融，融情于景，由梅花表达了自己对亡夫赵明诚的思念之情，饱含了深情厚意，可以说是宋代咏梅词中的上乘之作。

三、结语

宋代女性诗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宋代女性诗词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诗词创作进行研究，同时也有助于研究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发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参考文献：

[1]才.增订注释全宋词[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2]王百里.词苑丛谈校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范文第5篇

摘要 来自不同时代的三首《长相思》，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抒写了人类的共同情感。萧统诗含蓄古朴，欲言又止中传递出情感的沉重与无奈；李白诗华丽奔放，在有力度的情感上又加了一层政治的隐喻，意味隽永；白居易的词则既有词体的婉约细腻，又有盛唐诗的意境空灵，体现了词体新兴时期的风貌。

关键词：长相思 萧统 李白 白居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从人类摆脱动物性的那一刻起，就有一种真挚永恒的感情，跨越时间的荒野，横渡千山万水，将一颗颗细密敏感的心灵紧紧缠绕，用绵长的想念淹没无数湿润的眼睛。“长相思兮长相忆”，相思，正是这样一种人世间最普遍、最易引起共鸣的情感力量。历朝历代的文人骚客不断受其浸染，将消失在历史烟云中的情感碎片鲜活地再现于动人的文辞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相思”总是与“长”结合在一起。是真情，思念便不能不深，不得不长。相思如流水悠悠，如丝线绵长，细腻、温柔、深沉，牵牵绊绊地跟随着远方的游子倦客，将百炼之钢也化成了缠绵不断的情思一缕。

《长相思》是六朝乐府古曲。从乐府曲，到唐代的教坊曲，再到唐宋词，它作为不同时期的“流行歌曲”，不仅历史悠长，而且曾在不同的时代风靡一时。李贺《夜坐吟》中就曾写道“铅华笑妾颦青娥，为君起唱长相思”。现在流传下来的《长相思》，六朝乐府有十四首，唐代十七首，宋词则有百多首。人们所熟知的《长相思》，往往是白居易的那首《长相思・汴水流》，或者林逋的《长相思・吴山青》。其实在唐宋词以前，乐府《长相思》也多有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佳篇佳句。

梁・昭明太子

《长相思》

相思无终极，长夜起叹息。

徒见貌婵娟，宁知心有忆。

寸心无以因，原附归飞翼。

思念太深太长，以至于没有尽头、没有终极，无日无夜的相思煎熬内心，又怎能轻易入眠？作者相思的是谁、是什么，我们不知道，透露给我们的仅仅是一句似有所指又不曾指明的“心有忆”，再加上“徒见貌婵娟”一句的欲言又止。前四句都表露了一种不能为外人道的深沉情感。可叹的是，此心此情竟然无法传达，只能愿它附于鸟儿自由的双翼，为远方的那个人捎去思念。在李商隐的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中，能看出昭明太子此诗的痕迹。这是一个精彩的反说化用，萧统是心无因而托于翼，李商隐则是身无翼而传于心。心翼之间，同样传达了相思的真挚与无奈，但也传递出了唐人与前人的不同，心与翼的不同归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南朝人重具体物象而唐人重心象、重主观的差异。

千载之下，在历史的尘灰里，我们贸然做着种种猜测，去填补对历史的猎奇和对偶像的崇拜。以太子贵胄，才华横溢、儒雅多情，却又传奇般地英年早逝，昭明太子萧统一直是个引人嗟叹遐思的历史人物。临风遥想当年风华，是否美女如云的东宫里，英俊多情的太子在环绕身畔的莺莺燕燕中难觅知音，思念着远方某个不为人知的女子？她是被阻隔在皇宫之外，还是有着不同寻常的身份，使他限于某种羁绊不能与之相伴相守？而这位神秘的姑娘是否配得起风华绝代的他？又是怎样的深长绵邈的思念才称得上是“无终极”呢？结尾的“无以因”又把这种相思投入无所依傍的虚空。太子的执着深情令人叹惋！

同样是相思，盛唐的相思曲便截然不同于南朝，无论体式的改变，还是情感表达的不同，都昭示着盛唐时代的特征。

李白

《长相思》三首之一

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金井阑， 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 卷帷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长天， 下有渌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 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这是只属于李白的气质。那种穷天辟地依然苦寻不着、简直令人发狂的感受，把摧人心肝的期盼与无奈说的透彻入骨。但相思即使到了极致，也不是令人低沉绝望的，反而依然能有一种力量感。全首诗句句押韵，并且押的是畅通无阻的平声韵，给人以通透贯彻之感，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不拖沓，无滞碍，“毫无艰难之色”地将一份带有强烈气势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有如泼墨之画作。

