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管理市场投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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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市场投资报告范文第1篇

在中国的私人银行眼中，这些客户被称作“高净值人士”;而在老百姓的眼里，他们叫“中国富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富人”仅仅是作为中国私人银行的理财客户对象，并未包含各种各样的隐形富豪。

近日，兴业银行与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联合中国私人银行全面发展报告《中国私人银行2015：千帆竞渡、御风而行》。该报告的调研范围为全国具有代表性的18个省份中，随机抽取的金融资产达到6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1200多名中国高净值客户。

根据BCG全球财富市场数据库数据显示，2013―2015三年中得益于较高的GDP增长、人口红利、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等因素，预计2015年底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大约为11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高净值家庭财富约占全部个人资产的41%，全年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总额将达44万亿元。未来5年，随着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私人财富累积增速进一步放缓，预计将以13%左右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平稳增长至196万亿元。

中国富人主要分布在哪里？他们从事何种职业？他们在2015年主要进行了哪些投资？财富的来源有哪些？他们在海外投资主要选择哪些国家？

中国富人集中在哪些省份？

――广东人最富，河北、河南成为“后起之秀”，宁夏、青海最少

报告显示，2013―2015年三年中，得益于较高的GDP增长、人口红利、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等因素，中国私人财富规模的年复合增速高达21%，预计2015年底，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大约为11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高净值家庭财富约占全部个人资产的41%，全年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总额将达44万亿元。未来5年，随着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私人财富累积增速进一步放缓，预计将以13%左右的年均复合增长率（CAGR）平稳增长至196万亿元。

从高净值家庭地域分布图上来看，沿海代表“旧钱”（通常指家族财富已经积累经过几代，个人财富很大一部分通过继承获得），而中部（长江经济带、京广铁路沿线）财富人群正在崛起。预计未来5年内，高增长率和高密度的地区将会减少，北京、上海、广东等富裕地区的增长会进一步放缓。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会转移至内陆地区，私人财富规模基础较好且受政策红利影响较大的省份，如四川、河南、内蒙古、重庆等地将会具有更大发展潜力（见图1）。

具体来看，中国高净值家庭的区域分布仍以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为主。根据BCG中国财富市场模型预测，2015年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和上海等6个东部沿海省份的高净值家庭数量均将超过10万户，约占全国高净值家庭总数的一半，成为各类财富管理机构争夺客户的主战场。四川是高净值家庭数量最多的内陆省份，其次为河北、辽宁、河南、湖北等经济大省。

从高净值家庭财富总额来看，广东、江苏、北京、山东、上海和浙江等6个省份总额为23万亿元人民币，约为全国高净值家庭资产规模的一半，是中国私人财富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广东省高净值家庭可投资资产总额高达6万亿元人民币，为全国之首;河北、四川、河南等较富裕地区高净值家庭财富总量也都在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以北京、广东和江苏为代表的省份，高净值家庭密度较高，总体私人财富规模较大，但过去3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逐渐下降，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在于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这些省份已成为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的必争之地。

BCG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何大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增速相对较慢但高净值家庭密度较高的地区为上海、浙江、山西、辽宁和天津。这些省份大多属于经济大省，且具备较强的经济地位或天然的资源优势。虽然这些地区高净值家庭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高净值家庭比较聚集，财富累积相对成熟，可供私人银行业务深入挖掘的潜力依然广阔。

报告显示，高净值家庭数量增速较高但密度比较稀疏的地区，如山东、四川、河南等省份，具备开展高端财富管理业务的条件;而重庆、内蒙古等地的存量较小，增速较高，主要受政策红利和资本投入驱动，未来具备一定爆发潜力，可能成为未来私人银行业务重点发力地区，须争取先发优势;而宁夏、青海和则是高净值家庭数量最少的省份。

中国富人的钱怎么赚的？

――“办实业”虽仍是主流，但“金融投资”占比大幅提升

据何大勇介绍，中国高净值客户的需求日趋复杂化和多元化，具体体现为“六化”：投资领域多元化、风险偏好提高化、产品服务定制化、投资需求综合化、投资视野国际化、服务模式数字化。“但本质上，客户正在日趋回归到对投资理财专业性和金融服务综合化的根本要求上。”何大勇称。

据报告统计，私人银行客户的财富来源正在从“以创办公司获利为主”，转向“投资金融市场获利”。调研结果显示，47%受访客户的主要财富来自于办理实业公司，在目前的高净值客户格局中，企业主仍旧占据较主流的地位，而25%的受访客户的主要财富来自于金融市场（见图2）。据波士顿咨询2012年的《2012年中国财富报告》中指出，当年，58%的私人银行客户主要财富来自于实业公司，而投资金融市场的比例仅为11%。

可以看出，通过“办实业”挣钱的高净值客户相比2012年减少11%，而通过“金融投资”挣钱的高净值客户相比2012年增加了14%。这意味着，目前，私人银行客户的财富来源仍然主要来自于创办实业公司，但通过金融投资来获取财富的人的比重正在不断增加。

“究其原因，这样的变化主要源自二级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从去年开始至今年年中的一路走热，吸引了较多投资人并创造了相当的收益。”何大勇表示。

何大勇分析称，私人银行客户的投资领域由储蓄、固定收益类产品（含有类固收类的信托产品）及房地产投资，逐渐向二级市场、现金管理类、信托、PE/VC等多元领域拓展;相较于2012年的客户调研结果，在客户持有的投资资产类别中，股票从第6位一跃成为最受客户关注的投资产品。