首先交代环境并进行铺陈：络纬秋啼，霜色凄凉，在秋天的一个夜晚，孤灯不明，诗人愁思欲狂，却只能对着月亮深深地叹息，先给读者营造了一个如此凄美的画面，然后点明相思所指――“美人如花隔云端”。这两句有着屈原《离骚》的味道，亦隐约可见《蒹葭》中那位溯源而上的远古诗人的身影。然而魂飞的再苦也是无用，遥远的关山连梦中到达都那么艰难，如此痛彻心扉的相思让人五内俱伤！这种强烈的情感表达来自诗人的用韵与修辞，更来自于诗人心中深厚的喷薄型的气势情感，使得读者的心理和感情也被拖曳而下，不能自主地受到感染。最缠绵的相思之情亦可被赋予如此力量，正是盛唐诗歌独一无二的可贵品质！相比之下，李白的相思虽表达得更苦更深却也更为通达，萧统则更多了一分说不得的内敛与苦涩，显示出两个时代的不同风貌。

另一方面，李白的相思因蕴含了“长安”、“美人”两个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词语，使其内容不仅仅停留在男女之情上，更多了一重隐喻的政治指向，使诗歌在两个维度上都可以展开。形式的流利上又多加了一层含蓄的表达，使其意味更加深长隽永。萧统的诗歌，总体上似乎也笼罩着政治与宫廷带来的寂寞、无奈、压抑，虽有蕴藉之味，却模糊到了无从体认，难以带给人这一层次上的兴发感动。从这一角度说，李诗内涵之丰富、情感之充沛要胜于萧诗。而这亦符合历史和文学史的规律，唐诗正是在吸收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达到了繁荣高峰。李白此诗无疑受了六朝乐府《长相思》的影响，再以更成熟的艺术手法和盛唐赋予的心理情感重新加以开拓，从而留下了千古名作。

白居易

《长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每个时代都有爱情，但每个时代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并不一样。词体产生以后，更多的爱情表达被放置在了词里，尤其是宋词，其细腻，其悠长，都与唐诗中的爱情诗迥然有别。白居易的这首《长相思》正处于盛唐诗与宋词交界的时代里。“诗到元和体变新”，中唐文学正处在转型期――既不再单纯延续盛唐的特质，也还没有像宋代那样完全彻底地转化了时代特征，呈现出复杂、交融、创新的多元生态面貌。此时作为新兴文体出现的词作《长相思》，无疑也带有这个时代的独有特征。

月下脉脉的流水环绕着整个词篇，流水、思念、恨三者异体同构，都是那么绵长深远，欲断还休。词中山含情，水凝愁，点点相思随流水，绵延不尽；此处之恨，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恨，是“恨君不似江楼月，只有相思无别离”之恨。而结句“月明人倚楼”，将这种相思之苦定格成一幅意境悠远的画面，吟之回味不尽。从结构上说，这首词吸收了民歌的表达方式，回环复沓的句式、流水般的节奏及叠字叠韵的使用造成了绵远悠长的韵味。就其题材内容、表现方式、美学风味来讲，它毫无疑问是首精彩的词，但与更典型的宋词相比，我们不难发现，这首词中还残留了诗歌尤其是唐代诗歌的表现方法。它既是典型的词体，也保留了唐诗的意境。结尾的“月明人倚楼”，正是盛唐人善造意境，以景结尾、含蕴不尽的典型手法。在诗与词的艺术分工、美学区别还没有那么清晰的时代，诗词仍处在交界混杂的局面中，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晚唐诗作与词的风味极似便是另一个有力的例证。

似乎从一开始，《长相思》这支穿越了无数朝代的歌，就被赋予了苦情的主题。无论是作为杂曲歌辞还是宋词歌辞，在不同的音乐系统里，以它命名的曲调总是忧伤哀怨，歌词也总是缠绵凄苦。尽管如此，人类的情感是复杂的、变化的，相思虽一调，却涵蕴了阐述不尽的情感内涵，在千百年来被人常解常新。虽然词谱已经失传，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萧统所用的乐府《长相思》曲调应该是朴质沉着，李白的《长相思》曲则流畅激烈，而由白居易奠定的词调《长相思》则定是回环凄婉；如果说萧统诗中的相思是难以出口的无奈与孤独，李白诗中的相思是透彻而奔放，那白居易诗中的相思就是绵渺悠长，不绝如缕；如果说萧统的相思是孤飞的鸟，李白的相思是清彻的月，白居易的相思就是悠悠不绝的流水和情人似水的眼眸。

人世几千年，真情永流转。人类的情感因表现方式的千变万化而万古长新，但穿越历史跨越空间，永恒不变的唯有那份真情，也唯有那些表达了人类最真挚美好情感的作品才能在人间传唱不绝。相思，一个被抒写了几千年的主题，古人写，今人也在写：“夕阳一点如红豆，早把相思写满天”，现代人笔下的相思一样优美动人。只要人间有情，相思还会绵延抒写下去，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参考文献：

[1] 《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