调研结果显示，平均每位受访者覆盖近4个不同的投资领域;约65%受访客户投资于股票市场，约61%和56%的受访客户分别投资于现金管理类和固定收益类产品。除此之外，42%的受访客户投资于信托产品，也主要由于其“刚性兑付”的特性，可满足客户实现保值和稳定增值的需求。

同时，可投资资产大于3000万的高净值客户将股票、信托和房地产作为最主要的投资手段，对于现金管理类和固定收益类产品的热度较其他客户而言更少一些，主要是因为高净值客户在财富积累有相当量的前提下，愿意积极寻求其他风险与收益率稍高的替代产品

调研结果显示，68%的受访客户愿意承担一定风险，较2012年的客户调研结果有大幅增长;另有14%的客户风险容忍度较强，愿意承受较大风险，也接受“高回报意味着可能要承担较高风险”的想法。受访客户中，47%和40%的客户分别配置了中等和高等风险产品;相较于可投资资产在600万～3000万之间的客户，可投资资产大于3000万元的高净值客户在中高风险产品的配置上更为激进，持有30%及以上比例中等和高等风险产品的客户占比分别为41%和48%。

何大勇称，展望高净值人群下一年的投资规划，股票仍是未来最受关注的热点投资方向，信托、固收和现金管理类等领域的关注度将持续，私募类基金将会成为近期新兴热点。

报告显示，拥有家室的高净值客户占比较高，84%的受访客户已婚且育有子女，10%已婚未有子女，财富传承因而成为客户较为关注的一大领域。

中国富人喜欢去境外

哪些地方投资？

――最爱中国香港、美国和加拿大

在外界看来，许多私人银行客户已经完成了境外资产转移，目前更加关注如何在境外市场进行投资。“私人银行客户投资境外的主要原因在于资产的安全性、增值和对冲内地金融市场风险。” 何大勇坦言。本次调研数据显示，使用过境外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的私行客户比例超过40%，较前次调研的结果有所提升。

据介绍，在投资产品方面，各类资产分布较为平均，其中股票、金融衍生品和房地产是客户目前拥有比例较多的产品。未来，高净值人群对于境外投资产品品类的关注度仍将持续在股票、金融衍生品和房地产领域。

在境外目标市场的选择上，中国香港、美国和加拿大是内地高净值客户最偏好的三个市场。香港是亚洲最主要的离岸私人银行业务中心之一，在金融服务业方面具备深厚的专业基础。此外，香港还是人民币离岸中心，税收环境、人才优势和临近中国内地等优势为中国内地商业银行在香港开展私行离岸业务提供了最佳实践选择。此外，中国香港、美国和加拿大同时也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对于有子女教育、家族移民需求的高净值客户更具有吸引力（图3）。

中国富人喜欢哪些理财渠道？

――36%购买过互联网理财产品

自2013年起，“互联网金融”成为全行业的关键词，迄今热度不减。“面向高净值人群的私人银行业似乎与这一场变革无关。然而，纵览海内外的行业宏观与微观发展趋势，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私人银行业弄潮于互联网时代的必然与必须。 ”何大勇表示，“互联网”对于行业的洗礼首先体现在技术层面，即日趋广泛的数字化应用。但是，更加值得全行业关注的是“互联网”助推私人银行业务模式进行深刻变革的巨大力量（见图4）。

事实上，与商业银行整体在中国金融行业的主导地位相比，起步于2007年的中国私人银行业在高净值人群中的渗透依然十分有限。BCG分析显示，中国主要私人银行在高净值人群中的渗透率为8%左右。 然而，在传统的业务模式下，中国的私人银行难以迅速构筑规模优势。“众多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客户经理面临维护客户数量过多、销售时间被行政事务挤占的困境。快速展业并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在传统模式下异常艰难。” 何大勇坦言，如何借助“互联网”救治行业痛点已经成为全行业的命题之一。

报告显示，私人银行客户经理团队的服务能力与质量依然是高净值人士需求的核心：54%的高净值人士将私人银行客户经理的素质与专业能力作为选择财富管理机构的首要标准;65%的私人银行客户未来仍旧会选择客户经理作为首要接触点。

然而，在这样的“不变”之外，变化已悄然而生。调研显示，在互联网大潮席卷中国的当下，高净值人群正在逐渐步入“数字一代”：近80%的中国高净值人士正在使用数字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尚未使用的人群中，35%的高净值人士明确表示愿意尝试。在已经使用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中，与“互联网金融主要服务潘俊钡挠∠笙嚆＃36%的高净值人士购买过互联网理财产品，P2P及众筹等以服务长尾客户著称的电子化产品也受到了超过10%的高净值客户欢迎。

财富管理市场投资报告范文第2篇

在高于GDP年增长率8个百分点后，中国富豪的资产管理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8%的增速，进而掌控了70%的财富份额；尽管，这些家庭才占了总家庭数量的0.4%。财富的超出成熟市场20个点的集中率并不能妨碍金融市场的利益判断，理财市场看到了巨大的中国前景。正如，波士顿的邓俊豪所言，中国市场成为“必争之地”。

几乎在同时，2006胡润富豪榜又用一个个非常生动的事例与数据，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在个人财富领域里面增长的态势，从而触发理财机构对于财富管理领域的开发欲望。但是，从财富报告以及成熟市场传递来的信息说明，掌控这个市场却远非易事。

对中国市场而言，显而易见的难点是如何说服客户接受理财概念。投资渠道的单一化，大量的现金持有，表明了理财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尽管现在的情况有了大大的改观，但是如何取得信任又像是一堵墙挡在了众多理财顾问的面前。报告显示，75%的客户是建立在亲友推荐及与客户经理的私人关系基础上的，这对中国市场的粗放经营是很大的挑战，尽管这种粗放式经营是建立在人才捉襟见肘的前提下。

在理财市场刚刚启蒙，产品还是很单一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我们进行自理、参与、委托性客户的精细划分。也如报告所言，自理往往是专业行内人士，非理性的参与性客户对客户经理们来讲，往往就是一种灾难。投资心智的不成熟往往会使客户经理疲于应付。一方面是要解决市场的环境，一方面是要解决客户结构，不可谓不任重道远。

这个行业里面，最活跃的不是万众瞩目的富豪们，而是当今要面临种种挑战的理财顾问们，或者称之为客户经理。在众多的经纪人、理财规划师和保险人中，或许只有5%的人具备注册财务策划师(CFP)的资格，而具有CFP资格认证已成为担任优秀理财顾问的最基本要求。对于更高的财富管理要求，或许这个群体里还要有特许理财顾问(CFC)、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注册会计师(CPA)这类资格认证的专业理财人士。而在每个市场，具体的要求也不一样。在马来西亚，成为一位理财顾问必须具备当地等同于CFP、CFC的资格认证。但是，在美国，只需要一个地方能挂上自封的“理财顾问”的头衔即可。而在中国，理财资格认证还是刚刚起步。

财富管理市场投资报告范文第3篇

欧美银行业个人客户服务的一般分类是：1大众银行(Mass Banking)，不限制客户的资产规模；2贵宾银行(Affluent Banking)，要求客户资产在10万美元以上；3私人银行(Private Banking)，要求客户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4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要求客户资产在8000万美元以上。

私人银行向客户提供的不仅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财富规划，还能帮助安排“从坟墓到天堂”的一切身后之事：通过提供遗产管理服务，以成立慈善基金的方式完成客户生前的愿望，延续其梦想。

约在一代人之前，私人银行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那些继承了大笔家族遗产的客户。迎合这些客户需求的规模较小的独立私人银行，以其贴身的个性北服务为荣。然而风水轮流转，私人银行近年来开始面对一批新型客户：他们通过其创业与经营活动积累了个人财富，而且乐于将资金投入到复杂的另类投资产品中。

个人财富的爆炸性增长，使得拥有私人银行业务、在企业融资和投资银行方面具有专长的全能银行成为主角。过去5年，大型金融机构致力于将其私人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更密切地融合在一起(表1)。

全能银行领先独立私人银行

总部位于伦敦的垒球性财富管理咨询公司Scorpio Partnership针对私人银行业的研究发现，垒球高净值客户的资产，有75％左右仍未交由私人银行管理。将私人银行业务和企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可以帮助全能银行接触到潜在客户。

此外，那些希望多元化投资的现有私人银行客户也能从全能银行的投资银行和直接投资部门获益：有机会投资于初创企业或上市前(PreIPO)的公司。

全能银行在产品开发、合规及法律事务等一些领域拥有较大规模，可以为富人客户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

不过，中小型的独立私人银行也自有其优势，比如能灵活地回应客户需求，提供预约服务等。在人性化服务方面，他们有一种传统，即向客户提供建议，而不只是向客户推销产品。但较小的独立私人银行常常缺少采购外部产品的必需资源，更难于在银行之外开发产品。

在当前活跃的金融市场环境下，私人银行被视为一个增长行业，对垒能银行和规模较小的独立私人银行来说，都有足够的成长空间。富人客户通常将他们的资产放在2－3家私人银行，而不是托付给单一机构。因此，私人银行面对的挑战就是要赢得客户资产中的更大份额。

私人银行业务新突破

在世捐赠

美国钢铁大享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经常被引用的名言，对高净值富裕个人别具意义：“过剩的财富是一种神圣的信托，其拥有者要终其一生，为了同胞的最大利益，对之进行管理。如果一个人死的时候，还有数百万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那么他将耻辱地死去。”

卡内基的哲学被越来越多的捐赠人接受――白手起家的一代新富纷纷寻求参与慈善活动，而不只是通过遗嘱把钱留给慈善团体或自己的家人。独立捐赠人组织Philanthropy UK的报告写道：“富人希望看到个人捐献的影响，体会施与的乐趣与回报。”

新一代慈善家的钱大多是自己赚来的，这带来更强烈的拥有感，所以他们热衷于更多地参与到自己资助的慈善活动中去。很多人希望参与设计自己资助的项目、监控过程、评估结果。

富人通过比以往范围更广泛的活动来回馈社会，利用其资源对引发社会变革施加影响：在垒球范围内改善医疗服务、消除贫困、进行学术资助等。

在世捐赠日益多见的另一个原因是，富人担心钱太多会毁掉子女的人生。他们最关心的，是留多少钱给后代才合适。创建私人基金会或捐赠者顾问基金(donor－advised fund)可以让亲属共同参与到一个项目中来，或是关注对家族具有重要性的问题，还有助于在资金管理、组织运作方面对子女进行教育。

还有一些人很早就创造了财富，退休时还年轻，但他们希望继续发挥作用。在世捐赠为他们的精力释放提供了一个着眼点。

在世捐赠潮流背后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自我表现――由于有钱人越来越多，豪宅名车已经不足以展示财富。捐赠是显示身份的另一种方式。

社会责任投资

在摆脱以避税为导向的私人银行理财方案的过程中，瑞士的私人银行纷纷采用特定的投资主题来吸引越来越具有社会意识的富豪家族――率先将资金投向水力、能源和“对社会负责”的投资项目。随着垒球富人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们也越来越关注社会和环境司题，在自己的投资组合中，配置相当比例的社会责任投资(social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s，简称SRI)品种。

美林(Merrill Lynch)和凯捷咨询(capgemini)共同编制的《垒球财富报告》(WorldWealth Report)指出，拥有逾3000万美元资产的超高净值人士将他们资产中的9％配置到社会责任投资中；拥有至少1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人士，在社会责任投资方面的配置比例紧随其后，达到8％。

投资者正拓宽思路，出资支持乙醇等新燃料和高级电池技术的开发。跟踪400家从事环境和社会责任投资企业的Domini 400社会指数，自1990年起的年回报率为12.71％，而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同期的回报率为11.48％。

欣欣向荣的亚太区市场

《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受益于中国香港、印度和中国内地股市的良好表现，2009年末亚洲百万富翁的财富净值(9.7万亿美元)首次超越欧洲富人(9.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内地资产不低于100万美元的富豪共有47.7万人，位列垒球第四。

预计到2013年，亚太地区将超过北美，成为垒球最大的财富集中地。其中，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增长有望刺激亚太区富裕人士财富显著增长。

巴克莱财富管理(Barclays Wealth)预计，金砖四国(Bric，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的百万富翁人数在未来10年将大幅增加。不过巴克莱认为，如果缺乏投资银行的支持，私人银行想要在新兴市场的新贵中发展客户，将颇费周折。

巴克莱财富管理的研究报告显示，在经济前景未明朗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富裕人士的投资态度较垒球水平更为乐观，更愿意投资股票、房地产等较为简单的投资产品。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Unit，简称EIU)预测，到2017年，在家庭净财富总额的排行榜上，中国将从垒球第7位上升至第3位，仅落后于美国与日本；印度将从第

14位上升至第8位，俄罗斯将上升8位至第11位，巴西将上升3位至第12位。

金融产品创新与个性化

近5－10年是亚洲财富管理的高速增长时期，其中的原因是经济增长带来个人财富，无论是新兴的印度和中国，还是经济成熟的中国香港、新加坡或韩国，这些地区中新一代富豪对私人银行服务的要求不断增加，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服务范畴。

亚太区私人银行的财富管理专业知识(know－how)和理财产品源于向欧美成熟市场的借鉴。目前，另类投资已经变得甚为普遍。同时，客户对投资产品的理解能力提高很快，产品设计弹性及客户参与度均上升。如果客户对市场有个人观点，那么私人银行的职责当然不会停留在聆听的层面，而是扮演角色。

私人银行另一特色是“量身订做”，结构性产品可以应客户需要，将不同产品特点加以综合，改进产品结构，从而符合客户的风险和回报组合要求。在量身订做的产品以外，私人银行同时提品开放平台(open architecture)。

家族财富管理需求增加

私人财富管理通过引入投资银行为企业客户的购并和直接投资提供协助，成功的企业家或创业者在事业上都难免业务交接或转型的需要，由此产生了对投资银行的需求。如何顺利将财富交予下一代，涉及责任和权力等敏感之处，需要私人银行提供贴身的服务。

面对新一代富豪不断崛起，私人银行运作模式已有很大改变：私人银行能提供详尽投资方案(deal flow)，加上专业投资顾可众多，具有效率。另一方面，客户参与意愿提高，而且传媒信息发达，对金融产品的认知能力上升，私人银行家的分析能力愈显重要。

进军中国财富管理市场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在2009年底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在垒球性金融危机中损失相对较小，中国拥有百万美元资产(仅指包括现金、股票和债券在内的金融资产，不包括房产和实业)的家庭数量达45万，已超越德国和英国，排名垒球第三位。其中，占中国家庭总数不到0.1％的富有家族，拥有45.8％的居民总财富。他们是私人银行的潜在客户。

美林和凯捷的亚太区财富报告指出，中国的富裕人士相对年轻，投资方式亦较为积极。相形之下，41％的日本富裕人士年龄超过66岁且偏好保守、低收益的产品，而属于这个年龄段的富裕人士在中国仅占2％。47％的中国富裕人士介于46－55岁之间。另外，只有4％的中国富裕人士的财富是继承而得，日本则占22％。中国富裕人士的这些特性，导致他们在追求最大回报率的同时，具备相对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这些特性也意味着内地富裕人士阶层具有惊人的成长潜力。

招商银行与贝恩咨询公司(Bain)共同完成的中国私人财富市场调查(表2)中发现，中国的超高净值人群几乎都是民营企业家。紧随其后的是专业投资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了私人财富的大幅增长；排名第三的是最近20年来成长起来的职业经理人、公司高层与专业人士群体；另有少数高净值人士则是全职太太、退休人士、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等。总体而言，中国的高净值人群以可投资资产在5000万元以下的个人为主，可投资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个人仍属凤毛麟角，企业家占了这部分超高净值人群的大多数。

经历了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内地股市暴跌之后，内地富人更深刻地认识到投资的风险性和复杂性。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将近80％的超高净值人群考虑投资组合的进一步多元化。

本土银行试水股权投资产品

由于中国本土的私人银行起步较晚，以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等为代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下属的私人银行主要通过与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私人股权投资等其他金融机构合作，实现专属理财产品的开发。

作为国内首家推出私人银行服务的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的开放式产品平台提供的私人银行产品主要包括4类：现金管理、固定收益、股权投资和另类投资。过去3年以来，招行私人银行的客户数量和管理总资产连续保持了近35％的增幅。

虽然银监会规定，商业银行的理财资金不能直接投资于境内二级市场交易的股票或与其相关的证券投资基金，但私人银行拥有其绿色通道。私人银行除了继续运作投资到股市的产品，也踏入了投资未上市公司股权的广阔天地。

2010年1月，招商银行与普凯投资基金(Praxcapital)合作推出房地产项目股权投资产品。该款产品将募集的资金成立4个平行基金，每个基金均独立以股权投资、债权投资或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投资于二、三线城市中以住宅为主体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同期，交通银行私人银行与上海六禾创业投资公司合作，推出投资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拟上市企业股权和上市公司限售股权。创司德同资本也通过民生银行私人银行，向其高净值客户募得近3亿元；最低投资额约为1000万元。

工商银行私人银行不但为客户定制多样化的外币理财产品；还与工银瑞信基金合作，发行由其担任投资顾问，由工行作为产品管理人的类基金形态人民币证券投资产品；工行规划的核心产品――“全权委托资产管理服务”，根据客户具体情况设计专属的整合资产组合管理方案。

尽管银监会规定银行理财产品不能投向私募的规定对私人银行例外，然而采用理财产品的方式意味着私人银行承担了信用风险，因此银行仍须谨慎从事。为避免风险完全由客户自己承担，工商银行、浦发银行等尝试对通过银行募资的私募基金将投资的项目进行风险溢价测评，如无法通过测评，该项目就会被放弃。

目前国内私人银行在募资中更多扮演的是“中介”的角色，但就海外经验而言，私人银行应考虑将客户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仅提供一个财富管理的选择，因此私人银行应对其推荐的私募基金做好尽职调查。

外资银行发挥综合服务优势

德意志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隶属于私人和工商企业银行部，从而可以全面地服务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2008年3月，汇丰银行在其本地注册一周年之际，正式在中国内地推出私人银行业务。很多外资私人银行在中国内地的目标客户都是相对年轻的企业家，风险偏好高，处于财富创造的初始阶段。汇丰则把目光投向了更为稳定的中老年成功企业界高层。

法国兴业银行于2007年10月在上海开设了该行在华的首家私人银行分支机构。该行计划“非常迅速”地进入中国大陆其它拥有1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法兴银行在华私人银行的目标客户是高科技、房地产和建筑等行业资产净值达1000万至2000万美元的民营企业家。

财富管理市场投资报告范文第4篇

十年前的中国证券分析江湖草莽丛生。直到2000年公募基金问世，国泰君安、

申银万国、华夏证券等券商所属的研究所从对内服务向对外部机构投资者服务

转型之后，证券分析师才开始与股评家、营业部咨询师分道扬镳，

与国际投行正式接轨，中国证券研究由此逐步走向正统与规范。

证券研究市场化的十年，同样是中国资本市场20年历程中的一段精彩篇章。

中国证券分析师规模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升，薪酬不断攀高，成为中国“最贵的”研究队伍。但在其价值与话语权增长的同时，也面临收入增长受限、内外部利益平衡、竞争之下研究创新不足、独立性有待提高等挑战。

尽管有重重阻滞，在高速成长的中国经济与中国资本市场带动下，

中国券商研究业的未来十年仍值得期待。作为中国经济研究第三极的中国分析师

方阵，不仅希望将话语权进一步延伸到国内宏观政策决策领域，

还在谋求加大对海外资金流向的引导力度，他们的努力，

将使“中国研究”与“中国资本”一样崛起为国际金融市场上不容忽视的力量。

感谢支持本专题调研的所有基金管理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部）、QFII、

银行、私募基金、券商资产管理部、信托公司以及各证券研究机构

本届评选由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师担任独立审计机构

2010年，是中国证券市场诞生的第20年，也是中国证券研究走向市场化的第10年。中国券商研究与证券市场相伴而生，从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于1992年创建算起，中国券商研究至今已有18年的历史。但是，这些研究部门在诞生之初，一直定位于对内支持券商的经纪、自营、资产管理等业务部门，其开始转型对外服务，则要以2000年开始为真正意义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提供研究服务为标志。以此计算，为买方提供专业投资研究服务的中国券商研究到2010年正好走过十年。

十年来，中国券商研究因机构投资者的壮大而崛起。他们在商业研究的大旗下，深度解析中国的宏观经济、行业与上市公司、股市投资策略、债券、基金、衍生品、金融产品设计等领域，已经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有别于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中国经济研究新势力，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影响力和话语权日增。

同时，他们通过服务于公募基金、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私募基金、财务公司、QFII等广泛的机构投资者，探索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成为券商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之一；并作为与“股评家”相区别的、专业的研究力量，引导资本市场走向理性投资、价值投资。

转型卖方服务:成就中国经济研究第三极

多年后的今天，李迅雷仍然对上世纪90年代那些到营业部做咨询的周末记忆犹新：“那时候，分析师虽然已经在做公司研究了，但都是为自家券商的客户在服务，面对的是散户；周末到营业部去做咨询，其实就是在做股评，因为散户问的都是‘有哪几匹黑马’、‘下周什么股票会涨’之类的问题。”

曾经执掌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达十余年之久的李迅雷，现任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他是中国券商研究机构由对内服务向对外服务转型的见证者与推动者之一。“2000年，有了公募基金的需求，分析师的咨询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基金经理不会再问分析师那些散户喜欢讨论的问题了，而是共同探讨哪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哪家上市公司会成为行业龙头，券商分析师的专业优势和特长得以体现。”

正是在这一年，李迅雷发表了堪称券商研究转型宣言的文章―《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自此，他所在的君安证券研究所与之前已经独立的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华夏证券研究所一道，开始了研究转型之路，从对内服务转型对外服务，从非营利转型营利，从服务于券商内部转型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团队。

十年来，在大中型券商研究机构率先转型的示范下，中小型券商也纷纷转向对外服务。回顾“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首推的2003年，上榜的券商研究机构仅10家，很多中小券商甚至没有研究部的建制。2004年，《新财富》首次对25家券商研究机构负责人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其中没有机构定位“全面对外服务”，“内外兼顾，侧重外部”的机构也仅3家。而到了2009年，全部参加“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的40多家研究机构，都已经不同程度开展了对外服务。尤其是近两年，陆续有东海证券、江海证券、民族证券、上海证券、东吴证券、齐鲁证券、东兴证券、华林证券和南京证券等后晋券商研究所转型对外服务，加入“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并争相引进大牌分析师。而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106家券商中有88家设立了研究部门，占83.02%，其2009年研究报告超过10万份。

在对外服务的过程中，券商研究机构探索出了通过研究服务分享佣金收入的卖方研究商业模式。商业化运作的券商研究的崛起，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研究的生态，在政策与学术研究力量之外，构建了中国经济研究的第三极。并且，较之政府与学术机构，作为券商研究买方的机构投资者更广泛、对研究的价值转化更直接，证券研究机构由此获得了更为充裕的资金支持，可以汇聚更优秀的研究人员，覆盖更广泛的研究领域，从宏观与微观层面更加深入、细致地解读中国经济。据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估算：“中国券商分析师有1000-2000人，平均每年有10-20亿元的投入，没有任何一个智库或大学能够有这么大的投入。”

券商研究部门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研究的市场化，有力支撑了分析师队伍的扩容和薪酬水平的快速提升。

十年来，国内券商逐步汇聚了庞大而精锐的分析师队伍。我们很难获知早期中国从事卖方研究的分析师队伍的规模。若以1999年中国第一次证券投资咨询资格考试有9100人报考、合格率为44%计算，则有4000人获得相关资格，但是，其中大部分为股评家或在券商营业部从事咨询，真正的分析师仅在少数。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在2004年举办的、首次开始征集候选人的第二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中，共有450多人报名，他们几乎涵盖了市场上所有对外服务的券商分析师。而到2009年的第七届评选中，则有来自42家券商的1100多位分析师报名参评，参评者人数较2004年增长了144%。同时，申银万国、中信证券、国泰君安、国信证券等大中型券商的研究机构规模相继超过百人。

回忆自己当年从医药行业的专业人士转行到招商证券做研究员的日子，深圳普邦恒升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陈文涛十分感慨：“当年，一批先驱者摸石头过河，边做边学，对研究充满热情。国内研究队伍虽然起点低，但进步神速，短短十年已是人手充足，研究的覆盖面和报告的更新速度呈几何数字提高。当初30-50人算大研究所，一人负责一个行业，如今大研究所有几百人，一个团队跟踪一个行业；以前上市公司公告后，券商可能要3-4天后才出报告，现在则会即时，报告时效性的重要已成业界共识。”

2004年，国信证券成为首家参照“新财富最佳分析师”榜单为分析师定价的机构，他们根据这一榜单，以年薪30-50万元公开招募首席分析师，并陆续吸引到郑东、肖利娟、胡鸿轲、赵雪桂等10余位当时在业内排名数一数二的优秀分析师加盟。时至今日，研究所首席分析师年薪数百万者已比比皆是。券商研究机构也因此成为顶尖人才的吸纳器，不仅海归学子、国内名校的优秀毕业生将担任分析师作为职业首选，中金公司等国内券商的研究部门也不断吸引华尔街分析师、实业界精英的加盟。

券商研究群体扩大的同时，服务水平也不断提升，服务内容不断丰富，从最初效仿海外投行分析师的公司调研、建立模型、撰写研究报告，发展到今天的组织路演、投资报告会、电话会议、上市公司联合调研、专项课题委托等灵活多样的卖方服务形式。

服务水平提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销售交易部的出现与壮大。转型对外服务的研究机构纷纷建立起销售交易部，招募销售交易人员，向机构投资者销售研究报告，开展后续服务工作。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总经理陈晓升认为：“销售人员相当于客户的策略分析师，他们从各领域的研究员那里获取对每一个客户有帮助的研究成果，促进研究成果在市场上的充分传播。”从“新财富最佳销售服务经理”评选可见，2005年首次评选时，被机构投资者提名的销售服务经理仅76人，2010年的第八届评选中，被提名人数已经增长到520多人，是四年前的近7倍。

十年价值发现:

从成本中心到定价中心、话语权中心

2003年初夏，当孙怀宇接到一通陌生的电话时，心里直犯嘀咕：“谁会为在券商内部不受重视的研究员评奖呢？”获得当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医药/生物制品行业第一名的孙怀宇，2007年因中投证券决意打造研究品牌，出任中投证券研究所所长。

券商研究的工作是发现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券商研究自身的价值也被挖掘出来，今天，研究实力和服务水平已经成为券商争夺市场份额的核心要素之一，证券研究也已成为资本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不可或缺的环节。

观点，吸引机构客户交易，获取交易佣金，是券商研究的最根本目的。伴随机构投资者的壮大，研究机构也从券商的成本中心跃居利润中心。在2003年首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时，77位公募基金经理管理的资产规模为682亿元；到2010年第八届评选，1527位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险资产管理、银行、QFII、券商资产管理、信托公司等不同类别的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资产规模近4万亿元。在机构投资者的人数增长19倍、管理的资产规模增长近59倍的背景下，券商的基金佣金分仓也水涨船高。据Wind资讯统计，2009年证券公司的基金分仓佣金为63.6亿元，较2003年的2.7亿元增长了近24倍。另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统计，2009年分仓佣金靠前的十大券商收入总计32.8亿元，占比为51.6%，而这十大券商也是当年度“新财富本土最佳研究团队”的前十名，“研究创造价值”得到了真金白银的印证。

尽管基金的分仓佣金收入是券商销售能力和研究能力的综合体现，但近年基金年报披露的信息反映出，基金在做分仓交易时，越来越看重券商的研究能力，一般都是根据券商的研究服务水平进行综合打分，再由评分结果决定分仓的比例。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特别是上规模公司，甚至会具体到其中的哪些比例由研究所的哪位分析师贡献。

研究为券商的价值不仅仅表现在佣金收入上，更表现在对经纪、投行等业务的智力支持上。2009年以来，券商佣金价格战带来的佣金费率下降趋势，反映出券商经纪业务的同质化问题日益突出，未来，经纪业务比拼增值服务的方向已越来越清晰和紧迫，而增值服务的基础就是研究。同样，券商在投行业务上的定价能力，同样建基于研究。

2009年7月，A股市场重启IPO，同年10月，创业板起航。进入2010年以来，一级市场业务更是风生水起，创业板、中小板上市节奏愈发频密。Wind资讯统计表明，2010年前10个月，66家券商共获得686个主承销项目，同比增长50%，总承销金额达到1.1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5%，券商共赚得133.2亿元的主承销费用，相当于2009年同期的4倍。在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下，若要从这一大蛋糕中分羹，券商的定价能力和证券配售能力至关重要，而市场化定价服务和解决企业融资过程中遇到的专业问题，都离不开研究的支持。与此同时，《新财富》对拟上市公司高管的调查也显示，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研究实力较强的券商担任承销商。可以预见，研究在券商内部服务中的重要性还将进一步提升。

海外投行的发展史表明，拥有一支具有强大市场号召力的分析师团队，可以有效提升券商的品牌知名度、话语权和定价权。从“金砖四国”到“金钻11国”，振臂一呼便有全球资金响应的高盛，准确预测次债危机的梅雷迪思・惠特尼，对美国甚至全球股市的影响堪比格林斯潘的艾比・科恩，让我们深刻领略到了海外大行明星分析师研究的影响力（详见附文）。十年的市场化转型中，中国也不断涌现出富于影响力的券商研究机构和明星分析师。

2001年9月，时任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主管的许小年报告《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 在大盘2200点之时提出“股市要跌到千点才合理”。“千点论”立即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激烈争论，人们首次见识到了券商研究的影响力。2004年，进入证券研究行业仅1年左右的高善文摘得“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宏观经济方向第一名，其“资产重估理论”自成体系，对宏观经济运行轨迹给出了独立又具可操作性的分析，受到机构投资者的热烈追捧。此后，其四次蝉联宏观经济冠军宝座，更成为最新出炉的第八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宏观经济第一名，堪称中国投行宏观经济学家第一人，有他出席的论坛总是座无虚席。

除了容易成为舆论焦点的宏观分析师之外，2003年至今的“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已经遴选出近500位分布在各个研究领域的优秀行业分析师，他们用自己的真知灼见，发现价值并影响着数万亿资金流向。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历经20年的超常规发展，正成为全球资本关注的焦点。截至2010年11月底，深沪上市公司已达2112家，总市值31.4万亿元，居全球第三位。“一个全球排名第三的证券市场，对应的分析师数量至少应该在全球排前五名”，李迅雷的观点，无疑指出了中国券商研究机构的方向。高速发展的中国资本市场，需要有数量与水平相匹配的研究力量去发现价值，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增强整个市场乃至中国经济运行的有效性。

成长阻滞反思:

券商研究最坏的时代正在到来？

财富管理市场投资报告范文第5篇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带来财富管理新机遇

改革开放带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仍然保持着中高速增长，中国人正在不断创造和积累大量财富。据胡润百富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9月末，中国个人总资产超过600万元人民币的有290万人；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有6.7万人。据波士顿咨询预测：2017年，全球私人金融财富规模预计将达到171.2万亿美元，除日本外的亚太地区年均增速将达到11.4%，总规模达到48.1万亿美元，占比28%。从数据看，中国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私人财富增长点，中国财富管理不仅具备了快速发展的雄厚基础，而且仍然是一片蓝海，具有较大挖潜空间。

十几年来，中国财富管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断探索到规模化发展的历程，初步建立了具有一定特色的财富管理体系。从储蓄到理财产品，再到投资房产、股票及高杠杆金融产品，中国投资者经历了从无风险到有风险，从承受低风险再到追逐风险的过程。近期，中国财富管理呈现出几个鲜明的转变：由注重规模向精细化经营转变；由过分依赖产品向注重专业服务转变；由相对单一向多元化转变；由内部封闭运行向内外联通转变；由单纯追逐收益向风险收益平衡转变。因此，中国的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善了社会投融资体系，健全了市场机制，增加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金融改革引发全球资产配置需求

由于世界各地经济周期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导致各自金融市场的运作及资产结构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不仅能有效分散和对冲风险，还可以分享各地不同阶段的发展成果，从而实现财富的长期保值、增值。随着我国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财富管理开启全球资产配置的时代已经到来。

一是资本项目开放步伐加快。在资本项目联通上，我国陆续推出了QDII、QFII、RQFII和沪港通，今年还将推出深港通。从趋势上看，立足、辐射大中华经济圈，进而向全球开放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且速度在不断加快。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一方面有利于境内外资金的双向流动，扩大资产配置的范围和标的，有效分散和对冲风险，获得稳定的长期收益；另一方面有利于完善境内外资产的价格形成机制，强化市场的有效性，使境内资本市场更加国际化。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自2005年汇改以来，我国形成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近年来，我国还广泛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搭建了一批离岸人民币市场清算网络，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结算货币。这些都为人民币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国际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化资产配置的双向联动创造了条件。

三是发展直接融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成为国家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已成为一项国家战略，并在加速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有望在年内推出，这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使境内资本市场更快地与国际接轨。政府工作报告将创业、创新作为一项国策，对中小企业私募股权基金提供政策和服务倾斜，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无限可能。创业板、新三板的迅速崛起则为这些可能提供了平台保障。国家战略为全球资产配置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四是客户需求有效刺激业务提速。近年来，国内投资者的海外投资需求非常旺盛。《2015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拥有境外投资的高净值人群占比已从2011年的19%升至37%，而拥有境外投资的超高净值人群占比目前已达到57%。此外，50%以上已拥有境外投资的高净值人士表示将会考虑增加境外投资，另有40%左右的人士预计该比例将大致保持不变。中国居民赴海外投资的范围包括不动产、信托、保险等，其中尤以房地产投资最为集中。仅2011～2014年，中国居民投资于海外房地产的金额就达到390亿美元，成为重要的国际买家。这说明中国居民全球资产配置的迫切需要，同时也说明配置资产过于单一，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因此，尽快推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迫在眉睫。

商业银行在财富管理与全球资产配置中具备独特优势

经济新常态下的投资变得愈加错综复杂，金融产品的收益风险也不断增加。除了面对风险和收益的把控，更要有主动的压力测试，研究客户的风险承受度、择时调整投资以及如何协助富裕人士进行财富的代际传承。因此就需要考虑合理的全球资产配置，为投资的收益平稳增长提供保障。在财富管理与全球资产配置领域，商业银行应充分发挥优势，做好客户的参谋、管家和助手，引导投资者趋利避害，走在风险的前面，做到“在对的时间，将对的产品销售给对的人”。 要实现这一点，专业、负责和创新是关键，而这也正是商业银行财富管理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全球资产配置能够突显银行的真正的理财能力。

一是商业银行要采用“核心-卫星”资产配置策略，灵活构建客户的投资组合以实现长期投资目标，并积极捕捉短期市场机遇。具体而言，就是将客户的资产分成“核心投资”和“卫星投资”两大部分：“核心投资”部分是客户全权委托银行进行相对低风险的、稳定和长期的资产管理，这部分投资由符合客户风险偏好的资产构成，并与客户长期战略目标相协调；“卫星投资”部分则是私人银行对客户提供投资咨询服务，客户自行进行投资决策的那部分投资，以相对高风险、短期的资产为主，主要是对投资机遇的把握，含股票、共同基金、债券、对冲基金等的购买，这样可以实现稳定性、机遇性、灵活性的完美结合。目前，中国高净值客户的资产配置与境外成熟市场的资产配置策略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华经国研的研究显示，2013年底美国超级富豪的资产配置中，有18%投向了对冲基金，美国本国股票投放18%，国际股票投放14%，债券类投资占比为17%，股权投资PE占 10%，房地产仅占6%。国内高净值客户绝大部分资产投资于房地产，少量资产投资于股票、PE、现金，对于对冲基金涉猎很少。随着我国财富市场及高净值客户的不断成熟，加大对冲基金比例、减持境内房地产配置比例、增加债券类资产与海外投放将成为配置趋势。

二是要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资源协同优势。目前，由于分业经营的要求，财富管理业务本身考验的是各家银行资源整合能力，而目前各家商业银行都与信托、券商、保险等金融机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商业银行作为领头羊，做好资源的整合和协同的能力也会及其显著。以中信银行为例，中信银行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拥有中信集团强大的品牌效应和协同支持。中信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多元化投资集团，金融板块牌照齐全，非金融板块业务覆盖众多实体行业，旗下拥有众多行业领军者，如中信证券、中信信托等。作为中信集团控股子公司，中信银行依托中信集团金融“全牌照”优势，整合品牌、产品、服务、渠道等优势资源，在新制定的三年战略规划中，提出了努力建设成为“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的战略目标，向客户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三是要提升零售战略地位，加快业务创新的步伐。几年来，国内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加剧，传统的依靠存贷款规模拉动盈利的模式难以为继，成熟市场零售银行业务收入贡献占比普遍在40%以上，国内前12家披露零售业务相关数据的上市银行，2013年底零售业务收入平均占比34%，仍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海外经验表明，零售业务能够平衡对公业务和同业业务风险，对抗经济周期和波动，零售业务价值凸显，各家商业银行都将零售银行业务作为业务转型的战略重点。2014年，中信银行启动了零售战略二次转型，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加大产品整合和创新力度，推出了一系列金融业务大单品：出国金融、薪金煲、家族信托、全权资产委托管理等创新业务，获取了大量高净值客户，管理资产规模持续提升。